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qd32ch和mmgf2ch: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上）

中国人的性格

[美]亚瑟·亨·史密斯著

乐爱国 张华玉译

序言

自从那位喜欢说大话的威尼斯商人在热那亚监狱里口述了一本游记，700年间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政客、学者，形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写实，有虚构；有不着边际的赞美，也有不怀好意的污蔑。在这难以计数的“中国著述”中，真正有影响的，不过那么几本。例如《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安逊的《世界旅行记》、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也算是其中之一。《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又被抢购一空。西方人曾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在门多萨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半历史的中华帝国。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君主，宗教宽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感到惭愧。当然，另一一方面，也有很多反面意见。英国海军军官安逊笔下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那个民族狡猾、肮脏，中国是个堕落的地方。这类观点在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有影响。中国究竟怎样呢？有关中国的争议在西方冷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出现了，他试图刻画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的性格》或许是最后一部西方传教士写的、在西方与东方都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书。

《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见《鲁迅研究资料》，11，《鲁迅与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97年11月于厦大自城

导言

人们总是希望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而，本书必须面对来自3种不同观点的异议。

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失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作品，我写得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非常优秀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这些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曾有过的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烧了好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种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谈，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一位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地作出两个客观真实、头头是道但相互对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知识，能够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佬的特性中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须排除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佬。”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神秘伪，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

“中国佬””这个含有贬义的词似乎已经根植于英国人的语言之中，而“中国人”这一恰当的词却被排除在外，这是一桩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在中国的外国刊物中是否有一家不用“中国佬”这个词称呼中国人，在中国这个国家中是否有一位作家就是不用这个词，我不得而知。

《中国人的性格》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这个版本在中国和东方广泛流传，两年前就已告罄。

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某些人，认为要阐发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会产生误解和不公正。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真实地再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不同。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多。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是与笔者相一致的。还有人认为，在某些部位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予以赞美；同时，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框架，抬高他们实际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行而大加赞赏--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撒克里。曾经有人问他，在他的小说中，怎么会好人总是傻瓜，坏人却是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海伦娜岛的样子。长时间地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是，一经他人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并没有出现，但却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就难以忘却。

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萃，这一些必须提请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只是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的光线交织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来自笔者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

米多斯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有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并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说明。

从大量的此类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所列举的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搁在一边。任何有关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必须对这些事例作出分析。

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同样，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待会儿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至于对不对，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予以判断。据说，当今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还有第四条途径，这就是研究那些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它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也更易于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住上10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农村住12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还必须把乡村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特性的问题，也不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己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那次答问，虽然已过多年，但他的话至今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他说道：“当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衰退和有缺陷的古老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使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个具有怀疑态度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第一章 保全面子

乍一看来，把全人类所共有的“脸面”当做中国人的特性，可能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人具有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似乎多余，或是可笑。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当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人的讲话就像是面对众人。他大声他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退出舞台”。所有这些，如果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这里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一场戏中，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进入幕后，因为那将会糟踏世界上的所有好戏。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在他们表演时，不理他们，小看他们，喝倒彩，他们就“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应该一提的是，如何做到有“面子”，其技巧和造诣往往是西方

人所望尘莫及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戏剧的因素，而走进与之无关的事实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海岛的戒律，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可以反复无常，不可简化为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存在着差异，因为他们决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有的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必需认真考虑“面子”的平衡，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的原则，而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的“面子”进行分配。执行公正的原则，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从道理上讲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诉讼的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裁决在所谓不分胜负的比赛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统统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因错而受到指责是“失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充分，也要为了保住面子，予以否认。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找到了球（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削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并且还谎称是她找到的。这样，“面子”保住了，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井傲慢他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面子”没受到损伤。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于是他找到欠债人，给予严厉的威胁，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他将来不会再遇到此类事。一位仆人失职或拒绝做某些份内之事，当他知道主人打算解雇他时，他会故意再度犯规，并自己提出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这就是被杀头时许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特别是指家庭的收支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这一词包括3个不同方面的含义：节制花销，制止浪费，用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调节收支。无论从这3个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中国人都算得上是杰出的节俭能手。

到中国旅行，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民众的饮食相当简单。众多的人口似乎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子、青菜和鱼。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食物，就是亿万人主要的食品，也许逢年节遇到特别的事情，再增加一点点肉。

在西方各国，人们想方设法为生活非常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营养的食品，那么，一定也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平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花不到两分钱就完全能够得到足够量的生活食品。在灾荒的月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钱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中国人做菜做饭的水平是很高的。虽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须承认，中国人在准备饭菜方面是超一流的烹好大师。在这一方面，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把中国人列于法国人之下、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之下，我们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但他们在某些国家之上，这是无可争辩的。我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中已经说过，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国人的食物原料简单，制成品却是花样繁多，其烹任技术之完美，即使是对中国烹任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有所听闻。

另一件以往没引起我们注意却是很有意义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做饭菜时很少浪费，一切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在普通的中国人家庭，即使是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钱的之外，都留待下次再用。为了说明这一事实，只需看一看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这些家养动物靠人们的剩菜剩饭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新兴的国家中，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猜想，像美国这样日子好过的国家每天所浪费的东西有可能够亚洲6，000万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被浪费，而能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吃饱”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以备下次再用一样，即使是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以备下次热过后再喝。

有一个时时处处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中国人对吃的东西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于讲究。什么东西都迟早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鱼，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干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但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牲口只要一死，甭管是意外之死、老死或病死，一般都吃掉。无疑，这在我们一些读者看来，显然过于节俭了。在中国，牲口死了，把它吃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即使牲口偶尔死于像胸膜肺炎一类的传染病，也还是这样做。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因些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但还是都卖了，都被吃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类病畜肉进入人的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但还是要花较少的钱去吃这种肉去冒险，无非是贪图便宜。当然，应当说，这是不常见的。死狗，死猫，也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亲身了解村民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死后煮了吃的事。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议去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但狗“已下锅”。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不可能放弃这顿美餐，结果，在这次狼吞虎咽之后，居然仍是平安无事！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燃料在饭锅的制作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中国，燃料缺乏因而十分宝贵，一般有树叶，庄稼的根茎，这种燃料只有一把火就没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因此用起来要非常小心。顺便说一下拾柴的过程，这也可反映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每个小孩，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什么事，但至少能拾柴。秋冬时节，到处是拾柴大军，他们手持竹耙，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树叶还在随风飘落时，一些心急的拾柴人就开始去“抓”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这是议会中“家庭经济”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一处不能用的，在另一处肯定能用，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伦敦和纽约的慈善家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把同样物品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风格与我们根本不同，但也可有理由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一丁点儿也不会被丢弃，而与其他布料配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为朋友题词，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用线缝而不用浆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再小的东西都会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知道每盒火柴的蝇头小利。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后，每一片都还用的着，或是糊窗子，或是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而认为是理所当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龙》一书中给出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5小时，23英里路，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46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只是为了节省5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35英里路，然后撑船回去，自早晨6点起就什么东西也没吃过，舍不得花3分钱买两大碗米饭。后来，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2点才到广州。这些人已是27小时没吃东西了，负重走了35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了15英里，还要再加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起来很怪）在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光着身子到处乱跑。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中国人使用的独轮车相当大部分转起来咯吱咯吱地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心平气和”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习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答帚掸去她孩子身上的尘土，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回答说：“自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就是把“比污垢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中国人肯定把外国人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元疑还有距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不利，但仍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买到部分“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组装。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正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说到过许多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在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类作坊在我们看来，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某种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却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能够白手起家干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在中国，说明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宁可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谷物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的稻谷不是用机械，而只是靠一帮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之一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种烟草的农村根本就没有这桩花费。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仍是很好的燃料。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正像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样做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居住在中国细心观察的人都能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瞒珊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费用。

