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驰和迪桑娜哪个好:中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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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头党人

  70年代和80年代,成群结队的青少年(通常男性多于女性)身着奇装异服,以诸如光头、捣乱鬼、小流氓、街斗队、精神变态者、丑孩和怪兄弟的名称,在英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街上引起了人们的惊奇甚至震惊。他们的头剃得光光的,穿着T 恤衫、风雨衣(姑娘是健身衣);脚穿大皮鞋、摩托车鞋、和尚鞋或有铁钉和刀链的道克·马丁鞋;披着克龙比大衣和哈林顿大衣;束有金属薄片的皮带;佩戴显示出蛇、蝎、骸骼和各种其他奇怪符号的指环。纳粹徽章,偶尔也有铁}一字画贴在他们衣衫上。有些光头党人身上刺有大量的花纹。他们都叫喊着“必定胜利”、“希特勒万岁”(以及“不要政府”和'把犹太人赶出去”)。在他们的歌曲中,他们主张杀掉土耳其人和其他外籍人,以及同性恋者、嬉皮士、流浪汉和弱智人。他们对敌对的街头能帮的态度明显是不温和的。不同于朋克,光头党人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成群结党地游荡。这种新的青年亚文化起始于英国足球场和迪斯科舞厅。这种运动开始时是自发的,主要是工人们的。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包括西德和东德、西班牙和匈牙利,足球迷和光头党之间的联系是同样明显的。在西班牙,光头党起源于真正马德里的球迷俱乐部和两个巴塞罗那足球队。例外的起源之地是英式足球并不流行的美国。在美国,光头党出现在极右派的各种组织的边缘,如三 K 党和雅利安白种人抵抗组织。欧洲的光头党主要起源于工人,而美国的光头党似乎在中产阶级中更强大,有着一种公然的犯罪因素。在他们的支持者中起初有疯狂车手,后来光头党被叫做血与荣誉、恶化者、攻击者、无情者和决心争取荣耀者。

  光头党杂志的名称甚至更引人注目:《阳光的生命》《白色造反》《进攻》《觉醒》《骷髅》《钢铁前线》《帝国》《B旋风》《彻底解决》。需要补充说一下,这些杂志的大多数只发行几百册。他们的音乐起初是按照雷盖和斯卡曲调(是从加勒比海传进来的)塑造成的,但后来偏向奥伊(“街头之音”),歌唱“奥斯威辛的长夜”和B旋风。奥伊是一个叫做伦敦佬被抛弃者的集团的发明,并且取代了以前介绍一首新歌的“一、二、三、四”。它以填写新纳粹分子主要以新的样式构造的诸如“有人今晚死去”和“我们头脑里的暴力”之类的歌词,成为暴力的象征;第二批奥伊歌曲选的标题是《奥伊的力量》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不容易区别开各种帮派,或者各种团队。有些帮派极力造成一种男子汉的形象,向他们的女性同伴炫耀,而其他帮派则故意把性别之间的差别:

 

1. 乔治·马歇尔的《69精神:光头党的圣》(杜农1991年),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2. 出于并不明确的理由,某些杰出的欧洲俱乐部一段时期获得了“犹太人的俱乐部”的名声,即使它们同犹太人运动员、教练、经理或支持者之间很少或不存在联系。它们中间有奥地利维也纳、布达佩斯MTK、阿姆斯特丹的阿加克斯和托特纳姆的霍兹波尔等俱乐部。其他俱乐部——一段时期包括切尔西和利兹联盟,不能确切地肯定是否出于其球迷的种族主义。儿百名外籍运动员包括黑人运动员最初向欧洲联盟的流动,加剧了这种状况。但最终由于每一方都有许多外籍运动员,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强烈了。球迷的攻击性不得不寻找其他靶子。缩小到最低限度。他们的杂志(叫做《爱好者》)并没有提供许多关于他们的思想的线索,因为他们是通过音乐而不是通过书面文字来交流的。英国的光头党在70年代后期以“打击巴基斯坦人”开始了他们的生涯,德国光头党是以打击土耳其人和黑人开始的。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德国光头党才政治化了。以前他们是在各种球迷俱乐部的边缘活动的,极力通过攻击街上的行人、砸商店的窗户和普遍发泄他们的攻击性而制造伤害罪。在东德,光头党是在共产党政权执政时出现的。后来,国家安全机构不得不派出2000人的队伍去足球比赛场维持秩序。光头党(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对警察不再有任何尊敬。即使这样,东德警察也逮捕了这一舞台上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段时期光头党的活动明显地减弱下来。


