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原唱:中篇：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2:08:37
红色旅运动的气力正在枯竭，社会不仅没有不稳定，反而增强了至少暂时地民主力量之间的团结：国家平静下来，继反恐怖主义战役之后，右派的崇尚暴力者像左派的暴力主义者一样受到严重打击。他们的组织被粉碎了。他们的领导人和好斗分子逃到了国外，或者被逮捕了。到70年代后期，MSI放弃了它的革命立场，返回到“好天主教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更安全的基地。它在反堕胎、反离婚和支持实行死邢的运动中起了领导性作用。80 年代社会党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会见了MSI领导人。此前他曾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极右派不要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而要重新结合进政坛。尽管有这样的姿态，MSI仍然是孤立的，它的议会党团被无视。它对政府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反对，它的选票停滞，甚至下降。阿尔米兰特1987年辞职后，由革命派领袖劳迪继任一段时期，最后是他选定的继承人费尼接任。费尼是一个青年领袖，不容忍那种曾使MSI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战略，上张“后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领导他的党在1995年取得胜利。相应地在1995年l月的菲乌吉大会上，MSI决定把自己改造成一种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并把它的名称改为民族联盟。
MSI的候选人和成员的构成是可以确切知道的。它主要是一个南方的政党，在罗马和罗马南部有自己的堡垒。甚至在它的运气最不佳时，它仍能指望在罗马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有大约10％的候选人，在卡塔尼亚和西西里的其他城镇高达20％二在北方工业区，MSI一直是相当虚弱的，因为它的对立面是左派，在后来儿年，还有伦巴第联盟。在罗马，MSI的大部分支持者来自以前的法西斯土义政权的受益者失去了职位的国家和政党的雇员（在东德解体后，共产党在东柏林仍有选票也是基于这种现象）。
MSI是一个非宗教的右派政党，它的激进的甚至革命的口号使天主教会感到害怕，天主教会尽可能地支持天主教民主党人。MSI是一个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政党，而不是中年人的政党。它在传统上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被右派吸引的妇女在1994年的选举中更可能会支持伯鲁斯科尼。然而．这个党还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其他职位高的人。1994年伯鲁斯科尼政府中的两位部长不是它的党员，却是它的迫随者。然而，总的说来，费尼从阿尔米兰诺继承下来的遗产是没有希望的。该党仍然没有任何进步。恰恰相反，在1989年欧洲选举中它丢了分，其他政党占了上风，如果说有不断增长的对外国人的愤恨的话，那也不是MSI的专利了。此外，伦巴第联盟（和其他联盟）吮吸了以前也许会给予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这些联盟认为，繁荣的北方受到了落后腐败的南方的全面剥削和破坏。
MSI没有利用这种论点，因为它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它不可能背弃作为它传统的力量基础的南方。如果MSI的运气在1992年后戏剧般地有所改善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费尼的领导，因为他甚至比阿尔米兰特更强烈地认识到党不得不抛弃它的暴力分子，或至少使他们保持沉默。但同时费尼又不能不容忍核心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所以不得不在“不放弃——不恢复”的口号下认真地进行平衡。
费尼声称墨索里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但同时他又去纳粹分子在战争结束前进行大屠杀的阿尔戴丁洞献花圈。他发出了一个好欧洲人应该有的大部分声音，同时又声明把安亚得里亚海看作意大利的领海。他肯定，意大利有理由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提出领土要求。费尼还改变了党的名称，以致墨索里尼的孙女竟宣布她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而是一个“墨索里尼主义者”。当费尼被问及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一种错误时，他回答说，已曾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一种有着真认和良好管理传统的社会进步的力量，所以不应被丑化为恶魔。然而，单是敏锐机智不会把后法西斯主义者推进到强大的地位。如果当初不是出于危机和旧政权的最终垮台，法西斯主义分子也就不会有所突破。天主教民主党人单独地或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合作，自1945年以来没有中断地统治着这个国家。对旧面孔的不满意和普遍的厌烦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选票反对当局和对民主制度的冷摸。