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拉1.2t养车成本:中国近代的牛人们7

良好的协同作战，还能反应出部队训练有素。如果没有足够的训练，还要想玩协同作战，那简直是白扯。
　　什么样的部队叫做训练有素？几句话当然说不清楚。只能举例性的说一些。
　　训练有素和实战经验丰富的士兵都知道，只要听到炮弹飞行的声音，就能判断出炮弹会在离自己多远的地方爆炸：炮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和空气摩擦，会产生特定的“啸叫”声，如果这种“啸叫”突然变音——变的尖锐起来，那就危险了，说明这发炮弹会落到你所在位置附近，要赶紧跑开。所以有句话是“老兵不怕炮，就怕机枪叫”——炮弹的落点可以通过声音判断，但是机枪就没什么规律了。
　　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士兵，就算是训练有素了。
　　1939年9月，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司令员罗炳辉，在安城战役中，在成功击退日伪军数次反扑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紧绷的作战神经，也稍稍缓解了一点。
　　突然，不知为什么，罗炳辉大喊了一声“卧倒”，喊声未落，罗炳辉迅速把站在自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方毅，一把猛推出了一丈多远，自己也顺势倒滚到一边。几乎与此同时，一枚炮弹恰好落在了他们刚刚站立的位置，但一名警卫员来不及躲避，光荣牺牲了。
　　１９７９年９月，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谈及这件事时，仍充满感情地说：“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呀，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该去见马克思了。是罗司令救了我一命，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与大家说话了。罗将军在千百次战斗中练就了一双神耳，他能够从炮弹在空中飞行的声音中准确判断炮弹的着落点，距自身的距离有多远，所以他能多次躲过炮弹，从没负过重伤。没有千百次的战斗生活的积累，没有高度的警惕和敏锐，会作出这么准确的判断吗？”
　　 看似这么简单的一点战场常识，竟然救了两个人的命。更准确的说是救了当时两位部队最高首长的命。
　　在瞬间生死、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会弥漫着一种令人亢奋的状态，就想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回忆的那样，什么头疼肚子疼的，一到战场上就全忘了。甚至在冲锋时，有的战士肠子流出来了，都不觉得疼。
　　就像电影《拆弹部队》，片头出的那句很深刻的话——在战场上冲锋陷会极度上瘾，因为战争是毒品。
　　松山战役，是中国在和日军作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参加过“松山战役”的湖南浏阳籍抗战老兵崔化山的回忆，来说明一下战场上的这种、一般人无法体验和理解的精神状态：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中，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
　　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在战场上拼命，谁不爱？！于是我们也冲出战壕，和鬼子拼起刺刀来。人，一有了拼命劲就力大无穷，蹦跳腾挪也灵活得很。
　　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可见狗日的鬼子咬得多狠！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
　　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打仗打到发疯卖命的时候，有一种痛快感，不经过无情拼杀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出这种滋味的。好比捉住一条大鱼或按翻一头马鹿，你能让它跑掉吗？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时隔几十年，想起那一幕，我还浑身是劲！”
　　这种勇猛和无畏的精神状态，在战场上当然弥足珍贵，但是如果控制不好，完全被这种情绪催眠，有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人的这种高度兴奋状态，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些用来驱散示威者的非杀伤性武器，例如苯氯一酮和酉埃期，对这些精神高度兴奋者，就会失去作用。因为这类化学药品，主要是靠激发人的痛感起作用。人一旦处于精神高度兴奋，他对疼痛的耐受力就会变得非常的惊人。
　　看来“高度的兴奋”，也能变成一种很有威力的“武器”。要是想选一种非杀伤性武器，对付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有一种药品倒是可以用——那就是辣椒素。
　　即使你是湖南人，四川人，即使你从小拿辣椒当饭吃，这种经过提纯的辣椒素，也会对你起作用。
　　因为这种辣椒素，对人的眼睛有“炎性”作用，只要这种辣椒素喷到你眼里，不管你是否能感到疼痛，后果只有一个：睁不开眼。比往眼里洒石灰面更有效。
　　所以经过提纯的东西，爆发出来的能量也是可怕的。而化学工业，能把某些物质对人的“杀伤力”放大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
　　在朝鲜战争中，导致毛岸英牺牲的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被一种叫做“凝固汽油弹”的武器所致，在短短三分钟时间，毛岸英同志被烧成一堆焦炭。
　　这种“凝固汽油弹”，是把汽油加稠化剂调制而成，即使无论多么小的一块沾到你皮肤上，都会把你烧成焦炭。因为它的燃烧力太惊人了，无论在落在哪，即使落在水里也会烧的一塌糊涂。
　　但是，这种能使人“速死”的化学武器，还不算最残酷的。我们说一个这方面的真实案例。
　　在哈尔滨，有三位挖泥工。某天像往常一样，他们三个在江上作业，一开始工作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忽然他们挖泥斗好像遇到什么重物，而不能卷起来了。
　　三个人连忙下水查看，究竟挖泥斗被什么东西扯住。不过结果有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挖泥斗里竟然是一枚炸弹。这是抗日期间，日本投下一枚没有炸的炮弹。炮弹已经是锈迹斑斑。蛋壳的外面被腐蚀的很厉害。
　　这三位挖泥工以为是普通的炮弹，就把它抱到船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他们仨都没注意到：从炮弹里流出了一些液体，并且这些液体悄无声息的滴落到他们的布鞋上。没想到第二天，这三个人的脚上都起了大水泡，并开始溃烂。
　　其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个叫孙庆武，这种溃烂没有特效药能治疗。他跑遍哈尔滨和北京的所有医院，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病情的发展。剧烈难耐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天天打吗啡止疼。最后一直溃烂到白骨，孙庆武就这样被活活的折磨死。
　　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
　　孙庆武的女儿六岁时，曾经用过父亲的脚盆洗脚，但是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卧床不起，那双脚也残废了。
　　
　　在上海的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也不可谓不英勇，但是军事素质的低下，也暴露无疑。
　　比如在防线的配置方面，缺少“纵深”，日军冲破一处，整个防线就马上溃散了。连我们的古人都知道在防御时设置瓮城，并把城墙建成犬牙交错状，这样形成的交叉火力，防御起来更坚固，更不容易被突破。
　　按照现代军事理论，在战斗力相当的情况下，进攻方和防御方的战损比是3:1一——就是说你要是想进攻别人，你的死伤人数是对方的三倍。按照这样理论，日本军队在进攻上海时，伤亡人数应该是中国部队的三倍。
　　但是众所周知，事实却恰恰相反。日军伤亡7万人，而中国伤亡则是15万人——进攻方死的人数反而比防守方少一倍，可见两军的战斗力悬殊到什么程度。
　　  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日军同国民党作战时，如果是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日军的一个联队（团）就足够了，而对付国民党杂牌军一个师，日军只需一个大队。
　　这就是差距！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还有重武器方面，没法和日本军队比。但是中国的轻武器方面，并不比日军差，甚至说还略占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军队配备的一种武器，在防守阵地而言，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战绩。这种武器就是马克沁机枪。
　　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武功再高，也很难徒手打赢几百个人的围攻，那些所谓“有万夫不当之勇”，往往只是一种神话。据说李小龙每秒能打六拳，每拳四百镑，即使有这样的战斗力，真正在现实中对付一百个壮劳力的拼命围攻，也绝不可能取胜。
　　但是借助“工具”，个人的战斗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罗得西亚50名步兵用4挺马克沁机枪，击退了5000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结果战场上留下了3000具尸体。
