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卧两头起练腹肌:铁血除奸8

　　
　　 六 1942，上海除奸的枪声连续不断
　　
　　
　　 军统上海区毁于李士群手里，心有不甘, 1942年，戴笠急电毛森迅速组成上海行动总队，从浙西于潜县火速进驻上海，填补军统机构被破坏后的空白。
　　
　　　　毛森组织了报复行动。
　　
　　　　但，日伪特务又马上得知上海地下机构一线指挥是毛森。
　　
　　 原来,军统特工陈纪廉行动小组行动失手，陈纪廉被捕。陈纪廉供出了两个交通员的名字，两人迅速落入敌网。其中，担任内交通的周觐光经受不住日军的酷刑，供出了毛森。毛森被捕。
　　
　　 日本人察觉出毛森这位行动总队长的作用，一时高兴万分，盛筵庆贺。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特高课长五岛茂中佐频频举杯，狂饮达旦。日本人把毛森囚禁在狄思威路（Dixwell Road，即虹口区溧阳路）.宪佐部队。命令部属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看守着。
　　
　　 毛森被捕后，时任上海行动总队上校书记长的胡德珍暂行全盘工作，胡德珍正是毛森妻子。
　　
　　 军统方面展开营救行动。知道宪佐中有些是中国人，于是动用一批金条进行收买，同时用民族大义来开导激励他们，果然成功。首先通过这些关系开通了一条军统与毛森联系的通道。
　　
　　 重建的军统上海区电台这次没有遭道破坏，仍然与重庆有联系。
　　 但也发现了问题：
　　 原来，重庆方面收到了军统上海区电台的一项请示电文，那电文是唐生明建议暂停与日军直接对杀。76号却显然截取了唐生明通过军统电台发的电报，从而造成唐生明暴露，日伪认准唐生明是重庆的派遣到汪精卫集团的卧底。虽然因日本人想利用这种关系，没有对唐生明的生命造成危险。但军统方面通过分析，认为是76号的电台台长兼电讯处副处长余玠截获并破译了电文。
　　
　　 余玠这一手，显然对军统是一大危险。于是军统下令要除掉余玠。
　　
　　 余玠，又名李开封或李开峰，原是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是电讯和密码专家。不知何故，他投了76号，并将军统在上海地下秘密电台，先后出卖而遭破坏。1939年11月，晋辉为76号电报处处长而余玠任副处长兼76号无线侦查总台台长，是汪伪重要的电讯专家。
　　
　　 军统总部指示要除掉余玠。但余玠绝大多数时间缩在76号内部，怎麽办？他们想到一个内线。
　　
　　 原来，1941年11月，陈恭澍被捕后就投降了76号。陈恭澍的副官刘全德也随之投了76号。
　　
　　 可是刘全德在暗中仍与军统保持联系，军统便利用这个关系，要刘全德学习马河图，杀陈恭澍以自归。刘全德之于陈恭澍，有如马河图之于王天木。刘全德已随陈恭澍多年，陈恭澍待之尚厚。刘全德几度要下手，都是欲行又止，没有成功。
　　
　　 这次，军统要执行制裁余玠的任务，因无法打进76号，于是又想刘全德，要借刘之手行事，这次刘全德是欣然接受。
　　
　　 刘全德对余玠在感情上一无顾忌，同时余玠在戒备上也不太周密。刘全德于是决定尽早干掉了余玠，早日离开76号，免得自己因为不忍对陈恭澍下手而进退两难。事也凑巧，就在刘全德得到命令的第二天，余玠主动上门了。他与76号情报处副处长王道生来看故人陈恭澍。刘全德见是机会，大喜，于是等在门外伺机动手。陈恭澍三人聊了一阵之后，余、王两人告辞出门，跳上汽车开走。刘全德持枪驾车跟踪其后，跟到拉都路（ Route Tenant de la Tour如今襄阳南路），余玠下车与王道生话别，并命司机再送王道生返回76号。刘全德刹车停下，向余玠连开数枪，余即倒毙地上。王道生急从车里跳出，拔枪在手，拟追捕凶手，无奈刘全德已驾车逃逸无踪。不久法租界捕房闻讯到达，王道生也在就近打了个电话给76号，驻76号的日本宪兵准尉涩谷赶到现场，与法租界的捕房人员，就地交涉。涩谷和王道生送余玠尸体到殡仪馆殡殓了事。
　　
　　 顺便交代以下刘全德这人的结局.他并没有从此失踪。解放后他以上校组长的身份潜入上海欲谋杀上海市负责人陈毅，被侦破而逮捕。1950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移交国家公安部。同年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这当然是一段极其惊险的故事,但超出本文的介绍范围了.
　　
　　
　　
　　
　　
　
　　　 余玠一死，汪伪特工首脑李士群认为是毛森主谋，向日本人告状。日本人则以为监守中的毛森，无从行动，显然是李士群捏造。李士群恨之入骨，企图暗杀毛森，却没机会。
　　
　　 毛森逃离上海是后来的事。1943年李士群死后，日本人对毛森的怀疑加深了。１９４４年元旦，在危急时刻，华人宪佐邢俊才被成功收买，协助毛森逃出日本宪兵队，在外面的接应下，毛森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国控区浙西淳安。
　　
　　 1942年，就在成功除掉余玠的同时，上海行动小组成功毙杀日本女谍'南造云子’。'南造云子’的真名实姓是什么，中方没有其它记录。只是把有关事件与这个人及这个化名连在一起。
　　
　　 1942年4月一个晚上，上海梅机关特务 '南造云子’乔装打扮，单独驾车进入法租界活动。她并不知道，几名军统特工已经紧紧地跟上了她，军统的“眼镜蛇”暗杀行动之箭已在弦上对准她。在法租界霞飞路（按：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店门之际，身前身后三名军统特工堵住她，三支手枪齐发，南造云子身中三弹，当即瘫倒在台阶上。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卒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次对她伏击成功，大快人心。
　　 南造云子罪恶累累，消灭南造云子的网络早就打开，只是因为太狡猾，几次功败垂成。
　　
　　 要讲她的事，要从1937年南京接连发生的三件惊天大案说起。
　　
　　 第一件大案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绝密计划泄露案。愿定截断长江江阴航道，分割歼灭日本在长江中游海军陆战队的命令下达之际就暴露，日军抢先悉数逃窜。
　　
　　 第二件大案是日军飞机预先在沪宁公路上拦截并炸翻英国大使馆外交专车。车顶英国使馆标志醒目，绝非误炸。原本蒋介石要乘该车到上海前线督战。
　　
　　 第三件大案是日本特务杀手乘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车辆冲进中央军校的大礼堂，当时蒋介石正要向军校生进行训话。
　　
　　 随着案件的侦破展开，暴露了一批内奸外贼，南造云子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案犯。
　　
　　 （一）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绝密计划泄露案。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全面失利。7月29日， 7月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日军企图按照当年满清对付’南明’的战略方针：占领北京和天津以后，从北方南下，一路沿津浦线往南京打；一路从山西、陕西往四川，包抄后方。
　　
　　 这样一来战争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如果日本阴谋得逞，中国将重轁当年南明崩溃的复辙，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打破日本这种战略方针，南京当局决定在南方开辟战场，把日本军事战略的矛头从北方拉到南方来。所以南京政府在7月底就召开一次绝密的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要迅速歼灭日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舰船和海军陆战队。因为此时，已进入中国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分为两股，一股盘踞在上海，另一股则游弋在长江中上游。会议决定分别对这两股日军实施决定性打击。这一重要举措，除了痛击日本海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打乱日军的计划，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把抗日战场移到上海﹑南京来。
　　
　　 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关键的一步是必须封锁江阴要塞。江阴要塞江面是长江上最狭窄的一段江面，封锁了江阴要塞就切断了日本驻沪海军和游弋在长江中上游日本海军的联络，长江中上游的日军舰船将成为瓮中之鳖，歼灭了长江中上游的日本海军之后，中国军队再回头消灭孤立无援的驻沪日本海军。
　　
　　 8月5日最高军事当局签署命令：
