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纸是多大尺寸:姜草子：宗教是科学与民主的助产士

姜草子：宗教是科学与民主的助产士

　　就欧洲的传统而言，宗教与科学、民主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历史联系。基督教孕育了近代科学，也孕育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和文化心理。科学与民主摧毁了神权对世俗生活的统治，同时也拆掉了信仰与世俗之间的篱笆，使基督教得以回归平民化的古典路线。

　　在三者中，宗教无疑占据着制高点。无论就历史渊源，思想与学术、文化与心理资源的供给来说，基督教都可以称得上是后二者的助产士。基督教对科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1，在基督教神学家的哲学探索和阐释中，发展出了一种对科学不可或缺的理性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宇宙自然的谦卑、敬畏、好奇、究竟心理，以及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精神。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但后来古希腊的大量文献在欧洲失传，只到伊斯兰哈里发扩张期间，经阿拉伯人大规模翻译传播，这些文献才重新回到欧洲。回到欧洲的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文著，经基督教神学哲学家的精心翻译、勘正和系统化阐释，才重新焕发出人文与学术活力。2，同样是依托基督教神学哲学家的努力，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同时他们还对科学进行了分类，使科学走上了专们化的道路，从而为科学的几何级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现在人们熟悉的科学大类的分们别类，几乎全在基督教哲学家手中完成，。这些基督教哲学家，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之父。3，科学的动力来自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而大学的首创者正是基督教。早在公元12世纪，欧洲的主教坐堂和修道院，就开始在一些城市创建大学组织。这种大学的原意是教师与学生行业公会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中的教师按授课专业分成不同的学院，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学生则由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管理。这种大学模式，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承袭。

　　基督教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首先，基督教文化所浸淫的谦卑、宽容、妥协精神，以及上面提到的理性精神，为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大众心理基础，缺乏这种文化心理基础，从专制封闭社会脱胎而出的民主政治，很难沉淀和稳定下来。这也是那些不具备这种大众心理的国家和地区，民主转型屡屡演变成动乱和民粹的一个重要原因。基督教在历史上当然也有血腥和浮躁的一面，十字军东征就是例证，但总体来说，就基督教文化对大众心理的影响而言，这种文化是有利于人们走向理性和包容的。其次，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乃至与此有关的一些范畴和概念，很多就来自于基督教哲学。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的很多基础性的观念和范畴，就是在基督教哲学的平台上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哲学家，在思考上帝与人的关系时，对人的自由意志、自然法、自然权利等进行了极有深度的探讨，这些探讨成果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而基督教关于人人皆为上帝之子的观念，自今仍是人们探讨平等原则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

　　但若是说到基督教对民主政治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为欧洲培养了一大批民主运动的精英。我这里说的是那些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欧洲的启蒙运动被描绘成了反宗教运动，那些启蒙思想家，则一个个的被说成了唯物主义者。可这不是历史的真相。事实是，那些启蒙运动的佼佼者，许多人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发起启蒙运动，也不是为了反什么宗教，而是反对教会的神权统治，教会对思想的控制和禁锢。他们的目标对准的是打着上帝旗号的教会，而不是上帝本身。他们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持有根深蒂固的的神性信仰。他们只不过是厌恶教会对上帝的垄断，对神和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了新的解释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就称得上是标准的基督教文化的传承者了。他们的思想资源、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人格特征等，无不来自基督教文化，深深打上了基督教文化的烙印。

　　欧洲的这种历史，我们这里就不具备。数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宗教文化资源匮乏的民族。公元前400年左右，人类社会涌现出一批诸如老子、孔子、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智者和哲人。然而吊诡的是，欧洲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度在欧洲失踪，被阿拉伯人送回欧洲后，在基督教神学哲学的呵护下，再度复活了；而中国的孔子，被王朝收归了国有，从此失去精神文化的活力，成为一樽任由权力摆布的木偶；中国的墨子，则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都可以说是彻底失踪，早就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中国的孔子和墨子，与欧洲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命运如此不同，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欧洲出现了基督教这种宗教，这两位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继续栖息之地，拥有了继续展示其思想魅力的新平台。而孔子和墨子之后的中国，这里没有发育出自己的宗教，因此，孔子被国有（朝廷）化，墨子则魂丧陌野了。

　　是谁造成了中国宗教文化土壤的盐碱化？这里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起，那就是秦始皇的专制一统。秦制之后，在经济与政治结构上，中国告别了封建社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致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与那些具有连续性封建传统的国家相比，难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思想文化上，秦制几乎彻底铲除了中国发育宗教的土壤，没有宗教文化呵护的中国智者大哲，已再无在民间出现的可能。曾经出现过的孔子和墨子们，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也失去了继续在民间系统化传播的机会。

　　宗教文化，为何能延续古代智者的思想与哲学生命？一方面，这是因为宗教文化的传播方式是民间性的，一种思想和理论，进入宗教的屋宇，以宗教语言表达出来，更容易让大众接受，尤其是更容易被他们领悟，浸入普通人的心灵。而思想与理论，通过宗教语言转换成民众的意识之后，就如种子落入了土壤，才能在民间获得持久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宗教是一种权力，思想与理论为宗教所接受，受到宗教权力的保护，能有效抵御世俗权力对它们的打压、伤害和阉割。古代社会是一种权力说了算的社会。一个这样的权力唯大的社会，如果宗教文化势力缺位，世俗权力就能做到无法无天，民间思想及智者的生存空间就会被严重压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在西方文化谱系中占有至尊的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他们在漫长的中世纪得到了宗教的庇护，没有被世俗权力所摧残；孔夫子之所以被彻底国有（朝廷）化，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本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得不到可以与世俗权力抗衡的宗教势力的庇佑；至于墨子们烟消云散，史学家公认的一个因素是，这跟朝廷对此了无兴趣不无关系。朝廷没兴趣也就罢了，它还在民间打压墨子们，几乎彻底铲除了这类张扬科学思维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

