欲奴 torrent:河洛访玄奘

王琳丽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
相传1400年前，一只凤凰盘旋在缑氏陈河村头，吱吱叫个不停。“凤凰叫，贵人到”，于是，一个天庭饱满，眉清目秀的婴儿降生了。1400年后的一个夏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带着探寻的目光，怀着寻根的敬意，想要推开千年时光的重重帷幕，感受着时光冲刷不掉的坚韧顽强，搜寻那取经人留下的成长印记——这就是玄奘故里。
它位于洛阳东南40公里的偃师市缑市镇境内，东接中岳少室、西近伊阕龙门、南眺万安山、北临白云山。走进这片物产丰富、文化气息浓厚的热土，我们被眼前的一切深深感动了：玄奘故居的古朴典雅，玄奘墓的清新高雅，玄奘寺的宏伟壮丽，造纸河的清丽幽雅，令人心旷神怡，清雅脱俗，真正进入了佛学仙境。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多少忧愁事，付之东流去”的解脱之感。而与玄奘故居遥相呼应的唐恭陵、娘娘冢却显示贵族阶级的不可一世，栩栩如生的天马为之腾飞，勤劳朴实的翁仲为之耕作，威武的石佣武将为之岗哨。相比之下玄奘故居更让人感到自然亲切，显示出佛学的最高境界。
据有关资料载，玄奘高祖陈湛，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陈钦；北魏上党太守、征东将军，爵封南阳郡开国工；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又任礼部侍郎，食邑河南，以后就定居缑氏。玄奘的父亲陈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任江陵县令，母宋氏，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这就是说，玄奘出身于名门望族，官宦家庭。陈惠夫妇生有四子一女，玄奘在诸子中排行第四。
玄奘，姓陈，名祎 ，法名三藏，俗称唐僧。隋文帝开皇二十年生（公元600年），小时侯，经常到寺院游玩。由于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十三岁时削发作了和尚。他年幼聪慧，又发愤读佛经，十五岁时不但能背《涅盘经》且能通俗释义。当时全国的高僧大多集中在四川，玄奘为了深入学习佛学，随哥哥到了成都的空慧寺，学习佛经长达五年之久。后又离开成都，只身一人沿江东下，在荆州的天皇寺研究经典。半年后，北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遍访各地高僧，钻研各家学说。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开始了西天印度取经的艰苦历程。在印度学习佛经十五年，于贞观十七年（643年）用大象和马匹驮着675部佛经起程回国。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派大臣迎接，并在朱雀大街召开欢迎大会。玄奘去印度取经十八年之久，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享寿65岁。唐高宗悲痛万分，叹曰：“朕失国宝矣”，并为玄奘举行国葬，有上百万人参加了葬礼，三万余人拥于墓旁。
玄奘故里又名陈河村，略作东西走向。村头竖立一方高大石碑，正面“玄奘故里”四个大字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玄奘故居、陈家花园、西原墓地。
玄奘故居，坐落在陈河村中部，坐北朝南，占地25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大体为一南北长方形院落，分前、后两院。由前向后，依自然地势渐次升高。故居大门仿隋唐风格，青瓦白墙，朱门红柱，匾额上书“玄奘故居”四个大字，出自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之手。
前院建筑和设施主要由厅堂和东、西厢房组成。厅堂又叫慈恩堂，为前院的主体建筑，建筑在砖砌高台之上。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三间，高约13米建筑为仿唐式，歇山顶，出檐深远，举折平缓，斗拱硕大，稳重大方。此厅堂原是玄奘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接待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谈经论道的地方，而今改为具有纪念意义的玄奘纪念唐。慈恩堂正中是玄奘的佛像，显得慈祥善良，凝神远方，普渡众生。左侧是弟子窥基，他是玄奘译经最主要的助手，和玄奘同为唯识宗的开山鼻祖；右侧是弟子圆测，他为玄奘的新罗（朝鲜）弟子，自幼聪敏，慧解纵横，为世人称颂。他们各个都是那么精神传神。厅内放置还有梵文佛经，译文手稿及各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东厢房为玄奘兄嫂住室，塑有玄奘兄嫂像，陈设着古香古色的生活用具，重现当年书香人家、夫妻恩爱的情景。
西厢房主要体现玄奘生平业绩的主要情况，放置有唐僧所译的经卷线装善本，有玄奘主持翻译的全部佛经，有译为世界五种文字的《大唐西域记》各种版本，有极为珍贵的玄奘墨迹。还悬挂着玄奘取经图，图上的玄奘慈眉善目，双眼平视，呈现出乐观豁达，无所畏惧的神态。他身背藏经篓，竹篓的每一格里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一卷卷经书。藏经楼高过玄奘的头顶有一尺左右，上覆一顶竹笠，竹笠的一端系有一盏油灯，油灯直直地悬在玄奘前面，就是靠了这盏油灯，玄奘才夜以继日地走过了110个国家。这幅画再现了玄奘西行奋斗17载的的形象，使人在参观故居时，对这位唐代高僧更加热爱和敬慕。房内还存放石刻莲花底座，原来上面供奉释迦牟尼佛像，虽然经历千年风雨，仍然清晰可见；“大龙朔二年玄奘法师敬释迦牟尼佛祖供养”等字样。紧靠前院西厢房左侧的是“玄奘故井”和“皂抱凤凰槐”，故井开凿于北齐年间，水质清澈透碧、甘甜宜人、富含多种矿物质，饮此井水可使人聪颖早慧、益寿万年，且能医治多种疾病。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智慧早开，聪慧过人。自古以来，此井被誉为“慧泉”，群众称为“神水”。“皂抱凤凰槐”原是一棵皂角树，相传玄奘天竺取经，树头向西；归国，树头向东。又称望子树、磨头树。玄奘圆寂后，树顶被雷击倒，树干日渐腐蚀成空洞，后来根发新枝，树干中又自然生长出了一株槐树，其树枝又酷似展翅欲飞的凤凰，头向东，尾向西，遥相呼应。故曰“皂抱凤凰槐”据玄奘故里的一位老先生讲，槐树的一枝干在十一年期间神奇地向右偏转了90度。我想这也许是灵山秀水，人才辈出，相映成辉的结果吧！
