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接线图:“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观

世界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指‘孝道’—邓注)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此话十分精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忠、孝、节、 义”等等道德观念。他们用一个“忠”字，来维系君臣之间政治关系；用一个“孝”字，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用一个“悌”字，来维系弟兄之间的手足关系；用一个“义”字，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用一个“节”字，来维系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不仅仅是对封建帝王的一族一姓，而且是针对被统治的各族百姓。他们认为，只要人人是孝子，个个皆忠臣，便不会有人犯上作乱，帝业便会千秋万代，永世长存。而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道德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以孝治天下，”便不足为怪了。虽然唐代似乎有点不重“孝道，”但唐玄宗尚且亲自注释《孝经》，并在西安刻石，从而成为了今文《孝经》的珍本，广为流传，其社会效应超过了古文《孝经》，证明杨贵妃的老公还是推崇《孝经》，注重孝道的。到了宋元明清，孝道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有时甚至达到了愚忠愚孝的程度。《二十四孝》在元代刊刻出版广为流传，清代顺治皇帝也注释《孝经》，正本清源，证明这种发展绝非偶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明代的“孝子皇帝”朱元璋。他的孝道观不仅对明清两代颇有影响，就是在今天也还有积极的认识作用、社会价值和研究价值。朱元璋的孝道观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治乱世用重典，治盛世重孝行。并且必须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用他的话来说则是：“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他曾经啮指滴血，寻找母亲指骨。
他登基以前自称“孝子皇帝臣元璋。”
他称帝以后于洪武三年九月诣太庙时，则自称“孝子皇帝。”
他命令在乾清宫左边建奉先殿，供奉四代神位衣冠，每天焚香，初一、十五及节日、生日、忌日等都前往祭祀。
他在太庙祭祖，次次悲咽，痛哭流啼。
他常常说在梦中与父母亲相见。
他命人绘《行孝图》以教育其子孙。
他教育子女要永远不忘父母养育之恩，时刻牢记“奉先思孝” 。
他命儒臣辑《孝慈录》颁行天下……
正因为朱元璋如此重孝道，故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驾崩后，时年七十有一，安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谥“神圣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 。朱元璋虽然没有像唐明皇和清顺治帝那样亲注《孝经》，但他却是用他自己的孝心、孝行、孝道观而成为封建帝王重孝道的杰出代表从而名垂青史。
提倡全忠全孝
朱元璋认为：“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 而本质上便是一个“孝”字。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帝王们都以“天子”自居，而“君能敬天”者，实为尽孝也，即君王之孝。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 故“臣能忠君”者，也是尽孝也。即人臣之孝。而“子能孝亲”者，则是人子之孝。这个孝道便是先王——尧、舜、禹、汤、文、武等的“至德要道。” 是治理天下，顺应民心、社会和睦、上下无怨之大德妙道。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子皇帝”朱元璋可谓心领神会，活学活用，举一而翻三。他虽无“以孝治国”之口号，但却有“以孝治国”的政策和措施，他视孝道、孝行为“帝王之先务。”而“全忠全孝，”则是他希望臣民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他赞扬高则诚的《琵琶记》，并欲提拔重用剧作者，便是绝好的证明。
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南戏的代表作之一。此戏的创作理念便是宣扬“孝义廉耻，”维持社会风化，赞扬全忠全孝，故广为流传，竞相搬演，一直保留到今天的戏曲舞台上。朱元璋看重的不是插科打诨，也不是寻宫数调，而是“只看子孝与妻贤，”是“孝矣伯喈，贤哉牛氏。”特别是首场结尾时四句下场诗：
“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祭伯喈。”
剧中国主人公祭伯喈是辞试父不从，辞婚相不从，辞官帝不从，只有自己委曲求全而相从，最后一夫二妇大团园结尾，对全忠全孝的思想作了艺术的展示和形象的再观，与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观不谋而合，故他极为推崇此戏。据明代人黄溥言《闲中今古录》记载：
