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道七君子使用说明: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 蔡廷锴 撰稿 一九六四年
我率领的十九路军，是由于“闽变”失败被蒋介石所消灭的。其中经过的事情相当错综，时间已过三十多年，有些已模糊不清。现就回忆所及的记述如下。
一、十九路军调闽前后
１．“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前，十九路军的历史情况该路军的名义是在一九三○年中原会战时发表的。它的根源是从粤军第一师产生的。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在广东创立国民革命军时，以粤军一师为骨干扩编为第四军，由李济深任军长，该军所辖的第十师陈铭枢部（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朱绍良，所辖二十八团蔡廷锴，二十九团范汉杰，三十团戴戟等三个团）和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该军的第十一师陈济棠部则由李济深率领留戍广东。一九二七年一月间，陈铭枢的第十师联合友军，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之后，在武汉扩为第十一军，辖第十、二十四两个师。陈铭枢升军长，蒋光鼐、戴戟分任师长。是年春，宁、汉分裂后，陈铭枢拥蒋投宁，陈及蒋光鼐、戴戟脱离部队，该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后由叶挺继任）。我则继蒋任第十师师长，继续参加北伐，在河南和张作霖军阀作战。是年七月东开江西，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我因政治方向不明，当贺龙、叶挺等率起义的部队南下时，我则率第十师东开河口，迎十一军副军长蒋光鼐回部，继续东开入福建，将何应钦所部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缴械，恢复二十四师番号，以我的副师长黄质胜升师长，重建第十一军，欢迎陈铭枢由日本回来任军长。（陈铭枢从一九二七年冬迄一九三三年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就是靠我重建的第十一军作为资本）一九二八年该军回粤，陈铭枢拥蒋参加新军阀混战。在广东五华击败汪精卫系张发奎、缪培南的第四军后，即回南路，在李济深指挥下参加反人民的“清剿”工作。一九二八年全国整编，广东部队取消军的番号编为五个师，蒋介石扣留李济深实行讨桂，以新编第四军长陈济棠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随又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统率全省军队。原十一军长陈铭枢改任广东省主席。原十一军缩编为六十、六十一两师，由我和蒋光鼐分任师长。陈铭枢从此有了广东地盘，同时并间接控置这两个师的武力作为后盾。
一九二九年冬，桂军第七军、第十五军联合粤系另一支反蒋部队第四军张发奎部犯粤。蒋介石派第六路军朱绍良率三个师来粤支援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在广东花县赤白坭、新街一带进行堵击，激战几天，终将张、桂军击败，陈济棠命蒋光鼐为前敌指挥官率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师，追击进至广西北流西山、民乐地区，再度将张、桂击败。一九三○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即原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联合反对蒋介石，是年五月间，张、桂军北上与阎、冯联合作战，前锋已抵湘北，陈济棠命蒋光鼐率六十、六 十一、六十三等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于衡阳附近决战，第三次将桂、张军击败。双方伤亡惨重。衡阳战役之后，当时阎、冯联军在豫鲁战场占优势，打得蒋军焦头烂额，蒋介石命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津浦线作战，于七月底占领济南，将阎锡山在山东战场的部队击败。八月间，蒋光鼐升十九路军总指挥，我升第十九军军长。随转战河南平汉线，在新郑、郑州地区联合友军，将冯玉祥主力击败，结束了中原会战，稳定蒋政权的统治。十九路军几年来成为拥蒋的忠实有力工具。
一九三○年冬，甫结束军阀混战，蒋介石即开始镇压人民的剿共战争，驱使十九路军入江西。由一九三○年十二月迄一九三一年九月止，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二、三次“围剿”，由于蒋光鼐多病，不愿参加反共战争，部队由我率领。
一次“围剿”未赶上，二次“围剿”没有主力战斗，三次“围剿”由于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事件造成宁、粤分裂，陈铭枢被迫离粤，接受蒋介石委任江西右翼军总司令，直接指挥勿九路军。当时蒋光鼐在沪治病，部队由我率领在兴国高兴圩和红军打了三天两夜，所属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伤亡达三千。三次“围剿”结束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日军侵略我东三省的沈阳事件。国难临头，我率师回至赣州整补时，开始认识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我在赣州体育场，曾率领全军举行庄严宣誓。
一九三一年冬，陈铭枢因促进宁、粤合作，被蒋介石调任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因此十九路军调戍京沪。由于南京政府以国防未准备好为借口，采取消极抗日政策，助长日寇的步步入侵，转瞬辽、吉、黑三省只有马占山打了一下，即告沦陷。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日寇在各地到处寻衅的同时，竟以上海作为压制抗日运动的重心，企图以军事控制淞沪，迫使南京政府屈服。我和蒋光鼐、戴戟商量决定淞沪抗日计划。
那时蒋介石被迫假下野，在幕后指挥，指示何应钦、朱培德来电迫我于一月二十七日退出市区，以免冲突，我抗不交防。
一月二十八日，日舰队司令块泽竟向我军通牒，要我退出闸北，我不予理会，严阵以待，是夜十一时即爆发“一·二八”抗日战役。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打了一个多月，伤亡万余人，最后为蒋介石叛卖而结束。战后，我受到蒋当面痛责不服从命令之过，淞沪停战协定后，以剿共军事告急，要将全军三个师分割使用到皖、鄂、赣地区参加内战，全军官兵闻之痛心。嗣后经我们力争，在人民爱护下，蒋介石才打消原议，适福建反共失利之机，十九路军才免于支解，而集中调到福建，迫使我军继续执行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仇恨抗日部队及抗日将领，昭然若揭。
２．十九路军抵闽时的割据形势
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先后开抵闽西南，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省主席方声涛只知吸大烟享受腐化，对地方政治毫不关切，乃一个典型官僚。地方政权土劣横行，互相攻讦，当时的苛捐杂税达二百多种，宗族派系间的械斗迄无宁日，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军队方面，福建全省没有蒋介石嫡系军队，大都是地方土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以建瓯为中心的刘和鼎所部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地区；以邵武为中心的周志群独立旅，割据闽西北地区；以仙游为中心的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以漳州为中心的张贞部四 十九师，割据闽西南地区；以尤溪为中心的卢兴邦部新编二 师，割据闽中地区；以福安为中心的陈齐王宣独立旅，割据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号称六个团，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卢兴邦（闽北王）盘踞尤溪、永安、大田多年，自设兵工厂，设卡抽税，该部有多少人枪无从知悉，是匪是兵也无所区别。
关于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未抵闽前，闽西北及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权。十九路军抵闽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上面所述这些杂牌土著军队，大都先后吃过红军的败仗，损失相当严重，对红军作战如惊弓之鸟，多采保存实力的观望态度。
在我们部队开闽时，蒋介石即将陈铭枢的卫戍长官部撤消，将该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升蒋光鼐为主任，以我继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我率部抵闽后，蒋光鼐不愿就职，回到广东原籍，表示不愿再干。绥署虽设在福州，只有参谋长邓世增处理业务，等于虚设，对福建全省军政的整理无从开展。福建的军队如此复杂，政治又如此腐败，我是一个军事指挥官，既无权指挥行政，又无权指挥其他友军。十九路军抵闽，我将部队分驻闽南、闽西地区，以六十师进出龙岩，六十一师集中泉州，七十八师进出漳平，除龙岩前线与苏区接壤地区彼此对峙戒备外，其余的部队则进行整理补充。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另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尚在广东未归建，当时我感到蒋光鼐迟迟不肯回闽就职，久拖下去，“中央”另派员接充，则陷我军极为不利地位。同时，如蒋不回闽，让我独力维持本军，也很棘手。抵闽以来，官兵不满于内战的心理与日俱增。对部队生存，对抗日事业，我颇失信心。因此我在八、九月间，乃亲到广东，约陈济棠手下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到东莞南棚访蒋，我以辞职要挟，香翰屏代表粤省当局相劝，蒋乃打消辞意，同我一道回来。从此福建军政主持与策划有人，这是日后“闽变”主要关键之一。