后院建筑和设施主要由厢房、后堂和玄奘法师的雕像等。东厢房为玄奘母亲宋氏居室，也是玄奘诞生之处；后堂为玄奘祖父母起居室。故居后墙即借用陈河村古寨墙，岁月沧桑，此处已经断壁残垣，但从中了解到当年的陈家气派。玄奘法师的雕像是陈氏后人为了纪念先人而立的。由少林寺、相国寺、白马寺三大驰名寺院的方丈主持揭碑仪式。由此可见，玄奘法师的影响通古传今，他是我国佛学界的开山鼻祖，也为历代研究佛学、发展佛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淀。
陈家花园，位于玄奘故居正南，坐南朝北，背靠凤凰台，面对陈家古宅。占地面积约1公顷。花园内建有“慈恩榭”、颂经斋”、“曲廊”、“桥亭”、“放生池”，还有桃园、杏园等。山石玲珑，流水淙淙，曲径迂回，别有洞天，鸟语花香，清幽异常。修复后的陈家花园集园林精华与佛教文化为一体，形成浓荫欲溢的园林效果。
西原墓地，位于玄奘故居西南，陈河村南800米处，为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地。墓冢直径5米，高约3米，呈覆釜形，墓地坐北向南，背依白云岭，遥望少室山，河水环绕，景色幽静。关于玄奘父母的墓地，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说是玄奘西天取经走后，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他的母亲思子心切，每到夜阑人静，月挂中天，便常常在村外小河旁，燃起一柱香，双手合什，遥望西天，默默为远在天涯的儿子祝祷，直到她离开人间。当玄奘取经回来，返故里探亲时，知道母亲已经辞世，连坟地也找不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牵着白马，漫步在河畔。正在这时，他的白马忽然仰天一声长啸，用前踢使劲下踏，很快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大坑里涌出泉水，很快淹没了凤凰台。待大水退出后，河畔便留下了一个四季不干的“马踢泉”。而在“马踢泉”不远处，玄奘母亲的坟便很清楚的出现了。当时乡亲们还说：马踢泉就是当年玄奘母亲烧香祝祷之处。这样的传说显然是后世受小说《西游记》的影响而敷衍出来的。
玄奘在中国乃至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犹如崇山峻峰，巍然矗立，他一人孤征，冒险犯难，百折不回，其毅力是建立在理性追求基础之上的。征途中，四夜五日无一滴水入口，昏迷中还要顽强爬行，再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后世向外开拓探险者的先锋。他执笔完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口嘱的《大唐西域记》，成为极有价值的古代史地文献，从印度带回大小佛教经典520卷，凡657部；把老子的《道德经》和《秦王破阵乐》译成梵文。最重要的是，用了十九年时间进行译经工作，翻译印度佛经七十五部，共1335卷，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四大翻译家中翻译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大师，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佛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国的“脊梁”，梁启超先生评价他的业绩为“千古一人”。因此玄奘的成就和贡献，远远超过了佛教范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为有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才有了神话中唐僧玄奘的家喻户晓，也因为的确有生活中真实的玄奘及这位毅力惊人的高僧所完成的稀世业绩，才有了众多游人慕名前往观瞻其圣迹美景，以探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盛况。走入玄奘故里时，我觉得自己身负巨重，走出玄奘故里，我顿觉如释重负，心旷神怡。也许是受到佛学故里的浓厚文化气息的感染，也许是玄奘法师的醍醐灌顶。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玄奘法师对佛学的研究是极为深刻的，对佛学经纶的注解和普度众生的观点是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更能体会到后人对玄奘法师的至高崇敬。佛学文化源远流长，信佛、知佛、理佛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要真正用心去体会，去感受，把自己的意志思想与佛学至高无上的境界联系在一起。总之，由于词屈笔拙，难以表达自己的种种感受，只能留下心领神会，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遗憾。唯有亲自走进玄奘故里才能体悟这里的一切，才能读懂玄奘的人生历程，才能长自己的慧根和开自己的慧眼。