这种“一党制度”值得维护吗？进而，随着一支新的独立审判的队伍调查政治家的活动，对腐败的揭露长时期都有怀疑但很少有证据动摇了这个国家。这导致朱里奥·安德雷奥蒂、德·米切里斯和旧政权的其他支柱，以及主要的国家官员和商人被逮捕，引起厂一场政治地震。只有两个主要的政党没有实质性地被卷入腐败，前共产党人和MSI。但共产党人——尽管他们也改变了名称并在1993年至1994年和其他左派力量从事共同的事业——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挫折所阻碍。在这些环境下，“后法西斯主义者”注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然而，有理由假定，他们也曾同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黑手党合作，但同北方交易的数额相比，这些算不上大买卖。
1993年秋季的地方选举，继而1994年的大选预示着MSI的崛起。费尼得到47％的选票，亚历山德拉·索里尼以微弱之差落选罗马和那不勒斯市长。他们是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城市里为联盟赢得的选票分别是25％和19％。在大选中，民族联盟票数增长一倍。它成了第三大党，它有有利的机会进一步改善它的地位。但前景实难确定，因为意大利一直有大批的流动的选民，几乎任何方向的潮流都能左右他们。
法国
法国极右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但在何种程度上它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呢？对德国的新纳粹分子和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来说，孙年代轴心国的强大是值得怀恋的榜样。然而，对法国来说，只有维希政府1，甚至菲利普·贝当元帅的坚定维护者也不认为他的政权能成为值得仿效的榜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过几次变形，法国右翼极端主义的潜力已经耗尽。在1945年后的最初几年，它的主要支柱是
1953年当皮埃尔·波杰德的商人和手工艺人保卫联盟登上政治舞台时，再次新的复兴到来了。在1956年的选举中，差不多是突然间他们赢得了12.5％选票，也就是250万张选票。波杰德主义者利用了反自由的、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和普遍排外的口号。但这一运动本质就是其名称所标明的，即一个农场主和小商人反对高税率的大游说集团。它的基础是地方性的，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居住在较落后的法国南部和西部：波杰德主义者持续了几年，后来随着经济现代化加速进行和其他问题突出起来，他们也就消失了。
取代这一运动的是出生于北非的法国人的行动集团，他们想让法国保持住阿尔及利亚，反对那些打算放弃法国立场的巴黎“卖国贼”。但这些以地下武装组织OAS为首的极端分子，进行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继法国在越南失败后，法国病倒了，并且对殖民地战争厌倦了。每一个人都想保住北非，但很少人愿意为之进行战斗。
北非危机使得查理·戴高乐掌了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极右派面临的是不景气的年月。由于他主张大法国的观点，右派不可能向他发起进攻。右派在戴高乐政权下失败后，对自己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反思，努力形成一种新的学说。这种新右派在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它的前辈：它不是君主主义的或天主教的，它也不把德国当作头号敌人。它并不梦想重新占领北非，而是仅仅想让北非人离开法国。尽管新右派的思想影响了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甚至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但它们在国内的影响却是不大的。在新右派发表文章谈论“生物学的现实主义”或介于前苏联和美国之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欧洲“第三条道路”时，法国的极右派却继续破裂。在1967年到1982年间的议会选举中，它的各派总共得票不超过1.4％。相比之下，这个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甚至他们1965年的总统候选人泰克西尔·维格南科特同戴高乐竞争曾得过5％的选票，1962年右派同戴高乐竟争曾得过9％的选票。
在1972年的公民投票中，又进行了一次把四分五裂的集团统一起来的努力，于是出现了以让·马里·勒蓬为头子的国民阵线。勒蓬来自布列塔尼，最初在波杰德主义者中间当学徒，他后来在议会中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代表波杰德主义者。这个新党用了10年多的时间才成为法国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勒蓬这位善于雄辩的有影响的演说家和总是充满活力的人物，一定感觉到长远的前景并不坏，各种倾向都有利于极右派的复活。国民阵线不是铁板一块的政党，而是六个集团的联盟，这些集团知道单靠自身都没有任何机会，于是开始进行合作。勒蓬是其中一个叫做“新秩序”的集团的领袖。
