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最后的大师

    钱伟长先生曾用激动的语调谈起了一位老人——他的老师，一位培养大师的大师。 

    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中国“两弹一星”的科技功臣，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知道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等，却不知道他们与这位“培养大师的大师”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个人，就是中国当代物理科学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他是我们知道得最晚、了解得最少，然而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伟大人物。

一

    解放前夕，在蒋介石的迁台名单中，叶企孙也赫然在列。梅贻琦向叶企孙探询他的去留问题，叶企孙说，清华办学本来就置身于政局变迁之外，过去这样，以后也会保持这一传统。国民党的走与不走，与清华园无关。清华园应按自己的传统办下去，不应当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影响。叶企孙回绝了国民党，决意留在清华。

    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北京几所大学校长均改为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

    当时众院校都正处于惶惶之中，没有航标、没有方向，正是叶企孙的就任和清华的正常复学，使大家看到了骇浪中的航标，也纷纷于5月之后恢复正常的秩序，使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9月，叶企孙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底，清华、北大发出通知：该学期的期末考试暂停，学生配合教师做好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

    这是新中国为知识分子准备的第一份“礼物”。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号人物，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所以他说：“高校教育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共产主义我赞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让人看”，“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他还批评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太过分了……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不批他批谁?

    1952年1月16日，叶企孙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他概括地谈了自己的工作：“办公时间很少，每天只一点半到两点半”，“过去对政治学、经济学一向不感兴趣，解放后在政治学习上时间也花得很少，因此，水平不高，思想领导做得不够。”这确实是叶企孙的肺腑之言。可是他没有想到，工学院的老师批评他“以理压工”，化学系教授张子高批评他“对新鲜事物感觉迟钝”，地质系张席[衤]批评他“对政治太不热情，在旁观”，连他的好朋友陈岱孙、张奚若也批评他“今天你还讲个人兴趣。以后不应再认为政府就是政府，学校就是学校，两不相干”。最后张仙洲更是一语中的：“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许多人还认为叶企孙的检讨过于空洞，没有发自肺腑，不能通过。群众也自由发言，纷纷对他的检讨表示不满，致使当晚的干部会议继续举行直到深夜一点多钟。

    这种结果，叶企孙是缺少思想准备的，他没有想到他在清华人心目中的形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但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本质；他赞成大家端正一下思想，却对于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批评心存疑惑。叶企孙有些迷惘了。难道以往坚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已成罪孽? 

    由于叶企孙的“严重问题”，校党委建议他多作自我批评，多找老朋友给自己提意见，准备作第二次检讨。为此，叶企孙特地找来好朋友陈岱孙，花了一个上午给自己写检讨。1952年1月22日，叶企孙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再作检讨。在这次检讨中，他按陈岱孙给他写出的大纲，给自己提出了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的办法。这次他是用学术研究的精神来作这次检讨的，从根源到现象再到解决的办法，一步步紧紧相扣，内容深刻，言辞恳切。会后群众反映这次检讨比上次进步，但仍不深刻，要求叶企孙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污秽和肮脏。许多人指出 “北大马校长到任后，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为什么我们却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也有人干脆提出了“这样思想落后的人该不该留下”等问题。不过这个问题马上遭到了反对，大家都认为叶企孙是物理学界的元老，学术水平高，优秀门生多，而且物理离社会科学远，如果能好好帮助他，还是能起用的。

    1952年1月24日，叶企孙又作第三次检讨。

    事后，在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有一段文字：“他(指叶企孙)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予教育。”

二

    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了。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高校教育进行了全国一盘棋式的改革，提出了“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调整方针，将北京工业学院、燕京大学工业科学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凭着教育家的经验，叶企孙知道，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虽然对全国大环境来说有一定的好处，可以使一些地处边远的地域也能有发展教育的机会，但对于清华、北大这样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肢解。清华大学的理工结合蕴涵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最好的例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就意识到了单纯的工科只能培养出一般的技师和工匠，及时将学校改造成理、工、文兼容的新型理工大学，这才有了现在誉满全球的麻省理工学院。把每一门专业过分具体化的做法势必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过于单一、缺乏创造性的弊端，对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也必定为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当时清华的许多教授建议叶企孙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叶企孙何尝不想保住众多教授合力共创的清华事业，但他那时已“人微言轻”了。他曾对当时和他一个办公室的樊恭杰说过，他“感情上很难过”，“不过政府既已决定，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我们应该尊重，应该按政府的决定去做”。

    据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先生的回忆，叶企孙内心是不同意这一套做法的。他认为这并不是改革，而是“革改”，就是用搞社会革命那一套来统领一切，完全不懂教学规律，是不科学的。但这时候，他已经得不到信任了，他也学会三缄其口。

    就这样，1952年的10月4日，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院在强制性的措施下被迫迁往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学院也并入清华。 

    叶企孙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已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了。而这恰恰合了叶企孙的心愿。他在这一时期专心教学，只在1953年一年就教过光学、地理专业普通物理，气象专业普通物理、大气光学等等。能够把自己的所知传给后人，这对于那时候的叶企孙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

    1954年9月，叶企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还任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

    这些教学之外的光环，原本是他不愿接受的，然而对失去信任许久的他来说，它们的到来却为他平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许多同学因为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影响学习，叶企孙就利用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补贴，每月购来少量特别供应食品，让他的学生到他家里去拿。林风就曾在一次拜访叶先生时碰巧看到了这一幕：叶先生把一包包白糖和奶粉分别分给他的学生们。等学生们走后，叶先生对林风说，这些年轻人很努力，学习工作都很好，但没有什么照顾，我这点东西很少，只够他们过几天日子，有点小补。

