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夜夫子是孔子吗:现代主义

一、现代主义的启蒙

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起，便紧密地与阿拉伯人及广大穆斯林（具有广泛的含义，因在后来伊斯教的传播中吸收了许多其它民族的成员入教，而不局限于阿拉伯人了）的个人生活、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渗透到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伊斯兰教及其信徒在经历了由公元8—13世纪的辉煌，14—17世纪的消极衰微之后，在18世纪受到更强烈的冲击：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以伊斯兰教为社会根基和精神支柱的穆斯林对此作出了回应，18世纪中期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其结果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沙特王国，成为近代伊斯兰教复兴的典范。在1798年拿破仑侵占埃及后，埃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殖民者的控制、掠夺、渗透与压抑，由此埃及进入了近代，但它的开篇是如此的昏暗。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可以掌握某一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命脉，却始终不能完全侵占和支配这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如果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世界复兴运动的思想先声，那么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则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旨在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理论主张。由于促成两种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背景的不同，前者依据伊斯兰教初创时的教义教规，试图通过纯净伊斯兰教思想，剔除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裹挟的沉渣杂质，正本清源，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从而达到复兴伊斯兰世界，呈现昔日辉煌的目的。可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的建立采取的是一种内省自足的思维方式，方法是向古老的宗教创意、教文典经中索取理论支柱、构筑理论框架，以此感召民众，指导穆斯林投身改变现状、实现理想的战斗中。是一种以史鉴今，立足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来争取民族兴盛的进步运动。而后者—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则是采取外向的、吸纳异族文化经验，面对现实，把眼光扩展到这个时代、整个世界，从中提取有利于本民族复兴发达的素材。两者的方法是截然不同，一个回溯古老历史，一个搜寻现实世界，一个试图将伊斯兰净化成一尊纯粹的古井，一个企图变革伊斯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它们虽然在方式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目标是同一个：振兴伊斯兰教，强盛国家及民族。从这两种思想及运动的发源地来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起于阿拉伯半岛内部，这里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也是最富伊斯兰教传统思想的地区。而伊斯兰现代主义则是在首先遭受西方（法国）殖民入侵的埃及，较之封闭保守的阿拉伯半岛腹地（沙特），埃及首当其冲的被炮舰、枪弹打开国门，在饱受殖民者劫掠、奴役的同时，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打破了（一直延续下来的）阿拉伯伊斯兰宗教文化自身的内在稳定性，迫使其吸纳新的养份，重新积蓄活力。（其实这种情形并不是头一次发生在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之中，早在伊斯兰教诞生后的500多年间，阿拉伯人建立了强大的阿拔斯帝国之际，就是在吸取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不同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成就了辉煌灿烂、永不磨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当时的情形恰恰与近代的状况相反，阿拉伯人当时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兼容并蓄的，是主动的；而在近代则是处于受殖民统治的地位，是被动的。两相比较，后者是更为艰辛困难的。）

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因其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阿富汗尼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将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政治利益放在首位，在呼吁解放思想，重视科学的同时又强调坚持伊斯兰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反对无神论和盲目崇拜西方；穆罕默德·阿布杜持教育救国论，毕生致力于改革旧的保守教育制度，增设现代新学科，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兼具传统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宗教改革家，他主张剔除伊斯兰教中落后不适时宜的条款，弘扬理性主义传统，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认为这是强盛国家，造富民众之本。此外还有印度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创始人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他的思想明显地具有东西合壁的特点，他一方面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提倡伊斯兰教中的“创制”（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和理性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学习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主张思辨和自然主义观点。

象历史上发生的文化思潮及运动一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主义始于翻译运动，介绍西方的思想理论，而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埃及人拉法尔·塔赫塔威则被称作伊斯兰现代文化启蒙的先驱。他是第一个以明慧的双眼透视现代西方文明的阿 拉伯人，他所作的文化传播工作结束了阿拉伯文明僵化的昏暗时期，将其带入“觉醒与更新”的光明殿堂。他为阿拉伯民族的理性及其内容而忧虑：因为较之西方文化的先进，阿拉伯民族落后于时代而遭人欺辱……塔赫塔威的文化启蒙的努力成为阿拉伯民族复兴、文化革新的起点，是所有后来人遵循的典范，时至今日，人们在改造现实，展望未来之际，还深深地受到这位具有远见灼识的思想家的影响。阿拉伯诗歌王子艾哈麦德·绍基在1903年有诗称赞他为唤醒埃及，带来知识曙光的埃及之父。而当时的埃及正是阿拉伯国家及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因此可以说拉法尔·塔赫塔威是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文化启蒙者，是所有致力于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的仁人志士的先辈。他开创的现代阿拉伯启蒙运动终于跨越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沉溺其中达500多年之久的马木鲁克—奥斯曼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文明智慧之窗，并以科学、哲学、文学、历史、地理等领域的译介作品启发了现代阿拉伯文化，影响并造就了一代肩负现代阿拉伯文化复兴使命的人才。

