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卧两头起和仰卧起坐:铁血除奸6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
　　 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知道遭到愚弄，但敢怒不敢言。他好歹与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左说右说，才同意把日子选在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到南京主持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汪记国民党头目11人﹑北平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南京梁鸿志的“维新政府”代表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
　　
　　 1939年3月30日，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还都”丑剧开场，伪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南京市闹区大批日本军人荷枪实弹，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城市。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国府大礼堂内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丑剧上演。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
　　
　　 粉墨登场的汉奸文武官员是：
　　 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自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说是主席还是重庆的林森来当。
　　当天晚上，汉奸'拿摩温’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
　　 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
　　
　　 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
　　 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主子和走狗之间算朋友关系吗？
　　
　　 汪精卫等宣誓就职后，日本政府并不给任何面子。沉默不予承认。
　　 汪、陈、周汉奸三酋急了。
　　 慌忙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要求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以给汪政权一点面子，但大倭不予理睬。
　　
　　 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在努力争取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铃木公开对美国记者说：
　　 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
　　
　　 在南京城里，发生了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猪尾巴“国旗”，不少市民故意倒悬以示蔑视，这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
　　
　　 日本控制了汪精卫的伪政府。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 “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 “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分别由倭国顾问控制，倭国顾问的权力比伪官员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不过，即使是这样，日本还不太把汪精卫一伙当一回事。能否得到倭国主子的承认的事，继续让汪集团纠结了半年多。
　　
　　 正当汪集团忧心重重地担心是否失宠于日本主子之际，从重庆方向来了一个人。为这个人的到来，汪集团通过喉舌大肆宣传，似乎可以用来为自己壮胆鼓士气。
　　
　　 来的是什么人？
　　
　　
　　
　　
　　 七 对唐生明的通缉令
　　
　　 1940 年10 月4 日，南京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的决议是：
　　 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当唐生明到达南京，南京国民党汉奸组织也有一个中央社，立即发布一篇新闻，标题是《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内容如下：
　　 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之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争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汪主席于踢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唐生明在南京停留了一个短时期便回到了上海，因为他从香港到上海后，大汉奸叶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4 号一座花园洋房让给了他，周佛海还送他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这些正是他所追求的。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作出坚决的反应。
　　
　　 从1940年10 月10 日到19 日连续在重庆的《中央日报》等大报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全文如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诚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
　　 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紧接着，重庆国民党政府也对唐生明“叛国投敌”发出一通“通缉令”。
　　
　　 这怎么回事？
　　 但很明显，从两边的消息可以看出，唐生民脱离阵营而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这里有几个人的关系可以略加提示。
　　 唐生民与周佛海是湖南老乡，估计在周佛海叛变前，唐生民与周佛海也颇有来往。唐生民下水后，很可能被周佛海拉为自己人。周佛海要壮大自己的山头，往往就是采用拉帮结派的方式扩大自己的队伍，拉同乡就是一种手段，比如拉罗君强﹑丁默邨等等就是利用同乡关系。唐生民是现役中将，而投靠汪伪的军事人才甚少，唐生民一定是汪精卫和周佛海的争夺对象。
　　
　　 唐生民与大汉奸叶蓬之间又有一番特殊关系，叶蓬是他的'妹夫’，当然不算是亲妹的丈夫，但算是母亲干女儿的丈夫。别看妹夫也是'干’的，但有时'干妹夫’比亲的更有用。这叶蓬与唐生智﹑唐生民兄弟关系本就十分密切。抗战前，叶蓬当过武汉警备司令。当时，他练兵时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时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引起日本人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把他调职，以后又受陈诚排挤。叶蓬认为自己因抗日而弄得到处碰壁，后来决定当汉奸，这理由够荒唐，但也确有那种可能。叶蓬先当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伪湖北省省长。叶蓬到此地步，最后被严处，也就在所难免。
　　
　　 唐生民是唐生智之胞弟,排行第四。这很明显，唐生智的公开登报的声明中已讲明，并宣布从此脱离兄弟关系了。
　　
　　 唐生民于190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东安县芦洪司白木町。1924年春入湖南陆军讲武学堂。1926年4月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10月毕业。1926年3月,随唐生智投靠广东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0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中任任警卫二团团长。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缺乏武器弹药, 唐生民率一个连从汉口坐火车到浏阳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三百多枝、子弹近万发。唐生民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2年,他入中央陆军大学,1935年秋毕业。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结果酆悌因长沙大火而被老蒋下令枪决，而唐生明幸免于难。
　　
　　 唐生明此来，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走着瞧吧。
　　
　
　　 唐生明从湖南到南京上海半年后,有一个人走了相反方向,他从上海南京去了汉口。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叫熊剑东。前面在营救熊剑东那一节说到他夫妇两的故事，知道中统对熊剑东的营救没起作用。1941年7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一年多的熊剑东， 屈服附伪。从上海去湖北，出任伪黄卫军总司令。此时，汪精卫并没有效得到湖北的伪军政权，湖北的伪军称'黄卫军’而不是汪精卫的'和平军’就是例证。
　　
　　 熊剑东附伪，有几种说法。
　　 有人为他解释说，他是得到军统的营救，附伪是一种变通手法。
　　 有人说周佛海因母亲和岳父被戴笠拉到贵州息烽扣为人质，军统也已派特务程克祥到周佛海身边，并在周佛海官邸安了通军统总部的电台，也容不得周佛海开口'送客’了。也就是说，周佛海同军统接上关系。周佛海保释熊剑东出狱正是一种改变立场的实际行动。
　　
　　 还一种说法。据说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冈村原与熊剑东同是日本军校的同窗，熊剑东被扣押期间，其实并未吃苦。日本人唯一条件是要熊剑东表示'支持和平运动’。此时，日本人战线太长，力不从心，也想利用KMT的军人，与重庆军方和军统特务暗通款曲，只是得不到适合的对象，熊剑东虽说地位一般，但也算是个司令级的，有控制地释放他，属于试试看的意思。这次冈村调动到汉口特高，熊剑东也到湖北，其实也是日本宪兵队的意见而不是汪伪的主张。事实上，黄卫军是一支直属日军汉口特高的傀儡军。
　　
　　 但不管怎么说，当了附属日伪的黄卫军总司令，那就是汉奸职务。熊剑东本质上也是当过汉奸的了，这结论不因以后的解释而改变。
　　
　　 于是，熊剑东从上海来到湖北，在汉口日军特高课的安排下出任总司令兼军长。熊剑东以下，副军长刘国钧，参谋长李果谌，参谋处长邹平凡，军需处长邵右军，副官处长罗涤瑕，政训处长张履鳌，军法室主任谌筱周。伪总司令部驻汉口仁厚里。下辖第一团(团长刘东成)、第二团(团长王翔龙)、第三团(团长黄士英)、混战团(团长朱云章)和补充营、突击队。伪黄卫军作战部队大都驻在汉阳与汉川、沔阳，受日军汉口特高直接指挥，其装备、给养概由日军供给。
　　
　　 注意这位参谋长李果谌，他是原军统武汉区区长。不久前，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含区长李果谌在内，大批特工被捕。李果谌屈服投敌，出任伪黄卫军参谋长。没多久，伪司令熊剑东借机杀了李果谌，邹平凡取而代之，当了参谋长。当初这李果谌投敌，无非是出于贪生怕死，可结果仍是一死。倘若，李果谌不投降而死于日本宪兵队之手，怎么说，也是为国而死，身后多少有好名声。可如今死在熊剑东手下，算什么名堂？总不能不让人说：
　　 当汉奸没好下场！
　　
　　 也可能，尽管熊剑东自己当了伪司令，依然看着叛变的军统同僚不顺眼。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是军统要熊剑东除掉李果谌.
