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皖苏地区，日伪顽我四股力量交汇，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就要求一个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掌控能力，按中央确定的“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我曾就仁和集会议的内容专门问过父亲，但所谈不多，只是说了句：“是个批判会。”5个月后，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决定》肯定了彭雪枫在初期的成绩，指出由于潜伏着不正确的倾向，导致了这次严重的损失与失败。《决定》还分析了造成失败的四条原因，指出这次错误首先由该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同志负责。
父亲说：“失败并不可怕，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我自己就经历过。彭雪枫的态度是诚恳的，我赞成这种态度，并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
“我说，虽然确实受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主力干部大部分都保存了，肖东、宿东地方武装还在，恢复是有基础的。”
“我不赞成因为有了问题，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做法，尤其不能以个人恩怨代党的原则。会前就有几个家伙找我和邓子恢，叽叽咕咕，我说，要说就会上说去。我是看不惯这种作风，平时吹吹拍拍，到时候又落井下石。”
父亲继续回忆：“42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会议后期，毛打电报要刘到延安，调中央工作。快结束时，又讨论了4师路西反顽失败的事。主要是邓子恢讲。我不造成把责任统统归于一个人。敌人那样强大，我们是那样弱小，哪里能百战百胜？因为一次失利，就把所有的罪名加上来，什么好大喜功啦，不执行上级指示啦，算总账，这是不公平的。饶（注：饶漱石，继刘少奇后任华中局书记）最后作的结论，还是维持原来的调子。”
父亲这个人，在共产党里算得上是个异数，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苏区的时候，批邓子恢同志也是，多印了些票子，就扣帽子，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但不能搞无情打击。好像只有上纲上线，才能显出是最劳动革命的，更可恶的是有些人就热衷于这些，得势的时候就吹捧，失势的时候就打击，这种作风，党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两个人真正的相知相交还是在这之后。
父亲继续说：“44年夏天整风，华中局扩大会议，召集四个师的领导。1师刘炎，2师张云逸，3师黄老和我，4师彭、邓。这时陈毅调去延安，张云逸接替。会上，揭发陈老总闹独立性，哪天哪月，在什么地方，如何如何。下午，各师同志发言，我说，对军长有意见，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嘛，集中起来算总账，算什么？不符合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他脸一下子红了，别人都不好说话了。散了会，黄找我，说在会上怎么这样讲啊，谭也说，太不应该了。我说，什么应不应该？整风嘛，不是叫有什么说什么吗？”
我问父亲，你这么让人家下不了台，不怕整你？父亲哼了一声说：“笑话！”“直到文革前，我都信奉党内是讲真理的，把整风变成整人，我是看不惯的。我后来给中央写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周恩来说，他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
嘴上痛快了，就要付出代价。从后来查阅的档案中我知道，彭雪枫牺牲后，任命我父亲接替4师师长，华中局就是反对的，但中央坚持不变。
也许是父亲在会议上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吧，父亲回忆说：“晚饭后彭和我一起散步，他说过去对我有误解，他对少奇的话没有重视，路西反顽我没有看他的笑话。他知道了我不肯接替他的事，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在一起了，相互间还不了解吗？他也知道了华中局会上邓和我的发言。他说他们的做法是有意逼人。”
“我们相识和共事已经多年了，但这次，是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父亲感慨且动容地说：“他终于了解我这个人了。”
会议结束时，彭专程来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此次分手，又不知何时再见面了？我说，各自为党珍重吧！
“为党珍重！”这在战争年代，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既是对胜利的期盼和祝福，也是牺牲的准备和决心。彭雪枫向西要回到淮北战场，我父亲向东要返回苏北战场，两个生死与共的战友都做好了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牺牲的准备，但他们仍然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
不想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这么多年了，一谈起彭雪枫的牺牲，父亲总是很感慨，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彭雪枫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分手时他说，路西根据地，失之我手，还要复之我手！他真厉害！”
英雄也会失败，但他们决不回避失败，决不回避责任。父亲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气慨。
2004年9月，彭雪枫殉国60周年纪念。我正在美国中部的草原上，妈妈来电要我一定赶回来。妈妈说：“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赶回来吗？你爸爸生前，在众多的高级干部中，唯独和彭雪枫关系不一般。”
是的，父亲和彭雪枫关系的确不一般。9月，当我又一次来到洪泽湖畔，又一次走进雪枫墓园时，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他们而活的。”
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中国战略火箭部队的政治委员，曾对我说：“我有今天，多亏了张叔叔。”当年，在那个一切都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因他的母亲林颖被错划成右倾，小枫不能报考哈军工。他找到我父亲，父亲对政审部门的同志说：“难道彭雪枫的儿子也不能信任吗？”小枫上了哈军工后，分到一系，常规武器系。当时最时髦是学导弹专业，年轻的娃娃们谁不想去？正巧父亲到哈军工检查工作，把我哥哥和彭小枫找去，说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吃红烧肉。因为赶上60年代初大饥荒的年代。席间，两个娃娃都争着要去学导弹专业，父亲指着我哥哥说：“小枫我可以给说说话，但你，不行！”在后来政治斗争的风云中，小枫曾受到组织上的审查。父亲路过沈阳听说后，对军区负责同志说：“审查可以，但不能在身体上、人格上折磨人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上面能有这么一句话，其作用可想而知。
前两件事我多少知道些，但后面这件事令我惊讶。按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父亲的做法的确有悖常理，甚至违背了原则，也不是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风格。但他都做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彭雪枫，彭雪枫死了，而他，还活着！
“我是为他们活着的。”父亲的话在雪枫墓园中回荡，令我热泪盈眶。在以后的战争和政治生涯中，每当父亲遇到危险、困难，面对政治风浪，需要他铤而走险时，他总会用这句话激励自己。我理解父亲，他要让那些先他而去的战友死而瞑目。
——摘自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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