第三章 勤劳刻苦

勤劳是指习惯于勤奋地干任何工作--始终专心工作。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3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换句话说，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所谓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人数；所谓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工作”的能量。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一般说来，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他们所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什么。当然，也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他们可以不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种平庸。在中国，富人仍然像他在贫穷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一般不会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每一阶层所表现的勤劳。

西方人很难接受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总体上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只为勤奋，不求回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似乎很可能会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们“阿职买卖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后果。各省都在抱怨，每一职位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只要我们想想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生动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的勤奋，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努力效仿。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获得初步的成功就开始放弃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读书人，而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功成名就的人。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同样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同样都是在80岁时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披露了各种材料，其中有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总督报告说，福州秋季考试中，有9位超过80岁和2位超过90岁的考生通过规定的考试，他们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文字书写有力、准确。他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己过60年，在此期间已参加了3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当授予名誉头衔。河南总督以同样的方式报告说，有13位超过80岁和1位超过90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9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练，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超过90岁！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于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并不亚于他们。农民的劳作如家务一样，没完没了。所有北方各省，除了冬至前后有一段相当短时间的空闲外，一年到头就根本没有闲的时候，要做的事很多。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农民是这样，雇农更是这样，雇农们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各种害虫，雇农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饱肚子，养家活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习惯，无论何时，在路上都可看见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当没有其他事可做时，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养家活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撬，搞搬运，赚点小钱。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都是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产品。中国妇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们或许还搓棉花，以备纺纱。总之，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阶层，商店职员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闲的，但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任务繁重，只是在精神麻木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记制度采用一种复式簿记法，非常细致，使得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员们在无事可做时，就坐下来挑捡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最让人羡慕、每一有志者都设法跻身于其中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而这类公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以下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5、6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点之前到家。”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而奋斗，当看到上面这每日的工作安排时，又会有什么滋味呢？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此类事的再度发生并不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之时，往往是半夜后不久，中国的皇帝每日上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的事。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还没亮，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夏季清晨5点半后，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没有比这里更能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动静时，而亚洲人却已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进入了高潮。几小时后，当西方人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抢占市场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半天活。

约翰。戴维斯先生曾相当正确地评论中国人的“热爱劳动”，他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环境方面是成功的。这种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仍需说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工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试图把我们的模式强加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那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诚心。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基督教《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成熟的宗教和哲学虽然可以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却不能使他们改变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正像荷马之神，他们从来就是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要问，当有朝一日白种人与黄种人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之时，谁将败下阵来？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以克服所谓“恒久关德”的明显缺乏，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无可置疑的了。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看待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貌一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撤克逊人有许多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刚，外柔则不主要。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高得多的技巧，内心不由得充满羡慕。这是不会做某事的人对于能轻松做这桩事的人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具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一个完美的高度，这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且未曾体验是想不到甚至几乎不可想像的高度。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300条，行为准则3000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要延续下去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设法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一种内在的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对待教育一样。这个民族的精英，曾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这一切只适用于宫廷和外交往来，当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而是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该搬出来时就得搬出来；至于在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他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9乘以9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之所以不会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观念，这就是“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在西方，把个人的幸福（在理论上）看做是全体人的幸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看法，但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完全与之相反。像所有的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并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这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国人看来，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有前就有后，有后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就像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王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王也走一子”。后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王的士要吃尊王的卒，走到鄙王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说几句客套话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说出下一步棋，否则就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即是下棋，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无知。

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一个乡下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他并不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些具体要求。

但同时必须承认，即使中国有难得一见的不懂礼貌的人，他们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只是怀中的婴儿。

一般说来，除非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又担心自己有所失礼而被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礼貌之举。外国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也表现出那样的麻木和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理所当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礼貌可以比做一个气垫。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地减缓颠簸。同时，还可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貌（完全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如何待人，其次才是考虑到客人是否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偏偏要为你生火沏茶；结果让你被烟熏得流泪，呛得喉咙像是在吞苦药；而主人仍然自信自己知道该如何待客，至于客人不乐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再比如，你在乡下租了一问较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认为把房间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下是他的职责；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仍然还在打扫；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做。也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请客吃饭也有这样的礼节，这是令初来乍到者生畏（而有所涉足者常见）的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地为你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管事实上你是否喜欢吃，是否吃得下。若是你一点也不想吃，主人似乎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而主人则肯定他自己并没有失礼；也没有人会说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这种游戏规则，那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她背朝夫人，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结果使女主人感到奇怪和生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她并没有在意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应当站在房子的什么位置，那么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至少她表明自己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磕头！

中国人的礼貌常常表现在送礼上。如前所述，这是给受礼人“面子”。所送的礼物有某种固定的老式样。一位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礼品盒，这些礼盒用红纸包裹得清清楚楚，内装油腻的糕点；即使他根本不可能吃，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表示不愿意接受，否则他只好拿去送人，送礼人还是不会把礼品拿回去。

中国人的礼貌决不是不允许人们“对礼貌吹毛求疵”。受礼人经常会问，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到别人家做客的人在与男女主人告别时常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应邀参加一次婚礼。婚礼上糕点丰富。婚宴进行中，端上一盘糕点，仅有两三块，热气腾腾而受到夸耀（似乎都喜欢热的）。由于这位外国人是贵客，这盘糕点端给了他。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不知是什么道理，这给正在进行的婚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盘糕点后来没传给其他人，而被撤了下去。原来，按照习俗，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送一份礼钱当做婚宴的花费，照例是客人还在席上时就开始收钱，但在中国人看来，向客人收礼钱是不礼貌的，于是就以向客人送热糕点为托辞。每个人都知道送热糕点的用意，唯独这位外国人蒙在鼓里，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在当时拿出自己的礼钱。后来，他又应邀参加这一家举行的另一次婚宴，这次，这位外国人有趣地听到婚礼主持人比西方人还直截了当地对客人们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吧！”显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在否定了中国人礼貌中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之后，我们仍要在社会交往方面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莽，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西方人的坚定的独立性掺入一定量的东方人的温文尔雅，那一切将会更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根本不会用这种观点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住了许多年，以致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里的风俗习惯。当他后来回伦敦时，他已习惯于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鞠躬时，这位朋友嘲笑他说：“老朋友，请看，这里没有你的法国猴子可耍！”如果人们能够集东西方之精华于一体，能够安然地走在狭窄的、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那该是多么的惬意！

第五章 漠视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流行的一句格言。现代社会生活的安排极其复杂，一个商人能在特定的商务时间里处理好大量各种商务，这在上个世纪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曾以其身体素质为这场革命做了预先的准备。虽然我们的祖先曾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和决斗，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是具有冲劲的民族，这种冲劲驱使每个人无休止地做一桩又一桩事情。

中国人的问候语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问候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的差异。前者遇到他的同事时说：“吃饭了没有？”后者则问：“做得怎么样？”做，这是人的正常行为，正如中国人看待吃一样。由此可见，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则是非常地浪费时间，中国人的一天仅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与下一个时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只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为12个部分，他们所说的“中午”是指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可以听到一位中国人在问：“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这里的语言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他应当进一步问：“现在是半夜几点？”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说到时间时，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中国人所说的“日出”和“日落”，就其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纬度（还有经度）而言，还算精确，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同样模糊不清。只有最后一更，由于是在晨曦初露之时，才较为精确。即便是在城里，“更”所指的时段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们所说的表，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有些人确实有表，但在他们当中，即使有人每隔几年将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正常运转，也几乎没有人会用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普通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时间的，而把太阳高度说成是一杆子高、两杆子高，或几杆子高。若是遇到阴天，就根据猫眼睛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已是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是与他们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相对应的。根据西尼。史密斯所说，世上的人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再也不可能达到几百岁，更不可能近千岁，所以他们学会抓紧时间，以适应环境。相反，大洪水前的人不可能意识到长寿的梅修撒莱☆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生活仍然依照家族的成规进行安排。

