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昂克赛拉养车费用:萧立功自传初稿:坎坷人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6:40:24
萧立功自传初稿: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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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老顽童网站 作者：萧立功 发表时间：
老顽童网站编者按语：
拒绝遗忘；抢救记忆，乃是吾辈天职，义不容辞。尊重历史；还愿历史才有助于接受教训，为体制改革扫清障碍；指明道路。从今天起编者将陆续推出本人的自传初稿，权且算是抛砖引玉吧！欢迎网友们批评指正。来信请寄：ligong_xiao@163.com
东北光复见天日
一九四五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8月9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随之，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被奴役了十四年的东北人民终于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日本人纷纷携眷逃跑。然而，苏联红军的军纪极坏，为防备苏军骚扰妇女，居民们在胡同口的两端修起了共同的大门，各户以敲击铜盆来传递信号，防御“老毛子”的来犯。据老人讲，在东北 “跑毛子”并非头一遭，早在一九一七年大批被驱逐的沙俄贵族就曾在这里为非作歹。
一九四五年的秋冬季，战乱同时带来了瘟疫。我们一家十几口人先后传染上了伤寒病，无一幸免。年迈的祖母虽也逃过了这种病魔，但毕竟年老体衰，抗病能力低下，加上过度操劳，于转年夏天死于急性菌痢。祖母的病逝，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许多，从那时起我开始懂事了。我暗下决心要努力用功，帮助婶母做些家务，不能再贪玩了。祖母过世后，随着叔父在铁路上的工作经常变动，从此离开了故乡举家外迁，开始了动荡的生活。当时东北联军的不断南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我们蜗居沈阳。因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涉及每个家庭，贫病交困，我的亲哥萧立言和堂姐萧桂贞两条年青的生命先后死于肺结核。他俩被肺结核折磨的痛苦与临终前的挣扎，至今似乎依然历历在目。战争，贫困，亲人亡故使我更加成熟，它激励着我要用功读书。尽管在动荡中再三变动学校，我还是在解放前夕，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东北最好的中学－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当时的《东北民报》（1948年8月）上的发榜名单呢！
虽然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两个月的书，却得到了一个“二堂课”的浑号，其原因是学校离家太远，而且我要在做完家务之后才能上学，因此常常迟到，往往第二节课时才能到校上课。在东北中山中学读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虚中老师，他教授英语与生理，非常幽默风趣，告戒少年们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
快乐迎接新生活
东北实验中学是一所全部学生寄读的公费学校。非但吃饭和住宿都不化钱，还发给衣服及零用钱，享受着与当时东北局干部子女同等的待遇，这对我来说这无异于进入了天堂。
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好。于是我除了发奋刻苦地学习而外，还拚命地参加“民主建校月”的劳动，什么苦活累活我都抢着干，并且偷着干活不让人家知道。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我在16岁那年就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寒暑假我不愿回婶母家，有一年我跟随高年级同学一起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宣传土改的意义，演出话剧，我感到很好玩，又很快活。在初中，同学们选我当生活部长，带领同学参加劳动，节约粮食，搞好个人卫生，出黑板报，都很卖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轰轰烈烈。我实在坐不下去了，划破手指写血书决心参军上前线。但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又矮没被批准。为此，当时的 “东北民报”还表扬了我的赤子之情。
就在我享受着阳光雨露，蓬勃向上地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了。那就是从小关爱我的叔父于
迈出校门进机关
1951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时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极需加强政权建设。从延安来的干部无论数量上还是文化上都不能适应政府的需求；而留用人员又信不过，不能放在政府的要害部门和岗位上，于是，年仅17岁的我，便被选送到当时由高岗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干部管理处调配科当上了办事员。
离开了学校，踏入社会，无人管束。起初我感到新鲜，有了薪俸，生活可以自食其力了。机关里刚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我的月薪是120个折实工资分。半年以后就加到了170个工资分。我把节余的钱寄给当时生活十分困窘的婶母，以表不忘养育之恩。
然而，单调的机关工作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渐渐使我不安心于机关工作了。恰好不久中央揭发“高饶反党联盟”，解散东北人民政府，并入辽宁省人民政府。由于机关裁员，我们一同分配来的几名学生如李纯义、王岫滋、马净和我才得以保送回原校继续读书。