　　
　　 隔年，熊剑东出任汪伪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回到原来的游击基地苏南地区招募旧部，扩大山头，也的确给他招来不少人马。

　　 八 “天马号”复灭记
　　
　　 到了1940年11月中旬，日本政府与重庆和谈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大倭们才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对此，汪精卫先生无比激动：
　　 终于被主子正式承认了！
　　
　　 于是汪精卫决定自命为伪国民政府主席。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大倭国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日伪准备于11月20日借举行举行“还都典礼”以宣布汪政府正式开张。同时还举行《日满华共同宣言》签字仪式，并广邀在上海等待的德、意、日等'轴心国贵宾’和倭国军官和特务到南京参加庆贺。
　　
　　 可就在庆典的前一天，沪宁铁路发生日本专列'天马号’车毁人亡的重大事件。
　　
　　 1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上午９点，日本'天马号’专列沿沪宁铁路开到苏州城外跨塘桥附近的李王庙时，发生剧烈爆炸，全车炸毁。接着是一阵来自四面猛烈的枪声。这枪声，一是来自四周的攻击，二是从倾复的车辆残骸中没死的日军的负隅顽抗。看来，进攻方枪击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从破车厢中挣扎出来企图逃命的人员，同时还可能是想冲进近现场扩大战果，那怕是查清死者的身份或没收部分文件和机密。
　　
　　 显然，日本'天马号’专列是受到了抗日游击队的伏击。出事地点苏州城外跨塘桥离苏州火车站不到两公里，全副武装的日军救援部队依靠车辆，很快赶到现场。与游击队发生激烈交火，枪战中双方互有伤亡。
　　
　　
　　 增援日军不惜代价向游击队反击，日军显然不愿意让游击队冲进炸车现场。担心死人和伤员被劫走或遭补杀，更不愿意被游击队俘获得车上的活人及其它机密。
　　
　　 从火力的强度及子弹的射程判断，这批进行伏击的游击队用的只是短枪而无重武器，估计是由特工组成，他们的火力远远不及日军的长枪小炮。游击战士詹宗象与薜尧当场战死。日军从他们身上查到'苏浙行动委员会’的身份证件。日军也从死者手边发现他们使用的是'驳壳枪’。由于'苏浙行动委员会’主要装备的武器就正是杜月笙捐献的5000支驳壳枪，因而可确定这游击队是一支以军统特务为主的'忠义救国军’。
　　
　　 战场牺牲的詹宗象与薜尧原先埋伏茂密的树林之中，负责按动电钮引爆炸药。他两完成了炸车任务，战果可观，此时撤退就是重大胜利。他们原本可以在同伴的枪声掩护下突围脱险。但詹宗象和薛尧离现场最近，他们胆子也挺大，还想到近前看个究竟，领略一下战果，或是想第一个冲进现场。于是他们又穿出树林向现场接近，结果不幸被日军发现，受到密集扫射，两人同时中弹身亡。
　　
　　 游击队方面虽然在日军的猛烈火力下付出了几人伤亡的代价，也没有机会清理战场以扩大战果。但游击队还是成功摆脱日军围追而脱逃，并取得丰硕的战果。
　　
　　
　　
　　

日军天马号专列被炸毁现场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福井毅摄

  　　 据事后核实，１１月１９日这日本专列'天马号’满载着来自上海的倭国军政头目和汪伪官员特务及轴心国的'贵宾’，还有随车的卫队。当场被炸死的日伪人员计有大佐2人，内阁专员2人，情报员多人，共计175人。他们还没走完总车程的1/4。
　　
　　 事先，上海的军统特工得到的情报是：汪伪政府邀请大批轴心国家的驻沪外交使节、日军高级军官参加11月20日的'庆典’，他们在11月19日由日本专列'天马号’送往南京。重庆的最高特务当局接电后当即决定，要把这列专车炸掉，给汪精卫一次迎头打击。
　　
　　 爆炸专列的任务，由地下的上海忠义救国军人员配合军统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乘夜色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３００公尺，一直通到一处茂密的树林之中。指定由詹宗象与薜尧负责监视以能及时按动电钮炸车。
　　
　　　埋设炸药的地点李王庙距苏州火车站仅两公里。估计游击队事前选择伏击点遇到麻烦：沪宁铁路沿线，处处有日军巡逻队，而苏州火车站前后两公里之内，则更是由车站驻军严密防卫。很难有机会接近铁路放置炸药，即使放置了炸药，也很容易被日军查获。可是，他们马上发现，恰是日军重点防卫的铁路线上有"灯下黑"的地点，那就是距苏州火车站仅两公里李王庙的跨塘桥。那桥是日军铁道巡逻队与车站守卫队的分界处，巡逻队一路'平安无事’，看看已到警戒森严的苏州站防区，自然放下心，少走几步路，转身回去。而车站警卫也看着区内没什么事，向前看两眼就回头。于是，双方不用上桥过桥，放置在铁路跨塘桥上的炸药，就一直没有被日军的两边巡逻队发现。
　　　
　　 于是19日上午９点钟，天马号专车风驰电掣般驶来时，詹﹑薛两位急忙将电钮按下，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发生了前面炸车的一幕。
　　
　　 据说日军事后经过周密侦查取证，查实这次袭击天马号的游击队指挥员，是一位名叫孟少光的少尉军官，甚至弄到了他的照片。凭此估计，本次参与伏击的战斗人员是数十人的规模。此战的'稳’'准’'狠’，堪称楷模。
　　
　　 这孟少尉大概是牺牲了。倘若不牺牲，后来又将如何？
　　 姑且留作悬案吧。'人肉’得太彻底了，往往令人失去感觉。相反，作为'悬案’，就在我们心中留下更多的光明与自豪，而更少的惆怅与叹息。
　　
　　 本被日汪作为'巨大喜庆’的和谐之日，变成倭寇与汉奸的哭丧之日。魑鬽魍魉们鬼哭狼嚎，乱成一片。胡兰成却利用这事乘机提出动议，让汪精卫乘机从周佛海手中夺取对李士群76号的控制权。
　　
　　
　　
　　 胡兰成却利用这事乘机提出动议，让汪精卫乘机从周佛海手中夺取对李士群76号的控制权。
　　
　　 因 “高陶事件”及这次'天马号’炸车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汪精卫乘机拉拢李士群，要把他和76号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借李士群护送陈璧君南下广东之际，要李士群到广州指挥特务，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有细作得到情报，严密防范，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
　　
　　 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没过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房间，居然有警署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查。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态严重，于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建议，既然汪精卫如此捣乱，还不如主动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以正本清源，彻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
　　
　　 这时，原上海特别市市长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和港督私交很深。在俞鸿钧担任上海市长时期就招待过香港总督。
　　
　　 王新衡建议杜月笙找俞鸿钧说说去。
　　 结果，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还兼任国家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５０％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备忘录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完全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
　　
　　 港督接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
　　
　　 此时，沪苏浙各地日占区不断受到抗日武装的蚕食，日伪基层政权危危可岌，日寇企图策划进行“清乡” 活动以挽救败局。天马号事件发生，也正是日本人 '清乡’念头的一个诱因。于是影佐祯昭把76号头目李士群和76号的日军顾问中岛信一召至台北， 商议配合“清乡”事宜。李士群和76号想对香港杜月笙的骚扰因此暂告一段落。
