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铃俯卧撑怎么做:抗战这个“美人”7

正文：
　　 第十一章 北伐幕后
　　 第一节 苏波之战
　　 帝俄时代的版图是巨大的，波兰也是其中之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来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同时也使波兰脱离了帝俄的残酷统治，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了皮尔苏茨基政府。
　　 在苏联和俄罗斯论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著作中，都使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
　　 之所以说这个概念模棱两可，就在于它模糊了苏维埃俄国领土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个概念涵盖了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甚至还囊括了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
　　 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领土并不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
　　 苏维埃俄国只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行动，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这样的政权风雨飘摇，动荡不定。
　　 但是，在苏维埃俄国国家领导人的眼中，这些国家和土地应是属于苏维埃俄国管辖范围之内的。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苏维埃俄国非一个国家的情况，列宁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有过阐述。
　　 他说，苏维埃俄国对邻国执行的是“紧密联盟的政策”：“不言而喻，我们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这里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
　　 一个“联邦关系”揭示了苏维埃俄国与乌克兰的实质性关系——“邻国”。
　　 至于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它们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独立”国家的，而在实际上它们又常常被视为苏维埃俄国有权干预的土地。
　　 苏维埃俄国虽然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在俄波领土问题上却持有顽强的历史观点。   题外话：
　　为何要写苏波战争呢？
　　因为没有苏波战争，苏俄不会将目光投向中国，苏俄不会极力促成国共合作，孙中山的政治选择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政治版图将会重新改写。
　　苏波战争，对之后的二战中的卡廷惨案的发生也埋下了伏笔：苏波战争也改写了苏联的内部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   正文：
　　 尽管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
　　 而在实际上，苏维埃当局却一直把波兰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边界看成是“俄波边界”，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波兰皮尔苏茨基政府，也试图为夺回波兰在历史进程中被四邻瓜分去的领土而诉诸武力。
　　 苏维埃俄国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顾，它成立了西方面军。
　　 西方面军负责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军事行动。
　　 总的决策是：为了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为了在这些领土上设防来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
　　 西方面军的建立表明苏维埃俄国政府不会在“俄波”历来的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
　　 但是，波兰皮尔苏茨基政府却偏偏要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作文章，它显然以为苏维埃俄国已经从北极熊退化成可爱的泰迪熊了。   正文
　　 波兰皮尔苏茨基政府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瓜分过波兰的大国的削弱，向东西方扩大自己的疆土。
　　 皮尔苏茨基认为，现有的边界是大国强加于波兰的，到了波兰人回到自己原先的归属地的时候了。
　　 1918年秋天，皮尔苏茨基就开始从东部边界着手，联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反苏维埃的“白俄”力量，试图将波兰的东部边界向东推移。
　　 对于波兰政府和波兰民族来讲，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与迸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党左派都怀有重建国家的“故国情结”，而皮尔苏茨基恰恰是波兰社会党左派，他领导的政府也打着“社会主义”、“工农政府”的旗号。
　　 因此，在皮尔苏茨基身上出现这样的“故国情结”也就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重建波兰，甚至是“大波兰”，就成了印有皮尔苏茨基符号的“波兰爱国主义”。所以，皮尔苏茨基出兵苏维埃俄国在波兰国内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  
　　正文：
　　 都是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波兰的爱国主义就与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正面交锋了。
　　 波兰还开始了第一枪。
　　 皮尔苏茨基于1920年4月12日下令进攻基辅，开始了向苏维埃俄国索要“被俄国占领的土地”的军事行动。
　　 波兰皮尔苏茨基政府此举，大大触犯了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伤害了苏维埃俄国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怀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向往。
　　 一个被苏维埃俄国领导人视为应是世界革命“红色桥梁”的波兰怎么能成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通途”呢？
　　 俄共（布）中央很想不通，一段时间还有些不好意思告诉民众。但是战局对苏俄十分不利。
　　 4月29日，俄共（布）中央向全国发表文告，呼吁工人和农民、“尊敬的俄罗斯公民”起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
　　 苏波战争爆发了。
　　 苏波战争开战之际，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也远没有结束，而且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阶段。
　　 这种微妙集中反映在托洛茨基、列宁和斯大林等领导人对国内各条战线战况的认识、战线的重要性和各条战线指挥员的任命上。   正文：
　　 1918年秋至1919年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有关如何组建红军和利用旧帝俄军官的争斗进一步激烈。
　　 列宁和托洛茨基强调全国军事力量的统一调度和使用，各条战线协调，危者为重，而斯大林则集中全力于南部战线（北高加索地区）扩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人民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西方面军以应付波兰的进攻时，斯大林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迟迟不听调遣。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在1919年11月份几乎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1月12日，“中央委员、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斯大林” 联名给“俄共中央政治局”一份正式声明：
　　 “必须或者撤换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或者撤消大本营，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撤消古谢夫的职务。 ”
　　 古谢夫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托洛茨基的心腹，而撤销大本营，就是去掉托洛茨基。
　　 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斯大林麾下的指挥员也是一直进行指责，其中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是众矢之的。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指责两人的谎报战功、居功自傲，指出作为西线组成部分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战线存在许多问题。
　　 当时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转战东线，屡建战功，后被托洛茨基调至西南方战线，其目的也是试图对斯大林进行牵制。
　　 不过西南方战线依然是斯大林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
　　 在斯大林操纵下，图哈切夫斯基名为“集团军司令”，而实际上被闲置，没有用武之地。   正文：
　　 图哈切夫斯基自然不甘心被闲置。
　　 1920年1月19日，图哈切夫斯基无奈之下给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
　　 “恳请您帮助我摆脱失业的处境。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线无法安排，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会工作。”
　　 显然，托洛茨基之后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处境进行了强力干预，并数次越过斯大林，通过直线电话，向图哈切夫斯基询问西南线的战况。
　　 2月7日，列宁也开始询问：“图哈切夫斯基在哪里？”
　　 最后是，图哈切夫斯基在4月29日被任命为西线指挥员，统领对波兰作战事务。
　　 这一时期，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采取了一种竭力使他们合作的立场和策略，并且多次提醒斯大林在给他报告时，必须同时向托洛茨基报告军情，以免贻误大局。
　　 在托洛茨基数次电催斯大林抽调南线的兵力来支援西线的情况下，斯大林在1920年3月21日给托洛茨基电报，同意调兵：
　　 “在高加索战线有不少于25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根据您的建议调走6个师去对付波兰军队。”
　　 斯大林的最亲信的部队——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军队参加了西征波兰的战事。  正文：
　　 这时，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对波作战的总方针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远在南方战线的斯大林没有能参加具体的策划行动。
　　 托洛茨基负责对波作战总的战略的策划，他提出的总的方案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动员全国全民对波作战，二是抽调最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派往西方面军，三是准备在战事胜利结束后替代皮尔苏茨基政权的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
　　 苏维埃领导人的决策和行动表明，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粉碎皮尔苏茨基军队的进攻，而且通过此举希望在波兰、德国出现劳动人民的革命，波兰不仅是战争的通道，而且必须成为革命的通道。
　　 但是，西方面军并不是一支能作战的部队。
　　 5月9日，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在致中央的信中提及西方面军的管理问题：
　　 “西方面军管理得很糟。共产党员工作久了，染上了市侩的心理。工作拖沓，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效率。”
　　 这样的指责其实就是等于是羞辱斯大林，想必斯大林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正文
　　 5月10日，托洛茨基承认与波兰的作战是“第一次由优秀军事专家领导的正规军来与我们作战”，因此他建议：“必须从各方面军抽调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到这里来担任师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旅长等等。”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坚硬的斯大林屈服了，图哈切夫斯基全面掌控了西方面军。
　　 在经过全力整顿后，图哈切夫斯基统领的西方面军战斗力大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面军军队中的许多指挥员，都是图哈切夫斯基重新启用的沙皇军队的旧军官。
　　 沙皇军队的旧军官虽然阶级成份不纯，可是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有良好军事素养，他们让西方面军脱胎换骨了。
　　 图哈切夫斯基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又以他在东线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快速、凶狠、粉碎性打击的军事作风，很快在西线取得节节胜利。
　　 6月12日，西方面军收复了基辅，迅即抵达边界并准备越界进攻波兰。
　　 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令波兰军队溃败。
　　 西方面军收复了基辅，抵达苏波边界，然而并不是苏波战争的终点。
　　 波兰军队溃败，而苏俄红军在强大起来，到1920年8月15日时，图哈切夫斯基统领的西方面军的人数也壮大到了314，180人。
　　 当时，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号召要把对波兰的战争进行到底。
　　 列宁斩钉截铁地说：“应该有这样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战胜波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
　　 这十分明确地说明，列宁并不想把夺回基辅、红军抵达俄波边界线，作为对波战争的终点。
　　 至此，战争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正文：
　　 7月2日，图哈切夫斯基向西线军队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最后这样呼吁：“在我们的刀尖上承担着劳动者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向西进军！”
　　 就在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向西进军”的关键时刻，俄共（布）政治局就是否让对波战争进行到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一致的意见：
　　 打进去，既解放了波兰，又促进了世界革命。为了躲避迫害而生活和工作在苏维埃俄国的波兰共产党人更是热切支持红军打进波兰。
　　 当然，当时也有人私下议论，认为“进军波兰将会被波兰人民看成是红军的入侵 ”。但是在世界革命的大旗之下，这种意见自然是“不予以理睬的”。
　　 一句话，波兰必须成为从俄国通向欧洲、从十月革命通向世界革命的“红色桥梁”。
　　 此刻的斯大林很低调，持一种十分暧昧的立场。
　　 斯大林依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肯抽调兵力来支援他的西南战线耿耿于怀，1920年6月2日，斯大林在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写了一段话：“中央委员会拒绝给我们两个师，而不管我们多次提醒，这就使我对前线今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不再负责。那就这样吧。政治局的决定我记着……”
　　 列宁对此很是不满，在电报批了句话：“这等于把问题提交政治局。”
　　 不过，列宁没有因此给斯大林穿小鞋。
　　 斯大林在给列宁的电报中除了尽量把自己摆在决策者之外，还为自己的军队在西线的行动迟缓作辩解，实际上，斯大林还有着更多的政治考虑。 正文： 第二节 兵败华沙
　　 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战争路线——尽一切可能援助正与波兰军队作战的红军士兵。
　　 但是，红军的西进，在进入波兰境内后，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
　　 托洛茨基6月4日在给中央草拟的决定中称：“波兰司令部将一些新建的师从德国边境撤下来调往我国战线…… 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处境恶化，需要采取迅速而非常的措施。”
　　 这些非常措施包括调动新的红军部队、鼓动、宣传、镇压。
　　 在调动新的红军部队措施中，除了往西线抽调红军的官兵外，还有两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一是筹建新的波兰的政府机构。
　　 这个机构有一个普通的名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波兰处。
　　 1920年夏，在红军向波兰进军时，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波兰处的领导下，迅速集结在俄国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组织工作组，负责对波作战事宜。
　　 波兰处由捷尔任斯基领导，因此新建的工作组也由他负责。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血统，工作组的成员也都是波兰人。波兰如果“解放后”，他们就将是新的红色波兰政府的主要成员。
　　 二是组建波兰人的军队。
　　 1920年7月中旬，随着红军的大举进攻，波兰国内民众反抗红军进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对镇压那些反对红军进入的波兰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7月中旬，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从拉品斯基那里获悉7月12日的信息，内容如下：'1，共产党在波兰的工作规模很大。2，在大规模进行逮捕：政治保安警察威胁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打近一些的话，就枪毙被逮捕的共产党员。拉品斯基请求我们加以干涉：外交抗议，提出威胁，采用关押在我们这里的人交换豪沃托、西斯伦斯基、弗鲁谢尔等同志的具体步骤。他建议通过爱沙尼亚人来做这件事，爱沙尼亚人同意作中介。’我建议尽快交换被俘的军官。”
　　 列宁在信件上的批示表明了他对以军事力量解决波兰问题的决心。
　　 7 月12日，英国政府向苏俄政府“寇松照会”，要求苏俄军队停止向波兰进军，并从事实上的战线向东后退50公里。
　　 7月13日，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等领导人的密码电报中表明了可以“接受英国调停”的立场，但是不在国界问题上接受调停：
　　 “波兰是个独立国家，我们从未试图破坏它的不可侵犯性。我们同意接受英国的调停并且保证协约国拟议的波兰国界不受侵犯，但对国界不作最终的决定，因为这是事关民族自决的问题。”
　　 7月16日，人民委员会正式照会英国，拒绝了“寇松照会 ”。于是，苏军继续向波兰进军。  正文：
　　 从此时至8月15日，列宁忙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没有见到有长篇文章来阐述对波兰的作战问题。
　　 但是，从一些零散的批示和批件来看，列宁这时考虑的仍是对波兰的胜利进军问题，并期望利用进军波兰的胜利在外交上取得对苏维埃俄国更为有利的西部边界线。
　　 最能代表列宁这时立场的，是7月21日由他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告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工人、农民和所有诚实的公民书》，其中称苏俄和波兰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通过和谈来解决的，关键是“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必须赶走本国的资本家、地主、暴君和压迫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尽管苏维埃俄国在进行谈判，但是苏军的进攻一直没有停下来。
　　 8月15日，托洛茨基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命令，其中，在对波兰政府不要和平的行径予以谴责后写道：
　　 “现在，就像战争的第一天，我们希望和平。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使波兰身败名裂者的政府不再敢和我们捉迷藏。红军队伍，前进！英雄们，向华沙前进！胜利万岁！独立的和兄弟的波兰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8 月17日，列宁在红军大举进攻波兰时，给斯克良斯基的便条上这样写：“既然波兰人已转入全线进攻，需要的不是埋怨，因为这是可笑的。必须考虑对策：各种军事措施（迂回，拖延一切谈判等等）。”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托洛茨基有关对波作战和斯大林有关弗兰格尔战线的情况报告，对两条战线进行了协调。
　　 8月 20日，列宁指示：“用飞机撒传单的方式对波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说明他们国家的资本家正在破坏媾和并迫使他们无谓地流血。”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苏维埃俄国，红色莫斯科都在等待对波兰作战的最后的伟大胜利。 正文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件大事。
　　 如何程度的大事？比苏波战争要重要。
　　 这些后面再展开。
　　 列宁忙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没有用长篇文章来阐述对波兰的作战问题。
　　 但是，从一些零散的批示和批件来看，列宁这时考虑的仍是对波兰的胜利进军问题，并期望利用进军波兰的胜利在外交上取得对苏维埃俄国更为有利的西部边界线。
　　 最能代表列宁这时立场的，是7月21日由他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告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工人、农民和所有诚实的公民书》，其中称苏俄和波兰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通过和谈来解决的，关键是“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必须赶走本国的资本家、地主、暴君和压迫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尽管苏维埃俄国在进行谈判，但是苏军的进攻一直没有停下来。
　　 8月15日，托洛茨基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命令，其中，在对波兰政府不要和平的行径予以谴责后写道：
　　 “现在，就像战争的第一天，我们希望和平。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使波兰身败名裂者的政府不再敢和我们捉迷藏。红军队伍，前进！英雄们，向华沙前进！胜利万岁！独立的和兄弟的波兰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正文：
　　 红军向华沙的进军并不像预先所估计的那样顺利，西进途中还是遭到了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向波兰进军的红军队伍主要是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西方面军的军队，他们从乌克兰西部地区向边界进发。
　　 斯大林的西南方面军的军队也有部分部队参加，他们是该军的三个骑兵军，其主力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是斯大林的骑兵军的。
　　 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就向明斯克方向推进，到7月23日，这支军队就抵达了维尔诺（今维尔纽斯）。
　　 7月28日，西方面军在激战后攻克了波兰的大城市比亚韦斯托克。
　　 8月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统领对波作战军队的指挥员，在托洛茨基8月14日发布了《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命令后，图哈切夫斯基积极准备在8月16日攻打华沙。  正文
　　 “白色华沙废墟”！
　　 北极熊依然还是北极熊！
　　 8月20日，在苏军兵临华沙城下时，以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为首的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道“血刃”华沙的第1847号命令，他们主张以彻底攻克华沙作为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苏波关系的惟一决策，反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波兰政府正在进行的和约谈判，认为波兰谈判代表团完全是由间谍和反间谍人员组成的，提出和约只能在“白色波兰的废墟上 ”签订。
　　 把“白色波兰”变为废墟，这实际上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自己的主张，当时兵发华沙的总决策就是如此。
　　 “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列宁的这番话清晰不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列宁似乎没有用过“白色波兰的废墟”，但“好好的教训”和“永远不再玩火 ”的话语同样也是充满了震慑和最后打击的意味的。
　　 此后，俄共（布）政治局意识到其中的谬误，很快撤销了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的命令，声称这是“一项极不妥当的命令，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就此命令对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警告”。
　　 此后，在8月23—26日，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向西方面军发出命令，严令他们撤销这一命令。
　　 25日，斯克良斯基在致苏维埃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达尼舍夫斯基的密码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需要把我们关于撤销西方面军命令的命令向波兰代表团出示，请事先请示莫斯科，万不得已时不经请示也可出示该命令。最好使得撤销命令一事不在军队里扩散。请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您和莫斯科关于这一问题的来往函电要写得字斟句酌，一旦波兰人要求，就可以把函电的正式部分公之于众。”
　　 “白色华沙废墟”在8月20日前是毫无疑义的决策。
　　 不仅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这样执行了，进攻波兰的另一支军队——西南方面军的骑兵部队在西进波兰的途中也是这样执行的。  正文：
　　 在红军向华沙进军时，皮尔苏茨基亲自指挥的波兰军队也在急速进行保卫华沙的布防。
　　 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让苏俄红军损失惨重。
　　 伏罗希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我们在波兰白匪战线上的损失也很大。我们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指挥人员和军事委员以及将近1万名战士和差不多同等数量的马匹……这里到处是沼泽、森林、河流和山脉，道路被完全破坏，铁丝网层层密布，骑兵完全无法行动……波兰步兵打仗很顽强，也很灵活。这是因为，这些组织得极好的部队由很年轻的农村青年组成，还有很多资产者和专家出身的可靠指挥人员。波兰人向我们投诚的情况极少极少。”
　　 尽管斯大林控制下的西南方面军一直在对中央的调拨军队去西线的命令不满并总是拖延不发兵，但在伏罗希洛夫的这封信中，对于西南方面军骑兵军在对波作战中的作用还是极力美誉。
　　 最后波兰军队终于突破红军的东南线，对华沙地区的红军形成了危险的反包围圈。