在这短暂的工作经历中，有一位女处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至今我还能记起她的名字叫柳文，是从延安来的女知识分子。她做事干练，关心下属，态度和蔼，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细心地纠正我写文书中出现的错字。后来听说她在退休前曾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终身未嫁。此外，还有两件事留下了印象：一是碰上了“清理中内层”运动，搞人人过关。查每个人的出身政治背景。记得本处任免科有一位科长，姓刘名字记不起来了，人很和气，工作认真，突然被查出他隐瞒了自己的富农家庭成分，便立马把他当成阶级异己分子遗送回乡去了。二是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机关里有一位老会计，由于经受不了日夜不仃地批斗，就胡乱招供，编造贪污事实以减轻皮肉之苦，结果并未查出什么问题，白白怨枉了一个好人。
骨肉分离相见难
旧家庭的封建思想，认为寡妇改嫁是不光彩的事。因此我从小一就不知道自己的母亲还活在这个世上，家人对我说你母亲已经死了，后来慢慢地知道母亲仍然健在家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萌生了与母亲相见的念头。那是在1954年读高中二年的暑假，我回到阔别了八年的老家——吉林市。虽然知道母亲的下落，但继父的思想极其顽固守旧，竭力阻挠我们母子相见。因此，舅父只好安排在他家里偷偷地与母亲会面。母亲时年46岁，身体硬朗，炯炯有神，一见面就泪若泉涌，哭诉十九年骨肉分离之苦。她过去常常暗自流泪，后悔不该抛下两个儿子，本应把孩子带在身边。可当时遭到萧家的一致反对，只好忍痛割爱。在出走的最初几年里，她还不时地来到萧家住宅附近的胡同口，远远地望着正在玩耍中的儿子，聊以自慰。母亲改嫁后又育有二子一女，生活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环境之中，不愁生计。我想当初自己果真被母亲从萧家带走，那么，我的生活道路将是另外一种结局。
继续读书求深造
辽宁实验中学原名东北实验学校，其前身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共产党接管后主要招生对象是中共东北局的干部子弟。校长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车向忱老先生，教育部付部长董纯才（著名科普作家）兼任该校的付校长。师资力量雄厚，图书设备完善，校纪严明。在中苏友好的年代，毕业生的一半被送往留苏预备班。我很庆幸地在这所学校里读完初中，现在又有机会回到母校来读高中，这为我后来升入大学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譬如我的俄语就学得好，到大学后竟准予免修了。曾经在机关里混了一年的我，阅历增加，思想成熟，更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年年被评为优秀学生。
早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时，我就递上了入党申请书，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可不知为什么我这个多年的团支书和优秀学生，直到高中毕业时还是入不了党？而且保送留苏预备生也把我这个学品兼优的学生排斥在外。这时，我才开始猜想可能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了。看来仕途之门已经关闭，只有走务实的道路了。
高中毕业没选上留苏予备生，别上个北京大学的校徽也挺神气。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介绍北京的历史和自然地理环境与变迁。北京大学成立于1898年，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原址在北京沙滩红楼。现在的校址原系燕京大学的旧址，校园内湖光塔影，青砖绿瓦，古色古香，又远离闹市，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北京大学历来具有民主和科学的传统，特别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几代人。然而，历来也是不同思潮较量的是非之地。
在一九五五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我们听到的是培养红色专家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响亮口号。老北大地质系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中，己独立成为“北京地质学院”。新北大地质系的师资、图书与设备很不完善。当时，只有王嘉阴和乐森璕两位教授。好在北大重视基础课，数学、生物、化学、物理、外语等课都是由外系有经验的老教授来担任，因此从北大毕业的学生功底都比较札实。当然，也学了不少联共党史之类的课程，后来完全用不上的东西，同学们对此都很反感。
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互不熟悉，系里领导指定我为55-2班的团支书。我在中学时代，从未有学校指定班干部的情况，都是学生自己提名，老师从不干预。这时，我除了学好功课外，社会工作也占去了不少时间。大学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坎坷人生转折点
然而好景不长，在我上大二第二个学期，即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进行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清除官僚主义，开展大呜大放。涉世不深的学生们纷纷给党提意见，其中善意的居多。我由于曾经在机关里呆过，多少有点世故，表现消极，既不发言；也不写大字报。但是，我心里有数，认为他们的观点绝大部分还是正确的，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并非要共产党下台，只是盼望党能改正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事实证明：我过于天真了。
北大历来就是各种思潮相互交锋的前沿阵地。大字报铺天盖地，著名右派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等纷纷登台演说。有倾向性的自由派刊物“广场”、“百花”等也相继出现。特别是中国人大的林希翎来校演讲，更是掀起了一个高潮，其内容似乎超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范围。非党人士捏了一把汗，而有几十年斗争经验的共产党人却稳坐钓鱼台，似有引蛇出洞的意图。
