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理肤泉特安乳真假对比: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1:19:27
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3）(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08:05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历程》、《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分光镜》、《汉代农业》、《转变中的古代中国》等。
每逢有报刊要我开书单时，我总觉十分为难；因为我总觉得每一本读过的书，都曾对我有所启沃触发，选择任何一二本，都会“亏待”未列入书单的著作，《南方周末》找我开书单，我久久未复，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的史学兴趣是社会史与文化史；这一范围的史料，小大不拘，处处有反映一个时代的信息。经典名著有其永恒价值，破铜烂铁，残砖碎瓦，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我读书杂乱，著作也少佳作，均由于自己选择的研究园地的特性。近几个月内，为了撰写《中国文化史简论》，自己确定了一些讨论的角度，亦即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色及其成长增高的过程，在这一课题下，发展的一系列观念，实得益于两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谨将自己最近的心路跋涉的两个路标，介绍于《南方周末》的读者。
第一本著作是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雅斯培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毕生发展了积极性的存在主义。这本《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于1949年，其中少见引经据典，也无咬文嚼字，却清楚地标出自己的看法。所谓“历史”，在这本书中，其实也相当于人类的文明。他主张是在某一些地区的人类开始提出有关人天关系的超越议题之后，才出现了人类社会的几个主要文明体系，包括中国的孔子，犹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古希腊的哲人。在这些文明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经历始是有其意义。
雅斯培的主要论点，其实不仅在这古代的突破，而同样指出眼前正在开展的大突破，亦即科技文明将是人类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导致人类社会的大整合，终于趋向为一个共同的文明系统。
雅斯培指出的现代大突破，如众所周知，正在加速度的演进中，在世界各国都还在民族国家体制的制约下，致力于撕裂人类共同社会时，雅斯培预料今日的发展趋向，诚可谓洞见卓识！
我在治学方面，当然受“古代大突破”观念的启发，但是我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孔子、佛陀、先知、哲人……都有其“打前站”的观念，逐渐累积为足够的知识能量，而有关键性的突破。雅斯培将“古代大突破”简约为那些先哲的时代，却忽略了前面的发展过程，这是可以商榷之处！
另一本我要提出的著作是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这篇文章在他的《饮冰室文集》之内，原是他拟撰中国史的基本框架。梁任公将中国历史，看作一个中国文明持续扩张的过程。由古代中原的中国，发展为秦汉以来中国的中国，又扩大为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最后将是世界的中国。这一扩张的过程，梁任公并未十分明白地界定何谓中国，它是以民族（区分）？还是以政治版图（区分）？还是以文化内涵与外延（区分）？
我自己则选择了从文化内涵与外延，探讨文化因素的日益丰富与复杂，以及中国文明体系与其他文明体系之间的来往取予。我不愿由“民族”的定义着眼，因为民族不能不以血统界定，我也不愿以“国家版图”为定义，因为这样的扩张论，最终难免有宣扬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我从文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讨论，庶几理解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在取予之间，能有不断的滋升，并且我也盼望，有所理解，及各处人类能互相欣赏与彼此包容，终于有朝一日，大家一起进入大同世界。
两位学者的人品，也令人钦佩，梁任公先生一生行谊，中国人都很熟悉，为学从政，均有本末，其于中国现代启蒙之功，更足称道。雅斯培于希特勒最猖狂时挺身批评，遂自我放逐于瑞士，其行为完全符合其人文修养，堪称仁者仁学的实践。
这两位哲人留下的智慧，都有其值得咀嚼之处，雅斯培的“文明大突破”观念，已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反复讨论，在过去十余年中，为了这一主题而举行的学术论坛，已不下十余次，梁任公的中国文明扩张阶段观念，则至今尚未有中外历史学界集体探讨。二十年来，我不断介绍梁任公的理论，可惜至今少有回响——我始终引为憾事，希望《南方周末》的作者与读者有以教我。
我最喜欢的书
南方周末 2004-04-08 11:35:14
黄春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著有《现代经济学入门》（与干学平等合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记得曾有位研究生问我：“老师，您怎么会喜欢上经济学的？”他在课堂上学习的教材，过半数是和真实世界的经济情势不太相关的数理模型。学了这些模型，若说就懂了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和现象，无疑是自我欺骗；如果还想进一步利用这些数理模型去改造社会，那不仅是荒谬，更是毒害。我知道，他正陷于迷惘之中，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所学到的数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走经济学这条路。
回想自己是怎么走上这一途？从工学院毕业时，自己还年轻，年轻的本钱就是傻劲和义无反顾。那时，也和现在一些有抱负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经济理论才可以改造社会，也就毅然投入。如果可以将经济活动写成方程式，让计算器去计算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所求出的解来控制社会，不就能创造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后都还这样想。