中国人可以算做是“大洪水前的人”。中国的说书人，比如在茶馆里为吸引和留住顾客的那些说书人，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布鲁克”。听众可以随便来去，但他却是“没完没了”不停地说。演戏也是一样，有时，一场戏要接连演上好几天，当然，还是不能与泰国的戏相比，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国人的戏法，技艺高超，且有趣，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总要向观众说一大堆空洞无聊的开场白，以致于外国观众还没看戏就已经后悔当初不该来。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国人的酒宴，其持续的时间之长几乎是没完没了。酒菜的数量之多、花样之繁，几乎难以置信。所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招待所花费的时间还嫌太短。中国人有句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格言，这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被诱人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却感到，这一原本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总是难以实现的。☆《圣经》传说中的长寿者，享年969岁。--译者注☆☆（1809一1892）英国桂冠诗人。--译者注中国人从小就完全习惯于依照大洪水前的成规行事。上学的时

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一下。除此之外，无论是学生或是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每一关都不是好过的。尽管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感到厌烦，但他们仍然相信这种考试对于检验人的知识才能还是有道理的。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结果会使人联想到其形成的过程。中国人的语言基本上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掌握它需要梅修撒莱毕生的时间。与古罗马人一样，古代中国人意识到，若不自觉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或写！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性之外，没有人会有么大的“肚子”能装下它们。

中国人漠视时间还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完全不像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劳动时所表现的那样。

曾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国人，有多少希望再度合作呢？这些中国人来得迟，走得早，老是停下来喝茶。他们用布袋从很远的石灰坑里一袋一袋地运灰浆；若是用独轮车，一人可抵仨；但是谁也不这样干。如果遇到一点小雨，所有的工作还要停下来。这样，花费的时间不少，进度却很慢，往往很难看出这帮人每天到底干了多少活。我听说，有个外国人对他的木匠钉板条的缓慢进度很不满意，于是趁他们吃饭时自己动手干，结果完成了4个木匠半天的活。

对中国的工匠来说，修理他们自己的工具也是桩很花时间的大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一件工具莫名其妙地坏了，但没人承认曾经动过。“没人动过”，这是一句很适合于他们的口头禅。在墙上插一些木条，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脚手架。整个工期，天天都有危险。不管干什么事，都没经验。沙子、石灰和当地的泥土原本以为都可以用，结果都不能用。外国人没办法了。他就像《格利佛游记》中所描写的被线牵制着，这些线凑在一起，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直会想起一位广东的承包人。他是个鸦片鬼，他的允诺正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最后，忍无可忍，只得把一些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量过窗子好几遍，可是你统统搞错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块都合不上，一点胶也没用过。地板不够长，数量也不够，还都是节疤孔，而且没有彻底干透。”听着这番指责，那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似乎有些可怜，然后又用一种文雅的语调抗议说：“不要这样说！不这样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

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曾听说，一大包外国邮件在相距12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最使外国人讨厌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不在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访问是有某种时间限度的，他们不会超过时间。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要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尽了，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个劲儿地说，不知在说些什么，也不说要走。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无论时间有多长，他都会对他的这一格言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当他碰到上述的那种事之后，肯定会效仿另一位很忙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醒目地挂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如果对一位正说到兴头上的中国人明确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会给他当头一棒。他会长时间地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掉10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始说话了，这正如谚语所言：“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就好了。他觉得他的中国朋友不断前来做客，并且“只来不走”，浪费时间，影响到他的工作，于是习惯性地对他们说：“请坐，像自己家一样；我正忙，请原谅。”假如他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得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学了一些短语后，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时大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弄得老师差点晕去。

第六章 漠视精确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把中国人说成是怎么样，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略加体验就会发现，所谓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间相隔越远。差异就越大，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想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十里之外不同俗，这种事例，随处可见。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上的差异，而在西方国家，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才能保证生活的舒适。

任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乐此不疲。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对。向一位卖肉馅汤团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团，他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团，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想。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数太低，相差太大，他会解释说，这个数不包括骨头！问一位职员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经过查问，他会承认他给出的数没把头部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分配挑担时，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此，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说他的家“离城90里”，但经过盘问，他承认没那么多，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实际距离只有“45里”！

在中国，计量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计量铜钱的方法。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最简易的计量方式。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预想的一百个铜钱，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18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发现一串钱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串”就是1oo个铜钱，但事实上从100至99、98、96、83（如陕西省会）、直到直隶东部的33，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各地的“两”都不一样，除非是巧合。这种情况把外来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外，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老实人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存在的事实。

所有各种计量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如果在粮食征税中总是采用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国人那样会忍气吞声的民族中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而在中国却是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不是一斤。这种混乱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到处还可看到（例如在盐业专卖中）纯属随意武断的标准，比如把十二两叫一斤。购买者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而且还是公开这么做的，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据说这不是欺诈，只不过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百姓们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在某个地区，一“亩”土地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田亩制。

要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正像到中国的旅行者经常做的那样）是很不可靠的，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样，要知道每亩的粮食产量，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陆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不是指“大”的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变“长”了。如果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100里，而在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80里。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甚至中国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因此，若是说到山顶有“90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一半；而中国人还强词夺理硬要坚持，理由是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碑所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里。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看到过类似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往的人们所估算的而定；这样，各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A到B的人都说是1里，而从B到A的人却都说是3里。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得到更高的报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付报酬那是很麻烦的，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难走或陡峭的路说得更长一些。原来如此。眼下，这些约定俗成的里程数就是旅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种说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长里程数。晚上的里程数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长”。“很对，是要多付一些钱才行。”这种做法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路程的事还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说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说成5里；很陡峭的山路，1哩说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没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路，他肯定都会把5里说成是1里。”

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时说成是90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120里。他估计是3.62里相当于1法定哩，或者说，250里相当于1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40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两个“18”；“4个9是40，不对吗？”这种说法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个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O里”是“大”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上是“83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计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就会被说成是5里，而且每个村民都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一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位中国人说出他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十”为单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他说出年龄是非常少见的事。这种模糊还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一场戏，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与二百串是一样的，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父亲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另一个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上都是写“七十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述中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简单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甲！”

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做他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之中。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时，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

漠视精视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

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被搞懂，至少没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他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必须作大量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

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

“有言在先”，这是中国人谨慎处世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也还是会有出现误解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有中国人都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他们就像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且不费劲。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也独立地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对此，中国人不久就会有所觉察。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6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就像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1860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一个世纪的外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与中国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图对被完全误解的事进行解释的历史。无论如何，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尽管也有例外。而且同样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公正（尽管也有某些个人和国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即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就算我们都是傻瓜，请付钱，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千百次争论的实质，而百分之九十七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中国人心里很清楚，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给钱的。在以下的3个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是三次有两次成功。”

有过体验的读者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各种误解的例子。你告诉一个苦力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而把开始抽芽的草皮留着，从而使你能够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贵的草地；可是，这只粗心的牛拿着锄头把所有绿草都铲除了，使之成了荒地，还说这样才干净。他不“理解”你的意思。叫厨子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没买鱼回来，却买了三只大鹅；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派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说，法国领事馆不收该信件；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结果误了收信时间。他不“理解”你的意思。