蒋光鼐回闽后，我们计划一方面在闽西对红军采取守势，安定防区的秩序，针对官兵不想打内战的思想情绪，防止各部队可能兵变的措施。特别是对“一·二八”战役后，在湖南、河南各地招募来的新兵万余人加意防范。一面将留置在广东的补充旅数千人，调回福州归绥靖公署直辖，以巩固闽东防务；一面计划绥靖闽东南泉州迄福州地区，作为十九路军的后方基地，决定将横行闽东南永春、大田、仙游、莆田等地自由行动的陈国辉部用武力解决。先将陈国辉扣留，在当地人民请求下，加以处决，并派兵将该部数千人彻底肃清，使福建东南绥靖一方，为福建开辟新局面打下一点政治基矗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靖绥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 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约在二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勿九路军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省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西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
约在是年四月间，五次“围剿”行将揭幕，当时南昌行营已发表顾祝同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同时蒋介石又派黄绍竑南下与粤当局洽商“剿共”诸问题。我也被指派回粤参加，粤方则请桂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来广州讨论关于“剿共”及拥护政府等问题，提出一个方案：桂军（称为第四集团军）允派兵僿个团，粤军（称为第一集团军）允派兵二十个团开赣南，每月由“中央”资助广西三十万元，广东一百万元，以陈济棠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以我为五省南路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北上复命，我即回闽，不久“中央”任命的关防颁到。当时蒋介石为利用我作反共工具，我一身担任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等四职，位高身危，面前虽有道路两条（作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如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消灭；如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进行“剿共”，官兵不愿打，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为红军所消灭），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我当时在这样恶劣环境下，和蒋光鼐商量，为求一时的安定，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出如下对策：
（１）为了十九路军有个后方，决定和广东搞好关系。广东物力丰富，每月接济本路军二十万元之巨。所谓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的政权，我曾三次回粤观察粤当局所采的策略是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万不可侵入粤境危及它的统治为原则。我们基于这个特点，在三月间，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回粤和西南政府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彼此和平相处。粤、闽间关系尽管不是真诚合作，但双方以抗日救亡名义初步达成协议，闽方以我为代表，粤方以黄任寰代表陈济棠，在漳州签了字，十九路军师长以上均署了名。虽然后来在闽变开始时，陈济棠不守信义，但在闽变前，闽粤边防曾起了一点安定作用，闽变后，多少尚留有一点余地。
（２）为了稳定闽西政权，采取耕者有其田的改良主义办法。福建闽西地区不少县份被红军解放了几年，我军入闽后，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我与蒋光鼐认为红军处处得到农民支援是得力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以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地方人士傅柏翠等为委员，我自兼主任委员，并派秘书长徐名鸿兼该会秘书长，草拟该会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政策，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凡是被苏区打过土豪分过田地的地方不许土豪报复，但也不许农民再斗争土豪。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所谓耕者有其田，即能耕田就给土地，不能耕，即不给土地。所谓计口，就是住在农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问出身成份，有一个人就算一口，所谓授田就是分配土地问题，由政府从新分配，不许阶级斗争。后来，这个办法实施几月，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地主势力已被打倒，容易推行，贫苦农民得到一点好处，上杭、永定、龙岩等地有了成效，博得农民支援拥护。但其他地区，如在漳平进行时，地主、富农联合中农起来反对，污蔑十九路军是变相的共产党，处处遭到破坏。有部队驻扎时，地、富尚不敢猖狂，而部队离开就闹变天。我们对闽西的政策原来是想对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但这种恩赐式改良主义，动员不了农民起来组织自卫军保卫政权。闽变后，在地主进攻下农民受害，很快就失败了。
（３）为了保存实力消极执行进犯苏区的计划，蒋介石既不许十九路军抗日，自然更不许该路军不“剿共”。一九三丿年六月甫抵闽不及一月，南昌行营即来电要派兵往龙岩、永定、闽西等属，所幸红军主力已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在长廷龙岩、新泉以西，在闽北邵武、将乐以西地区，只有一 部守备苏区部队，没有进攻企图，前线虽接触频仍，但没有大战斗。从一九三二年八月迄一九三三年春是相安无事。我们对蒋介石的对策只有谎报敌情与虚报战果来应付。约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南昌行营一再来电要十九路军派兵八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限期到达具报。我无法阳奉阴违，于是命令七十八师区寿年部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以长汀的保安团马鸿兴部拨归该师指挥。我并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不料该师抵连城不久，即遇红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七月间，我在福州鼓山接到该师长区寿年急电：“红军主力向连城进攻，外围部队均被包围，请援救”等语，我复电着其死守，苦战不足三天，该师即弃城东撤，损失达两团部队，行营来电申斥，我乃令六十师沈光汉由龙岩进至永安。连城失守，永安频于危险，当时将乐、归化又失，刘和鼎的五十六师火急求援，我乃又令六十一师毛维寿部主力由泉州经大田向沙县集中。我亲率补充师进至水口、尤溪口西岸地区。当时红军有进攻延平模样，我六十一师的郑为楫团在延平、青州附近又被击败。我认为红军有决心消灭十九路军企图，蒋介石留在江西的部队几十师，而福建方面兵力如此薄弱，如此分散，军事失败，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我所指挥的杂牌部队也无法调动。我感到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面对当前的严重情势，保持勿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当时陈铭枢回国初来福州，我质问他：“你口口声声说已和共产党拉拢有几个月了，如今红军全力东向，想歼灭我军，这是合作吗？”他说：“没有合作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为呀！”在红军进攻下，在蒋介石申斥下，我自己站在十字路口非常苦恼。这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的情况。
二、“闽变”前的种种酝酿与措施
１．派兵援热河与反对塘沽协定
一九三二年春，日寇侵淞沪后不到一年，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步步屈服，导致日寇于一九三三年春，又出兵攻占热河，并猛攻我华北长城各口，当时在河北地区国民党部队第二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均奋起抵抗。当时我在福州和蒋光鼐研究，我军是“一·二八”抗日部队，为打乱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应向“中央”请缨北上援救热河，继续抗日，苟使“中央”不肯以我军全部北调，也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一再请示，始允许我军由各师抽调志愿官兵编成十九路军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我回漳州召集各师长会议取得一致同意，推定以补充旅旅长谭启秀为第一纵队司令，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第二纵队司令，共抽出步兵六个团，粤、桂两省各编成一个师援热。当时广州西南执行部并推我为援热联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对我此举不满意，但碍于形势，允予北上。当我先遣纵队出发由闽西进入粤境时，却受到地方阻碍，于是我乃回粤和陈济棠商量，准十九路军援热先遣队迂回至广东老隆出源潭乘火车北上，当前锋抵湖南之耒阳时，热河及各关口相继失陷。蒋介石不敢坚持抵抗，在五月间，日寇逼近北平、天津，何应钦正在负责军委会北平分会，他公然和日寇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就是承认日寇占领东北，又把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从这个协定看出，南京政府在淞沪协定以后一贯的忍让辱国，真正的目的乃是为对内加紧“围剿”。塘沽协定后的几天，蒋介石来电给我，令援热军火速回闽，此次忍痛回师，白白化去军费二十万元。蒋光鼐命秘书长孙希文草拟一个反对塘沽协定出卖华北主权的反动措施的通电，蒋和我签字之后即发出，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至于六月间，我为了安置援热部队要求扩充两个师番号，蒋介石被迫同意将援热第一纵队改编为补充师，由谭启秀任师长，将援热第二纵队与四十九师合并，将原来的师长张贞撤职，改由张炎升充。这样情况下，我才把这个闽南土著的蒋系军队加以彻底解决，使闽西南无异己部队。这算是援热先遣军归来的一点收获，也算是为“闽变”铺平一条小小的道路。