　　
　　 这次天马号列车爆炸事件，给了汪集团最严厉的警告。他们把'喜事’办成了丧事。
　　
　　 不过，正义的警告并没有让日伪的阴谋就此止步。推迟十天后，他们又继续施展危害中国的罪行。
　　
　　 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
　　
　　 这所谓的'《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就是被高陶提前向世界公布的卖国条约。而这所谓的《日满华共同宣言》，其全文如下
　　
　　 日满华共同宣言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大日本帝国政府
　　满洲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原来的特质，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并以此为核心，对整个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发表宣言如下：
　　 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
　　 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
　　 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
　　
　　 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即康德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南京签订。
　　
　　 显然，日本企图要把分裂中国，独占东北，长期用军队控制中国的阴谋变成为国际事实。而汪集团公开承认伪满国，公开'尊重’日本占领中国的事实，同时，他们自己情愿接受日本太上皇的奴役和支配。
　　
　　 汪精卫的汉奸终于彻底当到家了。
　　
　　
　　
　　
　　 第九章 林怀部怒杀张啸林
　　
　　 一 被破获的军统电台
　　
　　 自从1939年陈恭澍到上海恢复军统上海区以来，上海有组织地对日本侵略军及汉奸的反击是有效的。但抗日地下力量方面面临的压力依然十分巨大。
　　
　　 第一，虽说，由于汪精卫集团迁到南京，刺汪的计划不再由上海区担当主角，但上海方面还有几个必除的目标没有实现。最主要的两个是傅筱庵和张啸林。而针对这两个目标，尽管作了多次努力，一直未能实现。
　　
　　 第二，面对日伪及76号咄咄逼人的攻势，抗日地下力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恶劣的环境下，如何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是重大问题。
　　
　　 抗日地下力量的牺牲，固然是因为是处在敌后环境，敌方占据了各方面的优势所致，但也有相当的因素是特工机构自身的问题而引起的。
　　
　　 在上海沦陷区从事的地下战是秘密战争，秘密战争最忌讳的就是特工个人了解太多的内部机构信息。因为，每个特工随时有落入敌手的可能，而敌方是决不会放弃每一次获得秘密消息的机会。一个特工的失足，就总对己方机构造成直接损失。
　　
　　 但陈恭澍为了协调一致对敌，便于互相支援，部分放松了特工专用的单线垂直联系的保密要求，而增加了区内的军统特务成员彼此之间横向联系的渠道。或许还为了保证财政'廉洁’，陈恭澍甚至于让军统上海区的账房簿记留下特工人员的一些记录，这埋下了军统上海区的最后崩溃的伏笔。更重要的是，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比如法国亡国后上海法租界的屏蔽能力的衰落带来的危险性。
　　
　　 其实，有些弊端，一开头就暴露了。一个不是非常重要的军统特务吴道绅，接连向76号的出卖了情报，给军统上海区造成严重的损失。
　　
　　 说这军统特务吴道绅不是重要人物，主要是从汪伪特务头子汪漫云﹑马啸天等人后来回忆里提到他的信息太简单，不知吴道绅是从何而来，最终到何处去。我们至今也没能查到更多有关他的附带信息。没有提到吴道绅在变节前后在双方的身份地位，只能说明其身份并不重要。
　　
　　 说吴道绅在1939年底出卖的有两件情报是：
　　 其一是直属军统设在法租界台司德郎路的秘密电台和电台的有关人员李恃平和陈家栋。
　　 其二是有个陈三才的人是军统特工的情报员。这份情报不但使汪伪特务幸免于一场大爆炸的灭顶之灾，而且反过来造成军统人员的暴露。
　　
　　 当时的秘密电台对特务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直属军统总部的电台更是如此。照理除当地最高特工负责人和电台本身工作人员外，其它人是不该知道总部电台的。吴道绅怎么准确地知道了？而且吴道绅又如何知道另一项与电台毫无无关的陈三才是军统特工的事？
　　
　　 虽然疑问不少，但被吴道绅出卖的人和事，却是完全真实的。这两案的办案的时间也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由于76号办这两个案子都交由76号第二处长马啸天主办，第一处长万里浪和电务处长晋辉参与协办。从这可看得出，办这两个案子时间是1939年12月底到1940年6月之间。因为76号的电务处成立时间是1939年11月，晋辉当处长。万里浪当第一处处长时间是1939年陈明楚﹑谭文治前后两任处长在几天内先后被镇压后的事。大家已经知道，陈明楚死于平安夜，接替他的谭文治几天后又被军统毙杀，这才轮到万里浪当处长。这样可推算，万里浪当处长的时间是1940年1月。而1940年6月，马啸天调南京而不当76号第二处长。所以这三个人同时为处长的时间就是那半年之内。还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依然把春节当作一年交替的起算点，所以即使是公历1940年1﹑2月的事件记成是1939年底，这点，我们阅读时要加以注意。由此，说吴道绅在1939年底到1940年上半年间同时出卖这两份情报，是不该有多少问题的。
　　
　　 我们先谈谈上海军统电台被破案的过程。
　　 军统特务李恃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分队队长。813上海沦陷后，李恃平受派遣潜伏上海。他隐藏了公开的身份，在法租界的台司德郎路落户安家，并在家里设了一个秘密电台，与重庆沟通。李恃平手下有谍报员陈家栋，专门负责具体事务。估计，原本这是直属于重庆军统总部的电台。除军统上海区最高成员，一般不知道，除非上海区出重大事故。所以1938年设于法租界的军统上海区被破，连区长周伟龙和骨干刘方雄等全部落网时，同在法租界的这个电台能安然无恙。1939年7月中旬，军统上海区14个据点又遭受大搜查时，它也没有被波及。
　　
　　 76号得到吴道绅提供的李恃平的住址及有关电台的线索，李士群就批示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马啸天办理。因为牵涉到电台的事，马啸天就约电务处长晋辉来协商。当时，这电台属于'一级高新技术’，76号自然是花大本钱，设立了电务处，架设电台，上与日本主子请示汇报，下与各分支特务机构联络。有日本主子的撑腰，76号搞起来自然顺当，1939年11月正式成立电务处，随后就派了用场。
　　
　　
　　
　　
　　 有日本主子的撑腰，76号搞起来自然顺当，1939年11月正式成立电务处，随后就派了用场。
　　
　　 还要说明，这台司德郎路就是如今华山路以东的广元路。那时，华山路是华界与法租界的分界线，台司德郎路全线在华山路以东属于法租界，而与之相对的西段是属于华界的虹桥路。90年代虹桥路扩路改道，进入徐家汇与肇家浜路相接，而把本与广元路相连的那段老虹桥路改名为广元西路。这里讲的台司德郎路，不含广元西路在内。
　　
　　 由于电台设在法租界内，76号对此还是慎重从事，决定先由晋辉派人在台司德郎路李恃平住所的附近，租赁房子，专门暗中收集李与重庆往来的电讯，并研究他的通讯内容。结果证实，确定来往的的确是特务情报。马啸天于是向李士群作了汇报。李士群即下令马啸天实施逮捕。
　　
　　 当然，到租界去抓人必需避免惊动租界当局，只能秘密绑架。好在台司德郎路本身不长，而且与界外的虹桥路直通。马啸天遂派第三科长陈中芳，率领股长耿剑清，会同第一特务大队长吴世宝派的三个便衣行动员及一个日本便衣宪兵，驾车由虹桥路直接驰进法租界，出奇不意将李恃平、陈家栋一并架进汽车，送到76号。晋辉派人接管了李恃平住所和电台，搜出电报密码，并派专人保管，仍以原来的周波呼号与重庆通报。
　　
　　 李恃平、陈家栋进76号，经李士群、马啸天审讯，表示愿意投降76号。于是，李恃平被委为“特工总部专员”，由马啸天的第二处“监督工作”。陈家栋则为76号电务处的电务员。他们两个人，仍回台司德郎路原住所，继续用李恃平名义与重庆联络，并由第二处与电务处各派一人从中监督。至于他们被抓的情况，对重庆当然是不许泄露的。估计76号的第二处与电务处的两个特派员不算高手，他们的半年'从中监督’ 李恃平，只起到半年的'从中掩护’ 李恃平作用。李恃平、陈家栋依然按重庆总部的指示办事。