　　1898年，英国远征部队48名士兵，用40挺马克沁机枪，在苏丹使2万名伊斯兰战士死伤。
　　为什么这种机枪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因为马克沁机枪解决了自动供弹，自动退壳，能高密度的连续发射。这就能形成一种难以穿越的火力网。在面对着黑压压冲上来的敌人，最可怕的就是有火力间隙或者缺口，这往往是敌人的突破点。
　　不过设想一下，如果在防守时，让你布置这种机枪的位置，你会怎么安排？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和实战经验的人，一般会把它放在阵地的正面。但是这样是不科学的。
　　因为敌方冲上来时，你在阵地正面看的话，敌人大体是分布在一条横线上的。机枪一旦放在阵地的正面，要想尽量多的杀伤敌人，就不得不边射击、边大幅度的摆动机枪，就像是摇头电扇，只有这样摆动，才能尽量多的射击到不同角度的敌人。
　　那怎么才是机枪射击的最佳位置？那就是把机枪布置在阵地的侧面，从着这种侧面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敌人是分布在一条竖线上，这样不用大幅度摆动机枪，就能轻松的获得最佳杀伤效果。
　　面对着黑压压冲杀上来的敌人，如果有几挺这种马克沁机枪，心理会多少有点底了。
　　但是所谓的“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随着各种武器的发展，人们也渐渐找到了对付这种拥有超强杀伤力的机枪的克星：轻型迫击炮。
　　这种轻型的迫击炮，劲大一点的士兵可以扛起来飞奔。并且一般的炮都是曲线射击——用机枪你打不着他，他却能打到你。只要侧准机枪手的位置，然后来一发，很轻松的就搞定了。
　　狙击手都非常忌讳打第二发子弹，因为一打第二发，就意味着你的位置很可能被暴露了，敌人的火力会很快的向你集中，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隐藏火力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机枪手的位置是恰恰是无法隐藏的。重机枪都比较“重”，并且你不可能做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所以据统计，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机枪手往往要比步枪手伤亡几率更大。
　　不过打炮可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敌人的距离、多大的仰角或者俯角、什么炮弹、什么型号的引信等等。这些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才能准确的命中目标，稍微有一个因素考虑不到位，就一切白费了。
　　不光白费，正如当过炮兵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的，你找敌人，敌人也在找你，你想打的那些敌人可能只是诱饵，只要慢一秒，你的炮位可能就先落下敌人的炮弹。
　　每项比较复杂的技术，要想熟练，就必须有足够多的练习。有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在脑子里反复的想象投篮动作，这样完全通过思维去想象，而不做实际的练习。另一组既不这样的思维演练，也不做实际的训练。过一段时间后，在思维上练习的哪一组，投篮的命中率远高于什么也不做的那一组。
　　这说明，大脑和身体对复杂的操作，要有一个接受记忆的过程，为了大脑和身体更准确的完成复杂操作，实际的演练必不可少。
　　在军事上有一个说法，一个枪法出色的特种兵，是用子弹“喂出来”的——要有足够多的实弹训练，才能培养出“神枪手”。这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
　　某国总统参观完本国特种兵的表演后，对特种兵的枪法大加赞赏。但当了解到一个特种兵往往需要数以万计的子弹，才能练出如此精妙的枪法后，他对特种兵的负责人说：“这样是不是用的子弹太多了？”——意思是说是不是能减少点训练的实弹量，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特种兵负责人马上反驳说：“总统先生，你认为战士们的生命，还没有您夫人身上的首饰值钱吗？”
　　 也许令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是，在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炮弹实弹射击，打多少发，得由蒋介石亲自书面签批。
　　  在这种艰苦的训练条件下，很难造就出高素质的部队。
　　战斗力的差距，都会战场以最残酷、最无情的伤亡来表明。
　　在淞沪作战期间，中国军队的伤亡速度惊人——每天要消耗一个师！亲身经历过淞沪会战的陈怀理老人，曾经回忆说：“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甚至很多中国士兵在进入阵地前，都要对周围的人说：“弟兄们，来世再见吧”。这些热血男儿，用这种最有血性的话，来作为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听似最平静，其实最刚烈。
　　同样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国民党著名将领，孙元良将军，在一次采访中，爆出的中日军队的伤亡数字的差别，更是惊人，他说：“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
　　美国政府战争部（War Department）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美军颁发了一本名为“How to spot a Jap”（如何辨认日本人）小册子。漫画家Milton Caniff以幽默搞笑的方式，用图画来说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区别。
　　在书的扉页，一位美军军官向大兵瑞恩发问：“嘿，瑞恩，你在中国待了那么久，和 我们说说日本人和我们的东方同盟军（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吧！瑞恩胸有成竹地解释说：首先要看体征——中国人的个头儿，比较接近美国人，日本人要矮很多，好似没有腰，两条腿直接长在胸部了；中国人的肤色略呈暗褐色，而日本人肤色淡一些，有点偏浅黄柠檬色。中国人的眼睛稍斜，但长的位置与欧美人类似，而日本人眼睛更贴近鼻子。
　　这些体貌特征的描述，虽然有点丑化日本人，但不能不说是相当准确的。体貌特征和中国人相比，毫不占优势的日本人，为什么拥有这么强大的作战能力？
　　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就是两者官兵的作战素质，差别太悬殊了。
　　如果中国部队训练、文化素质、武器，都能跟的上的话，中国人的战斗力毫不孙色于日军。在国民党部队里，还真有这么一支作战能力，军官素质都能和日军一决高下的部队。
　　这支部队就是孙立人的新一军。
　　新一军是国民党所有部队里，作战能力最强的，并且在缅甸战场上，能以少胜多，大败日军。即使后来和解放军交战时，也从没有打败过，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 可见他们的作战能力有多么的强悍。以至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这支部队仍然不相信他们打不过“共军”。
　　新一军有以下特点：
　　官兵的文化素质，是当时国民党部队里最高的。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这是和著名的西点军校齐名的一所军校。马歇尔和巴顿都是这所学校毕业。在国民党的将领里，有这种水平和视野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新一军的很多官兵，都是当时的学生，所以在文化水平，是国名党部队里最高的。再在缅甸经过美国教官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作战技能和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并且他们所有的军事配备都是美式的。
　　其中很多官兵，被飞机带到缅甸后，直接脱光，用喷雾器全身消毒、洗澡后，还会注射各种疫苗。然后由美国配发崭新的军服，军靴，武器，还有牛肉罐头等。原来的衣服就直接烧掉了。
　　这种待遇和配备，是当时国内部队难以想象的。新一军也战绩辉煌：
　　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
　　并且这位和巴顿是校友的孙立人将军，有时在行事风格上，也很有巴顿风格。比如他把被俘的1200名日军，（除了其中的一名台湾人外）全部活埋！
　　因为他知道，如果对这些禽兽有丝毫的宽恕，就对不起那些惨死同胞的英灵。
　　血债要用血来还！
　　 　　1000多名日军是在缅甸被俘虏的，孙立人当时下令一个个的审问，凡是去过中国的一律活埋。 关于孙立人杀1200名日军俘虏，其实存在很大的疑点。不用纠缠于孙的个人品格，只要看一下日军的作战记录，就可以知道这么大规模的被俘，根本不太可能。
　　日军素来以顽强著称。
　　在战场上日军伤兵，常常会用手榴弹，炸死打扫战场的中国官兵。所以和日军作战，不仅难打，就是打胜后，战场的善后处理也充满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苟延残喘的日本兵，猛地抛出手榴弹，或打冷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突袭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曾经有一个日本伤兵用手榴弹，杀伤中国官兵七八个人的记录。
　　即使感觉到日本鬼子都被干掉了，在收拾战场时，也要保持十二分的警惕。
　　和日本人交战过的、英国威廉斯利姆将军，曾这样评价日军：“如果有500名日军坚守一个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个才能夺取它，那剩下的5个会集体自杀；日本军队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正是基于每个士兵的精神，他们战斗或者行军，都是至死方休。”
　　这就是日军的可怕之处！