２．对付蓝衣社的颠复与蒋介石的收买
十九路军自“一·二八”战役后成分日趋复杂，中上级军官已有趾高气扬享受腐化倾向，久战之后，一旦有了一个地盘就想安逸，过去长期流动，一旦停止下来，成立家室的风气很普通。下级官兵认为打过日寇之后，不想再打自己同胞的观念很重。当时南京有蓝衣社（复兴社）组织，我为防止部队分化，想树立一个核心，特接受秘书长徐名鸿建议，秘密成立一个改造社，我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各师成立一个分社，由各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之下设支部，社员以选拔优秀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在本军服役时间较长者，有一 定知识的为对象。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实质上，在一九三三年春成立该社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该社社员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我军策动叛变，并防范蓝衣社渗入军队内部分化，作为上级将领的忠实耳目的一种小组织。是年夏，改造社在厦门市查获由南京用化名汇来一笔款，侦察结果是汇交本军去年送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受训毕业回部人员的津贴费用，遂逮捕收款人黄汉光、周邵，毕业学员已多数加入蓝衣社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拥护领袖，复兴中华民族”、“奉行要抗日必先剿共政策”、“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我得悉这个严重情况，下令各师改造社以黄埔军校及中央各军校毕业的军官，均作为嫌疑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黄埔生在军中任团长以上的有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云昌材、廖子明、刘世炎、梁为焯等人，团长以下的军官二百余人，其中由军校训练班毕业回军后发展为蓝衣社组织的达百余人，我下令一律逮捕，将其中情节较重的数十人，加以秘密处决，以免后患。自把这次蓝衣社恐怖运动清洗后，军中的团结，军官的反蒋心理日益高涨，骄满腐败风气得到一 定程度的纠正。是年秋，全军改造社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想迅即瓦解十九路军的阴谋诡计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一案的破获加强了我的反蒋决心。
至于改造社的上层分子对蒋介石的态度，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这两个人，都是陈铭枢的老参谋长，对反蒋一向不大积极，生活很腐化。师长之中，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思想保守，但都是我罗定同县人。蒋介石对此三人未曾直接搞收买工作。只在后来听说宋子文曾对谭启秀很拉拢。其中毛维寿是江西人，事前我曾据报此人和蒋介石拉上关系。远在一九三○年夏秋间，毛任六十一师第八旅长时，途经归德附近，蒋介石直接召见，送过他一笔钱。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毛升六十一师师长不久，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人熊式辉策动毛脱离十九路军建制，并送特支费一笔。何应钦并派云南人赵锦雯为六十一师参谋长，作为策划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我发觉此事后，在“一·二八”战役前特令该师归建，蒋之阴谋未逞。来闽之后，我认为六十一师和我关系较浅，非粤籍军官颇多，但毛是戴戟、蒋光鼐一手提拔起来的，总不至叛变团体，倒戈相向。因此我未做人事调整，只暗中防范。结果在反蒋时，毛在退兵集中泉州时迫我离开部队，公然投敌。另一个师长是张炎，此人在“一·二八”抗日战役中作战勇敢，据报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曾想以其长女杨璇熙嫁他，杨和张炎都是广东高州人，所以张、杨之间拉上关系，为蒋介石所收买。一九三三年夏，我升张炎充四十九师师长时，曾想过，张炎之兄张世德和我患难相随，一九三○年充任旅长阵亡之后，我蓄意把张炎提拔起来，他不知感恩图报，也不会叛变我，所以未加处理。结果在“闽变”时，张随毛维寿一道降敌了。毛、张两人为蒋介石所收买，颠复我军阴谋得逞，除了说明蒋介石手段毒辣外，也说明了我组织的改造社，还不足以对抗蒋介石的颠复。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闽变”开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陈铭枢另行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分子组织生产党时，我即解散改造社，所有成员大都转入生产党，十九路军失败之后生产党即无形解体。
３．领导层的内部矛盾
上面谈过十九路军的内部复杂情况，现在再谈谈酝酿“闽变”中我和陈铭枢的一些矛盾。陈铭枢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等压迫下因无法立足而出国的，约在苏联及欧洲各地考察了半年，在七月间由巴黎来电准备回 国，我去电赞成。他一九二○年在粤军充任营长时，我就在该营当排长，十三、四年来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彼此相依，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我主督战。连年转战，才把勿九路军这支部队发展壮大。但陈长时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作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地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作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彼此也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甘苦共尝。在“闽变”酝酿过程中，如不是蒋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记得陈噿到香港，我不避外界闲言亲往迎接，以示敬意，我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我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陈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广东、广西一道合作，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否则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我和蒋光鼐则主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连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八月间，蒋光鼐应约赴粤，和陈济棠商量合作反蒋事，得不到要领回来，他却接受陈铭枢与各党各派联合组织民主政府，推李济深出来主持反蒋抗日大计，劝我答应这个主张，不计成败。我看到蒋光鼐既如此，我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搞起来只有失败，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
随即回到漳州召各师师长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均无政治头脑，心里纵有不满，也不敢吐露半点，也不表示任何意见。我看到这种情景，深感处境甚苦，很想挂印逃官，但念我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资格论战功，互相伯仲，无人可以统帅，有些师长表示“你不干我也不干”，经过长时间考虑乃打消此意。
陈经过此次来闽活动勉强取得一致意见后，即匆匆回香港，随又派陈公培来闽研究和红军如何联系问题。当时红军主力尚在延平外围，仍有进攻延平企图。这证实陈铭枢所谓半年来和共产党拉了关系之事，仍不能落实。因此为了部队生存我和蒋光鼐商妥，两人联名派人和红军直接联络，表明十九路军及福建省政府的政治度。此时我和陈铭枢的矛盾虽有蒋光鼐的调和，有些问题得到解态决，有些问题直至“闽变”失败前仍保持下来。
４．与中共中央签订军事和边界协定
在未述签订边界和军事协定前，先叙述一下十九路军和红军三军团联系的点滴情况，因为派员进瑞金联系是在和红军直接联系好之后进行的。我记得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的前方战况，延平城区归五十六师刘和鼎主力守备，补充师谭启秀部在水口、延平之间闽江南岸与红军对峙，在延平、尤溪之间，新二师卢兴邦部也加入战斗受到损失。在八月下旬红军一度进攻延平，并佯攻水口，刘、谭两部均有一些损失。六十一师梁世骥旅郑为楫团，在延平以南地区也一度被袭，僿十师沈光汉部控制在永安、沙县间，全部取守势。七十八师新败之余，除留云应霖旅在沙县外，余部撤回莆田整补。十 九路军当时除新改编的四十九师张炎部留在闽西南守备外，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整个福建蒋军主力七、八万人都动员，始将战线稳定下来。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我和蒋光鼐密商，采用秘密方式，请陈公培亲到延平前线与红军初步联络，当时我对陈公培的历史不明白，只知北伐时代在第四军工作过，和共产党有过来往，认为陈铭枢介绍来，一定靠得祝此时十九路军又派不出适当的人来，在军情紧急下商得陈公培同意，用绸子写了一封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农民，将绸子信装进衣内，另搞好一份密码本交陈公培带在身边，我亲带陈到达水口，并打了一张放行条，告诉陈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令补充师第一旅旅长司徒非派人护送。九月中旬，陈公培果然和红军在延平西南六十里之王台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我在尤溪口指挥所接到之后，内心很喜欢，彭的回信内容记不清，其中大意：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和红军合作，表示欢迎，惟其中对十九路军有不少教育责备之措词。
