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可以用艾叶泡脚吗:超心理学到底能不能归纳为科学？

超心理学到底能不能归纳为科学？ - [档案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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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心理学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就试图取得科学的名声，主要手段是用实验测试取得数据，然后用统计方法来分析结果（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J.B.Rhine使用卡片猜测测试的方法，然后使用统计工具来分析数据，然后宣布发现了特异功能存在的现象。问题在于其他人不能重复他的实验结果——而且糟糕的是，这是后来所有超心理学实验的命运。这种事情被讽刺地称为超心理学的“一贯地不一贯”（也就是“始终如一地不协调”）；超心理学研究中还有不少著名的欺骗事件（这不奇怪，看看我国的特异功能研究情况）。这就使得科学界无法把超心理学作为科学来接纳。

超心理学在某些方面符合一门科学学科的要求。比如说，它使用受控的实验步骤，双盲法技术，最先进的仪器以及数理统计分析。学者在年会和有审稿人的杂志上公布他们的新发现。超心理学家中不乏其他科学学科中的著名人物，至少有四名诺贝尔奖获奖者进行过超心理学研究。但是在不少重要的方面，要把超心理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学科就有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所说的实验无法被重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超心理学的批评者和研究者都同意的，为什么超心理学不能被科学界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可被协调地重复的实验结果。

超心理学没有一个象其他学科那样的累积的实验结果。比如说，在物理学中，牛顿使用三棱镜分解了白光，我们今天的物理学比牛顿时代的要先进得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重复牛顿的实验，并且用现代的理论来解释它。超心理学却不是这样，上面所说的Rhine的卡片猜测实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超心理学界认为是证明超感官现象存在的坚强证据，结果下一代超心理学家却抛弃了Rhine的结果，因为这个实验结果不能被重复，实验的漏洞也太多，所以要自己从头再来。接下去的“铁一般”“可重复的”的证明超感证据是Soal-Goldney实验，再后一代的超心理学家又换作Sheep-Goat实验。而如今呢，Rhine的，Soal-Goldney的，Sheep-Goat的实验都不再被用来作为特异功能存在的证据了，因为那些实验不能被重复，而且实验步骤中被找出有当初实验者未意识到的漏洞。现代超心理学家改成研究“全方位感知”功能（ganzfeld），随机数发生实验，或者是象星门计划里的那种遥感功能了，当然，他们又找到了“铁一般”“可重复的”证据，比如报告星门计划实验数据中“统计显著”的统计学家Utts教授。在每一门科学学科中，都有一些万众瞩目甚至是革命性的课题，比如物理中的大统一理论，如果解决了这样的课题，可以说是捧到了这个学科的圣杯。超心理学的每一代学者都能捧到圣杯，只是下一代的学者摔了上一代的圣杯，觉得一钱不值，自己去碰自己那个版本的圣杯了。谁知道在Utts教授后的那一代超心理学家会如何呢？这样的历史已经一再重复过啦。

超心理学如果能作为一门科学，那么它的最特别之处就是，它的主要研究现象是要靠对数据统计结果和统计模型结果的偏离来确定的。其他的科学学科，它研究的基本现象的存在是无疑的，关键是要找出这种现象发生和变化的系统规律，即便是象量子力学这样会使用到几率解释的，比如双缝干涉实验，那么屏幕上的干涉条纹也总是能被观察到，而且一些量化特征也能每次都被重复。超心理学却不是如此，反正是所有实验结果和统计模型的偏离都可以被作为证明特异现象存在的证据。如果一个实验没有得到原本想观测到的和统计模型的偏离，却观察到了另一种，甚至是相反的偏离，这也会被算作证据。问题在于，统计模型，只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近似，是一种理想化。超心理学家经常抱怨说，他们的实验不能被重复，因为那种力量太弱了。而事实是，那种统计模型只是理想模型，而实际之中有太多的力量会使实验结果偏离零假设（也就是假设不存在特异功能现象的假设）的统计模型。比如说星门的遥感实验受到的其中一个批评就是SAIC的遥感实验都使用了同一个裁判，这个裁判判决遥感者描述的现象更符合若干幅画中的某一幅，而他本人又是这个实验的主持者，这就有可能引入偏离零假设的因素。要知道，星门实验中的所谓“统计显著”指的是：几乎可以肯定（而不是什么“显著但还不够显著”）存在靠乱猜以外的因素（不一定是作假或骗局，更有可能是某种无意的实验设计漏洞，比如上面的裁判问题），而要把这个因素归于特异功能，那真的还差十万八千里。这里我们就更了解了超心理学区别于一般科学的这个特别之处。在比如说物理学中，科学家也使用统计方法，把统计结果和理论的模型的结果相对照，然后自然会有偏差，但是这个偏差并不影响最后的结论，因为它可以被预测和控制，这个偏差是用来观测实际结果和理论预测之间的符合程度的，偏差越小，表明理论越符合实际。在超心理学中却不是这样，偏差是被用来“证明”理论的，而且只要有偏差，无论是预先预计到的还是事后才发现的，就可以被超心理学家作为证据。换句话说，和物理学这样认为越小的统计偏差表明理论与实际越符合的科学相比，超心理学现在只有“消极”的理论。

假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现在在星门计划中的实验在以后没有发现是有实验设计漏洞的，在其他的独立实验室里这种“统计显著”的结果也被重复了，然后这种实验不仅被超心理学家，也被非超心理学家验证了。如果超心理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很有可能的异常现象，可它不必非得是特异功能。超心理学家John Palmer也承认，超心理学家必须做得比找到统计异常现象走得更远，才能宣布他们发现了特异功能的存在。因为统计结果异常是一个消极结果，有某种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显然，或者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这某种事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超自然现象。Palmer认为，超心理学家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积极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宣布自己找到的异常现象显示了某种特异功能。

没有这种积极理论，我们就无法界定超自然精神现象的范围，也没有办法来说明什么时候特异功能发生了，而什么时候没有特异功能。现在对特异功能的探测只是建立在统计结果和统计模型的偏差之上，搞得对特异功能的观察困难重重。比方说，衰减效应就是星门计划中SAIC实验研究的一个对象。这个效应曾经是J.B.Rhine表明特异功能存在的一个要点，因为他不仅在他对这个效应研究所取得的数据中发现了这个现象，在分析以往那些研究者并不知道这个效应的数据中，也发现了这个效应。J.B.Rhine非常重视这个现象，这使得他甚至可以从以往那些看起来并不偏离统计模型，显示不出特异功能存在的数据中，也挖掘出特异功能存在的证据来——衰减效应常常看起来使得受试者在实验的前一半时间表现良好，而在后一半功能失常，这就使总体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随机选择也可以达到似的。虽然Rhines和其他超心理学家把衰减效应看得很重要，把它看做是特异功能存在的可靠或是隐蔽的证据，但是它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其实造成了很大困难。在SAIC实验中，衰减效应表现得多种多样。有些研究者说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衰减效应是在每次实验的前1/4后最后1/4表现出来的，又有些人说衰减效应表现在每次实验的结果都比前面实验要差点，还有些人发现衰减效应在每个单独的实验中都有表现，事实上，几乎所有成功率高到成功率低的实验数据变化都被拿来作衰减效应的证据了——甚至还有人宣称发现了增强效应的证据！

或许人类自身便有着未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