尽管经常有妒忌，但他的领导地位还是被认可了，因为他被看作是最有影响的得票者。只是到了80年代，在该党取得了选举上的重大突破后，勒蓬的支配地位才得以巩固。随着戴高乐从政坛上消失，国民阵线在政治上的任务就更容易了。不论是乔治，蓬皮杜还是瓦勒利·吉斯卡尔·德斯坦，不管有多么大的才能，都不是有同等竞争力的人物，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戴高乐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法国共产党开始衰落，为国民阵线准备了有潜在选民的蓄水池。在几年之内，马赛这个堡垒——起初是社会党人的，后来是共产党人的——成了国民阵线的要塞。各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思潮有利于极右派的兴起。北非的丢失导致法国人被逐出这些地区，他们不再同情左派或中间派。更重要的是，在北非战争之后，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以及一些非洲黑人定居于法国。尽管70年代初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限制移民，但移民还是成倍增长，并且构成了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首先是在法国南部和巴黎，后来是在法国的其他地区。尽管北非人希望在法国有更好的生活，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愿意采纳法国的方式。的确，他们渴望保存自己的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
因此，他们和当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因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发展特有的结构性失业而加剧。勒蓬的口号是“100万人（后来是300万）失业，意味着多了100万（300万）外籍人”。
最终，对掌权的政党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不满―欧洲的一种常见现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曾相信迅速的繁荣昌盛会无限地继续下去。后来，当经济出现停滞、生活质量没有改善时，就出现了一种总会使执政党感到痛苦的不利反应。像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法国人还觉得，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日渐攀升的犯罪率。既然共产党不再是汁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品，那么极右派就能够从这种抗议声中获益。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解释，一个在1982年法国政界无足轻重、仅有几百名党员的政党是如何在一年之内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的。当时并没有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大动荡。1981年，自戴高乐掌权以来一直统治法国的右翼联盟被一个社会党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起初包括有一些共产党员部长。有些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向左转，才把传统上反共产党的选民赶到了国民阵线一边，而合法的右派在失败之后则一缴不振，分崩离析。这种解释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既然法国共产党在衰落，既然此后不久共产党的部长被弗朗索瓦·密特朗清除出去了，这便可以说明这种向极右派的急剧转向。
其他因素包括勒蓬的将士们在建立全国性的政治网方面显示出来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勒蓬突然间赢得了大量的民意。在1983年以前，国民阵线在它的为数不多的堡垒之外是很不知名的。但后来它在省级选举中第一次获得胜利，特别是在1984年的欧洲选举中得了11％的选票，使得它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当时，媒体认为国民阵线的成就是法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勒蓬和他的助手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更多的人涌向他的会议，观看他技术娴熟的电视亮相。在 1986 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到了9.9％的选票，在1988 年的选举中有144%（440万张）选票给了国民阵线。在1985年的选举中，它的成绩更好，得了15％多的选票。国民阵线成了一个在全国都有追随者的政党，在法国政治体制多极化的格局中，它不止一次地成了优势力量之间的仲裁人。它现在在法国各个地区和各个年龄层都有支持者。国民阵线特别强大的地方是大巴黎和南部地区，包括马赛，图伦和尼斯、阿尔卑斯沿海地区以及瓦尔、罗纳河日地区。但它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民意测验中也有14％多的拥护者。该党在因地方烟囱工业的衰退而遭受损失的城市米卢兹势力特别强大，但在没有任何重要重工业的斯特拉斯堡和科尔马也很有势力。它在有许多外籍人的地方特别成功，但在外籍人相对很少而又对外籍人的出现感到害怕的地方也有进展。国民阵线在工人中间比在知识分子和大资产阶级中间表现得更好。它在法国所有地区都能得到同情者。国民阵线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呢？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它的繁杂的民粹主义的口号，同时还有它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可靠的、负责任的和非极端主义的政党的形象。尽管国民阵线是反犹太人的，但勒蓬的声明却从不极端，该党也不把犹太人问题作为它的政治论坛的主要政纲......它以对私有企业的支持来安抚企业家和大资本家。它称赞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经济政策是人民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但同时勒蓬又是工人的朋友，并许诺要帮助小商人和手工艺人反对国内和来自国外的竞争。国民阵线表现为一个遵纪守法的政党，一个具有安全力量的最好的朋友。