约在中秋节前几天，陈铭枢接蒋光鼐电报，知道我和彭德怀在前线联络上，前方已入休战状态，请我继续派人至瑞金和中共中央取联络，于是我选派秘书长徐名鸿前往，陈铭枢又匆匆由香港二次来闽，说他半年来派梅龚彬等人联络中共得不到要领，却由我在前线打成交道。他又布置仍要陈公培陪同徐名鸿一道去瑞金。此次陈铭枢来闽住了几天，又匆匆回香港分别策划去了，关于联共之事，便由我和蒋光鼐全权进行。徐名鸿等人约在十月初到达瑞金后，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据徐名鸿说曾见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但没有见到当时当权的王明、博古。中共中央派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在十月间草草地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我即调徐等回闽，另请中共派代表来福州商谈，约在十一月上旬中共代表即应约到达福州。
十一月下旬，中共军事委员会加派张云逸为驻十九路军军事代表。未到福建前，中共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基于徐名鸿在瑞金所协商的基本精神，和我们签订一项重要协定，全文记忆不清，主要是双方划界地点在闽西的永定、上杭地区。中共派张云逸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我和蒋光鼐派陈小航代表福建省政府及驻闽绥靖公署闽西善后处在龙岩签订协定。双方根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协定，规定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将闽西上杭四、五两区划归闽方，长乐、当风坳、司前等地应归苏方，另将上杭华家亭（北三区）划为中立区，双方均不驻兵。中村、邹坑、黄土畲，华家亭、大竹坪、小和康、苏塘、丘坊各地政权属于闽方，坪上、葛坊、碗窑、高地、矶头等地政权属于苏方。
永定河西，除虎冈、龙冈依协定由十九路军驻兵保护交通安全。协定签订后，福建省府及驻闽绥署，十九路军均无后顾之忧。我方解除依南昌行营一九三三年春规定的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盐、布、西药、器材等特需品，中共代表来闽后曾具体谈判物资交换问题。
５．扩编基本部队收编杂牌土匪
扩编十九路军。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十九路军和红军停止敌对行动后，我即令各部悉数将损失缺额迅速补足，加急训练，十月间，我分别调整团长以上人事。十一月上旬召集各师长在福州开会，计划将全路军所辖五个师十个旅扩为五个军十个师的番号。在师的番号中，仍保留历史较深的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及后来改编的四十九等四个师的番号，取消补充师名义，其余改名一、二、三、四、五、六等师。当时这样做取得蒋光鼐、陈铭枢的一致意见，我们的目的想借以壮大声势，鼓励高级将领的情绪。惟限于军费筹措不易，在兵力上没有得到适当增加。只在装备上，我曾计划加强，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慰劳金项下向捷克自购一部分武器加以补充（后来这批武器未运到即失败）。这个扩军腹案策定后，“闽变”即开始付诸实施。
兹将当时序列记要如下（作者注：个别人员或有错误）：
（１）以六十师扩充为第一军（“闽变”时全衔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以下各军同），原任该师师长沈光汉升军长，原副师长李盛宗升副军长，原一二○旅旅长邓志才升第一师师长，以原一一九旅旅长刘占雄升第六十师师长。原六十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一至六团的番号，以黄茂权、陈生、梁佐勋、谭忠、汤毅生、华兆东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营长以下略，以下各军同）。
（２）以六十一师扩充为第二军，原任该师师长毛维寿升军长，原副师长张励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赵锦雯升军参谋长，以原一二一旅旅长梁世骥升第六十一师师长，以原第一二二旅旅长庞成升第二师师长，原六十一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七至十二团的番号，以邱昌朝（朱炎晖）、郑为楫、吴康南、石抱奇、廖起荣、黄镇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
（３）以七十八师扩充为第三军，原任该师师长区寿年升任军长，原副师长黄固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李扩升军参谋长，以原一五五旅旅长应云霖升七十八师师长，以原一五六 旅旅长张君嵩升第三师师长，原七十八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十三至十八团的番号。
（４）以四十九师扩充为第四军，以原该师师长张炎升任军长（原副师长缺），以原任师参谋长余仲麒升军参谋长，以原九十七旅旅长阮宝洪升四十九师师长，以原九十八旅旅长谢琼生升第四师师长，原四十九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十九至二十四团番号，以谢鼎新、杨昌璜、周力行（士第）、谭光球、杨富强、梁美南等人分任各团团长。
（５）以补充师扩充为第五军，以原该师师长谭启秀升任军长（原副师长缺），以原任师参谋长沈重熙升军参谋长，以原第一旅旅长赵一肩升第五师师长，以原第二旅旅长司徒非升第六师师长，原补充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二十五 至三十团番号，以孙兰泉、郑星槎、萧组、蒋静庵、廖木云、曾涤平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
（６）为加强全路军的政治教育，除漳州派余华沐开办军官补习班训练军事、政治干部外，并拟将各师的政治训练处一律改为各军的政治部，以魏育怀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陶若存为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林一元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郑丰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谭冬菁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各军政治部直隶十九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以徐名鸿兼主任。并拨补了一批第三党干部加入政工系统工作。
（７）向广东空军司令张惠长调用空军人员刘植炎、邓粤铭等数十个航空人员，以接收原四十九师航空队为基础，另由华侨捐献飞机几架及向法国购买飞机六架，合编为十九路军航空第一、二两队，由刘植炎、邓粤铭分任队长。（“闽变”行将开始时，才发现这些飞机只能供侦察运输，不能参加战斗，据报承购人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系留法学生，与法商与串通作弊之事。）拉拢杂牌土著军队。福建的杂牌土著军队约四万多人，表面上归我指挥，但关于人事、经理过问不了，就是指挥部署也多阳奉阴违。我们计划反蒋抗日时，也先后和刘和鼎、卢兴邦、兴荣兄弟、周志群、陈齐王宣等师旅长联系过，他们也派代表或驻福州办事处人员和我们周旋。当时曾计划在扩编十九路军的同时，拟以刘的五十六师扩为十四军，卢的新二师扩为十五军，周的独立旅扩为独立第一师，陈的独立旅扩为独二师，争取他们中立，不以我们为敌。但这个争取计划失败了。（“闽变”时刘和鼎不接受番号，向蒋介石告密，被蒋介石升为三十九军军长，作为进攻延平的先遣军；周不接收番号，被蒋介石升为新十一师师长，掩护蒋军由邵武进入闽北；陈虽接受番号，随又被蒋收买升为新十师师长，该师进至浙、闽边之寿宁即行倒戈；卢虽接受十五军军长职，但按兵不动，只交换一此蒋军情报，敌军攻占延平时，也倒戈接受蒋的命令，虽没有升官，但也得到个正式五十二师番号，响应卫立煌所部敌军截击我军。）整顿闽西地方武装。自与红军订协定后，我即令闽西善后处负责人傅柏翠、徐名鸿等人，将连城保安团华瑞延，龙岩保安团谢兆麒、罗凤岐，上杭保安团钟绍葵，长汀保安团马鸿兴等部加以整顿加强装备与政治训练，作为闽西善后处的武装部队，使十九路军无后顾之忧，切实监视粤军在闽、粤边的活动及清剿在边区的特务散匪。其中以马鸿兴战斗力较强，特改编为十九路军独立团。“闽变”后，上述这些地方部队曾英勇地抵抗反击蒋军，保卫闽西政权。（马鸿兴部提高觉悟后，在掩护十九路军总退却时，在闽南洛阳桥抵抗蒋军卫立煌部卓著战功。）收编所谓“民军”。福建有一类地方武装叫做“民军”，但非人民武装，又非纯粹的土匪，它一面抗拒当地政府，一面又向防区农民横征暴敛以养活这些武装，对外设卡抽税，对内却不掳人勒赎。当时在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约有七、八千人。我为扩充实力，是年夏，原任十九路军?十八师旅长翁照垣后调往张学良所辖东北军任一○七师师长被撤职回闽，我特发表他为兴泉警备司令，收编该辖区洪文德、余承尧两部“民军”，编为两个支队，计划改造后扩建正式部队，编为第六军，以翁为军长，以巩固闽南治安。后来因“闽变”发动过急，未能集中，即告失败。
组织农民自卫军。闽西南龙、漳地区十余县，在十九路军的秘书长兼闽西善后委员会秘书长徐名鸿与第三党杜冰波、陈卓凡、段炳炎等人及六十师政工负责人魏育怀、田竺僧等组训之下，农民组织已具规模，尤以闽西漳平、龙岩、永定、上杭四县较好。我电徐名鸿编组农民自卫军，每县编成一个支队（或一个大队），计划将闽西南编一个农民师。（“闽变”后，龙漳省编有一个约千余人的农民师，归徐名鸿指挥，和土顽特务部队作过战。）此外我在闽东闽中与沿海各县曾委派一批农民自卫军指挥。全部人事记不起，只知闽、浙边委范铁民、范振等，闽中地区委黄铸、余伯良等，闽海地区委高诚学、方清湘等，闽、粤边区委余伯群等为农民自卫军指挥。惟这些武装缺乏训练，武器不足，只有其中苑铁民部二、三千人在闽变后于泰顺、庆元各地对蒋军曾抵抗月余，对叛将陈齐王宣起牵制作用。
６．“闽变”序幕前鼓山会议的最后决策鼓山是福州东郊三、四十里外一座名山，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几个策划人在这里开过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这是“闽变”前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其中经过乃是十九路军内部最尖锐的一次斗争。
