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电视能连接电脑吗:杨尚昆回忆录2

第二章 初经风雨

    1926年5月下旬，我和邹进贤等到达上海。
    上海，高楼摩天，黄浦江上米字旗、星条旗和太阳旗在军舰上迎风乱舞，帝国
主义者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内地人管它叫“十里洋场”。我们身着夏布长衫，
满口浓重的川调，在这里显得很“土”。
    和上海大学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我们就住进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的学生宿舍，
和四川籍同学左书雅、刘希吾住在一起，左和刘是党员，后来都被选派去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一所“培养建国人材”的学校，校长是
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实际管理学校的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教务长兼
社会系主任是瞿秋白，总务长（又称校务长）是从事工人运动的邓中夏。中国文学
系主任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学
术界名流。它和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起被称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在五卅
反帝爱国运动中，上大的师生和租界的武装巡捕英勇搏斗，更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我到上海时，上大的人学考试期已经过了，只能作为试读生，但党的关系却就
编人上大特别支部的小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党小组长是康生（赵容）。这时，
正逢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上大的学生酝酿着罢课和组织纪念活动。校内气氛紧张，
没法上课。我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却接受了两堂“政治课”。
    第一堂是租界巡捕的警棍。
    5月30日那天，上海各界以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纪念革命的节日，我到南市华界
去参加群众游行。这一天，租界当局戒备森严，特别是老西门一带，拦着一道铁丝
网，把租界和华界隔开，其间堆着沙包。参加游行的人分散穿过租界，准备到华界
的豫园去参加集体行动。谁知靠近老西门时，工部局的巡捕和军阀政府的警察，抡
起警棍，劈头盖脑地打来。我措手不及，脑门上挨了一棍，鼓起了一个大包。人群
被打散了。第二天，报上刊登，上海有7万工人罢工，并联合各界群众及学生举行五
卅纪念大会。
    第二堂课是军阀孙传芳的木笼。
    在师寿坊的宿舍里，我得知有许多从四川来的进步青年：重庆女二师的廖苏华
（竺君）、李伯钊，廖的哥哥廖划平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在全国总工会工
作；在全国学联的有中法中学的郑鼎勋，他是交大的学生，全国学联主席；余泽洪，
后来长征时四渡赤水，在川黔边的古蔺牺牲了；还有后来改名阳翰整的欧阳继修。
10月5日，我随邹进贤到国民通讯社看望他的老乡。国民通讯社在闸北上海火车站附
近，是广州政府办的。这时，北伐大军快打到武汉了，控制东南5省的军阀孙传芳加
紧镇压革命党人。我们刚走进国民通讯社的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查封通讯社，在
场的人全被押上囚车，解到龙华附近的凇沪警察厅。一路上，邹进贤教我准备好口
供。后来才知道，这一天全国学联同时被查封。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被查
封了。
    到警察厅后，搜过身，问了姓名，就被关进旧式拘留所的木笼里。它三面是墙，
一面是木栅栏，里面不见天日，泥土地上坐着一伙蓬头垢面的人，汗味、屎尿臭熏
得令人作呕。对面的木笼里关的是女犯，阴暗中，我辨认出六妹的同学李伯钊，她
才十五六岁，是重庆女二师学生运动的骨干，时常到我家来找六妹。因为有看守在，
我们没有打招呼，只是隔着木栅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两天后，过堂了。狱警问我究
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原来，他们从国民通讯社的花名册上找不到我们的名字。
我们回答：我们刚从重庆来到上海，到通讯社来找老乡，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人，你
们搞啥子名堂嘛？这才花了30块大洋，让我们交保释放。出来后，我把李伯倒被捕
的消息告诉在上海大学的廖苏华。她说：李伯钊是在浦东的工人区担任平民夜校的
教员，共青团组织正在通过济难会营救她哩！