现在回想，当时我若先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许会早几年改变想法。遗憾的是，没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要我去读《国富论》，反而要求我去修几门数学课，像Real Analysis和Stochastic Process等课程。那时，我也和这位学生一样的迷惘和犹豫。对我来说，《国富论》真的就是一本“古典名著”——知道其重要性却无缘阅读的书。我不是亚当"斯密的嫡传弟子。改变我并让我开始热爱经济学的是布坎南（J.M. Buchanan）和塔洛克（G..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
当我回到台湾，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的课程是公共经济学。第一年，我照着求学时整理的教材授课。学生们都觉得这些数理化的教材有系统，内容也清楚；可是，这些教材却愈来愈无法说服我。我尝试着寻找替代的内容，而首选自然是正欲振翅高飞的公共选择学派。就这样，我开始阅读《同意的计算》一书。“同意”，这是从未在脑中出现的概念。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不是应该来自精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怎会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同意？在同意的前提下，精细的计划不就难以推动了？从这本书，我了解到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个人在生活上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除此外，其他的说词和政策都是对个人的否定。个人是会计算的，而计算的目的主要在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难免冲突，而不同个人的感动也不相同。因此，在个人的计算里，不仅该包括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也必须妥协于他人的利益和感动，让他人也能同意自己的计算。
虽然《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开启了公共选择学派，也为宪法经济学铺了路，但我当时感动的不是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让自己放弃那些坚持已久的计划和控制的错误观念。之后，我逐一阅读布坎南的著作，也回头探索经济学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布坎南的著作中，隐隐约约地呈现着他不同于哈耶克（F.A. Hayek）的论点，偶尔可见直接的批评。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50年代就引介哈耶克的思想，但和当前内地学界一样地偏重于他的政治思想。哈耶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布坎南的异议引导了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自由的宪章》的台湾版译本由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执笔。很有意思地，他不称翻译，而称达旨。由于周德伟的文笔典雅华丽，强化了该书对我的吸引力。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提到，哈耶克写该书的动机萌芽于他在埃及完成的前几章。我认为该书的中心应在第三章《进步的通义》。在这一章里，他清楚地提到：“进步的程序，有如次述：新知识、新发现及其效益，仅能徐徐传布、徐徐展开。多人之愿望，有待于极少数人之新知，方能实现。极少数人开创新的可能性，并非自开始即为社会一般人士所习知，故亦无从分享其利益。”可以说，哈耶克在这一章里充分表现了奥地利学派关怀经济和文明进展的精神，不仅将企业家精神引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埋下他日后从发现程序去解释文明的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的种子。
布坎南关心的是个人在政治市场中的自由和价值，但由于政治市场并不完全同于商品市场，因此，他的自由理论也就必然紧随着社会契约论。这是很正常的，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人民的“公民不服从权力”辩护时，也是采取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从政治市场切入，而是从商品市场切入，指出：进步必须依循着市场的演化程序。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下，任何的新观念才能自由地进入，并在个人的自由选择下胜出或遭淘汰。他称这过程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因为文化是政府难以介入的领域。这个文化演进过程表现在人类的许多重要成就上，从市场和货币的发现，到语言、规范、法律的形成。从《同意的计算》到《自由的宪章》，我了解到市场的意义不在于价格和资源的配置，而在于指向新的发现和文明的进展。对经济学的信任强化之后，我更热爱这门学问。
顺便提一本非经济学的书籍《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这位女哲学家就是刚提到的汉娜"阿伦特。这本书不是为了报道阿伦特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恋情，而在剖析为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极力替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海德格尔辩护。没有人能够否定爱情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在哲学上难得的创见是人类追寻文明与进步不可或缺的资产，虽然他在政治选择上犯了错。
——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而作
江晓原
我很喜欢“秘密书架”这个名称，它使人联想到“枕中鸿秘”之类的古代故事。那就将曾经对自己颇有帮助的书，挑10种出来谈谈——其实每一种都可以是一类书的代表，只是这里谈的都是让我喜欢的；还有些书也极有帮助，甚至帮助更大，但是面目不那么可人，回想起来不那么令人亲近，就不能入选了。所谈之书，都是多年前读过的，先后顺序大致是按照我阅读的年代排列。
