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邓小平的21个人生瞬间

　　来源：《人物》杂志

　　起点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今广安市）协兴场姚坪里（今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据《邓氏家谱》记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农民，也是当地著名的织布匠。他靠织布渐渐地积攒了一些钱，随后，慢慢地置办了一些家业，买了一些田地。到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出生时，邓克达已经成为当地一名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小地主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受到一些新式教育。早年参加了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叫做“哥老会”。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即首领。他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1936年去世。

　　邓小平是邓绍昌的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圣。进入本村私塾后，教书先生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

　　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共生育九个子女，最后养活下来七人（四男三女）。第一个妻子张氏，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生三个女儿，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

　　我母亲非常爱小平，她是个旧社会的妇女嘛，他（指邓小平）是长子。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

　　有这样一些故事，都是我妈妈、我姐姐她们讲的。我们家乡，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和我们家有些来往。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那个时候不是过年过节要写个春联吗？那个地主有文化，又会写又会画。于是，就买了一些红纸，请他写个春联。可那个家伙很坏，他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我姐姐都不认字，不知道啊。他（指邓小平）看到后很生气，立即把它撕掉了，自己又买了几张红纸，自己来写。他那时还很小啊！

　　1918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当时吴玉章几个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最后还是说服了母亲。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有三人，一个我大哥，一个叫邓绍圣，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16岁。我记得，走前他由重庆回家里看了看，我当时还小，只有八九岁。他走时家里借了一笔钱。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1927年六七月间，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辗转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名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走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道路。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了这次会议。1987年6月15日，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旧址，他一边参观一边回忆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3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24小时。”“您是和谁一起进来的？”纪念馆的同志问。“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陆续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6天，最后走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27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他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并作记录外，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以及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为掩护其秘密工作，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也当过古董店的老板。

　　1928年春，邓小平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在巡捕林立的租界里，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1930年1月，张锡瑗因得产褥热在上海病逝。

　　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将近两年，工作既紧张又充满了危险。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指1928年4月15日）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相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的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1931年7月，邓小平从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赴江西，8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5月，邓小平调到瑞金以南的会昌工作，会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也是江西的重要门户。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由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党政军工作。

　　在会昌，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会、寻、安的军民努力创造革命的大好形势。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抵制。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所不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

　　3月底，临时中央在江西开展了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指责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并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5月，邓小平又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难。

　　几十年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落难江西时，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延安婚礼

　　据刘英回忆：

　　多少年没有见到小平同志，1939年他才从前方来。来的时候原是准备开七大的，后来七大没有开，因为学习文件推迟了。前方需要，所以他不能等待。但他没有一个爱人，大家就关心他，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时的女同志倒不少。抗战时期，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他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那时他要回前方，只有赶快结婚，结了婚才好带走。这个时候，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那里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新婚夫妇）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来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主席夫妇也到了，我同张闻天也到了，富春同志、蔡大姐也到了，还有王首道秘书长也到了。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怎么不醉？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引自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的问题时指出，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总有道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列席。中共中央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邓小平是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这是他第一次出访苏联。

　　苏共二十大会议闭幕的当夜，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看了报告的速记稿后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6月，发生了波兰事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就波兰事件与苏共中央协调。其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了多次会谈。邓小平的这次莫斯科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可不低。”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主持了会议的共同宣言的起草工作。会议最后签订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了。特别是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并中止执行和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与协定，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也愈演愈烈。

　　1960年，邓小平三次去莫斯科。

　　9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进行了多次会谈，驳斥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他兄弟党的原则立场。邓小平还严肃批评了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把国际共运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9月30日，邓小平回国不到十天，又再次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

　　11月，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再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一次，邓小平又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

　　1963～1964年，中苏两党全面论战达到白热化。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1963年7月，毛泽东再次点将邓小平为团长，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由于双方分歧比较大，谈判最终破裂。7月21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党政军各部门和首都群众代表5000多人，到机场热烈迎接。代表团刚走下舷梯，毛泽东就率先走上前去，与邓小平亲切握手，并与代表团成员在飞机前合影留念。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缺乏思想准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做法，邓小平是不赞成的。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作为总书记，邓小平很不赞同对吴晗的批判。他曾劝慰吴晗，想保吴晗。

　　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邓小平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和夫人卓琳还把杨尚昆在北京上学的女儿接到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当毛泽东指定他主持军队方面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他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只有采取回避的方式。

　　在批判彭真所谓“反党罪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没有附和。会后，还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面对北京不少大学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领导的轨道。6月4日，邓小平在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说，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派工作组的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8月1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此次会议后，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违心的检讨：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12月25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组织游行，张贴标语、大字报，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1月11日，邓小平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中南海邓小平的住宅，成了他被监管的场所。

　　1971年11月的一天，谪居江西的邓小平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一同得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失败的消息。

