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睿斯的按键说明:中国近代的牛人们4

“诈骗大师”从对这个青年男子的第一印象中，以自己的“专业能力”，究竟解读出了那些信息呢？
　　
　　从穿着方面：
　　“外面穿着一件七八成新的长袍，里面穿的是一条陈旧但做工、和质地都很不错的裤子。脚上的鞋也很高档，但是也已经是很破旧了”。
　　从外形、表情、举动方面：
　　“他'手尖脚细’，皮肤白嫩，但是愁眉不展，满脸懊悔，两眼无神，面容憔悴。进门后，迟疑了一下，看看周围没有熟人才进来。”
　　结合这两方面，“诈骗大师”给出如下初步的解读分析：
　　
　　单从从衣服和鞋子的款式、质地、做工，并结合这个年轻人的“'手尖脚细’，皮肤白嫩”等方面，可以判断出这个年轻人家境很不错。这么年轻就家境不错，十有八九是个“二世祖”。是靠父辈的财富积累，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打拼。
　　但是从衣服的破旧程度，并结合“愁眉不展，满脸懊悔，两眼无神，面容憔悴”，可以判断出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破产了，前途不妙，没有希望。
　　进一步分析，一个人突然破产，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飞来横祸”，导致自己的生意受到重创；另外的原因是自己挥霍无度，吃喝嫖赌，不懂经营，是败家子，坐吃山空，自己把自己给搞破产了。
　　再说，如果是“飞来横祸”导致的破产，当事者脸上往往是“悲壮”的表情，而不是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满脸“懊悔”。
　　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曾经家境很不错的“二世祖”，但是由于自己吃喝嫖赌，只会消费，不懂挣钱，现在彻底破落了。
　　再进一步分析：
　　如果这个年轻人有父兄在的话，不大可能落魄到这种地步。因为父兄在的话，对于他的恶劣行为，会有很强的干预和威慑能力，一般不会任凭他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年轻人的可能是老爸早死，母亲溺爱放纵，才一发不可收的沦落到这种地步。
　　“诈骗大师”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年轻人进来时，缩头缩脑的先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熟人，看到没有才进来。一般像他这么大的年轻人来算命，都是三五成群，呼朋引伴，极少有一个人来的，并且来的这么偷偷摸摸，不好意思见人，更能说明这个年轻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充满羞愧感和耻辱感。这也从从侧面证明以上判断的准确性。
　　另外，“诈骗大师”还判断，这个年轻人的父辈很可能是富商而不是官僚，因为如果是官僚的话，以他们在官场上的人脉资源，应该比较容易找到差事。找到工作干的话，这个年轻人应该侧重于问自己的接下来的前程运势，而不至于如此的颓唐绝望。
　　父辈是富商的话，这种境况就比较合理了：因为那时的正经的商人，最恨这种败家子，所以虽然有父辈所在的“商人圈”，但应该没有人愿意用他，导致他才如此落魄。
　　
　　综上所述，即使这个年轻人一句话都没说，刚踏入“诈骗大师”的“工作室”，这个“诈骗大师”靠着自己资深的经验和训练，已初步提炼出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关键词”：
　　二世祖，吃喝嫖赌，没有父兄约束的败家子，已经破产的富二代，意志薄弱，死要面子，曾经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
　　还没开始算命，这个“诈骗大师”就提炼出这些极其有用的信息，在接下来的算命过程中，再加上自己高超的问答技巧，肯定能占据主动，并把这个年轻人玩的团团转。
　　这就是一个专业级的“诈骗大师”的水准，这就是传说中的“江湖高手”。
　　我们接下来“领略”一下这个“诈骗大师”的忽悠功力。
　在这个称作“江相”的组织中，要想成为顶级的“大相士”，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模样外形要好。就是长的看起来要气质不凡，最好有点仙风道骨。
　　人很容易在无意之间就会受到暗示。有这么一个好的外形，就会极大的增加自己话语的说服力。就像看病时，如果面对的中医是个长须飘飘，满面红光，两眼有神，神情从容淡定的老人，肯定无形之间就会极大的增强这个医生的权威性。病人对他会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与信服。
　　反之，如果这个看病的中医年龄不是太大，长的流里流气，给你看病时，刚摘掉戴在耳朵上的mp3，你会对这个中医有什么印象？
　　所以人的外形和表象总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作用。催眠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催眠师必须要在被催眠者的心目中树立权威性，权威性越大，催眠的效果越好。“忽悠”别人也就是对他实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催眠。
　　
　　其次，另外的条件，就是算是“内功”方面的了：“要声音洪亮，资质聪明，词锋要锐利”。
　　外形再好，只是一个基本条件。拙嘴笨腮，说话结结巴巴，头脑不清，思维混乱，即使长的再“仙风道骨”，一张嘴就露馅了，接下去的“忽悠”步骤也就无从谈起。就像李敖说的：如果一下子就被别人问住，那还怎么走江湖？
　　
　　我们文中提到这个“诈骗大师”，作为“江相”里顶级人物，这些基本的条件当然具备。要想把别人忽悠的团团转，这确实需要技巧，并且是很高的技巧。
　　在他们的发问技巧中，就有一套基本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敲、打、帘、干、隆、卖”。具体解释一下各自的含义：
　　
　　敲：就是旁敲侧击。发问时不要乱下定论，而是从侧面进攻，试探性的询问，在不知不觉间，靠这种技巧性的侧面询问，逐渐得到想要的信息。
　　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在仓促间吐露真情。
　　帘：即察言观色，分辨真伪，从表情变化中，结合前两项，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分清真假，并且从已知信息中推出未知。
　　干：就是用言语刺激对方，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恐吓、责骂，以使对方情绪失控，一般人情绪失控时，头脑就会混乱，正好能乘虚而入，操控谈话的主动权。
　　隆：就是赞美、恭维、鼓励、安慰对方，这经常和上一项，交叉使用，这样就是对方的情绪处在自己的掌控中。
　　卖：就是卖弄。在掌握对方尽量多的信息后，以从容不迫的、客观的语气娓娓道出，使对方惊异折服。
　　
　　这些原则简直是一个很完整、很科学、很有效的一个“心战拼图”。它无意间融合了心理学、狙击学、催眠学的诸多规律。对现代的审问学，谈判学等来说，也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我们结合这个“诈骗大师”和来算命的年轻人的对话，来简单看一下，这些原则是怎样在实战中被灵活运用的。
　　问：看你面色晦暗，恐怕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这是典型的“敲”的技巧运用，即旁敲侧击的试探性发问）
　　答：去年死了。
　　接下来，“诈骗大师”可以运用“卖”的技巧，卖弄一下自己“算”的很准，（其实这是“蒙”对的）。
　　然后运用“打”的技巧——就是突然发问。
　　“诈骗大师”结合已经初步得到的信息，突然发问：你父亲死了多久？
　　答：我三岁时。
　　连续突然发问：你是长子吗？
　　答：是。
　　“诈骗大师”迅速分析得到的信息：他父亲在他三岁时就死了，他又是长子，兄弟肯定不多。
　　然后不失时机的“卖弄”一下：你居长，没有兄弟，有也不会超过一两个，并且关系不好。
　　假如是不了解其中这些技巧的普通人，肯定觉得今天真的遇到高人了。
　看来高超的骗术，也应该算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这个集团骗人，有时不仅仅是通过语言，还会借助点“道具”。这对于那个自然知识相对薄弱的年代，很管用。
　　比如他们用黄磷和朱砂来画符，这样的“符”能在光线较暗时闪光；有时还会用白矾写字，因为这样烧后会出现黑字；用黄羌水浸过的“稽线”放在白醋中会变红。
　　以现代的科学知识来看，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化学反应现象。但是如果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就会觉得这些变化非常神奇。
　　愚昧就容易被骗。这应该是个很常见的现象。
　　通过我们以上的简单介绍，就能初步了解到这个叫“江相”的组织水还是很深的。“水深王八多”。这里面确实产生了很多“大鱼”。
　　为什么他们算命显得很准，好像有真有特异功能似的？
　　这很好回答：因为他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很完整、很系统、“很科学”的骗术体系。对于这些理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高明之处。
　　
　　比如张作霖早时，一个算命先生就预言他，如果能从军定能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张作霖后来发迹后，对这个算命先生深信不疑，推崇有加。直接把他招到自己的参谋部里做了个参谋，给予很优厚的待遇。并且经常问计于这个算命先生。
　　张作霖也算是个乱世枭雄，天生的机警聪明，非同一般人。要想骗住他，没有两下子是绝对办不到的。
　　那个算命先生之所以判定他能发迹，是不是完全是蒙对的呢？当然有蒙的成分，但也未必完全是蒙。因为在“江相”这个组织里，对于预测别人前程方面，确实有很科学的地方。
　　
　　比如对于我们前文中提到的那个破产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做生意，所以你要是建议他马上从商挣钱的话，恐怕成功的概率非常的低。他由于娇生惯养，手无缚鸡之力，你建议他从军来博得功名，恐怕也很不现实。但是他如果能改掉恶习，痛改前非。然后找个从商的亲友，踏踏实实的谋个差事，老老实实做事。他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所以有经验的算命先生，会从这方面入手，预测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前途光明。
　　要是算命先生遇到的是一个精明、强壮、干练的人，会建议他加入军队谋取功名，然后预测他一定能飞黄腾达。如果这个人没有成功，在战斗中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死了，死无对证。对这个算命先生的“职业能力”的声誉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成功，就会极大的提高这个算命先生的声誉。所以用这个“江相”组织的行话讲，这叫“无隆不响”。
　　张作霖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算命先生也许感觉到了张的精明、机警，所以才做了类似的预测。
　　这也算是半个“职业建议师”。很多所谓的“算命大师”也是靠这招，赢得极高声誉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在这个所谓的“江相”组织中那些顶级的大师，究竟做过那些“大单”。这个行业的顶级人物，究竟能挣多少钱？
　　在光绪年间，这个组织中资深大师之一“玄机子”张雪庵，就在顺德大良城来了次“巡回表演”。仅仅在大良城就有数万两白银入账。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在光绪二十三年，有一个人带着妻妾还有仆人十多名，来到大良城。奇怪的是，这么一行人没有去住城里的旅店，而是花钱租了一个大良城里没人敢住的“鬼屋”——就是一所当地最出名的“凶宅”。这所宅子由于发生多次不详的死亡事件，当地人是“谈宅色变”。但是这个人却好像专门来租这个宅子住似的。此人是何许人也？
　　这个人就是“玄机子”张雪庵。
　　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大良城，并且要住进这么一个不详的凶宅呢？
　　这些都只不过是，这个顶级的职业诈骗高手计划的一部分而
　张雪庵在江相派中属于“大相爸”的级别——这个组织中的最高级别。经过数十年在江湖上的历练，他的诈骗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无论哪方面的高手，一旦成为行业内的“高手”，往往犯一个共同的“毛病”——喜欢挑战难度更高任务。这样可以使他们更有成就感。
　　作为高手的张雪庵，多少也有这样的心理。此次大良之行，对张雪庵来说，多少也是一种挑战。因为他的“诈骗目标”不太好对付。
　　这个被张雪庵瞄上的目标叫“龙二公子”，是大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户。父兄在很多大城市有自己的商号，算是个家大业大，富甲一方的人物。
　　但偏偏这个龙二公子，对算命看相的这行“最不感冒”，城里很多算命的经常遭遇他“踢馆”。并且龙二公子在这些踢馆事件中，仿佛发现了无限乐趣似的，所以他经常在大良城中寻找目标，先装作要看相算命，问些很刁钻的问题，专找这些相士的茬，稍微有点不对，这个龙二公子马上“动手动脚”。
　　所以龙二公子在这个城里，是吃算卦看相这行饭人的噩梦。
　　并且龙有个很信任的手下徐某，每当出去踢馆时，都是这个徐某给龙二公子设计各种刁钻的问题来捉弄算命先生。
　　时间久了，这个徐某就有了个外号“打斋鹤”。可以说他是龙二公子的智囊。
　　这阵子，由于大良城里几乎所有看相算命的，都被龙二公子还有他的手下们给折腾走了，所以龙二公子闲的有点发慌。
　　恰在这时，张雪庵来到了大良城。这对龙二公子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正闲的难受呢，现在终于有的玩了。
　　并且张雪庵来的一点都不低调：他让人在宅子外面挂上“玄机子在此候教”的三尺金漆招牌。并对外宣称：“云游四海，结交有缘人士”。
　　一副标准的算命先生的做派。
　　这迅速的引起了龙二公子的注意：还真有敢往枪口上撞的。这个算命的敢在大良城如此放肆，竟敢这么不知深浅，马上就要你好看！
　　这种也正好是张雪庵要的效果——目的就是引诱你龙二公子，还就怕你不上钩呢！
　　这就像两个好斗的公鸡，正张着翅膀，伸着脖子，急切的把对方当作最好的进攻对象。
　　经过和“大斋鹤”徐某的缜密的研究，充分设计好各种刁钻的问题，龙二公子在脑中已经开始预演张雪庵失败后的狼狈模样，像以前的那些算命的一样。
　　这个不知深浅、嚣张的算命的，本公子让你知道在这个大良城，就是你的“麦城”。
　　在某天，经过充分准备的龙二公子，带着一帮手下，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张雪庵的住处。但是张雪庵是不卑不亢，镇定自若，真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气势。
