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是多少厘米: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

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

发布时间:2011-10-26 09:56 作者:经盛鸿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437次

 　　（一）江青不为人知的新身份——“网员”

 　　写江青的著作与文章够多了。这些著作与文章多较真实地写了江青的生平：她早期在青岛山东大学作图书馆收发员时，由其第二任丈夫俞启威（又名黄敬，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因俞启威被捕，她从青岛逃至上海，不久进入文艺界从影演戏，获得一些名声，同时因在婚恋上浪漫、放纵而丑恶的表演，在社会上激起很大的反响，遭到正直人士的厌恶与谴责；抗战爆发后，她于1937年8月底进入延安，在接受审查后，于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调到新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工作，同时参加京剧与话剧的演出，千方百计引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注目与好感，终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正式结婚，成为毛泽东的妻子。此后几十年，他一直战斗在毛泽东的身边。建国后，她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成为毛泽东在文艺界的“哨兵”与棍子；“文革”中更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与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成为毛泽东的政治试金石与指向哪里就咬向哪里的恶犬；再后来，在中共的九大与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最后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死于服刑期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与殉葬品。 　　但所有这些著作与文章在写到江青于1938年4月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到1938年8月调离，这约5个月的时间中，只详尽地描述与渲染江青怎样参加京剧与话剧的演出，怎样千方百计引起毛泽东的注目与好感，终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却较少反映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工作情况，甚至对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身份也多错写成为“教师”。其实，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身份不是教师（她在文化水平上还不够格），当然也不是学生，更不是演员，而是“指导员”，即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人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学校里是比教师更受重视的工作。从保存至今的《鲁艺通告鲁字第1号——第29号》中，可看到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机构与干部配备如下： 　　院长：暂缺。 　　副院长：沙可夫。 　　教务处：教务长沙可夫（兼），后为胡苏。 　　训育处：训育长徐一新，训育员钟光、阎子祥。 　　秘书处：处长魏克多，文印科长龚伟，科员龚一群，李非。 　　戏剧系：主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音乐系：主任吕骥，助理员丁皑，编剧王震之，教员向隅、唐荣枚。 　　美术系：主任沃渣，助理员王良，教员丁里、蔡九昌、王曼硕。 　　编审委员会：主任李伯钊，编审员程安波。 　　区队长：李伟。 　　在1938年5月23日发布的《鲁艺通告鲁字第12号》中，还宣布该院各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 　　院务会议参加者：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徐一新、魏克多、李伯钊及学生会代表。 　　教务会议参加者：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崔嵬、王震之、左明、向隅、唐荣枚、丁里、蔡九昌、李伯钊、江青及各系学员代表。 　　训育会议参加者：徐一新、钟光、王已醒、李伟、江青及学生会代表、民先队代表。 　　事务会议参加者：魏克多、龚伟、赵冠奇、龚亦群、李非、李石涵、刘国辅及学生会代表。 　　编审委员会：李伯钊、张庚、吕骥、沃渣、崔嵬、王震之、徐一新、沙可夫及学生会代表。 　　考试委员会：主考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陪考徐一新、向隅、崔嵬、王震之、左明、丁里。 　　晚会委员会：徐一新、李伯钊、向隅、崔嵬、魏克多及各系学员代表。 　　从上列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鲁迅艺术学院各系中，惟独戏剧系特设了一个“指导员”的职务，让江青占据。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宣布的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中，江青既是教务会议的参加者，又是训育会议的参加者。这是鲁迅艺术学院除院务会议外，两个最为重要的会议。而这些“参加者”其实就是这项工作的决策者，权力很大。