约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决定十一月间即成立人民政府，所有参加政变人士迅即来闽集中。这是一件成败存亡的大事，这样草草决定，我心中有所疑惑，我反复考虑，将如何担负这个责任。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李济深的旧班底主要幕僚徐景唐、张文、舒宗鎏、张酉录村、尹时中等人；陈铭枢多年罗致的搞政治、文化的一批人梅龚彬、何公敢、胡秋原、王礼锡、刘叔模、陈碧笙、程希孟、林崇墉、林植夫等（其中以具有社会民主党色彩的神州国光社同人为骨干）；第三党人黄琪翔、彭泽湘、彭芳草、章伯钧、麦朝枢、郭冠杰、刘伯垂、王亚樵等；“八·一”起义将领叶挺也应蒋光鼐之约来到福州帮助策划。在十一月十七、十八日李济深、徐谦、陈友仁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等也相继到来。在这情况下，我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等五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 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来福州开军事会议。首先由我宣示十九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不反蒋抗日，勿九路军就会被南京反动政府所消灭。宣布十九路军扩军计划，改称为人民革命军。提出要各师长表示政治态度，报告部队情况。征求有利于反蒋的一切意见，作好战争的准备。另外由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对当前国内形势作了详细报告，但各级将领还是同今年九月间在龙岩开会的情况一样死气沉沉，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只表示回去传达作准备，军人对命令当然要服从，而毛维寿、黄强、张炎、邓世增等人面带笑容不开口，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这样重大的事，他们如此轻忽，我目击时艰，非常不满，平日我带兵，力讲“命令之下不讲理，规定之下不通融”，用在打仗的绝对服从是好的，如今讲政治，而部下如此反映，等于没有灵魂一样，将何以对敌？因此使我发生犹豫，认为非整顿将领，不足以反蒋。但积重难返，又非假以时日，则难以奏效。
在开这次会议前，十九路军掌握财务后勤负责人员邓瑞人、曾蹇等也由上海赶来，他们不直接对我表示，据间接传闻，他们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似有破坏起义的企图。此外尚有已离开十九路军的老将领戴戟，最后来闽，也不同意此时发难，他对六十一师毛维寿等人尚有一定影响作用。
福建形势如箭在弦的时候，蒋介石仍寄我以幻想。先是在十月间，陈铭枢来闽活动时，来电一再查询陈铭枢来福建的具体活动，派飞机来福州接我到庐山会晤，我托病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几天之后，蒋介石又由庐山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来晤，于是我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待陈铭枢的企图，当时福建的前方人员选不出来，乃电令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广东梅县人，是我在护国军讲武堂时代的老同学，相随多年，为我办后勤的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在庐山召见黄和春之后，即着宋子文送我丿十万元交黄和春带回。我得悉此情之后，知蒋介石的手段毒辣，认为我兵权在手，我不同意起义，陈铭枢即无所作为，故寄我以幻想。我随即电黄和春将款及南京全部物资全部运闽（这笔款也是蒋送十九路军的最后的一笔）。迨十一月上旬蒋介石通过陆文澜要黄再上庐山会晤，黄请示我后拒绝前往。
十一月中旬（约十六、十七日），蒋和我几次通长途电话之后，并亲笔专函，又派徐康良驾飞机来福州接我前往南昌。
此函大意是说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党国忠勤奋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毁灭等语。企图挑拨离间，动摇我的信念。
自忖我与陈铭枢作法上有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也自忖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补团体于万一，大家相劝之下，我即将飞机扣留，飞行员令空军队长刘植炎看管。蒋介石这一阴谋便宣告破产。
十八日陈铭枢提议在鼓山开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及各军军长、总参谋长和我十余人。终日开会，都是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修正政纲政策问题，同时讨论有关废弃青天白日党国旗与有关军事、财政等问题。在会议上主要讨论发难时间花费时间很长。陈铭枢和我的意见不一致。
当时陈看到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飞机来福州接我，怕我变卦，强调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将到齐，时间迫切刻不容缓。他一面分析发难后蒋介石在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必然有人响应。
因蒋介石七、八年来的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一面又过高地分析十九路军力量，假使敌人以十个师的兵力来犯，我军一个师可以击败敌人两个师，加上红军的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是光荣等语。
我不主张在十一月间发难，力主再拖一、二个月看看情况，迨明年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再动。主要理由从蒋介石迭次函电的语气，认为蒋介石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两广半独立形势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们联络了红军的关系，既无和处希望，当前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署，财政未筹措，后方防御工事未构筑，杂牌部队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等等，引起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最后陈铭枢耍政客威吓手段，表示要革命就不怕牺牲，“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之意），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电的话，只好把我们送南京立功去等语。我当时压制情感，不予争辩，认为事已至此，为顾全团体，明知败亡，只可同意提前发难。最后继续讨论了一系列难以兑现的政纲（这些宣言、政纲早由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我认为成败在于军事，我不重视这些冗长的条文。深夜散会，勿九日下山匆匆准备，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闽变”就是在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接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三、十九路军在闽反蒋战败经过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即日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黄琪翔、方振武（方未到改选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萨镇冰等十二人为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二十二日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使用公历。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军事委员会由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由于冯玉祥未到任，改由冯的代表余心清代理主席。
文化委员会由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由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由陈友仁兼部长。最高法院由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由李章达兼局长。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参谋团，由黄琪翔兼主任。将福建绥靖公署撤消，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十九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一、二、三、四、五等五个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将福建改建为四个省；以何公敢兼闽海省长，戴戟兼兴泉省长（戴未就由陈公培代），另聘华侨人士许友超为龙漳省长（许不就，由徐名鸿代），海军著名宿将萨镇冰为延建省长（因战事未就）。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来的代表张云逸等也来到福州，住在人民政府内办公。人民政府成立只有两个多月就在强敌进攻下失败了
兹将我亲身经历的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十九路军）在“闽变”中作战失败被消灭经过纪要如下：