　　既然是来踢馆，那总得找到破绽、找到借口后才能进行吧，不能来了一句话不说就开打吧，那就按预先设计好的问吧！
　　龙二公子原以为那些“不可能”被回答上来的问题，结果被张雪庵气定神闲的一一准确答出。这个陌生人张雪庵，简直就像看着龙二公子长大的一样，甚至就像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一样，把他龙二公子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完整、准确、详细的娓娓道出。连他龙二身上有颗朱砂痣，也给准确说了出来。
　　天呢！神呢！这是真的吗？
　　龙二公子彻底的被震惊了！也被彻底征服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半仙之体吧！
　　什么也不说了，彻底的服了。龙二公子拿重金邀请张雪庵给他预测未来，消灾去难。
　　这下子张雪庵在大良城彻底的轰动了。一传十，十传百，传言的放大效应充分显现，张雪庵被越传越神——他的神秘（专住凶宅），神通（这部分主要由当事人龙二公子传播）——都被无限放大。
　　大良城几乎所有的富商——甚至还有很多周边地区的——都带着大量的银子，在张雪庵的住处排队。
　　仅仅一个多月，张雪庵收入数万两白银。在大良城告一段落后，张雪庵又去其他地方云游了。
　　张雪庵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真有神通？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那个龙二公子身边的所谓的“打斋鹤”徐某是张雪庵的线人。
　　并且这个线人是数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这真算是放长线钓大鱼。
　　 费这么多笔墨，只想说明一点：任何行业，要想出类拔萃，战胜对手，一定要有职业化的训练——即使是骗子。
　　如果把军事也作为一个行业的话，我们也完全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切入，详细而具体的分析一下，部队之间的战斗力，究竟差距在什么地方？
　　我们从技术的层面，深入探究一下“八路军Vs日军”这种模式下，双方的战斗力比较。
　　先对比一下双方的军事素质。
　　赵兴元中将是亲身参加过抗日的老八路，并且在战争的最前线，从普通一兵干起，经过无数次和日军的贴身近战。所以，他能从亲历者的独特体验和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日军队在诸多方面的差异。
　　据赵将军说，早期日军的军事素质普遍都很高。
　　例如，在1941年前的肉搏战中，一般的鬼子就可以对付两三个八路军，有经验的老鬼子还要加倍。单这方面的差距就可以说大的惊人！
　　在这些鬼子的眼里八路再勇敢，也不过是“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不足为惧。所以打仗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你技术不行，有劲也使不出来，只能算是蛮力。所以那几年鬼子和咱们拼刺刀时，他们把枪的保险关上，有的甚至把子弹退出来，那就是表示：用不着浪费子弹，“大日本皇军”就能以这种最血腥的方式消灭你。
　　 在1939年山东莱芜马家庙的一次伏击战中，咱们八路军成功把日军打垮，在把绝大部分日军都干掉后，一排三十多人，腾出手来追一个逃跑的鬼子，因为想活捉一个，所以没开枪干掉他。
　　小鬼子的速度耐力还是不错的，一直跑了好几里。后来看到这帮八路实在甩不掉。他就停下来端着刺刀，竟然呀呀的叫着，回身主动逼了上来。
　　三十多个八路那会怕这个小鬼子，唰的一下迅速把这个鬼子围住。没想到这个年纪不大的鬼子，忽然左右腾挪，前挑后刺，咱们三十多个人竟然不能近身，还被他给刺伤了几个，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开枪“超度”他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侵华的日军军事素质之高。
　　八路军要想取胜，就得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尽量夜里打伏击战，避免和日本鬼子阵地战和贴身肉搏。
　　并且打伏击战时，常常以优势兵力包围日军，并且集中所有的火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打晕”。遭到伏击时，所有训练有素的部队第一个反应就是：卧倒。要在日军卧倒并打出第一枪前，尽量的多杀伤他们。因为一旦他们反应过来，开始反击的话，那就不好对付了。
　　1941年春，赵兴元所在的一营两个连，在莱芜古城子设伏，准备全歼日军的一个小队。等日军一进包围圈，营长胡年筠马上一声哨响，200多支枪一起开火。强大的火力把日军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整个战斗过程，日军只有机会还击了一枪。
　　此次战斗，我们在人数、火力、地形上都占绝对优势，并且全歼了日军。日军仅仅打了一枪。按说我们应该是大获全胜。但就是日本鬼子的这仅有的一枪，就击中了胡年筠营长！
　　可见小鬼子的枪法有多准！
　　日军在赵兴元将军家山东章丘明水镇前营庄大屠杀时，有只狗朝着街上的日军狂吠，一个鬼子听着心烦，足足有200米的距离，这个鬼子只是抬手一枪，狗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所以赵兴元将军反复强调：早期日军的军事素质不是后期的日军能比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的日军的军事素质，也比刚放下锄头、就参加部队的八路军要好。
　　当时有很多人不服这种差距：俺是扛锄把子的不假，可他小鬼子也是人，也是一个脑袋两支胳膊两条腿，论个头，俺还比小鬼子高一块呢，俺就不信拼不过他。
　　莱芜前营庄有个叫赵树冲的就抱有这种观点。
　　这个赵树冲是那一带有名的壮汉，身高力壮，颇有一把子蛮力，摔跤几个人也不是对手。在1938年秋的一天晚上，游击队转移，但是他觉得好像对自己的体力和战斗力很自信，便带着几个同样精壮的年轻人，准备偷袭日军。
　　他们几个翻过一道石头围子，没想到几个日军，好像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似的，早已等在那了，人数和他们差不多，而且也不开枪，好像故意要和中国人比试肉搏似的。
　　双方一阵贴身厮杀，结果是赵树冲几人全部战死，而日军没有任何伤亡。
　　不要骂我媚日，以上这些都是赵兴元将军的亲身经历。
　　为什么八国联军那么点人，就能成为庞大的大清帝国挥之不去的噩梦？因为那些人是用现代的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人。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是战斗力！
　　正视差距，刻苦训练。
　　既然和日本鬼子在军事素质方面有差距，那只能通过专业化的训练，来缩小这种差距了。
　　单就刺杀技术来说，我们具体解析一下为什么不如小日本。
　　首先，基本功不行。具体表现就是刺杀的力度、速度和爆发力不够，这样的刺刀刺出去，就会严重影响杀伤力。
　　力量，速度，爆发力就是攻击时产生杀伤力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爆发力就是中国武术中常说的“寸劲”，就是在极端的攻击距离里，迅速的爆发出巨大力量的能力，比如李小龙就能在一拳的距离内快速发力，把人击倒。
　　其次就是刺杀中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八路军和鬼子刺杀时，老觉得鬼子的刺刀既快又变化莫测，极难防御。而自己每刺一刀，却会轻易的被对方防住。这是为什么？是鬼子的反应速度天生就比我们快吗？
　　这充分暴露出在刺杀中，八路军攻防意识还比较薄弱——该防的防不住，该攻的攻不进。
　　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规律的洞察。这就有赖于“专家”的智慧。
　　在八路军中，也有这么一批擅长刺杀技术的“专家”。他们在实战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渐摸索出了大面积提高八路军官兵刺杀技术的训练方法，也逐渐看出了阻碍八路军刺杀技术提高的症结所在。
　　据赵兴元将军回忆，他们有一个外号叫“老丈人”的刺杀教员，就是这些“刺杀专家”的杰出代表。
　　老丈人在九一八事变前，作为当时东北讲武学堂的刺杀教员，就由于刺杀能力非常出众，在沈阳被选拔出来和日本人比武。结果他一个人竟能同时对付几个日军。可以想象，对这么一个厉害角色，当时日本人派出去比的也应该是日军精英，不可能是泛泛之辈。这让日本人也深刻见识了一下：中国人中的精英并不比他们的精英差，甚至更强。
　　就像中国的吴清源，在日本的国土上，他竟能一个人横扫日本围棋界所有高手，十番棋不败，一个人独步高手如林的日本围棋界。被日本人誉为“棋圣”。中国的精英如果“精”起来，那水平有时是很吓人滴。
　　老丈人从此“一战成名”，成了中国部队中“技术级别极高”的刺杀教员。为什么说他的“技术级别”极高呢？因为老丈人在训练中的很多学生，也成了教员。所以对很多中国军人来说——在刺杀方面——他是老师的老师。
　　可以说是刺杀技术等级中的“九段”。
　　老丈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是“技术型”的，而不是“体力型”。
　　就像有些人之所以打架厉害，就是靠自己的“天生的身体素质”，比如长的高大强壮，身大力不亏，武术中有句俗语叫做“一力压十会”——就是如果我力气比你大，你就是比我多会十招也占不到便宜。
　　但我们看看赵兴元将军，对当时老丈人的描述：他四十来岁，中等个头，瘦削精干——这种年龄、体格如果刺杀技术特别厉害的话，绝对不是“体力型”而是“技术型”。
　　这个老丈人的训练方法，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每到一个连队教授刺杀技术时，他首先要上演一场“真人秀”：特意挑十个、八个刺杀技术好的战士，把他围住，别人拿得都是真家伙，而他只拿支木头枪。并说，你们就拿俺当小日本，跟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真格的。
　　开始大家当然会有顾忌，不敢全力以赴对老丈人下狠手。有这种情况时，老丈人就会极度抓狂，他会好不留情的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到战场上就死定了。
　　经他的话一激，大家就会逐渐进入状态。一番近乎实战的刺杀后，那一圈人不是枪被打飞就是人被刺倒。
　　可见老丈人的技术是真材实料，好不搀假。
　　大家看到这种情景，都会目瞪口呆，觉得老丈人简直就是“奇人”、“神人”。
　　老丈人也发现了八路军攻防意识薄弱的原因：拼刺刀时，绝大部分的人只看对方的刺刀、或者刀尖。这样的习惯很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特别注意对方的眼神。因为在刺杀中，眼神往往能下意识的暴露对方的攻击意图。通过对对方眼神的观察训练，能及早发现对方的攻击意图，这样就能比较主动的防御了。
　　这有点像李小龙的截拳道的理论：及早发现对方的攻击意图，在对方没有出招或出到一般时，立即进行拦截，化解。
　　所以老丈人和人对刺时经常会喊：看着俺的眼睛。
　　 武侠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一句话：人剑合一。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玄，但却多少有点道理——翻译成比较实际的语言就是：把剑要使得特别熟练。熟练的要像使用自己的手或者胳膊似的。
　　只有熟练了，才能谈得上迅速，敏捷，有力。
　　英文中有句谚语，叫做“practice makes perfect”，中文翻译成“熟能生巧”，字面上的意义是“练习产生完美”。
　　往往一种技能，只有在反复的练习中，才能逐渐变的完美、熟练。
　　所以，提高刺杀能力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老丈人深谙这种道理，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就是：“要把你那支枪摆弄的像根筷子一样”。枪在他手里也真的变成了筷子，显得那么的轻巧、快速、灵活。他刺杀的耐力更是惊人：无论是原地刺还是突刺，连续来个千儿八百次，竟能大气都不喘。
　　老丈人的这种水平，往往使围观的战士们看的直咂舌。这也激发了大家的训练热情，有了高手、标杆，大家便有样学样，于是热火朝天的练兵场面出现了：
　　训练场上，教员高声问：同志们，你们是男子汉吗？
　　大家一声吼：是！
　　教员再问：你们是硬骨头吗？
　　又一声吼：是！
　　好！每人一百次，听口令，突刺——刺！
　　有时甚至白天训练一天，月亮地里依旧杀声震天；有时躺下睡不着，或者一觉醒来，悄悄下地，拿着枪走到外面继续练。大家在竞争的气氛中，谁也不甘落后，你夜里出来练，我也睡不下去。你刺200枪，他刺300枪，我就非刺上400枪不可，谁服谁啊！
　　真是训练热情空前高涨。
　　经过这种脱胎换骨似的大练兵，到了年底，鲁中军区主力一团、二团官兵中，涌现出了许多刺杀技术的高手，这些骨干有的甚至能连续刺上1000枪左右。这种连续刺杀的次数，是反应刺杀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但是检验刺杀能力高低的，最终还是战场上。而在这次大练兵后的不久，这样的实战机会就来了。
　　这也是大练兵后，第一次的大规模的肉搏战。
　　1944年9月，在沂水南葛庄，日军53旅团43大队450人、伪军500多人，被鲁中军区3个团伏击。日伪军招架不住，纷纷后退。
　　奉命堵住敌军退路的是1团。而首先冲上公路，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的是1团5连。
　　为什么把这种任务交给5连？原因很简单：5连是刺杀能力最厉害的连队。在大练兵中，曾被鲁中军区授予“刺杀优胜连”称号。
　　怎么个“优胜”法？我们可以用比较具体的数字描述一下：
　　5连有三多，三八大盖多，全连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刺杀标兵多，每人对付一个鬼子绰绰有余；能连续突刺1000枪的人非常多，竟在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指标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个连强悍的刺杀能力。
　　来看一下，战场肉搏战中5连的表现。
　　5连从路边山坡上首先扑向敌人，在真刀真枪的交锋中，训练的效果立即显现。冲在最前面的鬼子相继倒下，再冲过来，再倒下。
　　6班士兵曾本义先后刺死4个鬼子，战斗结束后发现刺刀都弯了，可见他刺杀的力道和技术有多凶悍。
　　2班连长曹世范连续刺死5个鬼子。
　　日军中队长岗田建挥指挥刀，向3连副排长侯玉俊劈来。侯用枪一挡，飞起一脚，把他踢翻，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爆发力，一刺刀竟将这个小鬼子给钉在了地上。然后顺手捡起那把指挥刀，又迅速的砍翻两个鬼子。
　　也就几分钟，50多个鬼子全部变成了刀下鬼。
　　经过刻苦、、严格、科学的训练，就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一个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两个因素：人和物。“人”的因素不用多解释，“物”就是指一个部队的武器、装备等物质方面的因素。