　　听完文件传达后，邓小平回到“将军楼”，说出了久久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然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揭露、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表达了愿为祖国和人民重新做些工作的愿望。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的家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还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周恩来马上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重新肯定，可以说是准备起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周恩来接到批示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连同邓小平的原信交中办印刷厂印出，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另外，他果断决定，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起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1972年秋冬，经中央批准，邓小平到井冈山、赣南、景德镇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这是他到江西两年多来第一次外出，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年后第一次外出。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2月20日，邓小平一家踏上了返京之路。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抱病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7点30分，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一家杂志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2月1日，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1975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邓小平，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心，义无反顾地发起了一场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的全面整顿。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经过对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这次全面整顿，实际上是三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

　　1975年9月20日下午，医生准备给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他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又一次被解除一切职务——“我是桃花源中人……”

　　1975年秋季，“四人帮”利用作为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病入膏肓的康生也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的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不能容忍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想再给邓小平一次机会，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

　　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讨论情况上报中央。

　　一场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并且迅速扩大到全国，对邓小平的批判也随之逐步升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中央讨论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在叶剑英的坚持下，1月15日，已经处于受批判地位的邓小平，忍着巨大悲痛，代表党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这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后一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露面。

　　十多天后，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虽然他的职务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了。

　　3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在全党展开。

　　1976年的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战场。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在毛泽东面前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后来说，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要求全国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2月9日，邓小平因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此时，在党内和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内许多老同志纷纷前往探视，表达他们对邓小平复出的关注以及鲜明的态度。

　　正当人们期盼邓小平复出的时候，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他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对党对国家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写给中央的信中，针对“两个凡是”，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4月下旬，邓小平明确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还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端正党风、军风、民风“特别重要”。

　　随后，在党的十一大上，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同一些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以毛泽东同志是否画圈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应当实事求是。

　　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举动，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先后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谈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

　　主抓科教工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以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为新时期的科教改革与发展铺平了道路。

　　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亲自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肯定建国后17年科教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他又约请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毛泽东的一些话，是断章取义，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要进行批判。他要求教育部甩掉“两个估计”的包袱，大胆为知识分子说话，放手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教育部组织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讨论》，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进行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

　　与此同时，邓小平花了大量精力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首先，解决了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工宣队”问题，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逐步实现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校长负责制。其次，恢复了高考制度和派遣留学生制度。第三，恢复和确定了应当集中力量办好的科研单位和大、中、小学。第四，编制了《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一批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第五，恢复了各级学校的原有学制和教学秩序，重新编定了教材。第六，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期间，邓小平频繁会见华人科学家，听取他们对中国科教发展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意见和建议。

　　在科教秩序迅速恢复的基础上，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4月22日至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我国科教史上两次空前的盛会。邓小平出席了这两次盛会的开幕式并讲了话，提出和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对科教界人士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一个字也不要改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在送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讲了那么多观点，你们为什么不引用？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要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起草者询问稿子要不要改、怎么改时，邓小平语气相当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出访日本——刮起“邓小平旋风”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乘专机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

　　10月23日上午九时半，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十时半，邓小平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中午，邓小平前往皇宫拜会裕仁天皇夫妇。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会见天皇。下午，邓小平和福田赳夫举行第一次会谈。

　　25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那坦率、务实和开放的作风。邓小平说，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人民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中的好经验请教，也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好经验请教。我们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中国是有希望的。

　　26日下午，邓小平离开东京，乘新干线超特快列车赴京都访问。在车上，当日本记者请他谈谈对新干线的观感时，邓小平说，就感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世界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美联社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邓小平的访问，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日本列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日本新闻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称之为“邓小平旋风”。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点，邓小平在东京日比谷举行了一次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

　　他一入席，就给人一种沉着、自信、充满活力的感觉。记者会一开始进行得颇为平静，但随着日本记者提出“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会场内刹那间紧张了起来，大家一个个屏住呼吸，等着听邓小平怎样回答。但见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道：“尖阁群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邓小平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平对这样敏感的问题作出如此机智的回答。

　　农村改革--“你们就这么干下去”

　　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了分田到户，并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安徽省外，其他一些省份也开始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四川、云南搞了包产到组，广东实行了“五定一奖”，安徽不仅搞了包产到组，还出现了包产到户。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四个省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情况，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一时间，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民内心忐忑不安。这时，邓小平站出来讲话了。他在听取安徽省委领导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汇报时坚定地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等省农村改革的经验。他说，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尘埃甫定，邓小平便开始思考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说，公社制度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对胡乔木建议在1982年全国农村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普遍恢复乡政府、恢复村长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乔木同志的意见，如何实行，请书记处、国务院拟定。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的批示进行了讨论。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设立乡政府。到1984年，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体制就此终结。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引自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底，党中央公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国际国内都十分关注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一意见。

　　197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在起草叶剑英讲话稿时，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他还多次对稿子提出修改意见，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的讲话。这个讲话发表后，在党内外反映都很好。讲话中宣布，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国庆节刚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了历史决议的整个起草工作。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后同胡耀邦等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三条总的指导思想:第一条，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要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他要求，对历史问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发表了系统性的意见，提出了决议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写。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决议草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了4000多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邓小平对如何吸收党内外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决议多次找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这些谈话有些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赞成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他亲自登门看望陈云，征询陈云对决议修改稿的意见。