１．“闽变”揭幕后的不利形势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宣传工作，一旦说出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惑。事变后仅三日，在闽北沙县一、二两军的部队原修建的野战据点工事遭到蒋机轰炸，造成不安情绪。原归我指挥的杂牌土著军队，除卢兴邦、兴荣及陈齐王宣尚保持电台联络外，其余各部电台呼应不灵，据报部队已撤离原防，后来得悉他们受到蒋介石的升官之后，对我们已采取敌对态度。两广原是与我们有盟约的，我们一再去电争取合作，但他们看到我们联共放弃党国旗之后也起来反对，特别是陈济棠受蒋介石的收买获得一百万元的补助金，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当时我曾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语责备陈济棠的背信弃义。关于陈铭枢和各省（包括湘、黔、滇、川、康、鲁、陕）原来是有友好联系的，由于形势不对头，也没有一省通电支持。原来方鼎英准备在湘西起义的也策动不起来。我记得在国民党中，除李烈钧在上海来电声援及陈博生来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别无他人。平时在国外的闽、粤籍华侨是热烈支持十九路军的，这次华侨支持的也寥寥无几。而蒋介石一面利用其御用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电各军政机关对“闽变”实行镇压，限令克日平定，一面在“闽变”后第二天，以蒋中正个人名义发出告十九路军将士书，侮蔑陈铭枢卖国叛党，煽动官兵反对福建人民政府。二十二日上午用飞机在福建全省散发，在沙县一地散发就有数万件之多（我曾下令严查销毁这些伪书），同时由御用的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三人，及撤消我及蒋光鼐的本兼各职。从以上的情况，清楚看出福建事变是孤立无援的，原来政见相同的由于取消党国旗之举也反颜相讥；蒋介石决心调兵进攻的企图已十分明确。形势发展的不利大大出于我们意料之外，因而造成匆匆应敌、处处被动的局面。
２．对在闽境的蒋系陆海空军的处置
福建东临海滨，海防辽阔，可以登陆的地方达二十余处，特别是马尾、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在事变的当日我即密令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当时兼马尾要塞司令）、厦门警备司令黄强，分别派部队将马尾、厦门两个要塞司令部、马尾海军造船厂、厦门海军航空处、长门炮台、长门海军练习营、弹药库等加以接收。但马江要塞司令李孟斌所率的舰队江贞、江元、楚观三舰在二十夜被其脱逃，仅截获海鹄、星星两舰。至于驻闽的海军陆战队一、二两旅曾接受福建绥署指挥，“闽变”开始，这些部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我即将该两旅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海军陆战队，以原任旅长杨廷英、林秉周分任正副司令，企图利用这些海军艇队及陆战队巩固沿海口岸。我随即将收编的陆战队调往三都担任闽东防务。结果这些部队到达三都之后，又被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所争取，叛变脱离闽境。
福建境内的杂牌陆军部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陈齐王宣部，一向驻扎闽东，他接受我的委任独立第一师长后，即令该部调寿宁布防闽浙边，但该部甫抵寿宁即通电叛变。我于是即发表邱兆琛为闽东警备司令，率原十九路军总部的李金波、马鸿兴、聂进龙等几个独立团进驻闽东罗源、宁德。原驻扎邵武的周志群部不接受人民政府命令，但鞭长莫及，无法解决。驻扎尤溪、永安卢兴邦部接受我方十五军军长新职后，即将部队集结内调，不受调遣。在“闽变”前几天，蒋光鼐建议我应火速解决刘和鼎部，但事变后，该部秘密北撤建瓯及顺昌，与我前线部队相距百里以上，该部虽不就范也无法解决。
３．放弃闽北守福州
“闽变”开始时，一方面军所辖各军（即十九路军所辖各师），散布在闽东南西北，布防千余里地区。其地点大致如下：第一军沈光汉部，全部集结在闽北沙县及其以西地区。
第二军毛维寿部，一个师在闽北沙县、延平间，军部及另一个师在闽南之泉州、惠安地区。
第三军区寿年部，一个师在福州及马江地区，军部及另一个师在闽东南之莆田、涵江地区整训（连城战败后）。
第四军张炎部，全部集结在闽西的龙岩、永定地区。
第五军谭启秀部，在福州以西水口、延平间地区，一部在古田。
总部直辖的特种部队，有部分驻在漳州、厦门两地。
福建乃是四战之地，除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都要设防，七万多人的兵力，若散在四方，即无机动作战能力，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特别是广东背约投蒋之后，整个战略上没有后方根据地，当时闽西善后处所辖各县虽做一些计口授田工作，但作为一个后方也不牢固。
在“闽变”后的第三日，闽北沙县被炸，“闽变”后的第十日，闽南的泉州被炸（泉州市民在开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无辜被炸死伤百余人）。之后，我们已判定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决心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大家均不再存在能偏安的幻想。
军事委员会在十二月中旬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由李济深主席，除各军军长兼委员缺席外，其余军委会委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邓世增、李章达，高级幕僚张文、舒宗鎏、张酉录村均参加，主要讨论作战方针问题。关于敌情，据报南京政府已下令对我人民政府进行所谓“讨伐”，计划抽调二三勿万兵力分批入闽，其第一批部队约十万人，分别由浙江南进，由赣东东进中。我第一方面军基于当前形势应采取如何对策问题，当时分为三案，由我提出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狡猾多端危害我军最大的刘和鼎的杂牌部队，继续迎击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将敌第一 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蒋光鼐则提出，敌人既决心使用军事来进犯，迎头痛击即便胜利了还不能解决战场问题，因敌军后续部队力量强大，如过早使我军主力激战，损失我有生力量之后，等于不攻自破，全局失败。他力主将各军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不然即将主力使用在闽东方面，乘敌人之虚进入浙东，打乱敌军进攻计划。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则认为福州是人民政府的首都，乃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心脏，非万不得已，决不放弃。我军力量有限，不宜分散，应集中主力守福州，只要福州能确保，我们的政治影响就会逐渐扩大。他们认为我的迎击敌人的主张和蒋东出浙东的战略行动，都过于冒险；过早撤至闽西的行动，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人民政权就难于确保。
对以上三案展开了辩论，结果军委会和参谋团成员的大多数主张守福州，于是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案。大家既然如此，我亦不力争。
由于这个错误的决定，闽北原建宁府属的建阳、建瓯、浦城、崇安、邵武、松溪等县，原延平府属的顺昌、将乐、泰宁、永安、清流、沙县、宁化等县（这些有部分是苏区）即不战而失，所剩下的只延平一个孤城。
我基于军委会的决定，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即变更部署，随即乘飞机至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区与二、三、四军的部队指挥官作动员处置，传达作战计划，记得当时兵力部署要旨命令是：命第五军作为前方战略据点守备部队，以该军军长率兵一团及直属部队守水口。以该军第五师师长赵一肩部（欠一 团）守古田，以该军第六师师长司徒非部守延平。水口、古田、延平三个战略据点务须贮足一月粮弹，构筑半永久式坚固工事死守，以确保福州外围安全。
命第一军放弃沙县、顺昌、洋口地区，将延平防务移交谭军之后，火速东下集结福州西北附近。
命第二军以第二师师长庞成率兵一团及军直属队一部留戍泉州维护闽南治安，担任沿海要点戒备外，其余部队沿福泉公路北进，集结福州以北地区。该军在闽北的六十一师将防务移谭军后，直接开回福州，归还建制。
命第三军以一个团留戍闽东南莆田、仙游地区，担任福泉公路护路及涵江、海口等沿海口岸戒备外，主力北进集结福州附近地区，该军之七十八师仍担负守备马尾要塞之任务。
命第四军以一个团（周士第团）留戍闽西龙岩、永定外，主力取道漳州、泉州，沿福泉公路北进，限十二月底到达福州作本方面军的总预备队。
命闽东警备司令部率一方面军总部独立团马鸿兴、聂进龙等部，特务团李金波部（该团留下一营守厦门，归漳厦警备司令黄强指挥）仍留置于罗源、宁德地区警备闽东北安全。
一方面军全部兵力三十三个团，除留置前方后方守点守线，散在东南西北及沿海各港口占去十一个整团之外，实际集结福州的部队虽号称四个军，实有兵力只二十一个团。把主力集中起来和当时蒋军犯闽的兵力比较，悬殊甚大。尤其福建地形南北有闽河相隔，兵力调用困难，加上福州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我方空军绝对劣势，在漫长海岸线上又无海军巡逻，在这种情况下，确有捉襟见肘之感。
４．临敌变卦驰援古田、延平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下旬左右，各军依照我的命令除第噿军路远在途中未到达外，其余主力先后利用水路输送陆路行军，到达福州附近。
是时，敌军陆军方面分几路从闽北进攻，海军方面由陈季良率领在沿海扰乱，不时炮击我海防部队。空军方面从勿二月二十二日起于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几日中，除轰炸福建全省重要城市，如泉州、漳州、龙岩、南平、古田、莆田各地，尤以福州是更番不断地扰乱，弄得人民政府各机关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商店只有下半天才能开市，日本浪人及特务分子又在南台公然捣乱，秩序有些混乱。中共中央的代表张云逸等当时住在我总部里，曾向我及陈铭枢、李济深等建议，为了分清敌我界限，应在福州附近进行土改，才能把造谣惑众的土豪劣绅铲除；在城市也应进行一次肃反运动，才能安定人心。李济深同意这个意见，希望我采取有效措施。惟我当时忙于指挥作战，又鉴于福建沿海的日本第三 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兵舰白宫号，美国兵舰杜沙尔号，以护侨为名，在闽江口及厦门等地进行威胁；在厦门的鼓浪屿、福州的仓前山俨如租界，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特务分子横行其间，聚蛇蝎于一窝，一时想肃清坏分子也不容易，所以未采取行动。（“闽变”失败后听说当时蒋介石派特务头子郑介民在仓前山、戴笠在鼓浪屿设情报站进行破坏活动。总部上校参谋黎庶望是特务，黄埔一期生，利用广东罗定同乡关系钻进十九路军来当坐探，译电科长李道生（作者注：这个名字或有误）也被收买。
约在一九三三年年底迄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据各前线指挥官来电，及红军三军团彭德怀司令员来电，与各方面提供的情报，所得知敌军的进攻部署是：