　　我们从这两方面，对当时的日军和八路军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八路军的士气、勇敢、不怕死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绝不会比日本鬼子差。但就军事素质来说，我们不得不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关于日本鬼子的军事素质，我们上文中也有所提及。要是真实的日本鬼子，真像大多数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么蠢、那么笨，就不会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痛苦和耻辱了。
　　我们领先日本几千年，没有派一兵一卒到过日本，但是日本仅仅领先我们几十年，就敢来我们人多地广的土地上，像野兽一样毫无顾忌的奸淫烧杀。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的品味和反省。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书里对当时的中日军队，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军队的一个师通常只有6000人左右，而且行军时还埋锅、造饭、煮水、挑柴，无论从建制上，还是从后勤保障等诸方面，怎么看怎么不像现代化的部队。当然黄仁宇说的中国部队，还是当时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
　　而日军一个师团经常有12000人——14000人左右，有的配属特种兵的更是能达到2万人，且后勤保障，通讯，交通都是比较现代化的。再加上前期的日军都有良好的训练，单兵的军事素质都有相当高的水准。所以日军的战斗力可以想象。
　　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的30多个德式装备步兵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消耗殆尽。
　　作为始终在抗战最前线的赵兴元将军，对日军的军事素质也是深有体会：“进攻时挺勇猛，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冲锋、卧倒的很适时，动作也熟练。最见功夫的是，退却时队形不乱，交替掩护，枪打得也准，轻易不丢武器。”
　　反观那时的八路军，大都是农民出身，优点是朴实、厚道、吃苦耐劳；缺点是没文化、自由、散漫；没文化就导致接受和学习比较慢，这很影响军事素质的提高。
　　比如，很多的人竟然不知道“左”“右”是什么意思，教员只能说“这边”或者“那边”。后来教员就解释说，你吃饭时拿筷子的手是右手，端碗的是左手。这样解释当然比较通俗易懂，但是对左撇子来说就坏了，通过这样的解释，他很可能会把左右弄反。
　　左右的概念在战场上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比如指挥员喊：“左前方发现敌人”。你要是左右不分，那代价可就大了。
　　以今天的视角看，觉得这好像不太可能、好像很荒唐。但是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所以当时官兵的知识结构严重的滞后。因此还闹出不少笑话。
　　例如秦基伟将军，在战争年代一开始接触电话时，对这种很“现代化”的设备无法理解。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里面会有人的声音。一听见电话铃声就手足无措。
　　有一次，四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命令他到某地执行任务，秦基伟接完电话后，老是觉着不踏实，最终还是策马三十多里去见郑说：“那玩意我信不过，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从一个农民，转化成一个合格的职业化军人，确实需要有很多的东西要学。
　　比如，夜战要学：夜里行军，一定要记住你前面的那个人，跟定他。有人插了进来，要弄明白是什么人，然后超过他。 不然，黑灯瞎火的，两支队伍走到一块了，你可能就跟别的队伍走了——有时更危险的情况是——跟敌人走了。
　　在跟的时候还要不时注意瞅瞅前面的大队，不然那个人掉队了，你不也掉队了吗？
　　还有，什么样的地形便于发挥火力，又能保存自己？在敌人的火力攻击下，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匍匐前进、滚进、跃进、无规则跃进，蛇形前进？
　　 从“物”的方面来比较，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经常把八路叫做“土八路”——因为武器装备到穿着，都是在是“太土了”。但是“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别看武器设备极度落后，但在残酷的战争中，群众的创造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先说一下在通讯联络方面，八路军的一个创造。
　　及时的敌情预报，完全可以决定一个部队生死存亡，尤其是相对于比较弱势的一方。那时在敌占区，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做的非常的好。
　　敌人的每次出动有多少人，什么时间出动，出动的方向，这些信息对于八路军来说生死攸关。尤其是在鲁中等平原地区，敌人有时骑自行车，有时甚至是汽车，行动起来非常迅速。如果这些情报不能及时传递出去，那后果对于八路军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中国军民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想出了个土办法，那就是——消息树。
　　各村在高处都立有一颗“消息树”，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要到哪个方向去，消息树就倒向哪个方向。这样一来，即使是百八十里，也会很快的传递到。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它只能在白天用，在夜里就无法实施了。
　　此外还有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等等，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爆发出来惊人的勇气和创造力。
　　地雷战的首创权应该归功于冀中的民兵。
　　在1940年的春季发动的反扫荡中，安国东、赵西寇两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道路上，然后躲在远处用线拉火，结果炸死了两名伪军。
　　这种偶然为之的做法，立即触发了广大群众的创造力。
　　他们开始搜集废炸弹、废手榴弹，开始尝试着制造各种形式的地雷。我们中很多人看过地雷战，但是也许很少人知道，那么影片的作用不仅仅是娱乐、和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而当初拍片的主要目的，是把这部片子作为科教片，来向广大的群众介绍各种地雷的用法。因此这个片子中的很多故事，极具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也可以从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重温一下那是真实的地雷战是什么样子。
　　从1940年夏季开始，在初步的摸索中，尝到地雷战甜头的冀中军民，开始把这种初步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为了增加地雷战中的技术含量，部队特别聘请这方面的专家，给广大的军民开了地雷战的训练班。
　　美军曾经说钱学森能抵一个师，一个军事方面或者武器技术方面的专家，如果真能把他的专业技术转化为战斗力的话，所能发挥的效力确实不可估量。
　　比如在弹药很匮乏的时候，八路军中的专家们，可以用从敌人那里搞来的化肥、硫氨和根据地人民弄来的火硝来制造炸药。
　　有了这些武器方面专家的参与，地雷也变的“多姿多彩”，令敌人防不胜防。
　　例如有用土炮发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能反跳起半人来高、然后再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里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
　　对于敌人来说，变化的地雷才是最有杀伤力。
　　因为每种地雷的爆炸方式不一样，让日本鬼子摸不清规律，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躲避方法。有的在地上炸，有的跳起来炸，有的埋在大路上，有的在庄稼地里。到处都是地雷，并且这些地雷好像多变的焰火，花样多多，时常绽放出“美丽、耀眼”的火花，不过每“绽放”一次，就让小鬼子多一次噩梦。
　　地雷战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初见成效：在无极、定县、安国炸死敌军400多人。人数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地雷的威慑力充分显现，日军扫荡时再也不敢大摇大摆了。
　　这一步没事，但是下一步就可能被炸上天，这种地雷带来的精神压力，对日军的心理产生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所以有时地雷战有一个附加的心理战的作用。
　　有一次日本鬼子深泽城北宋庄一代扫荡，忽然发现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这个日军领头的军官，可能比较喜欢花草一类的，忍不住捡起来，他也许没想到，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能看到的事物了。因为在轰得一声巨响后，这个日本鬼子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花篮里有地雷！
　　在埋地雷时，中国人充分发挥擅长权谋的手腕，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让日本鬼子彻底抓狂：在埋地雷的地方，故意自行车带压过印，制造有人经过的假象；而在没有埋雷的地方，往往有翻起新土，制造好像埋了什么的假象。
　　这造成了日军的极度恐慌，让他们觉得草木皆兵的感觉。
　　有一次，日军扫荡时，忽然看见路的正当中，有一段皮带，一段在土里埋着，一段露在外面。日军由于充分领教了地雷的滋味，所以对这段皮带极度紧张、如临大敌。连忙叫来工兵“排雷”，几个人撅着屁股，满头大汗的忙活了半天，最后发现那仅仅是个皮带而已，并没有地雷。
　　这很像民兵跟鬼子开的玩笑！耍的是够过瘾的。
 当然，八路军一般伏击日军时，在数量上都是数倍于敌军，甚至数十倍于敌军。这就是经常说的那句：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
　　对在武器上和单兵素质上，都和日军有很大差距的八路军来说，这当然是最有效的战术。
　　我们前文提到过八路军擅长夜战，这也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摸索出来的能“扬自己之所长，避自己之所短”的战术。
　　之所以选择夜战，就是借助夜幕的掩护，尽可能的接近敌人而不被发现，离敌人越近越好，然后突然发动攻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快、准、狠是夜战的三字诀。而这种理想的效果都要靠一个条件实现：近——离敌人要足够的近。
　　八路军一般把夜里突袭敌人称为夜摸。夜摸也是有很大学问的。
　　首先，夜间的自然气象条件要考虑：
　　除非特殊情况，雪地里一般不夜摸。这很好理解，那时候没有很好的伪装服，雪地上移动的黑乎乎的目标，很容易很远就被发现。并且在雪地上走时，要发出很大的响声。尤其是人比较多，并且是在很静的夜里时。所以很难在这种条件下，离敌人很近而不被发现。
　　月夜里更难。
　　所以在雪地、月夜对夜摸来说是最不理想的。
　　雨夜按说对夜摸来说最理想：因为是阴天，所以光线足够暗；并且风雨声可以掩护队伍行进时的动静。
　　但是雨夜夜摸时，有一点是最致命的——就是闪电。
　　当队伍向敌人慢慢靠近时，如果突然一道闪电，那就无异于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一颗天然的“照明弹”，一切目标就会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据亲身参加过很多次夜摸的赵兴元将军回忆，在莱芜的一次夜摸中，那天雨下的非常大，借助于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赵兴元悄悄的带着队伍，一直逼近到距敌人的据点只有一百多米。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忽然划过天空，把大地照的亮如白昼，几乎同时，随着日军哨兵的一声枪响，副班长梁兴超永远的倒在了地上。
　　在战场上，除击中要害，其实一枪毙命的情况不多，大多都是出血过多而死。因为在战场上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护。
　　美军有这样一项调查：阵亡军人有高达90%死于被送到医院前。其中一半死于大出血，25%在负伤5至10分钟内就死亡了。美军在阿富汗反恐作战中，第一个阵亡的士兵就是失血过多而死，而他只不过受了小小的枪伤。
　　梁兴超被敌人击中的即使不是要害部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要得到有效及时的医疗救助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夜摸不是阵地战，没有前方后方，所以在机动性极大的作战中，受伤带来的死亡威胁比阵地战时更大。
　　一枪毙命，其实是一种难度极高的狙击技术，要达到这种效果，最佳的射击部位就是头部。除了这个部位，很难达到一枪就马让人送命效果。所以有经验的狙击手，在解救被胁持的人质时，一般都是瞄准恐怖分子的头部射击。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达不到“一枪毙命”，后果往往很严重。举个例子。
　　在1974年5月14日，几名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劫持了一百多名人质，当地时间十点，恐怖分子声称，如果以色列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将要每隔一小时杀死一个人质。
　　以色列政府马上派遣以特种部队开展营救工作。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马上做出反应，他们一边派遣谈判专家，拖延时间，然后迅速研究地形，布置了12名顶级的狙击手。
　　按照恐怖分子的要求，以政府派遣直升机停在了恐怖分子胁持人质的楼下。