　　
　　 1940年6﹑7月间，原任第二处处长马啸天，提升出任伪南京警政部政治警察署署长兼76号南京区长。注意，此时伪南京警政部部长是周佛海而次长是李士群兼任。于是胡均鹤接替马啸天任76号第二处处长。前面说过，胡均鹤这人先叛党而后叛国，其心理状态的复杂与反常是旁人难以置信的。他接管特工第二处，就怀疑李恃平、陈家栋二人。果然不出所料，经侦察，就发觉李恃平、陈家栋二人表面虽为76号做“工作”，暗中与重庆仍维持着原来的关系。76号想利用他们，他们却反而顺水推舟利用了76号，把知道的76号内部事务报给了重庆总部。估计是重庆总部换了密码，而76号的电报密码也落入军统总部。
　　
　　 在这一局特务斗争中，76号吃了大亏，惨遭大败。都讥笑说人家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李士群这次是'偷鸡不成，反被割去了一只耳’。
　　
　　 李士群恼羞成怒，便叫第一处处长兼行动总队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派人把李恃平、陈家栋这两人一起绑赴中山西路76号的屠人场，一起枪杀。
　　
　　 军统电台被汪伪破获而招致的牺牲，李恃平、陈家栋不是唯一的例子。第二年，南京又发生一起军统电台被破获而招致重大损失的案子。76号方面参与破案的依然是马啸天和晋辉，行凶杀人的仍旧是万里浪。
　　
　　

　　 军统电台被汪伪破获而招致的牺牲，李恃平、陈家栋不是唯一的例子。
　　
　　 邵明贤是军统特务，与大汉奸梅思平是温州'小同乡’。抗战前，梅思平当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明贤是手下的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梅思平，并通关系，谋得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的职务。
　　
　　 邵明贤住在南京明瓦廊6号，他在家里设置的一个秘密电台。后来76号发觉重要线索，查清邵明贤是军统人员，而且还是军统南京区长。还从线索查出76号的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原来也是军统的上海特派员。
　　
　　 于是，李士群大惊，命令扣押钱新民，一面电知76号南京区长马啸天，要他就近办理。马啸天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派人在明瓦廊邵明贤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明贤在伪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伺机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
　　
　　 马啸天即请示李士群，李复电立即逮捕邵明贤。同时被捕的还有军统南京区的总务科长王林生，王林生兼任电台的收发报员。
　　
　　 邵明贤与王林生被捕后，即被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看守所，经南京区司法科侦行科严讯后，都一一招认。
　　
　　 邵明贤的电台遂由晋辉接管，住房被马啸天没收，改为伪“黄埔同学会”。
　　
　　 由于76号的第一处长万里浪接手办理钱新民的案子，而钱新民矢口否认自己的军统潜伏身份。万里浪一下子得不到口供。于是万里浪把王林生要到了上海。既然王林生录有口供，万里浪就要王林生与钱新民当堂对质。钱新民没法，只好承认。
　　
　　 于是李士群兴高采烈，把邵明贤、钱新民两事的经过，及口供笔录，签报给了汪精卫。汪精卫一看到又是图谋刺杀自己的特务，毫不迟疑地签下 “批准枪决”的批示。
　　
　　 邵明贤于1941年7月，被马啸天以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钱新民于同年10月，由李士群叫万里浪派人枪杀于上海中山北路那撮小丛林里。
　　
　　 这里讲了76号连着破坏了两起军统秘密电台的事件。同样，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军统也拿76号无线电电台的电讯专家开刀的事例。可见，二战时期无线电电台是深受交战各方重视的焦点。
　　
　　 前面讲军统李恃平、陈家栋的电台被日伪破获的事，就发生在广元路上。广元路正在交通大学的门口。但是，1937年11月后，交通大学校园被日军占领，交大一部分设法到重庆办学，另一部分按蒋的指示，就沿着广元路退入法租界继续办学。学生毕业后一律由抗日政府统一分配到为抗日服务的前线或大后方机构。特别是无线电（当时中国惟有交大有涉及无线电的专业），航空和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到西南从事机场建设和滇缅公路建设，航空则是由航空委员会集训后统一安排，无线电更是由重庆军统包下。学生毕业后离开租界的孤岛去抗日战争前线或后方，都得经历长途跋涉。通常的途径是从上海乘船到广东或越南，然后设法穿过战场，进入大西南。有时，途中花了三五个月的'长征’。
　　
　　 延安八路军总部也特别重视吸引交大这批学电信的学生。1938年就有孙俊人﹑孙有余﹑周建南三人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动员，不去重庆的军统总部而到了延安。后来还有罗沛霖也去了延安。而王安留在湘桂从事抗日动员活动后去英美留学。后来证明，孙俊人﹑孙有余﹑周建南﹑罗沛霖和王安这五位没去军统报到的就都走对了路。王安后来创办著名的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孙俊人﹑孙有余﹑周建南﹑罗沛霖都是延安八路军总部负责电信工作或组建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工厂。解放后他们都是中国机械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38年入伍的孙俊人是难得一见38式的开国将军兼工程院院士，他是国防部第十院院长和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创办人。罗沛霖是电子部科技负责人和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孙有余是原一机部副部长和中央驻北师大的文革工作组长，也是唯一敢拒绝'中央文革’要他检讨路线错误，拒不向造反头头谭厚兰等人屈服的'工作组’组长。周建南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员。这老周家还有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小周。小周真不含糊,他更胜老周一城:小周管的是纯金白银,掌管国家经济命脉。这几个人比同班那些轁规守矩向重庆军统总部报到的同窗，要高明多了。
　　
　　 由于当局的留心，1938年以后陷于'孤岛’的交大的电信新毕业生没有被汪伪拉下水的。
　　
　　 被吴道绅出卖而导致军统直属上海电台被破获，电台工作人员遇害的情况就说到这里。
　　
　　

　　 二 北极冰箱公司和它的老板陈三才
　　
　　 因吴道绅的出卖，还导致北极冰箱公司经理陈三才被捕以及潜伏在76内部的军统特务诸亚鹏暴露。
　　
　　 北极冰箱公司经理陈三才与诸亚鹏的案子扑朔迷离。至今的各方说法依然存在不一致之处，其中有许多疑问。
　　
　　 陈三才是清华学堂派遣留学美国的'海归’，这没疑问。他在上海开办北极冰箱公司这也没有疑问。陈三才爱国，他痛恨汪伪卖国集团并配合军统从事除奸工作并为之而献身，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这件事的许多过程细节却依然不清。
　　
　　 从汪曼云马啸天等人后来写的材料来看，事情是这样的：
　　 上海静安寺路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口，有一幢富有东方色彩，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物，它是北极冰箱公司，是专门推销国外冷藏设备的经理机构，也经营电子管等部件的进口业务。这个公司的经理叫陈三才，是军统活动的支持者。76号根据吴道绅的密报，认定陈三才不仅是军统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而且负责军统与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联络。同时，也认定这个北极冰箱公司，也是军统的主要联络站。
　　
　　 李士群便把它批交给第二处长马啸天去办理。