（１）蒋鼎文所率的第二路军，辖第三师李玉堂、第九师李延年两个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中，先头已抵延平附近。
（２）张治中所率的第四路军，辖第八十七师王敬久、八十八师孙元良两师，由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迫近古田附近。
（３）卫立煌所率的第五路军，辖三十六师宋希濂、第勿师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刘戡三个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先头三十六师已抵延平附近。
（４）被蒋介石所升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部，所辖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到达延平以北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５）敌军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的第四师冷欣、八十九师王仲廉两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已经邵武向顺昌前进中。
（６）据报蒋介石已乘飞机抵达闽北建瓯坐镇，直接指挥进犯我军。
（７）据红军三军团战报，蒋军卫立煌部进入闽西北苏维埃区域，特别是在顺昌地区曾给以有力阻击。
当时我就这些敌情分析过，从兵力来比较已超过我军一 倍以上。而且这些敌军指挥官是蒋的嫡系将领。这些部队除刘和鼎部队外，都是蒋的起家、看家、护院的亲信武装。“一·二八”战役中，张治中曾带所部参加淞沪战役和我军并肩作过战，卫立煌部以支援沪战为名到达上海外围，蒋鼎文部也是以支援沪战为名曾到达沪杭线上，该部在军阀混战时，于平汉线和我军并肩作过战，尤以在三次“围剿”中，蒋鼎文在赣南老营盘被红军包围，十九路军曾尽死力救他出重围。这次蒋介石驱使这些嫡系王牌来进攻我们，使我格外体察出蒋介石自“一·二八”战役以来，想利用这些部队歼灭我军，可谓蓄谋已久。
约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晚，守古田的第五师师长赵一 肩来电云前线已开始接触，当面敌人确是过去在上海抗战时归十九路军指挥过的第五军。三日起古田外围已发生前哨战。
与此同时，接到过延平的第六师师长司徒非来电云，刘和鼎部及卫立煌的先头部队三十六师已开始炮击延平外围工事。
（此时卢兴邦虽投蒋介石，但对我仍保持联系，以十五军军长名义向我汇报敌情，没有进犯我军行动。）一月四日古田、延平两地敌军同时发动进攻，集中守福州外围各军自一九三噿年元旦以来，由总部参谋长邓世增率领各军幕僚人员现地侦察地形，策定守福州外围计划，分别构筑工事中。
在此情况下，我深知前线守不住，福州也难确保。我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邓世增回广东和陈济棠接洽，如十九路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我派军需外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我军退守闽西时的经费。另一面，我感到我方和红军主力联络不确实，不能并肩作战，曾于去年底与李济深、蒋光鼐商量，取得中共中央及工农红军代表张云逸等协助，派出我军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我方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一月五日，古田、延平两地激战甚烈。是夜军委会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召开会议，变更原定计划，认为只要古田、延平守军可以支持下去，我方兵力就可以击败张、卫、蒋等部敌军。未征求我同意即行决定，要我火速率部驰援古田、延平，希望在前线将来犯之敌击破，以保福州安全。我虽为方面统帅，只有服从这个新决定，于是即变更战略部署：命毛维寿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及第三军之一部，即沿大湖经雪峰向古田急进，解赵师之围后加以确保。
命沈光汉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及第三军之一部，即沿白沙、甘蔗经水口向延平推进。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随我总部行营离福州向白沙前进。
以第四军为总预备队，限令该军于一月七日到达福州待命。
一月八日（或七日）古田赵师苦战几天，受到张治中部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围困，在张治中诱骗下，由该师副师长陈任之出城接洽，停止抵抗，向张军投降。延平司徒非师所守九峰山阵地，被敌军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攻破后，司徒非在刘和鼎的诱骗下，也向刘师投降。这时我左右两路军尚在途中。在一月八日夜守水口圩第五军谭启秀的军部及守备部队（不足两团）被蒋鼎文部所属第三、第九两师之一部，沿延平东下进行袭击。谭军在水口背水作战，不足一昼夜，水口随即失守，谭本人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第五军全军等于复没。
此时驰援古田、延平各军的情况：援古田之右路军毛维寿部情况不明，援延平之左路军沈光汉等部也无战斗意志。一月八、九两日，我先后接到彭德怀司令员来电：敌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是夜我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一次白沙会议。陈铭枢力主逐次抵抗退守福州。我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蒋光鼐表示同意。惟陈铭枢舍不得福州，不信军心已乱难以作战的事实，也不信敌在闽东南行动如此迅速。我条陈种种利害，说明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
福州在强敌进犯下无法防卫，若再迟延即很难撤出等语相劝。
最后陈铭枢被迫放弃原议，同意撤兵。陈偕同蒋光鼐、黄琪翔等人星夜乘轮船回福州，通知政府撤退，我即令前线各部火速撤回福州。
５．撤出福州，退兵闽南
约在一月十日至十三日三天之中，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布置解散政府人员，在福州召开会议，说明放弃福州择地再战，重要人员可先回香港等军事稳定后再来，不必随军转战以策安全。于是人民政府便纷纷解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余心清、许锡清、章伯钧、彭泽湘、胡秋原、梅龚彬、张文、张酉录村等多人乘海轮，闽海省府人员何公敢则乘车行动，于一月十三日先后离开。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面对这种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一月八日左右，我以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当时即召各军、师长以上开会，决定向泉州退却部署。
以区寿年率第三军首先渡江南撤，以急行军进占仙游，掩护方面军总撤退。该军之七十八师在马尾监视敌海行动。俟主力退出福州后继续南撤。
第二军在三军之后行进，在区军掩护通过仙游、莆田地区后，即在惠安、泉州间派出掩护部队，更番掩护主力退泉州。
第一军在二军之后跟进。总部在第一军之后跟进。区军之七十八师在总部之后跟进。第四军掩护主力渡过乌龙江后即继续跟进。以原闽东警备司令兼先遣纵队司令邱兆琛率所部为总掩护，俟第四军撤退完毕后继续南撤。
部署定后，我在福州作如下处置。
（１）当时渡乌龙江船只甚感困难。几万大军渡江需船甚急。我约请福建耆老萨镇冰及福州士绅、商会理事们开会，要海军公所通知海军要爱护福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可乘我军撤退之时进犯福州，以免市民遭劫，同时要海军派船掩护我军撤退。海军同意，一面向天空开炮，表示进攻，以欺骗蒋介石；一面派了不少船只协同福州商会所雇的船只，自十三日下午起昼夜抢渡。这是海军陈绍宽所部暗中留情，不想坚决与我军为敌有关，不然全部渡过乌龙江就不容易。
（２）下令将库存不撤走的军需物品及部分枪弹，加以彻底破坏，以免资敌。
（３）下令戒严司令在撤退期间，有坏人乘机捣乱、抢劫，骚扰治安，一律枪决。
（４）将一方面军全部存粮数以千担，交萨镇冰转给福州商会赈济被敌军飞机炸伤炸死者的家属。
我十五日早晨离福州，到达福州以南乌龙江渡口附近之峡兜时，第一军第二团陈生部被敌机炸死炸伤数十人，我令人掩埋救护。此时心情激动，很想令各军回头和蒋军决一死战，以报此仇，可惜主力已南撤，无法集中了。我离福州时满城贴有“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等标语。我是败兵之将，沿途触景深有愧对父老之感。惟这里证明福建人民对反蒋抗日，是寄以无限同情与支援的。我离城的当日，敌军蒋鼎文部先入城，福州便陷入敌手。
十六日我抵莆田，得悉敌军卫立煌部截击我军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距福泉公路约二十里）和第三军张君嵩师接触已半天以上，战斗日趋激烈，张师长为了掩护各军南撤，进行英勇反击竟日，伤亡颇大，卒挫敌锋。据俘虏供称：当面之敌军刘戡部，其余主力向南前进等情。我原想集中兵力先行在仙游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沈军第一师邓志才及第二军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交互掩护西侧继续南进。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达泉州布防。
十七日晨泉州派车几辆来枫亭相接，我即弃马率卫士排乘车先行。警卫部队经涂岭，被敌军卫立煌部（后来据查是李默庵的第十师）袭击，我的坐车中弹数处，向前急驰，乃离开火网，由李某率领警卫部队占领涂岭北高地进行猛烈抵抗，随后第二军掩护部队赶到，即行进行反攻，付出颇大伤亡，将来犯之敌压迫至公路以西。就是这样互相掩护下，且战且走。敌军在空军更番轰炸下，追截部队数万人，在战场上仍未能给我军主力多大危害，而先后安全到达泉州。
６．被迫离军，毛维寿在泉州降敌
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下午率领少数幕僚人员到达泉州。毛维寿及其参谋长赵锦雯先我而到达。毛的部队是留在此地的，原留下的守备部队有庞成的第二师一部，翁照垣的兴泉警备司令部和陈公培的兴泉省政府。此时二军先头陆续到达，一军亦可以依时到达，三、四军尚在途中，须于十八日或十九日才能到达。我在泉州所得各方情况如下：