　　一个恐怖分子把头探出窗口，想看一下外面的直升机。一名狙击手抓住机会，扣动了扳机。但遗憾的是，这名狙击手缺乏经验，因为他瞄准的不是恐怖分子的头部，而是胸部。虽然一枪命中，但是这种受伤位置却不能令人马上死亡，受伤的恐怖分子大喊大叫，然后对着人质开始疯狂射击，其他几名恐怖分子也在这种条件下，失去理智，结果造成了20多名人质死亡。
　　
　这就是战场的残酷性，生与死，瞬间变化。
　　战场就是佛教中的修罗场——在这个场所中，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生死、围绕着战斗进行。但是对于一场战争来说，决定生死的不单单是对方的枪炮火力，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自然环境，对于一个装备跟不上的部队来说，结果往往是致命的。
　　例如德军进攻苏联时，苏联冬季的严寒，对德军战斗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和温度有关。温度又和很多因素紧密相关，比如海拔，干旱，寄生虫，蚊虫，疟疾等等。
　　先说温度过低时，对部队的种种影响。
　　在温度过低时，人体为了保证核心部位的温度，肢端的温度会下降的很快。并且在低温下，人的心跳和血液流动会变得很慢，伴随出现的状况往往是困倦、嗜睡、意识逐渐模糊、容易出现幻觉等。
　　在战场上冻死的士兵，面部的表情往往并不狰狞，而是很平和。有的甚至面带微笑。这就是在极度的寒冷作用下，在濒临死亡时产生了幻觉。而这种在极度痛苦后的幻觉，往往是非常温馨愉快的。
　　见得多了，所以部队里的老战士，往往对热死和冻死两种状态，有很形象、很准确的总结：热死的人浑身发紫，像中毒似的；而冻死的人脸发白，大都笑呵呵的。
　　国共在东北作战时，冬天的严寒对装备很差的共产党部队来说，是几乎比国民党部队还要有威胁性的敌人。
　　在夜里有时低达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最有可怕的有时不是敌人的进攻，而是怎么才能在这样的酷寒中过夜，而不被冻死。
　　在作战前线，部队里的干部会不停的告诉大家，要想不被冻死、冻残，你就得活动，不停的活动。并且要带领大家活动，看好每个战士，落实到每个人。谁也不许坐下、躺下、更不能睡觉。因为睡觉的人会永远醒不过来了。
在这种极度寒冷的条件下，光是生存就这么难了，要是打起仗来，这冰天雪地的野外，无疑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在阵地上，士兵的手如果稍不小心，碰到枪的金属部分，会立刻被“咬住”。一扯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在南极的考察的科学家，喝东西时也会有这种类似的经历：一杯滚烫的咖啡，如果喝的稍微慢一点，咖啡会迅速的把舌头冻住，因此舌头上的皮经常会被扯下来。
　　由此可见，裸露的体表在极低的环境中，热量的散失有多么的快，快的简直有点恐怖。
　　我们上文中提过，人在重度的烧伤中，反而不会有太疼得感觉，因为神经末梢都被烧坏了。这和冻伤有点相似。
　　被冻伤后，不怕疼，就怕不疼。如果不疼的话，有经验的部队干部会赶紧用雪搓冻伤的部位，一直搓到有疼觉为止。
　　冻伤的程度可以皮肤的颜色反应出来：开始是红色，继而是紫色，然后会变成白色、白褐色。一发展到白褐色的程度就很难治愈了。
　　在这样极度寒冷的环境中，是对人体力和精神的双重考验。
　　只要稍有懈怠，比如站岗的士兵打个瞌睡，即使只有十几分钟，这个士兵不被冻死、也被冻残了。
　　赵兴元将军这样描述，严寒给战士们来了严重后果：
　　“掉耳朵的，掉指甲的，鼻子冻烂的。有人解绑腿快了，把皮肉撕下来的。有人脱下鞋来，呀，这脚趾头哪去了？一看掉鞋窟窿里了。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也未觉出疼，只是走路老跌跟头。
　　东北人形容天冷说，'这手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不知不觉中冻坏了，不觉得疼了，八成就废了。等缓过来，有了知觉，有很多人会疼得在地上滚来滚去”。
　　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对于冻伤，也只能“土法炼钢”，就地取材的寻找土方、偏方了。好在中华民族是个善于利用草药和偏方的民族，所以对这种冻伤，也有比较管用的“自然疗法”。
　　比如把大枣捣烂和着大酱，敷在冻伤处。大枣属于暖热性，而大酱能消炎止疼；要是把仙人掌和芦荟捣烂敷上效果会更好；还可以把冬青熬成水，或者把山里红去皮后，把果肉敷在伤处。这些都是当年部队常用的治疗冻伤的办法。
　　在这种冰天雪地里打起仗来，伤亡率是很高的。
　　粟裕在南昌起义后，撤退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满脸鲜血的倒在地上昏迷过去。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没人管他，部队继续撤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粟裕竟然奇迹般的苏醒过来。
　　但这种奇迹如果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上，永远也不会发生。
　　在这种严寒中，一旦中弹昏迷，就绝没有机会躺在那里自行苏醒过来。即使不昏迷，一旦受伤丧失行动能力，便很快就会在低温里变得神志不清。
　　而这种神志不清，就是死亡过程的先兆。
　　退一步说受到是轻伤，意识也清醒，还能走，但是敌人火力哪么密集，怎么走？大雪深的没腰，齐裆，连爬都没办法爬。
　　据赵兴元回忆，一连的指导员曹文德大腿负了点轻伤，既没伤到骨头，也没打断动脉，但是他只爬了几十米，就被永远的冻住那里了。
　　在这种环境下，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受伤，结果往往都是致命的。
　　即使是一个没有受任何伤的士兵，用一个姿势趴在雪地上射击八分钟、十分钟的，想爬起来都很困难。
　　就这样，很多“伤不至死”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雪地里。有的是立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还伸手做着烤火的姿势，脸上挂着温暖、舒适的笑意。
　　这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这个世界上唯一温暖、温馨的感觉。虽然这只是一种幻觉，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无比真实、无比真切。
　在这么寒冷的环境中，有的战士开玩笑说，那个后羿为什么把十个太阳射掉九个，多留几个该多好，也不至于这么冷了。
　　但是当他们过了长江，开始湘赣战役后，才明白，这天气要是热起来，那滋味也是相当的不好受。
　　在过九岭山时，仅短短两天，一个团竟有1000多人中暑，并有5人死亡，无一例外，死亡的全部是东北人。
　　按进化论的观点，各个人种的生理特征，都和长期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例如黑色人种之所以“黑”，是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日照强烈的赤道附近，所以他们的皮肤黑色素含量高，这样能避免皮肤被强烈的日光灼伤；白色人种之所以有个“大鼻子”，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寒冷，光照和氧气浓度都比较少的地区，他们的又大又挺的鼻子，有利于把吸入的氧气预热。
　　这种现象，也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课题。
　　简单的说，人在一种环境中生活的时间久了以后，他的各方面的生理机能，便和他生活的环境相适应。一旦从自然条件相差很大的甲地，来到乙地，人往往会“水土不服”。
　　那是北方村子里都有水井，北方人的日常饮用水也都靠水井解决。但是一过长江，基本上就看不见水井了，而是村村都有池塘。
　　那时的池塘，厕所往往架在上面，人的排泄物成了现成的鱼食。在池塘的另一头，人们往往洗衣服，洗菜，挑水做饭。
　　用现代的卫生标准看，这极不卫生。怎么吃喝拉撒都在一条池塘里，这能不得病吗？但是这却是当时江南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当地人由于祖祖辈辈都是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身体机能，也对这种水质慢慢适应了。
　　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环境，肠胃的酸碱度，等指标都对这种水质有了一定的适应性。所以能够长期饮用这种水，而还能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
　　但是刚去的北方人就不行了。
　　天热就会大量出汗，人就会口渴。所以很多北方的士兵，渴的都发疯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趴在这样的池塘边、河边，不顾任何后果，一顿痛快的牛饮。
　　但是他们的习惯了北方井水的肠胃，对这种“陌生”的池塘水、河水，极不适应。拉肚子、痢疾等各种肠道疾病大爆发。
　　有的战士甚至得上了恶性痢疾，高烧40多度，上吐下泻，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就不行了。晚上查铺查哨，听到最多的是战士肚子吱哇乱叫，屁声也是此起彼伏。起来上厕所的人接连不断，有的拉完提上裤子刚走几步，又不得不退回去接着蹲。
　　这样的部队战斗力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幸好那时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战斗意志几乎完全崩溃，剩下来的只有追击。
　　在追击的过程中，掉队的人非常的多，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能追上多少是多少，国民党部队要做的，好像只有跑了。
　　南方多雨，潮热的气候还会引起烂裆和疥疮。
　　皮肤在长期的潮湿、不卫生、透风不好、蚊虫叮咬等状况下，最容易产生感染。两腿间的部位，容易流汗和通风不好，如果不能及时清洗保持卫生，再加上走路时反复的摩擦，就会形成烂裆。并且男人的睾丸部位，是身体上温度比较恒定的器官，因为这个部位只有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才能保持阴囊内精子的活性。所以裆部是男人身体上温度比较高的部位。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解决猫耳洞中士兵的烂裆问题，曾把战士们的短裤改成了“短裙”。这样对避免烂裆很有效。
　　在艰苦紧张的作战中，浑身不是汗水就是泥水，再加上虱子、蚊虫叮咬，就会得疥疮。当时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有个德国的医学博士叫米勒。他曾经用中文编了一首关于疥疮的歌谣：疥是一条龙，先以手上生，腰里绕三圈，屁股沟里扎了根。
　　疥疮那里都生：脸上，手上，腿上，腰上。那是一种钻心的痒，并且越挠感染的面积越大。最难受的生在屁股沟里，站着痒，坐下来更痒。
　　米勒曾教部队用硫磺和猪油治疥疮。并组织大家洗衣服洗澡。
　　 在中共的部队里，太需要像米勒这样的专家了。一个专业的卫生观念的普及，甚至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中暑，疟疾，水土不服，拉肚子，蚊虫叮咬这些痛苦，恐怕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体验个中滋味。
　　比如拉肚子，平时休息时还有时间蹲在地上拉，但时急行军时怎么办？只能弄块破布夹在屁股上边走边拉。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卫生条件极差。
　　有次在武汉，官兵进电影院看电影，一开始进场时，场内的群众都起立鼓掌，像欢迎英雄一样。但是刚过一会就敬而远之，有的还捂着鼻子躲出老远。原来是官兵们的个人卫生极差，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他们自己习惯了，感觉不到。但是到了这通风不好的电影院，就成了一颗颗“臭弹”。
　　我在有的回忆录里看到，在极度饥饿的年代里，有的人饿的连肠子的形状都能看出来，可以想象“骨瘦如柴”到了什么程度。在这种状态下，人吃了变质的食物，竟然不会有太严重的反应。而要是放在现在，变质到那种状态的食物吃下去，肯定要食物中毒的。
　　这也许是人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为了能保证人继续生存下去，产生了极强的适应性。
　　有的医学专家说，人的免疫系统也许要锻炼。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接触的环境好像更“洁净”了，但是人的免疫能力好像也在下降。有很多人说日本人好像有洁癖似的，有时打公用电话，也会先用纸巾包住，然后再握住电话。并且在地震救灾时，政府会出动专门的“洗澡车”供灾民洗澡，而连家都没有了人们，有时会极有耐心的排起长队，等待着洗澡。有的一天甚至洗两三次。
　　现在很多日本人，一到国外，水土不服的状况非常的严重，往往会出现腹泻。这是不是人体长期在过度“洁净”的环境中，免疫系统的退化？
　　并且科学研究表明，过度注意环境的“洁净”，而不与大自然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过敏体质。
　　在那种缺医少药，极不卫生的战争年代里，能够不被疾病击倒，唯一能依靠的有时就是自身的免疫力。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心理承受力。有的士兵受不了这种极度的艰苦，而选择了自杀。艰苦的环境不但折磨人的肉体，还极度摧残人的精神，使人绝望、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有时历史能给我们提供更广阔的视角，来了解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苦，和人的顽强和坚韧能到何种地步。
　　在这种环境中，如果有人患上“洁癖”的话，那绝对活不下去。
　　成龙说他有洁癖：和别人握手后，都会忍不住用纸巾反复擦手。这显然是一种病态心理。有这种心理的话，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会痛苦到何种程度。
　　有人特别怕毛毛虫，有的人特别怕蛇，有的人特别怕狗等等。这些人不是一般的“怕”，而是怕到近乎病态。为什么会这样，有的精神学家分析，之所以这样是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
　　洁癖就是特别怕“脏”怕到病态的人。元代的大画家倪云林就是一个有超级洁癖的人。我们引用一段文字，看看什么是变态的洁癖。
　　
　　倪云林生于无锡，其祖父是大地主，富甲一方，赀雄乡里。父亲早丧，长兄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在元代，道教的地位很高，有种种特权，既无劳役租税之苦，又无官场倾轧之累，其上层人物还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倪云林从小得到长兄的抚养照顾，因此生活极为舒适，这也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极好清洁，不问政治，浸习于诗画之中。