　　 华沙城下的红军开始退却，而这时，即8月20日，一直呆在利沃夫城下的由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却发兵北上去华沙。
　　 尽管红军已经开始从华沙城下撤退，苏波战争大局已定，但战事尚未结束，西南方面军的骑兵军还必须和西方面军的军队一样继续作战。
　　 8月23日，布琼尼的马队与波兰第一骑兵师正面遭遇，结果兵力优势于波兰人近三倍的布琼尼骑兵反而大败。
　　 这场战争的一些细节在下一节展开，暂时略过。
　　 红军在华沙城下的败北并不完全是由于苏军的装备差和地形不利于作战所决定的。
　　 事实上，当红军高喊着“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口号时，他们就走上了一条与皮尔苏茨基率军越过边界进入俄国领土的同样道路。
　　 不管红军打着怎样的旗号，不管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何声张“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进入波兰领土的红军对于波兰军队和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他们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和最终的失败就是必然的。
　　 苏波战争以波兰在协约国支持下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开始，而以苏军的进入波兰领土、作为“入侵者”在华沙城下败北而告终。  正文：
　　 干涉者和卫国者可以瞬间变换位置，入侵行动和革命战争也可以错位，苏波战争留给后人许多的思考。
　　 苏波战争为什么失败？
　　 这成了1920年9月22日开幕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的中心议题。
　　 现在收录在《列宁全集》的列宁的政治报告中，有列宁对为什么要进行苏波战争和这场战争为什么失败的解释。
　　 在报告中，列宁首先提出了一个总的看法，即，一，虽然兵败华沙，形成了极其困难的局面，但“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二，“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打乱了互相争斗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
　　 所谓没有完全失败，列宁是指“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并正在研究“我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入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新时期”。
　　 所谓对世界局势的极大影响，那就是兵进华沙使凡尔赛的“整个体系都动摇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政局中头等重要的因素。”
　　 列宁此时表达了一个信心，即如果苏波战争还要打下去，而胜利一定是属于俄国的。
　　 但是，这份报告显然不是报告的原文或者全文。
　　 实际上，在报告的速记稿中列宁这样讲：对波战争有错误，并且导致了失败。
　　 但列宁认为，这个错误就是根据不正确的情报，产生了不正确的判断，作出了不正确的决定。而这种不正确的情报并不来自于中央和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而是来自于战线的报告以及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的不协调，并且温和地说了斯大林对西南战线的偏爱。
　　 列宁显然并不认为苏波战争的失败是一个政治错误，即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打。
　　 对波战争将导致欧洲革命的兴起，仍是列宁的基本立场。
　　 列宁提出了解决错误的“缓冲办法”：“中央感到极为不安的是，我们犯了错误，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不准备任命委员会去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应当解决当前的政策问题。”
　　 按照列宁的设想，当前的政策，就是在准备打冬季战局的同时，极力达成与波兰的媾和。
　　 在第九次代表会议开会前夕已经起草出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的媾和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之点，就是避开俄波双方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即避开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加利西亚东部的独立和归属问题，先行媾和。
　　 苏维埃俄国做出了两点重大让步，一是，放弃苏维埃方面提出的要波兰裁减军队、将军事工业恢复到平时状态、交出武器和将一条铁路归属俄罗斯联邦的要求；二是，将俄波边界线定为比协约国所提出的边界线更偏东，即将加利西亚东部划在波兰境内。
　　 俄国提出，“准备以这条线为基础立即签订休战协定和媾和的初步协议 ”。
　　 这确实是苏维埃俄国当时的当务之急，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前政策”。
　　 因此，对于追究苏波战争的责任、广泛的批评自由等问题，列宁说：“我们顾不到这些了，而应当竭尽全力结束战争。”  正文： 为什么要全力结束这场战争？
　　 10天后，列宁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战争虽然使我们几乎有可能把波兰彻底击溃，但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
　　 列宁在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却这样提到了波兰的这种“爱国主义热潮”：“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波兰社会党以及波兰农民（即富裕农民）政党都是希望和平的。这些党派的代表在明斯克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爱国主义热潮，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
　　 媾和是全力结束对波战争的最后办法。
　　 作为拯救者，列宁在对波媾和问题声明草案中明确指出：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殷切期望拯救这些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使他们不再遭受战争苦难，由此认为有责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尽快制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媾和的初步协议。”
　　 军事上惨败，政治上获胜，这是列宁对俄波战争的总的结论。  正文
　　 军事上惨败，政治上获胜，这是列宁对俄波战争的总的结论。
　　 尽管对政治上的胜利，列宁作了大量的、充满信心的陈述，但是他对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惨败还是耿耿于怀的，对攻占华沙的期望成为泡影还是深为遗憾的。
　　 在对波和约签订的前后几天，列宁数次对此事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愿望。
　　 列宁不想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不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尤其不希望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而分裂。
　　 而斯大林却坚持要彻底弄清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指挥层的原因并追究个人的责任。
　　 斯大林开始再次强硬起来，他认为，这种追究苏波战争失败原因的工作，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不能完成的，因此斯大林明确表示这样的委员会应由他推荐的人员来领导。
　　 这场对苏波战争的究责，使苏共领导层的分歧逐渐演变成分裂，并对之后的中国政局产生微妙的影响。 　　正文
　　 第三节 挑战托洛茨基
　　 谢列布里亚科夫所以被斯大林所选中，那是因为这时他是斯大林领导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年多来斯大林对抗托洛茨基及其建军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执行者。可见，斯大林坚持要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用自己的人来进行调查，将苏波战争失败的一切责任推给西线的军事领导人，并进而打击托洛茨基，取而代之。
　　 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于一九一七年五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但是就马上进入决策核心，还承担了领导重任。
　　 托洛茨基在列宁不能公开露面（为躲避临时政府的追捕）、布尔什维克上层部分反对起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部分消极观望（斯大林本人也包括在内）的情况下，是托洛茨基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
　　 斯大林深知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斯大林的成功靠的是十月革命后手中开始掌握的权力，靠的是无原则的勾结、耍阴谋诡计，单凭这些宫廷斗争的伎俩，是无法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中取胜的。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也是在日后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难以调和的，苏波战争的失败是他扳倒托洛茨基的良机。
　　 1920年8月30日，即在第九次代表会议开会之前，斯大林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对策：“中央政治局：我建议中央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通过国防委员会）来调查我们西线7月进攻和8月退却的情况。给该委员会两周的时间，委员会主席（如果中央没有最合适人选的话），我建议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担任。”
　　 斯大林的讲话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击，列宁也十分委婉地批评了斯大林所得出的结论。  正文
　　 斯大林是钢铁做的，名副其实。
　　 这个倔强的格鲁吉亚人还是开始了挑战托洛茨基的过程。
　　 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讲话极为不满。
　　 斯大林于1920年9月23日公开挑战，他给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了《斯大林同志的声明》，全文如下：
　　 “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昨天讲话中的一些地方可能给参加会议的同志怀疑我不正确地传达了事情真相提供了口实。为了澄清事实，我要声明如下：
　　 1、托洛茨基同志有关我戴着有色眼镜描述我们各条战线状况的声明不符合实际情况。看来，我是唯一的一位中央委员，当初曾嘲笑过'向华沙进军’的时尚口号并在报刊上公开警告过同志们不要扩大战绩，不要对波兰军队估计不足。只要读一下我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就足够了。
　　 2、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攻占利沃夫的打算未能实现的声明是与事实不符的。8月中旬，我们的军队到达离利沃夫8俄里的地方，并且本来无疑会攻占利沃夫的，而他们所以未能攻战该城，只是因为最高指挥部故意放弃攻占利沃夫并在我们的部队位于离利沃夫8俄里的时刻，指挥部竟然将布琼尼从利沃夫地区调往西线去为它解围。这和斯大林的打算有什么关系？
　　 3、列宁同志关于我对西线偏颇和战略上误导中央的声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谁也不可否认，中央有过指挥部关于8月16日攻占华沙的电报。
　　 问题不在于华沙没有在8月16日被攻占，这是小事一桩，问题在于，由于战士的疲劳，由于后续部队跟不上，西线终致面临灾祸处境，而指挥部对此竟然没有了解，没有发现。
　　 如果指挥部向中央预警过战线的实际情况的话，中央无疑是会暂时放弃进攻战斗的，就像它现在正在做的这样。
　　 华沙未能在8月16日被攻占一事，我重复一遍，这是小事一桩，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使我们损失10万士兵和 200门火炮的空前未有的灾难，这就是指挥部的严重失误了，对此绝不可以置之不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中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查明灾祸的原因和保证我们免遭新的毁灭的原因。
　　 列宁同志看来爱惜的是指挥部，而我认为，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9月23日 斯大林。”  　　皮尔苏茨基

  苏联骑兵军

　 　　正文：
　　 斯大林的这封信是颗炸弹，他很清楚地表明几点：
　　 一是，他对列宁提出了严重的指责：爱惜指挥部而不是爱惜事业；
　　 二是，在苏波战争中，他是唯一一个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中央委员；
　　 三是，他要求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责任完全是为了“事业”。
　　 这封信使苏共高层的政治局势变得紧张而微妙起来。
　　 苏波战争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苏维埃俄国究竟为什么要打这场对波战争？二是，斯大林和列宁及托洛茨基对苏波战争分歧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说，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决定进军华沙，其主要目的还并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世界革命，为了将苏维埃式的革命和政权扩展到欧洲的土地上去。
　　 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这一点，斯大林持同样的观点。
　　 顺带说一句，之后，苏维埃俄国与孙中山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他们也是从苏维埃俄国来看，也是基于将苏维埃式的革命和政权，扩展到亚洲的土地上去的战略布局。  正文：
　　 斯大林和列宁及托洛茨基在对波战争上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一点：
　　 谁来领导对波作战。
　　 当然其背后的真正潜台词就是：谁将领导苏俄红军，谁将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当时苏维埃俄国内战时期的战线有多条。对西方的战线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非常关注的。
　　 但自从斯大林去察里津一线征购粮食和在那里组建军队后，他就将他所控制的西南战线视为主要的战线，并且不断地向中央和列宁抱怨对西南战线的估计和支援不足，并因此屡屡反对托洛茨基将兵力向西线倾斜的命令。
　　 在中央组建了西线集团军，并且在后来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西线军队指挥员后，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就愈来愈有抵触情绪，对不是他统领下的苏军在苏波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一直评价不高，而且有掩盖着深刻含义的微词。
　　 事实上，斯大林希望的也是快速拿下波兰，并且对这种快速充满了信心，只不过是要自己的亲信部队去完成这一任务。
　　 斯大林不仅没有反对过对波作战的总的战略意图，而且是希望这一意图能迅速实现的。
　　 斯大林所反对的是他所侧目的旧军官、指挥西线部队的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叫喊并不是要停止向华沙的进军，而是想通过这种貌似义正严词的驳斥来加速自己的部队——第一骑兵军暗地里向西推进。
　
　　正文：
　　还有一件事加速和深化了斯大林与列宁及托洛茨基在对波作战问题上的分歧。
　　 这件事就是政治局为了攻占华沙决定重新划分战线，其核心之点就是让斯大林专管弗兰格尔战线，不再插手西线的事务。
　　 8月2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刚刚在政治局对战线进行了划分，为的是让您主要负责弗兰格尔。鉴于起义，尤其是在库班，随后是在西伯利亚，弗兰格尔的危险变得严重起来，所以在中央内部滋生了立即与资产阶级波兰缔结和约的意向。我要您很仔细地讨论弗兰格尔的状况并给出您的结论。”
　　 斯大林立即给列宁发了一份很不客气的回电
　　 “您关于划分战线的函件收到了，政治局不应该处理这些小事。我在前线最多还能工作两周，我需要休息，给找个副手吧。总司令的允诺我一分钟也不会相信，他的允诺只会坏事。至于说到中央与波兰媾和的情绪，绝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有时在很成功地毁坏我们军事胜利的成果。”
　　 8 月3日，列宁也很不客气地给斯大林回电：
　　 “我不完全明白，您为什么对划分战线不满。请告知您的原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弗兰格尔的危险在增长。关于副手您将您的候选人的意见告诉我。也请您告诉我，总司令是怎样拖延他的允诺了。我们的外交是服从于中央的，它从来也没有毁坏过我们的胜利……”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作出了某种让步，西南线改组为南线，由斯大林负责，而斯大林属下的第12军和第一骑兵军划归了图哈切夫斯基的西线。
　　 8月4日，列宁又一次给斯大林电报：“明晚6时将召开政治局全会。请尽量在此之前将您关于布琼尼那里和弗兰格尔战线迟滞性质的结论发来。一些重要的政治决议可能根据您的结论而作出。”
　　 斯大林的回电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本人需要我的意见，所以我不能将所需要的结论发给您，而只限于通报单纯的事实。”
　　 所有这些文件其实都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波战争的部署有意见，而不是对对波战争的战略有分歧。  正文
　　 这时，斯大林的个人利益考虑常常凌驾于他与中央的正常关系之上，致使对波战争的全局产生不利影响，而最终的结果是，当苏军在华沙城下败北时，斯大林就有了对不该兵发华沙的最彻底的指责，也就有了把自己描述成为是嘲笑过“向波兰进军”的“唯一的中央委员”。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7月初的苏波战争还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进行，还远没有将进攻华沙提上议事日程，也没有人提出“向华沙进军”的口号。这时，最激进的口号是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那就是：“向西进军”。只是在8月13日西线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统帅下发起攻占华沙之役的第二天，托洛茨基才在其发布的命令中用了“向华沙进军”这个口号。
　　 然而，斯大林倒是在6月24日和7月11日就两次用了“向华沙进军”的口号，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斯大林当年的那些谈话是不是这样讲的。
　　 在斯大林当道后，著名的标准史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并没有提到斯大林是当年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唯一中央委员”，只是把对波战争的胜利不是归功于西线，而是归功于斯大林指挥的南线；不是把对波战争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南线，而是归咎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
　　 书中是这样写的：“作为对波军进攻的回答，红军部队展开了全线进攻。南线红军部队解放了基辅、把波兰地主赶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一鼓作气，一直打到利沃夫城下，而西线红军则逼近了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了。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司令部中的拥护者的可疑行动，破坏了红军的成功……托洛茨基的有害命令迫使我南线部队实行莫名其妙、毫无根据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兴高采烈。”
　　 在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央的指责后，斯大林依然坚持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认为攻占华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根据不正确的侦察情报作出了不正确的决策。
　　 斯大林所指的“主管负责人员”显然是下达了进攻华沙命令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注：托洛茨基此时不再是红军总司令，而是苏俄共和国军委主席）  　　正文：
　　 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
　　 托洛茨基在关于军事问题报告的最后部分驳斥了斯大林，说如果侦察有问题的话，也是斯大林的情报误导了中央。
　　 托洛茨基说：“我们收到了足够多的有关敌人完全瓦解、惊慌失措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对于强化军队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至于说到有谁误导了中央的话，那不如说是我们逼近华沙时的党和政治方面的情报……是斯大林同志误导了中央……如果说中央是依据那些说华沙将被占领的误导了中央的同志来决定政策，那中央就是个极为轻率的机关了，因为那些人有的情报，我们也掌握。”
　　 托洛茨基在会上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指责，并进而将兵败华沙的责任推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指责的是同样几件事，只不过双方的解释不同罢了。
　　 其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上严重分歧。
　　 托洛茨基一直十分重视西线，认为西线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未来。
　　 托洛茨基表述过，寻求一个和平的西线或者甚至使西线消失是自己在十月革命后的倾力所在。
　　 西南线始于北高加索地区，是斯大林1918年6月去那里当征粮委员后出现的。
　　 斯大林通过人士安排和各种争斗，将原有的西南战线的指挥权归到自己和自己人的名下，并不断向中央要求对西南方战线的更大的关注和物质支援。但托洛茨基对此几乎是不予理睬，所以在1918年9―10 月之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矛盾首次激化，他多次向列宁告托洛茨基的状，说托洛茨基是“叛变行为”，“彻底断送南方战线”。
　　 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一直有保留，加上西线的指挥权和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托洛茨基的手里，这一保留的看法愈益掺杂着与托洛茨基个人斗气的成分。
　　 其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斯大林麾下的第一骑兵军的看法严重分歧。
　　 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受伏罗希洛夫的直接领导，从他们建立之日始，伏罗希洛夫的第10集团军和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就受到托洛茨基和军事领导最高当局的批评和指责，认为他们是不懂得战争和战略的“游击军”。
　　 托洛茨基曾多次阻挡斯大林将这二人提升为统制军队的指挥员，但结果是在中央将两种意见的折中下托洛茨基的反对不了了之。
　　 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部队成为斯大林最信得过的部队，他们本人也成为最忠于斯大林的人。
　　 尽管如此，当时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经常越级径直向列宁发电抱怨自己部队的处境糟糕，要求改善，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托洛茨基，要求惩处或者撤换总司令部的人。
　　 正文
　　 第四节 世界革命
　　 在发动了对波战争后，为了保证西线的军事行动，托洛茨基开始要求从南线和北高加索战线抽调骑兵力量。
　　 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往利沃夫方向的。
　　 但是，布琼尼的骑兵军一直攻占不了利沃夫，列宁多次询问原因，斯大林也多次保证利沃夫即将攻克。
　　 第一骑兵军成为斯大林手中的一张王牌，斯大林期望它在适当的时机抢在图哈切夫斯基统领的西线军队之前在西行的路上“占领尽可能多的地方”。
　　 这使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对波作战胜利和“向华沙进军”部署上看法的严重分歧。
　　 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胜利是“沾沾自喜”和“自吹自擂”，向华沙的进军是“没有后备”的。
　　 托洛茨基自己并不认为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是较早注意到与波作战的问题的人。
　　 早在1920年1月28日，他就在致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的电报中提出过警告：“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
　　 对于对波作战问题，着重考虑两点，一是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动员工作，二是要做好指挥人员的培训、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的供应。
　　 托洛茨基并不认为红军对波作战取得初步胜利是终极的，战斗将是长久的，因此多次提醒要扩大军需，向西线输送优秀人才。  事实上，托洛茨基对西方面军的管理还是很担心的。
　　 在红军兵败华沙的前几天，托洛茨基和在给列宁的绝密电报中写过：
　　 “最糟糕的是战线拉得太长，缺少道路和联络手段。”
　　 供应糟糕并不是西线一线所遇到的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不考虑后备和后续力量将对波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托洛茨基是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不管是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还是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无论从政治上说，还是从军事上说，他们之间的不和和争斗深刻地影响了苏波战争的进程并成为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一个无法推诿的原因。
　　 但是大家忽视了一个影响华沙战局的关键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为何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在西线的华沙方向急需援兵的情况下，被调往利沃夫方向的。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华沙方向与利沃夫方向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为何要前往利沃夫呢？
　　 理由就是世界革命的需要。　 正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运动，1918年，德国通过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由于国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并通过了《魏玛宪法》，所以，这个存在于1918-1933年之间的德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间，社会秩序动荡混乱，人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
　　 德国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如果不是李卜克内和罗莎·卢森堡西漠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输掉了选举，德国很可能在一战之后就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那样的红色国家。
　　 世界革命也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是由哥萨克组成。
　　 在南路红军中，这支骑兵军曾令波兰军人闻风丧胆，他们从克里米亚半岛北部跃进一千公里，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
　　 哥萨克是什么人，又来自何方?
