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燕窝放什么一起炖最好:胡风建国初欲办刊 称：30年代上海还有编刊自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4:23:23
胡风建国初欲办刊 称：30年代上海还有编刊自由
来源：百年潮 作者：刘炼
核心提示：胡风先谈了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情绪很激动，表示不能去《人民文学》，他说：“当副主编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文艺主张，怎么工作？决不能干。”接着他又说，三十年代在上海时还有编刊物的自由，现在很想找几个朋友办个同人杂志。
胡风（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7年第5期，作者：刘炼，原题：《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
谈到干之与胡风的关系，还要从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那场笔墨官司说起。
当时胡风作为党外进步作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
干之时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组成员，周扬是中央文委负责人，主管上海文化界的工作，所以他同周扬有不少工作上的往来。1935年干之流亡日本期间，曾介绍林基路（即林为梁，1930年干之在台山开办暑期讲习班时的学生）到上海找到周扬，与国内文化总同盟接上联系，建立了东京的中国文总。1936年干之回国后，周扬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并鼓励他可以公开写文章了。自此，干之开始用“何干之”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卢沟桥事变后，他又和周扬、艾思奇、李初梨、林基路等人一道，奉中央调令奔赴延安。所以干之与周扬的关系，正如1983年周扬给我的信中所说：“过从甚密”。至于胡风，尽管干之与他只有数面之交，而且离开上海后再无往来，但他对胡风的看法与周扬不同，始终认为胡风是参加过左联的进步作家，应当团结。
解放后，干之与胡风有过一些接触。于之在华北大学工作期间，有一位哲学教员谢韬（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做过新闻记者，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能言善辩，才思敏捷，很受干之器重，他也很敬重干之，两人的关系非常好。1949年7月谢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认识了胡风，彼此谈得很投机，胡风对他颇有好感，以后就有些来往。因此，谢韬在与干之闲谈中，有时讲到胡风，例如有关胡风进三十万言书的事，就是谢韬告诉干之的。
周恩来希望文艺界开个会沟通思想，周扬要胡风先检查自己
据谢韬讲，1952年胡风到北京求见周恩来，两人谈了五个半小时之久，为此乔冠华还责怪胡风占用总理的时间太长了。事后胡风告诉谢韬说，周总理是一位谙熟文艺、理解文化人的好领导，他向总理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文艺和文艺界现状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周总理至少对他的两点见解表示赞同：一是批评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认为如果一味要求文学作品图解党的政策，那么这种作品一定是苍白的；二是指出以政治代替文艺创作的观点，是一种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当年苏联提倡的拉普文学就有这种倾向，如今人家都改正了，而我们还奉为至宝。在胡风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的论述时，周总理还特地找出书来，查到了一段原文：“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建国不久，百废待兴，总理的工作非常繁忙，不可能用更多的精力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请他把意见写下来送给中央研究；一是希望文艺界各方人士座谈一次，沟通思想。这次谈话使胡风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向党系统陈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这大概就是他后来向中央进三十万言书的背景。
想不到不久周扬找胡风谈话，要他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然后再安排工作。总理指示召开的沟通思想的座谈会，后来也走了样，变成了对胡风的批判，这更增加了胡风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1954年3月他到北京后，就开始起草给中央的长信。在写信过程中，他曾就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找谢韬研究、请教。
谢韬也常对干之谈起胡风倔强的性格，他与周扬的矛盾，以及迟迟不能安排工作等情况。当时中宣部（周扬任副部长）提出三个职务让胡风选择：一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一是到田间主持的作家讲习班授课；一是到清华大学