笔者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误解和被误解。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银行老板与他关系良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时，这位外国人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而向老板表示庆贺。对此，这位老板立刻觉得尴尬，并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好！”直到后来，我的朋友才发现，他的冒犯之处在于他的话可以被误解为：大火如果再近一点把银行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尽管是表示庆贺，但也属犯忌。一位刚到京城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就对长期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家时，告诉我的小孩，让他出来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看过，这一定会令他非常高兴。”车夫没有立即回答，像是在酝酿某个思想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略有所思地说：“就算你要买那只骆驼，也不能抬举它，否则就是害它！”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布道者讲的是有关纳曼的事。他描述了叙利亚大将军来到埃利沙门前并代表随从人员要求进见主人的情景。为了尽可能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如演戏般地模仿叙利亚的仆人喊道：“门卫，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令布道者吃惊的是，一位坐在后排的人此刻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枪击倒了一样；事后才明白，这人完全是误会了。他是教堂的门卫，由于没有注意到前所讲的内容，当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迅速地冲了出去，让纳曼进来。

还有个例子是：某省一位传教士的听众所产生的错觉。这位传教士为了让他的听众有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灯机显示一只放大的普通寄生虫。这只虫子斜着映现在屏幕澎上，其庞大的身躯完全就像是埃及的鳄鱼。这时，只听见位观众以一种敬畏的口气小声地宣布他的新发现：“看，外国大虱子！”

《圣经.旧约》人物，跟从先知以利亚的圣者。--译者注

从西方人的观点看，中国人误解西方人，而且这种误解经常是导致冲突的原因。然而，史密斯缺乏公正之处在于，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人也在误解中国人，这种误解经常也是他们强权与侵略的理由。两种文化交流，如何避免各执一端的片面，在今天依旧是一个重要问题。--译者注

第八章 拐弯抹角

我们盎格鲁－撤克逊人引以自豪的习惯是喜欢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然，考虑到社交礼节和外交的需要，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按照这一习惯行事，然而，直来直去的天性实质上仍支配着我们，只是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然而，经过与亚洲各民族不太长的接触之后，我们相信，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根本不同——事实上是分别处于相反的两端。在这里，我们且不说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累赘，在这一方面，某些国家的语言明显要比汉语更加复杂麻烦，否则，我们的朋友会一直沉默寡言下去，保持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默。

中国人下决心把不好的消息传给他人时的举止非常有趣。在那种情况下，有时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可以公开直截了当他说了，但传消息的人还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拐弯抹角、不着边际的方式说一件不能说，万万不能说的事。只见他心神不安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窃窃耳语；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作为手势，不明不白地暗示那个没说出来的人就是他家的老三。他先含含糊糊他说了一番，然后指出事情的重要性；正当说到来劲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不进一步说出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很可能是说：“现在，你可明白了，不是吗？”在这个全过程中，可怜且不开窍的外国人除了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传消息给你的人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一无所知，那也并不奇怪，他会明确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中国人所要求的“好方式”其隐瞒程度之大，肯定会让我们惊讶并感到毫无必要。我们曾听说，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意外地遇到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是特地赶来向老奶奶报告她那在外的孙子不幸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们正在小声地商量应当怎么转告。可是，当遇到老奶奶后，他们却只是反复说明他们正在闲聊，尽管后来不到半小时，消息就已经传开了。我们还听说，一位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劝他快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戏，他便从中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事实果真是如此。我们曾受托将某个中国人的一封信转交给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家时，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邻居见他家没人管，就拿走了他家的每一样东西，而这些东西理应属于他的。但是，这封信的信封上却用大字写着不太准确的话：“平安家信！”

中国人善绕弯子还往往表现在该用数字的地方不用数字小比如，一部五卷本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分别标上第几卷，而是标上“仁”、“义”，“礼”，“智”，“信”，因为这是“五德”的恒定顺序。硼多册的《康熙字典》，各册不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用数字来区分，而是分别用跃干地支”来标识。在考场上，每个学生的隔间是分别按照《永乐大典》的字目次序进行标识的。

另一个事例是向已婚妇女了解她家成员和其他人的情况时她所表现的拐弯抹角。这种妇女不是用原名称呼，而是仅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两字姓氏来称呼。平时被叫着“某某他妈”。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对你说，“黑蛋他妈”病了，也许你从来没听说过他家有一个“黑蛋”，但他认为你肯定知道，但是，如果没孩子，那问题就更复杂了。也许这位妇女被称为“小黑蛋他婶”，或者其他拐来拐去的称呼。已婚多年的妇女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是“在外的”，意思是，丈夫是忙家务事之外的事。结婚不久还没孩子的妇女在说到自己丈夫时常常由于没有合适的词而为难；有时称她的丈夫是，"先生”；有一次，她被逼得没办法，干脆用丈夫干活的地方来称呼他——“油坊是这么说的！”

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去战场的路上，经过一片沼泽地时，向那里的青蛙深深地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们明白，要像这些青蛙那样的英勇才是值得赞美的。普通的两方人当然知道这位将军是在给他的部队以某种“巨大的动力”，但对于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也许算不得什么。中国的春节来临之际是一年一度借债的时候，一位熟人前来见笔者，他做着某种手势，似乎包含着什么深奥的意思，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指了指对方，最后指了指自己，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惭愧他说自己不明白其中是什么意思。但他仍然不予原谅。他以为通过他的手势能够很容易地推知，他希望借些钱，而且希望保密，只有“人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赌，”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抽鸦片。有时，人们张开五指，说，“他五毒俱全”，就是指某人沾染了所有这些恶习。

中国人善绕弯子还表现在，由于他们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可以采取一种在我们看来纯属拐弯抹角的方法去冒犯他人。比如叠信的方式就可以表现一种故意的冒犯。故意不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其他字之上的单独一行，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侮辱，就像不到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人的身份送客一样。规矩如此之多，献少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表示一种隐含的侮辱。中国人当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怜且无知的外国人却因此受到无数次的伤害，还以为是受至。特殊的礼遇！中国人因生气而互相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细琢磨，就像糖衣药丸，里面才会令人恶心。再比如，“东西”——字面上是指东西方向——意思是一样物品，而称某人是“东西”就是骂人。同样，拐弯抹角他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

即使是最没知识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各种似乎合理的借口，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被这种高超的能力所吸引。除了外国人之外，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借口，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其实，过于想把问题弄清楚的外国人根本没必要花力气，一会儿在空气中，一会儿在水中，一会儿又在土中，去追究他们，因为他们习惯于把事实作最简单的处理。当他们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他干脆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以保证他可以脱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像上帝之爱，掩盖了一大堆罪恶。

从每天发行的北京《邸报》上，可以找到很多用以说明我们的论题的材料。在中国，这张报子最能清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尽管也有欠缺。在报上，古语所谓的“指鹿为马”己变得更加高级，运用也更加广泛；关于“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报上有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真实写照。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那么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员的生活中去找，在那里，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发展到极点。当中国的“官方报子”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遭受各种痛苦的情况时，这里究竟有哪些含意？当他的迫切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时，这又意味着什么？这长篇的编年史作为事实材料披露出来，其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当一位被指控为有罪的高官被确定为无罪，而被认为只是犯了一些还够不上惩罚的过失时，这是意味着起诉人已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是被指控的官员真得有做过那种事？谁能说得清？

我们完全相信，每一个细读过北京《邸报》同时读过报上每份文献的人，都能比较正确地了解其中的真正含意，这比读有关这个国家的所有作品都更能了解中国。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外界的野蛮人在理解中国时，都是采取一种根据其言了解其意的方法，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其实我们会遗漏很多方面，难道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心吗？

第九章 顺而不从

我们最初对中国人的了解是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当然，他们并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他们也总是不满意，然而，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却令我们难以忘怀。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日益广泛，我们发现，尽管仆人是中国人中很小的一一部分，但我们与他们相处而逐渐形成的结论明显地得到更加广泛的确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本章所要讨论的中国人特性，其标题虽然互相矛盾而不能令人满意，但却是最为合适，只要略加描述，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