　　 俄国传统的说法认为，哥萨克源于伊凡大帝时代逃到顿河、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农奴，可在十五世纪前的俄罗斯史籍中几乎没有任何对哥萨克的记载。
　　 而十五世纪正是蒙古汗国的衰落时期。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不但征服了中国，还征服了匈牙利、印度、阿富汗，征服了莫斯科地区、基辅地区，他们将小国林立的地区合并成一个个庞大的蒙古汗国，中国的元朝不过是这些汗国中的一个而已。
　　 随着蒙古汗国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开始幌起，哥萨克也悄然出世了。他们是蒙古人、斯拉夫人、波兰人、土耳其人等人种的混血儿，而他们继承的正是以剿悍的蒙古人为主导的游牧习性。
　　 说他们来自逃跑的农奴是俄罗斯人将少数民族妖魔化的偏见。
　　 这时的哥萨克在几个大帝国间自由自在地靠剪径劫财、放牧捕鱼过活，他们兼做穿行于顿河、第聂伯河流域的商队和旅人的私家保镖。
　　 但到了16世纪中期，哥萨克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俄岁斯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大帝，用金钱雇用原是散兵游勇的哥萨克冲锋陷阵，击败蒙古后裔，侵吞了喀山汗国，瓦西里教堂就是伊凡大帝为纪念喀山战役而树立的纪念碑。
　　 从此，哥萨克这个群落就沦为沙皇的鹰犬、帝俄拓疆辟土的利器。
　　 从此，一代代沙皇开始了无休止的两面征战。
　　 至19世纪初，哥萨克在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中，曾凭借机动灵活的轻骑战术，把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拖垮，还追击至巴黎城下……。
　　 三百多年来，哥萨克参加了沙皇指挥的所有战争。
　　 直到清朝末年，在中国边境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罪魁，依然还是哥萨克。
　　 1920年，列宁要把共产主义传到全世界，开始世界革命，哥萨克又成了得力的急先锋。
　　 就在哥萨克骑兵军即将和北面的红军汇合，将一举攻克华沙之时，哥萨克的行军路线却出现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哥萨克骑兵军紧急调转方向的时间就在1920年7月18日。  正文：
　　 为什么他们在最不该分散兵力时，却挥师南下呢？
　　 因为1920年7月19号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日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结尾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一个观点，即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国家将不再是大家的利益共同体，阶级归属才是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性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性的，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
　　 在这一观点指导下，马克思极其追随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只不过这样的努力总是失败再失败，到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已是第三国际了。
　　 “共产国际”非常执着的挑起了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理所当然的要有所作为。
　　 列宁在7月19日所做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控诉了协约国对全世界十二亿五干万人的不平等条约。
　　 列宁宣称苏维埃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这十二亿五干万人的利益。
　　 列宁说:“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
　　 因此，红军要在大会开幕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们看看，俄罗斯攻打波兰并非报私仇，而要打到匈牙利，解放全欧洲、乃至全世界。
　　 世界革命当然不止一个波兰，还有匈牙利。
　　 而要攻占匈牙利，则红军必须南下先攻克军事重镇利沃夫。
　　 答案清晰了，哥萨克骑兵军挥师南下的目标是匈牙利，它是“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的第一战，是世界革命的开始。  正文
　　 德国军事大师克劳塞维茨曾指出：
　　 一场战争切忌有两个目标。
　　 1920年7月18日，哥萨克却因为政治原因犯了兵家之大忌。
　　 哥萨克骑兵军南下后，他们随即陷入两个星期的阵地战和拉锯战、而且碰上了一个多雨的夏天，险些一败涂地。
　　 幸好图哈切大斯基在北面已经包围华沙，围困哥萨克的波兰军队不得不前去救援。
　　 哥萨克才得以撤出战斗，筋疲力竭地原地休整。
　　 可是红军战线因此从华沙绵延至利沃夫以北，横跨数百公里。
　　 华沙方面虽己危在旦夕，但波兰人此时毫无退路，必须要死战到底。
　　 历史上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致使波兰亡国，波兰人不希望历史再次重演。
　　 当时，英、法、美等列强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虑，均支持波兰，或声援、或派驻军官、或运送军火。在这些派驻军官中，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在这场战争中亲身体会了民族主义压倒意识形态的力量，他就是当年年仅29岁的戴高乐。
　　 波兰方面找到了红军战线最薄弱处，并密谋从此处乘虚而人，打一个漂亮的迂回战。
　　 此时，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高级将领也意识到这一潜在危机，反复催促哥萨克骑兵军改道北上去填补这个空白区域。
　　 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从命，反而在休息一周后继续南下利沃夫。
　　 这个错误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南路红军的政委斯大林。
　　 斯大林担心图哈切夫斯基独享占领华沙的胜利成果，他决计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新精神，将战火从匈牙利烧到罗马尼亚，从而将自己进化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等元勋。  正文
　　 1920年，哥萨克虽然改宗共产主义，所作所为却和其祖先如出一辙，哥萨克所过之处，到处捣毁天主教堂、杀害天主教神父。
　　 还有哥萨克和蒙古人一样，行军打仗不自带粮草，全靠沿途抢劫为生，百姓往往倾家荡产、许多女性遭到强奸。
　　 列宁想拯救被波兰地主贵族压迫的波兰工农，结果波兰工农兵和地主贵族却团结起一致抗击俄国人。
　　 可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哥萨克非但没有攻克利沃夫，却遭到重创。
　　 利沃夫的妇女、老人和孩子，还有教师、律师、工程师等志愿者们，居然坚强地顶住了一万多名哥萨克的疯狂攻击。
　　 就在哥萨克即将攻占利沃夫的当口，华沙的波兰军人已经出其不意地绕过包围华沙的红军左翼，将其包围。
　　 苏俄红军在波兰军民的内外夹击下立时土崩瓦解。
　　 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维斯瓦河上的奇迹”。
　　 哥萨克因为华沙战局大变，被迫放弃即将攻克的利沃夫而奉命北上救急。
　　 可是，绕道北上的哥萨克，再次被波兰枪骑兵在今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拦截。
　　 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大会战就此爆发。
　　 战争的结果既惨不忍睹又荒唐不径。
　　 哥萨克骑兵和波兰枪骑兵交火，双方列队开始冲锋，但冲到一半的时候，哥萨克大军突然停顿，然后仓惶掉头逃跑。
　　 历来骑兵军打仗，人马伤亡不是发生双方激战之时，而是在一方逃窜一方追杀的路上。
　　 在这场战役中，哥萨克损失三千人马，军心涣散，虽幸免覆灭之灾，却已无力再战。
　　 1920年底，俄共解散了哥萨克骑兵军。
　　 此后，俄国虽然还组建过哥萨克军队，但哥萨克再没有以前的雄风和威名，从此一撅不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将哥萨克迁出居住了数百年的顿河草原，导致他们大批饿死，哥萨克作为一种文化也随之消失。
　　 “苏波战争”以苏俄的失败告终，双方于同年十月签订了合约。
　　 这场战争也拖垮了已被内战损毁的俄国经济，列宁不得不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在1924年接替列宁后调走了有关这次战争的所有高层决定文件，从此再没有归还。
　　 巴别尔作为《红色骑兵报》战地记者，曾跟随哥萨克骑兵军入侵波兰，他根据这场战争写出的奇书《骑兵军》出版后，还在苏俄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
　　 原骑兵军军长布琼尼指责《骑兵军》侮蔑红军战士，但高尔基却认为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比果戈埋描写的更真实、精彩。
　　 1939年，巴别尔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1940年1月27日被枪杀。
　　 1939年，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之后，红军终于攻占利沃夫。
　　 1940年，上万名已经投降的波兰军官被枪杀并埋葬。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
　　 原来人们都以为这是纳粹所为，而解密的苏联档案却证明这场大屠杀的命令正出自斯大林之手。
　　 此命令的原件保存完好。斯大林终于报了1920年的仇。
　　 这场战争的真相一开始就被刻意掩盖直至完全从苏联历史中消失了。  　　八路军训练照

这一节叫苏波恩怨。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一个全新国家的诞生，苏俄这个国家将注定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改变人类历史。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俄国在成立之初，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仇视和打击。
　　 1918年2月，苏维埃政权建立不到3个月，美国驻俄大使弗兰西斯即建议本国进行武装干涉。3月，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在国会呼吁对俄国采取行动。3月15日，协约国以俄国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借口，纠合各种势力，向襁褓中的苏维埃举起了屠刀。
　　 面临严峻形势，在1918年的时候，列宁也要求建立一支300万人的军队，“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未来胜利的保证”。
　　 英、法、美等国最初希望通过扶植俄境内的捷克军团（主要由叛乱的捷克战俘组成）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部来打败苏俄红军。
　　 协约国的军事顾问们不停地出谋划策，他们的船队源源不断地驶向白军控制的港口。
　　 仅美国一国，在1919年的夏秋两季就向邓尼金提供了10万支步枪、300万发子弹、20万发炮弹和数不清的被服。
　　 白军依靠雄厚的补给，一度占领了苏维埃俄国四分之三的土地，并控制了俄国南部主要产粮区，对红军形成了东、南、北和高加索数条战线，不断发起凌厉攻势。
　　 年轻的工农红军没有被击垮，在近两年几乎不间断的作战中越战越强，先后于1919年和1920年彻底击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主力，保卫并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
　　 苏俄红军不断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让列强们如坐针毡。协约国集团于1920年初提出了新的干涉计划，这回他们把宝押在了波兰身上。
　　 波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益者。1918年11月，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波兰人民在经历了123年的亡国之痛后，终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国家。
　　 自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波兰仁人志士为了自由和独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每一次均以失败而告终。
　　 如今，在品尝到久违的自由的甘美的同时，波兰人心中也在孕育着狂热和梦想。昔日的侵略者和压迫者——俄国，现在已伤痕遍体、自顾不暇，而且面临着几乎全世界的敌视和攻击，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恢复祖先荣耀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
　　 波兰临时政府首脑——皮尔苏茨基提出了“从海到海”的口号，即从波罗的海到里海，全面占领乌克兰第聂伯河地区和白俄罗斯，恢复1772年波兰全盛时曾经拥有的版图。
　　 战场上的胜利使得波兰人忘乎所以，1920年4月25日，在协约国集团的支持下，皮尔苏茨基率军突然向苏俄发动了直接进攻。
　　 英、法、美等国对波兰的这次进攻寄予厚望。
　　 美国为波兰政府提供了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军用物资和粮食，法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派遣以魏刚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年轻的戴高乐就是成员之一。
　　 仿佛被注射了强心针，波军两个星期内就推进200公里，很快占领了日托米尔、卡查京和基辅，并占领白俄罗斯大片地区。  正文
　　 面对严峻的战场态势，1920年5月4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式任命为西方面军总指挥。
　　 尽管在此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在与邓尼金的交战中已经声威赫赫，但这种威名与他27岁的年龄和他罕见的艺术家气质实在是太不相称了。
　　 确实，在20世纪上半叶各国灿若星河的将星中，很少有像图哈切夫斯基这样，把力量与智慧、高贵与粗犷、运筹与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完美。
　　 所有欣赏他的人——从列宁到伏龙芝，和所有仇视他的人——从丘吉尔到希特勒，都承认并尊重他那天才的军事能力。
　　 图哈切夫斯基出身于俄国世袭贵族家庭，毕业于沙皇俄国的亚历山大军校。
　　 与大多数西方的宣传口径相反（英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就曾把图哈切夫斯基描绘成一个仇视西方文明的野蛮人），图哈切夫斯基对艺术、音乐、绘画等有着近乎狂热的偏爱。
　　 在内战和饥谨中，一度赋闲的图哈切夫斯基没有错过一场音乐会；在他受命组建第一集团军的紧张日子里，因为无书可读，他向所部发出了一道绝无仅有的“征书令”，并用征集来的书组建了一个军队图书馆；直到最后身陷囹圄，元帅自知来日无多，还用半解嘲的口吻对难友说：“我当初如果成为一个小提琴家，情况就会好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图哈切夫斯基中尉被德军俘虏。
　　 囚禁期间，图哈切夫斯基策划了五次逃跑，直到第五次才成功逃脱。
　　 这期间，他还帮助了战俘营中的朋友、一位法国大尉成功逃脱，这位法国军官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戴高乐。
　　 图哈切夫斯基逃跑后，取道巴黎回到家乡，不久就发生了十月革命。
　　 经过短暂的观望和思想斗争，图哈切夫斯基跟从托洛茨基站到了红军的一边。
　　 在激烈的内战中，图哈切夫斯基先后指挥第1、第8和第5集团军，并出任高加索方面军代理总指挥，在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白军的战役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高度评价和信任。
　　 如今，西线危急，列宁和托洛茨基再一次想到了这位年轻的爱将。  　　正文
　　 图哈切夫斯基临危受命，没有辜负政治局对他的期望。
　　 针对波军凶猛的进攻，图哈切夫斯基果断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虽未取得预想的战果，但初步遏制了波军的势头，分散其兵力。
　　 随后，经过充足的准备，在集结了大量兵力、完成了必要的物资保障后，图哈切夫斯基指挥所部第4、第3、第15、第16集团军发动了7月战役。
　　 从7月4日到7月23日，红军攻势如虹，步兵、炮兵、骑兵和少量装甲兵紧密配合、迅猛进攻、大胆穿插、穷追波兰军队，先后收复基辅、布里斯特里托夫斯克、明斯克、维尔纽斯、格罗德诺等重镇，冲垮了波兰军队所有坚固的战略防线，给予波军第1、第4集团军歼灭性的打击。
　　 皮尔苏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在运动中创造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形象……就象乌云伴随着暴风雨即将来临一样，在它面前国家在颤抖，意志在动摇，士兵们惊恐不安。”
　　 7月战役，实际上是图哈切夫斯基日后大纵深作战理论的预演。
　　 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强悍的战斗力和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机敏果敢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整个欧洲都惊恐地关注着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势，人们惊呼：拿破仑复活了。
　　 红军已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失败近在眼前。
　　 苏俄红军就在城外，正准备对华沙发动最后的攻势。  正文：
　　 这场战争已持续多年，红军战士们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
　　 因为领导他们的是已经横扫了半个波兰、被欧洲军界和传媒称为“红色拿破仑”的西方面军总指挥——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将军。
　　 在7月份，他指挥红军己经给予波军数次歼灭性的打击，几乎所有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相信波军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华沙近乎绝望。
　　 波兰近乎绝望。
　　 整个欧洲都近乎绝望。
　　 即将开始的华沙之战，相对而言是一场规模并不算很大的战役。
　　 但这场战争很可能完全改变了欧洲的颜色，在以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重新划分欧洲的政治版图，并在相当意义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协约国耐不住性子，又跳了出来。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发出照会，提议双方停战，要求苏俄承认波兰的独立，并建议波俄两国以布格河为界。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致信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威胁说，“如果苏维埃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它与协约国之间的破裂将不可避免”。同时，力促波俄双方开始和平谈判。
　　 苏维埃代表在大胜之余并没有提出过分的条件。他们表示，尊重并承认波兰的独立，并不要求波兰政府进行战争赔偿，边界问题可以寇松照会为原则进行商讨。
　　 但苏俄政府并未一味的无原则的退让。
　　 苏俄政府在条约中先后提出：“波兰政府将复原其军队至5万人。为了维持秩序将组织工人民兵队。”“禁止在波兰制造武器和战争物资。”“波兰承担责任，为在战争中战死、受伤或致残的公民家庭分土地。”
　　 这样，在最大限度地削弱波兰战争机器的同时，还为波兰实行土地国有化、进行苏维埃革命创造了条件。
　　 苏俄政府拟订的条约条件苛刻了一点，但英法两国都认为波兰已无路可走。
　　 劳合·乔治公开建议波兰接受苏俄的和平条件。   正文：
　　 协约国紧张是有道理的，他们希望波兰苏俄的和平条件，尽早结束战争。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日益巩固和红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整个欧洲就像铺满了干柴：
　　 德国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准备像俄国工人一样发动起义；
　　 英国工党宣布英国工人决不参加以波兰为同盟国的战争；
　　 法国民众抗议本国政府支持波兰的作战；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运输工人们拒绝运送前往波兰的军火
　　 ·····
　　 一旦波军失利，整个欧洲立刻就会熊熊燃烧。
　　 正如丘吉尔所说：“在后退的波兰战线后面，每个城镇的共产主义的生殖细胞和组织都从隐蔽处出现，准备欢迎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但是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波兰政府拒绝了。
　　 皮尔苏茨基出身于波兰贵族，但并非望门。
　　 皮尔苏茨基的父母实际上是立陶宛人。父母的言传身教和与生俱来永不言败的秉性使他从少年时起就立志以波兰的独立为终身事业。
　　 1887年，皮尔苏茨基因被指控策划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流放到东西伯利亚。
　　 1892年回国，皮尔苏茨基参加波兰社会党，并成为该党领袖。
　　 1908年，由于社会党内部的斗争而脱离该党。
　　 1909年，在德奥的支持下，皮尔苏茨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事发未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皮尔苏茨基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实现他一生理想的重要机会。他迅速带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境，随后组织起波兰兵团，配合奥军对俄国作战。
　　 1918年11月，皮尔苏茨基回到华沙，不久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临时政府的元首。
　　 成功和权力往往伴随着野心的膨胀。
　　 历史已将波兰独立之父的桂冠赐予了他，皮尔苏茨基还进一步地梦想成为波兰复兴的英雄。  正文
　　 皮尔苏茨基当时面临的战场形势足以令任何一个指挥官绝望：
　　 红军前锋已抵华沙和利沃夫，波军几个残破不全的集团军守卫着从华沙到利沃夫长达200英里的战线，华沙周围聚集着波军1、2、5三个集团军，第3、4集团军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6集团军在利沃夫、第7集团军在加利西亚。
　　 第1、4集团军已遭图哈切夫斯基重创，第2集团军刚刚被俄西南方面军打得落花流水，第5集团军则是新组建的部队，其他几个集团军或是人数太少，或是装备不足，而且还要防备苏俄西南方面军（这支方面军由同样晓勇善战的叶戈罗夫指挥，前锋大将则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布琼尼），对援助华沙鞭长莫及。
　　 波兰军队士气低落、将领垂头丧气，盟国又劝他赶快和敌人议和。
　　 皮尔苏茨基没有答应苏俄的和谈条件。
　　 皮尔苏茨基知道这样的条件对他代表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而言，就意味着死亡。
　　 8月5日到6日，皮尔苏茨基把自己关在贝尔维德宫里，对着地图冥思苦想。他要找出一个方案，拯救华沙，拯救波兰，也拯救他自己。
　　 8月6日，经过一天一夜思考，皮尔苏茨基敏锐地发现了红军的破绽，并且毫不犹豫地行动了。
　　 在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来到明斯克。
　　 在对形势进行研判后，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认为华沙之敌已不具威胁，取消了原定的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并力进攻华沙的计划，决定由图哈切夫斯基单独进攻华沙，听任斯大林的西南方面军改为进攻利沃夫，以扩大革命战果。
　　 图哈切夫斯基在领受任务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
　　 图哈切夫斯基对即将到来的华沙之战还是很乐观的。
　　 按照总司令的命令，他迅速做出了攻占华沙、全歼波兰守军的部署。
　　 图哈切夫斯基在制定了本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后，考虑到西南方面军任务的改变使其左翼有所暴露，他请求西南方面军指挥部用12集团军进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来保证左翼的安全。
　　 但是红军总指挥部并没有看到12集团军参加华沙战役的必要性，斯大林的西南方面军更不愿在大战开始之前把主力调走，为他人作锦上添花的工作。
　　 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将在难以有效地互相支援的情况下，去进攻各自的目标。
　　 在一般情况下，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空档也许会令人不安，但此时苏军认为，已成惊弓之鸟的波军看不到这一点，即使看到，也是无能为力。
　　 皮尔苏茨基发现了破绽，并且确定了他的计划，毫不犹豫地展开。  正文
　　 皮尔苏茨基除了几个亲信参谋和幕僚外，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更多的人。
　　 他必须考虑部下在大败之余的心理承受能力。但这个计划仍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然而皮尔苏茨基主意已定，他把最得力的西科尔斯基将军派上了华沙守备阵地，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紧张的调兵遣将：
　　 波兰第1、2、5集团军务必坚守华沙三至四天，第3、4集团军撤出登布林，由南进攻苏俄16集团军的侧翼，相应扩大战果。
　　 皮尔苏茨基最大胆之处在于防御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用有限的兵力来实施进攻。
　　 从技术的角度说，这个计划有太多的冒险性：
　　 波兰第3、4集团军能否顺利撤出？
　　 撤退时红军是否将随之跟进？
　　 兵力薄弱、士气低落的华沙守军能否守住正面防线，尤其是主要防线由刚刚组建、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第5集团军守卫？
　　 就算波兰第3、4集团军成功与红军脱离接触，准备向图哈切夫斯基的侧翼展开进攻，如果被红军发现，是否会被像夹核桃一样夹碎？
　　 即使万事俱备，第3、4集团军顺利实施进攻，一旦未能得手或战斗胶着怎么办？
　　 在这之前，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已经向波军发动了凶猛的进攻。
　　 8月3日，红军第4集团军占领了罗姆日，第15集团军占领了奥斯特罗夫，第3集团军推进到西布格河，第16集团军占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到8月8日，红军已逼近华沙外围阵地，前锋距华沙仅有10公里。
　　 胜利已经在望。
　　 幸运的是，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先出现了问题。   正文
　　 胜利背后是巨大的损失。
　　 连续的奔袭作战使红军减员严重，红军西方面军总兵力已不足4.5万人，最后的预备队已经用上，一些团的人数仅相当于连。
　　 红军官兵极度疲劳、粮弹日渐僵乏，而运送后勤补给的运输则还远在400公里之外。虽然进攻当面的波兰军队往往一触即溃，但波兰军队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下来。
　　 在不少作战地段，双方战斗已呈胶着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红军西方面军进展顺利，其侧翼暴露的问题更加突出。
　　 8月5日，图哈切夫斯基再次向总指挥部提出两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想法，但仍未引起足够重视。
　　 图哈切夫斯基希望西南方面军的第12集团军和第1骑兵集团军能够支援华沙作战的设想再度落空。
　　 8月9日，红军第12集团军截获了敌人的命令，从中得知：波兰军队正在集中主力部队，准备进攻西方面军的左翼。
　　 加米涅夫收到这个重要情报后仍然举棋不定。
　　 因援军无法指望，图哈切夫斯基只能用现有兵力来进攻华沙。  正文
　　 8月10日，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作战命令。
　　 为最大限度地打击波兰军队有生力量，图哈切夫斯基做了如下部署：
　　 红军第4集团军在骑兵第3军协同下从北迂回华沙，然后向南直插普洛次克，切断波兰军队退路；