　　日本鬼子把这种“死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而这种精神使每个单兵，都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在海拔3200米高黎贡山脊上，当时中国军队经过长时期的围困和战斗，才最终夺取了阵地，但是在冲上阵地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发现前几天死去日军尸体的大腿上的肉，已经被割掉了，而在隐蔽的角落里，有黑黑的人的粪便！残存的日军就是靠吃同伴的肉，继续和中国部队死磕。
　　所以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往往把日本兵刻画的过于愚蠢。比如时常会出现日本兵，顶着我军的重机枪的火力，成群冲锋的画面。不过千万不要当真，在现实的战场上，经过严格陆军战术训练的日本兵，绝不会有这么笨蛋的行为。
　　在战场上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人员分散，火力集中”——打仗时人千万别扎堆，但火力却要瞄准目标集中。
　　所以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真正在各个技术层面，能比较准确的还原真实战场的很少。像美国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算是做得比较到位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就曾经用这部电影作为教材，来训练士兵的战场作战技能。
　　我们没上过战场的人，很难对枪炮对我们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缺乏直觉和深刻的感受。
　　比如在广州街头，持枪歹徒和警察的枪战时，竟然有很多老百姓围观！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枪炮对人究竟能造成怎么样的伤害，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战场的惨烈。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士兵，对他用口径是5.5毫米的M16击中一个人，有最现场、最直观感受和观察：
　　他击中的只是那个男人的手臂，但是被击中的一霎那，那个男人的胳膊几乎脱离肩膀，并且子弹的能量，竟然使那个中弹的男人猛然摔倒在地上，然后又弹到空中！，并且在短短的几秒后，这个男人就死亡了。
　　我们从物理的角度解析一下，子弹为什么对人体有如此大的摧毁力。
　　其实我们人体的主要成分，不是蛋白质、不是维生素、不是钙，而是水。人体的大概75%是水。当高速的子弹，以超音速的巨大洞穿力穿过人体时，它对人体产生的超强的振动波——被称为“流体静力震动”，就像一粒石子打在水面上，会产生波纹一样，这种子弹引起的巨强的震动，会在大部分是水的人体中，剧烈扩散起来。会造巨大的人体组织损伤。
　　并且在快速奔跑时，注意要跟墙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子弹打在墙上时，有时候会发生折射，这种经过折射的子弹一样能杀人。
　　作战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人，还能根据子弹在墙上留下的弹孔，来判断开枪者的距离：拿根筷子或者类似筷子的直棒，插进弹孔，如果看到筷子的倾斜角度超过45°，那么就可以判断这颗子弹至少来自400米以外的距离。
　　如果插进去的筷子，几乎和墙体成直角的话，那你就该赶紧跑吧，因为开枪者所在的位置不超过一百米。
 淞沪会战的失败，使中国军界的知识精英们，深刻反省现代战争。
　　在抗战期间，国共两方面的所有将领，在和日军大规模作战的记录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使我们和日军的伤亡率达到惊人的1:6。就是说，我们死1个，日本那边死6个。这是在当时难以想象的。
　　能取得如此骄人战绩的将领，就是鼎鼎大名的孙立人将军。
　　我们可以把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战斗力，简单归结为：美式装备 + 美式训练 + 中国士兵。
　　可见不是咱们中国士兵天生的素质不如日本人。造成60万日军能在4亿人口的中国长驱直入的，只能说明咱们当时的制度比日本滥，而不是人。
　　在俾斯麦时代，中国和日本都派人去德国学军事。看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学习期间的表现，德国人就断言：如果日本和中国开战的话，中国必败！
　　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是学的全套：不但学直接的战术，武器装备等，还学与之相关的人事、财务、卫生、管理、组织架构等等。而中国之学所谓的“军事”。
　　举个例子。在海湾战争中，直接在前线作战的人员，只占参战部队的20%，而其他的人员是后勤、管理、技术、医护等等，有的还坐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个人电脑，为在前线的部队提供服务。这就是说明，所谓的“打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的组织动员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平时的训练水平等等。
　　在印缅战斗中，中国部队享受的是标准化的美式保障。我们可以举例看一下，这种保障体系和理念，要比当时的国内水平高多少。
　　在热带作战，对士兵最有威胁的是两种病：疟疾和痢疾。
　　防止疟疾的关键就是防蚊。在美国保障体系下，是怎样防蚊子的呢？首先是蚊帐，高质量的蚊帐，不但提高战斗人员的睡眠质量，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最重要的是能阻挡蚊子转播的疟疾。而美军有能力配置各种型号的蚊帐，甚至连挂在树上的吊床上，都有防雨蚊帐。在印缅作战的中国士兵，还能看到美方提供的露天电影。不过在夜里看露天电影，当然要面临蚊虫的问题。总不能没人带着一顶蚊帐看吧。
　　美国人有办法。
　　在露天影院的入口处，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将防蚊油（skat）倒在每个人的手上，并要看着你把这种防蚊油涂在身体的裸露部位，才放你进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往驻地周围的小河的上游，倒入少量机油，由于不溶于水，这种机油会漂浮在河面上，形成五彩的油膜。这种油膜顺流而下，会汇聚到水草密布的地方，这样能有效防止蚊虫的滋生。
　　他们还给中国士兵吃一种防止恶性疟疾的药物，叫Atebrine，这种药像一种黄色染料，吃完后，连人的眼白都会变成黄色，像得了黄疸似的。
　　这种种的措施，极其有效的防止了疟疾的大规模流行。要知道这种疟疾，在中共内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得过，而在一般的战士中，更是普遍。这极大的消耗了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增加了非战斗减员。
　　这种现代化的保障体系，连当时的日本也望尘莫及。
　　一个日本军官的回忆录里写道：在战场上，不卫生、无规律的生活和行军，极大的损害的士兵的健康，很多日本兵由于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而导致拉肚子，由于缺少针对腹泻的药，很多日本兵直接把作为外用药的薄荷脑，喝近肚子里。
　　可见后勤保障是多么的重要。
　　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孙立人的知识结构和眼界，不是其他所谓国民党将领能比的，在他的部队里，为了防止疟疾，会给每个人吃奎宁。在带队撤回印度、穿越丛林时，孙立人严谨自己的部队喝生水，如发现不遵守者，对其处罚不是罚款、不是记过、甚至不是打骂，而是直接枪毙！
　　也许很难理解喝一点生水，为何就有如此严厉的惩罚。
　　因为这种生水会使人严重腹泻和痢疾，而这种大规模的腹泻，对一个部队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孙立人见过这种患严重腹泻和痢疾的部队，行军起来就像是医院搬家。互相搀扶、各种器具、担架，七零八落，哪还像什么部队。
　　这种措施非常见效：这次丛林行军，只死了一个人，并且恰恰是违法纪律喝生水死的。
　　  况且在敌人追击的情况下，部队的伤员，会严重的限制部队的撤离速度和机动能力。在没有机动车辆的条件下，一个伤员、病号，至少占用两个或者更多健康士兵的体力。尤其是在流动作战中，伤员是部队可怕的负担。
　　在自然界里，那些跑的不快的羚羊，会被猎食者无情的捕杀。在同样残酷的人类争斗中，如果行动不够快，也会被“猎杀”。不同的是，自然界里，在逃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动物会救受伤的同类，因为这不符合自然选择的规律。
　　但是作为有理性、有道德感的动物，人类会有这种“互救行为”。而这种行为，有时是牺牲自己的“逃亡”速度为代价的，这样就把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中。
　　孙立人的同窗好友，齐学启将军，就是因为在营救伤员的过程中，不幸落入日军的手中的。
　　齐学启和孙立人是整整九年的同学。齐将军的品格，可以简单概括为：忠勇爱国，并视部下为手足。
　　在转移的过程中，作为他这个级别的长官，根本没必要和伤员同步撤离。但是当他去野战医院视察时，看到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些受伤的部下，如此凄惨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就说什么也不愿意撇下他们不管了。
　　齐将军拿自己的钱，到附近的村子里，买了几头大黄牛，让伤员骑在上面，和这些伤兵们一起转移。但是这种行进速度，很快就被日军赶上，在轻重机枪的扫射下，除了一名伤员跳水逃跑成功外，其他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齐将军头部中三弹，身上中四弹，失去了知觉。冲上来的日军一看见他的军服，就知道他的级别了，于是连忙把齐将军送进医院，紧急抢救过来。因为对日军来说，这么高级别的中国将领，活着对他们更有价值。
　　根据后来和齐将军同狱的、中外盟军战俘回忆：
　　汪精卫的伪政府，曾经专门派12个人去“劝降”齐将军，都被齐将军给痛骂出来。