可见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中，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或学生，而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然而，更为重要却鲜为人知的是，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了公开的“指导员”这一身份与工作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而又十分秘密的身份与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情报机关“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秘密安插在该校的“网员”。这是最近发表的一篇回忆中共情报特务工作元老之一的许建国的文章中透露的。此文题为《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作者杜超，刊于《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作家文摘》2007年8月31日第5版摘转。 　　（二）“网员”是干什么的？ 　　“网员”是干什么的？ 　　简言之，就是秘密特工，就是情报特机关秘密安排在一个单位的“卧底”。这些人在单位中，表面上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着另一份秘密的工作——担负着秘密情报特务机关指派给他们的“卧底”任务，负责秘密监视、调查、搜集该单位人员的日常言行、文章著作、社会交往、真实思想、组织活动等等，按时向秘密情报特务机关汇报，以便秘密特务机关掌握情况，采取行动。 　　江青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情报特务机关“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安插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网员”—— 秘密特工。 　　原来，在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以后，从沿海沿江各地后撤的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延安。刚从十年内战的重大损失中逐渐恢复过来的中国共产党正忙于壮大自己的力量，吸引人才，发展党员，发展军队，因而极其欢迎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并为之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创办各种各样的学校、剧团等等。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完全按照苏联共产党模式建立起来的党，一贯特别重视政治保卫工作与情报特务工作，一贯特别重视防范与镇压敌对势力的特务、内奸潜入党内，也一贯特别重视防范与镇压自己队伍中的思想异议分子与政治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到一句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派人到苏联学习，在党内各级建立起像苏联“契卡”、“克格勃”那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与情报特务机构，后来始终连绵不绝，机构与作用越来越大，如著名的“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特科”、“政治保卫局”等，周恩来、康生、陈云等人曾长期作为这些机构的最高领导。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央政治保卫工作及情报特务工作的最高领导。中共中央就更加重视政治保卫工作与情报特务工作。因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深知“用间”的重要；而康生一直是中共中央的秘密特工领导人，在三十年代早期，就在上海领导过中央特科，曾指挥过多次暗杀事件，最有名的是在1931年4月下旬，他与周恩来亲临现场，指挥中央特科人员，杀死了叛变中共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顾顺章的全家老小及当时正在顾家打牌的客人，然后将几十具尸体埋在爱棠邨一户居民的庭院里。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爱棠邨惨案”。康生后来到苏联多年，十分熟悉与推崇苏联“契卡”、“克格勃”那一套“审干”、“肃反”的方法。在毛泽东与康生等人的领导下，延安中共中央进一步建立健全政治保卫工作与情报特务工作的机构，在中央建立起一个秘密的“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作为中共情报特务机构的最高决策与指挥机关，后改称“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1949年后又先后改称“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等。“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防范与镇压敌对势力的特务、内奸潜入共产党党内，防范与镇压自己队伍中的思想异议分子与政治反对派。他们的防范极其严密，镇压极其严厉，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既有从苏联共产党“契卡”、“克格勃”那儿学来的，也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因此，延安中共中央对大量涌进延安的知识青年，是不会放心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长时期的政治审查：既有公开的登记调查，要求所有来延安的人，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都要填政审表，交待清楚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个人历史，还要为自己的每一段历史找出证明人，并宣誓所填是实，等等；又有秘密的侦讯，即以各级组织和“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派出的“网员”，对这些人所填政审表的内容进行内查外调，事事核实，同时对这些人平时的思想言行、社会交往进行秘密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之处与可疑之人，立即采取措施。 　　