　　 红军第3、第15集团军在华沙东北强渡维斯拉河，攻击波兰军队左翼；
　　 红军第16集团军及第3集团军部分兵力在华沙桥头堡正面实施牵制突击。
　　 8月11日，加米涅夫才向西南方面军发出命令，要求第12集团军和第1骑兵集团军归属图哈切夫斯基指挥。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加米涅夫的命令是极其乌龙的。
　　 加米涅夫特别说明这个命令不要求绝对服从，西南方面军可自行判断是否执行。
　　 结果不言而喻，西南方面军表示，现在改变任务和部署为时已晚，拒绝执行。
　　 8月13日，加米涅夫终于下达严令，要求第12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必须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然而，这太晚了。
　　 8月15日，正在向华沙进攻的红军第4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之间，忽然楔入了波兰骑兵师，波兰骑兵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了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向华沙进攻的第3、第15集团军遭到以波兰军队第5集团军为主守军的顽强抵抗，进展甚微。
　　 8月16日，波兰军队全线反击。
　　 以骑兵为主力的波兰军队第3、第4集团军在强行突破60～80公里之后，突然出现在红军第16集团军后方。
　　 正在进攻中的红军第16集团军丝毫没有准备、迅速溃退，红军第3、15集团军的侧后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防守华沙的波兰第1、2、5集团军也全力出击。
　　 皮尔苏茨基的奇兵终于收到了超乎预想的效果。
　　 同时，在皮尔苏茨基最需要的时候，协约国的援助物资冲破各国工人的重重阻挠，也运抵了华沙前线。
　　 波军坚决迅猛的进攻很快造成雪崩效应，苏俄红军的左翼、中路、右翼依次遭到席卷，第16、3、15、4集团军先后遭到严重打击。  正文
　　 由于通信不畅，直至8月18日，图哈切夫斯基才收到红军16集团军遭到进攻的报告，这份报告居然还称情况并不十分严重。
　　 没有一分钟的犹豫，图哈切夫斯基立即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红军第4集团军向切哈诺夫地区集结，并从后方打击进攻第3、15集团军的敌人；红军第3、15集团军应尽量顶住波军的进攻，保证第4集团军安全撤退；红军第16集团军向利沃兹河退却。
　　 图哈切夫斯基还给西南方面军第12集团军下令，命令其配合西方面军的撤退。
　　 然而，上述命令已经不可能得到完全执行了。
　　 落后的通讯条件、战场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和反应迟钝使红军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波军对红军各部队的分割包围已经形成。
　　 红军第16集团军最先丧失战斗力，第3、15集团军在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后被迫撤退，难以完成对第4集团军的掩护任务。
　　 红军第4集团军起初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还在按预定计划向敌军进攻。
　　 接到撤退命令后，在波军重兵围困之下进行了顽强的突围作战。红军战士们砸碎电台、烧毁文件、向敌人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高擎马刀，在《国际歌》歌声中冲向敌阵。
　　 皮尔苏茨基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对第4集团军的战斗意志充满了敬意，形容他们“像狮子”一样勇敢。
　　 经过苦战，红军第4集团军终于未能突破重围，大部伤亡。余部和红军第15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被迫退入东普鲁士境内，在那里被解除武装。
　　 8月25日，皮尔苏茨基下令停止追击。
　　 苏俄红军损失惨重，据战后波兰官方公布，苏军共计损失15万人，有6.6万人被俘，3万多人在普鲁士境内被解除武装，波军缴获大约230门大炮，1000余挺机枪和大量弹药。
　　 9月12日，趁俄军立足未稳，波军恢复了攻势。
　　 到9月28日，波兰军队已经攻占了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的地区。
　　 10月，波兰和苏俄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3月双方签定了里加条约。
　　 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英国人寇松所提出的边界线向西了一些，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仍划归波兰。  华沙之战就这样结束了。整个欧洲的政府官僚和上流社会都在弹冠相庆，魏刚将军兴高采烈地把华沙之战称为“维斯瓦河的奇迹”。
　　 英国驻柏林大使戴艾贝尔仑勋爵在会战后不久指出：“在现代文明中，没有比1920年华沙会战更为重要的事件。
　　 当时的西方政论界这样评价皮尔苏茨基：“他扶住了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从整个会战经过来说，红军的失败确实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
　　 毫无疑问，皮尔苏茨基的坚毅、机敏、果断和永不言败的个性对战役的结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皮尔苏茨基准确地窥破了对手布局的破绽，并顶住军内外、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予以重拳出击。对这一招漂亮的“右勾拳”，的确可以用扭转乾坤来形容。他的密友西科尔斯基率军死守华沙，顶住了红军多次凶猛进攻，为反击赢得了时间，也是居功甚伟。
　　 相对于波兰军队的一击中的，红军从上到下的失误则显得太多。
　　 7月战役后，波军遭到重创。红军高级将领对战局的发展开始盲目乐观。加米涅夫为尽快结束对波兰的战争，改变了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合力进攻华沙的预案转而分头出击。
　　 这种分散使用兵力的方法一向为兵家大忌，加米涅夫并非不知道，只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只是西南方面军的斯大林只关注自己面临的战局而过于强势，这为整个战役的失败打下了伏笔。
　　 可以想见，如果两个方面军协力进攻华沙，皮尔苏茨基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的。  正文
　　 西南方面军方面，高级将领们过于关注眼前的局部利益，而把华沙抛到了脑后。先是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不理不睬，接着又对加米涅夫的命令推三阻四。
　　 第12集团军直到整个华沙战役后期才有所行动，仅仅牵制了波军的一个师。第1骑兵集团军则基本无所作为。
　　 甚至在皮尔苏茨基发动攻势后，第1骑兵集团军的布琼尼仍将图哈切夫斯基万分火急的命令置之不顾，一门心思要拿下利沃夫。
　　 两大方面军配合严重脱节，只能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红军的情报处理能力也不能让人满意。
　　 波军的反击主力——第3、4集团军成功脱离接触后，红军竟迟迟没有发现，后来发现了也并不以为意。在第12集团军截获了敌军命令后，仍未引起足够重视，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
　　 在战役中，广大红军官兵虽然作战英勇，但应变能力较差。许多部队在遭到敌人反击后不知如何应对，仍机械地等待上级命令。
　　 红军第16集团军在遭敌攻击24小时后才想起上报情况，加之通讯手段的落后，宝贵的时间被白白耽搁掉。
　　 从更高层次来说，苏俄对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判断过于乐观，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随时可能爆发起义，迎接苏俄红军，列宁甚至拟好了波兰临时政府的名单。（这也是西南方面军不听号令的一个重要原因——斯大林等想在欧洲其他国家挑起革命）。
　　 华沙之战把皮尔苏茨基推上了事业的巅峰，使他的野心和欲望进一步膨胀，1926年，他在波兰建立起了军事独裁政权，1935年病逝。
　　 皮尔苏茨基作为民族英雄被载入了波兰历史。
　　 直到今天，华沙皮尔苏茨基广场仍然是波兰独立的象征。
　　 苏维埃政府公正评价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与失误，仍给予高度信任。其后，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了数次平息叛乱的战役，再立功勋。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图哈切夫斯基先后在总参谋长和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岗位上工作，把苏联红军锻造成为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
　　 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理论指导了日后的卫国战争，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华沙之战，终止了苏俄向欧洲大陆传播世界革命的梦想，苏俄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维斯瓦河奇迹后那些红军俘虏结局如何？
　　我目前没有看到一手的资料。
　　苏军有6.6万人被俘，还有3万多人在普鲁士境内被解除武装，这样战俘人数近10万，波兰是如何处理这些战俘的呢？
　　根据现在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研究，被以各种方式集体枪杀和虐杀的苏军战俘达到80000余人。
　　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靠谱的。
　　普京2009年在访问波兰前发表的文章中说：“极权主义制度使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被扭曲，因此他们十分了解波兰人由卡廷事件引起的激烈情绪，要知道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名波兰军人。我们应当一起记住这一罪行的牺牲者。在1920年的战争中被波兰俘虏的苏维埃俄罗斯军人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因此'卡廷’和'梅德诺耶（苏波战争中苏俄红军俘虏集中营）’的纪念碑应当成为我们共同哀悼和相互谅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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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新浪博客，供大家参考：
　　波兰虐杀战俘
　　
　　 根据现在保存的历史资料，已经判明，1920年战争结束之后，波兰人先后将8000多列火车车厢的苏军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平民运送到各地的战俘营，到底是多人数呢？至少是几十万人的数量！
　　
　　 波兰人在战俘营里把战俘和平民当作奴隶使用，让他们住在用铁皮搭成的房子里，给的食物根本不能达到基本的生存标准。而且“战俘们被抓后马上就被扒掉军装，常常只能穿一条内裤在围满铁丝网的集中营内劳动。他们常常遭到毒打，犯一点错误就会招致致命的惩罚。集体外出做工时要自己保存自己的排泄物。他们在行进时被踢进烂泥坑里，然后被要求爬起来继续行进，起不来的就被毒打。”
　　
　　 集体屠杀战俘是当时波兰人经常做的事情，一个名叫马图舍夫斯基的军官在1922年管理了几个月图霍里集中营之后，向上级报告共死亡了22000名苏联战俘！在他之前，还是这个集中营，从1921年2月到5月，三个月当中，因传染病死亡战俘6491人，因其他原因死亡12294人！后来二战期间波兰的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曾经下令一次枪毙300名苏联战俘，另一个名叫比亚谢茨基的将军也曾经下令集体屠杀战俘！
　　
　　 根据现在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研究，被以各种方式集体枪杀和虐杀的苏军战俘达到80000余人。
　　
　　 在这样一场两国之间的局部战争之后发生的虐杀战俘事件，虽然其规模不能与二战期间德军、日军的暴行相提并论，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讲没有多大区别，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仅仅一个“集体外出做工时要自己保存自己的排泄物”，其变态和虐待程度恐怕德、日法西斯也干不出来！
　　
　　 而且，波兰的所作所为，是在20世纪这个早已进入了人类“文明时期”的所作所为！
　　
　　 只可惜，由于波兰虐待战俘的事情发生在90年前那个时代，那时候的摄影技术还属于极为昂贵的奢侈技术，所以几乎没有照片保留至今，另外原始的虐待战俘的档案资料早已被当时的波兰政府所销毁，不然的话，完全可以在当年的虐俘现场建立一个类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纪念馆。
　　
　　 所以，很难说，后来发生的卡廷森林事件和当初的波兰虐杀苏军战俘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维斯瓦河奇迹后那些红军俘虏结局的另一份资料，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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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在苏俄战俘和移民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根据俄国历史学家I.Sukhov的数据，苏俄人民国防委员会报告了14万战场之外的失踪、伤病和死亡。而被关押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公民的数目为66000，被拘留的数目则为50000。根据俄国和白俄罗斯1920年-1922年间的移民来源数据（包括俄罗斯第三军和白俄罗斯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当时在波兰有超过73000名苏军战俘。
　　
　　问题初步暴露于1918年11月，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的L.Vasilevskiy针对莫斯科可能对波兰代表团进行的扣留（这决不可能发生！），正式警告莫斯科，华沙将对在波兰的俄国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几乎所有的苏俄大使馆被遣返人员，以Veselovsky为首，都在华沙被杀害（见“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员Manuylskiy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试图寻找在1921-1923年间被关押的战俘和被关押者的命运，代表团的最终正式报告指明“波兰政府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看待……在一些集中营里，被关押者在死亡威胁下被强迫搬运他们自己的粪便而不是马粪，刑罚……是北非式的严酷。因为波兰代表团的破坏，谈判毫无进展”（见，例如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全权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华沙的调查）
　　
　　《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华沙前线特别通讯员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支也报道了对红军战俘所施加的灭绝人性的刑罚：“对俄国战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军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军官们异口同声'消灭赤狗！消灭俄国侵略者！’。俄国统帅部试图让华沙人道对待战俘和当地居民，未果。我国尝试向国际联盟和波兰的邻国呼吁以改善境况，未果---因为白色波兰的阻挠。”
　　
　　上述代表团在1922年下半年改组为一个特别委员会。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领导的“进攻”华沙所妨碍。这些制订苏俄军令的领袖们对于遣返波兰战俘表现得兴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些，而那些后来成功逃到德国和立陶宛的士兵把这些说了出来。
　　
　　在红十字会、绥拉菲摩维支、共产国际和波兰共产党的协助下，这个委员会最终得以完成一份名单，仍被波兰关押、已被杀害抑或是在行动中失踪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们曾计划将这份名单出版或者至少递交给波兰方面。但是，最终决定将其封存在苏维埃档案馆。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孀居的太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邓尼金将军和安东尼大主教（后来的海外俄罗斯正教会头目）试图说服华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战俘以基督教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们的呼吁被华沙无视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先驱
　　
　　波兰司令部惨无人道的命令招致一些波兰军官的抗议。波军联合参谋部的一名少校I.Matushevsky在1922年2月报告毕苏斯基：“……图措拉集中营被囚犯称为死亡营，在那里有整整22000被杀害……”
　　
　　波兰、俄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史料证明存在着四个这样的营地。但是，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卡廷的先驱正是这最骇人听闻的两个死亡集中营：在Stashalkovo和Tuchola。
　　
　　根据最新的波兰、俄国、德国和立陶宛史学家研究，12-13万苏维埃战俘于1919-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国，超过6000人成为了白卫军（在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2000人成为波兰居民并加入国籍。所以，总共有超过45000人在死亡营里化作累累白骨。
　　
　　 真相会被找到？
　　
　　最后，给那些愿意自发地做一点研究并查阅记录大屠杀的文献的人们一些建议。关于“波兰卡廷”的实用数据可以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找到。或许绥拉菲摩维支的个人档案馆也藏有这样的文献：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项研究上。绥氏所有的著作和书信都已经被出版。1921-1923年，1950-1951年所做的调查的信息大概可以在波兰档案馆找到。
　　
　　在1994年，《选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基于毕苏斯基文件的文章声称，波兰司令部对军官们下令，不抓一个活的，要把那些在押的、受伤的等等统统杀掉。对此，波兰当局没有发表一点评论。
　　 第五节 中国革命
　　 英美的研究者们虽然分别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过研究苏波战争的专著，但直到巴别尔1920年日记在1990年全文发表，人们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那次战争的细节和真相，尤其是战争给乌克兰、波兰地区的人民带来的灾难。
　　 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不同的人可以贴不同的标签，但是战争都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我们也可以看出，正因为苏维埃俄罗斯向西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锑羽而归，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东方。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人所共知是1921年7月1日。
　　 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发现，其实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已在上海成立过相关组织，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确切的发起日是1920年7月19日。
　　 这位研究者没有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深究为什么是7月19日。
　　 但是从前文所述，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日子，就可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支。 正文
　　 1920年4月，一位中文名为吴廷康的俄国犹太人(俄文名为维京斯基、或维金斯基)来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南下上海见到陈独秀，遂将"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达给他们。
　　 陈独秀在吴延康建议下召开了相关会议，《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也于同年问世。
　　 那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
　　 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
　　 陈独秀和戴季陶彼此心仪已久，两人相见恨晚。
　　 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诞生地。
　　 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朝夕相处，关系极为紧密。
　　 戴季陶正是陈想到的在上海方面要找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
　　 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还与吴延康建立了联系。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主持，总务由杨明斋负责。它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建党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所在地。
　　 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吴延康参加的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
　　 共产党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给戴季陶负责起草。
　　 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这让戴季陶大失所望。 　　正文
　　 1920年的毛泽东，是一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虽然胸怀大志，但并不清楚信仰哪一种主义。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
　　 究竟信仰哪一种主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尚在比较选择当中，通俗地讲，就是还一时拿不定主意。
　　 这年春天他因宣传驱张运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和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去了上海，拜访了陈独秀。
　　 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
　　 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
　　 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陈独秀来讲，这一段他的确也是光彩照人：发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形象。
　　 所以，这是毛泽东崇拜陈独秀的时期。  正文
　　 1920年6月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并明确它是共产党组织。
　　 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党的旗帜。
　　 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
　　 但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
　　 当时中国各地政党社团则多如牛毛，多到那种程度？
　　 密集及规模都和各地兰州拉面馆差不多，混得差的政党就是卖羊肉串的摊，随时开张，随时走人。
　　 达官贵人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啥党，因为各党的聘书就像收到的请柬一样频繁。
　　 不，还不够妥贴，应该说聘书和每天收到的短信一样多。
　　 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见戴季陶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
　　 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
　　 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  正文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他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谭平山、谭植棠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
　　 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常常聚在一起，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决定模仿《每周评论》，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1年3月，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的陈独秀接到通知后，召集党员开会。
　　 按理说，陈独秀是当然代表，而上海方面也点名要他参加，但他公务缠身，无法出席。
　　 其时，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
　　 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如果陈独秀不能出席“一大”，另一人选就应该是谭平山，因为谭是广州支部的负责人。但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仅自己不去上海，也不让谭平山去，留他在广州协助筹款。
　　 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决定只派一人。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正文
　　 在此之前，广东方面的代表，特别是陈独秀迟迟不来，上海方面十分着急。
　　 张国焘回忆说:“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及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了说明他辞职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是最后一位报到的代表。
　　 7月14日，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才来到上海。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及议题，然后念了由陈公博带来的陈独秀的信及他的四点意见。
　　 接着，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
　　 会议开到子夜才结束。
　　 第一次会议后，24、27、28、29日又继续开了4次会(25、26日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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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就是现在的上海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目前处于上海新天地区域内）
　　注意，是1921年7月23日晚，在上海开始开会的，并不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 正文：