“元末永嘉高明字则诚，登至正元年进士，历任庆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于时。见方国珍来据庆元，避世于鄞之栎社，以词曲自误。因刘后村（应为陆游——邓注）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郞’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洪武中征辟，辞以心疾不就。使复命，上曰：‘联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既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之家岂可缺耶？’其见推许如此。”
这段佳话，在明代人徐渭的《南词叙录》中也有记载：
“我高皇帝既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絃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列杲者，遂撰腔以献。南腔北调，可于筝琶被之……”
这两人的记载，字句虽互有出入，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孝子皇帝听说有《琵琶记》，有人进呈《琵琶记》，再命优人天天演唱《琵琶记》，而且欲任用《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琵琶记》所宣扬的理念是“全忠全孝，”可以作为他的孝道观的载体而深入民间，深入人心。实现上行下效，便可国泰民安。因为孝道在封建社会中是道德建设的根本。在孝子皇帝看来，孝道立“则人道立矣，”则是对孔子、曾子等人的孝道理念的新发展。朱元璋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开启了西方人道已义的先河。
怒斥愚忠愚孝
孝子皇帝倡导全中全孝，但他却反对愚忠愚孝。在明代人余继登所辑《皇明典故纪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脅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似应作“乃”一邓注）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此事又载于《明史•孝义传》一中：
“沈德四，直隸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胁肉以疗。不愈，祷岱狱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杖之百，遣戌海南……‘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水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
前者是野史笔记，后者是正史传记，所记愚忠愚孝事实完全相同。就是明代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民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杀了自己才三岁的儿子去祀岱狱神。山东守臣把这件杀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后，帝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灭伦害理，必须严惩。将江伯儿杖一百，发配海南。朱元璋虽然不懂得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等合法权利，但他深知，这种愚孝的严重后果便是不孝。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将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
《礼记•祭统》曰：“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又《孟子•离娄上》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作为孝子，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祭祀，乃是孝亲的实际行动，是最起码的孝行。但最根本最大的孝行则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这是孝子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便是最大的不孝。而江伯儿等人的愚孝行为，正是与这两条原则背通而驰的。割自己身上的肉去为父母治病，已是愚昧之举。一旦流血不止，或得了破伤风，一命呜乎，其对父母生养死葬和祭祀的孝行何存？而杀死自己的子女，作为行孝的代价，那么传宗接代的最大孝行便不复存在。前者应当制止，后者必须治罪。在今天，则必定绳之以法。遗憾的是朱元璋对江伯儿惩罚太轻。杖一百，戌海南，其警世作用不大，还会有人重蹈覆辙，子女的生命权、生存权等仍会受到愚孝者们的威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孝子皇帝在这里还不点名地批判了元、明以来颇为流行的《二十四孝》中的糟粕——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愚孝行为。
“王祥字休徵。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于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欲食生鱼，时值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裂，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
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这是一种愚孝而造成的变态心理，或者说是心理扭曲的反映，今天的小学生也不会做出这种卧冰求鱼的蠢事。其孝行是违反科学的。“双鲤跃出，”纯属巧合，纯属偶然。