　　 迅速加强江阴要塞岸上的炮火密度，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布置沉船使之堵塞，并布设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战争状态。
　　封锁要塞的命令很快下发到作战部队。
　　
　　 意外的是，命令刚刚下发，蒋介石8月8日就收到战报，原来江阴要塞并没有封锁住日本的舰船和海军陆战队，其唯一的战果仅仅是扣留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大贞号。
　　
　　
　　 意外的是，命令刚刚下发，蒋介石8月8日就收到战报，原来江阴要塞并没有封锁住日本的舰船和海军陆战队，其唯一的战果仅仅是扣留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大贞号。
　　
　　
　　 原来，8月6日、7日，重庆、宜昌、武汉、九江、南京等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商船均开足马力驶往长江下游，冲向江阴要塞。而此时江阴要塞部队的封锁行动还没有全部展开，一时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军舰和商船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突然停止一切工作随日本舰船逃离。8月6日、7日这两天中，冲出江阴要塞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共有30多艘。
　　
　　 这样，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策划决定的这次分割包围、瓮中捉鳖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一切现象表明，日本人一定是事先获得了情报，不然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
　　
　　 对此，蒋介石既震惊又恼怒，他责成南京警备司令部谷正伦秘密调查内部，限期破案。我们注意这个谷正伦,与前面提到去河内劝阻汪精卫的谷正鼎及另一个谷正纲都是贵州人。30年代都是KMT的中委。有谷家一门三中委之说。这话说得离题了。
　　
　　 话说回来。
　　 谷正伦立刻在南京警备司令部内组织一个小组介入调查。该反间谍小组取名“外事组”， 从属警备司令部特勤二中队，由丁克勤负责。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日本使领馆的间谍活动。
　　
　　 丁克勤的'外事组’接到命令，就着手调查。但此事难度很大。从会议上的决策到最后命令的下达，其间要经过很多道环节，也就是说这些环节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泄密者。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首先，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军政大员有汪精卫、何应钦等人，虽然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亲日倾向，但是观点归观点，品格归品格，以当时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身份，是不至于通敌的。
　　
　　 于是会议上的其它几个行政院的机要秘书，他们有嫌疑。
　　 嫌疑较大的就是江阴要塞的少数中低级将领以及译电员、抄送官员等等，他们首先成了重点怀疑的对象。
　　
　　 由于涉嫌者太多，警备特勤二中队及“外事组”根本无法锁定重点嫌疑人，于是案件的侦破陷入僵局。
　　
　　 （二）日军轰炸英外交专车案
　　
　　 就在外事组为这次泄密事件一筹莫展的时候，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8月13日，抗战的烽火烧到了上海，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展开激战。
　　
　　 战事发展二周后，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乘坐使馆专车从南京赶往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当汽车在京（宁）沪公路嘉定段行驶时，空中却传来了飞机的马达声。两架日本战机丝毫不理睬汽车上醒目的英国国旗标志，对汽车进行猛烈的射击和投弹，直到将汽车炸翻，许阁森大使受伤。日本战机才扬长而去。
　　
　　 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英国和日本并未宣战。在中日战事中，英国只是一个中立国。中立国大使的汽车被日军袭击，顿时震惊中外。
　　
　　 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的外交抗议，日本人则解释说汽车上英国国旗太小，日本飞行员根本无法辨认。
　　
　　 本来这只是英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外交事件，但是很少人会知道对这个事件最感到震惊却是蒋介石。
　　
　　 原来，淞沪战役开始后，为鼓舞士气，蒋介石决定亲临上海前线视察，但是日本空军却掌握着制空权。从南京到上海有近7个小时的车程，蒋介石究竟如何到达上海前线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时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要从南京到上海去与日本大使会晤。为此，许格森也做了精密的准备，特意在汽车顶上铺上了很大的、很醒目的英国的国旗米字旗。当时不像现在，飞机不可以在高空轻松实施对地攻击，日本飞机更飞得不高，飞行员很容易辨别这是英国的汽车。由于中日战争刚发生时，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都宣布保持中立。日本是不会悍然攻击西方国家使节的。还请注意当时的情况：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把大使馆设在上海，而只在南京设领馆。
　　
　　 新任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知道英国大使的行程后，提出一个看似稳妥的办法。白崇禧认为，许格森坐汽车到上海去，日本飞机不会对他进行袭击。于是建议委员长，说你可以乘许格森的汽车到上海去，这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在8月26日这天，蒋介石没有按计划去上海，没想到，他因而躲过了一劫。显而易见，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暗杀行动，这分明是日军事先获得情报，专门冲着刺蒋而来的。这次，蒋介石更为震怒，他严令“外事组”必须在一个月内侦破此案。
　　
　　 提出让蒋介石搭乘英国大使的汽车建议的白崇禧更是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他的建议几乎要了老蒋的性命。
　　
　　 由于蒋介石搭乘英国大使的汽车一事，也是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和几名机要秘书在场，外事组很快将这次袭击事件和8月初的江阴要塞事件联系起来。
　　
　　 他们判断泄密者很可能就在这几名机要秘书之中。但是，行政院里的机要秘书都是蒋介石或者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亲信，他们会当日本间谍吗？再说即便有一个日本间谍，那究竟是谁呢？“外事组”一时也难以判断。
　　
　　 但再难认定也得去认。
　　 白崇禧提供了当初他出此建议时，六七个在场人员的名字。
　　
　　 参照上次决定封锁江阴要塞时在场人员名单后，可疑范围一下缩小了。两次泄密案里，除白崇禧，共同的在场者只有姚琮、黄浚。外事组很快就排除了对白崇禧的怀疑。姚琮此时是军委会第三厅中将副厅长兼任副官处处长。黄浚则是行政院机要秘书，汪精卫的亲信。但要把这两人进一步确定下来，就难了。
　　
　　 但对黄浚﹑姚琮的暗中侦察，不得不进行。他们迅速调来了相关的档案。
　　
　　
　
　　
　　 姚琮此时是军委会第三厅中将副厅长兼任副官处处长。黄浚则是行政院机要秘书，汪精卫的亲信。但要把这两人进一步确定下来，就难了。但对黄浚﹑姚琮的暗中侦察，不得不进行。他们迅速调来了相关的档案。
　　
　　 黄浚（又作黄濬），字狄岳，福建侯官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北伐战争胜利后，黄浚通过林森的同乡关系，进入到国民政府当秘书。后来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重用了黄浚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升为简任级的官僚，地位仅次于秘书长陈布雷。这简任级的官员,是指有政府部级长官发'简任状'聘用的高级文员,相当于眼下司局级到副部级的官员.