那是1954年春的一天，我们到商店买东西，路过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宿舍，干之说胡风就住在这里，要我和他一道去看看他。我是从鲁迅著作中知道胡风其人的，所以很有兴趣去见见他。胡风住的房间很小，陈设极简单，一床一桌几把椅子。他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脸色阴沉。他见了干之非常热情，但对我似乎很冷淡，我想也许是大作家的缘故吧，也就没太在意，坐在一边听他们谈话。胡风先谈了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情绪很激动，表示不能去《人民文学》，他说：“当副主编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文艺主张，怎么工作？决不能干。”接着他又说，三十年代在上海时还有编刊物的自由，现在很想找几个朋友办个同人杂志。干之语气和缓地劝他说，对工作安排不太满意没有关系，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以后再设法调动，长期悬着总不是办法。干之还劝他不要和上面顶，说周扬等同志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对他们的批评不同意可以慢慢讨论，办同人杂志恐怕行不通。现在不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在党的领导下是不允许办这类刊物的，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他还劝胡风说话办事要慎重，最好不要给中央写什么信。胡风点点头，紧锁眉头说了一句：“观点相左，难于合作。”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最后胡风对干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表示感谢干之的帮助和理解，并说干之学识渊博，如能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将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希望以后有什么问题能再向干之讨教。临走时，他送给干之一本1948年出版的他的《论现实主义之路》。出来之后，我问胡风和周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干之说，他们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打过笔墨官司，现在关系还是搞不好。胡风个性很强，文艺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而且无视现在的文艺领导，所以很难合作。他不服从党的安排是行不通的。
干之对胡风某些观点并不赞同，但认为有些见解还是可取的
后来干之和胡风又见过几次面，大都是和谢韬一起去的。他们谈话的内容，干之对我讲过的一二。除上述方面以外，还涉及到一些过去文艺界中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干之说他们之间的芥蒂很深，不单是个人成见，主要是文艺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胡风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作
家，但性格执拗，不易与人团结共事。有些党的领导人对他也存在偏见。干之对胡风某些观点并不赞同，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但又认为有些见解还是可取的，不应一概否定。据我的印象，在两个问题上干之比较同意胡风的观点：一个是对鲁迅的看法。干之不同意三十年代左联一些人对鲁迅的攻击，认为排斥像鲁迅这样倾向党倾向革命的人，实际是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这和胡风的观点是一致的。再一个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看法。解放初期，胡风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长诗《欢乐颂》和《安魂曲》，每次占一个版面，影响很大，其中涉及到对“五四”以来文艺和思想界的看法。胡风认为当时的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方面的曲解，所以这场启蒙没能在中国大地生根，中国还需要新的启蒙，继承“五四”传统要注入新的内容。干之很同意胡风的这个见解，他自己早在1937年就曾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虽宣传了民主主义，但政论家只是照搬了西洋的民治主义，在方法上只限于“初级原理的说明”；“当时的启蒙运动者，只求个性的解放而不求社会的解放”，反儒学孔教“缺了历史主义的评判，依然不能摇动着儒学的根底”。所以五四运动虽然有它的历史功绩，但“平心静气地说来，还很有限度”……。这些论述是从理论上指出“五四”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其出发点同胡风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谢韬把胡风给中央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有关内容，零零星星地对干之讲过，想在理论上听听他的意见，如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一个民族两种文化（统治阶级文化和民间文化）等问题。干之表示自己对文艺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不便发表具体意见。但是，干之认为，文艺思想上的不同意见、不同认识，应当允许存在，可以通过讨论解决，不应动辄打棍子，扣帽子，以势压人。所以他对胡风1952年以来所受的批判和压制，以及不安排恰当的工作等，表示同情。不过，他始终没有看过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至于他向干之请教的理论问题，大多是谢韬查了经典著作后来和干之讨论，干之往往只是听听而已。
这些事情本属于理论学术和思想观点的研究与思考。胡风给中央的长信写得很认真，力求理论上站得住脚；即便存在什么错误，也应当在允许和欢迎文学家向党坦陈己见的前提下，通过民主讨论求得一致，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可惜当时文艺界的领导没有这样做，特别是党报先后发表了三批胡风和友人的来往信件，再加上那篇耸人听闻的“编者按”，把一场本来很普通的文艺思想讨论，演变成了清查暗藏的反革命的政治斗争，这实在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如果这种来往也算是参加反革命集团，就没有真理可言了。”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于1955年5月13日发表，同时发表了胡风这年1月所写的“自我批判”。当时已将胡风问题定性为“反革命反党集团”，证据是胡风在私人通信（而且多系解放前的信件）中流露了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惊诧之余我们不由联想到，我们与胡风有过接触，会不会因此而引来什么麻烦呢？四天后的5月17日，谢韬被捕。当时第二、三批材料尚未发表，还没有看到胡风给谢韬的信，只知道他们有较多的来往。莫非干之同胡风的来往也会出问题？弄得我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会有什么灾难临头。我们努力回忆见胡风的情况和所谈的问题，怎么也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集团”首领的结论，更无从谈起我们有什么罪过。