（１）十九路军由福州退兵后，广州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曾表示对闽善后态度，提出只要十九路军恢复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只要陈铭枢、李济深离闽，其余可以免究，双方应停战，保持十九路军抗日光荣番号的主张。
（２）广东陈济棠也提出，请蒋介石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划闽西南为该军防地，由戴戟、陈维远收编的主张。
（３）敌军蒋鼎文部也由福州乘海轮在厦门登陆。另一部敌军汤恩伯部先头向安溪、同安前进，作包围我军模样。
（４）我军漳厦警备司令黄强在厦门已降敌。
（５）闽南沿海有海军舰艇游弋。
我基于以上紧急情况，假第二军军部开一次紧急会议，除在行军未到者外，已抵达泉州的军、师长及参谋长均参加。
在开会前，我曾与毛维寿面商今后大计，着其火速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西十里）布防。他态度暧昧。谈到今后转进方向，他表示后退困难。谈到应敌，他则表示已陷重围。我深知毛早有通敌嫌疑，在今天形势下迫我出走，由他另谋出路的叛变动机，已十分明显。此时我基本上掌握较确实的一、三两军尚未到达，泉州部队全在毛的掌握中。我即对他说：“我们做事为团体为革命虽败无憾，请你放心，十九路军除谭启秀的第五军被击破不能存在外，其余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带领。在敌军未合围前应冒险向西急进，徐图再举，否则就干脆投降，受敌人宰割。我今晚决飞漳州，退龙岩，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毛看见我在他压迫下有离军决心，当即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兴泉警备司令翁照垣、毛的参谋长赵锦雯等在旁也无表示。
随即召集开会，匆匆就敌我双方情况作了研究，认为再作有计划的抵抗蒋军已不容易，为保存力量，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宣布一方面军部队归毛维寿军长代理指挥。我即离军飞至龙岩等待部队，筹备补给，布置防务。如各部队指挥官怕牺牲，不愿西进继续革命，即由你们自决等语。随即作如下措施：我一面自草一函交由毛维寿转达在途中的各级指挥官。
详细内容记不清，主要意思是：我与十九路军将士十余年来，东征北伐，转战南北，抗日御侮，同生死共患难，何啻百战，此次福建起义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垂危，惟目下形势险恶，泉州被围。我决心先至闽西与红军为伍，各军行动，由毛军长召集大家商量决定。
一面下手令派副参谋长范汉杰率高级参谋陈某（原曾充第一军参谋长）立赴厦门，找敌军总指挥蒋鼎文商洽，说明我已离军，要求保存十九路军番号，进行和平改编，保存部分抗日力量。当时我派范汉杰作为代表的动机，由于范和本军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代就有历史渊源，他是蒋介石最早赏识的门生，一九二七年冬就任浙江警备师师长，为黄埔生中最早任师长的一人。“闽变”中，十九路军将领曾怀疑他是和蒋介石私通人员之一，加以防范，故特派他前往谈判较为便利。后来了解范等到厦门，并未会着蒋鼎文进行这一任务。
十七日近黄昏，我布置完毕，即乘飞机到漳州，令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原总部的直辖两个炮兵营，及第四军周士第团官兵，归余华沐教育长率领即开龙岩，并通知龙漳省代省长徐名鸿率政府人员及农民自卫军，也火速离漳，因当时敌军李玉堂部，已由厦门迫近石码（距漳六勿里）。我十八日（或十九日）飞抵龙岩。在龙甫三天，突接到毛维寿降敌消息。他们打给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四中全会的电报，表示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来维持，除停止军事行动外，静候和平处理等语。
毛等的叛变，我在意料中，不足为奇。可惜随我多年的沈光汉、区寿年两部竟不能自拔于庸俗，令人痛心疾首。再过几天，在闽西善后处得悉毛维寿、张炎两人通电，就东路军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职。一方面军所属各军番号取消，原十九路军所属各师番号保留，惟营长、团长、师长各级正、副主官全部撤换。新任师长陈沛、杨步飞、伍诚仁、文朝籍等尽都是蒋介石的学生。毛维寿、张炎等降敌的结果，仅是一 时受利用的傀儡而已。
据“闽变”失败逃回的师长们向我汇报，在我被毛维寿压迫离泉州后，次日毛召各军、师长以上会议，拿出我留给各军、师长的函件宣读之后，即强调说明后撤不可能，区区十九路军对抗天下大兵安得不败。在此前后包围之下，即使到达闽西，背靠江西，也无法生存，唯一生路只有接洽和谈。
听说当时沈光汉、区寿年等人竟辜负我的期望，贪生怕死，不敢突围，被迫低头不语，只有云应霖师长一人敢于直言，鼓励大家率兵突围，被毛维寿派兵将云扣押，加以鞭打，全场于是噤若寒蝉。由毛维寿、张炎派赵锦雯为代表，向追击我军的敌军总指挥卫立煌接洽投降。这也是蒋介石多年收买的结果，但也是我姑息养奸之过，才招致十九路军这样的败亡。
７．残部退抵闽西，最后失败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我退抵龙岩，二十日左右漳州的后方部队及家属先后到达，沿途因受所谓“讨逆”军闽南总指挥杨逢年的特务武装袭击，颇为凌乱。由于我得悉泉州方面我军主力被毛维寿率领降敌消息，不胜懊恼。随即清点退集龙岩部队计：第四军周士第一个团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军官团学员八百人，炮兵营、工兵营、高射炮队等部队约一千二百人，各军留守官兵约五百人，徐名鸿所带的地方武装不计在内，约四千余人。当时我军与红军有边界协定，没有西顾之忧，闽、粤边之永定有粤军黄任寰师盘踞，但尚无进攻企图。东边的敌军则进抵南靖，不敢深入西犯，我很想和傅柏翠合作，利用闽西善后处的基础作基地，继续反蒋抗日。于是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便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理；加以犒赏官兵，并对残部讲话说明十九路军虽败，我志未馁，决与全体官兵共患难，同蒋介石作最后斗争。
约在一月底，得悉蒋介石宰割十九路军时，有廖启荣、石抱奇、黄镇、谢鼎新等团长，抗命率部西逃突围来闽西，已被蒋军截击消灭。我原派参谋处长尹时中赴瑞金，尚未回来。
当时虽大势已去，今后出路曾计划有如下三条：（１）入江西参加红军行列；（２）回广东去；（３）留在闽西打游击。关于入江西，红军张鼎丞司令员曾派代表在大池和我磋商过，表示欢迎。但我误会在“闽变”过程，红军未能全力支持，才失败这样快，今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怕也难立足，所以迟疑未决。后来我的参谋长邓世增由粤回来，危言相劝，竭力破坏此举，故中止进入苏区计划。关于在闽西独打游击之事，我曾到蛟洋，在傅柏翠处小住几天，他很同意此举，表示全力支持。但鉴于大敌当前，蒋介石知我在闽西，必然全力来犯，没有红军这样打游击的本领，在粮弹补给困难条件下也难生存，故未作决定。关于回广东这一企图，在我初退至闽西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我的残部，我电参谋长邓世增和他接洽。约在二月初，邓世增带同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到闽西大池，黄并遵我命带款十二万元接济经费。邓告诉我，陈济棠拟将十九路军残部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旅，归驻粤闽边的独一师长黄任寰指挥。我几经考虑，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一点种子，带回广东去徐图再举反蒋大旗，便同意此案，为人事相宜，特选派黄和春任旅长，这个旅编成后，即移防永定。我便去香港。
到港后不久，忽闻该旅被陈济棠缴械，团长周士第几遭杀害，幸单骑脱险逃入苏区，我的秘书长徐名鸿则被陈济棠误认为是共产党人，派兵逮捕杀害于大埔。我电责陈不守信义。据其答复是因蒋介石不许十九路军残部存在，更不容许广东收容，才有此举。蒋、陈乃一丘之貉。我闻之痛心，异常后悔。“闽变”中徐名鸿对联共反蒋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牺牲至今还使人悼念。
“闽变”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开始，迄一九三四年二月中旬止，历时三个月。由于淞沪抗日名闻海内外的十?路军就是这样地为反对独裁统治而遭到消灭了。
四、结束语
我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下旬失败回到香港后，知道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多人，业于上月底先后安全到达。他们去闽匆匆，离闽也匆匆，所谓搞革命，对十九路军的牺牲，似无多大足惜。惟我和蒋光鼐多年相率这支部队，据报被蒋介石、陈济棠所遣散的官兵数以千计，有些行乞归来，抵粤走投无路，闻之心有余痛，随即派遣军需处长叶少泉，携款至广州维持。并将“一·二八”战役国内外同胞捐献慰劳金，如数公布，以昭无私。经过一月时间的善后安排，自念闽变失败原因复杂，除发难过急，政策偏左，政治孤立，作法陈旧，内部混乱，脱离群众，兵力悬殊外，我自己指挥无方，学识浅陋，缺乏政治眼光，难辞其咎，故决心出国学习，并借机答谢爱祖国的旅外侨胞的淞沪战役时的解囊捐献、爱护十九路军的情谊，以备将来再干于国家有利之事。在出国前后，据我先前派往瑞金联络的参谋处长尹时中回到香港汇报，他在瑞金多次见着红军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十九路军失败残部退抵龙岩时，周曾叫他打电报给我“打起红旗继续革命”（这个电报我未收到），尹临别瑞金时，苏维埃临时中央交给尹带出来给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以后和苏维埃及红军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以及周恩来副主席代表苏维埃中央殷切希望福建事变诸领导人，继续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的指示。
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事业虽失败，但失败后勿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红军打败了日寇。失败后十五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又继续打败了蒋介石的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个人自闽变失败逐步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继续参加抗日反蒋工作。自扪对人民贡献棉薄，解放后享受殊荣，引为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