　　 马即派他的副处长魏曙东会同第二科长姚筠伯、第三科长陈中芳，派人侦查。姚筠伯原在公共租界做过翻译，关于陈三才与捕房外国人的联系，由他调查，至于军统人员间的往来，则由陈中芳派人负责侦察，进行行动上的配合。
　　他们不仅查获了陈三才与军统往来的文件，还发觉陈三才与军统打入76号任第二处专员的诸亚鹏已接上了关系。诸亚鹏原系军统青岛站的特工，由于王天木的叛变，天津和青岛军统也全部叛变。王天木替汪伪76号处理好军统青岛站的事以后，诸亚鹏跟随王天木到上海投入76号。
　　
　　 第二处长马啸天立即找诸亚鹏“谈话”。诸一看苗头不对，不但承认与陈三才的关系，还供出陈三才已交给他一部分炸药，运进了76号，并已把它埋放在76号与74号之间的一条小沟边的泥地里。因为还有一部分炸药尚未运入，所以尚未装上雷管。按原定计划，一旦在74号的炸药装上雷管引信，就立即把76号的主要部分全炸掉，以一网打尽76号的所有汉奸特务。
　　
　　 马啸天一听惊出一身大汗，即派人随同他到上述地点，把埋着的炸药掘出，并马上向李士群作了汇报。
　　
　　 李士群一听更是惊讶不已，所幸的是事前破案。于是称赞诸亚鹏做事漂亮，表示只要诸亚鹏立具悔过书，仍在原处察看“工作”。
　　
　　 李士群马上命令第一处长万里浪会同驻76号的日本便衣宪兵，化装进入租界将陈三才绑架到76号。
　　
　　 经过抽皮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电刑等酷刑，陈三才负伤甚重，只好一一招认。76号的特务又在北极冰箱公司的一只大冰箱里，抄出了一支穿甲机枪。
　　
　　 陈三才怕再度受刑，便供认说，他知道汪精卫出入都是坐的保险汽车，他准备在汪精卫出来时，用这支枪把汪打死。
　　
　　 李士群便把那个藏枪的大冰箱，作为“罪证”，叫人把它搬到了自己的家里。那支穿甲枪，送给驻在76号的日本宪兵小队长准尉涩谷。另外还在陈三才的家里，搜出一根暗藏手枪的手杖，李士群把这拐杖手枪据为己有，虽然从来没有使用的机会。
　　
　　
　　
　　
　　 另外还在陈三才的家里，搜出一根暗藏手枪的手杖，李士群把这拐杖手枪据为己有，虽然从来没有使用的机会。
　　
　　 陈三才在76号关了一年多，直到1941年春，此时汪精卫早已“还都”南京一年了。陈三才的家属，才辗转找到了褚民谊的门路。褚民谊受人钱财，要与人消灾。一天，他到颐和路34号去见汪精卫，见左右没有人，便向汪谈起了陈三才的事，请汪精卫网开一面，予以开释。
　　
　　 褚民谊满以为陈三才已关了一年多，以自己与汪的关系，汪精卫这点面子是会赏的。不料汪精卫听了褚民谊的话，大发雷霆，用无名指指着褚民谊说：
　　 重行（按：褚民谊字重行），你是不是要杀我?
　　 褚民谊闻言，一时目瞠口呆。
　　
　　 汪精卫见其愚顿，便说下去：
　　 陈三才是来杀我的，你却来替他讲情，不等于你也要来杀我是什么？
　　
　　 汪精卫在激动之下，就在许多文件里把李士群给周佛海的关于陈三才的那份报告，拣了出来，便在上面批了“着即枪决”四个字。当由李士群仍饬“第一处”万里浪派人将陈三才押赴中山北路那撮小丛林里枪毙。
　　 注意一下： 1941年，经常行刑枪杀人的林之江已离开76号了。所以常由万里浪代替林之江行刑。
　　
　　 陈三才的家属，走尽门路﹑动足脑筋才请托了褚民谊，此后，便天天在等陈三才的归来，不意却未料这样一个结束，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
　　
　　 另有陈觉吾与陆庆二人系重庆方面打入汪伪机构的人员，也是一年前被捕。关押一年了，家属请求赦免释放，案卷也到了汪精卫跟前。据说陈、陆原本尚不至死，只是由于褚民谊受了贿，为陈三才的案子去向汪精卫说情，没想到反而引起了汪的极大激动。汪精卫在盛怒之下，也在陈觉吾、陆庆两人的案卷上，批了“一并枪决”三个字。于当天上午陈觉吾与陆庆二人，由政治警署奉汪精卫的命令，在雨花台枪决了。
　　
　　 褚民谊的一言，竟送掉了三条性命。而陈、陆二人，可说是受池鱼之殃了。
　　 以上是76号罪犯事后对事件回忆出来的情况。
　　
　　 但也有其他说法。
　　 比如故乡昆山锦溪镇的陈三才烈士纪念馆就提供另一份材料，陈三才母校清华的宣传材料也参照这材料。
　　
　　 那材料同样讲到陈三才从清华留美，海归经营北极冰箱公司。说到陈三才参加军统行动，特别是引爆炸76号的计划失败而被捕。
　　
　　 但发现了一些更具体生动的内容。材料中提到：
　　 陈三才把目标直接锁定在汪精卫身上。他不惜重金买通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他们打算，当汪精卫因肝病要到一家日本医院（北四川路福民医院）内施行手术时，就由这个白俄人再去买通一个能与汪接近的白俄女护士，伺机向汪下毒。当时，双方言明：先交费一部分；待汪入院时，再付一部分；事成后重赏付清。 这一刺杀汪精卫的办法，陈三才计谋良久，从获取情报到物色下毒人员，都经过周密策划，且不吝财帛，重金笼络，只求达到锄奸报国之心愿。不料，汪精卫十分狡 诈奸猾，突然改变就诊场所，致使陈三才的计划流产。可恶的是，那个俄国佬竟一再要挟，漫天要价，当骗得巨款后，还昧着良心向日伪告密，又去向76号讨赏， 出卖了陈三才。
　　
　　 陈三才不幸于1940年7月9日上午，在上海大西路美丽园（今延安西路）附近，被潜伏已久的特务，连车带人关进了杀人魔窟“76号” 内。在狱中特务们对他施以种种酷刑，抽皮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电刑等等，无所不用其极。陈三才虽身负重伤，但坚贞不屈。7月17日，陈三才被押往南京，汪精卫亲自提审，逼供同谋，并许诺说出指使者，封他外交部长之职，均遭陈三才严词拒绝。汪无计可施，最后答应只需一纸悔过，即可开释。
　　
　　 陈三才破口大骂：
　　 汝辈汉奸丧尽天良，出卖祖国、出卖民族，人人皆得而诛之，全国同胞皆吾同谋之人也！今唯求速死而已。
　　
　　 陈三才在狱中时，上海清华同学会、大厦大学理学院院长邵家麟、上海联合广告公司经理陆梅僧等人竭力营救，甚至连周佛海、李士群等人亦认为，陈三才是自发性谋刺行为，且在国内外又是颇具声望的实业家，而非政界人物或特工人员，既然谋杀未遂，可不致定死罪。但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早已红了眼，对行刺的人，决不宽恕手软，于是当即批字“着即枪决”。
　　
　　 陈三才便成了刺汪行动中的又一个牺牲者，于1940年10月2日下午2时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年仅39岁。
　　
　　 陈三才就义后，遗体由亲属和生前友好从南京移至上海殡仪馆，后来安葬在静安公墓。消息传到大后方，1942年2月1日，由张一麐、黄炎培、吴国祯、陈立夫、顾毓琇等四十一位知名人士发起的“陈三才烈士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新池新运模范区忠义堂举行。
　　
　　 蒋介石亲书“烈并常山”的题词表示褒奖。
　　 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重庆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陈三才》，将他比作在秦廷上的蔺相如和在博浪沙用大铁椎刺秦皇的勇士：
　　 大义感奋冠发冲，一击不中毁全功。……呜呼！汉贼不两立，敌我不两容。……民纪廿九秋涉冬，雨花台血翻天红。呜呼！杀贼不成兮，君当为鬼雄！
　　
　　 两种不同来源的材料对该事件的回顾略有差异，但关键处相同。
　　  两种不同来源的材料对该事件的回顾略有差异，但关键处相同。
　　 一是埋炸药，想炸毁76号的说法相同。
　　 二是购置穿甲的机枪，那枪可用来伏击汪精卫的说法相同。
　　 不同之处是一些细节：
　　 第一处是陈三才就义的时间地点，76号方面说是1941年春天，由76号一处枪杀于上海中山北路小树林。而纪念馆方面认为陈三才于1940年10月2日下午2时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遗体由亲属和生前友好从南京移至上海殡仪馆，后来安葬在静安公墓。
　　
　　 第二处不同在于，究竟是伊万诺夫这个俄国人出卖陈三才呢，还是吴道绅出卖陈三才？
　　
　　 第三处是汪精卫是否亲审和封官许愿之类。
　　
　　 细节虽也重要，但由于提供材料的双方处于不对称状态。陈三才家属处于受蒙蔽欺骗的处境中，被害方往往得到信息都可能是被隐瞒和扭曲的，甚至所谓'遗体’是真是假也可怀疑。但陈三才被害确实千真万确，不论是南京还是上海，也不论是40年10月还是1941年春天。
　　
　　 还有一处疑问是，陈三才的炸药如何能瞒过76号的汪伪特务，而运到与76号贴隔壁的极司菲尔路74号的？ 76号的周边地带，是汪伪76号特务集中居住处。同样警戒森严。
　　
　　 要为这些不清之处提供个想象和评估的余地，我们可以先说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冰箱’。
　　