拉法尔·塔赫塔威1801年10月15日生于埃及。这时的埃及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主权，受到异族压迫，在文化上也完全陷于一片愚昧落后的黑暗之中。在土耳其奥斯曼的愚民政策下，埃及人的识字率极低，人们的思想生活极其贫乏，只限于一些妖术、骗术和迷信的说道，更谈不上有文学、科学、艺术的存在了。1805年，也就是在塔赫塔威出生后的第四年，曾是土耳其后备军军官的穆罕默德·阿里（ 1769-1849，原为阿尔巴尼亚烟草商人）反对英、法、土军对埃及的不断侵略的战斗中，在与马木鲁克军团及埃及本土各方力量的较量中，最后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新的统治者，并为埃及赢得了实质上的独立（执政时期1805-1848）。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改变埃及（在多年被异族掠夺奴役后的）落后愚昧的状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在农业、工业、贸易、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革。同时在文化教育领域，穆罕默德·阿里一改落后的，因循守旧的宗教性教育体制，增设世俗教育，创办世俗小学和中学，在国内建立了各类专科学校，如军事、医科、技术、农科、外语等专校；还在1813-1847年间派遣留学生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业、艺术和考古等学科和先进技术，为埃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养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取代外国人来承担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军队中的要职。穆罕默德·阿里还开办了一所语言学院，培养翻译人员，把大批军事和科技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引进埃及的学术界。

从时间上看，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期间1805至1848年， 正是塔赫塔威由孩提步入成年的关键时代，阿里的改革措施客观上为塔赫塔威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塔赫塔威生于上埃及苏哈支省的塔赫塔城，祖辈是先知穆圣的亲族，因而在阿里实施经济改革以前，这些家族享有特权，拥有大量土地，享有十分优裕的生活。但是在塔赫塔威出生的4年之后，阿里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取消其特权。由于经济拮据，1813年父亲携子离开了家乡塔赫塔，投奔亲友，辗转他乡。在这期间，塔赫塔威学会了记诵《古兰经》。父亲去世后，他又回到了家乡。在舅父家中，有许多人是伊斯兰教的教长权威和现代改革者，还有语法学家和诗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少年的塔赫塔威的心智得到启迪，博闻强记，为日后成为爱资哈尔学府的一名学子做好充分的准备。1817年，16岁的塔赫塔威进入开罗的爱资哈尔经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开明的教学风气中，由一名学生而步入讲坛，直至1826年，被派往法国学习。这一年派遣的留学生是阿里执政期间数量最多的一批，在法国学习内容也不只限于军事技术，还包括艺术等人文科学，这些留学生怀着学成报国，在埃及进行文化建设的崇高理想，成为令埃及人吸取欧洲文化精髓的重要因素。塔赫塔威留学法国期间刻苦攻读以至过度疲劳左眼弱视。

塔赫塔威早在爱资哈尔师从哈桑·阿陶勒教授时，就曾听闻法国的科学艺术，和他的老师一样，他希望更新埃及的文化。在留学22个月之后，他们接受了考试，法方负责人对于这些从埃及来的阿拉伯人竟能准确无误地用法语写诗表达其思想感到惊叹不已。而塔赫塔威在留学的第二个年头已将翻译的有关自然科学和历史的书籍寄回国内出版发行，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漫长旅程。

塔赫塔威熟读各类科学艺术的法文书籍，直至精通翻译技巧，把它们译介给国内的同胞，使他们得以了解和掌握这些新学科、新知识。1831年学成回国后，翻译了各类书籍，除政治、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外，还包括农业、水产、医学、工程学、建筑学、军事等多学科。他的译著无论对军人、市民、政府要人、平民百姓、智者、常人都会让他（她）们开卷获益。这正如塔赫塔威的理想：他引进的文化需是全面的，普及的，是送给整个社会的，而不是其中哪一部分。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与文明”工业的目的所在。塔赫塔威在遍览群书，翻译介绍的同时，不满足于直接的简单的译介，而是以一位具有远见灼识的思想家的头脑对原著进行编辑，加工和再创作。与后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相比，塔赫塔威具有成熟的批判性和创新精神。在现代他大概是第一个在记述历史的同时注意到现时社会问题的阿拉伯学者。塔赫塔威作为现代阿拉伯世界第一位启蒙思想家，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仅留下了一大批译著，还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塔赫塔威是最早最大胆地接受西方文明而又迅速地将其传授给自己的同胞的进步思想家。但他并非是一个盲目崇信西方的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着超乎前人的深刻细致的了解和认识，他为埃及确立的“文化模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他把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归结为以下几点：(1)统一的疆土；(2)同一种语言；(3)一致的道德标准和心理素质；(4)相同的习俗与传统；(5)（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外部强迫分割民族统一的时候）统一的宪法和国家体制。塔赫塔威提醒人们要对阿拉伯世界做整体的文化上的理解，而非种族、血统方面的区分，前者是现代进步的宽泛，后者是过时落后的狭隘。