　　
　　 我们该注意，前面提到的汉奸黄香谷，正是黄浚的另一个儿子。黄香谷是1939年汪党伪中央委员。
　　
　　 （三）日本恐怖特务分子冲击中央军校案。
　　
　　 '外事组’正在为难之际，又发生了重大情况。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并把自己住所也设在校内。军校一般每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届时，蒋介石会来向该校师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1937年9月4日，又是“总理纪念周”。当日军校的礼堂，蒋介石正准备上台讲话，军校的总值日官突然宣布，发现两名可疑人员进入军校，军警正在搜查。这样，蒋介石的讲话不得不暂停下来。
　　
　　 军警很快发现了这两名嫌疑人员，但是这两人在混乱中乘坐一辆行政院的专车冲出了中央军校。事后方知，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特工，他们的行动目标就是刺杀蒋介石。
　　
　　 堂堂中央军校居然混进了日本特工，而且还乘坐行政院的专车逃离现场，简直荒唐!
　　 蒋介石命令“外事组”迅速破案。当时，那两个日本特工只顾逃命，他们没有想到帮助他们逃离中央军校的那辆车却暴露了他们的同伙。外事组查阅了中央军校门口的车辆进出登记表，发现那辆行政院专车的主人是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而这个黄浚也正是前两个泄密案件的两位嫌疑人之一。
　　
　　 '外事组’负责人丁克勤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一次宴会上，日本领事馆的领事须磨曾无意中说了一句：黄浚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希望丁克勤多多关照。
　　
　　 丁克勤也知道，这个须磨虽然表面上是个外交官，而实际上却是个老牌的日本特务，他是日本在南京间谍网的总负责人。
　　
　　 一切线索都指向黄浚。
　　 但对于这个汪精卫的红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还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外事组”决定故意让陈布雷在'无意’透露重要消息给黄浚，然后对黄浚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他们判断，如果黄浚是间谍，那么他必然要和日本领事馆的人发生接触。
　　
　　 于是，外事组决定立刻起用早已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代号为23的特工陈耆才。
　　
　　 外事组特工李荣芳向23号特工传达指示，要他时刻注意日本总领事须磨的动态以及日本领事馆里的任何异常情况。
　　
　　 但是，对黄浚的监视没有任何成果，黄浚没有和任何日本领事馆的人或其他可疑人物发生过接触。他似乎过着一个政府官员的正常生活。但是也有一点意外收获，就是黄浚的生活非常奢侈，而以他的薪水是绝对不可能支撑他的这种奢侈生活的。
　　
　　 黄浚的儿子黄晟也供职于外交部，他的生活一样奢侈，而仅仅靠着工资也是无论如何不够他花销的。外事组分析，支撑黄浚父子奢侈生活的很可能是他们做间谍的活动经费。
　　
　　 但这仅仅是分析，仅凭这点绝不能判断黄浚就是个间谍。因为到时，他们可以申辩：那辆行政院的专车是被日本特务偶然盗用的。与此同时，在日本领事馆卧底的23号特工也报告说没有发现须磨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外事组再次陷入迷茫，而来自蒋介石的催促让他们如坐针毡。
　　
　　 那么怎样侦破黄浚呢？

　　 外事组再次陷入迷茫，而来自蒋介石的催促让他们如坐针毡。
　　
　　
　　 那么怎样侦破黄浚呢？
　　 原来，反间谍的'外事组’已经监视着黄浚家。外事组的一个特工注意到，黄浚家里一个女佣是苏北小姑娘，名叫莲花。经常为黄浚家里到街上买菜买东西。于是，他们计划借助这位莲花姑娘。该计划得到谷正伦的同意。
　　
　　 这天，莲花一如寻常上菜市场买菜。在街上却被两个陌生男人挡住了去路，无理纠缠。莲花正在窘迫之际，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出现了，他三下两下就打走了那两个'陌生人’，然后热情地护送莲花回家，莲花对此十分感激。单纯的乡妹子莲花自然不会对这场'英雄救美’有任何疑惑。
　　
　　 随后，这个年轻人和莲花频频约会，经过接触，让莲花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好感。就在莲花坠入情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把莲花带到了一栋神秘的小洋楼里，这里是外事组的秘密办公地点。这个年轻人的上司向莲花和盘托出真相，称自己是代表比黄浚更重要的官方，指出黄浚父子是坏人，他希望莲花能够帮助官方监视黄浚父子。
　　
　　 一阵惶惑之后，莲花缓过神来、陷入沉思。莲花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有爱国心。她知道黄浚的真面目以后，所以她向外事组的特工们表示：
　　 我愿意配合你们工作。
　　
　　 于是莲花每天都把黄浚的可疑行为上报给外事组。黄浚的疑点越来越多。
　　 莲花还提供了一份和黄浚有密切交往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上赫然列着：
　　 参谋本部高参曹思成、军政部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部员李龙海。
　　
　　 外事组相信这些人很可能都加入了黄浚的间谍集团。
　　 此外，莲花说的情况中有一项细节特别引起了外事组的注意：
　　 黄浚的汽车司机王本庆，大家称他小王。他平时并不戴帽子，但有时出去却要戴礼帽。而且在戴礼帽之前，他都要绕到黄府的书房去，拿上礼帽来戴。回来的时候呢，又将这个礼帽丢在黄府的书房的桌上。
　　 莲花表示，自己也为这感到有点奇怪。
　　
　　 于是，外事组分析王本庆应该也是黄浚间谍集团的成员，而那顶帽子里很可能就藏有情报。外事组立刻对司机王本庆进行了跟踪和监视。并与日本领事馆卧底的23号特工核对细节，特别是有无戴礼帽的人进出问题。
　　
　　
　　 23号特工传来情报，原来，他发现了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小河次太郎，最近总爱戴着一顶黑色礼帽出去。
　　
　　 来源不同的两条情报彼此照应，这顶神秘的礼帽引起了外事组的绝对注意。
　　
　　 外事组发现，王本庆果然在和小河在国际咖啡馆秘密接头。但是他们见面并不说话，有时甚至没有看到对方就完成了情报交换。
　　 原因很简单；他们只要交换礼帽。
　　
　　 在国际咖啡馆进口处有一个衣帽架，王本庆到咖啡馆后，就很自然的把礼帽挂在衣帽勾上，然后就去喝咖啡。而倭人小河次太郎来了以后，也同样把他的礼帽挂在同一个衣帽架上。
　　
　　 王本庆离开的时就拿走了小河的礼帽，而小河离开的时候，就拿走王本庆的礼帽。
　　 真相大白。
　　
　　 外事组这才如梦方醒，怪不得跟踪黄浚多天都抓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原来他是利用自己的司机帮他传递情报，而他自己却衣冠楚楚地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写他的公文。
　　
　　 至此，似乎可以抓捕黄浚了，但是外事组担心立刻抓捕黄浚可能定会打草惊蛇。万一黄浚死不交代，那么黄浚的同伙就很可能逃之夭夭。还有，虽然可以肯定王本庆的帽子里有情报，但是毕竟没有看到情报的内容。万一有什么意外，错抓了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可不是闹着玩的。
　　
　　 针对这些情况，外事组的特工立刻研究制定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完成了这个计划，既可以掌握黄浚间谍集团的犯罪证据，又可以把黄浚间谍集团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
　　