　　 前面说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冰箱是个极端奢侈品。而且不是70年代日本和德国推出的那种便携式家用冰箱。估计当年，除上海之外，整个东亚甚少有冰箱进入家庭的。而用电冰箱的，绝大多数是宾馆酒店的餐厅﹑冷饮和冰淇凌店。上海的家庭冰箱是限于租界的高级公寓里才有。比如建于1928年的法租界培文公寓（Beard Apartments）就有。著者经历过的一公寓也在原法租界，也配有家用冰箱。不过，那些冰箱不是独立式的'便携’冰箱，而采用'集中供冷’式的。每户每楼层的冰箱用管线连通到底层动力房内的公用冰箱压缩机组。就象如今的中央空调那样运作：压缩的致冷剂氟里昂经公共管线通各家各户，经过冷交换后的氟里昂回收到动力房。每户的冰箱有上下两个重叠放置的大箱体，又厚又笨，估计箱壁是充填了许多石绵之类的绝热保温材料，冰箱门靠铰链和门拴与箱体实现密封。外露的门拴和卡口十分厚实，粗厚的门铰链也非常显目。冰箱发生的电费及人工管理费，由物业公司向各户摊派。
　　
　　 所以，不该拿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197X年代的制作工艺水平去衡量二三十年代的冰箱。二三十年代的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工艺还是较粗糙。别说是冰箱，据说二战时期航母是采用木制甲板，日本还有木制飞机。
　　
　　 从1950年以后，上海的居民的家用冰箱就不曾致过冷。因为那些年要节约用电，还因为反浪费﹑反奢侈﹑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怕你是超级资本家或高官，公寓里的家用冰箱只能用来堆放杂物，而无法用来冷藏食物。
　　
　　 那 时的冰箱其实是'老鼠公寓’，废旧的冰箱管道是鼠们穿家过户的便捷安全 '高速公路’。尽管如此，家用冰箱究竟是一种自己家曾经'阔’过的象征，能保留就尽量保留。到了80年代，日本产﹑德国产冰箱和国产冰箱相继进入市民家庭，上海的老式冰箱才经各区房管科的批准，陆续撤除。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想象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就该是个混合机构：既是国外销售代理商，一家进口公司，还是一家安装公司。
　　
　　 这样就好理解，为什么，陈三才居然能把炸药运到极司菲尔路74号埋到76号的墙跟。当时极司菲尔路76号正是特工魔窟，极司菲尔路74号等处的居民全被特务驱逐，那儿变成76号是特工的居家。陈三才能把炸药运进的原因很简单：
　　
　　 76号的特务们一步登天，想过神仙日子，要安装电冰箱。
　　 前面说过，这冰箱不象如今冰箱，送货上门就好用，还的安装！
　　
　　 这样送货上门要由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负责，破墙打洞安装冰箱也得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来施工，还要选择动力房来安放压缩机组及埋设管线，管线沿76号墙跟通行。于是，军统特务分子冒充施工队，在施工中把炸药当水泥运进极司菲尔路74号，炸药埋在76号墙跟。这过程，只要买通76号的监工特务诸亚鹏即可。巧的是这特务诸亚鹏本是军统特务，是军统里的高科技分子和无线电爱好者，跟随王天木到76号的。因1939年底王天木被押送南京，诸亚鹏或许受牵涉而不被重用，没能进76号晋辉主管的电务处。反正冰箱工程也是高科技工程，'赋闲’的他当了'76号冰箱工程’的监工，管管北极冰箱公司来的'农民工’施工队，也正是专业对口。而这些'农民工’正是过去军统的师兄弟，诸亚鹏被军统买回去，配合'农民工’埋炸药。
　　
　　 这样一来，把炸药埋到76号墙跟的问题得到解答。
　　
　　
　　
　　
　　 这样一来，把炸药埋到76号墙跟的问题得到解答。
　　
　　 同样，陈三才进口'穿甲’机枪及手杖手枪的事，也容易得到答案。上海沦陷后，重庆抗日政府无法使用上海口岸从事进出口业务。于是戴笠看上了这家民营的北极冰箱公司。北极冰箱公司是外商代理人，有民间进出口业务，可以瞒过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替军统'走私’军用装备。
　　
　　 所以，这被汪伪76号搜查出来的特种枪枝，应该是北极冰箱公司混杂在冰箱附件管材中为军统进口的。同时，戴笠也一定通过北极冰箱公司进口一些电台用的电子管等重要电子零配件。这些电子管和电子零配件也是军统地下电台必需品。变节特务吴道绅出卖军统直属上海地下电台的同时，一定是从电子管和电子零配件的来源，连带向76号告发了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
　　
　　 至于陈三才承认自己用穿甲机枪试图伏击汪精卫这事，估计伪政府警政部的正副部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也不信。杀手往往是受过训练的20几岁特工或老奸俱滑的高级特工。养尊处优且生活富裕的陈三才都四十岁了，平常并不少上麻将睹场，就是从来没有受过军训经历，说他是军统杀手，要亲自伏击枪杀汪精卫，简直是笑话。
　　
　　 周佛海和李士群明知那只是皮鞭老虎凳逼出来的口供。他们也猜测陈三才宁可自己承担后果也不想承认自己为军统进口军品。再说，1940年，汪精卫早就到南京履职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陈三才怎可能在上海刺杀南京的汪精卫呢？即使是在1939年5月到1940年春，汪也大多数时间在日本，或在北京﹑南京﹑青岛等处与各地汉奸讨价还价。那期间，诸多老牌军统特务在上海刺汪落空，其主要原因也就是汪极少有时间出现在上海。
　　
　　 所以，军统不可能安排不谙此道的富商陈三才当杀手去刺杀汪精卫。
　　
　　 还有，通过白俄伊万诺夫去找白俄护士毒死汪精卫的事，当作饭后闲话犹可，太相信就没必要。1939年5月，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初到上海，就躲在日本船上多日不敢上岸。为什么？还不因为他胆小怕死，不敢见人？他哪有胆量去接触面目不清的'白俄医生’或'护士’？后来他上岸了，就被日本兵围在虹口重光堂不让与外人来往。这日本人怎肯让'自己医院’里的'白俄护士’去接触汪精卫？如果汪精卫真的住院，一定是处于日本男女特务的团团包围之中。那怕是日本医生，也一定是日本特务出身的医生。再说，那半年的汪精卫是'废寝忘食’，时刻为组建伪党伪政府而奔波国内外，不太有住院作手术治疗的时间。
　　
　　 汪精卫从愚园路1136弄到76号开他的伪六中全会，区区一公里左右的路程，还怕中间遇刺。为此，汪精卫提前一天进76号推迟一天离开76号，让卫兵挤在门外走廊上，自己委屈地躺在李士群的床上睡。他杯弓蛇影，胆小异常，他也更不敢面对刺客。所以他也不会提'外交部长’的话与刺客作交易。须知，就在这时候，'劳苦功高’的'和平运动’开路先锋高崇武就因为嫌外交部次长太小，而回投老蒋，狠狠扎了汪集团一刀。
　　
　　 所以对比有关陈三才事件的不同叙述，分析议论一下，可以肯定大部分，而排除小部分。陈三才是个爱国的企业家﹑是烈士﹑也是英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但不要把他简单化为一个军统杀手。他因爱国而支持军统，但不该想象成军统编制之内的成员。
　　
　　 陈三才的事，也就基本清楚了。
　　
　　
　　
　　 三 林怀部怒杀张啸林
　　
　　
　　 第五章就讲到于松乔刺杀张啸林失败的事。于松乔不但没杀成张啸林，反而把自己也暴露了。张啸林认出了他。当时，我们无奈地认为：张啸林气数未尽。
　　
　　
　　 陈恭澍也策划过刺杀张啸林，同样也痛失良机。现在，我们就把张啸林的事集中起来议论一下。因为按日程算，此时他的气数该到尽头了。
　　
　　 上海滩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是无人不知的人物。抗日兴起，这三人发生严重分化。
　　
　　 813战败，蒋介石在西撤前，担心这些人被日本人拉拢利用，落入敌方阵营，曾多次交代戴笠等人动员杜月笙、黄金荣、 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结果，杜月笙因坚持抗日的立场，怕日军进驻上海后对自己不利，就转道香港。
　　
　　 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但以同样的借口回绝日本人的拉拢。这汉奸当不得，黄金荣估计还有点头脑。
　　
　　 可这张啸林就是另类了。
　　
　　 杜月笙临走前受蒋介石的委托曾警告过张啸林，叫他不要与日本人合作。但张啸林官迷心窍，就是不听。相反，看到杜月笙去香港，张啸林则认为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不肯离沪。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落水来替日本人维持局面。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勾结上了，并达成了协议。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他自当会长。