果不出所料，六月初人民日报以“工人说话了”和“这是为什么”为题发表社论，开始反击“右派”的进攻，接着陆续揪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代表人物，对他们的言论作系统地批判。在这场激烈的暴风雨中，我对共产党一无怨二无恨，既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发表任何言论，只觉得右派做得有点过火，不合适宜。但我也欣赏他们言论中某些合理的部分。譬如，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完善，缺乏民主等。因而，我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在后期的整团中，因为同情右派并隐瞒给堂兄的一封“煽风点火”（即介绍北大呜放情况）的信，没有向组织交待，竟受到开除团籍的最高处分。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这次打击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屡受牵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在梦中也常常哭泣，备受精神折磨，平生第一次出现轻生的念头，觉得“生不如死”。从此，我的政治生命开始走下坡路，周围的人冷眼相对，很少理睬我；同时，我的体质不断下降，未老先衰，多种疾病缠身，我的老胃病至今仍时而被老同学们提起。因为在当时，我吃病号饭就站在大饭厅的舞台中央，颇引人注意。
一九六零年大学毕业，正当我做好思想准备被发配到条件最艰苦的大西北兰州去的时候，系里突然宣布我和另一位右派黄建辉同学到南京大学地质系工作时，我既感到意外，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南大地质系的系总支书记俞建华（据说此人在文革中曾自杀未逐）以整人出名，分配到那里便可以更好地改造我俩，这是政工人员的初衷。果不出所料，仅仅在南大呆了三年，我就被贬到安徽来了。
南京是六朝古都，一座美丽的名城，环境条件优越，适宜居住与发展。南京大学座落在市区中心。原来是金陵大学的旧址。南京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设备图书完善，学术气氛浓厚，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然而，南大学生与北大学生有所不同，他们偏重实惠，读书用功和关心政治的风气远不及北大的学生。我所在的古生物教研室主任陈旭老先生是卅年代留美的知名学者。他十分关心年青教师的培养与提高，在他手下工作受益匪浅。
在南大教书的”三年困难”时期，突出的是粮食紧张，学生每月供应31市斤，教师只有27市斤，还要节约2斤。一日三餐全是稀饭，总是填不饱肚皮，蔬菜几乎只有包心菜叶子，许多人害了浮肿病。领导动员大家晚上不要工作，回宿舍去休息，以减少消毫，节约粮食。我们平时得不到粮票，记得头一次发粮票到手时，我在附近的小面铺里一口气竟吃下两斤“干挑”(面条)。那时我曾看到大街上有人抢大饼吃的，但偷盗者不多，社会风气尚好。说明人们对共产党仍然有信心，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
学校为了改善伙食，让教职工轮流到校办农场参加种菜和养猪劳动。我在1961年3月到5月间就曾到农场劳动过。
从农场返校后，接着去江西武宁,参与调查修水流域地层的野外实习。领队是康育义老师，这位老兄后来曾因反对“四人邦”被拉到五台山体育场批斗，差点被枪毙掉，他坐半年多牢之后，才因形势改变而出狱。我从大别山下放地返回到合肥之后，曾去南京专程看望康育义先生，他为我画了一张山水画，至今仍然挂在我的客厅中。退休后，他成了当地知名的画家，多次举办个展。他有个外号叫“康大炮”，为人正直豪爽；福建人，聪明能干，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宁镇山脉是我国地质学的摇篮，学生实习的理想地点。每年署假师生们都要到那里去实习考察。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在南京龙潭黄龙山顶的中石炭世“黄龙石灰岩”底部“老虎洞白云岩”中，首次发现了早石炭世的珊瑚化石。这在研究程度较高的宁镇地区是难能可贵的。这一发现曾在学术界引起长期的争论，一九八二年苏皖两省古生物工作者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现场讨论会。当时我在学术上才起步，受到了包括著名教授张祖还先生在内的老前辈及同行们的称赞和好评。此后，我对中国与世界的纳缪尔阶地层曾有过较系统地研究并写出了专文，印发给同学们作参考。
就在教学与科研上刚刚斩露头角的时候，新的打击又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系领导主要是俞剑华做出了“因工作需要”调十名教师支援安徽地质第一线的决定，其中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这是俞排斥异己的惯用手段。当时，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让我措手不及，无以应对。1963年秋天，当我结束浙江长兴煤山的教学实习，回到南京后，教研室立马召开“欢送会”。对这一突然袭击，我毫无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从南京跑到杭州表姐家商量对策，表姐夫也是“臭老九”，无权无势，毫无办法。我从杭州赶回合肥后，只好卷起铺盖，并不情愿地来安徽了。
其实，系里早有予谋，在未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把档案秘密送往宣城安徽区调队，任由他们来挑选使用。被调离的十人中没有一个是南大出身的，可见他们完全是排斥异己，搞近亲繁殖，这或许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之一。
这样，就结束了我在南京三年的助教生涯。其间，我曾谈过三次恋爱，其中有两位都是无锡轻工学院毕业的，当我坦率地讲出五七年的经历时，她们被吓得哭慽起来。另一位女士是一位小学教师，因为我没看中她而告终。那个年代谈恋爱还没有以金钱为重，而是看对方的政治背景，好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