    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这样说：“叶先生很爱学生。我们班毕业时，他分批请我们到他家，拿糖果点心给我们吃……他没有结婚，住房比较宽裕，有时就让他的学生住在他家的空房里。如在清华时让孙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时让杨海涛住到他家。院系调整后，北大住房困难，叶先生主动把房子让给梁宝洪住。1961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我患浮肿。叶先生见我的脸色不好，曾让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时，还有他的研究生萧国屏等也在，他还切了些面包给我们吃。”

    叶企孙就是这样仍然从心底关心他的学生，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

三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被怀疑汉奸、特嫌，被捕入狱，1969年，又因实在找不到的证据而送回北大监督改造。他原来在镜春园的教授房子被没收了。教授待遇取消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一直照顾他生活的工友也被遣返了，他住进了一间又黑又破的房子。在北大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再次失去了自由，每天过着囚犯般的生活。

    尽管被限制自由，还是会有人造访。

    不久，叶企孙就听到了陈寅恪在广州去世的消息，还有饶毓泰、翦伯赞、沈廼璋等人因不堪批斗羞辱而自杀的传闻。在一连串噩耗的最后，是他寄望最大的学生赵九章自杀的消息。    

    赵九章的死讯击溃了叶企孙的生命意志。

    叶企孙的好友钱临照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

    1969年12月，叶先生被释放出狱，但无行动自由，而且只发给十分菲薄的生活费，这对于他那样体弱多病的孤独老人，维持生活极为困难。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褴楼、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老人，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中国物理学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叶先生……

    困难时期，曾经常得到叶企孙帮助，到叶先生家喝牛奶的张之翔听说叶先生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方设法终于见了恩师一面，他回忆道：

    我找到系里的宣传队领导，请求让我去看望叶先生。得到允许后，我才去叶先生家，这时他已从镜春园搬到校园外的一个公寓二楼的一间屋里。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叶先生。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去掉监视控制手段，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不久，叶企孙又请回了跟随他多年的工友周师傅。

    长达四年的囚徒生活虽然结束，但是，因是“敌我矛盾”性质，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的请求，均遭拒绝。

    戴振铎因没见到恩师，怅然而归，回去后托人给先生带了一册他刚出版的书籍，以感谢叶师对他一生的教诲。叶企孙收到后，回送了一册他亲自用红笔圈点眉批过的宋词和他的近照。戴振铎说，1943年他出国留学时叶师曾送他一双象牙筷子，现在这3件礼物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受到叶师的接济和多方关照，他理解大哥的心愿。    

    郭会邦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以叶企孙那样的大名，那样一位桃李满园的教育家，怎么可能没有人认得呢?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是什么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为了找到叶企孙，郭会邦只得以实相告：“我是从南京来的，想看看久未谋面的老师。您知不知道他住哪里?”那个年轻人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郭会邦：“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上前试问，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所住的院落。但郭会邦仍然不能确定叶师的具体住所，便在楼下徘徊。这时候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郭会邦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叫叶先生的?”“不知道。”那孩子边玩边看着郭会邦。看到郭会邦失望的表情，那孩子天真地补充道：“不过这里经常有一位老人在院子里散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郭会邦听到这些，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说道：“我要找的可能就是他，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哪儿?”

    在孩子的带领下，郭会邦终于找到了叶企孙。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自报家门，并说出他的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似有所记忆。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很是心酸。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叶企孙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郭会邦忙上前帮他，叶企孙摆摆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非常高兴，他让工友老周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殿邦在一起的一些趣事……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保持如此冷静的头脑，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

    当郭会邦问及叶老所受的遭遇的时候，叶企孙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过多地说明。由于担心叶先生的身体，郭会邦在与叶企孙交谈半日之后起身告辞。叶企孙似有不舍，让工友老周出门相送，自己则倚在窗口一直目送郭会邦远去…… 

    叶企孙明白，即使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到九霄云外，在他的学生心目中，一切已有定论。他对学生的影响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脉，他们不会因时局的褊狭和某些政治原因改变对老师的判断。

    但是，赵九章之死还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外人很难知道赵九章之死对叶企孙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亲属知道，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 

    1976年春节，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叶企孙生前最温暖的一天。

    但叶企孙仍拒绝治疗。

    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呼吸发生困难，被送至北京医学院附属三院抢救。叶企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

    清华是有灵魂的。

    陈寅恪生前，曾嘱其女流球一定要考回清华大学；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诗曰：“教育原来在清华”；杨武之先生弥留之际说，他好像又回到了清华园西院十一号；陈岱孙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1954年梅祖彦先生从海外归来后，决定到清华大学任教，梅贻琦得知儿子的选择后“心甚欣慰”；吴宓以清华园“藤影荷声”吟诵终老，几多梦回清华园……

    清华是有灵魂的!

四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平静辞世，终年79岁。

    按有关方面要求，叶企孙逝世的消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即使是今天，若查阅叶企孙的生平，也只寥寥几字而已：“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至1977年1月13日)，男，汉族，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

    即使是这样几个字的评价，也已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1977年1月19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叶企孙先生追悼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叶企孙先生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叶企孙挚友的吴有训先生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前人不可追，后人不堪说。叶企孙——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师，一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