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公斤哑铃多少钱:李德满：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2)_

李德满：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2)

　　四、抗争运动与民主

　　与民主的关系是抗争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少研究者指出抗争运动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有的研究者指出，近代欧美国家的民主正是通过大众不断地抗争而实现的（Tilly，2004）。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抗争运动能够维护民众的权益，增进大众的权利并进而推进制度变迁，从而使民主拥有更广泛的微观基础（Pedro，2003）。对于一个将民主和法治作为政治发展目标的转型国家而言，抗争运动对中国民主的影响力自然会成为研究者们关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当代中国的抗争运动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作用，现有研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的观点立场。积极的观点从增量民主的角度出发，认为抗争运动能够通过推进政治制度的渐进变迁、普罗大众的逐步启蒙以及社会结构的有序调适，从而推进政治民主的发展；消极的观点则从根本的限制条件出发，强调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构架以及抗争运动的内在不足，使得抗争运动对于民主的推进作用极为有限。

　　根据立足点的不同，持第一种立场的研究也包含三种不同的视角。

　　第一种研究视角立足于制度变迁，强调当代中国的抗争运动的产生使得官方不得不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来应对，从而推进相关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政治民主的发展（Cai ，2004）。有的研究者指出抗争运动能够促进法制体系的发展和法治系统的完善，从而为政治民主提供良好的法治基础（O ‘B rien L i，2004；Gallagher，2006）。抗争运动还能推进基层选举制度的发展并提高其实质意义，还能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作用并促进其它政治制度的发展（Read，2003；邹树彬，2004；李凡，2007）。

　　第二种研究视角着眼于抗争运动对于大众启蒙的积极推进作用，这一点在城市业主的抗争运动研究当中更为突出。业主抗争运动能够促进业主的政治参与，提高业主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推进业主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在个人层面上推进民主进程。Read（2003）阐明了通过业主抗争运动，特别是业委会的组织与选举，业主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得到提高，他们逐渐将参与政治纳入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从而为民主和参与提供了民众基础。刘安（2006）则强调维护业主权益与改善小区治理不可分割，以维护业主权益为出发点的抗争运动，最终必将陷入小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框架中去。

　　业主抗争运动为小区的公共治理和小区自治打下了基础，促进了小区自治的良性发展，提高了业主自治的能力。也有的研究者指出了乡村抗争对于村民自治和乡村选举的重要推进作用（O ‘B rien L i，2000；Kennedy ，2002）。

　　第三种研究视角则从社会结构出发，认为抗争运动能够壮大公民社会力量，催生公民社会，从而为增量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一点在城市的抗争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资产阶级或城市商人的抗争运动能够推进商会等各种民间社会力量的形成，从而生成公民社会（陶庆，2007）。中产阶级或小区业主的抗争运动以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为行动目标，催生了业主的公共意识和公民意识，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张静，2002；夏建中，2003）。也有的学者强调，通过参与抗争运动，业主表达了对房产所有者的身份认同。他们意识到自身的有产者身份，并竭力维护有产者的权益，从而促进了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在城市商人和小区业主之外，都市中的各种环保运动和公益性社会运动，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Ho Edmonds，2008）。

　　以上三类研究，或从制度框架的视角探究抗争运动对于政治法律制度的推进作用，从而为政治民主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或从大众启蒙的角度出发，分析抗争运动对于大众参政能力与参政意识的培训价值，从而为政治民主提供参与主体；或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揭示抗争运动对公民社会的催生作用，从而为政治民主提供结构基础。这些研究都强调抗争运动对政治民主的积极作用，而且都认为这种积极作用是在事件中逐步累积的，这些便是积极派的主要观点。

　　在抗争运动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上，更为消极的观点则强调抗争运动对民主推进作用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有两种不同的源头。

　　抗争运动对民主政治推进作用有限性的第一个源头是外在条件的限制。就乡村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囿于现有的政治构架和文化背景的限制性，农民的抗争对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宗族文化的作用，乡村民主有可能仅仅是原有权威之改头换面的重新登场（肖唐镖，2007）。就城市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政治构架和小区层面的微观制度安排的双重限制之下，业主抗争运动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只有在现有体制的缝隙中，业主抗争运动才能得到发展，因此，不能对业主抗争运动的积极政治影响报以过高的期望（肖俊，2007）。