　　在日军的中央监狱中，齐将军是最受英美等各国战俘爱戴的人，他高尚的品格和对人无私的援助，像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一样，能给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安全感。
　　作为一个曾经在清华和美国，留学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加上在部队的多年的磨练，齐将军能用中英两种语言，向同狱的战俘，宣讲中西方各种英雄人物的事迹，极大的鼓励了战俘们，成了他们的精神源泉。并被中、英、美、印各国战俘拥戴为领袖。
　　日军最后看到劝降无效，就决定对齐将军下手。但是要杀害这么高级别的中国将领，日军还是对明目张胆的公开动手有点顾忌。于是就决定“玩阴”的！
　　一天，和齐将军一起上厕所的汉奸蔡宗夫，忽然拔出一把尖刀，从齐将军的背后插进去，并从腹部穿出，可见这刀的力度有多大！
　　当时和将军同一个监狱的一个英国军医，想为将军动手术，但被日本人拒绝了。这明摆这都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策划，企图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杀害齐将军，并推脱自己的责任。
　　接下来，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每天清晨，监狱里的全体战俘们，都自发的为齐将军常跪祈祷，希望能他熬过这次劫难。但是由于伤势过重，齐将军于受伤后的第五天晚上10点左右去世。
　　以这么重的伤势，在缺乏基本医疗条件的监狱里，没有麻醉剂、止痛针，消炎药，伤口可能化脓、感染、溃烂，这种状况下，死亡对齐将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齐将军仍然以微弱的声音，一遍遍重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在他的心目中，必胜的信念高于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但是就战争而言，追求的最佳效果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作为一个战斗个体，怎么在在枪弹如雨的战场上，最大化的生存下来，除了运气，有没有能操作的规律？这可是门大学问。
　　比如最直观的感觉，有人觉得一个战士的个子越小，好像他中弹的机会就越小。是这样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据参加抗美援朝的一个战士回忆，由于自己的个子瘦小，在行军的途中遭到美军飞机的狂扫时，身上棉袄的两边都被子弹打穿，但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瘦小，所以子弹只是打穿了肥大的棉袄。假若他的身体再稍微壮硕一点，这两粒子弹就不会仅仅“穿袄而过了”。
　　个子小相对来说中弹的几率也小。有人发现，在抗美援朝期间，那些身材瘦小，行动敏捷的四川籍战士，和同时参战的其他省份高大的士兵相比，生存下来的几率更大。
　　影响在战场上生存的因素中，还有战斗时的情绪。
　　两种极端的情绪——过度害怕，和过度“不怕”——都极易造成战斗个体，在没有充分发挥出战斗潜力前，就死掉了。
　　孙立人将军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事例。
　　  一个连长，不知为什么，在作战前，脸上有一种呆滞和悲哀的神情。而在作战过程中，他明知一所屋子里有日本兵，但仍旧贸然而麻木的冲进去，结果当场被打死。
　　如果给这个连长做心理分析的话，他作战时的精神状态是很有问题的：有种莫名其妙的厌倦、和悲哀交织的心理。而这种消极的精神状态，势必会造成反应迟钝，注意力、判断力等严重下降。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如果处在非常厌倦和悲伤的状态下，我们对周遭事物的反应，就会变得心不在焉、迟钝起来。办事的效率和出错率，都会大大增加。如果在战场上有这种情绪的话，那结果是很致命的。
　　作为知识结构完整、而且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孙立人将军，对他亲眼所见的这个案例，感受非常深刻。因为他能洞察到这个事例后面，隐藏着的很有价值的规律——士兵在作战时的精神状态，和死亡几率的关系。
　　孙立人认为，在战场上最佳状态是从容——不害怕也不莽撞，冷静、理智而又勇气十足。
　　日本顶级的剑术高手宫本武藏，在他的《五轮书》等著作里，李小龙在他的截拳道理论中，都反复强调冷静、理智而又勇气十足的精神状态，在打斗时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孙立人的观点，与他们不谋而合。
　　我们在前文中说过，在特种部队里，都有专门针对心理训练的课程，教官往往想尽各种办法，“侮辱”士兵，打击士兵的自尊。这种训练的目的，就是让士兵拥有超越常人的心理耐受力，而不轻易被愤怒、悲哀、恐惧等不良的情绪，占据头脑。
　　害怕死亡是人的天性。
　　但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人的生命显得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捉摸不定。在这一秒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在下一秒，就可能被炮弹炸成碎块。这对人的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异常巨大的冲击。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直接进入这种残酷的战争场景的话，精神往往会接近崩溃边缘。
　　人类有种天性：对没能力把握、但是又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上，往往会产生“迷信”。在战场上，连对人类最重要的生命，都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战场迷信”更是层出不穷。说到底，这些所谓的“战场迷信”，就是士兵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极度缺乏安全感，希望借助这些听起来很玄的“迷信”，来提高自己的生存率。
　　比如在战场上很流行的一种“迷信”就是“换衣服”。
　　什么意思呢？就是换衣服时，不能一身衣服全换，而是逐件逐件的换——今天换一双袜子，明天换一件上衣。因为在只有阵亡的将士，才全身换上新衣服或者干净衣服。所以“活着”的官兵，很忌讳这种一次性、整身衣服全换的做法。
　　据曾在新一军里，担任过少将翻译官的周明道先生回忆，有个排长因为遇到大雨，全身的衣裤都湿了，这位排长可能不太在乎这种“换衣服”的迷信，所以他把全身的衣服一次性、全部换了。
　　可是连长非常重视这种“迷信”，所以为了不让这种“换衣服”的“诅咒”在这个排长的身上应验，他把原属于这个排长的战斗任务，交给了别的排长。为此这个排长还冲着连长大吼：“你不让我参加战斗，就是看不起我”。连长大声回应道：“我就是看不起你”。
　　其实连长的良苦用心，大家心里都明白。
　　但是由于战斗比较激烈，所以这个排长在第二天也参加了战斗，但是在那场战斗中，别的排长都没事，单单是这位“换衣服”的排长，却阵亡了。
　　事后，连长还连连摇头，痛惜道：“他不该一次性把衣服全换了”。
　　我们按照所谓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当然会觉得换衣服和阵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世界上很多事物的微妙和奇妙的关联性，也未必是现代科学层面，能够完全解释的。就像陈寅恪说中医是“无可通之理，但有可验之功”——就是你按西方的现代科学，有时候没有办法解释中医，但是按中医的这些“讲不通”的理论，却的确能治好很多病。
　　广西中医学院、著名的中医大师、刘力红博士，就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例：在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各种疑难杂症。在很多大医院治不好的病，到他这便能药到病除。
　　更奇妙的是，这位盲医生用的药——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食物，比如绿豆、红豆、葡萄干等。
　　最奇妙的是，不论你是什么病，所用的“药物”大概就是这几种，唯一有所变化的是绿豆、红豆等的粒数不一样。比如张三的病，他用21粒绿豆、21粒葡萄干，但是李四的病，给的却是20粒绿豆、20粒葡萄干。况且他不管绿豆粒等的大小，只是在乎粒数的多少。
　　如果按现代科学的观点，这根本完全讲不通，但按照中国文化的象数之学，却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举得这个例子，只想说明，很多事物之间的关联，虽然按现阶段的科学理论看，是比较荒谬的，但不能就完全贸然否定这种现象。
　　如果真要上了战场，这种“换衣服”的迷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顾忌的。
  要想在战场上生存，光靠这种很玄的“战场迷信”，可有点不靠谱。
　　在日本军队中，也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战场迷信”。例如日本士兵，习惯带一种叫做“千人缝”的护身符——就是拿一块布，让一千个路过的女人，每人缝一针。据说把这种“千人缝”带在身上，能避弹。
　　这也算防弹衣的“玄学版本”。不过这种“防弹衣”的防弹效果，估计为零。倒是打扫战场的中国士兵，很喜欢从日本兵的尸体上，找这种纪念品。
　　在军事史上，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记载的一些将领的作战记录和指挥艺术，但是对个体的士兵的战场生存经验，还有具体的作战经验，却描述的不多。
　　历史告诉我们，行行出状元，哪个行业都有出类拔萃者，士兵也是这样。
　　任何一种技能，都有玩的出神入化者。
　　比如在宋朝，有一名围棋玩到“顶级黑客级别”的棋手，叫贾元。凡是下棋有一定水平，并且对棋术很痴迷的人，都有和高手切磋的强烈愿望。作为围棋迷的宋太祖赵匡胤，当然不会放弃和围棋一流高手贾元，对弈的机会。
　　和皇帝下棋很难：要是赢棋的话，就是给皇帝难堪；但是故意很明显的输，好像同样是对皇帝智力的轻视——你拿我当小孩哄吗？