1、《左传》 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涵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2、《西厢记》 二十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3、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Arthur Berry著，初版于1898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缺乏一本达到专业水准的关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文读物（这个局面直到今年《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中译本出版才有了改观），所以Berry这本书虽然是“过时”的，它却是我学习天文学史的入门书，同时还兼充操练专业外语的教科书。当年我读此书确实获益匪浅。此书由320个小节组成，每节一个问题，这种写法以后就不多见了。作者的见解，我后来认为也是相当通达的。
4、《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拉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这本29年前出版的书至今未能再版。
5、《西方哲学史》 罗素的这部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人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6、《万历十五年》 它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7、《天龙八部》 15部金庸小说我当然全都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因为《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8、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秘戏图考》）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这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
9、《阅微草堂笔记》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10、《西方正典》 作者是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的布伦（Harold Bloom）。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此书至今未见引进中国大陆，我读的是台湾版。书中的理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其论述则达到了我前面所说的“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九字境界——事实上这九个字我最初就是从《西方正典》中归纳出来的。
罗志田：姑妄言之
——历史专业本科生可读的一些书（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说到开书目，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当年“开不出”的回答，那当然是针对当时媒体和舆论界一些倾向有意“说不”，其实他私下也曾给朋友许寿裳的小孩开过书目，计12种，且均是旧书；这又与他所说的青年最好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名论相悖，但那同样是有针对性的：不仅因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且当时“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鲁迅深知群体“认同”的巨大影响，当年肯开、敢开书目者，恐怕也不乏“妄人”，所以他不愿在特定场合有同类行为而沦落到与此辈为伍。
其实鲁迅并不真正反对开书目，即使不够趋新且曾遭其质疑的“国学”，他也认为可以开一些，并曾“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但“结果都不满意”。他婉转影射胡适曾经开具的庞大“国学书目”说，“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所以，书目还是“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
不过，如果开书目者不是自居指导地位，而是以曾经读书的“过来人”地位出其经验教训，为今日面临“读书”选择的年轻人提点参考建议，即使其中仍不免有“妄人”和“糊涂虫”，也不十分可怕。若能出现更“多元”的书目，似乎也是理想的状态。且今日世风已变，读书人一呼百应的局面早已不再，其所开书目必无当年那么多人追随，则其正面负面的影响本也有限。岂不闻“难得糊涂”一说，“糊涂”境界固非易得，姑妄言之。以下提到的书，不求全面，且必有偏见（因久已无看“闲书”的时间，尤其近年出版的文学书籍极少触及），不过供参考而已，各人恐怕还是选择与自己兴趣相近者读之最好。
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的实际水准，本科教育大概会越来越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素质当然与知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未必以知识（特别是所谓专业知识）为核心。故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不妨尽量强化一些基本技能（特别是与文科学生今后的择业直接相关的中、外文口头和书面表述能力），读书以泛览为主，很难说什么是必读书，最好尽可能多读。
我想，《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这些过去的蒙学读物，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中与人生日用最直接相关的理念，虽不一定都特别“高尚”，却是应该了解的。进一步言，如果可能的话，孔孟老庄四位的作品都以不求甚解之法熟读为宜，以后受用无穷。