“郭巨字义举。家贫，有子三岁，母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弃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一日掘坃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金上有字云：‘天赐孝子郭巨黄金，官不得夺，民不得取’。
郭巨思供给，弃儿愿母存。
黄金天所赐，光彩耀寒门。”
这是一种因愚孝而绝灭人性的犯罪行为，是明代日照县民江伯儿因愚孝而杀三岁儿子之事的前世之师，影响不可谓不恶劣。
这类愚孝实不是孝，而是不孝。在今人眼里，只能叫做“搞笑，”实质上是一种犯罪行为。
孝子皇帝朱元璋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违道伤生，莫此为甚。”对于愚孝者们的“卧冰、割股，”坚持“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列。”即这种事不提倡，不表扬；这种人不提拔，不重用。而对杀子、埋儿之类愚孝者，则必须严加惩处。如果孝行违反了人道，则不祘是真正的孝道。由此看来，是朱元璋开启了批判元人《二十四孝》中糟粕的风气之先，在后人研究中国的宗教学、伦理学、民俗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孝子皇帝的这一孝道观与周代人“灭宗废祀，非孝也。” 是一脉相承的，同曾子的“能全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也是完全一致的。
孝道可以屈法
孝子皇帝朱元璋对于真正的孝子是很爱护的，也是很重用的。推荐人才讲孝道，科举考试讲孝道，官员选拔讲孝道。因此，“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他重孝道，甚至重到了孝道可以屈法的程度。在明人余继登辑《皇明典故纪闻》卷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这位山阳民所犯何罪？书中没说明。既然只是“当杖，”显然还不是死罪。孝子请代父受罚，他就以孝屈法，免了杖击，释放归家。其目的是为了倡导“父子之亲”的“天性，”教育世上那些亲遭患难，坐视不管之徒。
孝子皇帝“以孝屈法”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野史笔记中的姑且不说，就是在正史上的记载也颇不少。据《明史•孝义传》记载：
“周琬，江宁人。洪武时，父为滁州牧，坐罪论死。琬年十六，叩阍请代。帝疑受人教，命斩之。琬颜色不变，帝异之，命宥父死，谪戌边。琬复请曰：‘戌与斩，均死尔！父死子安用生？为愿就死以赎父’。帝复怒，命缚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
孝子周琬的一个孝行，感动了孝子皇帝，便免去了父亲的死刑而被特赦。再如：浙江新昌孝子胡刚的事更为突出：
“刚，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谪役泗上，以逃亡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刚时方走省,立河上竢渡。闻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殷怜之奏闻，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
新昌孝子胡刚，其代父领死罪的孝行，不仅救了父亲，而且同时救了与其父同罪者八十二人。监斩官梅殷只是同情，只是相怜，关键是孝子皇帝朱元璋点头，才得以开罪免刑，并赦免同罪之人。更为有意思的是有关孝子陈圭的代父抵罪事；
“圭，黄岩人。父为仇所訏当死。圭诣阙上章曰：‘臣为子不能谏父，致陷不义，罪当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谓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觐官至，播告之，以风励天下！’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倖路！’乃听圭代而戌其父云南十七年。”
陈圭父亲被仇人诬告，显然是一起冤假错案。判处死刑，更是何天冤枉。朱元璋为了宣扬他的孝道观，阅孝子陈圭奏章，如获至宝，再次以孝屈法。不仅仅赦免圭父，还要大力宣传此事，“以风励天下。”当刑部尚书奏曰：“罪有常刑，不宣屈法”时，朱元璋还是作了让步，同意改判有期徒刑，同意由陈圭代父去云南戌边十七年。证明朱元璋还是害怕大家都因他“以孝屈法”而竞相违法，弄得他应接不暇，最后危及到其江山政权，宗庙社稷不保而造成“孝子皇帝”不孝。
朱元璋的“以孝屈法”，是因为他是封建皇帝。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治理国家不是法制而是人治，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在当时已不可取，在今天更不足法。虽然刑部尚书说“罪有常刑”，但当时并不完全可行。因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是超乎法律以上的最高裁判者。而在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判刑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领导的个人意见，都只可作供参，但绝不是判刑的依据。即使是快判，重判，也必须依法而判，绝不能违背相关法律而胡乱宣判。父母犯罪犯法，不允许孝子替代执法，这应是一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不忘“奉先思孝”
《孝经》在“开宗明义”中就明确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见孝亲是孝的开始，也是孝道、孝行的基础。在《尔雅•释训》中则更为简明：“善事父母为孝。”这是孝的核心。宋人朱熹在解释《论语•为政》中的“孝慈则忠”时说：“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已。”因此在朱元璋看来，孝道必须从孝亲开始。他认为，“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者，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故每个人都应当随时随地“奉先思孝”。