  这些集团的大多数政治倾向是不确定的:西德的早期光头党人在支持巴德·梅因霍夫的恐怖主义者的示威者中间能够被找到。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激怒和震动老一代人。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就认识到,纳粹的党徽和“希特勒万岁”比支持任何左翼事业或偶然的暴力更可能惹怒人们,并引起注意。

  在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右翼极端主义集团决定在足球场.上和迪斯科舞厅试验一下“进入主义”战略(也就是渗透进去进行动员)。他们的做法在德国和东欧比在英国更为成功。对之有利的一方面是日益增多的青年失业,另一方面是厌烦的情绪。一个叫做“特殊人物”的英国帮最近的一支歌曲《幽灵城》,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绪。一些德国青年(以及后来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反应是类似的:无所事事。光头党人强调自主性和向父母一代造反的青年亚文化,在欧洲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最盛行的地方是古典青年运动的故乡德国,这种古典青年运动后来随着希特勒的掌权而告终。但在关键的方面,光头党、捣乱鬼和小流氓是他们先辈的反题:以前的青年运动的成员来自中产阶级,而新的运动则起源于更底层的阶级。以前的青年集团是有教养的、理想主义的和浪漫的,主张“生活改革”、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想依靠自我改进的文化革命来改变人类状况。新的青年文化却没有这样的雄心,是幼稚的。它的本能是暴力。它的观念是不连贯的。它的理想不是和谐与内在或外在的美,而是通过他们性格、口号和歌曲中的故意丑陋来震动别人。尽管欧洲的光头党不像美国街头的匪帮那样经常携带武器,但他们不和谐的音调和残忍性是有意图的。1987年到1993年问,美国有28起光头党凶杀案,要高于欧洲,但美国光头党的总数也许3500人要比欧洲的光头党少。

  这种光头党的亚文化为在德国和英国招募新纳粹分子提供了源泉。老一代的新纳粹分一子指责光头党人的“混乱音乐”是低等人因素的堕落表现。年轻一代的新纳粹分子却没有这样的担优,而是积极地从伦敦到布达佩斯动员光头党人参加他们的事业。

  相比之下,在地中海国家,新法西斯主义者把光头党视为一种消极的因素。在法国和意大利,光头党被看作是英国和美国堕落的表现。除其他人而外,意大利伯鲁斯科尼政府中的文化部长多梅尼科·费斯切拉也持这种观点。MSI 的领袖费尼,把意大利的光头党叫做“空头党”。他说:“我会把他们都送到矿井里干活。”波兰的极右派,反复谈论大众文化的邪恶,也采取了-条类似的路线。

  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对摇滚乐和摇滚文化的看法同样是一种不妥协的敌意态度。他们把它看作是俄罗斯民族最邪恶的敌人(恶魔、西方人、犹太人)用来腐蚀俄罗斯民族灵魂的一种计谋。然而,这些情绪在老一代中是盛行的,而年轻一代更宽容,因为他们在右翼摇滚明星和他们的追随者中间看到了类似的精神。在今天仍搞不清楚的环境里被杀害的吟游诗人伊格·塔尔可夫是纪念党的支持者。来自莫斯科西部工人阶级卫星城留伯里的重音炮歌迷,在一段时期(1987~1990年)中起了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光头党的作用。在俄罗斯的某些青年集团中,纳粹的符号、遗物和仪式成了时髦的东西,这些人的动机和社会根源非常类似于西方的光头党。

  光头党和其他类似的集团,在德国以及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欧洲其他国家攻击(有时具有不幸的后果)外籍人之后,引起了广泛注意。光头党摇滚歌星从布达佩斯到斯德哥尔摩一路唱着对纳粹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赞美歌。光头党的杂志以各种语言声称,纳粹主义是拯救德国、欧洲和白色人种的惟一手段“毁灭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