勒蓬吸引了早期右派，“一体化主义者”，并且宣扬天主教，但他还在他的运动中为新右派的反基督教者找到了地盘。尽管他攻击政府的官僚，这一直是一个流行的话题，但他又向官僚们保证，如果他勒蓬掌了权，不会发生对他们和他们的职位不利的事情。他是“欧洲人”，是反美的，但这早已是法国舆论的一部分。国民阵线许诺在减少税赋的同时保持现行福利，只是外籍人除外，应把外籍人赶出去。国民阵线努力制造井维持一种温和的形象，这些努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偶尔它们也让位于一些表白，许多局外人认为这些表白是它的真面目。例如，1991年勒蓬去巴格达和萨达姆·侯赛因握手，表达他的团结。无疑，勒蓬的政治本能告诉他，这种姿态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然而他一定感觉到有一种压倒性的内在冲动去鉴别一种类似的精神。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国民阵线有另一副面孔，这就是专制和恐怖主义。在该党现在还没有掌握政权―也许地方性掌权除外——之时，它将保留它的外表的民主的特点。但它对民主规则的真正服从似乎只是表面的，一旦该党掌握政权，这种微薄的面膜也就会很快地戏剧般地挥发掉。
国民阵线得益于法国重要权力集团的削弱，起初是戴高乐主义者和温和右派，后来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但它的进展是有限的：在1994年欧洲选举中，国民阵线只得到10％的选票。大多数法国人不可能支持一个仍然被认为是激进的和不可捉摸的运动，当然除非发生某种重大的政治灾难或经济灾难。国民阵线的大部分成就是个人的作用，尽管没有人是不可以替换的，但也许要有几年时间才会出现一个有同样影响的新领袖。在这一过程中，国民阵线的过去的裂隙就会重新现，并且削弱它。无论如何，显然该党基本上是一种很少有积极内容的抗议运动。的确，它的目标是得民意的―减少移民的数目或至少防止进一步增长，恢复法律和秩序，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和税赋。但大多数人也知道，国民阵线并不比其他政党有更多的灵丹妙药。
如果说有对政治领袖和政党的不信任的话，国民阵线和勒蓬也概莫能外。根据几次民意测验，国民阵线的绝大多数选民之所以选择该党，只是为了抗议政治体制；有相当比例的成员并不奢望他们的党掌权。尤其是，国民阵线缺乏同情心，甚至缺乏一度渗透进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各成分之中的理想主义。它的支持者可以从事孤立的暴力活动，但归根到底他们是愤慨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狂热分子。他们不愿意为这种政治运动牺牲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了）。他们不是为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造就战士的材料。
德国
德国的新纳粹主义并不像它的支持者所希望的和它的敌人所担心的那样有成就。阻止新纳粹主义成长的原因就像导致它扩展的原因一样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以前的几百万名党员仍然工作和生活在他们的祖国。不是所有人都出于机会主义才入党的，失败后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纳粹政权是邪恶的。有1/3以上的德国人继续认为纳粹主义曾有过各种积极的特点。甚至在1989年只有刚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主要是否定的东西”而拒斥它，差不多有 40％的德国人认为希特勒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国务活动家。根据各种调查，有10％至15％的人认同极右派的价值和理想，既有青年人也有成年人。在其他方面，如法律和秩序、对生活在德国的外籍人的态度，这些调查显示出右翼极端主义感情的很大容量。
然而，在德国战后50年的历史中，这种容量并投有转化成政治行动，转化成拥护右翼极端主义政党的选票。只有两次，极右派在地方的层次上成功地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这指的是60年代的民族民主党（NPD）和80年代的共和党。但在这两例中，它们的成功并不待久，而且这些政党也不能被列为新纳粹党。无疑，它们的大多数成员在1933年是欢迎希特勒的。但时代已经变了，老式的纳粹主义不再是德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纳粹主义在战后德国的滋长，出于多种原因受到了限制。首先是经济奇迹——在战争结束10年后开始的繁荣。同时，甚至那些怀恋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并不都反对已经出现的新的政治秩序和制度。纳粹主义已经失败了，它导致了国家的毁灭，这一事实对纳粹主义的民众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卖国贼”因为“从背后给国家捅了一刀”而受到谴责。但1945年后，没有人能够指责反对派，因为在希特勒掌权时就不曾有过反对派。纳粹分子战斗到底的事实（不像1918年的皇帝和他的将军们）只是加快了德国的民主化。最终，纳粹的活动按宪法说是违法的，尽管这并没有吓唬住死硬分子，但它吓唬住了追随者。