我曾经阅读过《共产主义ABC》这本书，到上海后的这两堂政治课，是我通过亲
身经历了解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ABC。
    大约是8月间，吴玉章同志来到上海。他通知我到法租界一家医院里去见他。吴
老病了吗？我如约到了医院，只见他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富有绅士的模样。他见
了我，笑着说：我没有病，住在医院里是为了躲开孙传芳的密探。他要我替他买一
张到广州去的船票，指定要法国邮轮的头等舱。他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短，除我以
外，没有接触别的人。这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安全的目的。因为他当时在国民党内
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二中全会时任秘书长，是军阀的眼中钉。后来，我在延
安时，读了吴老的自传，才知道他此行是为了联络国民党的左派，和蒋介石的独裁
行为作斗争。不久，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国民党召开执监委联席会，提出了“党权
高于一切”和“党内民主”的口号，就是反对蒋介石搞独裁的。这时，我恍然大悟，
自己是在上海再一次为吴老完成了“秘密交通”的任务！
    上海大学，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每逢星期六都要开一次党小组会，由组长讲
形势，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在这个星期读了什么书，有什么缺点，检查小资产阶
级习气、是不是无产阶级化了、在斗争中是否勇敢等。那个时候倒是受了点训练，
要保守秘密，要绝对服从党的组织。随着北伐军所向披靡的进军，我们散发传单的
任务日渐增加，内容是传送捷报，号召群众迎接北伐军等。原先的方法是每人每次
20张，到闹市区向行人散发，或者提着浆糊桶，一张张地贴。后来改进了，或是放
在商店的柜台上，敲两下就走开，或是先刷好浆糊，往墙上一粘，扭转身就走。
    北伐军向九江。南昌进军时，上海工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党组织指派我去参
加训练工人自卫队的工作，地点在南市的一个仓库里，因为仓库里平时没有人。我
的任务是向工人自卫队讲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目的。另一位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的同
志讲武器使用和战术动作。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但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训练工
作从10月中开始。24日，指挥部下达动员令。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原因是时机早了
一点，组织准备不充分，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钮永建原定拉出1000多人，结果只到
了百把人，大家说他是“卖空买空”；资产阶级的负责人害怕工人起来，又临阵退
缩；工人自卫队的组织和训练也不够好，原计划有1000多人，结果到了300多人，而
且武器不到位，到手的还有一部分不能用。陈独秀因此说，这次是“军事投机”。
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这是暴动的第一幕，因为我们幼稚而没有成功；最大的教
训是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他们终究不能做革命的主力军；下一次暴动，一
定要建立在工人阶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在上海工人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党组织通知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
习。这时，广东政府也在有计划地选派学员。不久前，出狱后的李伯制到上海大学
来向廖苏华告别，我见了她，关切地问她是怎么出来的？她说，你们出狱后，中秋
节那天，看守人员通知我说我表兄来探监。她被押出去会见时，只见来人提着一盒
月饼，张口就说：表妹，你受苦了，“家里人”都很着急，正在设法救你出去。伯
倒在上海没有表兄，但她意识到这是组织上派来和她联络的同志。过了几天，她也
被开释了。团委书记贺昌告诉她：“组织上花了两百块大洋，才打通了警察厅的关
节，把你保出来的。”贺昌还通知她说，共青团组织已决定送她去莫斯科学习。一
天晚上，廖苏华和我们雇了一辆车，把李伯钊送到黄浦江畔的小舢板上，驳运到去
苏联的邮轮。她比我走得早，是上海的共青团组织提名选送的。我是中共重庆地委
提名，经广东政府同意选派的。和我同一批共十多人，由四川提名的还有左书雅、
刘锡吾等。
    我们坐的是苏联的货轮，但挂的已记不清是丹麦的还是荷兰的旗子。上船的人，
男的住在货舱里，女的住在驾驶舱旁的一个舱里，不许在甲板上走动。到了公海，
他们说没有关系了，挂上苏联国旗，大家也可以交谈了。船在日本长崎加了煤和水，
但大家没有上岸。以后到海参威，国际交通局派人接我们到五一俱乐部，住了几天，
又改乘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冒着严寒，奔赴遥远的莫斯科。那列火车没有餐车。
每人发一个木箱，里面有黄油、罐头、面包等。说是够吃到莫斯科的。一路都在下
雪，雪一大火车就停下不走。那一箱东西，在路上冻硬了，只能用开水泡了吃。