  在布莱克普尔成立的疯狂车手组织举行了白色力量摇滚音乐会,在德国举办年度游行以纪念鲁道夫·赫斯的逝世。有些集团打着纳粹党徽,其他集团则打着美国南部联邦的旗帜。有些人强烈地反对爱尔兰人,但其他人又和IRA保持一致,认为他们是民族自由的战友。许多崩克式的光头党(在德国叫做秃头党)使用纳粹的象征和仪式,一般主要是为了烦扰他们的家庭、老师和当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信奉法西斯主义呢?当采访者问及他们的政治观念时,他们说不清楚却又大声叫喊。他们想让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保持纯洁,但不夸张地说,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不很了解。他们告诉每一个听众,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他们仇恨每一个不和他们有同感的人,暴力行动是减轻他们的紧张并使他们的敌人处在他们的位置的惟一方式。他们酗酒抽烟,但反对吸毒。相比之下,他们美国的同类却抢劫和吸毒都干。具有各种变种的光头党的出现,在外部观察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人进行心理研究。社会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很难理解这种预料不到的和令人惊奇的现象。其结果,关于实际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永远是可教育的信念,受到了严格的检验。的确,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奇怪的亚文化本质上是种抵制资本主义对年轻人施加生活影响的方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造成挫折,挫折进而又导致攻击行为。此外,欧洲社会的深层是种族主义的,因此必定导致过激。这种挫折一攻击的假说再次受到了注意,因为它曾被用来解释团年代和70年代的左翼恐怖主义和一般的犯罪。但它的现实根据一直是脆弱的:刑事的和政治的暴力在没有重大压抑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总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挫折,但并没有屈服于他们所有的倾向和本能。

  此外,如果我们所说的种族主义是指对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差别的意识的话,那么,欧洲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是种族主义的。欧洲人不是自觉友好地对待其他有不同看法、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与价值的民族。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社会都是不宽容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有种族主义,后者决不是不怎么危险的或道德上优越的。那种认为可以通过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和反种族主义的灌输来控制光头党之流的观念,是过于乐观了。不论是在古代的还是在现代的专制中,像光头党这种人都会受到警察的打击和逮捕,因而至少吓唬住一段时期。在民主制度中,特别是那些相信宽容的民主制度中,光头党很少能找到使他们娱乐和快乐或使他们忙活起来的事情,但也用不着以暴力来反对他们,除非在极端情况下。

  那些研究光头党的人,面对这些没有实际理由的造反茫然不知所措:,人类总是天生倾向于暴力的,认为这种倾向并不存在或能很容易地使之合理化,是无用的。像光头党及其后继者这样的集团.或许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传播的重要性如何呢?出于我们已经讨论的理由,光头党是靠不住的联盟,是不可依靠的招安的源泉。儿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既缺乏连续性,也缺乏一致性。光头党组织很少多于30人,新的街头匪帮就像流行的音乐一样来去匆匆。尽管他们可被动员来从事某种反外籍人的行动,但他们缺乏一致行动的动机、纪律和耐力。此外,他们与之对抗的同胞要比他们吸引的同胞更多,而新法西斯主义者主张法律和秩序,而不是混乱。光头党的影响仅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某种年龄组(15岁至21岁)。关于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特定的民族性,更不用说爱国主义了。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服饰和他们的音乐是国际因素的混合,主要是非洲、英国、美国的混合。这些帮派吸引的年轻人不是对新法西斯主义者可能有大用处的材料。此外,他们在数量上很少,是少数中的少数。1992年德国光头党的总数估计有6000人,其中半数是在东德。其中大约2/3是和极右派一致的,其他人则是不关心政治的。一句话,他们对警察和教育者来说,而不是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问题。根据某些估计,德国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15%至20%同情极端的右翼集团。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仍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光头党人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回答。这个年轻人的小集团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注意?死硬的新纳粹的光头党的一些录音带、录像带和迪斯科舞曲销得不错,但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1975年更多的关于一些恐怖主义者的情况。虽然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数量不过几十人,但他们故意残暴的行为却使他们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当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最终关于每一个积极的欧洲恐怖主义者都出版了一本关于恐怖主义的书和发表了几篇文章,关于他们的心理、社会根源和一般的动机也写过研究论文。然而,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社会科学也许会去论证大众运动,但肯定不会去论证小集团的行为。的确,极右派的光头党人比恐怖主义者更多。他们同恐怖主义者和早期法西斯主义者有共同之处,都想以不合常规的行为震动公众。归根到底,这是他们广为人知的原因。但为什么光头党采取极右派的观点,而不采取左派的观点?为什么他们不像他们起初那样居于政治之外呢?大约在1970年,大专院校动荡的时期,这种运动会倾向于极左派或无政府主义,倾向于暴力主义分子或自发主义分子。但90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极左派对于不满的运动和自由漂浮的暴力几乎没有什么诱惑力。对受教育不多的人来说,它是太意识形态了,它不适合攻击明显的、流行的靶一子如外籍人。