当时，延安“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向各单位，特别是那些来延安知识分子较多的机关、学校、剧团等，都派出了为数不等的“网员”。江青就是“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在鲁迅艺术学院布置的“网员”。 　　（三）江青是怎样成为“网员”的？ 　　江青是怎样成为“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网员”的呢？ 　　这要从江青的身世谈起。 　　江青，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李鹤。早年曾混迹于山东实验京剧团，当一名小旦，在山东演过京剧。她在十六岁时与一名叫裴明伦的当地青年第一次结婚。但不久，江青就弃裴而去，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任图书馆收发员，并与该校的学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居。不久她就由俞介绍，在1933年初秘密加入中共组织。俞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1933年7月因黄敬被捕，江青逃往上海。在1934年10月她曾被国民政府中统特工总部所辖的上海行动区逮捕，关押约一个多月。这时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期：中共在各地的苏区根据地多丢失，红军被迫长征；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组织也几乎被破坏殆尽。江青对中共事业感到失望，在向中统上海行动区作出某种表示后获释。在1935年初她开始从事话剧、电影的演艺工作，取艺名“蓝苹”，先后出演话剧《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以及电影《都市风光》、《自由神》、《王老五抢亲》、《狼山喋血记》等，获得一些声誉。 　　然而，就在江青从艺渐露头角的同时，她在婚恋场上更是大出风头，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她在与第二任丈夫黄敬继续保持夫妇关系的同时，又与上海电影评论家唐纳相恋，公开同居，并在1936年4月26日，与赵丹、叶露茜夫妇，顾而已、杜小鹃夫妇，“三对影星”一同到杭州西湖六和塔举行了集体婚礼，报刊电台竞相报道，名噪一时。唐纳成为江青的第三任丈夫。可是好景不长，在与唐纳举行婚礼后一个多月，她又私自北上天津与第二任丈夫黄敬幽会，引得唐纳追踪到济南，愤而自杀。此事轰动了上海和济南。江青被迫与唐纳同返上海继续同居。但这位“北国女性”见异思迁，在参加话剧《大雷雨》演出时，又与一位有妇之夫、话剧导演章泯私通，使得唐纳再次自杀，也使得章泯与妻子萧琨离婚。章泯可以说是江青的第四任丈夫，虽说是非正式的。江青和唐纳日夜吵架终致决裂…… 　　江青在婚恋上浪漫、放纵而丑恶的表演，在社会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也遭到正直人士与社会群众的厌恶与谴责。上海等地的报刊连连报道江青的桃色新闻。江青成了臭名远扬的风骚而又狠毒的女明星。她陷入孤立与尴尬中。 　　就在这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宣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江青借机离开上海，经济南、西安，于1937年8月底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踏上了陕北黄土地。她当时二十二、三岁。到延安不久，她改名江青。改名是当时进入延安的青年的一种风尚，有的是中共官方为“革命斗争”需要，要求他们改的，有的是这些青年为表示与过去“决裂”而改的。江青则可能兼而有之，一是因为她曾经在上海被国民政府中统逮捕过，按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要求，调换地方与身份，是必须改换姓名的。因此中共许多领导人的姓名多不止一个，如华国锋的真名叫苏铸，陈云又名黄苏，真名叫廖成云，王明的真名叫陈绍禹，博古的真名叫秦邦宪，康生的真名叫张宗可，周恩来又名伍豪，刘少奇又名胡服，张闻天又名洛甫，邓小平的原名叫邓希贤，王观澜的原名叫金水，等等。有的人还不止一个假名，如康生曾用名张耘、赵容等。二是因为她在抗战前的上海文艺界，以“蓝苹”之名闻名，但因婚恋上浪漫、放纵而丑恶的表演，在社会上名声太臭。因此她一到延安就迅速改名。当然，“江青”之名也表现了这个女人此时的某种“志向”。 　　江青才到延安，住在“西北旅社”，即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三招待所。经过约两个月的“组织审查”，终由黄敬、徐明清等人的证明，江青恢复了中共党籍，并且成为一个早在1933年就入党、有三年党龄、有过地下工作经历与影剧演出影响的老党员。——这在当时的延安中共队伍中，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人才。 　　1937年11月，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以东数里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以自己的戏剧特长与从上海来的“名演员”身份，抓住一切机会登台演出，表现自己，扩大影响。尤其在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1．28”凇沪抗战六周年，延安文艺界公演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出演剧中的重要女角色，获得成功，成为延安的“明星”。 　　话剧《血祭上海》的剧情是根据1932年上海“1．28”事变期间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进行艺术创作的。胡阿毛是上海的一个司机，在日军进攻上海时，他被日军抓去运军火，经过一番波折，最后他将汽车开进黄浦江而壮烈殉国。《血祭上海》由沙可夫、任白戈、左明、朱光、徐一新集体讨论、沙可夫执笔创作，原名《黄阿毛》，后改为《血祭上海》。剧情大意是：1932年上海“1．