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在所雇的仆人中，没有人能像厨师那样完全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刚到任的厨师，当女主人告诉他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时，他就像是服从的化身。对家里已有的规矩，他是真诚地赞同，给人以好感，但并不是说他已成为赢家。女主人特意举例告诫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不能容忍的习惯，面包坯还没有完全发好，就放进烤箱。还有其他很多事都不能与女主人所想的一致，于是两人吵翻。对此，新厨师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他无论有什么缺点，也一定不能固执。女主人还告诉他，在厨房里，狗、二流子和抽烟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不是二流子。此后，他开始履行职责。但没过几天，发现这个厨帅在烤面包方面是前任厨师的“把兄弟”，也是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而且有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香烟味浓重，成了永久的宝物。厨师自己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由于揉得不够，在揉面方面，他是很讲究的；厨房里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但他们都不曾有狗，而且他们都走了，不再来了——但是，次日又见到他们；没有一个仆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隔壁传过来的，那一家的仆人都是烟鬼。这个厨师是个懂道理的人，但是，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同样还有一件事。要一个苦力割草，给他一把雪亮、锋利的外国镰刀，他微笑地接过镰刀表示赞同。但后来在干活的那天，他用的却是一把中国镰刀，由大约4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起衣服来既节省时间，又省肥皂，省力气，最重要的是洗得干净；再加上一台绞衣机，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洗衣机和绞衣机都被丢在一边，成了“有用的废品”，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拧衣服，衣物都被洗坏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只能靠不断地督促他们。

告诉园丁用手头的砖坯修理一下破损的围墙，但他认为在墙头上插上树枝会更好一些，并且就这样做了；如果你问其原因，他会说出这样做的优越性。雇一个送信人把一包重要的邮件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傍晚，把邮包交给他，本来，次日清晨就可以出发。可是第二天下午，还看到他在附近的胡同里；派人把他叫回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休息一天洗袜子！雇一个车夫也会有这种体验。告诉他走那条路，照理其他人也会这么走，他也答应了，但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因为他曾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统统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只相信他们自己。

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类现象。医生仔细地给病人做了检查，开了药；病人拿到药后，医生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吃多少，千万别搞错；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来回一两次，才算搞清楚；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因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给病人贴一片膏药，并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去动它，但还是不能阻止他随时揭掉膏药,因为病人希望变成一只“乌龟”，让一层硬壳长在皮肤上。

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拥有各种医学头衔，且经验非常丰富，而助手却是一字不识，也不知药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对于一般病人来说，助手的看法似乎与主治医生的看法同样重要。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一句话也足以使病人完全不顾医生的嘱咐，而采纳某种肯定是愚蠢且可能致命的做法，这些事听起来并不那么舒服，但却似乎是丰富的例证。

至此，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人顺而不从的例子都是外国人所遇到的，因为这些事最快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影响到我们的最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到反映中国人真实气质的人际关系，就越会看到“口是心非”的状况到处都是一样的。中国的仆人顺从且讨好中国的主人，与对待外国的主人是一样的，但他们不知道仆人是不能自行其是的，他们的主人也可能不会要求仆人唯命是从。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切实地按照规定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雇主就一直会给他们难看。笔者的一位朋友有一大帮仆人，他们既极端忠诚又极端固执-一这使他们成为既难得又讨厌的人-一这位朋友每每谈起这些怪“家伙”，就表现出这类仆人的主人所常有的两难；他经常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炒他们的鱿鱼呢，还是给他们加薪！中国的雇主完全清楚，他的指令会被撂在一边，但他事先会有所准备，就像留一些备用金以坏账，或者像机械学所说的，留些空隙以减少摩擦。

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最高层的关系中，也或多或少地有类似的无视命令的现象。导致违反上级命令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比如，个人的懒惰，为了朋友，最重要的是金钱的魔力。一位地方官，由于其居住地的水有咸味，就命令他的仆人用水车到几里以外的河里去运水。仆人并不是按部就班，而只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去取水；取来的水与官员要求的一样多；而且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皆大欢喜。如果这位官员确切知道他的仆人没有依照命令去做，那么只要有好水喝，他也许就不会过问这件事了。在中国，“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一事成功，事事成功，中国人天生怕碍罪人，生怕出乱子，因此，出现了违反命令的不端行为，就算有５００人知道内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要求他把水池里的水用容器装起来，以备后用，他却把水统统倒进了井里。这样，他表面上一副顺从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雷尼博士说到一件事：厦门某官员把国家的公文分成两部分，把后半部分放到前面，为的是让别人难以读懂。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中，这种手段是很常见的，中国的大臣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执法过程中也有违法行为，而与法的要求相冲突。地方官判处一名罪犯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晚上才能卸下来。但是，只要在“最关键的地方”花上几个钱，那么命令也就可以打折扣了，犯人只需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带上木枷，装装样子；而其他时间，犯人尽可以把令人讨厌的木枷丢在一边。那么，地方官难道不知道贿赂会战胜他的判决，他应该悄悄地回去当场抓住违背命令的证据？但他没有这样做。地方官自己也是中国人，他知道，判决书一下，它就不被当做一回事了，因此，他会记得把服刑期延长一倍。这只是各部门官员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实例，外国人会不断地看到类似的情况。上司命令下司去检查某一步骤的执行情况，下司毕恭毕敬地报告说，这件事已经做了；事实上，这期间根本什么都没做。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但是，如果不断有来自某个方面的压力，而且命令非常急迫，下司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并把上司的指责也转嫁到他们头上，直到这种压力的“风头”消去为止，然后，一切又照常如初。这就是所谓的“改过自新”。这种“改过自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种植，忽冷忽热，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会有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我们用“顺”这个形容词去描述中国人“不从”的特性，似乎显得异常的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并确信，中国人远不是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他们远不如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得固执。我们说他们“顺”，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的“倔强”中含有一种依顺的特质，而这往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缺乏的。

中国人能够不失风度地接受他人的指责，这正好说明中国人具有“顺”的天性。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没有这种本事，甚至连见也没见过。中国人能够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听你指出他的缺点，并乐于接受，还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会因为你善待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感谢你，并保证，他会将你所指出的缺点立刻彻底地改正，并永不再犯。你完全知道，这些漂亮的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是，就算是不着边际，也有可能使事情就此结束；而且，你如果对此加以注意，就会发现，你要求他们做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把中国人比做竹子，这种比拟一矢中的，最为精确。竹子高雅，到处都用得着，它柔顺，中间是空的。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风的时候，它一点也不弯。竹子的幼苗是棵草。然而，草易于打结，而幼竹尽管柔顺，但很难打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的头发更柔顺的了。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长度，但是，拉力一旦没了，它就立刻缩回去。头发只是按照自己的重量倒向任何方向。许多人头上的头发长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般是不能改变的。有一种头发俗称“牛舐过的”，也就是，一绺翘着不易梳理的头发，而其他头发，不管有多少，都必须顺着这一方向梳理。如果把我们居住的星球看成是一个头，各个民族看做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一绺古老的牛舐过的头发，它可以梳，可以剪，可以剃，但依然与以前一样，生的大方向是不可改变的。

第十章 思绪含混

我们把“思绪含混”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并不是指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情况，或者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完全有能力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智力当然并不低下，而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同时又必须记住，在中国，教育并不普及，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有可能犯了律师所说的“事前从犯”的罪行。

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同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门并不是要说中国语言不能用来交流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说中国语言很难或不能把人类的各种思想都表达清楚（尽管这样说有道理），而只是认为，这种语言结构，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含混”。