　　抗争运动对民主政治增进作用的限制性，还源于抗争主体自身的不足。就乡村抗争而言，农民抗争者的目的是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权利，他们仅仅将投票选举当做维护利益的手段，一旦引发抗争的问题得到解决，村民们又回到原来的冷漠状态中（郭正林，2002；周红云，2007）。

　　就城市抗争而言，研究者指出城市抗争运动的主体力量中产阶级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和现有社会秩序的受益者，支持现有秩序、与现有权威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其维护自身利益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中产阶级的抗争在目标诉求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些不足使得抗争运动不可能对政治民主作出多大的实质性贡献（Cai ，2005；Ho，2008）。

　　概括说来，抗争运动与民主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加以简单判断。

　　从增量民主的角度来看，抗争运动确实能够促进政治民主的渐进发展。

　　至于这种促进作用是否存在着不可突破的瓶颈，以及这一瓶颈在何处等问题，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现实经验还没有对其作出回应。研究者也很难在缺乏经验依据的条件下，对其加以判断。

　　五、寻求新方法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现有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现有研究不仅为人们全面认识当代中国抗争运动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知识增量，而且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正在不断积淀理论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和理论指导，而其内在的缺陷与不足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概而言之，在研究的规范性、理论意识以及研究方法这三个方面，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有待发展与完善的不足之处。

　　就研究的规范性而言，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文献本身的规范性，二是整个研究领域的规范性。就研究文献本身的规范性而言，不少研究文献缺乏研究问题和指导理论，甚至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复杂不明之处。有的研究文献，仅仅局限于对单个案例进行简单的描述，并以此得出结论。就整个研究领域的规范性而言，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明确的知识体系，研究之间的知识传承和知识积淀未能成型。有的研究文献表现出对整个研究领域的知识累积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导致对既有研究成果和知识积淀的忽视，与之相应地导致整个研究领域内的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就研究的指导理论而言，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现有研究存在着理论意识薄弱的问题。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历时不久，实践品格较为浓郁，因而不少研究仍然缺乏理论自觉性：一是不少研究文献缺乏理论说明，对于研究的指导理论不置一词。有的研究文献一直停留在经验层面上，以经验个案的描述为主要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得出经验性的结论。

　　二是那些运用了理论指导的研究文献，对理论的运用仍然停留在初步阶段。不少研究文献对其引用的研究理论缺乏反省意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理论加值型研究，仅仅用经验个案来证明单一理论的正确性，缺乏理论反思能力。

　　就研究方法而言，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现有研究在方法上较为单一：一是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二是个案分析多，比较研究少。国内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社会学出身的学者如冯仕政等人，在这一领域内做过定量研究。海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内做了不少定量研究，赵鼎新、李连江、欧博文、蔡永顺、Michelson等人都做过关于抗争运动的定量研究。国内在这一领域的定量研究的缺乏，是现有研究文献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不足。在定性研究的文献中，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海外文献，这一领域内都缺乏比较研究。绝大多数研究文献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经验个案的定性分析，而缺少个案之间的比较分析。比较分析的缺乏，无疑是现有研究文献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缺陷。

　　由于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研究历时不久，现有研究文献在规范性、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上仍存在上述不足。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后继研究提高规范性、提升理论自觉性并丰富研究方法。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寻求新方法，二是国内研究者与海外研究者的联合。

　　研究规范性的提高、理论自觉性的提升都需要以特定的研究方法为载体，而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必须通过加强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才能实现。定量研究的增长，能够提升研究的理论创造能力，理论创造和检验的任务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完成。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中国抗争运动的参与主体差异巨大，包括农民、工人、学生、中产阶级、商人甚至政府工作人员；制度环境大相径庭，不同级别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架构；空间布局、自然环境、文化观念以及其他各种影响因素都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向研究者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建树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迎接这一挑战，需要研究方法上的推进，需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更需要个案分析与比较分析的结合。

　　另外，从研究者群体的角度来说，这一研究题域的研究者也存在着特定的结构性特征，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研究者群体包括国内研究者和海外研究者两大类。国内研究者更能接近研究的经验对象，对于当代中国的抗争运动有更深入的接触和经验资料，他们具有经验材料上的优势，但在理论素养与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海外研究者受到更好的理论与方法训练，但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较远，对于经验资料的把握较为欠缺。因此，这一研究领域的推进，需要国内研究者与海外研究者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将其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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