发表于《寻根》杂志2004年第5期
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声望的日益提高，海外华人华侨也都扬眉吐气，掀起了寻根访祖的热潮。在此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头的河洛文化备受关注，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可喜
成果。为了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现就如何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谈几点意见。
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进互动
河洛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并不是几个人、几个单位所能承担的研究课题，必须有众多的研究人员参加，而且要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进互动，方能奏效。所谓综合研究，就是对河洛文化要进行总体、全方位的研究，如对河洛文化史的研究、对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对比研究等等。但综合研究也可以是某一方面的总体研究，如对河洛区域的族姓研究、学术思想研究、科学发展状态的研究等等。所谓专题研究，就是对河洛文化中某一个或几个课题的研究。专题研究也有大小之分，大的专题有时与一个方面的综合研究相一致。小的专题研究是指对河洛文化中的一个小课题的研究，如对族姓文化中某一姓氏、某个人物的研究，对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科学技术中的某一方面的成就的研究等等。一般来说，综合研究是从总体上探讨河洛文化的成就、价值、地位和作用，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比较准确地、系统全面地评价河洛文化，但光有综合研究，就很难深入，有时甚至会出现盲点和硬伤。专题研究的优点是对河洛文化中的具体问题可以研究得较为深透，但缺点是不能从总体、全面的视角把握所研究的问题，容易拔高自己所研究问题的价值和作用，出现与河洛文化总体形势脱节的情况。所以，河洛文化的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要并进互动。每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搞综合研究的人对具体问题难以深入，搞专题研究的人又难于对河洛文化作总体、全面的探讨，因此，就需要综合与专题研究两支队伍同时并进。与此同时，这两支队伍还要有互动的观念，即搞综合研究的人要注意吸收专题研究的成果，专题研究者也要注意吸收综合研究的成果，互相采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推动河洛文化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河洛文化，其中许多都是老课题，有的已经研究了两三千年。因此，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避免再走弯路。如神秘而又代表河洛文化智慧的《河图》、《洛书》及《易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易经·系辞上》、《论语》、《竹书纪年》等古籍都提到过。汉代出现了第一次研究《河图》、《洛书》及《易经》的高潮，并出现了一个象数派研究群体；魏晋时期出现第二次研究高潮，产生了一个义理派；宋代又从象数派中分化出图书派；清代考据学盛行，又出现一股否定《河图》、《洛书》的潮流。我们对于这几大学派，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要综合吸收各派的研究成果。戴逸先生有句名言：“我们要超越前人，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而不能回避他们的成果。”研究《河图》、《洛书》如此，研究河洛文化其他课题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研究河洛文化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海外华人、华裔文化寻根（含族姓寻根）服务。由于有此目的，河洛文化研究者在有意无意中，难免拔高其成就和贡献，甚至把糟粕当作精华来阐释，这就需要警惕，研究者要注意区分其精华与糟粕。要知道，河洛文化毕竟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如儒、道、法、墨各家学派，虽然各有其精华，同时也存在有糟粕。又如两汉经学，从其主旨来说，是宣扬儒家的仁政德治、人本思想、伦理道德和大一统观念，这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在谶纬迷信笼罩下的今文经学是为专制君主政权服务的，就是古文经学也跳不出这个窠臼。