　　但是这个贾元，凭借他极其高深莫测的围棋功力，和赵匡胤下除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局面——各活——就是无论怎么下，你也杀不死我，我也杀不死你。在这种布局下，双方都奋力厮杀，但是最终还是和棋。
　　这就是给赵匡胤造成一种错觉：对方下的很起劲，并没有故意让我，我自己下的也很吃力，但是最后还是平手，看来寡人我的棋力，确实能和一流高手媲美！哈哈！
　　贾元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棋术，竟然造就了这种最高境界的马屁。
　　在近代也有这种贾元似的人物。
　　陈毅元帅酷爱围棋是众所周知的。在黄桥战役前，陈毅听说指挥部附近，有一个棋术非常厉害的老人。当然忍不住要去拜访了一下，围棋高手见面，免不了要“手谈”一番，结果三局下来，陈毅赢了两局和了一局。
　　战役过后，陈毅又去找老人下，这次确出人意料之外：陈毅连输了三局，并且输的很惨，很明显技术水平，完全不和老人在同一个档次上。
　　陈毅当然要问上次为什么自己会赢，老人只是淡淡的回答：战前之所以故意输给将军，我只是不想影响您的士气，因为对打仗来说，士气最重要。
　　这就是某方面的技能极度高超后，所能达成的惊人、且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某个领域内长久的磨练、积累，所产生的经验和悟性，往往让人具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洞察力。
　　著名的中医专家刘力红，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他亲眼所见的案例：
　　一个叫廖炳真的老中医，这个老中医对在治疗骨癌方面，用的药非常有效，也非常让人意想不到。
　　在所有癌症里，疼痛度最高的就是骨癌。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剧痛，是患者最可怕的恶梦，并且这种剧疼用麻药都止不住。想想仅仅是牙疼的话，就让人寝食不安了，何况是全身都这样的疼法，那简直是太可怕了。
　　廖炳真却想到了用这个世界上，一种最令人想不到的东西，配上特定的草药，然后煎熬来洗患处，洗上几次就能使疼痛得到极大的缓解，甚至消失。
　　如果草药里不加这种神奇的东西，就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种东西是什么？
　　人的尸体腐烂后，尸水渗到棺材底部后，和棺材木头共同腐烂后形成的混合物。
　　为什么他能想到用这种奇怪的东西下药，这源于他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医技术”极度熟练。
　　在战场上，也有一类这样的士兵中的“顶级高手”，他们对战场中的种种细节、生存技巧等诸方面都极度精通。并用这些高超的战场第一线的知识和经验，创造了一个个战场生存奇迹，和歼敌奇迹。
  美国特种部队，要完成一项下列任务考核：
　　
　　任务要求——在狭小、有限的空间里（如汽车内，飞机机舱里或混乱的人群中），不借助于任何武器、赤手空拳的将对方击倒。
　　时间限制——必须在三十秒内。
　　任务要求细节——必须在被对方发现、并且准备好的情况下。
　　
　　要求这么严格？这样苛刻的要求，在实战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随便说一个案例。
　　1981年3月30日，美国华盛顿。总统里根刚走出一家饭店，忽然一名叫欣克利的青年，抬手对着里根就是一枪，这枪击中里根胸部。但就在这声枪响后的1.7秒后，欣克利就被里根身边的特工击倒在地，使他没有机会开第二枪。如果特工的反应慢1秒、甚至零点几秒，或者格斗技术不超级过硬的话，里根恐怕就活不下来了。
　　要知道，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般没经过训练的常人，在1.7秒的时间里，可能还没回过神来，即使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也会下意识的微微发愣一下。但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却能在这一眨眼的时间内，把刺客制服在地。
　　严格的训练，丰富的实战经验，会使人变成一件犀利的进攻“武器”，其作战效能，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一些训练有素、且作战能力强的部队里，往往涌现很多作战经验异常丰富的“老兵”。他们是“战场生存专家”，对战场的诸多细节了如指掌。例如：
　　抗日战中时期，一支步枪的寿命大概是一万发子弹——就是在射击一万发子弹后，步枪的关键部件，就会严重老化磨损，从而进入报废期。而一场战争，步枪最多可连续射150发，因为连续的射击，会使枪管红热。而一个人如果认真瞄准射击的话，射击100发后，由于后座力，射击者会脸肿肩疼，而命中率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只有了解这些细节，才能在一场战争中，科学的分配各种资源，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真正的战场可不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和“做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真正的操作起来，才发现有很多生死攸关的细节。
　　曾经有个日本的忍者，潜入敌方的家中的地板下面窃听。他的刺探技术很高，伪装的也很好，但当他正蜷缩在地板下面，全神贯注的窃听上面人的谈话时，忽然一把锋利的剑，从地板上猛刺下来，直接洞穿他的身体。
　　为什么他被发现了呢？
　　是地板缝里进出的蚊子出卖了他。他窃听的敌人也机警异常，一看有蚊子像地板下的某个地方聚集时，就意识到那里肯定藏着人。
　　在危险的环境里，就像和上帝下棋，你稍微有一点考虑不周全，就会直接输掉自己的小命，连悔棋的机会都没有。
　　凡事做过侦查兵的，往往都会被告诫，在有月光的晚上，深入敌方侦探时，千万不要把自己影子投射到屋子里，或者窗户上。因为这种被常人忽视的细节，往往能使侦查兵丧命。
　　  没有经过训练的平民，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都是非常脆弱的。
　　比如何如冲进一个有敌人的房间里，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讲究。入口对试图冲进去的一方是一个“死亡漏斗”——里面的人，可能早已把枪口对准入口处，当门一有动静，里面的人就要乱枪齐发，把试图进入者打成筛子。所以进入的角度、和速度都非常重要。
　　曾经有这样的战例：试图冲进去的一方，把往外开得门，错当成往里开得了，这样的错误当然导致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屋里，而战争中的延误，就意味着死亡。
　　其实判断门是往里开、还是往外开，很简单，就是看下一门上的合页——如果合页在外面就是向外开，否则就是向里开。
　　所以，战争中作战人员的精神状态，调整的最佳、最敏锐，对危险和细节的敏锐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出现。
　　而这些素质的形成，都要依赖于平时的训练。
　　以色列特种部队-以296部队，平时训练在沙漠中行军50千米不喝水，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人体极限，多名士兵因为严重脱水死去，但是训练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
　　在香港电影里时常出现的、大名鼎鼎的“飞虎队”，自成立以来，至少有7名队员，因为残酷的训练而猝死。
　　很多特种部队，为了训练作战队员的超强的心理素质，会让队员趴在地上，然后用重达几十吨的坦克的压过，队员在两条履带之间，稍有失误就会被压得粉身碎骨。以这种玩命的训练，来铸造出士兵超级镇静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不成为敌人的恶梦，敌人就会成为你的恶梦，那要想成为敌人的恶梦，只能用这种比恶梦更可怕一千倍的训练来实现了。
　　部队的作战风格可分为两类。
　　德国风格——士兵偏重于听从长官的指挥，但是长官一旦挂掉，或者别的原因得不到命令，就会有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美国风格——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比较强，即使自己被阻断在一个战壕里，也能很好的发挥作战效力。
　　客观的说，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之所以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两者都具备。
　　服从就不用说了，日本人的服从能力、和群体性，众所周知。但是日本人个体独立作战的效能，从明朝的戚继光到近代的抗日期间，我们中国人都深有体会。我们前文说过，即使在逃跑的过程中，单个的日本人，也会经常躲在各种隐蔽的场所，如大树上，空屋子里，草丛里，伏击咱们中国士兵。
　　中国部队士兵的个体作战效能，如有科学的训练，绝不会输于任何国家。在印缅抗战的战场上，就涌现了很多这样的战例。
　　新38师112团的三名战士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就是其中优秀的范例之一。
　　为什么说他们优秀呢？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战场场景，就可以感受我们中华民族，有时候看似在很多方面比西方国家落后了，但是在危急时刻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说明我们中国民族，有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顽强生命力，绝不是偶然的。
　　日本人在后来总结印缅战争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只看见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和中国人的尸首”——就是说，在战场上经常看见印度人举手投降，英国人扭身逃跑，而中国人玩命和顽强程度，不比他们日本差。