　　爱好干净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像倪云林这样嗜洁到矫情，难免为洁癖所累。
　　倪云林家中有个清秘阁，是其藏书室，一般人绝不让进。据史料记载，倪云林的文房四宝有专人照顾，每天都要清洗好几遍，就连书房门前的两颗梧桐树都有专门的佣人负责清洗。不过由于洗得太勤快，这两颗树竟然夭折了。
　　有一次倪的母亲病了，他求江湖上的某位“仙翁”为母看病，仙翁要求上清秘阁看看，倪是孝子，只好同意。在清秘阁，仙翁乱翻一气，到处吐痰。为此，倪终生不再进清秘阁。
　　倪云林的洁癖也让朋友哭笑不得。明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写道，倪云林晚年客居在富人徐氏家中，爱七宝泉水，徐氏命人日汲两担，“前桶以饮，后桶以濯”。这里的前后之分，不难揣知其中暗藏的情由——担子前面那桶水用来煎茶，后面那桶水洗脚，只因他害怕担水仆人的屁气弄脏了后面那桶水。
　　后来徐氏登门拜访倪云林，晚上留宿在倪住处，这让倪十分不放心，他担心朋友把他的屋子弄脏，以至于失眠。夜半时分，倪听到徐氏咳嗽了一声，这可把他急坏了，一宿都睡得不塌实。第二天一早，他赶紧让仆人寻找痰迹，仆人找遍了屋里屋外都没找见，又怕他打骂，于是找了片烂树叶来糊弄他，当作徐氏前晚的“罪证”。倪云林捂着鼻子，闭着眼睛，命仆人把树叶丢到三里地之外，还让仆人扛水洗树不止。真是把名人的矫情做到了极致。徐氏见此状，只能悻悻离去。这个精彩的故事经由画家傅抱石生花妙笔，变文字为图像，更加栩栩如生。傅抱石于1944年作了一幅《洗桐图》，画中两个丫鬟一个在桐树上，一个在桐树下，下面的仰头伸手送水桶，上面的往上拉水桶，看来不仅要清洗树根，连整棵桐树都要“沐浴”了。倪云林在仕女的陪伴下，坐定椅子中，回首看着两个丫鬟，有点不洗干净绝不罢休的意思。
　　不过，就算是再爱干净的人，总是要进厕所的。倪云林家的厕所自然很不一般——厕所下面有木格，中间塞满鹅毛。方便时，污物落下，马上就被飘起来的鹅毛覆盖，一点异味都没有。
　　因为洁癖，倪云林对女色很克制，竟然单身了大半辈子。有一次他看中了一位歌妓，于是带回家来过夜，但又怕她不洁，于是让歌妓洗澡。洗完以后经过严格检验，还是觉得不干净，要她再洗，洗来洗去，天都快亮了，他也只得作罢。
　　女人不洁，权贵、金钱在他眼里更是不洁。太尉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派人送来绢和金币求画。倪云林当场撕绢，说他不能成为权贵的画师，由此得罪了张士信。张求画不得，怀恨在心。有一天张士信遇到倪云林，借口倪对他无礼，便命人抓住他要杀头，旁人求情，张士信便命人打了倪云林几十鞭子以解恨。倪在挨打时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一出声，便俗了。”
　　正是因为洁癖成命，倪云林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有人抓他去坐牢，狱卒给他送饭时，他让狱卒把饭举得高高的。狱卒不解，问他为什么，他不回答。旁人说：“他怕你的唾沫溅到饭里。”狱卒很生气，把倪云林拴在了粪桶旁，这令他痛不欲生。
　　就是这样一个视洁如命的人，却是不洁而终。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都是不洁的下场。
　　一说倪云林临终前患痢疾，拉得满床都是，恶臭熏天，无人敢靠近；一说他是被朱元璋扔进粪坑淹死。这两种死亡的结局对倪云林来说，都是莫大的讽刺。
所以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些困境源于自己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上文中说的，有的人有变态的洁癖，这种变态的心理，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使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大地被削弱。也使人变得脆弱。
　　马克思说过，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的所有体力和精神的潜能，都被发挥到极限。那种战争场景中的精神状态，在和平环境中很难被复制。
　　人在被枪毙时，往往会抽筋，这是极度的恐惧造成的。
　　在极端的精神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也会有异常的反应。比如男人在极度紧张时，可能会导致射精。
　　南怀瑾曾经说过，人在通过禅修入定达到一定的功力后，会有两条气流顺着大腿上行，在阴部交汇，那种交汇的感觉，比做爱时的性高潮还要美妙。
　　以前看小说、电影时，经常用大小便失禁，来表现坏人的胆小卑鄙，俗称吓的尿裤子了。但是这种描写从不会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
　　其实，在极度的恐惧中，这种大小便失禁的生理反应，是一般人常见的现象。不是坏人的“专利”。
　　很少看到有人写自己被吓的尿裤子的经历。但是有一个美国人，很坦诚的写了他的这种“不光彩”的经历。
　　他就是列斯特•坦尼博士。
　　坦尼的经历非常特殊，他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做了三年半俘虏，并且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写了一本书《活着回家》，来详细记录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各种神话里，往往都有一个人死后要受到无比煎熬的场所——地狱。人世间所有的最可怕的痛苦、煎熬，在地狱里都能找到。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和地狱接近的地方，那就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营。
　　但是作为普通的美军士兵，坦尼和他的战友们，显然是对日军的残忍缺乏了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认为光荣的投降，比死亡更有价值。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应该得到战胜方的尊重和保护。
　　这些在菲律宾巴丹，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大兵，在准备投降的前天晚上，还天真的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热烈的讨论等交换战俘，回家后应该做什么。而坦尼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觉得他们投降后，就很快能回家。带着对自己热恋情人的强烈的怀念，甜蜜的进入梦乡。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的击碎了他们的原先预料的一切。
　　第二天，日本士兵凶神恶煞的冲进他们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带着一脸坏笑，对着坦尼做了个抽烟的动作。坦尼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向他要烟，他连忙摇摇头，这个日本兵二话不说，抡起枪托使劲往坦尼脸上砸下去。坦尼颧骨部位马上被撕开一道口子，然后鲜血直流。砸他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其他的日本兵也哄堂大笑。好像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有无限的快感似的。
　　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
　　这些美国战俘们，被强迫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急行军。他们行军路面的路况很糟糕，路面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即使走一小段，就会觉得痛苦异常。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再加上烈日当空，脚下的道路已被被炙烤的烫脚，又渴又饿，旁边还有日本兵不时的挥舞着木棒猛抽。
　　那个难受劲，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很多美国士兵现在才感觉到，原来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现在很多人生的意志，一下子变得微弱了。他们感觉这次就是去送死。
　　坦尼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必须保持生存意志。而保持生存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设定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提醒自己一定要到下一个拐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的水牛那里。我后来看到一个奥运田径冠军的访谈录，他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最佳，这样才能调动身体的潜能。
　　他们就这样在日军的强迫下，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但是日本兵没有一点让他们休息的意思，仍然拿着木棒不停的抽打他们，催他们快走。
　　队伍里有个叫汉克的美国兵，被绊了一下，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旁边的美国兵连忙向着汉克大喊“赶快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一个日本兵高叫着，把刺刀刺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竟然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蹒跚的走进行军的队列里。鲜血顺着衬衫向下流。
　　但是这么重的伤势，是不可能再坚持行军的。汉克由于流血过多，又很快的倒在地上，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把他打死。
　　在晚上，坦尼在默默流泪时，真切的感觉到，在行军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想“永远休息”。很快他们发现，即使在行军中大小便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唯一能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在裤子里，如果想活命的话。
　　 　　所以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些困境源于自己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上文中说的，有的人有变态的洁癖，这种变态的心理，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使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大地被削弱。也使人变得脆弱。
　　马克思说过，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的所有体力和精神的潜能，都被发挥到极限。那种战争场景中的精神状态，在和平环境中很难被复制。
　　人在被枪毙时，往往会抽筋，这是极度的恐惧造成的。
　　在极端的精神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也会有异常的反应。比如男人在极度紧张时，可能会导致射精。
　　南怀瑾曾经说过，人在通过禅修入定达到一定的功力后，会有两条气流顺着大腿上行，在阴部交汇，那种交汇的感觉，比做爱时的性高潮还要美妙。
　　以前看小说、电影时，经常用大小便失禁，来表现坏人的胆小卑鄙，俗称吓的尿裤子了。但是这种描写从不会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
　　其实，在极度的恐惧中，这种大小便失禁的生理反应，是一般人常见的现象。不是坏人的“专利”。
　　很少看到有人写自己被吓的尿裤子的经历。但是有一个美国人，很坦诚的写了他的这种“不光彩”的经历。
　　他就是列斯特•坦尼博士。
　　坦尼的经历非常特殊，他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做了三年半俘虏，并且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写了一本书《活着回家》，来详细记录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各种神话里，往往都有一个人死后要受到无比煎熬的场所——地狱。人世间所有的最可怕的痛苦、煎熬，在地狱里都能找到。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和地狱接近的地方，那就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营。
　　但是作为普通的美军士兵，坦尼和他的战友们，显然是对日军的残忍缺乏了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认为光荣的投降，比死亡更有价值。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应该得到战胜方的尊重和保护。
　　这些在菲律宾巴丹，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大兵，在准备投降的前天晚上，还天真的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热烈的讨论等交换战俘，回家后应该做什么。而坦尼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觉得他们投降后，就很快能回家。带着对自己热恋情人的强烈的怀念，甜蜜的进入梦乡。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的击碎了他们的原先预料的一切。
　　第二天，日本士兵凶神恶煞的冲进他们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带着一脸坏笑，对着坦尼做了个抽烟的动作。坦尼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向他要烟，他连忙摇摇头，这个日本兵二话不说，抡起枪托使劲往坦尼脸上砸下去。坦尼颧骨部位马上被撕开一道口子，然后鲜血直流。砸他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其他的日本兵也哄堂大笑。好像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有无限的快感似的。