　　 在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晚，会议继续在李公馆召开。
　　 8点多时，马林刚想讲话，忽然间，一个不速之客鬼头鬼脑地撞了进来，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
　　 马林不愧是老革命家，警惕性很高，他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所有的人分头迅速离开，只有李汉俊与陈公博留了下来。
　　 他们上了二楼，在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
　　 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8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使后人能够了解事情的经过。
　　 这篇文章因为是公开发表，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
　　 陈公博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正文
　　 陈公博在文章中回忆了法国巡捕搜查的经过:
　　 “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
　　 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
　　 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
　　 他问我从那(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
　　 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
　　 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邀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地)搜查。
　　 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
　　 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大概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
　　 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成文时间距“一大”结束只有十来天，记忆应该是相当准确的。该文详细记载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址的情况，这对于后来党史的研究者推断一大召开的时间、日程安排等有着重要的帮助。
　　 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于是请假，带着妻子去了杭州，连最后的一次会议，也是最重要的会议(选举、表决)都未参加。
　　 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
　　 张国焘回忆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地)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当陈公博携太太返回到上海，方知中共一大会议早已结束。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了一份，带往广州，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这也就是3年后，他在美国所写的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共“一大”文件的由来。  正文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曾在相关的会议上传达过“一大”的情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他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
　　 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
　　 汪精卫此刻对陈公博的雪中送炭，让陈公博与汪精卫的私谊更为紧密。
　　 鉴于陈公博的表现，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
　　 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陈在论文的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中央的6个重要文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个中共“一大”的文件，连中共中央也未曾保存，因此成了研究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文献。  正文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党内重大分歧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
　　 列宁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
　　 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曾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
　　 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
　　 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亲俄人选。  正文
　　 第五节 国共合作背后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诸领袖中，最早思考“国共合作”问题的是列宁。
　　 早在思考东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列宁就萌生了希望东方各国革命党派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想法。
　　 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时询问：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然而，无论是列宁的理论思考，还是他通过国共两党的代表询问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传达的只是他对一向不被重视的落后的东方世界的关注，并提出了重要观点而已——列宁并没有为中共提出建立国共合作联盟的具体方式和步骤。
　　 被派遣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则是最早将列宁的观点具体化并付诸实践的人。
　　 1921年12月，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桂林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会晤的马林向前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
　　 尽管此时的孙中山先生对于和苏联建立密切的官方联系心存顾忌，对于和不足百人的中共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也不予以重视，但双方的会谈气氛却颇为友好，思想上也不乏共同点。  　　随后，在中共党员张太雷（担任翻译）的陪同下，马林对中国的桂林、广州等南方城市作了一番考察，在考察过程中，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张继、陈炯明等人的接触和会谈，马林对作为革命政党的国民党非常满意，尤其是他得出的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多阶级联盟式的政党的结论，更坚定了他促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决心。
　　 1922年2月7日，带着考察结论的马林回到了上海，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
　　 以当时的陈独秀及其他中共领袖的思想状况来说，马林的建议引起陈独秀等人感情上的强烈不满，并且被毫不犹豫地否决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中国共产党，正是出于对当时所有中国政党表现出的软弱、投机和苟且行为的失望和否定，才义无返顾地自己建党开始独立革命。
　　 换言之，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认为自己的政党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脱离“低级趣味”的。
　　 而如今，马林竟然建议年轻的共产党，加入与他们的思想信仰迥然不同的国民党，更何况这是一个在他们眼里已经趋向没落的政党。  正文
　　 陈独秀凭借自己的政治直觉以及对国民党性质的深刻认识，在与国民党许多上层人物十几年的并非泛泛之交的往来中，让他对国民党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
　　 “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陈独秀认为，要警惕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被这个家长制领导味极重的团体束缚住了手脚，从而丧失自己的战斗锐气，甚至会在无形中被熔化到了组织涣散的国民党中——那将是得不偿失。
　　 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之间是否需要建立合作以及以何种方式合作，已经作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共党人的面前。
　　 1922年4月，陈独秀代表中共向吴延康（维经斯基）写信阐述了中共对加入国民党这种合作方式的反对意见：
　　 “吴延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兼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想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并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望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正文
　　 在这六条建议中，陈独秀还考虑到即使中共同意采取马林的策略，也可能遭遇一厢情愿的困窘——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还没有遭到陈炯明部属炮击总统府的打击，他正雄心勃勃地筹划着凭借广东积蓄的武装实力出师北伐，从而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中国的未竟大业的第一步。
　　 沐浴在一帆风顺的幻想中的孙中山，当时并不觉得没有中共的扶持，他的北伐大业会有怎样的缺陷或是怎样的艰辛。
　　 至于孙中山先生积极地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是后来的事情，是孙中山先生走投无路，痛定思痛后的变通之计。
　　 在1922年前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奔波在中国政要之间的马林，对中共还不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
　　 被陈独秀否定了建议的马林于4月24日垂头丧气地返回了莫斯科，企图为自己的政治规划的实现寻求更强大更有权威的政治支柱——共产国际。
　　 1922年7月11日，回到莫斯科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书面报告。
　　 马林在报告中写道：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马林在报告中高度评价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在广州、香港、汕头三地竟有一万两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
　　 在热情颂扬国民党政治上的进步性和强大的实力的同时，马林却极力强调中共思想上的落后及其与实际政治运动的隔膜和微不足道的政治能量。
　　 他指出：“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他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更好一些。”“由于共产党只能非法地进行工作，所以没有显著的成就。”
　　 这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
　　 马林综合以往革命经验和他在中国的考察成果而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无疑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唯一来源于实际生活的生动信息源泉。
　　 而马林对中共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自然也会相当深刻地印在对遥远的中国缺乏了解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头脑中。
　　 更为重要的是，马林那份充满考察资料的报告，对共产国际领导人梦寐以求希望尽快在东方引发革命连锁反应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对中国革命有着更深远筹划的共产国际，不敢将完成中国革命的赌注押在微不足道的中共身上。 正文
　　 翘首企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的是一个让他们失望但又不得不顺从的结论。
　　 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采纳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合作方式，尽管同时也强调“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
　　 共产国际在决议里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指示道：
　　 “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马林，这位让几乎所有共产党领袖感到不愉快的人，也因为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条款而在陡然间提升了说话的分量：“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利普同志（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
　　 从此，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就不仅仅是一位值得尊敬、却又极难相处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放置在顾问角色的共产国际特使，而是代表着无数共产党人崇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对权威——共产国际。
　　 古语有云：“先发制人，后发则受制于人”。
　　 既然已经承认了国共实行合作是谁也无法阻碍的趋势，那么，只有变“被动”为“主动”才会为自己的政党在将来的联盟中赢得进退自如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
　　 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开始从积极的方面重新认识并定位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价值：
　　 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内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中最具革命性的组织，那么共产党就不应该蒙住眼睛忽视它的存在，并且援助民主派的革命是中共不容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只是将中共参加国民革命当作不得不参加的革命（尽管也鼓励中共积极参与），而将革命的重点一直放在第二阶段——即国民革命胜利后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阶段上。
　　 因此，国民革命在他眼里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无论多么不可逾越，但也只不过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的前奏曲而已。
　　而且在合作的方式上，陈独秀坚持的仍  
　　 陈独秀只是将中共参加国民革命当作不得不参加的革命（尽管也鼓励中共积极参与），而将革命的重点一直放在第二阶段——即国民革命胜利后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阶段上。
　　 因此，国民革命在他眼里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无论多么不可逾越，但也只不过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的前奏曲而已。
　　 而且在合作的方式上，陈独秀坚持的仍是在两党平等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建立合作联盟。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几乎是在共产国际以纪律的压服，理论的论证不断影响共产党政策的结果。
　　 从中共“二大”到“西湖会议”，从共产国际“四大”到中共“三大”，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推动下，一步步走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的道路痕迹。
　　 无论当时的陈独秀及其它中共领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多么的反感，进行过多少次的抵制，但他们在最后却还是将共产国际的意志转化为自己党的政策（尽管内心是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并且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予以贯彻。
　　 在中共“二大”上还通过了一份对中共命运影响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这份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正式的上下级关系。
　　 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共不再是一个出于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之下的义务援助者的身份，而是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对中共有纪律约束力的上级领导者。
　　 中共对共产国际通过的各种决议也有了必须执行的义务。
　　 中共与共产国际正式的上下级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告一段落。
　　 而日后共产国际的解散，让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备受政治压力。
　　 随后发生的“皖南事变”就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发生的。
　　
　　  正文
　　 马林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一系列“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和通过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高层领袖的接触、会谈而对国民党产生的强烈的好感。
　　 正是凭借这种经验，马林“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造这一党推动革命。”
　　 据陈独秀后来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
　　 张国焘与蔡和森认为和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而加入国民党无疑有与资产阶级混合而丧失中共独立性的危险。
　　 当马林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向中共施压的时候，他们就唯有服从纪律，被迫接受。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会议上陈独秀的态度转变上，据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回忆：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的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膜，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尽管中共诸领袖在共产国际指令的约束下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是，国共合作毕竟是两个党派之间的事情。
　　 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民党对合作的态度甚至比中共的态度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而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在最初并不见得比中共更加积极。  　　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人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所部4000余人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先生住所。
　　 孙中山先生在慌乱中避难永丰舰。
　　 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先生通过陈友仁先生之口向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传达了自己态度的转变：“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8月14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先生打击极大，这个一生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政治家沉痛地回忆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几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上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而就在孙中山先生陷入孤立绝望的困境的时候，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了孙中山先生。
　　 中共在他落难时的真诚支持，让孙先生大为感动。他“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正文
　　 公平地讲，最初的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对“国共合作”无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
　　 最能表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态度的事件就是他对领导广东党组织的谭平山、陈公博继续支持陈炯明的行为的严厉处分。
　　 广东的中共组织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成立以后，就在谭平山、陈公博等人的领导下，一直都在与陈炯明进行合作，并且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
　　 因此，当陈独秀以党的名义，发出的反对陈炯明的指示传到了他们面前时，他们无法接受党的政策过于突兀的转变——更何况此时的中共党员还没有在铁的纪律制裁下养成驯服的习惯。
　　 因此，他们继续在他们主持的《广东群报》上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为了贯彻已经确立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以及显示中共对合作的诚意，陈独秀对不顾党纪警告，继续支持陈炯明的谭平山等人立即予以纪律的制裁——陈公博甚至还因此离开了中共。
　　 经过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的轮番商讨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
　　 此后，孙中山委托张继先生等人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先生等人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先生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先生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
　　 当李大钊先生坦诚地向孙中山先生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孙中山先生明确表示：“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孙中山先生与李大钊先生两位领袖的坦诚相待（尽管不乏政治利害的权衡）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开创了一个顺遂的局面。
　　 至此，国共两党在共产国际、国民党及中共诸方的努力促成下终于迈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  　　正文
　　 第六节 少年中国学会
　　 中国的命运，原本可以由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改变，这就是少年中国学会。
　　 国共合作的开始，让少年中国学会开始淡出人们视野。
　　 但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称:“当今中国，已经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印象中，同济大学是中国现代的著名理工科大学，以工程建筑最为出色，最近的上海2010年世博会，总体设计规划和众多场馆设计，有不少是同济大学的杰作。
　　 而在上世纪20年代，同济大学还是中国思想的发源地，其中有一个社团的成员，在此后几十年，成为当时中国的栋梁之材，它就是少年中国学会。
　　 这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等人，模仿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设立的社团，成立后故起名少年中国学会。”
　　 用王光祈的话说，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1918年6月30日发起筹备，发起人有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等人，起源于上海同济大学，翌年7月1日正式在中国北京成立。
　　 当时，中国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都聚集在少年中国学会，国共两党的很多重要人物均出之于其中，学会之所以拖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宣布成立，是因为发起者们都积极投入到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之中。
　　 爱国家争主权的五四运动，其实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全国发起的，可见当时其能量之大。
　　 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正文
　　 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
　　 1920年毛泽东曾加入该组织，有《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一文流传。
　　 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很快就摆在大家面前。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法国等国亟需劳动力。
　　 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于是在北京组织法华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经过新民学会开会讨论,蔡和森、毛泽东等人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大有所为”，遂决议“向外发展”，出国前先到北京学习法文。蔡和森等先行北上北京接洽。