再如宋明理学，在批判地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家思想，从本体论上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哲理性，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中的辩证思想，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论，对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亦有积极意义，但宋明理学的糟粕也是明显的，如“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就是要穷苦人民抛弃一切欲望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只有除去了封建性糟粕，河洛文化的精华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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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旅游事业也兴盛起来，而名胜古迹则是最有吸引力的景点，于是河洛文化也就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有的地方利用得非常成功，如洛阳王城公园在一块巨石上刻上《河图》、《洛书》图案，供游人瞻仰，很多游人在图案下摄影留念。再如开封，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创建了清明上河园，再现了宋代汴京的盛况。有的地方开放了名人故居、名人陵墓，有些地方把传说遗迹也利用起来，成为招揽游人的景点，这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从研究河洛文化的角度讲，应该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应该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能把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当成历史人物来研究、来宣传。有的虽然确实是历史人物，然而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她）的家乡籍贯，我们也不能根据某地有他（她）的传说遗迹，就轻率地下结论确定其为某地人。作为一位河洛文化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研究姓氏文化三忌
研究河洛文化，姓氏文化是重点课题之一。随着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寻根访祖高潮的到来，国内也掀起了姓氏文化研究热潮。由于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的主要姓氏源于河洛地区，河南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姓氏文化的热潮，特别是对于林、郑、陈、张、杨、谢、叶等姓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给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寻根访祖创造了方便条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姓氏文化研究的三忌。
一忌狭隘地方主义。在族姓研究中，一般要寻两个根：一是寻得姓始祖之根；二是寻郡望或望族之根。对于一些著名的望族来说，其得姓始祖之根，郡望所在地，包括其县籍，历史记载一清二楚。如谢氏以国为姓，封国在今河南汝阳谢城，著名郡望为陈郡谢氏，郡治在今河南淮阳，其县籍在今河南太康。其他如弘农杨氏、荥阳郑氏等名门望族，其得姓祖根及郡治姓氏文化、乃至县籍所在地都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族姓研究中，个别地方由于狭隘地方主义作祟，有的只提得姓祖根而不提郡望，有的只提郡望而不提望族的县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的甚至强拉名人入籍，如老子的故里，《史记·老子列传》记的明明白白为“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现在又有人提出异说。这种情形多半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在作怪，是族姓研究中的大忌。
二忌强下结论。研究姓氏文化，必然涉及到名人故里及陵墓等遗迹，这类问题更为复杂。如墨子故里，古书只说墨子为宋人或鲁人。宋应指河南商丘，但商丘找不到墨子任何遗迹。而鲁有东鲁、西鲁之分，东鲁应指山东曲阜，在曲阜同样找不到墨子遗迹，倒是在山东滕州找到墨子的珠丝马迹，因此有人就主张墨子故里在滕州。西鲁指河南鲁山，在鲁山也有一些墨子的遗迹和传说，所以有人就说墨子是鲁山人。滕州和鲁山都开过墨子故里学术研讨会，而且都确认研讨会所在地为墨子故里。秉公而论，现在就强下结论确认某地为墨子故里，证据都嫌不足。因为细读历史文献，滕州、鲁山两说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这就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历史上类似这样疑不能定的问题还很多，都不应该在论据不足的情况下强下结论。
三忌不了解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些名人的故居、郡望史书记载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才出现了问题。如济阳蔡氏，按济阳郡治本在今河南兰考，但蔡氏的故居却划归民权。还有庄子故里，史书记载庄子为蒙人，漆园原属蒙县，按现在的区划蒙县属河南民权，而漆园却划归山东曹县，于是就出现了庄子故里民权与曹县之争。再如颛顼、帝喾二帝陵，史书记载在濮阳，实际现在划归内黄。山东也有个很典型例子，即琅琊王氏与琅琊颜氏，从史书看两大姓同属一郡，但现在琅琊王氏故居在山东临沂市，而琅琊颜氏故居却在山东费县。如不了解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