为落实他的这种主张，在其父亲仁祖淳皇帝配位以前，他自称“孝子皇帝臣元璋”；称帝以后，在洪武三年九月诣太庙的祝文中则去掉“臣”字，直称“孝子皇帝”。
朱元璋在南京钟山之阳的陵墓为“孝陵”。
洪武三年十月，上以岁时致享，则于太庙。至神昏拜谒、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下部考论时，尚书陶凱等奏曰：“古者宗庙之制，前殿后寝。《尔雅》：‘室有东西厢曰庙，无厢有室曰寝。’庙是棲身之所，故在前；寝是藏衣冠之处，故在后。今太庙祭祀已有定制，请仿宋建孝思殿于宫中之制，在于乾清宫之左，别建奉先殿，奉四代神位衣冠。每日焚香。朔望荐新、节序及生忌日皆致祭，如家人礼。”孝子皇帝朱元璋“从之”。 这个奉先殿，实际上就是孝思殿，是祭拜四代先祖而尽人子之孝的地方。朱元璋曾说：“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一次祭拜先祖毕，李善长赞叹这位孝子皇帝“诚孝感通，达于幽显”。 可见朱元璋奉先思孝，并不是例行公事，更不是走过场，而是真心诚意的尽孝道，意在为儿孙和臣民们做出表率。
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恩图报。正如曾子所说：“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 故“夫孝，始于事亲” ，而“事父可以事君”。 朱元璋认为：“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 “自古君臣本同一体”， “君民犹父子也”。 故能孝亲者，方能孝君。对父母尚且不孝者，又何言忠君呢？
二是父老见多识广。所谓“家中有个老，胜得一个宝”。敬老、重老，他们可以传经送宝。据《皇明典故纪闻》卷四记载，朱元璋曾对礼部郎中郑居贞说：“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则认为：“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朱元璋明确回答：“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由此可见，是朱元璋开了在中央设顾问的先河。不仅使老有所养，而且使老有所为。他不主张以六十岁划线，不一刀截。而是尊重老人，对老人恭敬。让老人参政、议政，家事、国事、天下事让其关心，实质上也是一种孝心和孝行的反映。曾子曾说：“不耻于亲，君子之孝也。” 子女对于父辈的关心、体谅、宽容、尊敬、信任等，是比纯粹的供养、给碗饭吃，给衣防寒等更为重要的孝道，甚至可以说是孝道的升华。
当然，朱元璋反对六十岁退休，是与今天现行的离退休制度相违背的，故今不足法。但历史的经验确实也值得注意。曾子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又说：“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尊仁安义，可谓用劳；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 在养与敬的关系上，二者都是孝道，但曾子认为敬比养更为重要。能养者，未必皆能敬。但能敬者，则必定能养。故朱元璋在对礼部的讲话中说：
“尚教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此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诏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疋，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
他的这个诏书显然是敬老孝亲之举，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政令，是得人心的措施。他的这个养老标准，较之今日的低保户待遇来，也不算低。至于那些被朝廷延聘的顾问些，其生活水平显然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是有俸禄、吃皇粮的。最后退下来，一定也会有丰厚的养老金。朱元璋认为：“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 故他有以上这些举措。但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则是：人道以事君孝亲为重，其本在敬耳。换句话说，便是忠君爱国，孝亲齐家。
三是孝亲不忘祭祀。曾子对于“孝亲”的标准便是：“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孟子•万章上》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而“尊亲”除了生养死葬以外，就是生前尊敬，就是死后不忘祭祀以寄托哀思。
这一点，朱元璋是很重视的。《明史》记载“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 从此，每年朝廷法定祀典便有大祀十三，中祀二十五，小祀有八。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亦得祭里社俗神及祖父母，并祭灶，载在祀典”。 因此，有明一代，祭祀祖先、父母等活动受法律保护，全国上下成风。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于“奉先思孝”还有不少新的发展。首先，他认为庶母也应该享有这种礼遇。在洪武七年，贵妃孙氏病故，按照过去的陈法则是“父在为母服期，庶母则无。” 但朱元璋却认为：“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于是下令儒臣们重新考定。宋濂等人认真考证后发现，古人服母丧者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于是朱元璋指示：“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于是乃重新制定：“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折衷三年。适子、众子为庶母，皆斋衰杖期。”书成，命之曰《孝慈录》，颁行天下。 朱元璋将庶母也纳入祭典，实则是一种创新。关键就在“孝慈”二字。庶母是父亲的妾，不是今天的“二奶”。
