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uu:经典精萃短文（77）——让心灵站立

经典精萃短文（77）
编辑制作：林夕梦
 

 

让心灵站立
作者：王志高
罗伯特·科赫是德国著名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有一天，他被召到皇宫去为国王看病。“你给我看病，不能像看别的病人那样！”国王说。“请原谅，陛下，”科赫非常平静地说，“在我眼里，病人都是国王。”
在我们某些人眼里，罗伯特·科赫真是一个傻帽，就算你平时真的对病人很好，在你心里，一个国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此刻国王站在你面前，你也要说点假话，哄他高兴。比如，你可以说：“那当然，陛下您这么尊贵，我怎能像对待一般人一样地待您呢？”如果要显得对国王无限景仰、无比忠诚，你还可以说：“是的，仁德的国王，您想的正是我准备做的，今天我特地给您带来了一个祖传秘方，任何人生病，我都舍不得用，今天我把它带来了，我希望您万寿无疆，您的健康是全德国人民的幸福。”国王高兴了，还会少了你的好处吗？不说提拔你当分管医疗卫生的大臣，起码也得给个皇家医院的院长让你当当。然而，科赫没有这样做，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正是科赫这种在权势面前坚持让心灵站立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我们持久的尊敬。
让心灵站立需要一种胸怀。一个胸襟狭隘、只知道为自己打算的人，一定是一个喜欢见风转舵、时刻准备让自己的心灵下跪的人。因为他追求的是利益，追求利益必须懂得识别天时地利人和，懂得利用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只有那种心怀大众、把自己的生命自觉地与社会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人，才会宠辱不惊，以坚守自己灵魂的是非作为生命的最高目标。
让心灵站立需要底气。悬崖上的松树不惧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只是以本质的执著，坚守在别人无法坚守的地方，它令人敬佩。然而，不是每一棵树都可以跻身于悬崖。悬崖上少土，需要一棵树拥有刺穿岩石的力量；悬崖上少水，需要一棵树用心灵浇灌自己。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些生活在平地里的树所具备的。树是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要本事没本事，要品质没品质，他不投机，不选择一种风险最少的途径，又怎么能讨到自己的饭票呢？当一个人拥有了在世上立足的一切，要显露才华的时候，他是才华最出众的，要显示品质的时候，他是品质最优异的，他要做到让心灵站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江苏法制报》）
因为你与他们不同
作者：薛　峰
她于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英国北部一个不出名的小镇上，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虽然每天也能有一点收入，但由于家里人多，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父亲对她寄予了很大希望，期待她将来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也正是源于这个希望，她每天都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习上，在各方面都要求自己只能做到最好，而不能落于人后。可对年幼的她来说，这又不能不说是残酷的，因为她失去了许多其他孩子拥有的童年乐趣。
在她6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学习完功课后家人带她去教堂做礼拜。完毕，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默念着教科书上的东西，一边回想看牧师布道的内容。正想得入迷，突然被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断了。那笑声是那么响亮，又那么悦耳，使她不由得转过头去看，同时心里纳闷：“是什么人这么高兴呀？”
原来是一群在街角玩耍的孩子。他们与她年龄相仿，有男孩也有女孩，一共七八个，像小鹿一样地奔跑着互相追逐，有的还推推搡搡，不时地爆发出特别开心的笑声。她不知道他们玩的是什么游戏，因为她自己从来不玩游戏，但那兴高采烈的气氛却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她。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那些孩子那样，尽情地奔跑，尽情地玩耍，之后她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她内心深处孩子的天性被唤醒了，使她一心向往玩乐。可是以往的生活中，她的时间都被学习占满了，她从没得到那样彻底轻松的快乐。一想到自己错过了那么多的欢乐，她不由得感到委屈，她忍不住撅着小嘴问父亲：“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经常玩耍呢？”
“因为你与他们不同。”父亲第一句话就这样说，“因为你的未来你的梦想都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接着，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成长轨迹，有的弯曲有的笔直，有的充满乐趣有的布满苦难，所以你不能与别人相互比较。孩子，你之所以现在与他们不同，就是因为你的未来与他们不同，因为你的能力比他们强，你的梦想比他们伟大。你是一个聪明的有远大前程的孩子，请相信爸爸的话。”
听父亲这么说。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的委屈也逐渐烟消云散了。她明白，父亲之所以用特殊的方法教育她，是为了让她将来有所作为。她心里朦朦胧胧地发誓自己决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
于是，她学习更加勤奋了，年年都在学校排第一。同时她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在体育、唱歌、演讲及其他方面都有骄人的建树。再后来，她树立了崇高的目标，成功考入了英国最著名的大学——牛津大学……
她叫玛格丽特。或许这个名字你有些陌生，但提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可谓无人不知。她在英国乃至整个世界政坛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曾连续四年当选保守党领袖，并于1979年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雄居政坛长达11年之久，被人们誉为“铁娘子”。