最早主怅极端右翼立场的集团，是那些在1946年至1947年被同盟国重新承认的政党。它们是德意志帝国党，1949年继它之后的社会主义帝国党，后者在1949年有5名代表（后来是器名代表）参加了第一届联邦议会（德国议会）。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最早繁荣的极右派的主要英雄之一是奥托·莱默少校（后来是将军）。这位军官阻止了1944年 7月的军官起义，从而挽救了纳粹政权。
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纳粹分子和战争老兵。他们因失败后的社会衰退而受到损害，并且没有从战后的繁荣中得到好处。其他成员虽不是主要的纳粹分子，但从来不喜欢新秩序。帝国党在其鼎盛时有8万名党员，但只有2万至3万人是年轻追随者。它在德国北方的一些地区，如下萨克森和不来梅，取得了某种成功，但吸引到能够充当领导人的有能力的职业人士不多。极右派成立了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编辑了宣扬它的福音的期刊（如《欧洲民族》）。但它是对已经皈依的人做宣传，在劝服政治独立的人方面并不成功。
1962年，帝国党被德国最高法院所禁止，因为它没有完全掩盖它的亲纳粹的情绪。事实上，甚至在下达这个判决之前，该党已决定解散。但如果不是出于觉得没有任何真正的机会同主要政党竞争，它也不会这么做：时机尚不成熟。在此后的12年，新的新纳粹派别都出现过，但其中没有一个能活下来。极端主义的情绪表现为污辱犹太人的墓地和出版回忆纳粹分子政治和军事成就的怀旧作品。然而，在政治上这些新纳粹分子本身一直是无足轻重的。
1964年底出现了又一次机会。在阿道夫·冯·泰登的领导下，属于极右派的大多数派别在民族民主党（NPD）的屋顶下统一起来。同它的前辈相比较，民族民主党有了更强大的工人阶级支持，它不仅能在德国北方而且也能在南方（如巴登-符腾堡）找到追随者。但它在议会建立一个立足点的企图却没有成功，没有突破宪法规定的5％选票的障碍。后来它因内部的保守派和倾向于非议会行动的激进派之间的内扛而分裂。该党在1969 年大选失败后，更为激进。它的内部分歧也更加激烈。冯·泰登1971年辞职，尽管该党继续存在，但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党派。1972年它在地方议会还有500名代表，10年后只剩下12名了。
民族民主党认真强调它信奉保守的价值和“民族的观念”。它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生活的热爱自由的德国爱国者的集合体。事实上，作为适应法律和秩序的党，它在每一个场合都强调应服从法治国家（法律及其应用）。民族民主党肯定从帝国党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要成为德国极右派的一名斗士，必然要求进行大量的掩饰，但还有其他的考虑：民族民主党的一些支持者不是激进分子，而是反动分子。他们害怕承担新纳粹狂热分子的革命任务，因为这些狂热分子想要彻底变革，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在早期合法的右派的边缘，一直有一些超议会的集团。他们搜集武器，对自己的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在70年代后期，随着民族民主党衰落，右翼恐怖主义更为常见。
在现在记忆犹新的事件中，有1950年慕尼黑十月节的爆炸案，导致13人丧生。但归根到底，右翼恐怖主义不如左翼巴德一梅因霍夫一帮有影响。民族民主党不愿意因为这种暴力而冒险招致国家采取行动。格哈特·弗莱的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出版帝国也是这样。从这个出版帝国产生了另一个党DVU（德国人民联盟）。该党的出版工作是成功的周刊《德国民族报》销售12万份，比社会民主党的《前进》还多。但读者并没有变成选票；躲在最极端的右翼集团宣传运动背后的弗菜，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律师，但却不是一个有魅力的政治领袖。
然而，坚持合法性不得不付出代价。如果民族民主党和其他极右派的政党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只是严格的保守分子，为什么他们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右翼进行共同的事业，而要把他们的选票浪费在没有现实前景的努力上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回答。诚实的回答将会是，实际上他们同保守分子有根本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是不能明说的，因为这会导致损失选票，并且按宪法第9条或第21条可能会使该党被查禁。