　　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
　　这些美国战俘们，被强迫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急行军。他们行军路面的路况很糟糕，路面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即使走一小段，就会觉得痛苦异常。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再加上烈日当空，脚下的道路已被被炙烤的烫脚，又渴又饿，旁边还有日本兵不时的挥舞着木棒猛抽。
　　那个难受劲，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很多美国士兵现在才感觉到，原来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现在很多人生的意志，一下子变得微弱了。他们感觉这次就是去送死。
　　坦尼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必须保持生存意志。而保持生存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设定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提醒自己一定要到下一个拐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的水牛那里。我后来看到一个奥运田径冠军的访谈录，他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最佳，这样才能调动身体的潜能。
　　他们就这样在日军的强迫下，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但是日本兵没有一点让他们休息的意思，仍然拿着木棒不停的抽打他们，催他们快走。
　　队伍里有个叫汉克的美国兵，被绊了一下，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旁边的美国兵连忙向着汉克大喊“赶快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一个日本兵高叫着，把刺刀刺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竟然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蹒跚的走进行军的队列里。鲜血顺着衬衫向下流。
　　但是这么重的伤势，是不可能再坚持行军的。汉克由于流血过多，又很快的倒在地上，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把他打死。
　　在晚上，坦尼在默默流泪时，真切的感觉到，在行军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想“永远休息”。很快他们发现，即使在行军中大小便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唯一能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在裤子里，如果想活命的话。
　　所以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些困境源于自己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上文中说的，有的人有变态的洁癖，这种变态的心理，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使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大地被削弱。也使人变得脆弱。
　　马克思说过，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的所有体力和精神的潜能，都被发挥到极限。那种战争场景中的精神状态，在和平环境中很难被复制。
　　人在被枪毙时，往往会抽筋，这是极度的恐惧造成的。
　　在极端的精神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也会有异常的反应。比如男人在极度紧张时，可能会导致射精。
　　南怀瑾曾经说过，人在通过禅修入定达到一定的功力后，会有两条气流顺着大腿上行，在阴部交汇，那种交汇的感觉，比做爱时的性高潮还要美妙。
　　以前看小说、电影时，经常用大小便失禁，来表现坏人的胆小卑鄙，俗称吓的尿裤子了。但是这种描写从不会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
　　其实，在极度的恐惧中，这种大小便失禁的生理反应，是一般人常见的现象。不是坏人的“专利”。
　　很少看到有人写自己被吓的尿裤子的经历。但是有一个美国人，很坦诚的写了他的这种“不光彩”的经历。
　　他就是列斯特•坦尼博士。
　　坦尼的经历非常特殊，他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做了三年半俘虏，并且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写了一本书《活着回家》，来详细记录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各种神话里，往往都有一个人死后要受到无比煎熬的场所——地狱。人世间所有的最可怕的痛苦、煎熬，在地狱里都能找到。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和地狱接近的地方，那就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营。
　　但是作为普通的美军士兵，坦尼和他的战友们，显然是对日军的残忍缺乏了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认为光荣的投降，比死亡更有价值。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应该得到战胜方的尊重和保护。
　　这些在菲律宾巴丹，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大兵，在准备投降的前天晚上，还天真的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热烈的讨论等交换战俘，回家后应该做什么。而坦尼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觉得他们投降后，就很快能回家。带着对自己热恋情人的强烈的怀念，甜蜜的进入梦乡。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的击碎了他们的原先预料的一切。
　　第二天，日本士兵凶神恶煞的冲进他们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带着一脸坏笑，对着坦尼做了个抽烟的动作。坦尼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向他要烟，他连忙摇摇头，这个日本兵二话不说，抡起枪托使劲往坦尼脸上砸下去。坦尼颧骨部位马上被撕开一道口子，然后鲜血直流。砸他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其他的日本兵也哄堂大笑。好像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有无限的快感似的。
　　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
　　这些美国战俘们，被强迫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急行军。他们行军路面的路况很糟糕，路面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即使走一小段，就会觉得痛苦异常。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再加上烈日当空，脚下的道路已被被炙烤的烫脚，又渴又饿，旁边还有日本兵不时的挥舞着木棒猛抽。
　　那个难受劲，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很多美国士兵现在才感觉到，原来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现在很多人生的意志，一下子变得微弱了。他们感觉这次就是去送死。
　　坦尼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必须保持生存意志。而保持生存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设定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提醒自己一定要到下一个拐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的水牛那里。我后来看到一个奥运田径冠军的访谈录，他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最佳，这样才能调动身体的潜能。
　　他们就这样在日军的强迫下，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但是日本兵没有一点让他们休息的意思，仍然拿着木棒不停的抽打他们，催他们快走。
　　队伍里有个叫汉克的美国兵，被绊了一下，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旁边的美国兵连忙向着汉克大喊“赶快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一个日本兵高叫着，把刺刀刺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竟然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蹒跚的走进行军的队列里。鲜血顺着衬衫向下流。
　　但是这么重的伤势，是不可能再坚持行军的。汉克由于流血过多，又很快的倒在地上，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把他打死。
　　在晚上，坦尼在默默流泪时，真切的感觉到，在行军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想“永远休息”。很快他们发现，即使在行军中大小便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唯一能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在裤子里，如果想活命的话。
　　 　　所以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些困境源于自己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上文中说的，有的人有变态的洁癖，这种变态的心理，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使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大地被削弱。也使人变得脆弱。
　　马克思说过，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的所有体力和精神的潜能，都被发挥到极限。那种战争场景中的精神状态，在和平环境中很难被复制。
　　人在被枪毙时，往往会抽筋，这是极度的恐惧造成的。
　　在极端的精神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也会有异常的反应。比如男人在极度紧张时，可能会导致射精。
　　南怀瑾曾经说过，人在通过禅修入定达到一定的功力后，会有两条气流顺着大腿上行，在阴部交汇，那种交汇的感觉，比做爱时的性高潮还要美妙。
　　以前看小说、电影时，经常用大小便失禁，来表现坏人的胆小卑鄙，俗称吓的尿裤子了。但是这种描写从不会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
　　其实，在极度的恐惧中，这种大小便失禁的生理反应，是一般人常见的现象。不是坏人的“专利”。
　　很少看到有人写自己被吓的尿裤子的经历。但是有一个美国人，很坦诚的写了他的这种“不光彩”的经历。
　　他就是列斯特•坦尼博士。
　　坦尼的经历非常特殊，他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做了三年半俘虏，并且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写了一本书《活着回家》，来详细记录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各种神话里，往往都有一个人死后要受到无比煎熬的场所——地狱。人世间所有的最可怕的痛苦、煎熬，在地狱里都能找到。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和地狱接近的地方，那就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营。
　　但是作为普通的美军士兵，坦尼和他的战友们，显然是对日军的残忍缺乏了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认为光荣的投降，比死亡更有价值。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应该得到战胜方的尊重和保护。
　　这些在菲律宾巴丹，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大兵，在准备投降的前天晚上，还天真的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热烈的讨论等交换战俘，回家后应该做什么。而坦尼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觉得他们投降后，就很快能回家。带着对自己热恋情人的强烈的怀念，甜蜜的进入梦乡。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的击碎了他们的原先预料的一切。
　　第二天，日本士兵凶神恶煞的冲进他们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带着一脸坏笑，对着坦尼做了个抽烟的动作。坦尼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向他要烟，他连忙摇摇头，这个日本兵二话不说，抡起枪托使劲往坦尼脸上砸下去。坦尼颧骨部位马上被撕开一道口子，然后鲜血直流。砸他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其他的日本兵也哄堂大笑。好像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有无限的快感似的。
　　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