中外小说所谓名著都可读，最能了解与我们时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心态。我特别推荐读一些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到金庸的均可读，应能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中“荐绅先生”不言的层面，对真正的道教（非学院派教师爷所说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的认识或有助益；尤其各时代“练武之人”的一些基本心态和观念，至少有助于了解战国至秦汉时代的社会（尽管金庸所写的时代皆晚，但“游侠”是司马迁和班固为之立传的社群，到《后汉书》则无，说明两汉之间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些精神和观念当在民间流传，而各类武侠小说中多少都能看到一些）。
关于外国小说，报纸上说今日青年中已有人觉得巴尔扎克的小说晦涩难读，使我感觉有些可怕。这大概不全是阅读能力的问题，或提示着求知方向的转移（如怎样获取“第一桶金”的传记，尤其出于美国者，便是许多少年的新宠）。但年轻人也不必自卑，当年胡适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以为“甚不易读”，甚至感觉“非有耐心，不能终卷”！这部分或因他把小说当成俄国社会史来看，与我这里所说相类，都是“功夫在诗外”的取向，文学家恐怕是要大摇其头的。
我这一代人少年时读得较多的恰是我们近邻俄国的小说，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似与史学较近；观其如何安排宏大的场面，而不时穿插日常小事，巨细浑然一体，至为融洽，今后写论文及专书时正可学而习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长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分析，欲治思想史者读了当有助益。此外，侦探推理小说可视为作者和读者的智力竞赛，欲治考证者可多读，也可帮助一般人养成巨细不遗的逻辑思维习惯（到了看一半即知结局的程度即已在竞赛中胜出，可以辍读）。近年翻译较多的博尔赫斯著作以智慧见长，颇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喜欢参加辩论和接受媒体采访者尤可多读，因其中不少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思路（层次当然较高），应付媒体至为合宜。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有些书如《易经》和专谈性理的理学、心学书籍，也许不适宜多数本科生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可通读或选读，却不一定作“专业书”读。通行的教科书其实最不必读（许多老师一定不同意），但为考试似乎不得不读。研究历史当然最好是读原始材料，不过，未入门者或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近代通人中，文字较流畅的至少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胡适，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
其中最宜读的可能也最易读的，或要算《章太炎的白话文》。太炎本以魏晋文章名世，他自己也颇以此自负。但在传统断裂日益严重的20世纪，颇具煽动性的章氏文字不久即以难读著称，知音日稀。惟在辛亥革命前夕，太炎也一度曾与弟子钱玄同等在东京办白话杂志，专门为旧学不深的留学生说法。其实表述方式的更易，并不意味着著述内容的差别，学问深邃者在针对“外行”或初学者有意浅出时，未必就会降低其学术识见以逢迎接受者，反往往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和盘托出其最有心得的结论，只是略去了专门家感兴趣的具体考辨和论证而已。
若欲读更专门的，中国古代史家当读的有王国维、陈寅恪、蒙文通、傅斯年、徐中舒、顾颉刚、吕思勉、钱穆、陈垣、郭沫若等，可择性相近者读之。与我们表述方式相类的当世学者中，三联书店正在推出的六本余英时先生论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甚可一读。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20世纪的事，尚不及百年；积累太浅，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专治近现代史者或未必同意）。这样，中国近现代史是处在一个什么人的论著都可以不读、若进行研究则所有相关论著都不能不读的境地，自然也难有书目可开列。不过近年出版的王?森所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识见和文笔俱佳，值得一读。
罗志田
四川大学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文化与学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经济类书
StevenN.S.Cheung
朋友要求我选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3至10本书，品评一下。是明知故犯的要求：我30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考的时候，而集中思考时最好不读书。这是我的治学方法。
然而，1960年代我读过很多书，好些日子住在图书馆里。读得杂，读得博，也读得深入。做研究生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老师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他们写书，有名著，但我没有读过。当时读得天昏地暗，只是不读老师的书。理由充分：我是他俩的入室弟子，怎会不懂得师父的真功夫？没有听过少林寺的大弟子拿着方丈大师所著的拳经剑谱翻阅的。
当年遍读群书，废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顾，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并论。让我说说这四本书吧。
（一）斯密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damSmith，TheWealthofNations，1776）。以搞大学问而言，我读过的书以此为首。洋洋千页，作者文字顶级，流畅古雅，幽默生动，才气纵横。不容易想象有人可以写出那样博大精深的书，真的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不认为作者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雕虫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传世，但大智能是另一回事了。《原富》出版了227年，我们今天还值得读之再三。
