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打工供儿上大学 儿子毕业后工资不如自己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