　　在美军中，有一只部队在丛林作战中负有盛名——麦里尔支队。这支部队是美军丛林作战的王牌部队，丛林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即使这样一支所谓的“王牌”，和在同一个战场上作战的中国部队比起来，也有不小的差距。看看作战记录就知道了：
　　这支部队1944年3月进入北缅地区，不到两个月，还没有正式和日本人打，只是在迂回的途中和日本人遭遇了一下，伤病号竟然就达到700多人！占其兵力的28%！在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严重的伤病就使这支部队完全失去作战能力。
　　而我们中国部队新38师，打得仗比他们多、比他们残酷，环境不比他们好，但官兵的健康状态，和战斗力与他们相比，四个字就可以准确概述：天壤之别——健康状态非常良好，战斗力非常强。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人曾经说过：“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
　　“吃苦耐劳”这四个字，是曾经是中国的部队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比如在朝鲜战场上，中国部队的食物在美国人的眼里，只能勉强算是“饲料”——这种低劣的食物哪是给人吃的？但美国人不知道，在长征时，红军连这种“饲料”都吃不上，在饥饿、严重营养不良、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还能一昼夜狂跑二百多里，并且跑完这二百多里后，不是倒在床上睡大觉，而是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
　　 吃苦耐劳，是一种异常强大的素质和信念。
　　在印缅战场的丛林中，在异常艰苦的行军中，由于体力的极度透支，人在极度的疲乏状态下，即使拿根木棍，都觉得是个巨大的累赘，更不用说是沉重的枪械了。所以为了保存体力，争取最大生存几率，很多美国士兵把枪械丢掉，真正的“轻装前进”。
　　而这种情况，在同样作战条件下的中国士兵里，却绝少发生。中国士兵把手中的武器看的比自己的命更重要，宁愿自己死掉，而不愿扔掉自己的武器。
　　有人说，在美国文化里，会把人的生命排在第一位。所以美军的这种做法，也是有情可原。但是中国士兵“武器重于生命”的信念，更符合一个军人的标准——因为在战场上，个体的生命不应该排在第一位，胜利才是。
　　在丛林中行军，是对人类体能巨大的考验，遮天蔽日的树木，还有地面上的茂密草丛、荆棘、崎岖的地形、各种毒虫，蛇，蚂蝗等，把人折磨的筋疲力尽。但是每当夜里休息时，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的士兵们，绝不是找个什么地方倒头就睡。而是洗澡、洗脚、在地面上架起高出地面的“木床”，搭好帐篷，铺好芭蕉叶，做好防蚊措施，所有的一切防护措施准备好后，才安然休息。
　　要在体力极度消耗的情况下，还要完成这么细致的工作，需要的是严格训练后，形成的高度自觉、和过人的吃苦耐劳。
　　而美军呢？
　　拿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的丛林王牌作战部队——麦里尔支队——来说，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和新三十八师的作风完全不同：一说休息，这些美国大兵，便迫不及待的随便找个地方，拿个毯子往身上一盖，倒头就睡。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被蚊子传染疟疾、被毒虫咬伤、不注意卫生而被感染等，伤病大面积的发生。以至于没和日本人怎么打，就失去了作战能力。
　　由于孙立人的完善的现代知识结构（曾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并且孙还是孙武的后裔，这就能使他有能力，把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和中国高超的军事谋略完美结合。例如新三十八师里，负责部队卫生、通讯、工程方面的专家，都是当时国内的一流人才。有这些专家团队做智力支持，使三十八师的作战素质，有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打仗不就是玩命吗？这些专家有用吗？当然有用。有时一个专家的智慧，能顶一个师的战斗力。
　　看看新三十八师卫生专家给的一些建议，我们体味到，所谓的专家，就是把某个领域的知识能量发挥到极致的人：
　　每人每天吃20粒用盐水煮熟的花生，这样可以预防脚气病、色盲、夜盲症等眼疾。
　　每人配备一个防蚊面罩，一早一晚（就是蚊子特别猖獗的时候）戴在头上。防止蚊子叮咬。
　　每人一瓶防蚊油，防止蚂蝗和蚊子叮咬。
　　战场阵地内必须建厕所，不准随地大小便，每日必须用途掩盖。
　　山地作战时要穿透气性好的衣服，而在丛林中作战，则应该穿着裤口和袖口能扎起来衣服。
　　所以孙立人的知识和眼界，绝不是国内当时的土军阀所能比的。
　　比如鼎鼎大名的张学良，有时打仗就非常迷信。甚至迷信到荒唐的地步：比如他在打仗前夕，最忌讳看到兔子。如果什么都准备好了，并且各种时机也不错，正准备出兵时，忽然从路边的树林里窜出只兔子，只要让张学良看到，他就会想说：今天不打了，明天再说。
　　所以一个部队最高长官的素质，就决定了一个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我们经常说“谁谁是某个团队的灵魂人物”，“灵魂人物”——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就是说，没了这个人，这个团队就像没“魂”了，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了任何应变能力，只能被动挨打。
　　孙立人就是新三十八师的“灵魂人物”—— 他一手建立起了新三十八师独特的“团队文化”——团结、勇猛、智慧、作战技术含量高。
　　和很多将领不同的是，孙立人非常反对成立敢死队。他对士兵的生命异常珍惜，每次打完仗，都会到前线，和一线的官兵反复讨论打仗时的作战技术：这仗怎么打会更好，怎么布置火力，在这样的地形下应该怎样进攻，怎样防守……等等，这些细节都要反复讨论。
　　通过这种“作战技术研讨会”，极大的提高了士兵的作战经验和作战能力。
　　
　　本师的力量不是单靠武器和敌人较量，主要是发挥以一当十、以寡击众的技术和攻击精神、还有牺牲的决心和日军作战。
　　——孙立人
　　
　　孙立人的这些理念，在他手下的三名士兵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得以完美体现。
　　在战场上，最可怕、最令人绝望的情况就是陷入重围。四周是数不清的敌人，而我方只有几个人，子弹有限，体力有限，补给有限，这种状况下，往往只有两个结果：被俘或者战死。尤其是被凶残的日本人包围，后果可想而知。
　　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这三位老兄，由于和日本人打得太投入了，以至于撤退的命令都没听到。
　　怎么会呢？大家在一起战斗，自己的部队那么多人撤走了，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吗？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丛林里特殊的作战环境造成的。
　　在丛林里，即使白天，遮天蔽日的树木藤蔓，也会使林中的光线非常的暗淡，况且还是是在黄昏时分，丛林中的可见度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
　　当这三个人缓过神来才发现，整个阵地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了。糟糕！
　　现代战争中，几个作战人员要想成功突破重重包围，光靠好运气可不行，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作为支撑，才能创造“逃脱”的奇迹。
　　大家一定都看过《第一滴血》，里面史泰龙扮演的兰博，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退役特种兵，由于受过特种训练，并且经过实战的洗礼，所以兰博作战能力能量非常巨大，以至于对于大批特警的围攻，仍能如入无人之境，挥洒自如。
　　这虽然有艺术的夸张，但是其中的原理还是很靠谱的——那就是——超级的作战能力离不开平时作战技术的积累。
　　我们看一下现实版的“突围技术研究”。
　　我们以军事第一强国美国为例，来说明这种专门的“功夫门派”——专门研究我少数部队，如果被敌方的大规模敌人包围，采取何种策略才能最有效突围。从而解析在突围的过程中，那些因素至关重要。
　　为什么要专门研究这种战术？
　　因为侦察兵在深入敌方侦查时，往往会遇到被敌方发现、并被大规模的包围情况，并且如果被发现、被包围，侦察兵的伤亡就很大，在这种形式下，研究突围战术，就非常有必要了。
　　作战专家研究出了这样的突围战法：
　　组建、优化作战单位。
　　其实这种方法，戚继光就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前文中有过简单的介绍，就是几个人为一个作战单位，这几个人中，拿着不同的武器，比如有拿长枪的，对付稍远距离的敌人，有拿盾牌防护的，有拿短刀转砍距离较近的敌人的。并且这几个人为一组，互相照应，能有效攻击各种距离的敌人，并且自己的防护措施还能做的比较到位。
　　其实中国武术中，也有类似的策略：“远用腿，近用手，贴身要用肘。”
　　美军中的侦察排，也采取的是这种把作战单位，切分成很小的小组—— 一个侦察排分为4个班；每个班分为9个人；并且每个班又分为M16机枪组。这样战斗起来，几个人组成的机枪小组，就能形成凶猛的火力，能有效压制对方的火力。
　　更可怕的是，每个人都配有一种有效阻止追击的“利器”——杀伤地雷。
　　杀伤地雷，是什么玩意？
　　这种地雷是专门设计来杀伤步兵的。
　　设想有几百敌人追你，并且这帮家伙手里都拿着武器，要对付这种恶梦般的绝境，你需要的是一个能杀伤力巨大的武器，杀伤地雷就是为这种情况量身定制的。它的重量很轻，便于携带，但是它一旦爆炸，就威力无穷，爆炸时会飞出无数的、密集的碎片、钢珠，就像散弹枪一样，一打一大片。杀伤半径短则几十米、多则上百米。
　　有这样的“利器”给你“掩护后路”，你的逃脱计划，会轻松、从容很多。
　　  对于被包围者来说，还有一个因素能增大突围的成功率——那就是地形。
　　在抗战期间，反扫荡最艰难的是冀中平原地区，因为在平原地区，作为弱势的一方，没有可以险要的地形可以固守，而日方的武器优势，战斗力优势等，在平原地区都可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后来不得不创造出地道战，来弥补这一劣势。