28”抗战开始后，上海一个汉奸资本家私通日寇，竟丧心病狂地派其汽车司机运一卡车弹药支援敌人。但是这个司机却是一个富于爱国心的英俊青年，对汉奸资本家的卖国支敌行为十分不满，进行抵制和斗争。而资本家的女儿“大小姐”正热恋着这个青年司机；同时，资本家的小老婆“二姨太”也偷偷地向这青年司机调情，构成了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经过一番紧张曲折的斗争，最后那位青年司机在被日军抓住，强逼着开着汽车到前线去，在这危急关头，青年司机在全国抗日救亡爱国呼声的感应下，勇敢地驾驶着满载弹药与日军的卡车，开进了激流汹涌的黄浦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剧情虽不完全成熟，带有三十年代许多剧本惯有的“革命加恋爱”公式的缺陷，但毕竟是当时较早反映抗日斗争、歌颂爱国主义、抨击汉奸卖国贼的话剧。而且，参加演出的演员阵容很强，当时延安较有名气的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其中饰演青年司机的，是青年演员倪平（后来改名张平，成为大陆著名的电影演员）；饰演资本家女儿“大小姐”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导演的孙维世；而饰演资本家小老婆“二姨太”的，就是江青。此剧在延安连续公演二十天。上演期间正逢1938年1月31日农历春节，观众如堵，盛况空前，效果甚佳。毛泽东、张闻天、何凯丰、罗瑞卿等中共领导都去看了。为了庆祝演出的成功，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在延安“中央饭店”（几间不起眼的旧瓦房）设宴招待该剧所有演职员。毛泽东、张闻天、何凯丰等中共领导亲临宴会，并举杯向演职员祝酒。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指示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并提名张闻天兼任院长，毛泽东说：“闻天同志是文学家嘛！”张闻天谦让，要毛泽东兼任院长。当时，江青特地挤到毛泽东身边，起劲地表示赞成。这是江青与毛泽东第二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早在1938年8月底江青刚到延安的第二天，就由中共高级将领萧劲光的妻子朱仲芷引带，拜访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还在毛泽东的身边。而到了1938年1、2月间，江青演出《血祭上海》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多日，正在前往苏俄莫斯科的道路上，或者已经到了那里。毛泽东的窑洞里只剩下毛泽东孤独的一个人。 　　通过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江青在延安大出了阵风头。她以她二十三岁的妙龄、从上海来的电影女明星的身份以及出众的身姿和演技，在西北边陲小城的延安工农干部群中，分外引人注目，成为知名的人士。许多人都以她在《血祭上海》剧中扮演的角色称呼她为“二姨太”。江青当时十分得意，对“二姨太”这个称呼也乐于接受，因为这能表现出她一股自命不凡的“娇”、“骄”味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立即以抗战发生后，陆续来到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为基础，着手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终于在1938年4月10日宣告正式成立。学院开始设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的房子，后搬到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在配备该学院的干部班子时，基于该学院集中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文艺人才与知识青年，“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按照惯例，要向该学院安插“网员”，可能还不止一个。“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布置安插到鲁迅艺术学院的“网员”的条件，必须是忠诚的中共党员，最好有地下工作经验；必须是文艺界人士，最好有一定影响，才能较容易与其他文艺界人士接触；在政治上表现不要太“进步”，要装扮得灰色一点，才能近距离接触那些最危险的“落后分子”，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思想与真实情况。 　　江青的经历，江青的身份，以及她与当时延安文艺界人士天然形成的人脉关系，很快就被“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看中，决定将其调往将要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任“网员”。 江青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新身份，也许是她觉得这个新身份能更接近中共上层，更能得到中共上层的特别信任，更易于爬上去。——这是她当时最大的目标。江青就是这样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就是这样成了一个秘密的“网员”。 　　当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忙于唱歌演戏的师生们，绝大多数人肯定不会想到，在他们的身边，竟有一个可怕的“卧底”在时刻监视着他们。师生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网员”秘密记录下来，迅速送往最高层。当然，这种“网员”可能不止江青一个。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后来延安特务机关开展的大规模抓捕与刑讯逼供干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端倪么？那场可怕的运动所依据的材料，大部分就来自这些“网员”的告密。
来源: 《粤海潮》2008年第1期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