　　这些美国战俘们，被强迫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急行军。他们行军路面的路况很糟糕，路面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即使走一小段，就会觉得痛苦异常。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再加上烈日当空，脚下的道路已被被炙烤的烫脚，又渴又饿，旁边还有日本兵不时的挥舞着木棒猛抽。
　　那个难受劲，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很多美国士兵现在才感觉到，原来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现在很多人生的意志，一下子变得微弱了。他们感觉这次就是去送死。
　　坦尼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必须保持生存意志。而保持生存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设定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提醒自己一定要到下一个拐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的水牛那里。我后来看到一个奥运田径冠军的访谈录，他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最佳，这样才能调动身体的潜能。
　　他们就这样在日军的强迫下，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但是日本兵没有一点让他们休息的意思，仍然拿着木棒不停的抽打他们，催他们快走。
　　队伍里有个叫汉克的美国兵，被绊了一下，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旁边的美国兵连忙向着汉克大喊“赶快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一个日本兵高叫着，把刺刀刺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竟然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蹒跚的走进行军的队列里。鲜血顺着衬衫向下流。
　　但是这么重的伤势，是不可能再坚持行军的。汉克由于流血过多，又很快的倒在地上，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把他打死。
　　在晚上，坦尼在默默流泪时，真切的感觉到，在行军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想“永远休息”。很快他们发现，即使在行军中大小便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唯一能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在裤子里，如果想活命的话。
　坦尼把这次的行军叫做“死亡行军”——顾名思义，在行军的过程中，很多美国战俘被日本兵无情的虐杀。死亡会随时降临在每个美国兵的头上。
　　在行军的第二天，一辆日军的卡车，从坦尼他们这些美国战俘的身边经过。卡车车厢里坐着日本兵，他们的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不时地抽打他们认为走不快的战俘。
　　突然，车上的日本兵向一个走在队列的外面战俘，猛地扔出套索，并准确的套在一个那个战俘的脖子上。这是我们影视里常有的镜头：某个人被拖在马的后面，那种肉体和地面剧烈摩擦的感觉，可想而知。
　　不过这次不是马，而是速度更快的卡车。地面上也不是一般的草原和道路，而是布满锋利的石块砂石路。这个美国兵没拖出去多远，就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牛排”。
　　令人以外的是，这个美国兵的体能相当的厉害，在拖出一百多码后，他竟然自己挣脱了绳索，并拖着血肉模糊的身体，艰难的爬了起来。并愤怒的向日本人喊道：“你们去死吧！有朝一日，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会活着把尿撒到你们的坟墓上”。
　　有些人的体能是相当惊人的，我曾经看过探索频道的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警方的体格异常强壮的线人，被黑帮分子对着头部连开两枪，这个家伙竟然没有倒下，而是转过身来，冲着那个对他开枪的人大声吼道：“你想干么？”
　　这个开枪的家伙被吓傻了，他没见过、甚至没想象过，一个人头部被击中两枪，还转过身来，好像没事似的向他大吼。
　　这个中枪的强人被送到医院。但是通过手术，他最终还是顽强的复原了。
　　这个自救的美军战俘，从愤怒中获得了活力，他竟然以崭新的面貌回到行军的队列里。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
　　坦尼看到行军队伍里一个块头很大的中尉，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这个中尉看上去很健壮，但因为背着一个大包，所以走的很慢。
　　没有人知道那个包里放的是什么，旁边的战友都小声的劝他，把那包东西丢掉。因为在这种行军的过程中，体力就决定你是否能生存下去。掉队、或者行动缓慢就意味着死亡。而不掉队的根本就是保持体力，还有强烈的求生意识。而这个中尉背着这么一个大包行军，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在这种情形，无疑是送死。
　　但是中尉还是对别人的劝说无动于衷，依然固执的背着那个大包。也许那个包里有他自己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坦尼经过他时，低声问他要不要帮忙，中尉没有回答。坦尼偷偷观察了他一下，发现这个中尉已经双眼充血，目光呆滞，好像已经丧失了意识，精神完全崩溃的样子。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
　　中尉的脚步慢慢变得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他显然已经控制不住他自己的身体了。没有人敢停下来帮他，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将要意味着什么。
　　中尉“毫无悬念”的栽倒在地上。日本兵也立刻跑过去，毫不犹豫的一边哇哇大叫，一边把刺刀插进了中尉的胸膛。
　　紧接着，日本部队的卡车接连从中尉身体上压过。等所有的卡车都过去，他的尸体已经变成了肉饼。
　　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转眼间变成了一滩鲜血和肉末！
　　
　　日本不允许这些美国战俘带水行军，而长时间的不喝水，造成的生理上的痛苦难以形容。没有人给他们讲“望梅止渴”的故事。他们感到胃和喉咙刺痛，胳膊和腿都不听使唤了。
　　在第三天的行军中，坦尼在饥渴的双重压迫下，出现了幻觉，眼前出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一切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的他想流口水，但是嘴里好像一滴口水都流不出来。
　　幻觉的出现，说明人的身体已经开始虚脱。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喝水、吃东西。他们用自己身体的极限，在和这些日本兵的残忍艰难的抗争着。
　　没饭吃、没水喝，肉体和精神已经到了极限。在不停的抽打和催促中，艰难前行。只要一掉队或者摔倒，就会被刺刀毫不留情的扎死。
　　这应该是一个人最可怕的困境。
　美丽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由于长期调查写作日军在华的暴行，得以接触到日军大量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而正是长期沉浸在这些极其惨无人道的事例中， 使她的精神状态受到极大的影响，最后酿成了仅仅36岁，就在车中吞枪自杀。
　　这是对她的自杀原因的普遍观点。
　　张纯如应该知道，吞枪自杀，会对她的死后的面相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不是一般女人应该选择的自杀方式。选择用这种异常暴烈的方式离开世界，可想而知，她内心的压抑与莫名的愤怒、绝望，已到何种剧烈的程度。
　　用类似方法自杀的作家还有海明威，他也是把自己的那把双管猎枪放到嘴里，“饮弹自尽”的。
　　死的比较暴烈的作家还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
　　他采取的是日本传统的切腹：先把白布缠在腹部，然后用短刀朝着缠布的部位，猛地刺进去，他的肠子流了出来。在旁边进行介错的人技术不行，连砍了几刀，都没有把三岛由纪夫的头砍下来。而苟延残喘的三岛由纪夫，嘴里仍在默默低吼“使劲！用力”。
　　对于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来说，用这种方式自我了断，应该是比较符合两个人的性格逻辑的。
　　海明威上过战场，见过腥风血雨，自己也有“硬汉哲学”；而日本人用狂热的所谓切腹的方式自杀，也不算是多稀奇。
　　但是对于一个美丽的弱女子张纯如来说，她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一路读到博士，而她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却和她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显得格格不入。
　　不能不说，大量的日军暴行历史，对她的原有价值观和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几十年前，张纯如的爷爷，在南京从日本人的屠刀下幸运逃脱；而几十年后，他的孙女却被笼罩在这段历史的阴影中，再也没有走出来。
　　可见恐怖、惨绝人寰的杀人场景，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多么大的刺激和影响。
　　作为战俘的坦尼，当然能有机会零距离体会日军的残暴。
　　我们随意从塔尼的书里选取几个“镜头”，看看日本人是怎么“玩弄”这些美军战俘的。有的猫逮到老鼠并不是马上吃掉，而是反复的玩弄，直到把老鼠玩的半死不活时再吃掉。日本人也有这种变态的情节。他不但是要杀掉战俘，而且会充分“享受”这种杀人的过程。
　　镜头一：一个美军战俘跪在地上，他的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用手举着武士刀。他命令这个美军战俘，必须按着他刀挥舞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动作完成后，这个日本军官猛地挥刀，把这个美军战俘的头砍掉。紧跟着把这个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大笑起来，好像这是他们最有意思的娱乐方式。
　　每到这种时候，日本人会把菲律宾人拦下来，强迫观看。无论是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
　　这些菲律宾人看的目瞪口呆，这恐怕会伴随一生的、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常常泪流满面，嘴唇一动一动的默默祈祷。
　　据坦尼说，这种斩首的场面，他看了至少有几百次。每次都使坦尼感到极大地恐惧，不过他提醒自己一定要活下来，因为活下来才有机会告诉全世界，日军到底做了什么。
　　镜头二：把二百多名美军战俘，塞进一个很小的仓库里，战俘们只能一个挨一个的平躺在地上，想小便的话，只能尿在身上，等第二天太阳晒干。想大便的话，要跑到仓库的角落里解决。那天晚上，痢疾患者的粪便流的到处都是。这又使更多的人感染这种可怕的疾病。
　　屎尿散发的恶臭，垂死人的挣扎，病入膏肓人的呻吟声，使这个仓库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在中医里，人尿可以用来治病。
　　中国的古人也喜欢在茅厕旁吃河豚，因为河豚肉味鲜美但有剧毒。处理不好会一命呜呼。所以在茅厕旁吃的好处就是：万一中毒可以“陈粪清之”。明代的大奸臣严嵩就有过这种经历，吃河豚中毒后，马上用茅厕里的粪便“伺候”，虽然吐得一滩糊涂，但是小命总算保住了。
　　但是在封闭空间里，这么多带着病菌的粪便，任意横流，对人是非但没有任何益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镜头三：在日军的战俘营里，美军战俘往往“莫名其妙”的被处死。
　　比如，日军会突然把战俘押到一片开阔地，然后命令战俘，把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掏出来，然后放在地上，日本士兵和军官在队列里走来走去，仔细检查这些东西的“蛛丝马迹”。战俘们都很困惑，他们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做，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突然枪声响起，几个战俘倒在地上。这下子战俘们才明白了：谁身上有日本人的或者印着日本标志的物品，就会马上被干掉。因为按日本人的逻辑，这些物品都是从伤亡的日本士兵身上拿走的。
　　在行军的路上，日本人会默许一些急不可耐的战俘，去喝路边的“地沟水”。然后马上集合，把身上带有水迹的战俘单独拉出来，排成一排，当着别的战俘的面，把这些战俘开枪打死。
　　还有一种东西对美军来说是“催命符”——那就是日军的劝降书。如果日军发现谁身上有这种玩意，就会马上杀掉。日军的理由很简单：已经给你机会了为什么不提前投降，而要打后才投降。
　　所以身上有这种投降书的战俘，会把投降书吃掉会塞到肛门里。在虎视眈眈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也许是最好的销毁投降书的方式。
　　
　　死亡对每个战俘来说，都会随时随地的不期而至。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地狱中，人势必会产生一种极强的“逃生的冲动”。不逃是死，逃也大不了一死，所以难免会有战俘在内心的深处，逃生的欲望蠢蠢欲动。
　　但是日本人发明了一个“狠毒”招，来防范这种风险。
　　那就是给每个战俘都编号。每天早晚点名，如果发现一个人不见了，他们会处死这个人前面和后面的五个号的战俘。逃跑一个会连累十个，这极像中国古人发明的“连坐”。这样就会促使战俘之间互相监督。
　　在监狱里，犯人的数量一般比看守多。所以看守在监督犯人干活时，经常会一个人监视几个犯人。
　　“精明”的犯人会选择最有效，成功率最高的逃跑模式。
　　比如一个看守监督三个犯人挑水，这三个犯人如果想趁此机会逃跑的话，最佳的方式是这样：两个犯人向不同的方向逃跑，第三个犯人会借口帮看守追其中一个犯人，然后借机自己也逃跑。
　　这种逃跑模式无论是从统筹学、还是概率学的角度分析，都是极其科学的。这可不是一个虚拟的理论模型，而是在民国时期，真实发生过的一起成功的越狱事件。
　　坦尼在目睹和亲身体验战俘营的残酷后，也下决心决定要越狱。