　　中国也不是没有任何宗教，有本土的道教，还有外来的佛教。但这些宗教的信众看上去很多，庙宇庵堂香火缭绕，实际上它们在中国的普及率并不高。我这里说的普及不够，是说它们真正所倡导的文化内涵、价值诉求、乃至道德规范等，并没有进入到多少人的内心；在中国，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佛教和道教的信徒。这与道教和佛教的特点有关：它们都具有心性空灵的哲学性格，靠智慧而不是经验、觉悟禅修而不是逻辑常识来理解世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把握这些东西的难度实在太大；又与此有关，它们都有着出世而不是入世的倾向，这使得它们世俗生活中，始终处于弱势而不是强势的地位，它们更不可能为了宗教真理，选择与世俗权力硬碰硬。实际上，无论道教还是中国佛教，都大量吸收了孔子与儒学的思想，但即使如此，孔子也不可能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由宗教哲学做出权威的解释，孔夫子是怎么回事，在没有强势宗教呵护的中国，最终解释权还在世俗的朝廷手中。

　　道教与佛教对科学的贡献，不如基督教那么明显，也与这些因素有关。以佛教为例。佛教倡导的是一种唯识论哲学，把世界理解为心识的假象。这种需要极高灵性和智慧才能得出的结论，固然与现代理论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的某些哲学结论有相似之处，以致连爱因斯坦都叹为观止，但它终究只是冥想顿悟的产物，中间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过程都被省略掉了。而没有观察与实验、逻辑分析方法的介入，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基督教与佛教都从此岸到了彼岸，但基督教是徒步走过去的，在徒步旅行的过程中，基督教接触了山山水水、草木鱼虫，万千气象，它对这些都进行了观察、记录、分类、甄别、科学由此而萌生。而佛教是乘坐智慧的飞船旅行的。它也许比基督教飞的更高更远，但也因此失去了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更不可能从这种接触中，获得科学考察与分析的成果。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宗教与科学、民主的关系中，只有基督教才具有助产士的作用，或者说只有某些特定的宗教，才能推动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说到底，道教与佛教此类功能的不足，还是在于它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大部分中国人的心魂，并没有真正成为中国宗教，尽管这一点还是由它们的内在特点造成的。因为如此，虽然中国有道教和佛教，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中国远谈不上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总体而言，中国没有宗教，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伊斯兰教就不同了。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同样是一种强势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基督教更强势。伊斯兰文化圈，宗教的普及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伊斯兰教对科学与民主政治的贡献，也是不明显的。这是否意味着，在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上，只有一种宗教，即基督教，才能发挥助产士的作用呢？远不是这么回事。

　　这实际上与历史的偶然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历史给予的机遇有关。欧洲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前，那里是一片小国林立的封建社会，而中东伊斯兰世界准备走出这一步时，他面对的却是一个庞大的东方专制式的帝国，即奥斯曼帝国。而且帝国解体的直接导因，是列强的争夺。随着这个帝国的解体，那里进入了殖民时代。

　　这也没关系，土耳其就是一个例子。土耳其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政体，就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在这个帝国倒塌并被殖民化之后，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诞生的。从理论上讲，土耳其并不必然是个个案，其他前奥斯曼帝国版图下的殖民地，都有可能走上土耳其的道路，只是时间稍早稍晚些而已。但是，此时出现了一个插曲，打断了这一进程。这一民主化进程的被中断，一晃就是近百年，直到今年的中东风暴，才重新开始复活这一进程。

　　这个插曲就是列宁主义的出现，苏式社会主义的兴起。前苏联之所以能对中东地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得不归功于列宁主义革命策略的高明。列宁向世界推广革命，打出的大旗就是反殖民主义。中东阿拉伯民族正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苏联大打反殖民主义这张牌，这就吸引了中东的革命精英，促使他们将目光转向遥远的那个红色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中东的民族主义者与苏联，不仅在反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共鸣，而且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革命哲学理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等，也成了中东民族革命精英竞相学习的样板。从纳赛尔到阿萨德，都成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并在独立后的本国，大力推行这种带有苏联色彩的政治经济体制；

　　当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列宁主义有着重大区别。列宁主义是一种无神论哲学，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这一点，与伊斯兰文化水火不容。因此，中东的这些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政纲中都有既不走西方道路，也反对苏式共产主义的条款。但除此之外，他们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就很像苏联的山赛版了——他们也大搞国有化，国有之后是政治家族的寡头化。他们建立的也是威权统治，由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并以一个领袖为核心和灵魂。他们的军队也是政党麾下的军队，只听从执政党领袖的指挥等等。就连共和国卫队这种东东，你也能多少从它们身上看到青年近卫军的影子。

　　中东的历史由此拐弯，走上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其实质则是山塞版的苏联道路。这一过程具有如下特点：它是一个抗拒民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去伊斯兰化的过程。革命之后，那里建立的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政体，同时又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体。

　　历史似乎具有一种对称美。因为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建立反民主的政体时，伴随的是去伊斯兰化，高度的世俗化，所以，今年出现的阿拉伯民主运动，也就伴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回潮。革命进行到今天，包括埃及、突尼斯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民主选举登上权力中心的组织，几乎清一色的是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文化正在回潮，它会拖住这场革命的后退，把它拉回专制集权的老路吗？不会！因为，伊斯兰教作为人类的一种主要宗教，它与民主政治没有冲突；当年促使这些国家走上专制道路的，也不是伊斯兰文化，而是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