                        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

    从海参感到莫斯科，行程7400多公里，列车走了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
26年底。学校派人来接，我们坐着有轨电车来到学校。
    当时，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是东方大学，全称是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培养
干部而创办的，实际是党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
员，瞿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另一
所是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时期创立的。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
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
中央商议创办的，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
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国民党派了邵力子
为中山大学理事，常驻在莫斯科。同年秋，国内开始选派学员。学员来自三方面：
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
军校的学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叶楚伦之子叶南，李
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还有后来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
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他们是“标准”的国民党员，也有少
数共产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
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小平）、傅钟、任卓宣等，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19
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
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最早的如王明（陈绍禹）、张
闻天、沈泽民等，先后在1925年11月到达。另还有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孙冶
方（原名薛暮果）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博古（秦邦宪）、李伯测和我在1926
年末先后到校。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小平同志是233号，李伯制是394
号，我是453号；我到校时，小平同志已奉命回国了。在这批学长中，张闻天是我和
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他 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
教，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在女二师，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还组织她们参加“平
民学社”。他还和我四哥杨闇公常有来往，所以，我一到莫斯科，他便来看我。到
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
但共产党员都加人国民党，具有双重身分。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
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邪，屋宇宽敞豪华，
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林，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
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
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
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用
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
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
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
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
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人学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学俄语，没有选其它课程。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
不是世外桃源，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一年内震
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
    第一，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真理报》发表题
为《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论，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
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4个多月前，我参加上海工人起
义“第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新，如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空，
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这天下午，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和莫斯科
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欢呼胜利的余音未落，消息传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
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我的四哥杨闇公，
使我陷入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
二反共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革命群众。中大的学员仿佛遭遇了一场大地震。当
晚，全体师生集会，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政
府，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蒋经国也当场声明要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
整个3月，《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为什么会发
生如此突然的事变？校园里，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
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
    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学员们讲了10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
位伟人。斯大林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一样。”他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
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他要学员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
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的谈话没有驱散中大学员的疑团，因
为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周，4月5日，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
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显然，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
    第二件事是汪精卫“分共”。7月15日，被斯大林称为已经“洗去了污点”、
“向左推移”的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公开“分共”，从此宁汉合流，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
《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
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
的错误。”在这里，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时，托洛茨基利
用这一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
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相当厉害，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
卖票让人去听。我还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时我的俄文程度很低，还听不懂他的讲演
内容，只是慕名而去，想看看托洛茨基是怎么一个人。见到他披头散发，很有点“
浪漫派”的色彩。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大许多同学本来情绪就很浮躁，听了讲
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
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校
内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口才很好，上课时座无虚席，但是，他支持托洛茨基。
斯大林在向中大学生谈话时，10个问题中有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所以斯大林
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
    第三件事是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事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后，中大的
学员思想很混乱，暗中分成几蛇，有的人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
茨基。赞成托洛茨基的人，有些是因为对共产国际不满。这就卷入了联共党内的斗
争。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
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
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
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
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第15次党代大会以后，
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
一场大动荡。
    初到学校的头一年，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
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人党以
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
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
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

                                分化和改组

    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
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
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
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
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
    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这时才27岁，资历很浅，十月
革命后在红军的一个团里做过政治工作，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
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副校长，并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被
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1926年，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上海考察。第二年春，他
又率联共（布）宣传团再次来华，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一二事变
后，他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向中国的党团积极分子说：要拥护武汉政
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米夫两度来华，都选王明做翻译。王明人学比我们早，俄
语好，又能说会道，是学生公社的主席，深得米夫器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向
导》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唱的是米夫的调子。米夫便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
央的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接受，只安排他做党刊编辑。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

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
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
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
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
分化。
    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
绝一切关系。这样，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陈春
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陈春圃抗战时还当了汪
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也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没有走，他
已当众宣布同蒋介石“划清界线”，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也有一
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中山大学的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名称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
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
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
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
代表，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当副校长，先是苏州的工人王保礼，后来是王明推荐的李
竹声，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
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
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党的六大以后，成立了以溜
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它却无权过问中大的事。
    这时，学校又接纳了一大批从国内撤退出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省委领导干部
和工农暴动中的军事领袖，有的是做上层工作的头面人物，还有大批基层骨干，特
别是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这些同志经历不同，文化理论水平差别很大，学校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成立特别班。学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南昌起义时革命委
员会秘书长的吴玉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的林祖涵（伯渠），中共一大
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曾任
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方维夏，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王观澜、江浩、钱亦石、钱家潭、
李文宜等。他们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
训。
    二是工人预备班。他们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政治常识。其中的李剑如是
上海的工人领袖，余笃三是武汉的工人领袖。这个班由张闻天和博古任指导员。
    军事干部分散在好几个学校。在莫斯科的列弗多沃区，就有几摊子：高级军事
学院，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刘伯承同志在那里，还有于右
任的女婿屈武、左权、李必庭和另外两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共6人，所以，刘伯承
开玩笑说是马牛羊鸡犬系。其中有两人回国后在暴动时牺牲了。最大的一摊是高级
步兵学校，有100多人，伍修权在那里当翻译。炮兵学校，有朱瑞、郭化若、王长礼
等。每个学校都有留学生支部，高级步校的支部书记是唐成印，长征时牺牲了；炮
校的支部书记是朱瑞。在外地的还有少量的学员，常乾坤等在基辅的飞行学