1933年前的纳粹分子也曾面临过合法性的问题，但在魏玛共和国，它蔑视宪法的风险不大。无论如何，驱使民族民主党的成员的动力不是类似的狂热主义。无论是冯·泰登还是弗莱，都不会像迈克尔·库南一样冒被判4年徒刑的风险。库南以前是联邦边防军的一名中尉，80年代是一个公开的新纳粹集团的头子。其结果，弗莱的期刊集中注意的是相对安全的论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而不是希特勒发动的，毒气是世界犹太人的一个大骗局，德国属于德国人，应当把外国人赶出去。然而，随着民众对民族民主党支持率下降，外籍工人问题成了更尖锐的。1981年，第一次出现了让外籍工人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要求，但泌族民卞党缺乏活力来利用这种情绪。极右派政治论坛上存在的空缺，1983年由新成立的共和党来填补了。共和党是巴伐利亚CSU（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激进后代。它的领导人是弗兰兹·舍恩胡伯，他年轻时曾在党卫军服务，职业是慕尼黑的电视制片人，加入过社会民主党，后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成员。舍恩胡伯1994年被，个更年轻的人罗尔夫·施利莱所取代。施利莱的偶像是奥地利的尤尔根·海德尔。海德尔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物，曾比德国早期右派领导人的做法得到了更大的共鸣。在19的年的地方选举中，共和党人在柏林、莱茵兰、巴登-符腾堡和其他一些州的情况不错，所以他们进入了地方议会。当年他们也成功地被选上了欧洲议会的几个议员，但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又未能突破5％选票的界线。在1993年黑森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赢得了8％的选票，在法兰克福赢得10％的选票。尽管以暴力行动表现出来的（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老右派煽动的）排外情绪日渐增长，但在全国他们的选票是下降的。
很难说明极右派命运多变的特殊原因。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是缺乏创见的人，这些人没有产生引人瞩目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获取薪水和开支（以及重新当选），而不是促进他们党的事业。在共和党和继续存在的民族民主党之间几乎投有什么学说上的差别。在选举区域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共和党人最强大的地区15年前曾是民族民主党的堡垒。但一个重要的差别是，80年代以前在极端的右翼政党中有很大比例的前纳粹分子，但他们逐渐死掉了，年轻的选民取而代之。一些德国分析家断言，共和党是失败者即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的党。的确，在大城市中较贫困地区，共和党人的日子相对好些。但他们在抗议情绪最强烈的东德的情况却不好。他们在西德的一些繁荣的地区得分高于平均数。几乎毫无例外，民族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男人那里要比在女人那里情况更好。德国的整个政坛在80年代多少倾向于右派，就像在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情况一样。但这对共和党人没有什么帮助。恰恰相反，它使得他们成了多余的。
综合考虑，战后德国的新纳梓主义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老的纳粹分子消失之后，希特勒思想的年轻崇拜者保持着这一传统。但他们人数不是很多：大多数派别都不到1000 人，甚至共和党也不过1.2万人到2.4万人（前一个数字是根据外人的估计，后一个数字是他们自己的数字）。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对法律和秩序口号的要求和反移民的情绪，就像在英国——但不是在法国、意大利或俄罗斯一样，但这并没有转化成一种群众运动。
新纳粹分子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新民主秩序的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此外，并非每一个要求法律和秩序或愤恨移民的人都是新纳粹分子。甚至那些对现行事态很不满的人，也不愿意像1932年的许多纳粹分子那样，逾越障碍。德国已经重新统一，但不是由于民族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努力。他们对德国的好战传统感到自豪，包括侵略战争。但他们不愿意进行新的战争，甚至不愿意增加军费开支。存在着对外国人包括美国人的愤恨，但在极右派中并不讨厌英国人和法国人。即使波兰人和捷克人不讨人喜欢，也很少有人认为德国应当发动战争去收复1945年丢失的领土。
德国极右派的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是内部不断地分化。不像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他们从来没有统一成一个党，集合在一面旗帜下，追随一个领袖。这种缺乏团结或许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他们内在的意见分歧。假如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是否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呢？在80年代，德国的确面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像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出现了对现有大党越来越多的厌恶。但很少德国人认为，民族民主党和共和党能比社会民主党更有效地解决失业之类的问题。因此，极右派所能指望的一切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总危机，而不是某种小的暂时的倒退或停滞―需要来一场政治地震使德国民主制度受到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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