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要弄清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很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好像全都是宾词；这些词以一种复杂方式编排在一起，莫名其妙，不着边际。说话含心里以为，没有主格无关紧要，他自己是清楚在说什么，但决不会想到听众根本无法根据直觉理解他所说的这一大堆内容。显然，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可以给人多数中国人讲的话补上所缺少的主语或谓语，并指出其中有歧义，而不能表达真正的内容。有些往往是整句话中最重要的词，但却破产掉了，也找不到有任何头绪。在说话中，话题的主语发生改变时，说话人往往没有在态度、音调以及相光的细节上予以提示，因此，你会突然发现他已经不是像刚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往往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成功的绝技。对中国人来说，没有预先的提示，而突然莫名其妙地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在看窗上的小虫的同时，不转移视线就能够看到同一视线上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样。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中国人讲话没有说明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这些都是事实；但同时，他们的思绪经常处于含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若对一连串稍纵即逝的想法仍然抱有兴趣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提出一系列问答式的询问，就像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用斧子在无路的森林中“开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后，还可以接着问，“你说的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呢？”每问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带着一种困惑或许是一种恳求的表情望着你，似乎在怀疑你可能没有五官。但是，沿着这样的线索不断地追问下去，就会找到阿利蒂纳＊把人们从无望的迷宫中解救出来的路线。

＊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的女儿。她用丝线引路将提修斯从迷宫中解救出来。一一译者注

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什么想法都会令他惊讶，因为他肯定没有心理准备。他搞不懂，因为他也不想搞懂。他需要花一些时间增加思维能力，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像一门生了锈的旧滑膛炮，架在腐朽的炮架上；在瞄准前，需要先调整方向，而最后肯定还是打不响。因此，当问他一个简单问题，比如“你几岁？”他会茫然地盯着问话人，并反问道：“是问我吗？”

你说：“是的，是问你”；这时，他振作起精神，又问：“是问几岁吗？”“是，是问几岁”；他再一次调整他的注意点，“是问我几岁吗？”“是”，你说，“是问你几岁”，“58”，他回答说，这回他的炮才运转正常，对准了目标。

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图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再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是异想大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而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定是扭曲的样子。

善于观察的外国人处处会碰到这些奇特的现象。你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字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但是，单音节的“ta”更经常被看做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死他。”

你向一个散漫的仆人提出质问：“叫你，为什么不来？”他回答说：“没为什么。”坦率得不得了。这种思维含混的状态会导致各种往往令人为难的举动，使得讲究条理的外国人总要为此而生气。厨师做饭时，总要把佐料用得够，而做下顿饭时，就少用一些。问他是怎么搞得？他坦率地回答，“佐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弄一些呢？”“我没再弄一些。”这就是他的最好解释。你向某人付一笔钱结账，于是就很花功夫地打开保险箱，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除了这笔账，我还有一笔账在你这里。”“那刚才我开保险箱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然我可以一次统统付清。”“噢，我是想那笔账与这笔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再比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已经随意地花掉了医生的大量时间，但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候诊室；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过了，他则爽快而简要地说：“除了刚才看的病，我还有其他病！”

在我们看来，最愚蠢的是普通中国人习惯于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也许是因为当时太忙，或者是因为治病要花钱。他们往往认为，忍受一阵阵的打摆子要比花10个铜钱——约1美分——买一剂能治好病的奎宁更便宜。我们看到许多病例，都只是因为病人拖时间而本来不需要花什么钱就可以治好的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个人的家离外国人的医院不足半里路；他外出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痛苦地拖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在这期间，他每天都希望会自动好起来，但与此相反，他的一只眼因角膜溃疡而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他因脖子深度溃疡而每天都要接受治疗；当治疗到18天时，他说他的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才发现，他的腿上有一处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的溃疡！他是想在他的脖子治好后说他的腿！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这类现象会使我们想起查尔斯·里德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他们的头脑有毛病——头脑含混！”

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西方各国都有人在传说，某些布道者可以确切地证实，即使他们的经书上有天花病毒，他们也不会染上。而在中国人当中居然可以看到这类事。中国的狗一般不会自己去追捕狼，当看到一只狗在狼的后面，若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与此相类似，中国人在谈论某一话题时，总是离话题越来越远。他往往触到该话题，时而像是要作彻底的探讨，但最后还是离它而去；说得非常疲倦了，还是没有把话说完。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富贵者与贫穷者、受高度教育者与愚昧无知者，都生活在一起。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他们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是黑暗中的一块。有不少这样的人连10里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他们并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活。在他们身上，任何人都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心似乎已经泯灭。即使当他们知道，离他们家不到１里的地方住进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也从来不打听一下他从何处来，他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们只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斗争，此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人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3个灵魂，还是只有1个，还是１个都没有；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中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相信来世，相信来世中坏人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纯朴地相信，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在空中。在西方，造就了“实际者”的力量，同样也造就了他们，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见过或听过，当然也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连串事实，而且绝大多数是不称心的事实；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给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尊敬和食物，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性，但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周围人的习惯。在他看来，人的肉体只是独自地生长发育，而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无关。要把这些人从麻木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输入一种新生活，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创始人所讲述的终极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因为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感召赋于他们知性”的全部含义。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从“nervous”这个词的不同用法中，可以看出现代文明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这个词的引申意思，也是我们今天经常碰到的，是“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各种专业术语，今天听起来像日常用语那样熟悉。现代的文明无疑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比前一个世纪更为常见。

但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这些人并非有疾病而健康状况不佳，相反，他们经常以各种方式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全身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说的是那些“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我们知道这也包括所有我们的读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那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们，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不同于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们。我们的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它是一个急匆匆的时代。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后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

今天的商人有一种急切、不安的神态（至少在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其命运的电报——他们事实上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之中。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一边谈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应该写些什么，否则就太晚了一样。我们搓着双手，好像准备干一桩需要耗费全部精力的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像野生动物那样迅速转过头去，似乎是担心有某些被忽略的危险事物。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做某件事，这样，我们必须先尽快完成手头上其他几件更为紧迫的要事，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中去。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诸如“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的紧张。无论就时间长度还是就休息的有效性而言，我们的睡眠都大不如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我们昏暗房间里的一丝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诸如此类，都会令人讨厌地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这样，就别想再睡着了。我们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没有空闲，其结果是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家只能抱着银行睡觉才能成功。可见，在股东们获利之时，正是银行家倒霉之日。

在我们对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实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如果一个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人，那么他肯定会看到或感到有某种强烈的反差。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研究并非寻常之事，当然也曾做过，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高加索白种人的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与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几何学家所说。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大相径庭。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个位置上无论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他可以像一台自动机整天地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地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打金箔或干其他什么事，而且是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根本没想过需要有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变动；若这在西方，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会与猴子一起做各种滑稽动作，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在中国人看来，活动活动筋骨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像“猎犬追野兔”游戏那样你追我跑地打垒球，更是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师看到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就问仆人：“她这样跑来跑去要付给她多少钱？”如果告诉说：“没钱”，他根本不会相信。在中国人看来，一桩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他对此根本不理解；若是有人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是听不懂了。

就睡觉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不同。一般说来，他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们根本无法人睡的干扰，对他却不起作用。用砖当枕头，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躺在上面就可呼呼大睡，其他什么都不管。他睡觉时，不需要房里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安静。“半夜啼哭的婴儿”喜欢哭就哭吧，根本不会吵醒他。有些地区，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的人都本能似地（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季节的午后两小时里，整个世界就像半夜后两点一样寂静。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睡觉的地方并不重要。横卧在三轮车上，脑袋像一只蜘蛛向下垂着，张大着嘴，苍蝇在嘴里飞进飞出；若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经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要招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此外，我们肯定能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变卖木料。我们常常听说中国人住得过分拥挤，但是，中国人觉得这很正常，似乎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点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挂齿。如果他们像盎格鲁一撤克逊人那样神经易于激动，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很不幸的。

中国人不会神经过于紧张还表现在他们很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不退缩，有些疼痛还可能令我们外国的壮汉所望而却步。这一话题可以很容易扩展为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把它搁在一边，而去听一听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她说这句话肯定是由于她所不感兴趣的神学套话激怒了她。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使他们的感召与选择成为可信。