　　举个简单的例子，后面一帮敌人追你，先不论别的方面，就是以你的中弹概率来说，在山地就比平原地区小很多。
　　这不仅是山地的地势，能给你提供很多天然的屏障，来阻挡子弹。还有别的因素，能降低子弹的命中率——比如山地复杂的地势形成的气流影响，光线折射的影响，地球重力的影响，都非常影响子弹的命中率，特别是对稍远距离的射击时，这些因素影响更大。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影视作品误导了我们对真实情况认知。
　　比如两个人打架，好像总能过上好几十招。越是所谓的高手打得时间越长，其实现实中的打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高手，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少的、并且未必是好看的招数，解决掉敌人。
　　如果有人一上来，就目标明确的砍你手臂内侧或颈部的动脉，这家伙十有八九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因为这两处的动脉一旦被砍断，人就会在十几秒内失去知觉、并且送命。任何方式急救都来不及。
　　影视作品中中的某些战争场面，也是很不靠谱——在战斗中，士兵成群结队的在街道上行进，这样的士兵也太不专业了。
　　真正的战斗中，士兵要是队形那么紧密的话，一个手榴弹就会干倒一大片。不但不能离得那么近，行进时还要靠着墙，并且靠墙的方式都有讲究——不是背靠着墙，也不是脸贴着墙，而是身体的侧面靠着墙，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身体中弹面积减到最低。
　　之所以写这么多，只想说明一点：打仗有时候精细的就像绣花——比如从这个坑里跳跃到另一个坑里的动作，都得有讲究。
　　战斗力越强的部队，就“讲究”越多，伤亡也越小。
　　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在被日军重重围困时，竟能和日军激战两昼夜——大概48个小时——直接的作战效果是：竟然能通过自己凶狠的反击和战斗力，把敌人“震住”。干掉8个敌人，并穿越敌人的间隙，回归本队。
　　说起来很简单，其实真正做到这些，真的很难。
　　48个小时，都处于精神高度紧张、兴奋状态，这个就很难。作战心理素质，体力必须都很强悍才能办到。
　　国际上很多劫机犯，为了能长时间的保持精神的兴奋状态，有的会借助注射兴奋剂。因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精神的丝毫松懈，就意味着警惕性和反应能力的降低。这种状态也是离死亡最近的状态。
　　能在丛林中，追上自己的部队，这也不容易。
　　部队行进时，一般先头部队会做路标，而最后面的部队负责清理路标。但是在丛林里，辨别方向是极其困难的。而一旦在丛林中迷失方向，那就意味着死亡。
　　不过在丛林中，也有特殊的路标——人的尸骨。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一句：“一个人在地下躺多久才能腐烂”。也许真实的答案会令莎士比亚吃惊：不是九年，不是九个月，甚至不是九个星期，在丛林中潮湿温暖的环境中，人的尸体只需要九天左右，就白骨化了。
　　为什么腐烂的那么快？这是由于人体器官的性质决定的。
　　人死后，体内的消化液首先发生“自溶”——这些在人活着的时候，用来消化食物的消化液，此时开始溶解人的消化道。
　　人体的血液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乐园”，这些微生物迅速繁殖，并不断分解人类的器官，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气体会充满在尸体的血管和软组织里，尸体因为充满气体而膨胀——在12-18小时内，可以膨胀到原来的三倍大，有点像经过发酵过的馒头。
　　此时如果在实验室里，所有的灯都关掉，把针管插进充满气体的尸体里，导出的气体可以用火柴点燃。
 这种尸体产生的气体还有一个作用——把人体的内部器官挤压出来：眼珠子会被“顶出”眼眶，肚子里的内脏也会从屁眼里溢出，想想这种情况，不仅是恶心，还有点恐怖。但这是尸体腐烂时，都会发生的现象。死亡，对人类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假设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在突围的过程中，在丛林中遇到中国将士的尸骨的话，他们也能辨认出来这些尸骨所属的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远征军的臂章是用桐油浸过的，防水防蛀，不容易腐烂。这样才有利于对于伤亡情况的情报统计。
　　尸体在丛林环境中很脆弱，在短短的时间里，肉体就会变成一堆白骨（当然，现在一幅完整的人类骨骼很值钱——3000到5000美元——并且每年还在涨）。人的肉体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下极易被分解，但是某些人造的“嵌入体”就比较难于被“自然分解”了。比如现在女人经常用来隆胸的硅胶，假如有做过这样隆胸手术的女人，被抛尸荒野的话，即使她身体的皮肉已经腐烂分解，但是这种隆胸用的硅胶，依旧会完好无损。这种硅胶看起来像什么？——有点像水母。
　　火葬场工作最怕这种做过隆胸手术的尸体，因为这种硅胶在高温焚烧时会爆裂，溅得火话炉内壁到处都是。
　　我们再分析一下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三个人的心理素质。
　　人的天赋非常神秘，但是能量巨大的力量。比如宋徽宗虽然治理国家一团糟，但是却是最有天赋的画家，尤其是他的花鸟画，极其强调细节，其逼真度非常高超。一次，宋徽宗手下的某个著名的画家，拿一幅画的孔雀上台阶的图给宋徽宗看，宋徽宗以一流专家的眼光，马上评论道：孔雀抬左腿时会伸头，而抬右腿时会缩头，但是你恰好弄反了。
　　对于这种细节，古今中外能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洞察力。但是这种洞察力和感受力是一个天才画家所必需的。
　　同样，有些人是天生的优秀的战士，那这些优秀的战士需要哪些素质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是“杀人不眨眼”。
　　杀人不眨眼，在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绝对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但是在战场上，这却是士兵需要具备的素质。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David Grossman，他写了一本书，是专门研究杀人时，对于杀人者的心理影响。
　　据他研究，我们大多数人在杀人后，心理都会发生很明显的波动——兴奋，负罪感，疲惫这些情绪会接踵而至。而这些情绪，对于人的注意力还有精力，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部队在训练时往往会用“人形靶”，这就是让你在平时的训练中逐渐适应“杀人”的感觉。
　　但是David Grossman发现，大概有20%的人，他们对杀人非常平静，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完成一件极其平常的活儿，而这种“杀人后的平静感”是天生的，这种人就是天生的战士——“杀人不眨眼”并且极有攻击性。这些残酷冷血的品质，都会在战场上转化为对敌人可怕的战斗力。
　　我们无意诋毁我们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三位前辈“杀人不眨眼”，只是想说明这三位神勇的前辈，超强的战斗心理素质，即使和凶残的日本兵相比，也胜出很多筹。
　　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这三个普通士兵，展现出如此强的作战能力，也不是偶然的，恰恰能反应出孙立人对自己38师的训练和教导，非常有水平。
　　孙立人是新38师的师长，而刘伯龙作为师长的新28师又是什么样的呢？
　　新28师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就令人很气赌了。
　　28师里有个杨团长，在缅甸时，当地的华侨送给这个杨团长一张豹皮，这当然很珍贵，这个杨团长就令两个士兵专门给他抬这张豹皮。但是别忘了当时的背景是28师从丛林里撤回国内期间，丛林里艰苦的环境，使这两个抬着豹皮的士兵，体力过度透支而先后死去，但是这个杨团长却毫不在乎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觉得士兵的命和豹皮比算不了什么，继续令另外的士兵抬，也不扔掉豹皮。
　　上行下效，手下的有的营长、连长一看团长连豹皮都让士兵抬，自己也就别客气啦，索性连路都不走了，让士兵抬着走。士兵们病没人管，累没人管，自己都没力气走，还要抬这些大爷。愤怒在每个士兵心理酝酿。
　　于是很有震撼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连长让两个士兵抬着，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的行进，这个连长嘴还不老实，骂骂咧咧的，这两个士兵也不说什么，闷着头抬着连长往山上爬，当爬到一个悬崖边上，这两个士兵忽然停下来，互相一使眼色，连担架带连长一起扔到山涧里，边扔边嘴里终于痛快的大声骂了一句：去你妈的！
　　而这一幕就发生在新28师83团翻译官贺蕴章的眼前。  连长被自己的士兵扔到山涧里！这样离心离德的部队，那还会有什么战斗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部队一切都谈不上。
　　孙立人写过长长的一篇有关“驭兵之术”的文章，把这篇文章和蒋百里、毛泽东、粟裕的军事著作摆在一起，如果我们抛却他们的政治立场不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奥秘：一流的军事家就是洞悉人性最深刻的人。
　　这些人能在各种复杂的局面中，极度准确的迅速的感知到人的心理变化和利益诉求——无论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就像一个对猎物习性极其了解的猎人，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陷进、诱饵才能捕到猎物。
