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外观设计专利 组合申请:李先念发怒：西路军历史冤案澄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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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19日08:28北京晚报张棻我要评论(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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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信给杨尚昆等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历史的模糊表述，愤怒地提出了批评。在其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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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红西路军男女战士
从1937到1983，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深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七十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伤心史。
两封电报：张国焘严令西路军遵守中央指示
人们不愿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人们不敢提起西路军，因为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而事实上西路军从1936年10月下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从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指示或经军委批准。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西路军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毫无关系。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徐向前元帅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规定的新时期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指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战略总任务的出发点，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问题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是因为：第一、红军集结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没有战略靠背，孤立难持；第二、张学良急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目的是加强抗日和对付蒋介石，特别是对付国民党内亲日派。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旧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这就说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或退却主义的口号。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到陕北，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其后，1935年初，红军的东征及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延安“批张”：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被整肃
事实上，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先后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毫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
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更有令人不解者，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中央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发善心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文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酿成以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将领被捕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 “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可惜，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从1937年到1983年，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将士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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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信给杨尚昆等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历史的模糊表述，愤怒地提出了批评。在其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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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红西路军男女战士
从1937到1983，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深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七十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伤心史。
两封电报：张国焘严令西路军遵守中央指示
人们不愿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人们不敢提起西路军，因为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而事实上西路军从1936年10月下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从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指示或经军委批准。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西路军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毫无关系。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徐向前元帅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规定的新时期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指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战略总任务的出发点，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问题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是因为：第一、红军集结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没有战略靠背，孤立难持；第二、张学良急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目的是加强抗日和对付蒋介石，特别是对付国民党内亲日派。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旧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这就说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或退却主义的口号。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到陕北，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其后，1935年初，红军的东征及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延安“批张”：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被整肃
事实上，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先后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毫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
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更有令人不解者，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中央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发善心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文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酿成以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将领被捕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 “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可惜，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从1937年到1983年，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将士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