  “没有未来”的一代(和继其之后的人)也不可能转向绿党,因为绿党太知识化、太驯服了。因此,自然而然在许多国家里,新纳粹的象征和观念会在摇滚舞台上得到支持。光头党的政治意义不可高估: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在20世纪后期的风俗习惯的而不是政治的历史中,为他们写下一个有趣的脚注。

 

对移民的恐惧


  民族主义的激情和少数民族的冤苦,在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战后重新划定边界和种族清理(也就是排挤),欧洲更整齐划一了。纳粹主义从德国人对法国(德国的头号宿敌)和波兰的仇恨中吸取了它大部分力量。现在这种感觉不再那么强烈,已经被20年代和30年代预想不到的新的紧张状况所取代。

  在70年代,西欧的政治社会学家发现了“新的社会运动”,他们认为这些运动在未来会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但很少人注意到新的少数民族的出现,这些少数民族在几年之内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在那些导致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复活的间题中,最人的问题是害怕移民泛滥。移民在意大利或俄罗斯新法西斯主义的复兴中没有起关键性作用。但甚至在这些国家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移民问题,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移民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移民,主要是指西印度人和亚洲人向英国的移民,北非人向法国的移民,土耳其人、摩洛哥人和其他人向德国的移民,南斯拉夫人向瑞士和瑞典的移民,但也有“高加索人”向莫斯科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其他主要城市的移民,以及吉卜赛人的流动。
在60年代以前,欧洲的移民主要是欧洲内部的,基本上是从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向北部和西部移民。在70年代,上耳其和北非成了主要的移民国家,继之是来自外撒哈拉非洲和南亚的移民。后来,随着失业的增多,西欧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移民。然而,出于各种原因(如家庭的团聚和高出生率),这些措施只取得了有限的效果。例如,尽管德国主动就业的外籍人数目从1972年到1992年是下降的,但他们的总数增加了l倍,从大约350万人增长到700万人。法国(大约有400万人)和英国(也许有 300万人)移民的发展,广义地说是与之类似的。除了这些官方数字之外,还有一些不知道的非法的外籍居民。只要有看起来对劳动力的无限需求,欧洲人就很少抱怨移民的存在。但随着土生的欧洲人失业增多,当大多数客籍工人看起来不想回自己祖国时,这个问题就成了在政治上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问题。到1989年,79%的德国人和75%的意大利人开始认为他们中间的外籍人太多了;持此种看法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大概占80%至90%。甚至在宽容的荷兰,大多数公民也认为国家没有从这么多的外籍人中得到好处,认为这些外籍人中只有1/4在干活,其余的则靠社会保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维持生活。

  对外籍人的愤怒决不限于极右派。撒切尔首相1978年声明,英国“被外国文化吞没了”;密特朗总统宣布,法国已经达到了“宽容的临界点”。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地方和中央都投票支待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同其他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两个集团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清除所有外籍人,而其他集团不管多么勉强,都愿意接受那些已经生活在他们之中的外籍人。但如果移民不想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就要做出更大的努力进行文化上的适应,以符合当地的习惯和传统。