塔赫塔威不仅是一位翻译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在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理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塔赫塔威认为建立在公正良好的法律之上的自由是一个最主要的途径和中介，因它的存在可以使国民生活愉快幸福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塔赫塔威关于“自由”有如下的解释，他将自由分为五类，第一类自然属性自由：这种自由与生俱来，如吃、喝、行走；第二类行为自由：具有社会属性，包含社会行为，道德规范；第三类宗教自由：塔赫塔威在这里为“自由”划定了范围，不应超出宗教（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第四类民事自由：指个人的生存权力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五类政治自由：即国家对其每一个公民的合法财产及（第一类）自然属性自由的保护。塔赫塔威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有着长久个人统治模式的东方的传播者，并教会埃及民众如何运用与这种民主相匹配的各种政治行为和思想。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被继续进行东方独裁统治的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继者接受，而塔赫塔威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当局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当时国家教育、思想体制内的一个突出现象。塔赫塔威率先在东方国家倡导资产阶级民主，这在当时一致处于封建独裁统治，王室权利掌握一切的东方国度无疑是进步的。面对穆罕默德·阿里政权—实质上是独裁统治的继续，塔赫塔威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相反，统治者们有时不得不使用他的一些言论。塔赫塔威强调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必要性。他提出，政治思想不只是君主治国的理论，它应是一种知识，成为每一个国民学习和了解的政治原则，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他呼吁出版政治思想方面的书籍，并在全国普及政治教育。塔赫塔威将治理国家的思想分为五种：(1)先知圣贤的治国思想；(2)国家最高政策：教法（宪法）；(3)实际或实践政策：即作为领袖、统帅、国君的具体领导、方法；(4)特殊政策或称家庭 政策：即最高政策和公共政策在小范围（家庭、家族）中的应用；(5)个体政策：作为检查个人行为、状况的准则。所有这些思想、学说，塔赫塔威都将其公诸于世，让广大民众品评。他在推行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在普及现代学科的教育方面始终坚持这种精神，这是他—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先驱的一贯主张，也是他本人最根本的愿望理想所在。他作为一个翻译家，思想家，针对国家与国民所受的愚昧蛮荒，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精神，教育并感染了一个时代，为它带来智慧的灵光，知识的力量，影响深刻而长远，让我们不得不叹服、惊讶：一个人竟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感召力？！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一个伟大的抱负：“救国救民”。

二、现代主义的形成

加马鲁丁·阿富汗尼，东方的智者，伊斯兰改革家，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伊历1254年，生于卡布尔附近山区村落一个德高望众的家族。关于加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出生地，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说。一些波斯的历史学家称他出生于伊朗哈姆赞附近一个名叫艾斯达巴兹的村庄。现代埃及历史学家艾哈麦德·艾敏肯定阿富汗尼系哈·本·阿里家族，当时其家庭成员执掌阿富汗的部分公共事务。而东方学家A·D·贝尔旺则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加马鲁丁之所以承认自己为阿富汗人是为了挤身穆斯林元老的行列，脱离被忽视其价值的波斯人的身份。至于加马鲁丁本人，他承认自己是生在阿富汗，并在那里学习成长。但他并不看重他的阿富汗谱系，认为无论阿富汗还是伊朗，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同为伊斯兰国家，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是穆斯林的祖国和家园。这种情感与他创立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是相吻合的。

当阿富汗尼5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乡村小学学习。8岁时随父迁往首都卡布尔，在那里，阿富汗尼接受了父亲精心的启蒙教育，表现出超凡的智慧；在学校，他学习了阿拉伯文的各种知识：语法、修辞，并遍读历史书籍，然后了解伊斯兰教法的阐释、说明和教义学说、苏非思想、逻辑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神学，阿富汗尼还涉足数学、工程乃至医学、解剖学领域。阿富汗尼一生通晓五种语言：阿富汗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法语、英语。此外，向许多波斯人那样，他对伊斯兰哲学和苏非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学习。

青年时期的阿富汗尼，来到印度求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接受了现代欧洲的数学知识。当时的印度正处于英殖民者的统治之下，他的言行也受到监视。伊历1285年，阿富汗尼再次来到印度，在边境他虽受到礼遇，但不允许他在印度久留。 一个月后，阿富汗尼取道苏伊士运河，来到埃及，并在那里教授哲学。阿富汗尼对波斯与阿富汗斯坦之间的争执感到震惊。当时印度的英国政府视此为两个穆斯林民族的冲突，宗教派别的矛盾（什叶派与逊尼派）。英政府介入这一分歧，趁机向两国进行武装与经济渗透，坐收鱼翁之利。印度之行对于这位思想家具有重大意义，对其思想理论的形成起了特殊作用。阿富汗尼认为结束这一悲剧的快速疗法就是伊斯兰民族的和解，收回各自的野心与阴谋，抛开民族分歧，一致对侵略者关闭门户，消除其对伊斯兰民族的野心。在此基础上，加马鲁丁形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构想。阿富汗尼在印度了解到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开阔了眼界，更加认清了殖民的实质。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所学到的现代研究方式都对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他撷取了印度和波斯的东方深奥哲理，以此作为通向禁欲主义的苏非思想的进身之阶，并从东方的苏非哲学中找到了通向其目标—“伊斯兰国家之团结”的途径，伴随这一目标而实现是伊斯兰智慧、哲理、科学和文学的大荟萃。阿富汗尼具备了睿智的苦行主义哲学家的素质，但他当时还不满20岁。此后，阿富汗尼来到西贾兹地区朝觐。他走过西贾兹的许多地方，经过一年的 苦行游历，于伊历1273年来到麦加。在麦加，他看到穆斯林为尽朝觐义务而捐款的场面，深深被感动，使他恍然如置身于伊斯兰初创的时代，唤回了伊斯兰民族的荣耀：同一个肢体，同一种精神，《古兰经》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而当今世界，阿富汗尼在伊斯兰国度目睹了太多的灾难、斗争和殖民者的奴役。痛苦的现实与克尔白的虔诚聚礼交相叠应，在阿富汗尼的心中闪现出一个念头：在伊斯兰阿拉伯民族旗帜下，如同在先知时代和后来的哈里发时代，以安拉之名，所有的伊斯兰民族地区享有自由强大和尊严。