　　 8月19日,毛泽东和罗章龙、罗学瓒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也来到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北京之行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很如意。
　　 当时教育部规定,中师毕业生须先工作服务几年才可考大学。
　　 因此，尽管毛泽东才华出众，但他也并不能如恩师杨昌济所期望的那样，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与此同时,一起北上的罗章龙(毕业于长沙一中)却顺利地考入北大哲学系预科。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进大学无望，生活又无来源，这对靠借钱北上的贫寒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幸好，恩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让毛泽东到图书馆做助理员。
　　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卫生外，就是管理15种报刊，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者的姓名。  　　正文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是一个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学生领袖，而到了人才荟萃的北京,却一下子变得默默无闻，受人冷落，“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罗家伦并不把这个衣着寒酸、满口湖南方言的助理员放在眼里。
　　 一个人满心欢喜的向别人搭话，结果却屡屡碰钉子，这种心境，对谁来说，都不会好受。
　　 尽管有诸多的不如意，但毛泽东在北京依然收获了许多——他常常滞留在地安门豆腐池9号的恩师杨昌济家中，“遇见了并且爱上了杨开慧”。
　　 他们一起漫步在故宫的庭院，行走在结着坚冰的北海湖畔，在北方的早春时节，欣赏着洁白的梅花，倒垂的杨柳，还有那千姿百态晶莹的冰柱,沉浸在初恋的喜悦中。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得以随意地阅读各种书刊，接受新文化的洗礼，成为一个“新青年”。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北京认识了众多的名流学者，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而这其中,就有王光祈。
　　王光祈则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音乐家。  正文
　　 少年中国学会在后来分裂为多个不同主张的派别，包括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共产主义派（中国共产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
　　 少年中国学会可谓精英荟萃，名士云集。
　　 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有成为青年党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也有国民党要员的周佛海，杨亮功(曾做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曾任教育部次长)、沈怡(曾任南京市市长);；更有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劼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
　　 张申府也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人选，而他将这个位子留给周恩来接任，才使周恩来后来有机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
　　 少年中国学会，目前不为现人所知，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它在组建之初，就没有统一的政治色彩。
　　 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的四项宗旨，即"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少年中国学会本着纯洁科学精神的原则，规定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出现上述情况，也要清退出会。
　　 谈到为何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义时，王光祈说，一战之后世界潮流变迁剧烈，青年人的思想也随之变化很大，就少年中国会会员而言，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无政府主义的，并不一致，也没必要强求一致，所谓主义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正文
　　 得益于王光祈的启发，早在1918年少年中国筹备期间，魏时珍和好友宗白华就都已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1919年1月，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周太玄、孟寿椿即将从上海动身赴法留学，特电邀王光祈赶到上海召开会议。
　　 1919年1月23日，王光祈由京抵沪，在位于吴淞的同济大学召开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会员也一致赞同在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原则下作切实的研究工作，等有确定主义的必要时，再行讨论。
　　 这是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前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19年7月1日，魏时珍和宗白华他们两人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宗白华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员。他们都是学会会刊《少年中国》的重要撰稿人。
　　 宗白华同时负责《少年中国》在上海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每月的期刊，先由王光祈在北京编好，按时寄给在上海的宗白华和左瞬生，由他们送到亚东书局校对、付印，为少年中国学会在上海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魏时珍等搭乘法国轮船，离开上海，转道巴黎赴德国留学。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前往码头为他们送行。 正文
　　 1922年2月，《少年中国》出版了"相对论号"，还刊登了爱因斯坦的照片。
　　 这一期"相对论号"的文章是由魏时珍和王光祈撰写的。而爱因斯坦的照片也是魏时珍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向他讨要的。
　　 爱因斯坦不但给他寄来了照片，还在信中说："你们要出相对论专号，我对于这件事，非常喜欢。我很愿意给你们的许可，我的像片是夹在信中的，请你们收纳。"
　　 “少年强，则中国强。”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后，由于李大钊的参与发起和领导，由于文化界其他著名领袖陈独秀、蔡元培的支持，同时由于学会所持的兼容并包的方针得到了各阶层知识分子的欢迎，使它在前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它的会员迅速增加；分会组织遍布国内十多个省市；并在巴黎、纽约和德国、南洋等地也建分会，所以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希望通过它来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并把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正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没有参加大会。
　　 由此可见，这时李大钊对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视程度。
　　 大致说来，这时大至学会的大政方针的讨论，小至欢迎新会员入会、欢送会员出国留学，讨论对某会员的处分等，他都亲自参加，认真处理。  　　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激荡，并没有让会员们汇聚成一股合力。
　　 从地域上看，会员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国巴黎。
　　 这些也给学会本身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困难。
　　 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个案，也可以看到在时局急骤变化之时，现代中国的青年知识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做出个人不同的选择。
　　 可以看到，他们在被时代所改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时代，最终他们又都汇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会员前后有数千名之众，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人：
　　 (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
　　 (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
　　 (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学生。
　　 五四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都起于爱国或者救国，但是，说大部分的社团都是以富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或者救国为号召而组建，应该不会错。
　　 少年中国学会也不例外。但与国民杂志社不同，它没有一开始就以“行动”为目的，致力于国民运动，而是像新潮社一样，将思想与学术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构想中，学术研究的内容占着主要的位置。
　　 矛盾也就在这里。
　　 一方面是现实的爱国或救国，一方面是非现实的学术研究的诉求，彼此之间的层面交错，已经为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的分裂和解体埋下了引线。
　　 然而，内在的矛盾在筹备期只是潜伏在那里，如果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也不会有历时七年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中间，筹备人的热情、“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个很好的柔顺剂。而青年人之间的友情、乡谊则是结社的粘合剂。
　　 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初期所提出的学会宗旨充满了理想主义。
　　 而学会的目标，用王光祈的话说，就是“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此并非没有自觉，相反努力在追求着这个境界。
　　 他们的理想中的学会是砥砺品德，研究学术的团体，而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就连少年中国学会中政治意识最强，后来成为青年党党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发表公开信提醒同人要“严防政党的利用”。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并且担负着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任务。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以后，“很快就出现分裂现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有守常先生领导；另一小撮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还有一些人是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
　　 名为三派，实为两派，即共产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
　　 从１９２１年７月在南京举行的年会开始，两派就以是否规定主义和进行政治活动进行公开斗争。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主张效法意大利，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李大钊意识到随着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分化的日益加剧，它已经不能完成团结广大革命青年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了。
　　 这是李大钊后来不再重视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原因。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已经用主要精力，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领导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少年中国学会没有多少关系了。     正文
　　 1925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解体。
　　 官方说法是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之后，反对与支持镇压工人的左右两派已尖锐对立，水火不容，最终导致少年中国学会的解散。
　　 其实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异，社会选择的不同，也与外部环境的刺激有关，同时，会员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取向。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部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同乘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先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成为勤工俭学并完成学业的第一人。
　　 1922年起，王光祈改学音乐，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荣誉的中国音乐学家。
　　 王光祈力主“音乐救国”，认为“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粲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南京年会的主席吴俊升后来感叹说：“'少中’原为一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但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
　　 晚年的方东美也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因“政治信念”之争，使“纯粹学术问题，自由思想气氛”完全丧失，以致“主张学术独立与中立者回天无力”而叹惜。
　　 实际上，1920年南京年会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贤江和方东美都注意到了社会变化给学会带来的影响。
　　 方东美甚至发现地理位置对会员社会取向的影响。他指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
　　 在国内面对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以及强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国知识人内心深处经世致用的传统很容易被激活。
　　 多年以后，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时，曾宴请各界民主人士，独独三次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巴黎分会的书记周太玄赴宴，席间并询问能否重新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周则回答说不能了。
　　 另据魏时珍回忆：毛泽东年轻时在北京与王光祈友善，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是王介绍的。王光祈曾和这位新会员长谈，并在不理解毛泽东的会员面前维护他，说此人颇重实践。
　　 解放后，毛泽东没有忘记王光祈，很想延揽他一起加入国家建设，当时，他还不知道王早已经去世了。
　　 一次，陈毅回到成都，在宴会上问李劼人副市长：“我回成都，向主席告别时，他问我，'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主席又问，'那么，你在成都时，可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时，李劼人回答说：“王光祈是我的老同学，很知道。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患脑溢血，早已死了。后来骨灰运回了，为之立碑，碑文是'王光祈先生之墓’，字是周太玄写的。土改时，墓碑迁徙，现犹存我家。”陈毅听后，很有收获，允诺将汇报主席。事后，陈毅再一次回到成都对李劼人说：“这次来，主席语我，'王光祈死了，他有亲属吗？可再问问。’”李劼人回答：“光祈曾娶罗氏女为妻，但早死了，其他亲属，也无所闻。”陈毅表示，返京后将此事再告主席。
　　 少年中国学会，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也让毛泽东为此情系一生、念念不忘王光祈的重要原因。 　　正文
　　 李大钊在初步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受托洛茨基《战争和社会主义》英译本《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平和》一书的影响，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所激动。
　　 李大钊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目的是“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布尔什维克将要造成“欧洲联邦民主国”，进而结成“世界联邦”，创造“自由乡土”。“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盟，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所以我们亚洲也应在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相似的组织，“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李大钊虽然宣布他是爱谈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他仍然相信所有主义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正因为如此，李大钊相信少年中国不是死板的模式、铸定的偶像。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李大钊迅速向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１９２１年３月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表明他不再寄希望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团体，公开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过去人道、自由、博爱的一般理想。
　　 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彻底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抛弃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内容，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王光祈远在海外，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
　　 更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底，旨在对抗共产主义的中国青年党在巴黎成立。
　　 其主要发起人则是同样为少年中国会员的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
　　 他们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醒狮”运动，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在十几个省份、几十个城市蔓延开来，并拥有内外围成员一万余人。
　　 遏制共产党，与中共各支部争夺成员，却正是中国青年党持之以恒的组织方略。
　　 1925年，代表着“左”这个方向的三位少中会员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到上海拜访了三位同样也是少中会员的中国青年党首脑曾琦、左舜生、陈启天。
　　 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曾琦、左舜生、陈启天六个人“从早晨起，辩争至深夜……逐于深夜不欢而散”。
　　 临别前，邓中夏与曾琪等人握别，告以“与诸君再见于战场”。
　　 至此，少年中国学会自动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
　　 失去舵手并分裂的少年中国学会，终于在历史洪流中迅速边缘化，并最后解体。  第七节 太平洋会议
　　 最近有历史学家认为，孙中山并不认同共产主义，之所以选择国共合作，联俄联共，是政治家的权宜之计。
　　 这一说法的背后，实际反映了孙中山当时的国民党其实已处于穷途末路，他们可以选择的政治途径并不多。
　　 可是，为何除了苏俄之外，并没有太多外国势力关注并愿意扶植它呢？
　　 原因就是太平洋会议已限定了各国列强的对华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
　　 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
　　 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1919)的继续，其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
　　 会议标榜废除秘密外交，实际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由美、英、法、日四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先行讨论决定，有时法国也被排斥在外。 　　会议期间签订三项条约：
　　 《四国条约》 1921年12月13日,签订《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通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
　　 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
　　 缔约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权利遭受任何国家威胁时，缔约国应协商采取有效措施。还规定：“1911年7 月13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协定应予终止。”
　　 签约同日，四国共同发表的声明指出，缔结上述条约，不能认为美国同意委任统治条款。此举表明美国不受凡尔赛体系约束。
　　 　　
　　 《五国海军条约》也是太平洋会议的产物。
　　 1922年2月6日，签订《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五国海军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
　　 规定,美、英、日、法、意航空母舰总吨位比例依次为13.5∶13.5∶8.1∶6.6∶6.6，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为止。
　　这是美国的又一胜利。
　　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是10：10：7，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得屈从。
　　英国被迫承认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
　　作为对日本的让步，规定了美、英、日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
　　即英、美不得在这个区域建设新的海军基地。
　　 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
　　 中国参加会议的3个全权代表为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前司法总长王宠惠。
　　 1921年11月26日，施肇基提出《十项原则》，要求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却又赞同美国要求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
　　 12月14日，王宠惠提出废除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议案。
　　 中国还在会议上提出山东问题。
　　 经中日谈判，1922年 2月 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被迫交还前德国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
　　 同日，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发表声明，废除“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
　　 会议期间顾维钧还提出关税自主、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在中国的外国电台和邮局、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公布秘密条约并由大会决定有疑点的条约的效力等议案。
　　 与会各国只同意将来不划分势力范围，公开秘密条约与契约以及有条件地裁撤外国邮局，其他议案均被否决。
　　 1922年2月6日，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
　　 条约规定：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给予中国完全无阻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的巩固之政府”；
　　 “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这一原则，也客观上暂时限制了各国列强，对中国内部的各种反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团体的援助和扶持，这一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除了苏俄之外，找不到西方政府赞助的国际环境。
　　 所以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最大的反政府政党，可以选择的政治道路并不多。 　　　　　　《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太平洋会议期间签订的三项条约。
　　　　　　华盛顿会议签订的各项条约和通过的决议案构成华盛顿体系。
　　 这一体系是在承认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凡尔赛体系未能包括的远东、太平洋区域的帝国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它是凡尔赛体系的补充。
　　 华盛顿会议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苏俄是在凡尔赛体系及华盛顿体系之外的，那么苏俄既然要向东方输出世界革命，为何不选择中国的东北及西北地区呢？
　　这里要说到几乎没有史料提到的大连会议。