第二、三批材料于5月24日和6月10日先后公布，同时提醒人们不要“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受胡风等人的欺骗。我仔细阅读了这两批材料，特别是或长或短的编者按，一面看一面冒冷汗。倒是干之来安慰我，他说：“我们和胡风的谈话可见天日，我劝他接受党安排的工作，听从党的领导，改正自己的错误，有什么不对呢？你只是跟我见了他一面，更毫无瓜葛。不过一定要写材料的，也会有人找你，你如实写好了。如果这种来往也算是参加反革命集团，就没有真理可言了。”他心地坦荡，无所畏惧，但我却为他感到不安。事实很快验证了我的不安。不久他便受到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也不准我去看他。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没过几天，我所在的农业大学的领导找我谈话，口气还算和缓，只是要求我写一个材料，向组织上讲明自己与胡风、谢韬的关系。同胡风的关系比较好写，只见过一面，而且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如实写下来，未作任何评论。至于谢韬，他和胡风的关系，我只是从干之那里听到过一些，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不能瞎写。至于我在前文所提到干之与胡风交谈的具体内容，以及周总理同胡风谈话的情况，那都是四十年后我采访谢韬时才得知的。所以当时我只写了我同谢韬的来往。我说，谢韬是哲学教员，很有才华，之所以成为我的朋友，主要是他曾努力促进我和干之的关系，常来农大做我的工作……仅此而已。我想他们真正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政治关系”，而非这些个人生活的琐事，但事实是不能捏造或篡改的。学校和单位领导再三找我谈话，启发我要把生活问题放到政治斗争高度来认识。当时我的党籍还没有转正，他们也曾暗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一次政治考察。我内心里也很矛盾、苦恼，但我还是以自己的政治良知直视眼前的一切，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怎么“认识”，也不能改变事实真相。我的直觉告诉我，当年谢韬与我们的来往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最后为应付了事，我在学习会上说了一通自己“觉，晤低”，“书生气十足”，“看不清胡风的真面目”等话，就算过关了。
干之的处境比我险恶多了。运动形势日趋紧张，听说胡风信中提到的一些人，一个个都被捕了，我耽心干之也会有此遭遇，但他说：“不会吧，我和胡风只不过见过几次面，还劝他向党靠拢。总不能乱抓人嘛。”然而他错误估计了形势，真正书生气十足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祸险些使他陷入灭顶之灾。事情的详情虽然是四十年后李新同志告诉我的，但得知后仍使我感到惊恐和后十白。
如果李新那天晚到两个小时，干之就要被抓走了
原来关于胡风的第二批材料公布时，李新同志正因公事去杭州，见到了在杭州休假的吴玉章校长。两人晤面后即谈起胡风问题，吴老预感到这是一场可能牵涉很多人的政治风暴。当他看到这批材料中有胡风写给谢韬的信，立刻让李新（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赶回北京了解情况。吴老是个惜才知人的老教育家，对谢韬的才
华赞许有加，怕他因胡风一案受牵连，要李新回去尽可能保护谢韬。李新下了飞机立刻赶到学校，见党委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心里不由一沉，想必是谁出了问题。他赶紧进到党委办公室，看见里面有三个人，一个是副校长邹鲁风，另一个是校党组成员某某，第三个是一位身着警服的公安部干部，他正神态严肃地和两位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领导谈逮捕何干之的问题。李新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要逮捕也不过是谢韬，万万没有想到不仅谢韬已被捕，而且还要抓何干之。他立即问为什么要抓何干之，回答是因为胡风的日记中提到与何干之见面的事。李新又追问日记里写了些什么，对方回答说没有多少具体内容，只是记有多次和谢韬、何干之一起吃饭。邹鲁风说何干之与胡风关系密切，可以认为是胡风分子，李新问明胡风和何干之的谈话内容后说：“何干之劝胡风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不要办同人杂志，这也是反革命言论吗？”他不顾邹等二人不让他继续讲下去的暗示，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要知道，何干之是国内外有声望的学者，你们现在抓他容易，将来怎么放他就不好交代了。”然后他把口气缓和了下来：“何必这么急呢，把情况弄清楚再说怎么样？而且这么大的事，也要党组开会研究才能决定呀！”说到这儿，公安部的干部松了口，说：“先让他写交代材料吧，我回去向上级汇报后再做决定。”于是，警车开走了。
后来，形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罗瑞卿经吴老说明，知道谢韬抓错了，但因是上面批准的，无法改变，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派”谢韬到秦城监狱去“做战犯的工作”。逮捕干之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但党组还曾打算开除干之的党籍，也是由于李新的坚决反对而未果。后来，邹鲁风再三对李新说，逮捕问题千万不要告诉干之。过了若干时日后，李新才对干之讲了。但干之生前从未对我说起此事，现在想起来，他一定是不想让我为他担惊受怕。
讲完事情经过后，李新对我说：“好险哪，只差两个小时。我如果晚到两个小时，干之就被抓走了。真是如此，你们一家的命运也许就完全改变了。”李新同志真是一位忠直之士。他敢于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挺身保护干之，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机智地采取缓兵之计，从而避免了又一起冤案，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