阿富汗尼在埃及的学术活动影响很大。公历1878年，阿富汗尼加入“玛素尼会所”，向更多的人宣讲自己的思想。他的言论涉及当时政坛的敏感问题：反英殖民侵略问题，招致一些人的非议。 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后来成为阿拉伯革命运动的火种，对埃及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1879年，阿富汗尼离开埃及，回到印度，居住在哈伊达尔·阿巴德·达卡。在那里，他撰写了著名的文章“答无神论者”。2年后，阿富汗尼来到伦敦， 以后在巴黎居住了3年，他在报上发表政治文章，与法国哲学家讨论“伊斯兰与科学”。阿富汗尼在巴黎赢得了众多法国哲学家和学者们的尊重。在这期间，他还游历了许多国家，到过伊朗的伊斯法军和德黑兰，2次访问俄罗斯。

公元1892年，阿富汗尼由伊朗再次回到土耳其的阿斯塔纳，当他到达时，前来迎接的人要为他提行李，阿富汗尼说：“我只有两件行李，一个装书，一个装衣服。”来人恭敬地问道：“好，在哪里？”阿富汗尼指指前胸，又提提衣袍说：“喏，全在这儿了。”公元1897年，阿富汗尼逝于阿斯塔纳。

阿富汗尼一生为反对英殖民侵略而斗争，在英政府的驱逐与迫害中颠沛流离于众多国家，在这些国家宣讲自己的思想主张，教授知识，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学识和见解震撼了整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阿富汗尼一生倡导伊斯兰改革思想，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他无论走到哪里，居住在哪里，都在呼唤伊斯兰的复兴，呼唤新黎明的到来，号召伊斯兰民族的觉醒，宣传自由、公正、平等的思想。他将东方的哲学与西方的科技结合在一起，他向众人明智地解说宗教的弊端，同时又勇敢地捍卫宗教的原则。哲马鲁丁在他的文章中从未批驳无神论者关于自由和人权的观点，因为阿富汗尼认为这两个原则也包含在伊斯兰教的思想里。他只反对那些否认宗教原则，否认安拉存在的学说。公元1884年（伊历1301年）3月13日，在巴黎，阿富汗尼创办的“坚柄”（指伊斯兰教）杂志第期出版。在以后的8个月里，共出版了18期。 他的学生穆罕默德·阿卜杜是它的首位编辑。在第九期“坚柄”杂志上，加马鲁丁阐述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旨：即以《古兰经》为主宰，统一在伊斯兰教旗帜之下，团结友爱，成为统一的伊斯兰的面貌。《古兰经》的证言是伊斯兰民族的向导，是追寻先知及哈里发足迹的穆斯林们的第一精神源泉，并在这统一的民族中间建立公正、安全和自由。阿富汗尼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政府实体，因为有些穆斯林正处在背离伊斯兰教法的暴政之下，有些政府屈从于外国的强权政治。阿富汗尼撰写题为《伊斯兰教民族的过去与现状及对其弊病的诊治》，以史为鉴，分析先知及四大哈里发时代伊斯兰帝国兴衰的原因。他引用《古兰经》第三十三章联军（艾哈杂布）的第62节：这是安拉对前人的常例，你绝不会发现安拉的常例会变换更替。（摘自《古兰经》韵译）林松译 1988年7月第一版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阿富汗尼毕生致力于弘扬伊斯兰精神，宣讲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内涵。公元1883年，阿富汗尼在巴黎与法国知名哲人里南围绕伊斯兰与科学知识展开了一场辩论。针对里南在“苏尔本”协会所做的演讲中关于根本不存在阿拉伯文明，无视阿拉伯科学、哲学、艺术，妄称伊斯兰不鼓励人们自由研究和学习科学、哲学的内容，阿富汗尼以哲人的睿智，冷静地分析道：毫无疑问，阿拉伯人民是蒙昧走上理性与科学进步之路的，它以其在疆域上的迅猛拓展，在文化上借鉴吸引了希腊和波斯的知识，在阿拉伯人中间广泛流行，传至臣服于阿拉伯帝国的地区。在罗马和拜占庭诞生了神性和哲学，那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当这一文明处于停滞和被消泯之际，阿拉伯人继承和发展了它。阿拉伯人学习了希腊和波斯的哲学，并对它进行阐释和逻辑编纂，显示出阿拉伯人的慧眼匠心。这是以证明阿拉伯人天性中对知识的渴求和热爱。而法国、英国、德国要比阿拉伯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于罗马、希腊，他们穿着希腊服饰，头脑却没有思考希腊的哲学，因而当欧洲人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已带有阿拉伯的气息了。至于出现在公元8世纪末—13世纪间的哈兰人、安达鲁西亚人、波斯人或夏姆的拿撒勒人中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且不说波斯学者在伊斯兰世界中饰演的重要角色，只论哈兰人，他们自古就是阿拉伯人，早在伊斯兰教产生的数百年前，阿拉伯文就是哈兰人的语言，他们虽然保持着萨比教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不属于阿拉伯种族。说到安达鲁西亚，当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他们并没丧失阿拉伯的种属，仍旧是阿拉伯人，而夏姆的大多数拿撒勒人更是信奉基督教的加萨尼阿拉伯人。因此，不能以其未出生在阿拉伯半岛就断言法拉比、伊本·鲁西德、伊本·西那等不同于铿迪，不属于阿拉伯人，尤其当人们只以语言作为鉴别种族所属的依据的时候。如果如里南所讲，那就好像在说：“拿破仑不属于法国”。里南先生读了阿富汗尼的文章后也撰文答和，表示两人志同道合，旨在阐明伊斯兰与知识的关系，称加马鲁丁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创立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的。加马鲁丁·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哈里发思想的影响和伊斯兰教的凝聚力首先应运用于反殖民主义的战场上，也就是反抗英殖民者。阿富汗尼向穆斯林们，向世界东方的人民发出革命的忠告，这位革命的哲学家以其思想和社会实践，建立和完善了泛伊斯兰主义理论。他向人们阐释说明其目标和宗旨，即建立“联合政府”，包括什叶派的伊朗在内，团结在伊斯兰哈里发周围，以这一联盟抵制欧洲对伊斯兰事务的干涉。阿富汗尼《坚固的把柄（即伊斯兰教）》第九期上写道：我所说的不是指要一人来统领所有的穆斯林，这或许是困难的。我只希望大家视《古兰经》为共同的主宰者，以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面貌，相互扶助，同呼吸共命运。