　　 针对这些情况，外事组的特工立刻研究制定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次日，日本领事馆的小河次太郎再一次戴上了那顶不合时宜的帽子。他骑着自行车，向新街口方向而去。而此时他的行为已经完全处于外事组的监视之下。在一个安静的十字路口，一辆自行车重重地撞上了小河的自行车。小河次太郎受伤倒地,，那顶礼帽也被甩在一边。肇事者正要扶起受伤的小河，却被一个“交警”押往警察局。而几个看热闹的“好心市民”赶忙上前，把小河次太郎扶上一辆路过的人力车，不由分说地将他送往“医院”。另有一名“热心市民”则捡起了小河次太郎遗落在地上的黑色礼帽。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2分钟的时间里，而此时在一旁围观的路人还没有缓过神来。
　　
　　 这看似普通的一场交通事故其实是外事组事先精心策划好的。骑车肇事者、交警、好心市民、路过的人力车夫等等都是外事组的特工。小河次太郎也没被送去医院而是被押往外事组的秘密办公地点，外事组立刻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但是小河的态度非常顽固，他坚称自己只是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还口口声声要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就在小河次太郎拒不交代的同时，他的那顶黑色礼帽被打开了。
　　
　　 小河的礼帽夹层里，发现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给黄浚的秘密指示。他的主要内容，就是要黄浚这个间谍组织加紧活动，加紧搜集国民政府的情报。其中包括我们中国驻军在上海的调动情况、长江沿线中国军队的布防情况、南京的城防工事等等。
　　
　　 外事组的特工立刻模仿须磨的笔迹和语气，迅速地写出了另一封密信。密信表扬黄浚小组的功绩，要求黄浚在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把间谍组织中的所有人员都召集到家中来开会。到时候日本总领事馆将派人来颁发奖金。
　　
　　 外事组的特工将这封伪造的密信放进了那顶黑色的礼帽。然后派出一名精干的特工骑上小河次太郎的自行车飞速赶往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
　　
　　 从交通事故到伪造密信，再到赶往国际咖啡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样，外事组的特工到达新街口国际咖啡馆的时间会比小河次太郎和王本庆的约定时间晚半个小时。
　　
　　 对此，外事组早有准备，为了防止王本庆起疑心，外事组的另一组特工制造了另一场交通意外。在王本庆步行前往新街口国际咖啡馆的路上，一辆冒失鬼骑的自行车撞向了王本庆。两人发生口角，以至于纠缠起来。这时，旁边又出现两个劝架的人上来帮忙调解，吵吵闹闹，足有半个小时。那个冒失鬼才骂骂咧咧地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王本庆只能自认晦气，他知道迟到了，于是加快了脚步赶往国际咖啡馆。到了咖啡馆，王本庆发现小河次太郎的礼帽已经还挂在衣帽架上了，他便挂上自己的礼帽，然后他装模作样地喝了两口咖啡，就起身拿走了小河的那顶礼帽，离开了国际咖啡馆。而坐在角落里的外事组特工则取走了王本庆的那顶黑色礼帽。
　　
　　 王本庆的礼帽也被打开了，'外事组’果然发现了行政院秘书黄浚传递给日本人的情报。其中就有蒋介石下命令调动两个主力师到上海增援的资料。
　　
　　 至此，黄浚的日本间谍身份已经无疑，外事组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将黄浚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由于黄浚级别高，谷正伦司令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听到汇报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做了批示：
　　 同意外事组采取行动，对黄浚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至此，黄浚的日本间谍身份已经无疑，外事组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将黄浚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外事组的特工们一直担心那封被王本庆取走的伪造的密信是否会露出破绽，反间谍特工们没有把握。
　　
　　 其实特工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此时黄浚已经完全利令智昏。当天晚上，黄浚打开了那封密信，信的内容让他兴奋异常。他立刻让自己的儿子黄晟给这个间谍网的其他成员打电话。约齐他们于次日晚上11点到黄家聚会，准备接受日本人的表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无情的大网正在收紧，他们的末日已经就在眼前。
　　
　　 第二天下午，黄浚家的女佣莲花传来情报，黄浚昨天晚上心情非常好、显得非常兴奋。这条情报证明黄浚对抓捕行动毫无知觉，外事组的行动很顺利，他们即将消灭黄浚间谍集团。
　　
　　 外事组制定了详尽的抓捕计划。为防止有漏网之鱼，必须等到确认所有嫌疑人都到达黄家后，再进行抓捕。
　　
　　 于是，外事组要求莲花在确认客人到齐后，在黄家的卧室发出灯光信号。同时，还让莲花随时和外事组保持联系，随时汇报黄家发生的任何可疑情况。
　　直到当日晚上10点，莲花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这说明一切正常。此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外事组的便衣特工队们，把黄浚的家严密包围起来。等待晚上11点这个抓捕的最后时刻。
　　
　　 果然，黄浚的公馆里可谓高朋满座。警备司令部外事组的特工们从暗处看到汉奸间谍集团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黄浚的家中。他们是参谋本部少将高参曹思成、军政部中校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少校部员李龙海，还有黄浚的司机王本庆。他们谈笑风生地等待着主人的嘉奖。
　　
　　 宾主谈笑正欢，突然电话铃响了，黄浚心头一震，这个时候谁会来电话呢？黄浚的儿子黄晟接起了电话。原来电话是白崇禧打来的，他通知黄浚第二天早晨9点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在现场做会议记录。
　　
　　 原来如此，不过是一个会议通知，黄浚悬着的心立刻放下了，黄家公馆的客厅恢复了轻松愉悦的气氛。
　　
　　 其实，这个电话是外事组为了预防万一，特地请白崇禧打的，会议通知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稳住黄浚。
　　
　　 10点50分，莲花如约发出了灯光信号。外事组进入倒计时，决定11点开始行动。10分钟后，黄家公馆的门铃响了，王本庆赶来开门。门刚打开，特工们就一拥而入。
　　 贵宾们升官发财的美梦，顿时化为一场恶梦，顷刻之间全部成了阶下囚。
　　
　　 黄浚对所有间谍罪行供认不讳。
　　 供词让众人解开了不解之谜：
　　 一个堂堂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在民国政府可以说前途无量，为什么会堕落为可耻的日本间谍呢？
　　
　　 这就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南造云子’身上了。
　　
　　
　　
　　 一个堂堂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在民国政府可以说前途无量，为什么会堕落为可耻的日本间谍呢？
　　 这就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南造云子’身上了。
　　
　　 据有关资料，'南造云子’一家堪称是特工世家。
　　 1909年，她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日本人家庭，据说她爸爸叫'南造次郎’，就是搞特务出身的。既然是特务，这'南造次郎’就只是一个特务的符号，而不是他们家在日本 '名门望族’ 的标识。当然无法凭南造次郎间谍的'法号’去日本刨根掘底，挖出他的家族根源。'南造云子’（姑且这样称呼，不知此时用的是什么名字）从小深受其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侵染。13岁的时候，由父亲安排她回日本神户，进入了一所间谍学校，跟随日本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专攻间谍技术。这期间，她接受了化妆、爆破、暗杀等等培训，成为一个标准的日本的间谍。