  许多欧洲人愤怒的是,从不曾问问他们是否想要这么多外国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是投票支持还是反对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就把一个既成事实摆到了他们面前。通过把新移民集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某些区,是难以对新移民进行社会和文化同化的。这导致了对社会服务(如住宅和人学)的不成比例的压力
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居在法国的波兰人或定居在德国、英国或法国的东欧犹太人,极力去吸收他们的东道国的文化。但70年代和80年代来到欧洲的北非的、中东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经常不想被一体化,而是想保留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惯和价值,但这些东西同东道国的传统相冲突。而且,这些新来者在其肤色、有时是打扮方面,一般更容易被识别出来。到1980年,许多欧洲的内陆城市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巴尔干一中东的、北非的和第三世界的特点。尽管这种多样性对那些喜欢外来烹饪的人有吸引力,但地方居民的反应一般是不怎么赞同的。他们不仅讨厌这些景物、风味和相对不干净,而且还抱怨法律和秩序遭到了破坏,公众的大量的钱花在了这些起初不邀而来的外籍人身上。这种缺乏宽宏大量也许是令人惭愧的,但也不是特别令人奇怪的。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公民定居在北非、中东或任何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欢迎。在某些地方,如阿尔及利亚,他们很可能被杀害。无论如何,都不能指他们适应他们东道国的宗教风俗和地方传统。

  对外国人的敌意,在整个西欧、北欧和南欧都能找到,不仅是在大城市,而巨也在荷兰和英国的小城镇,在阿尔萨斯以及在外籍人较少的东德。有些反种族主义观察家认为,新法西斯宝义的兴起和移民的出现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但对选举结果的分析表明,一般说来并非如此。维也纳的例子是有启发性的:所有奥地利的政党都同意把移民限制在很低的水平(每年2.7万人)。然而,从1981年到1991年移民的数字增长了75%。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海德尔的政党及其反移民的论坛甚至在社会党的维也纳都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一旦达到了某种限度,同外籍人的对抗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外籍人的存在―特别是来自海外的,在不大的程度上来自东欧和巴尔于的―和反对移民的政党的力量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寻求避难者”多半是用词不当甚至在娜威也导致出现了一个阻止移民的政党,甚至在遥远的芬兰竟导致一场反索马里的歇斯底里。

  勒蓬的国民阵线之所以能在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不是因为新右派的哲学家的功劳,而是由于相当多的人的愤慨和恐惧勒蓬发明的办法有助于堵住主要来自北非的外来侵人者潮流。

  移民和感觉到的外籍人存在的危险的间题,比起1985年后感觉到的共产党人或犹太人的危险来,成了一个更核心更有力的因素。极右派的反共主义一直是多少可疑的,因为他们承认同样仇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此外,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政党一起都同共产党对立。在战后,在欧洲留下的犹太人很少,已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控制不住的移民,甚至对那些并不害怕多元文化社会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福利国家的衰退甚至可能崩溃。有人认为,西方富裕国家有道德义务让第三世界的穷国分享它们的财富,给那些要求避难的人提供政治尹难所。他们还推论,出于纯粹自私的理由,西方社会在继续接收移民方面有至关重要的利益。按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人口统计结构(劳动力日趋萎缩和人口日渐老龄化)的看法.需要外籍工人来维持工厂开工。因此,需要反种族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立法,教育年轻人和老年人知道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益处。这些论点的确包含着真理的因素,因为如果客籍工人都离开的话,很少有欧洲工人愿意在工业和服务业从事低下而收人菲薄的工作。极右派的文化沙文主义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最激进者通常都是年轻人(妇女也有一些)。他们的文化兴趣都限于足球、光头党和右翼摇滚乐。反种族主义者抗议对外籍人的暴力攻击是正确的。然而,同样他们又是在反对根深蒂固的情感。寻求避难的绝大多数人去欧洲,不是因为苛刻的政治迫害,而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渴望。如果欧洲人拥有无限的资源的话,也许没有什么有效的理由反对移民。但欧洲人并没有拥有无限的资源,这必然导致要确立优先权。向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人宣扬宽容是值得称赞的,但既然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大的宽容只引证最显眼的例子―这些论点也就完全失效了。种族的冲突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如果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士耳其人和希腊人、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不能一起和平生活,在所有大陆中单让欧洲成为例外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