它是一本包罗万有的书：以经济分析为主，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哲学等，皆有见地。作者对历史与世事知道得非常多，而观察力之强是我平生仅见。将包罗万有的世事综合起来，加上智能的判断与阐释，创立了今天大致上还存在的理论架构，写得浑然一体，而这竟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谓奇迹。
《原富》是欧洲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国民主独立大争议的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作者未进军经济学之前已经是苏格兰一位家喻户晓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欢迎。40岁出头得到贵人授予足以舒适生活的退休金；花了12年写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进化论的思维来阐释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达尔文及整个欧洲的思想发展。
伟大的论著就有这样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实有错漏，价值的理念拿不准，争取私利所需的边际分析是作者死后才有的，但因为是《原富》，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
我是从《原富》学得什么才是大学问，为了多知世事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下笔为文从来不发明术语，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为了要与《原富》较量一下我写了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
（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Marshall，PrinciplesofEconomics，1890）。作者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作者的其他论著皆不足道。经济学学生今天熟知的需求弹性、长线短线、吉芬物品等等，都是此公发明的———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有数学家的本钱，却重视经济内容，把所有方程式放在脚注与附录里。这部巨著有非常完整的理论架构，分析层次分明。今天懂经济学的人提到马歇尔传统（Marshalliantradition），是指有架构有内容的经济学。虽然马氏热衷于改进社会，他把解释行为作为大前提。作者对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的坚持，后来成为维也纳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歇尔的巨著也是有缺点的。吉芬物品的存在误导了后人，而在书中此物品与其他部分的分析有矛盾。长线与短线的处理，避去了重要的交易费用，也误导。均衡、成本、盈利、资本、上头成本等理念，都拿不准，而理论架构的设计虽是前无古人，但棱角过于分明，不能浑然一体。
重要的是，没有谁细读马氏的巨著之后会不懂经济学。我是个正统的马歇尔传统的人，自己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修改与补充马歇尔。这工作我做了数十年，他对我的影响可谓大矣！
（三）费雪的《利息理论》（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以历史时间算，作者是第二位伟大经济理论家。马歇尔的传统起自斯密（1776），经过李嘉图（1817）、密尔（1848）等天才的发展，到马歇尔（1890）而达大成。这是英国传统，很一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走的是另一条路———欧洲大陆的奥国经济学派的路———到费雪而达大成。
费雪绝对是个天才，多产，作品无数，皆精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息理论》。这本书文字清晰，逻辑井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理论简单但有深的层面，二是概念一般化到尽头，很有说服力。资本、收入、利息、投资等概念，到费雪而成绝响。这本巨著有沙石。是我之幸，老师赫舒拉发是当代的费雪阐释第一把手，在我不厌其烦的质疑下，这些沙石都清除了，使我后来顺利地写成《经济解释》卷二的第一章。
是的，马歇尔的资本的理念有大问题，因而在成本、租值等概念上也有问题。当年我是搞通了费雪再回头搞马歇尔的。
（四）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MiltonFriedman，PriceTheory，1962）。这是本奇怪的书，不是巨著，是弗里德曼的学生的笔记，经过弗老整理后在1962出版的。1961年我先读“非法”的笔记，次年再读整理“合法”版，前前后后读了十多遍。
这本书是纯马歇尔传统经过芝加哥的蹂躏，骤眼一看面目全非，其实是为了解释现象而把马氏的理念改进，把重点再定位置。要知马氏虽然高举解释世事为经济学的重点，但他对市场现象知道得不多，马虎，没有真的做过验证功夫。后来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其实就是马歇尔加上事实验证。
理论归理论，验证归验证。非常美观的理论，引用于验证时可能缚手缚脚，不管用。弗老的《价格理论》是向“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马歇尔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与竞争的关系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进废物箱去。是的，在认识弗老之前，我从他这本书学得怎样拿重点，学得怎样转换角度看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开始体会到经济解释是怎样的一回事。
实不相瞒，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30多年前开始的。到处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观察才作得准，避书有利。为了推出假说作验证，要修改前贤的概念，简化他们的理论，避书也有利。天下的学问五花八门，乱七八糟，要占为己有，像选女人一样，不是佳人是不值得谈恋爱的。
新天方夜谭：不上书架的书
冯 象