　　因为他觉得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概率太低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战俘，还没有被编号。他的逃生不会导致其他无辜者的牺牲。
　　坦尼以他的聪明机智，在挑水的途中，成功的上演了现实版的《越狱》。他终于暂时摆脱了地狱般的生活，成功逃脱后，他加入了丛林中的游击队。
　　但是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坦尼身上。
　　在每次游击队的行动中，坦尼这些游击队员，都会分散住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旦遇到日军，不至于全军覆灭。
　　并且所有的游击队员都不要毯子，枕头，和衣而眠，以便意外情况出现时，便于转移和行动。
　　在一天晚上行动后，坦尼被安排住在村子外围的一个木屋里。
　　不知为什么，平时很快就能入睡的坦尼，忽然在那一夜并没有马上进入梦乡，而是辗转反侧了好一阵，才沉沉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坦尼忽然觉得腿上一阵刺痛，他在半梦半醒之间，下意识的摸了一下伤口，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涌了出来。
　　等他彻底清醒后，睁开眼才发现，一个日本兵站在他的身边，正把刺刀扎进他的腿里，并且哇哇大叫。
　　塔尼也故意高声惨叫着，目的是引起住在附近的同伴们的注意，然后及早逃跑。
　　肉体的痛苦和恐惧，并没有击垮坦尼的意志，他在脑中迅速的搜索着如何在这种境遇中，有效的生存下来的对策。
　　冷静！冷静！再冷静！坦尼拼命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这种状况下，一丝疏忽就会使他送命。
　　战友们曾经叮嘱过他一些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日本人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
　　日本兵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合理。
　　还有，日本人肯定会逼问游击队的事，如果问得话，回答他们的永远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不知道。绝不可露出一点破绽。因为一点马脚就意味着死亡。
　　在战俘营里，遇到日本兵的殴打时，战俘们一般都会本能的说“哈依”，这是使日本兵停止殴打的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此时的坦尼，却异常明智的克制住自己被打时说“哈依”的冲动，因为一旦这个日本词从他的口中蹦出来，他的身份就会马上暴露：从战俘营中逃出来的美军俘虏。这会导致他马上被日本兵杀死。
　　 又一次落入日军的魔爪，等待坦尼的是残酷至极的严刑逼供。所以命运给坦尼出了个选择题，这个选择题有两个答案可供选择：
　　A.经不住严刑拷打，说自己和游击队有关，然后肯定被处死。
　　B.熬过可怕的刑求，一口咬定自己所在部队被打散后，偶然出来找吃的，才导致被俘。
　　如果选择A，结果一定是死亡；如果选择B,也可能被酷刑致死，但毕竟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
　　所以两个选择，对坦尼来说，都好不了那去。忍受难以想象的酷刑——并且这种酷刑也可能致死——还是痛痛快快的了结自己的生命？
　　在现代美军特种部队里，有一种训练，就是被俘后的生存训练。
　　训练时，士兵会被关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监狱中，粗劣的饮食、严厉的审讯、殴打、辱骂、甚至是用刑。
　　在这种高度逼真的训练，增强士兵的被俘后心理的抗压力，磨练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求生的意志。
　　并且这种训练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经过训练的“战俘”，可以借助外人看起来很平常的信，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自己被关的地点，敌人的部署等等。当然，这些信息传递，都是都是通过特殊训练后，用一些特殊的符号，和特定的字词的排列组合来实现的。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
　　不过日军的残酷、变态，超过任何国家的部队。坦尼要过这关，又谈何容易。现在没有什么能依赖的，只能靠自己的忍耐力和求生的意志了。
　　我们看看日本人是怎样折磨坦尼的。
　　首先是用皮带，把塔尼的身上和脸上打得皮开肉绽。坦尼挺住了。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更残酷的在后面。
　　日本人给坦尼用了一种被称为“伸展架”的刑具。
　　这种刑具很像单杠。具体的做法是：把塔尼的两个大拇指用竹条绑在一起，举过头顶，挂在“单杠”上。他们把这种单杠的高度，调到坦尼踮起脚尖恰好能够着地的高度。想手指不疼，你必须踮着脚尖。但是这种姿势很容易累，身体稍一下沉，拇指就会钻心的痛。
　　这种姿势，十分钟就难以忍受，但是塔尼被这样“挂”了一天半。
　　这还不算，日本兵还把坦尼的裤子扒掉，用一根湿竹竿拧成麻花状，从坦尼的裆部兜住。然后把湿竹竿绑在“单杠”上，随着日光的暴晒，湿竹竿开始变干、收缩。锋利的竹片和尖利的竹刺，像千万把尖刀一样刺进坦尼的睾丸里。时间一长，坦尼的睾丸生生的被挤进了腹部。那种痛苦的感觉好像“不打麻药就被阉割了一样”。
　　塔尼盼望着自己赶紧晕过去，因为晕过去就感觉不到那锥心的疼痛了。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耳边日本人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
　　在经受过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后，坦尼仍然挺了过去。
　　日本人看他仍然不说，就用竹签刺进坦尼的手指里，然后点燃了竹签。塔尼甚至闻到了肉在燃烧的味道。竹签扎的越来越深，剧痛使塔尼即将失去意识，就在他意志变得及其脆弱的这几分钟里，翻译官仍旧在用问题来“轰炸”他。
　　坦尼现在理解那个在他之前招供的士兵了。那个士兵也经受了这种难以忍受的酷刑。他没有熬过去，招了，结果被日军军官，一枪打死。
　　前车之鉴，增强了坦尼誓死不招的决心。
　　在这受刑的一两天里，坦尼感觉凝聚了他一辈子的痛苦。
　　当日本人把他扔在车厢里，并归还了他少的可怜的私人物品后，塔尼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终于熬过来了，没有死，还活着。
　　在战争的岁月里，每个人的生死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还是单凭好运气？恐怕很难分得清楚。
　　在1918年9月28日，一战战场上，一名叫亨利坦迪的英国步兵，在攻陷德军的阵地后，发现一名受伤的德军士兵，艰难的从阵地爬出来，一步步的走进他的射击范围。
　　但是亨利没有开枪，因为他不想对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伤员开枪。于是最终还是放走了这个德国兵。这个德国兵向他点头感谢，然后转身离去。
　　亨利肯定不会预料到，由于他的这次“放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他放走的那个人叫阿道夫希特勒。
　　历史就像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它何处断裂、何处相接，总是交织着神秘的偶然和必然。每个人的生命和命运也是如此。
　　  如果希特勒在亨利的枪下殒命，那没有希特勒的二十世纪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这正如禅宗中两个和尚的对话：
　　一个问：在你父母相遇之前，你是什么？
　　另一个不知如何回答。
　　问他的和尚从地上捡了块瓦片，然后往房上一扔，只听“砰”的一声，被问的和尚一下顿悟了：世上很多的事不过是因缘际合。
　　所以命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坦尼之所以能够得以活命，除了自己的机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日本由于战争，造成大量劳动力的短缺，这就急需身强力壮的战俘作为他们的劳动力，所以能不杀的战俘，他们就尽量不杀。
　　坦尼和他的被俘的战友们，像黑奴一样，被日军送往日本本土，开始了悲惨和异常艰苦的矿工生活。
　　这些美军战俘，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人，而是一群供他们任意宰割的、替他们干活的“牲畜”。在这种定位下，我们就可以想象美军战俘所遭受的待遇如何了。
　　在船上的长途跋涉中，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差，很多人在闷热的船舱中，被折磨致死。然后尸体被无情的抛进大海。被贩卖黑奴的命运在他们身上重演。
　　在到达日本后，坦尼他们被安排作为挖煤的矿工——这种危险系数和艰苦系数，都极高的工种。
　　其实一开始被俘就被杀死，也未必是最坏的结果。因为有很多美军战俘，是在经历过非人的折磨后，最终还是没能活着等到日本人投降。但是生存的欲望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战俘们在这种最艰苦的矿工生活中，想尽方法提高自己的“成活率”。
　　要想不被累死，就必须想方设法逃避连续的高强度的劳动。
　　现代的电视剧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被警方抓捕的罪犯，一只胳膊被铐在一个固定物上，而且如果不尽快逃命的话，就会被很快赶来的警察逮捕。这时罪犯把自己被铐着的胳膊砍断，然后逃掉。这真可谓是“断臂求生”。
　　坦尼这些矿工们，为了逃避足以使他们累死的劳作，也采取了这种类似的方法。
　　他们会雇佣有经验的所谓的“敲骨师”，来敲断他们身上的某根骨头。这种活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要最大限度的保证敲断的骨头，在愈合后不会有后遗症。这就要求决不能乱敲，以免弄个粉碎性骨折，造成终生残废。
　　敲骨师最好要有人体解剖学的知识，能用尽量小的痛苦实现预期目标，并保证愈合后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然，这种敲骨师的报酬还是相当高的：
　　弄断一只手和脚，报酬是五份米饭。
　　弄断一只胳膊或者腿，报酬是十到十二份的米饭。
　　一个人把你的胳膊、腿弄断，你还得给他报酬。这是特定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不符合逻辑的“怪事”。
　　除了这种弄断胳膊腿的的方法外，聪明的战俘们，还发现了另外一种逃避劳动的办法：抽碘酒浸泡过的烟。
　　抽了这种碘酒浸泡的烟后，人的肺在X光下会留下黑色的斑点——这很像人感染肺结核后出现的症状。
　　于是一些胆大的战俘，就抽这种烟，然后在日本看守面前故意拼命的咳嗽。等他们被日本人送到医院去做检查，一做胸透，发现有肺部果然有斑点。他们就会如愿以偿的被送到远离营区隔离区，这是专门收容肺结核病人的地方。
　　住在这种地方当然能逃避劳作，但不幸的是，这里的人有的是真正的肺结核患者，很多冒充患病的人，在这种地方真的被传染了肺结核，最后死掉了。
　　但幸运的是，坦尼最终熬过了这种种的艰险，在日本投降后，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以美国当时的科技和国力，在和日军的作战中，仍然倍感艰苦，可见日本军队的凶猛。据统计，在二战中，各国的战俘数量，日本战俘最少。这也可以从侧面反应，日本兵死硬的作战意志。
　　面对强硬的作战对手，只能比他更强硬，只有这样才能取胜。所以抗日战争的惨烈，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中，应该是首屈一指。
　　国民党将领唐永良回忆，在武汉附近的万家岭战役，结束一年后，他看到的是这样的战场惨景：
　　战场上堆满白骨，很多尸体腐烂生蛆，蛆虫先变成蛹，然后羽化成苍蝇。但在这个过程中，会留下蛹壳，有的骷髅上，这种蛹壳竟然堆积有一尺多高。
　　在周围大约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我军和日军的坟墓。当然更多的是没有掩埋的白骨。
　　日本人的尸骨可以辨别出来，因为他们的脚上穿着的鞋很特别：大脚趾和其他四脚趾分开的胶鞋，这应该是日本人特有的鞋。我们上文中曾经提到过，刘伯承在辨别日军间谍时，往往要看大脚趾，这可能是日本人长期穿这种鞋，造成他们的大脚趾和其他四个脚趾的距离，和中国人相比应该是较大。
　　有个附近的村民，从骷髅堆里，竟然捡到30多枚金牙，发了笔小财。这显然是日本人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兵是镶不起金牙的。
　　中国部队和日本部队在武器，单兵的军事素质相比，都不占优势。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的民族，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巨大的潜力。
　　旅日作家萨苏就曾说过，他在日本人自己的史料里发现，中国的“土八路”曾经用不可思议的“土”方法，竟然消灭过日本的坦克部队。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先用一小队人，吸引日军坦克的注意。然后边打边跑，日本人当然不肯放过，几辆日本坦克，当然不会把这些用土枪土炮的中国人放到眼里，所以一路猛追。
　　等追到一个小村庄里，这几个中国人忽然钻进一个胡同里。
　　尾随的几辆日本坦克，也“毫不犹豫”的钻进胡同。但是意想不到事发生了：这个胡同是个很深的漏斗型的——就是逐渐变窄——开口很开阔，但是越往里越窄，并且是逐渐变窄的。
　　所以先后进去的坦克，就这样一辆辆被卡在胡同里，进不去也出不来。
　　在陆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武器，能对坦克有多大的效果。所以躲在“钢铁堡垒”里面的坦克兵来说，对于一般的火力，往往是有恃无恐。但是有一样武器是坦克兵的噩梦——燃烧弹。
　　燃烧弹倒不是能烧烂坦克，但是产生的高温，足以使坦克里面的士兵变成“烤鸭”。当然现在的坦克，空调系统有很大的提高，即使外面400多度，坦克体内仍然能维持三十多度。但是那时的日本坦克还没这么先进。
　　坐在坦克里的日本兵虽然着急，但是大概他们不太担心遇到燃烧弹的问题——这帮“土八路”不至于有燃烧弹吧！
　　燃烧弹是没有，不过柴火、麦秸一类的倒是不缺。
　　八路军，还有老百姓，忽然大量的从胡同两侧冒出来，并且怀里都抱着柴火、麦秸，然后直接堆到日军的坦克上开点。
　　效果和燃烧弹差不多，直接把日本鬼子在坦克里烤死。
　　要是这些事，出现在咱们中国的史料里，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是“革命乐观主义”似的夸大宣传。
　　但这些事出现日本人自己的史料里，其真实性还是很高的，也足以证明中华民族蕴含的某种巨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