　　 1921年8月下旬至1922年4月中旬，日本同远东共和国（当时尚不是苏联的成员国）为协商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军及两国通商等问题在大连召开的会议。布赫就是当时远东共和国的最高军事长官，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大连会议。
　　 大连会议实际上限制了苏俄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势力，苏俄要向中国输出世界革命，目光就要转向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政治势力也自然得到了苏俄的重视。
　　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是当时中国北洋政府最关心的，不过这是“边缘会议”。
　　 “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
　　 巴黎和会不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反而作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签对德和约，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对此十分重视，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
　　 但形势并不有利于中国，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
　　 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 　　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于8月30日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其范围是：
　　 “一、青岛依当初之宣言还付中国。
　　 二、关于辽东租界问题。
　　 三、关于南满洲铁道之营业。”
　　日本将山东问题列为“特定国间问题”，目的就是阻止会内讨论此问题。
　　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如中国不愿商议，欲在会中提出，彼惟有声明理由决然拒绝”。
　　这样，美国与日本已经一致希望山东问题于会前在会外讨论了。
　　中国对美日之间的一致，甚为焦急，担心此事可能导致美日妥协，重演巴黎和会之结果，因此积极活动寻求应策，但却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看他人脸色行事。
　　美国不断地劝说中国会外谈判，认为在会议内讨论的困难是：
　　“中国并未参加凡尔赛条约，而列强对于日本则受秘密条约所束缚；在美国亦不欲阻止其双方自行解决，而将此种问题牵入会议。然日本即可借他国为后盾，以极充分之理由反对此案之提出于会议也。”
　　美国表示：“时机未至，美政府不愿处于调停地位。”
　　美国不愿意调停，实际上是自己也有难言之隐，它担心菲律宾问题，它不愿意将菲律宾也国际化。   正文
　　与此同时，一些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人亦劝告中国接受在华盛顿会外讨论的办法。
　　兰辛认为：“欲山东问题成功，只有移往华盛顿交涉之一法。”“在华盛顿交涉，中国人将以为即太平洋会议所允许，其实亦即会议之一部分。”
　　福开森劝颜惠庆到华盛顿，“在此地会议之外与日本谈判”。
　　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北洋政府的决策。
　　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为了不使自己孤立,不得不改变主意，作出退让，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
　　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
　　所谓“边缘”会谈，即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会谈，达成的协议，载入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
　　在会谈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分歧”。
　　休斯和贝尔福在11月25日先后与加藤及施肇基会晤，解释了这一安排。
　　同时，休斯还表示，“倘有某项争点不能妥协，仍可使余及白君（贝尔福）注意或提交大会也”。
　　对此次“边缘”会谈的安排，中国政府经研究后，表示愿意接受。
　　中日双方都同意“边缘”会谈的安排后，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英、美首席代表愿任调停”。美国将派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乐列席每次会议，英国亦派代表朱尔典及远东司司长莱朴生列席，会谈结果须报大会。
　　这一宣布，使会谈与会议的关系牵得更紧，等于宣布会谈本身就是会议安排的，因此亦可看作会议的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这一谈判在实质上仍是各方面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会内讨论，也非日本所要求的直接交涉。
　　“边缘”谈判十分艰难。 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出席会议的双方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
　　美国派出国务院官员马克谟和培尔，英国派出朱尔典与外交官莱朴生列席，休斯和贝尔福出席了第一次会议。
　　中国代表团发言表示，山东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中国国民都希望这次会谈有一个公平圆满的结果，同时宣布了中国政府鲁案交涉的4项先决宗旨，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
　　日本代表对此未持异议。
　　“边缘”谈判第二次会议在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铁路问题，要求收回胶济铁路。
　　日本则提出了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的主张，双方分歧较大，一时无法统一。
　　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也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主要焦点。
　　中国希望谈判能够抓紧时间，尽快进行，在华盛顿会议正式闭会前能够结束，不希望单独面对日本来解决山东问题，时间对中国尤其珍贵、紧迫。
　　从推进谈判的策略上考虑，中日双方决定先从较简单的问题着手，再集中讨论铁路问题。在讨论其他诸问题时，进展较为顺利。
　　12月5日，日本宣布：放弃中德1889年条约中规定的用人、投资、供给物料等优先权；对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予以承认。
　　在较为复杂的海关问题上，经过坚决的抗争，中国收回了青岛海关。
　　在讨论官产、公产问题时，在英美的调停下，中国经过再三争执，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正当中日之间的“边缘”谈判缓慢进行时，中国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9团体派出的国民代表蒋梦麟、余日章则认为局势危急，应全力抗拒。
　　在蒋梦麟、余日章他们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表示：
　　“应速通告全国，死力抗拒。
　　电促政府代表取坚决之态度，直陈勿懦；
　　鼓吹举行国民示威运动；
　　速将吾国民意径电美国人民，并电告示威运动经过以及其他反对情形及结果，刻速举行，坚持到底。”
　　在中国代表团中，全权代表王宠惠和代表团随员刁作谦也认为代表团太软弱，让步太多。
　　美国在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分歧后，不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行动超出美国设置的框架，遂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要受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并表示支持中国最终收回胶济铁路。
　　中国北洋政府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美国，看其脸色办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示威游行事件发生，于是在12月1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胶澳问题的宣言，述说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边缘”谈判开始及至此时为止的大体情况，希望能以此使学生平静下来。
　　但是，北京四十余所学校的几千学生还是在12月12日游行示威，并向外交部提出条陈：
　　“一、尊重民意。二、鲁案必须提出大会。三、胶澳须无条件归还。四、上述各条，电代办照办。”
　　外交部迫于压力，对这4条逐一答复：
　　“第一当然尊重；第二已提由大会发端，英、美调停，将来仍由大会公认；第三必期达还我山东，保全主权领土之目的；第四允照电。”
　　学生们听后表示满意。谈判再次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在处理完一些较易解决的问题后，12月13日，开始讨论处理铁路的这一尖锐问题。  　　此时，因涉及日本的核心利益，日本其态度一下蛮横起来了，变得异常强硬，日方表示胶济铁路要由中日合办，只有在其它问题都解决好之后，日本才答应放弃合办。
　　对这一要求，中国代表严辞拒绝，并强硬表示，如日本仍坚持这种态度，就停止讨论。
　　列席会议的英、美代表此时亦对日本的态度表示反感。
　　日本一开始就处于孤立，只得表示希望第二天再议。
　　14日，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政府的训令是要合办，但他们违反政府的意志，提出赎路办法3条。
　　这3条中，第一、二条是有关核定胶济路财产问题，但在第三条关于赎路办法上，双方意见无法一致。
　　日本以“不断利益关系”为理由，提出借款赎路的办法：“仿照中国近来铁路借款条件，于山东问题议定后六个月内，与日资本家订借款合同。”
　　日本要求中国向日本银行家筹借一笔长期贷款来赎买铁路，在贷款使用期间应使用由日本金融家推荐的总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师各一人，用意还是要长期控制这条铁路，继续保持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权益。
　　这当然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中国提出立即筹集现款赎路或以有价证券分期付款的方案，拒绝日本的借款赎路主张。
　　中国方面认为，铁路已修好，已在运行，根本不需要铁路借款，只存在偿还的问题。
　　顾维钧在辩论时还表示，“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款，也不需要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中国愿意自行选用胶济铁路的日籍工程师。同时严正声明，如果日本不及时承认中国的赎路办法，中国宁愿终止交涉，并请求美英居间调停。 赎路方法成了胶济铁路问题的焦点。
　　中日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国首先坚持用现款赎路的主张，但这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中国是否具有这一实力，代表团心中自然有数，对现款赎路毫无信心，逐渐倾向于以国库券赎路的办法。
　　在中国的坚决努力及美英的调停下，日本代表团也一步步地放弃了其借款赎路的主张，逐渐接近中国的主张；但要求在铁路胶济段由中、日各派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一人，统归津浦车务长及会计长节制。
　　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商量后电告代表团表示：“由于副车务长既在必争，似可放松”，日本“要求中、日各派副车务、副会计一人”，“事尚可行”。
　　至于赎路方法，“用发行债票办法。惟应声明，先尽中国人购买。期限问题，只须有若干年后可一时付清一层，长短请随宜酌定”。
　　中国为推进谈判，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但日本政府并不甘心，对日本代表接受美国调停，许纳筹款赎路的让步表示不满，这导致了谈判的再度停顿。 　　于是，日本政府转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否定日本代表团在“边缘”会谈所做的表示，重新回到借款赎路的立场上来。
　　这立即遭到中国的反对，美国也立即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告诫北京政府“宜坚持，勿为所动”；而在人事问题上，又劝中国让步，他们不愿看到由于中日的争执而影响其整个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希望华盛顿会议成功。
　　正如休斯所强调，“山东问题会谈虽然是在华府会议的'边缘’举行，其实也是会议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个限制军备大会才能圆满结束”。
　　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下，同时受到中国舆论的坚决反对，美英的压力，不得不表示退让，重新回到筹款赎路的立场上来。
　　日本代表在12月30日表示：“政府复称所拟办法已超出政府原有训令之外，但既已进行，自当照准。”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态度也更加明朗，日本代表团被迫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关于赎路问题的建议。
　　31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拟定出4条办法，主要内容有：现款赎路，恐难实行；国库券作保证，偿还期十年或十二年，均可允。三年半后提前清偿，亦可通融，以为拒绝用人之交换；车务较会计尤重，倘争议至不得时，可仅允用日人充副会计长，再不得已，可允日人充副车长。
　　这样，在美英的推动下，1922年1月4日，中日谈判恢复。
　　尽管此后日本仍有反复，但中国认清了日本的本质，未曾表示软弱作出退让。
　　同时，美英也基于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不断出面斡旋，积极推进谈判的进行。
　　1月中旬，美英两国分别向中日双方提出了四种调停方案。 　　其中丁种方案为：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
　　中国代表团认为此种方案较合中国实际，主张在此基础之上作一些调整来解决山东问题。
　　1月18日，日本代表向贝尔福提出了在丁种方案基础上修改的新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对日本的这一新方案十分满意，认为日本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作出重大让步，遂转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贝尔福两次与顾维钧、施肇基等会晤，极力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新方案。
　　顾维钧等对日本的提案并不完全赞同，提出在用人问题上，应改为日人在华人下充任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也就是回到日本代表在12月提出过的方案。
　　这两次会晤后，中国代表团立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大会事项系于本问题之解决者甚多，似应各方兼顾，并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前途，详为考虑也。”
　　虽然在会谈中中国代表还希望在用人问题上有所修订，已十分明了美英的态度，中国根本无力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实际上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议接受日本的新提案。
　　在收到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明白日本的新提案是“最后办法”，“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特事势如斯”。
　　于是在1月26日电示代表团，“如实无商量余地，只可就此决议”，实际上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授权他们接受美英调停，在美英的“最后办法”上签字。
　　27日，中国政府正式电令中国代表签字。
　　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中国国内人民的配合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
　　2月1日，休斯将协议在华盛顿会议上全文公告。
　　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该条约正文11节28条，附约及协定条件22条。
　　其主要内容有：
　　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
　　条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
　　“各任命委员三人，共同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商订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公产及其它事项移交办法；
　　上述移交“至迟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
　　移交所需文件资料亦应同时交付中国；
　　“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上述公产中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或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予补偿，此外移交的公产，“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
　　胶州德国旧租借地的公产中，“为设立青岛日本领事馆所必需者”及“为日本居留民团体公益所必需，如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日本保留。
　　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它合法职业”。
　　（2）日本军队撤出山东。
　　条约规定，“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至迟不得逾六个月，其中驻青岛之日本守备队，应在交出行政权之日后三十日内撤尽”。
　　条约所附协定条件中还规定，日军按条约规定撤出后，“无论何种日本兵力概不得留于山东境内任何地方”。
　　中国赎回胶济铁路。
　　条约规定，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以5340.6141万金马克赎回，铁路的一切附属产业亦移交中国；
　　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该国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押，期限十五年，但中国政府也可决定，从交付国库券满五年之后，在任何时候全数或部分偿清；
　　在国库券未偿清前，中国任用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
　　协定条件中规定中国政府遴选日本车务长、会计长人选时，应与日本政府协商；
　　中、日两国政府应各派委员三人组织联合铁路委员会，以评定铁路产业实价并商定铁路移交详细办法。
　　 其它。
　　条约规定，自该条约实施起，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
　　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详细办法由前述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订，是各种矛盾综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废约斗争史上取得的一个胜利。  中日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抗争前后历时八年，终因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谈判而将“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中的山东问题的三大条款等不平等条约、条款统统推翻，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
　　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
　　同时，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西方列强共同享有相关权益。
　　此外，由于中国北洋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废止“二十一条”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相反，却同意列强所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从而不仅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而且使中国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再次表明了弱国无法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事实。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国条约》（《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有效期10年。
　　　　　　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正好发生在《四国条约》期满前数月，日本拿捏的时间真是恰到好处。
　　　　　　《五国海军条约》也是太平洋会议的产物，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为止。
　　　　　　条约到期后的1937年，日本就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八节　亚细亚主义
　　
　　 亚细亚主义，又称亚洲主义，是指到战败为止的近代日本围绕着对“东洋”和“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想和运动的总称。
　　 它在日本的近代思想史与中日关系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众多中外学者致力研究的课题。其成果之丰硕，难以车载斗量。
　　 但是学者们大多关心亚细亚主义在近代日本的形成、发展状况，而对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态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日本全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924年7月10日，成员包括贵众两院议员、新闻记者、实业家、学者、宗教家等人，其章程规定“本会企图全亚细亚之发达，而以贡献于世界之和平与全人类之福祉为目的”，看似“无政治意味”，实际上却有着较强的政治目的。 　　日本全亚细亚协会发起人，政友会总务兼众议院议员岩崎勳曾说：“吾人趁美国制定人种差别的移民法的机会成立大亚细亚协会，以促进亚细亚民族的觉醒，将未来人种的祸乱防遏于未然，以期贡献全人类之安宁。”
　　 正是出于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排日移民法的不满，一部分日本朝野人士认为未来日美必有一战，主张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的威胁，于是组织全亚细亚协会负责其事。
　　 日本全亚细亚协会内部虽然不乏提倡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有识之士，如田中守平（神户大灵道主干）曾多次请益于孙中山，十分敬重孙的革命精神和人格，但是大部分成员是以本国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而将其他亚洲国家视为日本抵制西方国家、称霸亚洲的工具。其中不用说列名顾问的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后滕新平等“大陆政策”的热心者，就负责协会实际工作的理事会而言，理事小寺谦吉（众议院议员）、上杉慎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当时扩张式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著名代表。
　　 理事长岩崎勳据报界透露也主张亚洲以日本为中心来对抗西方国家。   专务理事今里准太郎虽对黄攻素等人说过协会“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其本人也的确在国会临时会上提议过修正对华不平等条约，但还不能证明他就是诚心支持亚洲各民族独立平等的志士，其话语难保不含有拉拢中国代表的动机。
　　 即便他们有心同情中国，且负责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筹备工作，但要让会议“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是不可能的。
　　 其一，多数成员以本国利益至上，不会诚意谋求中日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帮助中国取消两国间不平等条约；
　　 其二，众多成员分属宪政会、政友会、政友本党等党派，难免不卷入政党之争，身为在野党的今里氏在筹备会议时就受到了执政党宪政会的挚肘。
　　 因此，协会及其发起的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主要目标还是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日方发起会议虽目的不纯，但不会公诸于众，相反打出“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的旗帜，这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来说是具有诱惑和吸引力的。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和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共同发起，直接起因则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
　　 　　1926年7月和1927年11月在日本长崎、中国上海先后召开的两次亚细亚民族会议。根据美国学者顾德曼，日本学者水野直树的相关研究资料，我们粗略还原梳理一下整个亚细亚民族会议的历史面貌并做出相关评价。
　　 众所周知，五卅运动缘自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继而英国巡捕枪击为此抗议游行的学生群众，因此日本和英国起初被并列为中国人民“反帝”的重点对象。
　　 不过随着日本表态愿意和平解决纱厂事件，而英国又酿成“汉口惨案”和“沙基惨案”，中国群众的反英情绪迅速高涨，逐渐将运动的对象集中于英帝国主义。
　　 人们或抵制英货、举行三罢，或发表宣言和通电，表达自己对沪案交涉的意见等。
　　 这也是北伐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背景。   在此历史背景下，一些人如前众议院议员黄攻素、李肇甫等则青睐于类似 “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认为中国要发展，“非先打破英人在华势力不可”，应该联合一切亚洲民族以抵抗英国等西方国家。
　　 1925年8月3日，黄、李联系京兆尹公署总务科长马鹤天、华北大学教授王文俊、天津益智通信社社长涂培源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其章程规定：“本会以反抗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之国家，期达亚洲民族平等自由为宗旨”，“设总会于北京，设分会于各省及亚洲各国”。
　　 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吸纳了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士，如印度十狮子、满恩，高丽金弘善、柳长生、郑焕善，日本德光衣域、山濑悟一（新闻记者）、佐佐木健儿等。
　　 日本成员还特别声明：“日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本人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与本会宗旨并无不合。”
　　 可见亚细亚民族大同盟成立之初，是以反对英、美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实现亚洲民族平等自由为旗帜的，并团结了一部分亚洲各国的反帝人士。  与此同时，中国高涨的反英运动引起了大洋彼岸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的注意，该会派遣专务理事兼政友会众议员今里准太郎赴华宣传、联络亚细亚民族提携事宜。