布朗宁夫人曾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无疑，这只是对像这位著名女诗人一类具有敏感大脑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难做的事时更是这样。但是，中国人也许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外国人不常去的那些地方，我们的到来，会引出一大群中国人，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其实，他们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我们还是经常抱怨，若不把他们驱散，我们就会“发疯”。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觉完全不可理解。

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强烈的反感，那么他会自然地怀疑那个人肯定有毛病。西方人不仅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如果他平时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他现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声的干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相互配合确保这一对治好病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果病人得的病已是无可救药，那么病人更是处于一种最安宁的环境之中。中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都强加于病人身上；而且病情越重，干扰就越多。此时，谁也没想到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也没人要求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大闹一场。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这种场面，还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者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对此没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国，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只要雨水稍微减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些灾难不仅说说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断地俏然降临。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等待一场不可防止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去忍受”，这正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百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有。这一含义复杂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强——我们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测，但我们至少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者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到，中国的这一商业中心与欧洲已有360年的频繁交往。在这期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举动。外国人无论抱着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其他非希腊人一样，而把他们看做是“野蛮人”来对待。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习惯于用“野蛮人”而不用“外国人”来指称外国人。只是到了1860年，由于某条约的特别条款规定，才开始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来指称外国人。

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来民族的这种态度有关，中国人的邻国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一些最差的国家，因而他们被奉承惯了。尽管这些奉承无非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可以在哄骗和威胁之下，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行事，他们确信自己具有无法形容的优势地位，并且一直是按照这种看法处事，这种状况直到北京被占领才被迫发生改变。从那以后，尽管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终于意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全部价值。然而，不必对中国人作更广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都会相信，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心里想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并不都是尊敬，即使中国人际上并不轻视我们，但他们好像是带着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且往往是无心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现象。

中国人对外国人最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服装，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的确，东方人的所有各种服装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臃肿，摆来摆去，限制了“人的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便，而完全不同于任何东方人。当我们考察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于东方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服装完全适合于东方人。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看我们的服装时，找不到任何值得赞赏的地方，更多的是批评和嘲笑。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穿在身上可以掩盖住身体的线条。有体面的中国人是不敢穿着短上衣到公共场所去的，而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外国人的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尤其是既难看又没样子的燕尾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来无法全部遮住胸脯，还露出一些内衣，更是不可理解，他们还看到外国人衣服的尾部钉着两粒纽扣，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扣的，也不能起到装饰作用。

如果说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那么女装就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它都有背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了。西方文明是伴随着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而产生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对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限制，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只依据传统标准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误解和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个外同人，即使他能够流利地说现代欧洲所有各国的语言，但只要他听不懂一个不知字的中国苦力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苦力就会瞧不起他。的确，苦力若是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无知，但他那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却是真的。，如果这位外国人硬要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并努力地去掌握中国人的语言，他会不断地受到蔑视，就连自己的仆人也会在一旁说：“哦，他会听不懂！”其实听不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己说得不清楚。但中国人并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即使承认了，也不会削弱他的天生的优越感。这种情况，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经常而且永远会碰到，因为，无论他知道了多少，都总还有他未曾知道的新大陆。在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历后，就不会因为他偶尔才知道某事而感到不好意思，更不会因为他对某事全然不知而感到不光彩。中国人在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进行估量时，往往就像约翰逊博士对女人唠唠叨叨的劝诫所作的生动描述一样；约翰逊博士说女人的劝诫就像狗用后腿走路——是无法做好的，但后来又惊奇地发现，居然做好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一无所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几乎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不知道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外国人常常受到中国人间接的冷落而不知，这就导致中国人愈加故意地轻视外国人。对“当地人”把我们看成什么嗤之以鼻不予计较，反而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许多中国人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逗趣的方式对待外国人，时常还伴些贬意，就像利特默先生对待大卫·科波菲尔＊，似乎心里还不停地嘀咕：“这么小，先生，这么小！”当然，在中国的外国人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迟早会成为精明的观察者，而那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然而，一个人无论经验多么丰富，总还有他没听说过的或者第一次听到的事，总有许多细节是他所不知道的。

＊美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译者

任何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很容易做到的事，外国人却不会做，这就导致中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吃不下他们所吃注的东西，我们经不起太阳的暴晒，我们无法在嘈杂的人群中入睡，也不能没有新鲜空气。我们不会用他们的橹划船，也不会喊“吁！吁！”使唤牲口。众所周知，1860年，英国的炮兵部队在去北京的路上被无人驾驶的马车队搞得没有办法，因为英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中国的牲口走动一步！

无法适应中国人的观念和礼仪，以及其他更重要的规矩，使中国人毫不掩饰地轻视一个在他们看来没有“礼貌”或不懂“礼貌”的民族。其实，不是外国人不会鞠躬，而是他总觉得以中国人的方式鞠一个中国式的躬很难，不仅难在身体上，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外国人不把礼仪当一回事，常常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即使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面对一场有礼貌的大战，其结局事先已经确定并为双方所知道的大战，就算只有20分钟，他也会不耐烦。外国人不愿意花“老半天”时间去闲聊。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中国人不知道，他所浪费的时间是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别人的时间。

外国人由于省却了大量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而把时间用于其他方向，因此，与过分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显得非常单薄，即使外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与中国官员富丽堂皇的长袍和温文尔雅的举止形成对照的是外国来访者那不成样子的跪拜；面对这种反差，即使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在这种场合，必须记住，对付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对东方人所看重的官架子不屑一顾。如果中国人见到的是“大美利坚皇帝”,并且曾见过他穿着市民的服装，叨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那么中国人的心里又会怎么想呢？假如一个与中国的道台相当级别的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家间的纠纷，前往某省会与省长会晤，那么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城墙上，想亲眼目睹这位外国大官的浩荡队伍，结果看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的跟班，还有厨师等几人。东方人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会从好奇变为冷淡，再变成轻视，这并不奇怪。

我们在某些方面自认为肯定比中国人优越，但却不能如我们所想像和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发明方面占优势，但许多发明却被轻易地看做是莫名其妙且没有实际用途的戏法，是某种超自然力的结果，是孔夫子闭而不谈的魔法。有一些承包商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力应用的奇迹是那么的不放在眼里，因而感到失望。此外，中国人反对一切都采用外国模式（尽管有时也不得不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和通风设备，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喜欢接受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采纳西方人的方法，若要他们采纳西方人的方法，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只有那些肯定能直接使中国成为“强国”的东西，才能被接受，其余的必须暂缓一步；任何改良，如果没有时代精神，不会比中国优越，都可能被抛在一边。某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劣势，但又声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知识只是古代中国人在高度发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所积累的，而近代中国人却不幸让这些东西被西方人盗走。

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能力不很感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人”，正像卡莱尔喜欢别人都称他“皇帝”。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吃惊，而且以后若用得着，他们不会忘记和拒绝使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这些方面他们要效仿外国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他们的理想学者是书呆子。这种人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拥有多个学位，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虽有几寸长的手指，却不会做事（除了教书）；正是这样，才保持了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西方国家并没有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各国。中国驻大不列颠前任大使郭阁下的所言很能说明这一点。当听到里格博士说英国的道德状况比中国的要好时，阁下并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这种比较从表面上看，尤其是从外交的观点看，是不成功的。它涉及到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现状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的能力。进行任何诸如此类的比较根本不是我们当前的目的。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外国人的主要对手。外国人虽拥有各种机械技术，但仍被中国的文人学士认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欣赏中国伦理道德之伟大。这种蔑视在那些“头在宋代，脚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身上很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类人在近年撰写并散发了大量极力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了整个中国。