阿富汗尼认为只有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基础，人们才会认识到彼此互为需要。于是他将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宗旨确定为：以《古兰经》为伊斯兰民族的指南和向导，沿着先知穆罕默德的足迹，继承四大哈里发的传统，在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中间建立公正、安全和自由，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作为所有伊斯兰人民的主要领导核心，广泛实施伊斯兰教化，追踪先人哈里发们的足迹，拓展疆土，恢复昔日的荣耀，让伊斯兰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伊斯兰民族的领土上。

“凭借这种宗教关系的纽带，将土耳其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联系在一起，宗教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加马鲁丁的民族思想是构成其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另一主要成分。一些研究成果表明，阿富汗尼的民族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拒绝思考民族问题及民族的特质，只强调宗教信仰的一致。2.承认在同一的宗教信仰之外存在着民族特性。3.承认这种影响只是在语言方面，民族特性是存在于统一的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然而埃及学者穆罕默德·阿玛拉博士则认为阿富汗尼民族思想的发展历程是经过二个阶段而非三个阶段。其一是：阿富汗尼尚未清楚地说明“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的统一”、“民族主义”与建立在现代民族意识基础上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他在多处表达和论述上有自相矛盾之处，不能自圆其说，判断不清；其二：阿富汗尼的民族思想日成熟。从阿富汗尼的各种文章及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轨迹，这些文章和谈话多见于《坚固的把柄》杂志和《阿富汗尼全集》。“穆斯林没有国籍只有他们的伊斯兰教”（见《阿富汗尼全集》第342页）；“凭借这种宗教关系的纽带，将土耳其与阿拉伯、 波斯与印度联系在一起，宗教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见《全集》第 310 页）这一观点是根据穆斯林生活状况，对伊斯兰史的研究而得出的。自伊斯兰教立之日起，同一的宗教信仰，凌驾于国别、种族的关系之上，马革里布因此并不厌恶土耳其政权，波斯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印度也听从了阿富汗的领导。如此的建筑在宗教与信仰之上的管辖就是接近理想的“优越城邦”的制度了。这一时期的阿富汗尼，在他的头脑中总是 绕着这种想法：既然历史上有许多因素导致出现过消融国别与民族特性的伊斯兰大帝国，那么，在现代，无疑也存在这些因素。在阿富汗尼的文章里，表达了他希望出现一个自印度至埃及混合着各民族的统一的穆斯林国家，因为“宗教的联系强于国民和语言的联系”。（第一期《坚固的把柄》第31页）

阿富汗尼对“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思想”关系的看法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紧密相关。在阿富汗尼生活的时代，殖民主义的蔓延、帝国主义的危威，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敌人，需要穆斯林们集结一切力量投入反侵略的战斗。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以合作、团结、统一的愿望取替昔日的介蒂积怨。