　　
　　 他原本自视颇高，想要日本给个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长当当，可日本人则不以为然。虽日本人的态度不称他的心，但跟日本人当汉奸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他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为日军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乘机大发国难财。张啸林实际上是干起了资敌亡国的罪恶勾当。他还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广收门徒，扩展实力。
　　
　　 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蒋介石指示正在武汉的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
　　
　　 戴笠接到训令后，就要组织实施。
　　
　　 他深知张啸林的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更有一股恶势力。如果张啸林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很艰难，甚至会被完全挤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但要采取措施，戴笠马上想起了杜月笙。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者关系根深蒂固，对张啸林采取制裁措施，不能不考虑到杜月笙。不过，戴笠也明白：这件事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
　　
　　 戴笠既要让杜月笙暗中认可自己的行动，又要在面上让社会上认为，发生在张啸林身上的事，只与军统有关而与杜月笙无关。
　　
　　 1938 年 5 月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戴笠代发通知电邀杜月笙到汉口参加。
　　
　　
　　　
　　 1938 年 5 月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戴笠代发通知电邀杜月笙到汉口参加。
　　
　　　　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 陶百川。让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注意，此时汪曼云没有投敌，他是到1939年才先后与李士群﹑丁默邨和周佛海勾结上的。
　　
　　 酒席上，戴笠与客人先是东南西北随便谈了一阵闲话。饭后，原来属于上海市党部的两头面人物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于是席间只剩下戴笠与杜月笙、陆京士、汪曼云 3人继续对斟。
　　
　　 戴笠看看正是时期，于是单刀直入地杜月笙挑出话题：
　　 杜先生，大帅（按：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月笙回话谨慎：
　　 这也谈不到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
　　 杜的语气 重在替张作辩解。
　　
　　 戴笠听了这话，站起身，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他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双手拍拍杜月笙的肩胛：
　　 杜先生， 你要大义灭亲！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
　　 杜月笙似乎很激动：
　　 我的人决不杀他。
　　 杜的话已讲到端头，无退让的余地。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于是把话题转了方向，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
　　
　　 曼云兄，你回上海对他们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别说我要他的脑袋。
　　 汪曼云只是唯唯喏喏。
　　
　　 在归途的汽车里，杜月笙对陆京士、汪曼云两个人流露心思：
　　 听雨农今天的话，我替隔壁很担心事哩！
　　
　　 应该说，戴笠最了解杜月笙的为人。他素知杜月笙一再宣传的'三碗面’理论，而'三碗面’中的'人情面’堪称是杜大官人的特色菜点。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把义标榜为第一信念。这义，就要讲究沽名钓誉﹑重视人情面子﹑讲究江湖名声，义是用来要维护帮规门风的核心信念。所以戴笠要处置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在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宣布，让杜月笙表示不赞成。这次戴笠利用陆京士、汪曼云等人在场可作证的场合公开议论，将来传闻出去，就可以说杀张啸林全是戴笠的主张，与杜月笙无关。
　　
　　 其实，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十分关注。从杜月笙角度看，黄老板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势。而且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张啸林是一清二楚的。假使一旦张啸林翻脸勾结日本人联手对付自己的话，杜月笙将受到严重威胁。但杜月笙与张啸林又是结拜兄弟，如果将来江湖上一旦传出张啸林之死与已有关的话，那又将引起非议。这点正是杜月笙十分忌讳的。
　　
　　 反正，今天宴会上，戴笠把话挑明，杜月笙也为张啸林辩护过了。今后发生的事，杜月笙自不容他人非议。
　　
　　 此后，军统安排过两次对张啸林的伏击，都被逃脱。
　　 上年，张啸林在福熙路（今延安路）逃过于松乔的伏击。
　　
　　 陈恭澍到上海后，又应命组织了对张啸林的截杀。
　　 1940年初夏，陈恭澍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张啸林外出汽车的常经之地设下埋伏，等张啸林汽车开到时数枪齐发，一阵狂射，但张啸林汽车狂闯脱险，子弹没有伤着张啸林。
　　
　　
　　
　　 张啸林公馆在华格臬路214 号，就是后来的宁海西路180号，与宁海西路184号的老杜公馆相邻。如今这一带已成片拆除为城市绿化地，180号和184号的张公馆和老杜公馆不复存在。张啸林深居简出呆在自家公馆里，雇用武装保镖多达28人，此外还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大门口安排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偶尔外出也是前呼后拥。
　　 对此，军统方面一筹莫展。
　　
　　 但意外的是，1940年8月15日《申报》等沪上大小报纸，刊登了张啸林的死讯：
　　 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凶手即张保镖。定16日下午 3时在寓所入殓……
　　
　　 1940年8月14日这天，三声枪响，惊动了上海。横行大半辈子的流氓张啸林在贴身保镖的骂声中吃枪子而亡。死前，他听的明明白白，保镳林怀部骂他为汉奸，随即射来子弹。
　　
　　 这天下午二时许，华格臬路214 号张公馆，张啸林正在二楼与他在杭州的心腹门生、时任杭州码头工务局长的吴静观密谈，突然楼下的天井里传来一阵喧哗。脾气暴躁的张啸林勃然大怒。他跑出屋子，趴在二楼栏杆上破口大骂……
　　
　　 原来是张啸林新选拔的保镳林怀部与司机王文亮（阿四）争吵。阿四当时正好在院子里擦车，林怀部特地挨前找话头，他对阿四说：
　　 我家里有点事，你能不能帮我到楼上和老板说一声，让我请假休息几天。
　　 阿四说：
　　 这可能不大好，老板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会客的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去打扰的。
　　
　　 林怀部故意话中带刺地嚷着：
　　 你平时不是很神气吗？还是张先生的贴身心腹呢！现在看来，还不是和我一样，原来你是吹牛啊。
　　
　　 那阿四听到这样的话自尊心大挫，把手中揩布一丢，捋袖握拳：
　　 忘恩负义的臭瘪三，敢再说一句 ?