　　
　　 17岁，她被派往中国的大连，进行情报刺探工作。由于她多种语言能力及她的美色，在大连猎取了很多的情报。在日本的情报界被誉为'帝国之花’。 1936年，她被派往南京进行间谍活动。她取名廖雅权，说是中国失学女生，报考南京汤山镇温泉招待所。这里，我们不要说她是在冒称'中国学生’，她幼年本就是上海的女学生。当时汤山镇温泉招待所招考录取条件只要求年轻貌美言辞伶俐。这些，廖雅权都符合。国民政府的反间谍工作很马虎，根本不知道要对身份搞审查核对。殊不知，这看似善良天真的中国女孩，偏偏是日本的间谍。只有按她填写的履历粗粗一调查，就可以查出一些问题。起码可以查出她有倭族血统。可是，当初没人把政审当作一回事。须知，这南京的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党中央国际部所建，也是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许多秘密军政会议都在此进行，对日本特务机关来说，这里是刺探中国军政情报的理想场所。这种要害场所，怎能不作政审？
　　
　　 廖雅权在汤山温泉招待所简直是如鱼得水，施展了她开了她的浑身解数。她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利用美色勾引了很多民国政府的政要大员，据说孙科、孔祥熙等人都与她有过交往。因此，她窃取了很多中国的重要军事情报。
　　
　　 '廖雅权’的反常举动也引起了中国反间谍机构的注意。他们对她进行了跟踪、监视。经验丰富的'廖雅权’很快察觉到了异常。在获得日本特务机关的许可后，她逃离了南京。
　　
　　 由于没有取得确切的证据，廖雅权的失踪也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特别重视，这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1937年，日本谍报机构再次把廖雅权派到南京。这次，她换身份了。她变成了银行职员。 显然南造云子的日本名字是不能用的，廖雅权的名字也不能再用了，那名什么呢?,叫孙舞阳吧。这点,我没有确实的依据,只是据说她取过孙舞阳的名字.
　　
　　 在南京安定下来以后，这'银行小姐’再次和日本在南京的特务头子、日本领事馆的总领事须磨联系上了，她在须磨的指挥下行动。
　　
　　 此时须磨正准备把行政院任要职的黄浚发展为日本间谍，只苦找不到合适的下手时机。'新来的银行小姐’的出现，让须磨为之一振。
　　
　　 须磨和黄浚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班同学，私交很好。对黄浚的爱好、才能都十分了解。
　　
　　 有一次，须磨请黄浚吃饭，饭桌上，须磨把'新来的银行小姐’介绍给了黄浚。女特务利用她的美色很快和黄浚打得火热，并成了黄浚的情妇。黄浚平时生活非常奢侈，经济上常常入不敷出。有了这个情妇后，更加捉襟见肘。
　　
　　 黄浚上勾后，'银行小姐’果断向黄浚托出底牌：自己是日本间谍'南造云子’。她要求黄浚帮助日本人窃取中国军事情报。完成任务的话，不但赔色还倒贴钱，否则，就难看了。
　　
　　 这让黄浚惊出一身冷汗，虽然黄浚早年留学日本，也有些亲日的倾向，但是做日本间谍是从来没想过的，如果被抓住了，那就必死无疑。但是在'南造云子’的美色和须磨的金钱的诱惑下，黄浚欲罢不能，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黄浚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他要为日本就利用他的工作便利，从当时国民政府机关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中找目标，依样画符，用金钱、美女，把一些目标拉下水。接着他又把他的儿子黄晟也拉下水。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南京最高机关的间谍集团出现了。
　　
　　 1937年，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上决定堵塞长江江阴航道、分割围歼长江上中游日本海军舰船和日本驻沪海军。黄浚利用担任会议记录之便，获取了这一极其机密的情报，并迅速把情报传给了'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立刻把这个情报传给了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结果，中国军队还没有布置控制江阴航道，日本人就抢先一步，于8月6日、7日两天把部队和舰船、侨民全部撤往上海。最高国防会议的决定落空。
　　
　　 此外，根据黄浚的情报，'南造云子’还和须磨、黄浚共同策划了在中央军校和京沪公路上两次谋杀蒋介石的行动。
　　
　　 不过，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央军校的刺杀行动彻底暴露了黄浚的身份。也正是这次失败的刺杀行动直接导致了黄浚间谍集团的灭亡。
　　
　　
　　 黄浚被捕后，外事组连夜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黄浚很快交代了'南造云子’的藏身之处。由于消息封锁严密，南造云子和须磨对黄浚被捕的事情一无所知。
　　
　　 第二天凌晨，南造云子还在睡梦中，外事组的特工就包围了她的住处，5分钟后，南造被秘密逮捕。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事组对潜伏在南京城内外的日本间谍据点进行了收网行动。其中包括位于逸仙桥附近的日本牙医诊所，逮捕了井田秀夫等几名日本特工，并缴获了电台和一些武器装备。
　　
　　 至此，日本在南京的间谍网遭到沉重打击。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可以立即处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并未处死南造云子。南造云子被关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至于日本领事馆的总领事须磨，虽然明知他是南京日本间谍网的负责人，但外事组决定暂时不惊动他。而被逮捕的小河次太郎，虽然具有外交官的身份，仍然被装进一只麻袋，扔进了长江。
　　
　　 对于小河次太郎的'失踪’，须磨是心知肚明，但也不敢声张。在中日双方的沉默中，黄浚间谍案告一段落。
　　
　　

　　 对于小河次太郎的'失踪’，须磨是心知肚明，但也不敢声张。在中日双方的沉默中，黄浚间谍案告一段落。
　　
　　 1937年11月底，上海813战败，日军沿沪宁线一路向南京逼近。此时，经军事法庭审判，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他的儿子、外交部的部员黄晟分别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其他成员皆判有期徒刑。
　　
　　 1937年12月初，此时民国政府已经决定迁往武汉。南京的陷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南京警备司令部的特勤二中队也准备撤离南京了。在离开前，他们准备处决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的日本间谍。当特工们到达老虎桥监狱后，却被告知，'南造云子’等7名日本间谍已经越狱逃跑。
　　
　　 原来，大局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南造云子通过诱惑收买看守，逃出监狱。与她同时逃跑的一共是被捕的有七名日本的间谍，包括有金马利、井田秀夫等等。金马利这个名字，很容易猜想到是日本殖民地的韩裔人士。因缺乏资料，这不过是猜测而已。
　　 南京老虎桥监狱的犯人乘战乱之际越狱逃跑,在KMT年代绝非偶然。更严重的莫过于1949年，那次大批二战的服刑汉歼乘解放军进攻南京之际，越狱逃跑。其中，特别重大的就有76号那批首恶分子。如胡钧鹤，佘爱珍，金雄白等等。
　　
　　 南京陷落后，南造云子被秘密派往上海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她先在土肥原机关的重光堂，大家知道，那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西义显、伊藤芳男等日本特务与梅思平、高宗武反复勾结，策划了汪精卫集团叛变投敌。
　　