在阿富汗尼后期的思想观点中，由于他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的切身体验，使他领悟到将伊斯兰与民族思想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顺乎大众利益和穆斯林愿望的。如在埃及人们所提出的“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同样是反对外国统治的旗帜。这标志着阿富汗尼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于是他写道：每一个民族都应令其子孙世代牢记坚持其民族主义，这并不与伊斯兰精神相悖。阿富汗尼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他的生活范围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所属的民族圈；二、所皈依的宗教圈；三、（个体）所从属的（群体）类别（阶层）圈。对于民族来说，它包含五个要素：语言、伦理、风俗、气候和宗教。对于同属一个宗教的人们来说，尽管不同部落、不同地域，但所有这些均为安拉创造，故应视如一体。阿富汗尼将世界性的伊斯兰与区域性的民族思想结合在一起。

阿富汗尼的思想学说是近代伊斯兰国家复兴运动的重要动因。他的著作使得伊斯兰民族在遭受了衰败与奴役之后，重新恢复了勇气和自信。阿富汗尼所创建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启蒙了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伊格巴尔反西方殖民，净化伊斯兰的革命，阿富汗尼还是印度复兴伊斯兰运动的倡导者。加马鲁丁不仅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改革的倡导者，一位改革家和思想家。他的《答无神论者》和《阿富汗简史》两部著作在东方世界，尤其是在穆斯林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加马鲁丁将自己的思想学说传授给众多的学生们，广泛地存在于东方的思想界，集中代表了独立、自由、公正的社会思想主张。事实上，加马鲁丁的言论说教比其著述更影响力，他培养的学生有思想家、作家、文学家、诗人，他们在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革、更新思想同加马鲁丁的学说观点同出一辙。其中著名的有现当代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加马鲁丁学派无可争议地成为东方思想复兴的标志。关于加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国籍所属问题曾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但最终人们将他在阿斯塔纳的灵墓移至阿富汗首都卡布尔，同时伊朗和阿富汗两国都认定加马鲁丁·阿富汗尼为其国民，他是一位在伊斯兰乃至国际社会都享有盛名的思想家。

三、现代主义的发展

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对东方文明古国的进犯由最初的刀枪舰炮过渡到文化渗透和经济掠夺，而阿拉伯国家的爱国志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形式也相应地转为挖掘本民族文化底蕴，探求使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充满新鲜活力的途径，以此作为对西方殖民者的种族优裕感和优秀种族论和民族歧视的回击。面对西方国家的发达、进步、强捍，具有悠久丰富传统文化的阿拉伯国家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继而对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宗教、社会体制等的单一僵化进行反省和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变化。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现代主义（改良）运动已由初期的大量译介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转为运用已掌握的现代文化理论分析、认识、改造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使其具备更长久更活跃的生命力，从而促成现代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崛起—现代主义思潮增添了新的内容，进入发展阶段。

阿拉伯伊斯兰现代主义包含阿拉伯伊斯兰各主要国家及其仁人志士为使本国本民族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西方现代文化抗衡争雄，使国家民族摆脱愚昧落后受 人侵掠压迫歧视的状况，重新崛起的全部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这大致包括早期的翻译运动，中期的在与殖民者进行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泛伊斯兰主义（阿富汗尼创立）思想、及后期在宗教文化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改革活动。在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成分和世俗主义的倾向。

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过程中，穆罕默德·阿布杜（埃及）、穆罕默德·拉西德·里达（黎巴嫩）、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印度）、阿密尔·阿里（印度）、穆罕默德·伊格巴尔（巴基斯坦）等一批既具有传统穆斯林的宗教素养又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宗教神学、哲学、教育等领域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智慧重新审视伊斯兰教的思想内涵及其社会价值和作用，架构现代伊斯兰文化理论。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生于埃及的乡村马哈拉特·纳绥尔，毕生致力于埃及人民的智力解放与开发，改革教育体制，更新宗教思想—他以最大的智慧阐释《古兰经》经文，赋与它时代的气息与活力，形成当代伊斯兰理性主义的理论新流派，他值得这样的称号：“教授伊玛目”。