“因为梦想与众不同”，请坚持你的梦想，怀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打拼，你的未来同样与众不同。因为那是光芒四射的人生！
(摘自 《知音女孩》)
别把梯子放错了墙
作者：孙江林
余秋雨在给南京大学的学生做讲座时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当你考上这所大学以后，你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是读研？读博？还是毕业以后当官？挣很多很多的钱？但当这些目标实现以后，你又去干什么呢？
余秋雨向大家讲了美国富人、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贝林先生的故事。
贝林的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追求最多，什么都要多，房子要多，车子要多，钱要多，贝林以他的智慧和才能，很快实现了这个目标；实现目标以后他寻找新的目标，追求最好，房子要最好的，车子要最名牌的，结果很快，贝林也实现了这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后，贝林又有了一次选择，选择“异”，追求与别人的不同，他的游艇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他的飞机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结果他也实现了这个目标。
这时贝林才六十岁。极度的富裕，使贝林经常看到别人的笑脸，但他分不清，这些笑脸是对他个人的，还是对他的金钱的。随后，他开始思考，自己活着干什么，极度的无聊使贝林想到自杀。
随后的一次经历让贝林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一次在他的飞机里，一个六岁的越南小女孩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个小女孩是残疾人，由于坐他的飞机，后面的位置比较空，贝林就为那个女孩顺手推来一把轮椅，当时女孩的脸上出现非常美丽的光彩，贝林突然意识到：“我的无聊有可能摆脱。”
随后到津巴布韦，贝林看到一个青年背着一个残疾妇女，走了两天两夜的旅程，把她送到贝林的面前。贝林问这个青年：“她是你的母亲吗？”回答：“不是。”“是你的亲戚吗？”“也不是。”“是你的邻居？”“也不是。”青年一再的否定令贝林感到很奇怪。这个津巴布韦青年说：“我不认识她，她没有轮椅坐，她要我背她，我就背她到你这里。”
简单的逻辑，简单的动作。青年在将那个残疾妇女背来后，就走了。
贝林说：“我以为，做慈善只有有钱以后才能做，看着男青年的背影，我才知道，我错了，这位青年没有钱，但他轻而易举地做了一件大善事。”
贝林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把梯子放错了墙，当我爬到顶，才知道自己把梯子放错了地方。”大富豪贝林，由此热衷慈善事业，并且做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他又重新变得快乐起来了。他找到了人文精神的一条“缆绳”。
摘自《今晚报》
判你无罪
作者：［德］海因茨·利音曼
几个月前我来到纽约，和另外两位来自德国的朋友向一个爱尔兰人莫菲合租了一间阴暗破旧的房间。莫菲是个鳏夫，独自带着5个小孩，吉米是最小的一个。
有一天，吉米突然病了，病情看来不甚乐观。来美前，我的房友古特是柏林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但此刻他表示不能替吉米治病，因为他还没有通过美国的国家医生执照考试。
莫菲在白天请来一个医生，是个老态龙钟、瘦骨嶙峋的意大利人。午夜一过，吉米的热度不断升高，气息渐如游丝般微弱。古特催促莫菲再去叫大夫。过了一会儿，莫菲却独自回来了。
“他不愿意来。”莫菲喃喃说道，无助、愤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上次看病的费用我还没付清，他坚持要先看到钱才肯来……”
此时低矮的房间挤满了邻人。大家窃窃私语，忙着凑钱，最后却失望地摇头叹息。莫菲怔怔地望着垂死呻吟的孩子，猛然转过身对古特吼道：“好歹你也是个医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死掉!”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古特身上，古特脸色惨白。
我了解古特此刻的心情。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如果他站在法律这一边，可以看到的是他灿烂的将来；如果站到另一边，他就会辜负这个提供他新家园的国家，违反法律并失信于政府。而且万一被捕，他会丧失居留权，陷入无边的困境中。现在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发烧和痛楚中瑟缩。
古特终于作出决定，他为吉米的小生命奋战了10天10夜。吉米总算度过危险期，捡回一条生命，不过真正的故事才刚开始。
就在吉米可以下床的那天，警察逮捕了古特，正是那个意大利裔的老医生告的密。同一天在街坊邻居和我们家引起了一阵少有的骚动，一张张历经沧桑的面孔因愤怒而涨红。那天，这批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上班，大伙全都赶往纽约市立法院。我们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据我估计大概超过一百个人。
“有罪还是没罪?”法官问道。在古特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一百多个人齐声喊道：“没有罪!”“肃静!”法官呵斥道，指着站在古特背后的莫菲说，“你说说看。”
莫菲开始叙述。法官专心听着，并环视着一张张老迈的脸孔。莫菲在结束时说道：“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保释我们的医生。如果你判他坐牢的话，我们已经凑足了钱，如果他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为拯救一个小孩的生命——而被判罚金的话，我们已经准备了68美元。”
法官面带微笑站起来，举起槌子敲向桌面，“古特先生，您违反了法律!”法官说，“原因是为了遵循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医生的良知。我因此判您——无罪!”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场“大审”是1935年1月24日在纽约市第二高等法院开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