　　洞察人性的能力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能力，对一流的作家，军事家，企业家和任何一个领导者来说，这种能力必不可少。苹果的总裁乔布斯，对苹果产品的设计者的要求是：要把界面上的水滴，做的逼真到要让人有想舔一下的冲动；要让使用者在十秒钟的时间内，从一千首歌中找到自己想听的歌。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在这个世界上手机的功能都差不多，但唯有苹果手机能后来居上，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苹果手机“直接无缝”对接到人的情感需求和体验上。
　　而能做到这种境界，都源于乔布斯对于人性的深刻了解，他用他的产品和你沟通，一下子就能沟通到你的心坎里。他知道现在的客户最想要的是什么——在手机基本功能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客户最想要的用起来很“爽”的体验。
　　而毛泽东知道当时最广大的农民，最想要的是土地。于是我军与“国军”打仗时，我方经常向对方那边喊：“王小二，别打了，你家刚分了八亩水田。”这类宣传直接“秒杀”“国军”的最后一丝斗志，世世代代没拥有过自己的土地，怎么着？共产党什么条件都不要，就分给地了，这种措施带来的愉悦感，把当时最绝大多数的农民蕴含的能量，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释放出来。
　　蒋百里和孙立人对中国社会大的趋势的理解，当然没有毛泽东深刻，但是他们相对来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在军事层面对中国的了解，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蒋百里和孙立人都曾分析出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原因。
　　中国士兵不怕牺牲、勇于吃苦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光荣传统吗？
　　这种答案很像教科书里的答案，但未必符合实际情况。
　　而蒋百里和孙立人则认为，中国士兵之所以拥有这个特质，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士兵来说，战争时的生活水平，和平时的生活水平相差不是太大。也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即使不打仗，生活境遇也够悲惨的了。
　　这个原因也许我们现在多人不太理解。
　　我们从一个侧面，看看当时大多数人——也就是农民的生存状态。
　　国共打仗时，我军的很多士兵连吃的白面都不认识，他们竟然用一袋袋白面来修筑工事，后来被陈昌浩发现才给制止住。
　　很多士兵没见过牙膏，他们把牙膏装在口袋里，当糖吃。
　　陈锡联的警卫员，没见过马桶，还以为是用来腌鸡蛋的罐子，便揭开盖，去里面摸，结果摸了一手屎，
　　甚至一直到解放战争时，连当时已经是高级指挥员的陈锡联，都不认识金砖，还以为是铜块，竟然用来垫床腿，有的甚至扔到了粪坑里。
　　其实人的知识结构，是和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一些从没见过金属，一直使用石器的部落，他们把从西方殖民者那里得到的铁钉种在地上，希望这些铁器能长出来。
　　而对照一下同时期西方已经发展到了的经济水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差距有多大。
　　孙立人和蒋百里对中国士兵，这种特质的分析既深刻，又务实。只有务实，才能设计出最高效、最科学的制度。
　　就像西方的间谍机关，曾经有这样一个“务实”的规定：假如你不幸被捕，你必须坚持48小时，因为这48小时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让很多同志逃生。严刑拷打很难熬，不能奢求每个人都是电视里、小说里那种超级的硬
　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的心脏是在左边，但是大概有百万分之一的人的心脏是长在右边的——这种说法不是八卦，而是李政道，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到过的。
　　张爱玲在九岁十读红楼梦，就感觉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味道”不一样，这当然是一个文学天才异常敏锐的感受力。
　　在印度洋边某个岛上的一个小渔村里，一个当地的头人忽然感到种种说不出的异常，他当机立断，把所有的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马上召集起来，并带他们爬到附近最高的山上，当几十米高的海浪袭来的时候，这些村民们幸免于难。这个头人之所以能感觉到这种“异常”，也许他不止一次从先辈那里听说过，那就是“世界末日般”海啸来临时的预兆。他的生存环境和知识结构，造就了他对海洋敏锐的感受力。
　　这些都说明，在一个缤纷复杂的世界中，人在生理、还对某些事物敏锐度上，差别是很大的。
　　咱们中国人是特别注重感觉、而不是逻辑的民族。所以我们从感觉和体验出发，总结出了很多很“奇妙”的规律，诸如：
　　如果一个女孩子突然喜欢吃辣，就说明她有生理欲求了。
　　一个女人如果人中有痣的话，很可能就会得子宫肌瘤。
　　在春天地气是上行的，所以即使没有风，风筝一样能飞起来。但是秋天地气是下行的，所以如果没风的话，风筝就放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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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从西方的观点都是很难理解的。
　　在战场上，这种神秘的“感觉思维”，同样重要。面临多种选择时，能比别人更清晰的感觉出每种选择导致的结果。并坚信自己的感觉，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孙立人就有这种能力。
　　当杜聿明命令撤退野人山时，作为下属的孙立人拒绝执行。在国民党内，直接和上司如此顶牛的恐怕不多。孙立人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军校的高材生，和一般的国民党将领很不一样——不一味强调服从或者效忠，他非常重视避免无谓的牺牲，把士兵的生命权益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孙立人不提倡成立敢死队之类的——这可是中国部队常用的攻坚方法。
　　为什么不进野人山？因为孙立人知道，那简直就是地狱。
　　野人山，在缅语中被成为“胡康河谷”意思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我们前文中提到过这种丛林的生存条件有多艰苦。
　　有多艰苦呢？
　　杜聿明带进野人山的部队时是4万人，而出来时，却只有8千人。也就是5个人中只有1个人或者出来。
　　我们通过事例，感性的了解一下，野人谷有多可怕。
　　
　　杜聿明的一个副官生病掉队，在一个大树下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堆白骨——被蚂蚁给吃了。野人谷连蚂蚁都如此凶猛。
　　
　　蚂蟥，蚊子，各种毒虫，疟疾，登革热，猩红热，拉肚子，都是对人生命的巨大威胁，并且没食物吃，当时正当是雨季，雨点大的像小型的鸡蛋，几分钟就能在地上下一两尺，如何睡？地上的沼泽有的齐腰深，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杜聿明手下虎将、也是和杜聿明同属黄埔系的戴安澜，受伤躺在担架上，一同和杜聿明撤入野人山。由于艰苦的自热环境，伤口恶化，最终没能走出野人山。戴安澜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司机王培清，这次戴出来征战没有带王培清，而是把他留在家里照顾家人。一天夜里，在后方的王培清好像在半梦半醒之间、迷迷糊糊的做了个奇怪的梦：他梦见戴安澜穿着一身整齐的军服，走进一个在山上的庙里，然后推开庙门，看了一会，接着便把门庄重的关上。
　　等王培清醒后不久，就接到了戴安澜阵亡的电报。后来据当时在戴安澜身边的参谋证实，戴安澜就是死在一个山上的庙里。
　　
　　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杜聿明也不能幸免，患了登革热，在担架上昏迷了两昼夜。为了抬他，二十多个年轻的士兵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一个还有他的警卫营营长。
　　
　　二十多年后，一帮缅甸克钦帮的游击队员进入野人山打游击。当他们进入一个被藤萝遮蔽住洞口的山洞时，他们惊呆了：里面是满满的尸骨！这就是杜聿明当年穿越野人山时，某队士兵来这个山洞里避雨或者休息，因为野人山的山洞一般都有瘴气，加上这些士兵太劳累太虚弱了，以至于集体死在这个山洞里。
　　  关于退子弹拼刺（来自百度知道）
　　
　　
　　 二战时期小鬼子的制式步枪是友坂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因为枪机上有个防尘盖），这种步枪每击发一次都必须拉枪栓手动上膛、之后才能二次击发，所以在近战中射击是要吃大亏的。但是三八大盖的枪身很长，装上枪刺以后就成了很好的近身肉搏武器，所以小鬼子喜欢拼刺刀。
　　
　　 枪的杀伤力和子弹的停止作用有关，三八大盖的射程远、弹道稳定性高，这就意味着它的弹头动能很大。这种弹头在近距离击中目标时受顿挫的效果不明显，可以直接贯穿人体而不在人体内产生空腔，这又意味着近距离被三八大盖击中的人不会受大太大的伤害、甚至不会马上丧失战斗力（击中要害部位除外，比如大动脉、心脏、头部等）。但是子弹在贯穿人体的过程中动能就会急剧下降，二次击中目标时停止作用明显、弹头翻滚造成人体内很大的永久空腔，这时的杀伤力就很大了，通俗地说就是“爆头”。
　　
　　 说得再通俗一点：一个小鬼近距离对我方军人开枪，子弹只能在我方人员身上打穿一个小孔，之后继续飞行的子弹很可能会击中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很可能是另一个鬼子，那么被同一个弹头第二次击中的人就会被打爆，这对小鬼子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它们的《步兵操典》里明确规定了拼刺刀前必须先退掉子弹。
　　
　　 如此说来，地道战里玩的“串糖葫芦”，第二颗山楂要比第一颗惨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