特别与众不同的是，朱元璋不仅以身作则，祭奠自己的父母，而且还亲自祭祀阵亡将士，抚恤其父母、妻子、儿女。当他取得政权以后，大封功臣之时，想到“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他曾经对中书省的大臣们说：
“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作为一国之君，设坛亲自悼念阵亡将士，并预先发送钱粮以助家祭，确实难能可贵。他认为：只有这样，他在岁时宴会作乐时，心才少安，才无愧于心。表明朱元璋这时还没有忘本，还没有忘记过去，还没有完全背叛其阶级。“朕想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 “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 充满了对天下军民的感恩之情。他虔诚祭奠阵亡将士便不足为怪了。
不过，朱元璋的祀典并不是每次都是三牲九扣，并不主张奢侈浪费。例如洪武三年八月，礼部尚书崔亮言：“孟月者，四时之首。因时变，致孝思，故备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过荐新而已。既行郊庙，则时享乃宜改旧制。”朱元璋听后“从之”。 凡祭祀祖宗，贵在心诚，不在物丰。这对我们今天的清明祭祖也颇有启发和教益。特别是与有些人清明节为父母化祭别墅、美元、汽车，甚至小姐、二奶等等，不仅构成一种时代反差，而且形成一种辛辣讽刺。朱元璋的主张是对父母亡灵的孝思，而这些人的行为则是对父母亡灵的亵渎。前者是孝行，后者是笑人。
朱元璋倡导孝道，重视孝行，并不是登基称帝以后，而是在当皇帝以前就深知孝道的作用。早在吴元年（即公元1367年）二月，在给左君弼的劝降书中就说：
“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垄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
左君弼得书后，正犹豫不决之时，朱元璋派人把左母护送到陈州，借以用母子亲情而感化之，利用孝心而策反之，是利用孝道为他争取民心、招贤纳士、夺取天下而鸣锣开道。
独特的孝道王朝
由于朱元璋提倡孝道，而且带头尚祖先和父母行孝，教育嫔妃和子女不忘奉先不忘尽孝，把孝道作为“人道”的基本条件，作为继承皇位的必备条件。因此，明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了一个以孝子皇帝朱元璋为首的、独特的、空前绝后的孝道王朝。
朱元璋自称“孝子皇帝”，后为“……大孝高皇帝”
朱元璋所葬陵墓为“孝陵”
明成祖为“……至孝文皇帝”
明成祖母亲封“慈孝马皇后”
明仁宗为“……达孝昭皇帝”
明仁宗母亲封“仁孝徐皇后”
明宣宗为“……纯孝章皇帝”
明宣宗母亲封“诚孝张皇后”
明英宗为“……广孝睿皇帝”，
明恭仁帝太后为“孝恭皇太后”
明宪宗为“……圣孝纯皇帝”
明孝宗则本身带“孝”字
明武宗为“……思孝毅皇帝”
明武宗母亲封“孝康张皇后”
明世宗为“……大孝肃皇帝”
明穆宗为“……弘孝庄皇帝”
明神宗为“……止孝显皇帝”
明光宗为“……懿孝贞皇帝”
明熹宗为“……敦孝……哲皇帝”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短短277年中，就有如此众多的带“孝”字的皇帝、皇后和皇陵，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孝道王国。这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从没有过的社会现象。记得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曾经对《孝经》作了这样的评价：“所言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的这么完全”。如果用这个话来评价“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观，我以为也并不过分夸张。不过，朱元璋的孝道观与《孝经》的不同处在于，他是小孝齐家，中孝治吏，大孝兴国，全忠全孝平天下。最核心的是希望大大小小的孝子们在孝亲的同时忠于明王朝，为皇帝尽孝。凡是这样的人，便是孝子，他便提拔重用。例如：在《尧山堂外记》中，曾记述他微服私访到一酒家，碰到一位监生。因当时喝酒的人甚多，他便与监生对坐。在言谈中知其为四川重庆人，便马上出了一个对子的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请这位监生对下联。监生随声对曰：“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又举桌上小木，请监生赋诗。监生出口成诗曰：
“寸木元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
他时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
朱元璋听后大喜，第二天就下令召见这位监生，被任命为按察司。
这位重庆监生是否“孝亲”？朱元璋并没有去考察，因为忠君即是孝亲。而监生的对句“孝君”，赋诗言志，不忘父母之教可谓全忠全孝。这是非常明确的。故朱元璋立即破格提拔。这是与他的孝道观的本质完全一致的，一点也不奇怪。
孝子皇帝孝道观，孝道王国非等闲。
孝经天下谓大经，孝亲孝君孝同源。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作者职称：四川大学教授
作者邮编：610064
联系电话：（028）854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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