　　1981年6月15～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最后讨论修改。2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决议稿：“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27～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2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9日，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对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决议真正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越来越显示出他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这一巨大贡献的深远意义。

　　1975年4月18日下午5时。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书房。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邓小平陪同会见。

　　当金日成主席走进毛泽东书房时，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

　　毛泽东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谢谢。”

　　毛泽东又说道：“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说着，指着在座的金日成和邓小平等人。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

　　“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件事。”金日成说。

　　“我的腿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毛泽东问道。

　　金日成答道：“很好！我跟主席已经几年没见面了！”

　　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一句“欢迎”，并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一边说着，一边指着邓小平，“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主席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接着又指着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话音刚落，金日成补充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泽东始终不忘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

　　谈到这里，金日成多少有点感慨地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十年没见了。”

　　毛泽东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

　　“很好，我们欢迎。”金日成说。

　　毛泽东说：“我们要他！”语气十分坚定。

　　“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交待。

　　为了结束海峡两岸分裂的不幸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探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和办法。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如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1978年的下半年，他多次谈到，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邓小平对杨力宇说：“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小平表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谈到保持香港的繁荣问题，邓小平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当撒切尔夫人表示如果香港不能保持繁荣，会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带来影响时，邓小平说，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撒切尔夫人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这次会谈，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定了基调。此后，中英两国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在香港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中争论最大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港澳记者时说，你们去登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在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如果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详细阐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撒切尔夫人说，“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是充满想像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

　　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引自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时同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开始了他对经济特区的第一次视察。

　　1月24～2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视察。邓小平听取了深圳市委负责人关于特区工作的汇报，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示：“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子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珠海视察。

　　26日下午，邓小平入住中山温泉宾馆并在此休息了两天。他在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等人时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视察珠海经济特区。他听取了珠海市委的工作汇报，在珠海宾馆休息时说：“这里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他还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7～10日，邓小平在王震等的陪同下，视察福建省厦门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经济特区。2月9日，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2月11～1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2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厦门经济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经济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经济特区，但可以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搞好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问题。

　　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的经过

　　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特区后来到广州，下榻广州珠岛宾馆。

　　他给珠海经济特区的题词使得深圳人再也坐不住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也已赶到广州，在等待他的题词。担负这一任务的是深圳市接待处处长张荣。1984年1月29日张荣接受任务，30日一早赶到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第二天是阴历的大年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盼望着……

　　2月1日，时间已到了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香袭人。早饭后，邓小平领着外孙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无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现在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到这年的 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成绩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没有什么怪话，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他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表示，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退休了。

　　邓小平真的过起了儿孙绕膝的恬静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八点起床，喝一杯浓茶，他喜欢四川或者安徽的青茶，也喜欢西湖的龙井。然后吃过早饭，看看报纸，大约十点钟，到院子里散步。十二点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六点半吃晚饭，在饭桌上他喜欢听孩子们聊天。晚上再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

　　邓小平是个球迷，对体育节目百看不厌。《体育报》也必看。他特别喜欢看足球。据说，早年他在法国的时候，为了看足球，还当了一件衣服。退休以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只要有足球比赛，他一定是电视机前的忠实观众。

　　邓小平最爱锻炼身体。每天散步之前，他都要做操。退休之后，他为自己编了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他做起来却是十分认真。

　　邓小平每天都要看电视。每晚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必定要看。他喜欢京剧，特别喜欢言派。后来岁数大了，耳朵又不好，才很少看了。他也喜欢家乡的川剧，“文化大革命”前，川剧进京，他和朱德、陈毅等四川老乡必定要看。退休以后，他还爱看一些电视剧。但是，需要孩子们或者工作人员在旁边给他讲解，因为他耳朵听不清。每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他必定和全家人坐在一起观看。全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对湖北省委负责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在珠海，邓小平参观了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计算机房内，邓小平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年轻人交谈起来。他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要拉拉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与公司科技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他再次绕到后排，与站在那里的几位年轻人握手，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走出计算机房时，邓小平高兴地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啊！”接着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来到深圳，邓小平说，对办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时，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不久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情系大海

　　邓小平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1989年9月16日，他对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邓小平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

　　七十高龄以后的邓小平，差不多每年的夏天，都要兴致勃勃地到大海中劈波击浪。

　　1983年夏天，邓小平已近八十高龄。他在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视察工作之后，来到了大连棒槌岛。在岛上的七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没有下海外，每天上午他都投身大海，与风浪为伍。

　　他的女儿邓林写道：“爸爸则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

　　1992年的夏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北戴河。但是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邓小平坐在海边深情地看着大海。每天早晨起来，他最关心的是，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他太向往大海了。后来，经过医疗小组研究批准，邓小平终于可以下海游泳了。这一年夏天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游了八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

(责任编辑：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