曾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被西方的各种发明所占据。刀叉、长筒袜、钢琴会从英国运到中国，在这种作用下，中国将会被“欧洲化”。如果说有一天中国会被这种方式所占据，那么这只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而决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一天。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要使中国人对西方人保持稳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恩赐和轻视的态度，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无论周朝兴盛时期以及后来的各朝代是否真有其事，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但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百姓，他认为，“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至于政府，他认为，“政府既成熟老练又强大无比，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百姓有难，政府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没做什么，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造成的灾害，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百姓自己努力防治这类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增加百姓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状况很能说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不重视以及百姓缺乏公心。在这个国家，各地都曾有过宽阔的标准公路；这些公路用石子铺成，两旁种着绿树，连接着许多最重要的城市，但这些道路现在都已损坏，这种情况不仅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像湖南、四川这些很远的地区也同样可以看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则相对要容易些；但是政府和百姓都忽略了维护保养，以致于造成这类公路的损坏，严重妨碍了交通，甚至整条路都报废。假如这些交通要道的毁坏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那么，扣除政治动荡的那几年，至今少说也有250年，足以修复这些交通干线。但是，这种修复工作从未有过，甚至也没人提出过，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状况。

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是相互影响的，百姓关心的只是个人不要遭受损失，而不顾公共财产到底会怎样。事实上，中国人就从没想过，一条路或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共的”。“河山”（即国家）被认为是当朝皇帝世袭的财产，他在位多久就占有多久。道路也是他的，若要修复什么的，让他去干，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说，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又是不属于皇帝的。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属于自己的，农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因此，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归农民所有，但是，通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因此，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要尽可能地利用道路，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若是夏季暴雨冲毁农田，道路和农田混在一起，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农田。这样，再加上自然的狂风暴雨，原来的道路最后成了一条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

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经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时，偶尔会看到河面上有小旗；经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是用来指示下面有水雷，过往船只必须绕开而行！据说，中国的一支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结果是，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大乱。

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

乡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正好与城里的占道行为形成对照。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经过那里，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处，在大多数中国的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上排着各式手工作坊。杀猪的、理发的、肩挑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并成为令人窒息的拥挤之处。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出来，晒在街上，因为他们的小院子远不如上来得宽敞，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这些不只是造成交通阻塞。木匠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沿街晒起面条，因为摊前的空地不是属于“公共”的，而是属于摊主的。但是，对所占道路具有所有权，就需要有相应的维修的责任，现阶段的中国人根本没想过这一点。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时间和所需的一切；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多而得到的好处却更少。如果地方官员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那一切就好办多了，但是，任何中国的官员都肯定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不仅不当一回事，或不加爱护，或占用，甚至还偷盗。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日渐减少。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被弄得一块砖也不剩下，据说是因为那个地方并不特别属于什么人。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某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被盗，在皇宫里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轰动。中国人普遍知道，在18个省份中，皇帝是最容易被骗的。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这是一个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也不是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因此他对外国人抱有敌对情绪，并认为西方人的发明源于中国。近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恶意诽谤外国人，妄图引起混乱，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在中国人看来，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误会，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也许有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中国人是出于为国效劳的需要，还是为了获取报酬，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一个中国人是爱国者可以不必非常关心当前清朝的命运，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民族的整体感情是与今天一样的——这就是极度的漠不关心。对此，孔夫子曾在《论语》中含蓄地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半是结果，另一半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此，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当时，我们正离京外出旅行。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喝茶，试图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我们谈到了皇帝在近日驾崩，这本是一桩肯定会引起每个人兴趣的重要事件。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于世，我们对此表示担忧，于是就问：‘你们谁能知道。

皇帝的3个儿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延袭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他还大小，据说朝廷中有两派，他会倾向哪一派？’我们简要地提出各种猜测，目的在于激发这些善良百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提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们只是摇头，只顾着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确实引起了我们的不满。这时，这些够格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完全是以一种长辈的架势，拍拍我们的肩膀，讥笑地说：‘朋友，听我说，你何必要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操心劳神呢？大臣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他们挣他们的钱，我们别为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烦恼，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图个啥！’其他人也随附和，‘是这么个理。’于是，他们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曾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用的就是从中国山东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为了各自的利益签订了投降条约，提出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他们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为外国军队干苦力活的绝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这类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被剪掉辫子又送还给英军，——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那么这些词的意思也不同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使用该词时所包含的意思。

当人们被迫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成为带头人。此时，政府会作出妥协。但事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如何处置，带头人总难免为了正义而一死。为了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这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关健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这些人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能够在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激发出极大的英勇气概。第十四章因循守旧

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确实地相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古代圣人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更古的“古人”。孔夫子说他不是一个创始人，而是一个继承者。他的天职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收集起来。正是他在完成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才能，使他成为他这个民族非凡的圣人。正是他的崇古、述古，构成了儒家成圣学说的基本主张。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论，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盘子，百姓是盘中的水；只有盘子是圆的，水才是圆的；若盘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据这种理论，只有明君统治时代，才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代，夜不闭户，因为没有盗贼;路上丢失了东西，最早看见失物的人会候在那里，并与其他来人轮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无损地领回失物。

这些事就连大字不识的苦力也会对我们说起，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的倾向并非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才有，世界各国都同样有；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人们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保留在经典作品中，而今天只是继承而已，因此，这些作品被当做纯粹的偶像。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就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以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更好，那是不可能的。

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为《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辩解一样，儒家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源。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盲目固执地遵循过去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同出一源，本质相同；这种看法与古罗马人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地说，完全理解它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她们的幼仔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而且并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

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镣乱的风俗习惯可用以说明常言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也会听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成形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按理说是这样，但实际上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改变总会发生。

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曾在中国国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方式，绝大多数的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至于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曾用来遮盖民族耻辱的头巾中。

佛教进入中国，只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中才得以实现；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一种专制。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缘由。他的职责是遵从，并且他遵从了。在中国，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区不同而迎然相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某一宗教成规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各种做法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要遵从准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任何人，只要有鼻烟，就会分给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烟盒，遇见朋友，他就拿出来；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会装着从中拿起一撮，然后把盒子送还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按照适当的习惯去做，则会保全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特定的场合都只能是这样。珊瑚虫早已死了，留下了珊瑚礁，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航线。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并且用同样的方法为修建铁路运土。承包商叫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佣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一??τ是把它倒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要裁缝照样子做一件新衣服，结果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无意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

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明白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纬大约25。的中国乡村，人们按照常规，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戴草帽，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通常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炕，因为烧炕的季节还没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工艺，但最守旧的莫过于外国人窑厂中的烧砖师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地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于是，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但需要砖时，砖却没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一问，他说他拒绝参予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

无论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人们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有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中国人由于天生因循守旧，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点点，还是找新瓶来装的。

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是没有道理。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挡，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时，不仅架设电线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电报受到了欢迎。

不久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建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由于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坟墓需要搬迁，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计人们相信，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时，风水根本不是火车的对手。后来这条铁路的延伸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担搁了，与风水完全无关。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的事务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旧的一面，又会有侵犯惯例的另一面。在中国，孝道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泪”申诉，要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是君臣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仍健在，这样，小皇帝的父亲要么就要自杀，要么就退休。光绪继承皇位，其父亲醇亲王就得辞官。醇亲王得病，其儿子光绪皇帝只能以探望下臣的名义探望其父。既是儿子的父亲，又是儿子手下的重臣，因此还需要有某种权宜之计。

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过分地看重成规。但是正确地理解并谨慎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可以使之成为外国人的重要的保护伞，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又如此守旧的民族打交道。外国人只需模仿中国人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装着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在受到责难时为其辩护，并且想方设法坚持下去。因此，居住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只要像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地采取一种墨守成规的方式，就不会有什么事。险恶的暗礁对于航船似乎是一种无法通过的障碍，但一旦穿过，便可进入一片神秘而又平静，不怕风吹浪打的环礁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