　　 还有说法,在土肥原、影佐祯昭、晴气庆胤第策划建立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一个特务集团时，南造云子也在其中。南造云子后来就留在梅机关。
　　
　　 上海地下组织把她列为消灭对象。总因她十分狡猾奸咋，屡屡逃脱惩罚。
　　
　　 终于在1942年4月的'眼镜蛇行动’中，一举毙杀成功。
　　 须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上海的租界就要落入日本占领军和汪伪政权的控制，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已基本失去租界的屏蔽。暗杀南造云子成功，的确是一起了不起的事件。当然，也正因为上海的租界就要落入日本占领军的控制，南造云子才以为无所顾忌而冒险单独行动，从而落得如此可耻下场。
　　
　　 有些文化人对'南造云子’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而否认相关的离奇案件。
　　 但我们可以说，该怀疑的只是'南造云子’这姓氏本身。特务身份暴露并被消灭，以化名的名义死去，而其真面目继续被隐瞒。这种事，在谍战中是正常的。但不至于以'南造云子’并非真名实姓而否认黄浚父子是汉奸间细，否认黄浚因被日本间谍拉下水﹑出卖国家机密﹑罪孽深重而被枪毙的事实。黄浚的案子，是可以翻开报纸查证的。
　　
　　 如果李香兰当初被当作汉奸枪毙了，而不是作为战败国的间谍而被驱逐出境，那如今还有谁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叫做山口淑子的日本女人？山口淑子作为日本女人复活了，而作为汉奸的李香兰永远不该有'何日君再来的’ 的那天。同样作为特务的南造云子也死了，她也没有真名实姓再来的一天。
　　
　　
　　 第十章 要命的牛肉饼
　　
　　 一 银行血案
　　
　　 本章就要讲到76号特务机构最后覆没的过程。76号特务机构罪恶累累，前面也已基本作了披露。但其中一起针对手无寸铁的银行职工的大规模屠杀，我们至今尚未作系统的介绍。由于这起罪恶极其血腥残忍，而且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紧紧相联的，我们不能将其忽略。
　　
　　 伪“中央储备银行”是汪精卫伪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的傀儡银行，总部设在南京，发行货币称为“中储券”。由于上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汪伪政府又在上海成立上海分行。地址就设在外滩15号，也就是原来俄国人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
　　
　　 此前，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的总部因813战败而撤离上海。但是国民政府深知：由于上海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他们在上海金融势力在的存亡，仍然关系着其政治和军事命脉。因此，重庆抗日政府继续通过留守在租界内的四大银行分行控制上海的金融市场，保持法币在沦陷区的地位。
　　
　　 日本侵略军在经济方面同样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加强金融领域的掠夺与控制。他们在没有外汇和金银等贵重金属储备的情况下，用刺刀和炸弹在占领区内强行发行伪政府货币。用掠夺的中国白纸印成'钞票’，以这种几乎没有价值的'钞票’购买套取中国大量物资与财富。运到日本本土或直接调拨给各支侵略军作为对华战争的给养，用中国的物资来消灭中国。
　　
　　 可是，令侵华日军颇感无奈的是：在华南、华中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法币仍有较强的实力。广大沦陷区中国人坚决抵制伪币！
　　
　　
　　 而此前日军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的军票，也因为既无准备金又无物资储备作为支持，更遭到抵制。这些都给日军在上述地区进行物资的掠夺，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但日本人不死心。他们指使汪伪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强行发行 “中储券”，再次发起了金融战。日军赋予“中储券”的使命仍然是：进一步用白纸套取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他们把“中储券”和日本军方发行的“军票”保持捆绑关系，利用侵略者刺刀的强势任意确立它对重庆国民政府法币的汇率，对法币的流通渠道进行侵蚀，企图最终驱逐法币，取代它在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20%是给汪伪政府用的，80%是给日本侵略军用的，这个货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方：一旦信用积累起来，日本侵略军需要多少物资，社会就要提供给他们多少物资。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和“中储券”的出笼，以及日本掠夺性的意图，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货币金融地位造成极大的威胁。为此，重庆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着手布署与阻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及中储券的发行。为此，在上海滩，国民政府与汪伪集团围绕着法币与“中储券”的存亡展开了一场金融战。
　　
　　 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双方动用了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直至发展到使用各自手下的特工组织，大打特工战。这场战斗，在金融领域最终演化为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银行血案”。这是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
　　
　　 抗日政权方面，在1941年1月初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出笼的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早已经电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沪中外银行转发指示：拒收“中储券”。电文中说到：伪中央储备银行系非法组织，无充足之准备金，非中国或外国银行公会会员，要求拒收“中储券”。根据这份电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人菲利浦，召集上海金融业和商业上层人士讨论决定：
　　 公共租界各商店须拒用“中储行”钞票；
　　 “中储行”钞票不得购买外汇；
　　 各银行储蓄柜拒收“中储券”。
　　
　　 重庆国民政府还电函上海银钱业工会和市商会，命令它们一律拒用伪中储券，在上海租界的邮电局也奉令拒绝收汇。
　　
　　 上海银行业，钱庄工会也迅速作出响应。伪中央储备银行遭到租界一致拒绝。就连租界内电车公司不堪刺刀和手榴弹的威胁而同意收受“中储券”买车票，但市民却基本没人以它购票。
　　
　　 一筹莫展的汪精卫集团急了，不惜动用76号特务集团，以销其奸。
　　
　　 得到汪伪政府的指令后，李士群接受伪“中央储备银行”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的提议，指挥大批“76号”特务，手持“中储券”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场购买货物，如果店家不收，便掏出白朗宁，让他们吃子弹；同时，李士群又以“特工总部”的名义，向上海滩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
　　
　　 汪伪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命令租界里面同业公会的负责人，要各个商铺全部使用“中储券”，甚至还派特务去监视上海的柴米油盐，这些老百姓基本的生活用品商店里面，看他们使不使用“中储券”，威逼、利诱各种手段，都使用上了。
　　
　　
　　
　　
　　

　　