穆罕默德·阿布杜由一名自幼习读《古兰经》的少年（七岁时移居坦塔，在艾 哈麦迪清真寺接受传统宗教教育），到成为一名划时代的伊斯兰教改革者、思想家，其间历经了几个阶段：(1)青年时期在爱资哈尔学习，对其僵化陈旧的教学内容与方式极为不满，并因此中途辍学回乡务农；(2)受谢赫达尔维施·海道尔的影响，开始接受苏非思想，并重新获得追求知识的信心，认识到教育对人的重大作用；(3)师从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由苏非道路转入哲学及政治活动领域，形成为祖国（埃及）、东方、伊斯兰世界而奋斗的理想；(4)在阿富汗尼被迫离开埃及后担负起改革的重担，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设现代伊斯兰教思想。1882年因涉嫌参与埃及民族起义，被捕入狱，并流放贝鲁特；(5)流放期间，从阿拉伯世界的东部到西部，后又反转回来，继续他对伊斯兰教教理的改革工作；(5)结束流放。在伊斯兰世界的思想领域确立了自己的位置。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宗教改革；(2)丰富发展了阿富汗尼创立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阿富汗尼提出的宗教更新由于更多忙于政治，反对殖民者，而未能继续，阿布杜更多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了这一学说—“伊斯兰联盟”。教授伊玛目阿布杜将宗教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打破陈规旧习的束缚解放思想；以最原初的正统方式理解伊斯兰教，回到早期纯净的教义中去而不去理会在阿拉伯民族出现分歧（出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后教义理论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在这之前才真正是安拉赋与人类的智慧，凭借它可以维护人世间的秩序；相信知识，促使人们探寻宇宙的奥秘；教人们相互尊重、修养身心、改进工作。穆罕默德·阿布杜指出：目前在埃及内部正有两股潮流违背了伊斯兰教思想的初衷，一是对于宗教教义没有统一而正确的认识，各派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说；二对于新时代的知识与技术也是依照个人的兴趣随意选择，没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整体考虑。针对以上两种错误倾向：要么固守陈旧思想，愚腐僵化，要么盲目崇拜西方的世俗化，穆罕默德·阿布杜指出了第三条路（中间的道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宗教革新理论。他认为宗教革新的道路是通过“思想独立”和“道义上的勇气”来实现的。宗教思想不应受古老的习俗，外来的迷信成分的干扰，否则它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穆罕默德·阿布杜十分清楚，“将‘思想及洞察力’运用到宗教上（伊斯兰教）是需要勇气与力量的，真理的拥有者就应坚定不移、毫无畏惧地走下去！”教授伊玛目正是相信自己拥有真理，才勇气十足地批评那些不利于伊斯兰思想发展的各种倾向，并着手对阻碍宗教革新理论实施的保守组织与机构进行变革。爱资哈尔大学是埃及最高宗教学府及思想文化中心，那里陈旧的课程设置和保守僵化的学术气氛早在穆罕默德·阿布杜青年时期就读于此的时候就深感不满，他将曾被爱资哈尔大学拒之门外的现代学科：逻辑学、统计学、计算、地理和历史等课程列入了课程表。改革一度成功，但终因保守势力的顽固反对，致使爱资哈尔大学的改革未能深入进行，被迫中止。社会实践方面的受挫，并没有使阿布杜灰心。他始终不懈地著书立说宣讲自己的革新主张。他的名著《论—神教》阐释了他的现代主义神学理论。他认为，伊斯兰教的核心是相信作为理性所建立的，被启示所支持的真主的单一性。启示的首要功能是道德教悔，而非科学论述。《古兰经》再三规劝人们观察、思考宇宙间所发生的奇迹，努力获得有益的知识。伊斯兰教作为给“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最终的尽善尽美的启示，比其它任何宗教更好地承认人作为精神的和世俗的两个领域的居民所具有的双重特点，承认他有责任除真主外不屈从任何权威或接受未被理性证实的任何真理，不受政治或教士权威的束缚，根据自己的智能有节制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论—神教》使伊斯兰教经验神学更加趋于系统性和完整性。

在另一个方面，穆罕默德·阿布杜丰富并发展了泛伊斯兰主义理论。其创始人—阿布杜的老师阿富汗尼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反对殖民统治的社会政治工作，其弟子阿布杜则更多地在思想界为埃及人的智力与宗教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他提出两个观点：

1.社会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宗教统治还是市民政权？阿布杜认为在伊斯兰教思想中没有宗教统治，而只有善意训诫的权力，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反对宗教政权，没有受控制的信仰，更没有受控制的信徒。有的是忠言劝告、明智指导和警醒监察。

2.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同一宗教教民的名义 继续统治阿拉伯人的问题，反映出阿布杜的民族思想。他并不支持取消奥斯曼政权，而主张对它作为伊斯兰共同体的精神权限进行改革，使它焕然一新，从而推动东方进步运动向前发展。

阿布杜对那些要求脱离奥斯曼统治，使阿拉伯人独立出来的说法犹疑不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在奥斯曼统治的背后有欧洲列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阿拉伯人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导致势军力孤，而土耳其人毕竟与阿拉伯人有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因而在阿布杜的民族思想中，一致对付西方殖民者是其核心。而保守闭塞和全盘西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落 后与失败，阿布杜提出依靠自身理性，反思传统并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将自己本民族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的精粹与现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方能实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复兴。

宗教思想可以跨越时代，更可以跨越国界，不同的国度却会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教民。在印度就有虔诚的穆斯林和卓越的伊斯兰思想家。其中以现代学说阐释伊斯兰教的思想家就有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阿密尔·阿里和穆罕默德·伊格巴尔。阿赫默德汗首先以自然主义注释《古兰经》，认为伊斯兰教和现代思想中理性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成分是融合共存的，之间没有隔阂与裂隙。阿密尔·阿里则从 另一角度论证伊斯兰教精神本身就包含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而穆罕默德·伊格巴尔（1878-1938 年）较之前两位思想家以其丰厚的历史知识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伊格巴尔的理论更多的是思辨性的特点，他运用取自十九至二十世纪欧洲哲学大师黑格尔、怀德海、柏格森那里的现代哲学范畴重新思考伊斯兰教，阐述伊斯兰教思想，这是这位印度重要的现代思想家的主要贡献。

伊格巴尔1878年生于旁遮普的西阿尔库特，自幼接受传统的宗教教育，1897年毕业于拉合尔大学，1905年赴英国和德国，留学于剑桥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获得哲 学博士学位。三年后回国从事文化教学与研究及各类社会活动，晚年致力于实现印尼分治的政治主张。

