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max2论坛:江涌：腐败问题是近代中国的顽疾

注：本文摘选自江涌作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纵观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断重复王朝更迭周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近代以来，吏治腐败不仅丧尽民心，而且成为洋人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晚清吏治呈现出结构性、整体性与恶性腐败的特征，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表现出“末世”的疯狂情结。此时的官场，完全是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至新政时期，贪污受贿更是浸渗到官僚系统的各个层面。“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新政时期贪污受贿的典型代表当属庆亲王奕劻。奕劻纳贿“细大不捐”，其贪庸好货之名连外国人也熟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就曾斥其为“贪得无厌的混帐亲王”。奕劻在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挟洋自重，吃里爬外。光绪二十九年入军机处，就在缙绅名册上标明天下官缺的优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银的多寡来定夺，“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朝野为之侧目”的奕劻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也借奕劻的贪腐对其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后，美国历史学家罗滋曼深刻感受到，“整个政界的腐败无能是那么的普遍”。当时《伦敦每日新闻》曾发表题为《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的新闻述评，指出当时的大清国已是“受贿者兼掠夺者的国度”。继奕劻之后，争议极大的要数李鸿章。作为俄罗斯远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从1896年开始，沙俄政府为了与英国争抢修建中东铁路及获得在满洲租借权利，先后实施了一系列贿赂中国官员的活动。“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中拨出百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在1898年《中俄密约》签订后的次日（3月28日），当时俄国财政部驻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给李鸿章50万卢布。按照《财政部档案》（全称叫《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中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的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李鸿章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当时大清民谣“李二先生是汉奸”广为流传。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出版，第270页。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记载，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其贪污美金公债案，计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腐败情况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亲历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先富起来”成为大小官员的座右铭，捞钱贪腐像野草一般疯长于中华大地。根据诸多研究资料显示，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占领中国民用市场）和国家利益（抑制中国科技创新），波音公司和中央情报局联手，将中国民航总局高官拖下水。落入圈套的高官，运用各种手法，最终令投入5.37亿（折合今天当有数百亿）研究经费、花费10年光阴、一代优秀科研人才、并成功试飞的“运十”下马，中断中国“大飞机之梦”。至今，在中国的航空干线上，飞行的尽是波音与空客的飞机。

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有人士类比，南美有一种杀人蜂，让人闻风丧胆，就是欧洲人带来的蜜蜂同南美本地蜂杂交的后代。如今，国内的“土腐败”与“洋腐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如果再生出什么“新品种”，具备腐败“杂交优势”，治理起来就更难了。

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跟踪在后，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资料、账户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美国正是掌握了不少中国高官的贪腐和洗钱内幕，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将黑材料抖出来，这也是美国操纵中国的重要手段。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暴露的涉华商业贿赂案件中，真正是政府官员所为的少之又少，目前“曝光”的主要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与销售人员，这一方面可以“定向打击”国有企业的形象，败坏国有企业的声誉，使国有企业成为不宜存在的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官员的包庇，进一步实现敲打与讹诈的目的，鼓励他们继续吸引外资，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而那些涉案的政府官员，一旦东窗事发即可逃亡西方，被隐匿保护起来，实际上其中能被引渡回国的更是凤毛麟角。笔者虽然不能妄自猜测政府官员“纷纷”在海外开设账户，但是汇丰银行公布其瑞士支行仅2007年一年从中国大陆吸收个人存款就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1600亿元人民币，依常识论，所谓“个人”定不是一般平头百姓。此外，仅仅官员出访、出游以及子女海外读书就业之辈难以计数，而由美国暴露出官员腐败凤毛麟角，难道这不是很蹊跷吗？

注：本文摘选自江涌作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