校，常是冯玉祥派去的，后来是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副司令员。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
是专门培养营团以上军官的，待遇很高，除蒋经国外，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
也转到那里学习。学军事的人，有些是大革命失败前就选派去的。
    东方大学还有十来个人，我认识四川的罗世文，通过他认识了乌兰夫和赵毅敏
等。那时我年轻，有空就这里转转，那里转转，认识很多人。
    当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立刻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
和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
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
远铭记在心的！
    1928年夏，我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俄文程度有了提高，可以选读一些马克思
列宁主义、西方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
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这
时，学校把我编人翻译班，准备当翻译。不久，我就担任特别班的译员。特别班的
同志，都已年近半百，在大革命中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我是晚辈。在重庆时，
我是吴老的“交通员”，这时在莫斯科相遇，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常去看他，帮他
们买点东西。徐老的牙齿缺了，学俄语时“噗- 噗- 噗”地读不准，但他学习很认
真。吴老还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刘伯承同志的宿舍在7层楼上，
他眼睛不好，腿又不好，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下楼不方便，我便给他买一些罐头食
品送去。中山大学的食堂改善生活时，我常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打“牙祭”，他就
来了，吃鸡蛋炒饭，还有一点香肠，这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稀有食品。因为伯承同志
的关系，我和屈武、左权等也认识了。
    在和吴老、刘伯承同志的接触中，我进一步得知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哥英
勇就义的经过：
    1926年12月（正是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由四哥、朱德。刘伯承同志组成的
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北伐，策动地方军阀部队起义，在四川的顺
庆、沪州的驻军中发动兵变，初步得手后，四哥就派人到汉口，请国民政府给起义
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阎借故推托，说须经在南
昌的“总司令”蒋介石“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阴谋
背叛革命，他怎能容忍共产党人以兵变的形式建立武装呢！1927年3月下旬，周恩来
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由林伯渠主持政治工作的第二、第六军攻
占南京。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派人入川，一面调动反共军阀包围沪州的起义部队，
一面指示刘湘在重庆布置大屠杀。3月31日，重庆地委决定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
反击反动派的进攻。刘湘和我大哥杨剑秋是相识的，见我父亲时总是口称“老伯、
老伯”。大概是这个缘故，30日那天，他派一名姓罗的师长来见四哥，名为“通风”，
实际上是恫吓，说“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要他停止召开群众大会，四
哥严词拒绝。当晚，刘湘又派人送信来，说“你若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
好音”，四哥仍冷笑不理。第二天，他照常登上大会的主席台。会议刚开始，会场
内外就枪声大作，当场遭惨杀者137人，酿成惨案。四哥在混乱中逃出，翻越城墙，
在4月3日化装登上亚东轮，准备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不幸被敌人逮捕。在审讯
中，他坚定地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敌人竟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杀
害了他。四哥生前曾说：革命者“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他的革命精神长存
在人民心中，将永不磨灭。
    四哥遇难时，59岁的父亲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我读到老人家亲笔写的“淮
率家人痛书”。这是四哥牺牲后的第5天，1927年4月11日，他在“家人痛心匪言可
及”的情况下，郑重地告慰四哥的“英灵”：“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能
屈。知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著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尔之精神不死，九
泉故无遗恨矣！我垂死老朽，尔无我念……尔最后之光荣，释我愿耳。今须与尔永
别，不久我亦当与尔见面于地下也。”
    吴老和伯承同志一直把父亲看作是革命的同情者，在严峻的时刻，老人家能那
样大义凛然，清醒理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
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
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
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
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
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人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
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
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
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
“罪人”。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
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
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
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
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
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对派”、“共青
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
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和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
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
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
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
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
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
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
“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
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
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
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
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
“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
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
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程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
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
“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
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
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爱
人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焘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
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
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
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
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
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
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
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
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
“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
反××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
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
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
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六大以后，
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
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