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J.D)。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北京三联，1992)，《中国知识产权》(英文，Sweet & Maxwell，1997，增订版2003)，《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玻璃岛》(北京三联，2003)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
我向来买书不多，大约是少年远行，长期居无定所的缘故。德国谚语：搬家三趟，如遭火烧。书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处理”一批。与其忍痛割爱，不如不买，我想。于是就越发依赖图书馆了。但是昨天数了数，家里居然摆了七只书架，而且插在那里的书好些还崭新的没画过杠杠，没插字条，没读过！真是惭愧。再检查一遍，书桌上下、沙发周围、茶几、窗台、厨房、厕所......处处是书的领地。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有个编辑朋友问，哪些书对我影响最大，希望谈谈，向读者推荐。我想，根据上述观察，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所以我现在坐回书桌前面，就手边堆着的书一一看去，觉得可以举出四本来同读者谈谈体会，即《史记》、《共产党宣言》、《圣经》和《神曲》。
《史记》
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鲁迅语)。什么时候开始读，记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级，文革开始之前。因为文革爆发，先父即被“揪出”游斗隔离审查，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造反派轮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书柜全部贴上封条，而那本《史记》选读是没有被没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乡去云南的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红卫兵将他押回家来，在主席像下开批判会，要我同他划清界线。我未吭声。临走，父亲说了几句广阔天地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但当他听说我行囊里除了红宝书、赤脚医生手册之外，还有鲁迅、《史记》和英语词典，即面露欣慰之色。后来知道，他在“牛棚”里常默诵《报任安书》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对太史公的偏爱就更深了，尤其钦佩他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种“倜傥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选读，却早已不知被谁借走或遗失了。一九九八年返北大讲学，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国林风书店浏览，见新复刊的《中华活页文选》中有《报任安书》并《太史公自序》一辑，顿时往事一一来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系围裙掸灰理书，从书架上取了一套父亲用过的上海文瑞楼版《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带来美国。从此又得以随时受教于太史公了。
《共产党宣言》
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翻译和作文)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母亲语)。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恩格斯亲自校对)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共产党宣言》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理论本身的严谨与否，所谓“科学性”，只是少数学者关心而争论的“学问”。信仰不是理论问题。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
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
《神曲》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译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的诗，只要喜欢的都试一试。先父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批阅。方先生是翻译大家，功力极深，往往改一两个字，一行诗就生动了。我对他翻译的陶渊明和“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尤感兴趣。后来我的北大硕士论文和哈佛博士论文写的都是乔叟。乔叟早年到过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响；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语便排进了学习日程。过完大考，游历欧洲，特意追寻乔叟的足迹，访问了但丁故乡佛罗伦萨。但丁之吸引我，不仅因为他是“天堂大门为之打开两次”的伟大诗人(《神曲/天堂篇》15:30)，还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人的情趣气质和文学传统相距甚远，例如个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于简朴的叙述以及对语词的复义/复调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读不厌。据报道，北大西语系田德望先生译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学佛罗伦萨研习但丁，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倾十七年心血铸成此伟业。功德无量，实在是知识界一大福音。
美国商学宗师奥地利人德鲁克(Peter Drucker)博士今年九十四岁。神态举止
看似八十，开会听他作主题报告，敏锐通达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
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