　　 李士群又以“特工总部”的名义，向上海滩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
　　
　　 针对日伪发起的这场无耻的金融战，军统局上海区也接到指令，积极采取行动打击日本及汉奸的无耻行为。
　　
　　 为76号出主意用子弹推行“中储券”的伪“中央储备银行”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首先得到制裁。季翔卿家住法租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原是公共租界宁波路汇源银号总经理，是最早进入伪中储行的人员之一。
　　1941年1月30日上午8时许，季翔卿头戴礼帽，身穿黑色条子英国花呢西装，外罩貂皮领黑色皮大衣，鼻梁上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他那辆黑色的自备汽车正缓缓驶来，正当他拉开车门，迈进右腿欲踏入车厢的刹那，路边上两个身着长袍的年轻男子，迅速冲过来，“啪啪啪”就听到几声清脆的枪响，季翔卿“啊”了一下，便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太阳穴，另一颗子弹射中了额头，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四处飞溅。
　　 枪手从容而去。
　　
　　 半个月后，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三名男子大模大样地进入上海伪中储行营业大厅。为首的一名“西装绅士”，从皮包中抓出一枚哑手榴弹向前投去，落在右边甬道上，咕碌碌滚了几下，没有动静；于是，一挥手又飞出一枚真榴弹，扔楼梯口无人处，“轰隆”一声，烟雾弥漫，吓得营业小姐和大堂经理全趴在地上，看来用的是土火药。还有一名刺客，直奔二楼业务课，连扔了两枚手榴弹，都因未拉开保险盖，因此没有爆炸。
　　
　　 刺客完事反身要走，偏碰上伪中储行营业大厅的行警阻拦，一抬手就是一枪，那个倒霉的行警便一命呜呼。看来,前面扔哑弹,无非是造逝吓人,无杀人动机,但伪行警不识相出头拦截,那就不能不来点真的。不然，就不得脱身了。
　　
　　 整个过程前后不超过三分钟，等日本宪兵和巡捕房的人过来的时候，这三名枪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营业大厅内一片狼籍。
　　
　　 带头进行伪币'中储券’的投机分子，如果不是汉奸，也是一些没骨气的人，这些人没有几个是不怕死的，听此传闻，还敢去中储行那个是非场所？伪行的行员们更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胆小的甚至不敢上班。这正是扔哑弹的真正目的。
　　
　　
　　 这可把总行长周佛海气得如七窍冒烟，他要亲自出马坐镇弹压了，电告李士群：
　　 明日飞沪，机场接。
　　
　　 第二天中午，一架日本军用飞机穿云破雾，降落在上海机场。周佛海一出舱门，见李士群、吴四宝、戴寅和特务委员会委员、警卫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鲁等都来迎接。一行人马驱车来到上海愚园路的寓所研究对策。下午，周佛海又赶往外滩中储行，召开全行行员大会，“勉其安心工作”；并拍胸膛保证：
　　 当负全责，谋行员安全。
　　
　　 周佛海对重庆方面发表谈话，警告戴笠和军统特工：
　　 不得再有此种'犯罪’行为；否则，将以暴制暴，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3月21日，周佛海突然接到上海来电：
　　 中央储备银行又遭渝方狙击，调查处副主任楼侗不幸身亡。
　　
　　 周佛海立即电谕李士群：
　　 士群暨沪上特工同志：力谋反攻，以血还血，勿谓余言之不预也。
　　 周佛海。3月21日。
　　
　　 李士群接到命令就马上执行。汉奸特务报复的第一目标是法租界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和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央行分理处。李士群命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做了两颗定时炸弹。由专员室主任沈信一督促几个特务执行。
　　
　　 3月21日下午3时50分左右，沈信一手下一个特务冒充邮差进入法租界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的楼梯上后迅速消失。一名路过的银行职员顺手将其搬上二楼。等银行职员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个仪器不停地在闪烁时，大惊失色，惊恐的职员们正准备打电话报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场爆炸，死伤50余人。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化装的邮差将一只五洲肥皂箱当邮件邮包交给公共租界白克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传达室，由传达室盖上签收收单后匆忙逸去。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刚送到大门向部，定时炸弹爆炸，炸死7人，银行门面也炸坏了。
　　 与军统特工只杀首恶分子，而对普通伪银行工作人员只是扔哑担威吓的手法不同，76号是以全面的恐怖屠杀作回答。
　　
　　 同日，中国农民银行也收到一枚定时炸弹，但因警察拆除及时，炸弹未能爆炸。
　　
　　 当晚，李士群见爆炸中国农民银行失手，就指使吴世宝派顾宝林、张国震带领特务，继续去打霞飞路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谁知顾宝林、张国震到了霞飞路，发现1411弄10号是'农行宿舍’，就冲进去开枪，扔炸弹。据报，当场杀死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但结果是76号特务弄错了，这里是单号门牌，虽说这也是农行宿舍，却是江苏农民银行的。而中国农民银行宿舍是双号的，在马路对面。原来，抗战爆发后，江苏沦陷区将一部分银行工作人员集中在上海待命。原在南京的江苏农民银行租下法租界霞飞路1411弄10号作为来沪职员宿舍。吴四宝、顾宝林、张国震就这样盲目乱炸，乱杀。
　　
　　 吴世宝回去向李士群交差，大叫干得不过瘾。
　　
　　 李士群知道吴世宝弄错了。但他想，既然要杀的是抗日政府方面的银行职工，管它什么中行﹑农行还不都是一样？76号边上不远的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就是中行员工宿舍。要杀点人，何必舍近求远？要杀，就拿'中行别业’开刀。
　　
　　 于是李士群点头鼓励吴世宝：
　　 四宝，阿拉会在周老板那里为侬要香烟钿。既做了不如做个彻底，去中国银行再杀个痛快吧，威震上海滩!
　　
　　 李士群不要吴世宝再到霞飞路去补杀。
　　 3月22日凌晨3：00，李士群派吴世宝、万里浪、杨杰等汉奸，率领人马，前往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一起震惊上海滩金融领域的集团大绑架就要发生了。
　　
　　一起震惊上海滩金融领域的集团大绑架就这样发生。
　　
　　 '中行别业’是原上海中国银行职员和家属的集体宿舍。早在1923年开始筹建。1924年首批房屋落成。中国银行各层次的行员，大部分集中居住在这里。命名为中行别业，意思是中国银行在营业用房以外所置的产业。特务们将这幢大楼包围起来，挨门搜查，共抓走包括各部主任在内的129人，统统将他们押至76号总部作为人质。
　　
　　 周佛海接到李士群的报捷，兴冲冲地在日记中记述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3月22日，星期六。八时起。连接沪电：昨晚击毙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逮捕中国银行行员一百二十九名，盖沪同志接余电立即反攻也。
　　
　　 周佛海一连给李士群发去三封嘉奖电，并进一步指示方针。
　　
　　 李士群奉命发表声明：
　　 我们的意思不是报复，而是在于自卫，并为一般市民谋安全，一旦重庆方面悔悟，在租界内治安确立，我们当立即恢复被拘捕者之自由。
　　
　　 周佛海发赏洋三万元，犒赏76号各打手。
　　 事后李士群对汪曼云说：
　　 周佛海出手赏了三万元钱，这数目对当时周佛海来说，可算是最阔的一记出手，其实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哩!
