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华为荣耀8说明书电子版:郭玉振:中共“九大”缘何姗姗来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2:36:23
中共“九大”缘何姗姗来迟
郭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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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而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距离中共“八大”已有近13个春秋。姗姗来迟的中共“九大”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如意算盘
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去。相反，党的指导思想却逐渐“左”倾。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蔓延开来，紧随其后的“四清”运动，再加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党委先后被推翻，许多党员干部被审查，基层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也被剥夺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当然无法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另外，在此期间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曾很明确地表示：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按照江青等人的逻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叛徒”、“内奸”、“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都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而这些人一般资格很老，都是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将进入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还会留在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个个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这时候再召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涤荡”，到了1968年，全国各省（除台湾）、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所以，直到1969年4月，迟到的“九大”才极不正常地拉开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
“九大”召开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要让那些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涌现出来的 [ 革命派 ] 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政治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召开前，陈伯达作为党内著名的笔杆子，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就这样，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由于预定由林彪在党的“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湾谈起草报告的问题。林彪一向比较欣赏陈伯达，决定报告内容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于是，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很快，陈伯达就拿出了一个提纲，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作了些改动之后，又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表示同意。就这样，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陈伯达这样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被惹恼了，准备采取措施报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理论家”。
陈伯达急于邀功表现，写这个报告很艰苦，每字每句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离大会召开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而陈伯达的起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当他的稿子写到只剩下最后一点时，毛泽东忍不住了，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报告起草工作的进展。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
毛泽东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而耽误“九大”的召开非常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陈伯达也抓紧进度，赶写出了政治报告的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和林彪审看。毛泽东看过之后，觉得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陈伯达的稿子就被直接搁置一边了。
极为严格的保密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必须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还要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人民大会堂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车子兜了个大圈子后，再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中共“九大”开幕的消息时，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
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4月24日，“九大”进行了选举，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3人继续当选，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阴差阳错下，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王白旦不仅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王白旦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呢。
(据《党史纵览》 郭玉振/文）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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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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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而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距离中共“八大”已有近13个春秋。姗姗来迟的中共“九大”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如意算盘
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去。相反，党的指导思想却逐渐“左”倾。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蔓延开来，紧随其后的“四清”运动，再加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党委先后被推翻，许多党员干部被审查，基层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也被剥夺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当然无法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另外，在此期间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曾很明确地表示：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按照江青等人的逻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叛徒”、“内奸”、“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都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而这些人一般资格很老，都是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将进入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还会留在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个个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这时候再召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涤荡”，到了1968年，全国各省（除台湾）、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所以，直到1969年4月，迟到的“九大”才极不正常地拉开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
“九大”召开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要让那些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涌现出来的 [ 革命派 ] 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政治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召开前，陈伯达作为党内著名的笔杆子，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就这样，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由于预定由林彪在党的“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湾谈起草报告的问题。林彪一向比较欣赏陈伯达，决定报告内容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于是，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很快，陈伯达就拿出了一个提纲，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作了些改动之后，又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表示同意。就这样，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陈伯达这样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被惹恼了，准备采取措施报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理论家”。
陈伯达急于邀功表现，写这个报告很艰苦，每字每句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离大会召开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而陈伯达的起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当他的稿子写到只剩下最后一点时，毛泽东忍不住了，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报告起草工作的进展。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
毛泽东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而耽误“九大”的召开非常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陈伯达也抓紧进度，赶写出了政治报告的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和林彪审看。毛泽东看过之后，觉得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陈伯达的稿子就被直接搁置一边了。
极为严格的保密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必须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还要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人民大会堂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车子兜了个大圈子后，再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中共“九大”开幕的消息时，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
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4月24日，“九大”进行了选举，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3人继续当选，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阴差阳错下，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王白旦不仅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王白旦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呢。
(据《党史纵览》 郭玉振/文）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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