　　 经亚细亚民族大同盟会员山濑悟一引荐，今里氏会晤黄攻素等人，称：中日为亚洲的两大国，应对亚细亚问题谋一致妥协，互相扶助，有必要发起全亚细亚会议以讨论解决亚洲各问题；中方应该相信日方的诚意，“全亚细亚协会为一种民族的结合，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进而使亚洲民族大团结”；他本人还在去年国会临时会上建议修正对华不平等条约，“群以予为胆大妄为”。黄攻素等人认为，召开全亚细亚会议为“双方国民外交接近之机会，未尝不可与之合作”。
　　 北京亚细亚民族大同盟与日本全亚细亚协会遂联名发布榜文，宣称：全人类的共荣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理想，但其实现首先须确保近邻的相扶、相进和善邻的共存共荣，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谋求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本着人种平等的大义为实现世界的和平、全人类共存共荣的理想做出贡献”。
　　 会议的筹备细则规定，中日双方代表分别由两团体推选，其他代表由各亚洲民族自由推荐，参加于1926年8月在日本长崎举行的亚细亚民族会议。
　　 1925年7月8日，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由黄攻素、王文俊（后由北京法制大学教授石磊代替）、林可彝（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教授）、蔡障川（中华新民通信社社长）、王世鼐（前众议院议员、国务院参议）等5人代表该团体出席亚细亚民族会议，并准备了4项提案：
　　 扶助全亚细亚被压迫民族独立案；
　　 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持全亚细亚永久和平案；
　　 全亚细亚侨民相互平等待遇案；
　　 希望日本自动撤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案等。
　　 林可彝还就会议的缘起向新闻界宣告：“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系纯为援助亚细亚被压迫民族而组织，日本虽非被压迫民族，而其民众无不受政府及资本家之压迫者，故可以联络”；“亚细亚协会本为日本政府背景，现在环境变迁，彼此均有觉悟，故亦可以联络”。
　　 林可彝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因为会议有日人参与而抱有偏见，理解和支持他们的行动。
　　 应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的邀请，上海亚洲民族协会总干事蔡晓白、亚细亚和平研究会方懋林（上海远东大学教授）、亚洲文化共进会主任刘华瑞（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亚细亚问题讨论会林耕馀（上海南方大学附属中学学监）、方孝宽（上海南方大学事务长）等5人被各自团体选为出席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代表。
　　 当时的社会名流虞洽卿、王一亭、李平书、邬志豪、章太炎、唐绍仪、梁启超等人也列名赞助该会。
　　 尽管如此，会议的组织者们却难以高兴起来，因为传入他们耳际的更多的是批评、反对之声。 　　7月2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率先发难，致函虞洽卿，反对其支持亚细亚民族会议，理由是：
　　 如果日本“对全亚民族大会果具诚意，自当先行放弃其对于各弱小国家之侵略政策，以谋互相提携”，否则其用心难测，“日人历年来深知我民众对其野蛮行为侵略政策之反对，安知其不将藉此以缓和我民族反抗之气焰耶。倘日本苟别具心肠，则亚细亚民族大会开会之日，即日本帝国主义的门罗主义实行之时。”
　　 这番话上海报界竞相报道，对于即将赴会的代表们而言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蔡晓白忙出面辩解道：
　　 “此次长崎之大会系发生于去年五卅之影响，其内部组织完全由私人筹备。该会极无政治意味，亦非日政府之宣传机关。现在一般日人深知中日亲善之必要，故有是会之发起。”并说：“外传此会乃日人之口头亲善，乃系共产份子造作斯说，以淆乱听闻也。”
　　 但蔡的话并没有消除众人的疑问，上海学联反驳道：
　　 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系政学会的众议员，“以政学会之议员而出席讨论政治经济财政之会议，真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之政治势力操纵该会，而决定亚洲各弱小民族利于受彼日帝国主义之牵制吞并也明矣”，不能说该会无政治意味。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致函蔡晓白指出，日本果因五卅一案而觉悟，就应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祛除亲善的根本障碍，进而求亚细亚各民族的共存共荣，否则“徒以亲善之空名，作欺骗愚弄之工具”；而据日本消息称，会议发起者有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出席代表有政友会的今里准太郎，宪政会的田中善立诸氏，不是代表军阀官僚就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亦即为日本施行侵略政策的急先锋。会议“经此数人发起，其内幕若何，已不问而知”。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则批评蔡的辩白为“中国之日本走狗的论据”，“不值一笑”，因为挂亲善面具行侵略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惯技，决不是甚么“共产份子造作斯说，以淆乱听闻也”；并指出，本次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精神为“大亚细亚主义”，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具，首先就是为中国而唱的，因为“中国是亚细亚版图最广天产最富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首先当然是中国”。 　　不过批评归批评，中方代表们仍按期赴日开会，在他们看来，真理似乎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以中方代表而言，多数人为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很容易认同亚洲各国为独立自由联合一致，抵抗西方列强的思想，而不像全亚细亚协会某些人士那样另有政治企图。
　　 即使是饱受舆论界批评的蔡晓白也创办过《大亚杂志》，“鼓吹亚洲各民族之和平”，其所在亚洲民族协会曾致函日本加滕高明内阁，要求改善对华政策，实现两国的真正亲善。
　　 因此，蔡晓白虽有反共思想，但还不能简单地称为“中国之日本走狗”。
　　 印度代表也希望会议有助于本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其中婆斯（Bose）为甘地驻日代表，曾于1912年谋刺印度总督哈定，是印度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
　　 另一因从事独立运动被英印当局驱逐的贵族不拉达蒲（Bratap），则打算以阿富汗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正因如此，会议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密切注意。
　　 1926年7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忧心忡忡地指出，亚细亚民族会议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其主要目的是刺激弱小不满民族的代表们的革命思想，反对白人权威。这不利于日本将来与英、美合作实现太平洋和平的利益。
　　 英国政府则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不拉达蒲参加会议。 　　当时，日本由若槻礼次郎的宪政会内阁执政，奉行与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
　　 为防止与英美关系的恶化，日本当局宣称与会议无关，内务省以不拉达蒲遗失了护照为由，禁止其登陆。
　　 宪政会议员降旗元太郎、田中善立考虑到会议可能提及“二十一条”问题和朝鲜、台湾独立问题而带来的立场困难，取消了出席会议的原定计划。
　　 长崎市长锦织干借口先前接待中国实业代表团耗费较多，拒绝提供会议资金。
　　 就连会场也遭到长崎商业会议所的谢绝，改在条件较差的基督教青年会馆。
　　 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正式会期为8月1日至3日，预备会则定于7月15日举行。
　　 中方代表自始谋求国家的独立平等，日本代表则考虑如何确立本国的亚洲盟主地位，双方的目的迥然不同，冲突不断。 　　7月15日，先期抵达长崎的北京代表黄攻素、林可彝、王世鼐三人与日方代表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全亚细亚协会嘱托），印度代表婆斯等人商讨议事日程。
　　 当林可彝表示中国方面拟提出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时，今里准太郎惊诧地问道：“此中国政府请君等提出耶？”
　　 黄攻素指出，这是大家的公共主张，“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
　　 日方又表示该案不能在亚洲会议上提出，应由中日会议解决。
　　 中方坚持“非提出通过不可”，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不决。
　　 最后，黄攻素以当时英国在新加坡修筑军港为例，指出：日本如果不取消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改善中日感情，扩大在华商业，就难以与英国竞争，抵制英国的威胁。
　　 今里准太郎才表示考虑该提案。
　　 8月1日下午2时，各国代表先举行秘密会，继续协调中日双方的意见，保证正式会议的顺利进行。
　　 当今里准太郎宣示中方代表将提交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后，立即遭到日本代表政友本党系议员则元由庸、森肇、永峰与一和明治大学教授佐伯好郎等人的强烈反对，中方代表见对方无可通融，便一致退出会场。后由婆斯、田中守平等人极力调解，劝令则元由庸、森肇、永峰与一、佐伯好郎4人退席，并决定认可中方的提案，才避免了会议的中途夭折。 　　中方代表提交的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部分原文如下：
　　 “全亚细亚民族会议之召集，为谋求全亚细亚民族平等之实现，以达全亚细亚民族共存共荣之目的。
　　 然中日间之不平等条约不先取消，是亚洲民族自身间已失其平等，复何辞向白色人种要求平等与解放，故现在亚细亚民族间不平等条约自应取消，尤以日本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件，为亚细亚民族共存共荣目的起见，应互相表示诚意，努力于撤消运动。”
　　 从中可看出，中方要求日本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理由主要是：
　　 只有亚洲民族间平等了，才能向欧美国家求平等与解放，实现亚洲各民族的共存共荣；而没有列举和斥责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及其弊端，语气相当委婉。
　　 但即便如此，仍遭到了多数日本代表的反对，其所谓“中日亲善”可见一斑。
　　 下午约5时30分，亚细亚民族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代表34人。
　　 其中，中国代表12人（除前文所述10人外，长崎中国学生会的沈德和越南人郑天锡系临时加入），日本12人（不包括则元由庸等4名退席者），印度7人，朝鲜2人，菲律宾1人。
　　 会议除通过秘密会就已确定的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外，重点审议《全亚细亚联盟暂定规约》。该约由日方起草，黄攻素、婆斯等人略加修改而成，规定：
　　 全亚细亚联盟“以平等正义为基础，而图实现世界恒久和平，并将一切阶级的、人种的以及宗教的差别撤废，以确保全人类之自由平等”为宗旨。
　　规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抽象的美好的亚洲联盟蓝图，代表们自然是一致通过。  8月2日，会议专门审议提案。当日本代表提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创办亚细亚兴业机关等案时，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中方代表认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将损害中国的铁道权、金融权，提出：“须俟有详细调查与办法，向国人公开而得谅解时，始可议之。”而创办亚洲兴业机关，必须先撤销“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是案即不能通过。”
　　 日方辩称：“条约系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争论激烈，气氛紧张。
　　 后经婆斯、菲律宾代表威尔沙调解，将3提案予以保留。
　　 此后，中方代表提出日本应取消对华商、华工一切苛例案和支持印度独立案，但遭到日方代表的反对。 　　8月2日，会议专门审议提案。当日本代表提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创办亚细亚兴业机关等案时，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中方代表认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将损害中国的铁道权、金融权，提出：“须俟有详细调查与办法，向国人公开而得谅解时，始可议之。”而创办亚洲兴业机关，必须先撤销“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是案即不能通过。”
　　 日方辩称：“条约系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争论激烈，气氛紧张。
　　 后经婆斯、菲律宾代表威尔沙调解，将3提案予以保留。
　　 此后，中方代表提出日本应取消对华商、华工一切苛例案和支持印度独立案，但遭到日方代表的反对。 　　8月2日，会议专门审议提案。
　　 当日本代表提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创办亚细亚兴业机关等案时，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中方代表认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将损害中国的铁道权、金融权，提出：“须俟有详细调查与办法，向国人公开而得谅解时，始可议之。”而创办亚洲兴业机关，必须先撤销“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是案即不能通过。”
　　 日方辩称：“条约系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争论激烈，气氛紧张。
　　 后经婆斯、菲律宾代表威尔沙调解，将3提案予以保留。
　　 此后，中方代表提出日本应取消对华商、华工一切苛例案和支持印度独立案，但遭到日方代表的反对。 　　8月2日，会议专门审议提案。当日本代表提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创办亚细亚兴业机关等案时，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中方代表认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将损害中国的铁道权、金融权，提出：“须俟有详细调查与办法，向国人公开而得谅解时，始可议之。”而创办亚洲兴业机关，必须先撤销“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是案即不能通过。”
　　 日方辩称：“条约系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争论激烈，气氛紧张。
　　 后经婆斯、菲律宾代表威尔沙调解，将3提案予以保留。
　　 此后，中方代表提出日本应取消对华商、华工一切苛例案和支持印度独立案，但遭到日方代表的反对。 　　 　　中日全面战争后国内正面战场一共有22次大的战役行动：
　　1.淞沪会战 1937年8月 13日~11月11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冯玉祥 顾祝同 陈诚 张治中
　　
　　2.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唐生智 孙元良 宋希濂
　　
　　
　　3.太原会战 1937年 9月13日~11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阎锡山 卫立煌 孙连仲 傅作义 郝梦龄（阵亡） 王靖国
　　
　　
　　4.徐州会战 1938年1月4日~5月21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孙连仲 汤恩伯 张自忠 庞炳勋 王铭章（阵亡）
　　
　　
　　5.兰封会战 1938年5月21日~6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程潜 薛岳 邱清泉 桂永清 宋希濂 杜聿明 龙慕韩（枪毙）
　　
　　6.武汉会战 1938年6月~10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陈诚 白崇禧 薛岳 张发奎 孙连仲 王耀武 张灵甫 黄维 商震 池峰城 李延年 杜聿明 关麟征 郑洞
　　
　　国
　　
　　武汉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7.随枣会战 1939年5月1日~20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汤恩伯 张自忠 李品仙 孙震
　　
　　8.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 月14日~10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罗卓英 王耀武 关麟征 杨森 张灵甫
　　
　　
　　9.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白崇禧 杜聿明 邱清泉 廖耀湘 郑洞国 陈明仁 戴安澜
　　
　　10. 枣宜会战 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陈诚 张自忠（阵亡）汤恩伯 黄琪翔 孙连仲 孙震
　　
　　11. 豫南会战 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汤恩伯 孙连仲 李品仙
　　
　　
　　12.上高会战 1941年3月 15日~4月9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罗卓英 王耀武 张灵甫 韩璇
　　
　　13.晋南会战（中条山之战）1941年5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卫立煌 杜聿明 傅作义
　　
　　14.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0月1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杨森 赖传湘（阵亡）欧震 王耀武 王甲本 刘振三
　　
　　15.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 23日~1942年1月6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杨森 李玉堂 方先觉 夏首勋 陈沛 孙明瑾 余程万
　　
　　16. 浙赣会战 1942年4月~7月28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顾祝同 上官云相 刘建绪 黄绍竑 汪之斌
　　
　　17.鄂西会战 1943年5月~6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陈诚 胡琏 王瓒绪 王敬久 冯治安 王甲本
　　
　　18.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2日~12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孙连仲 王耀武 余程万 施中诚 胡琏 池峰城 张灵甫
　　
　　
　　19.豫中会战 1944年4月~5月25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汤恩伯 蒋鼎文 胡宗南 李家钰 何国柱 吕公良(阵亡)
　　
　　这次会战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日军势在必得打通大陆横贯南北的交通线.
　　
　　20.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 1944年5月~8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方先觉 周庆祥 容有略 葛先才
　　
　　21.桂柳会战 1944年8月~12月10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白崇禧 张发奎 韦云淞 阚维雍(阵亡) 孙元良
　　
　　
　　22.湘西会战 1945年4 月~6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王耀武 施中诚 胡琏 李天霞 廖耀湘 韩璇
 据共同社报道，7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在钓鱼岛久场岛西北偏北约12公里的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那国”号船尾附近和在现场海域作业的中国拖网渔船船头附近发生碰撞，巡逻船的栏杆支柱断裂。
　　 　　正文
　　 日方以“地狭民众，限制华工有不得已苦处”为由，将前案交委员会审查；而以“如果讨论印度独立问题，大会将被解散”为由，建议各代表在会后自行交换意见。
　　 本来朝鲜代表姜世馨（新朝鲜社社长）准备出席会议提交高丽独立案，也为今里准太郎所阻止，其理由是：如果姜发表激烈演说，大会将被警察干涉解散。
　　 由此可见，日方倡立全亚细亚联盟的目的并非像《规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好，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亚洲各国修建铁路，创办银行，扩展日本的贸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以与欧美列强争胜。
　　 至于印度、朝鲜等国的独立平等，是根本不值一顾的。
　　8月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除推选今里准太郎、大川周明、黄攻素、林耕馀、婆斯、不拉达蒲等8人为全亚细亚联盟的理事，决定1927年在中国举行第二次全亚细亚民族会议外，还接受婆斯关于表彰亚细亚运动有功者的提议，推荐了各自国家的人选。   印度代表推举的是圣·甘地、尼尔、泰戈尔三人，中方推荐的是已逝世的孙中山，而日方推荐的是犬养毅和头山满。
　　 这也反映出各国代表对“亚细亚运动”的不同理解。
　　 甘地等人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运动，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孙中山曾在1924年11月前往北京前，前往日本对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演讲“大亚洲主义”，倡导亚洲各民族和各国家以固有的注重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为基础，平等合作，反抗欧美的殖民主义；并忠告日本不要继续做主张功利强权的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而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犬养毅、头山满所信奉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明显不同，其核心是：
　　 亚洲各国首先是中国、朝鲜等国须在日本的统领下，“戮力攘夷”，排除欧美在亚洲的势力，“布皇道于全世界”。
　　 可见印度和中国代表所理解的“亚细亚运动”是求本国的独立及亚洲各国的平等合作，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日本代表的理解则是由日本领导亚洲各国，称霸世界。
　　 当会议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界的反对之声顿时高涨。 　　印度代表推举的是圣·甘地、尼尔、泰戈尔三人，中方推荐的是已逝世的孙中山，而日方推荐的是犬养毅和头山满。
　　 这也反映出各国代表对“亚细亚运动”的不同理解。
　　 甘地等人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运动，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孙中山曾在1924年11月前往北京前，前往日本对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演讲“大亚洲主义”，倡导亚洲各民族和各国家以固有的注重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为基础，平等合作，反抗欧美的殖民主义；并忠告日本不要继续做主张功利强权的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而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犬养毅、头山满所信奉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明显不同，其核心是：
　　 亚洲各国首先是中国、朝鲜等国须在日本的统领下，“戮力攘夷”，排除欧美在亚洲的势力，“布皇道于全世界”。
　　 可见印度和中国代表所理解的“亚细亚运动”是求本国的独立及亚洲各国的平等合作，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日本代表的理解则是由日本领导亚洲各国，称霸世界。
　　 当会议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界的反对之声顿时高涨。 　　上海学生联合会宣称，日代表提出的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等3案，目的在于“操纵全亚洲之经济权，垄断全亚洲之市场，占有亚洲之铁路权，而握全亚各弱小民族之命脉”，“倘日帝国主义者所希望亚洲民族大会之野心果尔实现，则全亚洲被压迫人民将皆入其彀中矣”。
　　 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则批评日本“假民族会议之美名，施行经济侵略之诈计”，赴会的华人系私自行动，“无任何一方代表资格之存在”。
　　 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斥责日代表“欲以大亚细亚门罗主义闭绝欧美列强利益均沾之说，藉以独霸亚洲之雄图，其计至狡其心至毒”。 　　《广州民国日报》以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左派的视野认为，日代表的提案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路侵略和经济侵略政策，代表了日本推行大亚细亚主义、转移中国民众反帝目标的利益，而对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民运动的利益毫无益处。国人应坚决反对该会议，“假如中国民族中有赞成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人也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郑超麟在《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一文中指出，“亚细亚国际联盟”是大亚细亚主义精神所寄托的形式，如果组织成功，将“加紧中国劳动民众的剥削，促进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日本代表之所以通过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是因为中方代表不是“有力量能左右该国大政方针的人物”，通过无妨；而且，中国赴会者并无诚心要废除“二十一条”，之所以提出该案，是“因为中国民众反对这次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的的呼声太高了”，想遮掩他们的罪恶。
　　 署名“吉了”的文章《亚细亚国际联盟》则强调，在日本实行侵略朝鲜、台湾及中国的政策的情形之下，一切甜蜜名词如“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谁也骗不了，日本所愿意组织的亚细亚国际联盟“与欧洲的国际联盟一样，是帝国主义窃掠和残暴的工具”。
　　 如果说中共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批评会议，那么《醒狮》周报的评论则带有国家主义的意味。
　　 《醒狮》周报认为，日人开会的目的是以东亚盟主的资格“呼号大亚细亚主义，愚弄东亚之弱小人民，以遂其囊括亚洲之野心”,中方代表“强以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絮聒于野心家之前，是又何啻与虎谋皮耶”；只有“建设全民福利之统一的政府，讲求富国强兵之政策，以与强权抗”，“至国家主义成功之时，不平等条约方有取消之一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