　　 殊不料林怀部的声音更响：
　　 儂才是臭瘪三，老子怕你不成 ?不识相要你好看 !
　　
　　 两人便在院子里对骂起来。
　　

从左到右: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

 
　　 两人便在院子里对骂起来。
　　
　　
　　 这张大帅那容得下人如此放肆？特别是在他的学生吴静观面前。
　　
　　 他走到栏杆前，朝下怒吼：
　　 吵你妈的X啊，烦死人了，不想干就替老子滚。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
　　
　　 林怀部斜目瞟了一眼：
　　 是的，老子还真不想干了，又哪能？！
　　
　　 张啸林气极：
　　 你他妈的别不识抬举，阿四，帮我把他的枪卸掉，让他滚。
　　
　　 司机阿四便上来搜林怀部的枪。
　　 林怀部大声回话：
　　 不用你赶，我自己走。
　　
　　 一边说着，一边从腰间拔出了手枪，象是要主动交给阿四。
　　 张大帅还骂咧咧的，似呼不解气。
　　
　　 林怀部高声喝道：
　　 你骂什么骂的？
　　
　　 突然回手，把就要放到阿四手里的枪抽回向上一指，
　　 我林怀部今天要为民除害，杀死你这个汉奸。
　　 声音未了，“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向楼上射去。
　　
　　 骂声嘠然而止。随之是扑突一声，一具庞大的身驱砰然倒地。
　　
　　 林怀部开枪后，没有外跑，相反，他快步奔到二楼，踢了倒在地下张啸林一脚，看到满地的血，原来子弹从张啸林张开的嘴巴里射进后从脑勺穿出，这张啸林张大帅已一命呜呼。
　　
　　 林怀部听到房间内的电话声，立即推开房门对准正在打电话报警的吴静观连开两枪，吴静观倒地身亡。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
　　
　　 此时天井里已挤满了保镖。接到电话报警的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赶到，包围了张公馆。
　　
　　 林怀部到楼梯口，几个保镖喊着：
　　 这事不关我们，你林怀部是好汉，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
　　
　　 众人跟着围了过来，但没有人拔枪。张啸林另一保镖刘德元拦腰要抱住林怀部，林怀部把手枪套在手指上转了一圈，然后潇洒地一扔，高声说：
　　 不劳各位动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保镖们全部住手，齐齐刷刷地看着林怀部下楼梯来，走向安南巡捕，伸手让巡捕套上手铐，带走。
　　 这年，林怀部正是而立之年。
　　 在张家女人一片嚎哭声中，张'大帅’和吴静观的死尸被抬放到天井里。
　　隔壁184号杜公馆管家的万墨林匆忙赶来，跑到天井里，看着张啸林的尸体发了一阵呆。杜家女眷们也围进院子，'张伯伯’长'张伯伯’短地嚎个不停。.
　　
　　 两小时后，香港的杜月笙收到万墨林的电报，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此时也正巧在他家里。杜大官人对王新衡惊叹：
　　 没想到张大帅今天落到这么个下场！
　　
　　 两小时后，香港的杜月笙收到万墨林的电报，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此时也正巧在他家里。杜大官人对王新衡惊叹：
　　 没想到张大帅今天落到这么个下场！
　　
　　 据说，林怀部原系上海法租界一名华人巡捕，其父亲曾经在北洋军队里服役。后因枪法好，由阿四推荐，充任张啸林保镖。
　　
　　 林怀部去法租界巡捕房后，自供中说，因为每月只有20元工资，难以维持生活，原本就心情不好。加上当天请假不获准，又遭到张啸林的辱骂，因而出于气愤开枪打死了张啸林。
　　
　　 由于林怀部坚持杀人是一时被骂而意气用事，而非事先预谋。更无谋杀抢劫财产或其它的目的。林怀部更不承认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有任何联系。巡捕房一时无法以故意杀人来“指控"。加上此时法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对立，法租界也不同意将林怀部引渡给日伪。
　　
　　 法租界巡捕房最后将'林怀部刺张案’定为泄愤报复的刑事案，向法院起诉。上海特区第二法庭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
　　
　　 要知道，此时上海特区法庭的主审法官还是由抗日当局委派的。前文提到的郑苹如老爸,就是该廷的检察官.。
　　
　　 起初，林怀部被关在租界监狱中，日本过问不了，而华捕敬他是英雄，开头没吃什么苦。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接收了监狱，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林怀部受尽折磨，尤其是他那双手，那双出枪奇快又百发百中的手，受尽摧残。
　　
　　 林怀部的寡母哭瞎了双眼，妻子替人帮佣谋生，抚养一家老小。
　　
　　 1945年抗战胜利，林怀部出狱，他被整整关押了四年。此时，他儿子快十岁了，只因家庭贫困，没能上过一天学。
　　
　　 就林怀部的结局有三种说法：
　　 1,新中国成立后，林怀部进入上海市房管局下属的一个房管所工作，一直到年迈退休。
　　 2,非常落魄，也就是帮人家打打零工，有时候看家护院，做做保镖。然后就不知所终了。
　　
　　 3,老死于上海劳教农场-----苏北大丰农场。
　　
　　 林怀部究竟是什么人？
　　
　　 陈恭澍否认林怀部是军统杀手。陈恭澍在他写回忆录《无名英雄》时，还再三表示：
　　 这件事肯定不是军统干的。
　　
　　 林怀部是奉杜月笙的命令下的手？也不是。
　　 杜月笙和万墨林都从来不承认这事与他们有关，林怀部自己也从来不曾承认。事后林怀部一家人生活艰难，并没有得到军统方面或帮会方面的暗中接济。
　　
　　 但以下是铁的事实。
　　 他开枪前严正声明：
　　 我林怀部今天要为民除害，打死你这个汉奸。
　　
　　 汉奸张啸林没有逃过正义的惩罚。林怀部是平凡的中国人，不论其行动是否出自正义的动机，他都代表中国人行使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