　　 听口气，李士群对这个数目是不满意的。
　　
　　 《上海歹土》是美国作家魏裴德的著作。他在书中写到这起血腥的事件：
　　 数星期之前，报人乃是暗杀者的子弹和炸弹的目标。如今，无辜的银行职员被枪手残忍地屠杀，或者被日本宪兵及其傀儡助手所绑架……他们企图主宰当地金融和银行业界，通过有组织的投机买卖、囤积日用品、向地方银行职员征税，以及最近大规模地谋杀银行雇员和炸毁他们的居所，目的是迫使他们屈服于政治流氓及其上司的控制。
　　
　　 中国银行的一百余人，均被押禁于汪伪特工总部“76号”内。因中国银行在上海金融业中营业范围最广，对社会影响最大，为了对客户负责，虽然当时大量缺员，在出纳、会计主管都遭拘捕的情况下，中行仍然组织行员全力以赴，顶上空缺，在集体绑架案第二天照常开门营业，深为广大市民的赞许。
　　
　　 汪伪特工的疯狂杀人行动，引起上海的外国银行震惊。银行各界积极活动，试图营救被绑行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后来，同业人员又请出中立方——盐业银行的李祖莱和交通银行的副经理张佩绅出面去76号说情。注意，李祖莱正是佘爱珍的相好。
　　
　　 汪伪特工的恐怖行动引起上海外国银行的震惊，他们迅速召集会议，一方面，向重庆当局提出停止袭击“中储行”，另一方面，向汪伪方面提出停止报复行动。
　　
　　 3月25日，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代表段茂澜会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给予更多的支持。段茂澜称：
　　 若无适当的保护则四行只能撤出，而国民政府的货币供应也将随之撤出。
　　罗赫德答应向美国政府传达他的关注。
　　
　　 3月28日，美国驻重庆大使收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关中行被绑架，农行爆炸案及中国、中央银行各分行爆炸案的照会。要求美国人向上海租界当局发个电报，命令他们对租界内的中国各银行进行适当的保护。
　　
　　 4月4日，上海金融界人士联袂求见李士群，具名保释被绑行员，但遭拒绝。
　　 4月5日，英美两国商会主席见周佛海，要求停止恐怖行为。
　　 4月8日，经过谈判，76号特工总部强迫中国银行必须答应出具残酷的连环互保，并保证随传随到，仍居留原地等条件后，被押的100多人才被释放，事实上并未获得自由。
　　
　　 关押了十几天的中行职员回到家里，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又被请了回去。
　　
　　 原来，中央银行被炸及中行职员129人被绑架后，又激起了军统的报复念头。
　　 探知伪中储上海分行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于4月16日又派了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将其击毙。
　　
　　 接到张永刚被刺的电报，周佛海再次被激怒：
　　 返寓接沪电，知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前被渝方袭击伤腿，昨在大华医院将腿切断。本日暴徒七人入医院，将其击毙。渝方如此残酷，令人发指，当令沪同志于渝系银行职员中，本晚杀三人以报复。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未知本晚能否成功也。
　　
　　 带着“情非得已”的“人道”面纱，周佛海发出“三命抵一命”的指令，李士群指挥“76号”特工总部，再次包围了中行别业。特务们按照名单，将此前出具连环保的银行职员带到“76号”特工总部。
　　
　　 当晚9∶30分，吴四宝带着一群喽啰，扣押了中国银行的九个科长，说要带走请吃饭。吃完后从这九名主任级的银行职员里面要找三个出来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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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惩处权,好象是要集中到KMT中央一级来授权.
　　全国审决汉奸案25155起，判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
　　这些都是通过公众举报核实后,才逮捕送审的.公众举报的汉奸罪对象规定是:有血债的,或'简任级'以上伪官员.
　　'简任级'是很高的职位,相当于司厅级以上.标准定得如此之高,估计是考虑不想扩大打击面.
　　同时,对女嫌疑犯又特殊减刑,决不处极刑.汪陈周的老婆一个也没死.吴世宝老婆佘爱珍只判7年徒刑,李士群老婆叶吉卿甚至于消遥法外(可能因1943年后无伪职,也无直接杀人的血债),后来,因胡钧鹤等人的因素,叶吉卿或许还要好过一些.钮美波好象没受任何牵涉.只是解放后三反时,因发现钮美波与蒋谍勾结而逮捕处决.
　　
　　
　　　　
　　
　　 吴四宝带着一群喽啰，扣押了中国银行的九个科长，说要带走请吃饭。吃完后从这九名主任级的银行职员里面要找三个出来抵命。
　　
　　 吴四宝说：
　　 上次便宜了你们，这次我方银行死一人，要你们三个抵命。我看这样吧，先杀三个姓张的吧。
　　
　　 结果76号特务当场在这些行员中只查到两名张姓职员。
　　 一名叫张筱衡，一名叫张立纬。
　　 那么还缺一个人选怎么办呢？特务们振振有辞地说：
　　 就让天来作主吧！
　　
　　 于是,就在这个'请吃饭’的台面周边，特务们在凳子反面做了一个记号，就是谁坐上这把椅子，就成为第三个抵命的人。
　　
　　 这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吴世宝老婆佘爱珍凡遇这种热闹的场合总有她在场。
　　 她发现，第一个坐上这把“死亡之椅”的是一位小帅哥。这个主任不但年纪轻，长得也比较帅。她有一点于心不忍。她就让别人上前跟这个小哥说，你不要坐这个位子。然后让他跟那个50多岁脸上有点天花麻点的曹善庆换坐位。此时除76号的特务外没人知道哪把才是“死亡之椅”。曹善庆当然不知道何故，换就换吧，他就坐上这个“死亡之椅”上。
　　
　　 玩过“死亡之椅”的荒唐游戏之后，9人中的其它6人先行驱逐回家。而将张筱衡﹑张立纬﹑曹善庆三人带到秘密审讯室，由一名特务讯问相关情况，逐一登记每个人的年龄、姓名、籍贯及家庭状况等等。审问完，76号特工总部欺骗说派车送三人回'中行别业’的家里。
　　
　　 这三个人也真的觉得没事了。据说那个曹善庆一坐上车很开心，还哼起了京剧。当车子开到那个'中行别业’门口时，预先埋伏的三个特务枪手就就冲上车，二夹一地拉下车枪杀。
　　
　　 曹善庆、张筱衡立即中枪倒地。张立纬因为头戴呢帽，子弹穿过帽顶，未击中要害，不知倒下，另一名特务又补了一枪，击中其腿部，张立纬才昏倒在地。特务们于是驱车扬长而去。
　　
　　 曹善庆、张筱衡送医院不久就死去，张立纬重伤获救。
　　 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汉奸胡兰成主编的《中华日报》头版刊出《以三抵一，信守诺言》的大幅标题，疯狂叫嚣：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再杀中储人，枪毙人质三名！
　　
　　 同时，该版社论严厉警告重庆当局和"蓝衣社"，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
　　 气焰极为嚣张。
　　
　　 以'中行别业’屡遭袭击为由，4月23日下午，日本宪兵司令部接管'中行别业’，勒令住户立即外迁。
　　 日伪乘机掠夺了'中行别业’所有房产。
　　
　　 尽管已如此残忍，周佛海认为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不满足，于是又下了一张条子，还要李士群狠狠地报复。
　　
　　 '中行别业’的员工已被驱逐四散，李士群再把他们找回来进行屠杀，已是势所不能。但为了在周佛海面前卖弄几手，李世群又想到霞飞路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那里有大批忠于国府的银行职工。要杀人，就拿他们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