《重建伊斯兰教宗教思想》这部名著集中反映了这位现代主义思想家所具有的广博学识，深透的形而上学的思索和穆斯林的虔诚。伊格巴尔关于宗教的概念是部分理性的、部分伦理的，部分精神体验的一种复合的概念。其中理性部分来源于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所受到的哲学思维的专业训练及伊斯兰教思想中的唯理主义传统；伦理部分自然是伊斯兰传统教育中的主要成分，而青年时代在西方世界所见所闻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放纵、不端的印象更加增强了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作 为一种道德的和精神的理想的优越性的信念。”精神体验的部分很显然是来自于早年深受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美籍阿拉伯学者马吉德·法赫里将这种精神体验解释为：“人就是在宗教的体验中，领悟处于继续显露过程中的这种能力的实在的复杂外表。这种体验既具有内部的或神秘的特点，又具有外部的或经验主义的特点。检验它的真实性不是唯一实用主义的；它也是哲学的或思辨的，因为这样的体验没有认识的内容是不存在的。”伊格巴尔指出，宗教“既不是纯粹的行为；它是整个人类的一种表达。”这句话基本揭示了宗教的本质—人类对于宇宙认识的表达。伊 格巴尔强调宗教并不与哲学对立，哲学的思辨正好被运用于捍卫和解释正统观念。在伊斯兰教史上，艾什阿里派神学家们利用希腊思想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同样，“伊斯兰教一直与科学处于和睦状态之中，事实上，它为中世纪科学精神的发展直接尽到了责任。”而近代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什么呢？伊格巴尔认为，原因有三：一是阿巴斯时代保守派对唯理派的批判，束缚了理性主义的自由发展，导致宗教思想日趋僵化、守旧；二是后来兴起的苏非神秘主义虽为唯理派的同盟军，但它的消极遁世思想迷惑了穆斯林大众的心灵，使他们在信仰上误入迷途而无力自拔；三是13世纪由于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入侵，伊斯兰文明遭到严重毁坏，伊斯兰教界在失去政治庇护的逆境下，思想上更加保守，企图在固守传统中保存实力。总之，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丧失了前进的动力。伊格巴尔试图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高度，重新解释、修正和补充伊斯兰文化传统，包括宇宙观、本体论、知识论和全部信仰体系，达到“重建”伊斯兰宗教思想的目的，以适应时代需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摆脱落后被动的局面，重振雄风，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伊格巴尔的《重建伊斯兰教宗教思想》一书显示了作者的渊博学识和创新意识。他坚持思想和存在的统一性，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论证真主的存在。他的论证方式是独特和具有创建性的。他指出在《古兰经》中，宇宙被描述为应继续发展的存在，但这种发展的模式不是固定的或静态的。真主无限的自我表现正以自然的方式始终如一的作为绝对自我的举止行为在展示。这样，“自然对于真主的自我，就是特点对于人的自我。”不仅是柏格森，而且还有歌德，都表达了关于上帝创造性的潜能不停止地化为现实这种同样的能动性的概念。伊格巴尔还从现代的科学和哲学理论出发，用“单子论”或精神多元论的术语，重新阐述艾什阿里派的原子论，他否定了艾什阿里将自我（al—naves）作为一种偶因的概念，代之以精神自我的概念，它是充任人的内心情感，简单而不可分、永远不变的灵魂实质。此外，伊格巴尔反对希腊哲学决定了穆斯林文化特征这种论点，认为穆斯林思想家伊本·哈兹姆和伊本·泰米叶的理论成就为近代西方的归纳法逻辑学和现代科学思想的经验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学术条件。而具备科学探究的新精神的罗吉尔·培根则是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大学受到科学训练的。

伊格巴尔在《重建伊斯兰教宗教思想》一书中所使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有其不 足和欠妥当的地方。例如，他常常将纯粹黑格尔或柏格森的思想塞进典型的伊斯兰题目之中，并引证《古兰经》的一些章节与其思想吻合，这样的论证显得十分牵强。伊格巴尔在这过程中似乎忽略了这种重新思考的种种前提限制，而不知不觉地将解释《古兰经》的任务转给了从柏克莱到爱因斯坦等一批陌生的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们。这也是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教现代派和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都会犯的通病—忽视和低估伊斯兰教的历史尺度，求助于《古兰经》的权威，利用《古兰经》章节中的隐蔽的意义，以支持古人从未想象过的那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主张。这种非正统的做法令传统的伊斯兰教人士十分不满！

但是，将伊斯兰教、《古兰经》与现代最新科学、哲学联系到一起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和伊斯兰国家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不能不承认是一种进步、开放的创举，它为促成伊斯兰教思想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伊格巴尔的努力是伊斯兰教思想史上可贵的尝试，更是伊斯兰教迈进现代的艰辛的第一步，伊格巴尔的学术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范式。无论他的理论是否经得起思想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伊格巴尔—这位现代主义思想家重新唤起的伊斯兰教内部曾经拥有的兼容、 博大的精神是最为珍宝的，凭借它伊斯兰教及具备伊斯兰（精神）特质的文化才能吐固纳新，吸收、利用进步和发展的各种机制，成为促成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先进社会过渡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