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锐宝xl用户手册:西方物质文明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下)

2008-03-28    苏生文 赵爽    文史知识2008.2    点击: 1192
西方物质文明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下)
西方物质文明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下)
苏生文  赵爽
文史知识2008.2
“文明排外”与“逆流而上”
西方学者芮玛丽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意义”(芮玛丽《导言》，见柯文《历史三调·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页)。笔者认为是很有道理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一方面，固然使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心，“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国人对这些行为的反思，促进了新民族主义的形成——这种“新民族主义”与“义和团式”的旧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再是盲目地、简单地排斥西方物质文明。而是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优越的前提下，试图将利权从洋人手中夺回：不是破坏铁路而是自己修铁路(尽管火车、铁轨是进口的)；不是毁坏轮船而是自己经营轮运(尽管轮船也是从外国买来的)；不是捣毁机器而是购买外国的机器为我所用：不是简单地排斥“洋货”而是自己学会生产这些“洋货”——也就是采用外来的工艺和技术、用外国发明的机器生产出拥有自己民族品牌的商品，如荣氏的机制面粉、张謇大生纱厂的机制棉纱、张裕葡萄酒、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五洲”肥皂、鸿生火柴、“佛手”味精、华生电扇等等，将“洋货”国产化(注意：“国货”不等于“土货”)，套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常用的话说，就是“文明排外”(以别于“盲目排外”)。
“文明排外”运动始于20世纪初期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和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国货运动”。
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寓商于农、寓商于工、寓商于路、寓商于矿”(《张振勋商办农、工、路、矿议》，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三，中华书局，1963，923页)，设立了一个新的衙门——商部，允许民间创立公司。接着，清政府撤消原来主管铁路的具有国家垄断性质的矿务铁路总局，把铁路事宜并归商部管理，并于1903年12月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开放铁路修筑权，规定无论是官(地方官)、华商、洋商均可申请集股兴办铁路，经商部批准后，按商部制定的有关公司章程办理，并鼓励华股，限制洋股。在这个大环境下，全国各地掀起了铁路商办的高潮，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将原定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的粤汉(广州——武昌)铁路收回自办；江苏、浙江人民则从中英银公司手中收回了苏杭甬铁路的开办权。其他各省也相继成立了铁路公司，在清末数年出现了“无省不有商办筑路计划，无省不有商办铁路公司”(张家璈《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10页)的盛况。
继铁路商办高潮兴起后，1905年，上海等地发生了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而开展的抵制美货的斗争；1907年，发生了江浙两省抵制英货的斗争：1908年，发生了山东抵制德货、两广抵制日货的斗争。这些斗争与铁路商办交相辉映，在清末形成了一个“收回利权运动”的高潮，并最终间接地导致了清政府的下台(导火线是清政府宣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历程。
辛亥革命后，在改易服式浪潮的冲击下，“中华国货维持会”以及·批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社会实业团体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国货运动的开端(潘君祥《近代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页)。在“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努力下，1912年10月，参议院正式通过了《服制法》，规定礼服礼帽“料用本国纺织品”。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各国货团体积极开展各种倡导国货的活动，并由上海推向全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发生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国货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民族工商业者创国货品牌，消费者抵制洋货、争相购买“国货”，构成中国近代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的许多国货商品多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在广告上推销自己的商品，如“不吸香烟，果然最好，要吸香烟，请吸国货‘长城牌’”；“美人可爱，香烟亦可爱。香烟而为国货则犹可爱”；“大国耻，用人民的血来洗：小国耻，用五洲固本皂来洗。若用外国皂洗衣，便是增加小国耻”等等．取得了良好的广告效应。部分国货产品之所以能在与外资的较量中取胜或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除了这些企业自身的努力(如采用先进的大机器生产、聘请专业技术人才、经营得法)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时不时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正如“鸿生”火柴的创办者刘鸿生所说的，“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购买国货”(《刘鸿生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62页)。
在新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倡“文明排外”的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有不少是有中学根底、又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但又亲身感受过(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与舒适，因此，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充满着矛盾交织的过程，内心也要比一般有爱国心的普通民众痛苦得多。梁思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梁出身书香名门，有一定的国学功底，又接受过正规的西方建筑学专业训练，在如何评价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这个问题上，同他的父亲梁启超一样，也是“善变”的，“笔端”(设计)也难免常带“感情”：在赞美中国建筑的同时，也不讳言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功能方面的不尽如意，说“如果故意的避免机械和新科学材料的应用，便是作伪，不真实，失却反映时代的艺术的真正价值”(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梁思成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222页)。一边批评把中国“大屋顶”盖在西式建筑之上不伦不类，一边又设计了不少类似的建筑(可能比别人结合得好一点)；既批评那种“光秃秃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引自张复合主编《近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72页)，又自己设计了类似的“方盒子式建筑”(如30年代设计的北大地质馆、北大女生宿舍楼——真难以想象这类建筑是出于梁思成之手)；既盛赞中国建筑“三千年维持一贯系统”，又批评“保守有馀，创造不足”。如果再加上一些政治的因素，则又更加复杂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批活跃在中国建筑舞台上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或多或少都带有类似的困惑和矛盾。更有甚者，有的华侨“由于在海外遭受帝国主义或洋人的欺凌，因此在建筑房屋时产生了一种极为奇怪的念头，他们干预设计，将中国式屋顶压在西洋式建筑上进行厌压，以此来舒畅他们保守压抑的心情”(余阳、许焯权《厦门近代建筑之“嘉庚风格”研究》。张复合主编《近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70页)。
另外，在“文明排外”的过程中，故意与西洋物质文明唱反调、不分青红皂白地肯定中国传统的东西(包括糟粕)的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鲁迅有一段绝妙的话，很能代表这类人的感情：
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西风东渐”是晚清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逆流而上”否定西方文明、赞赏中国传统文明的西方人也不在少数。如当过溥仪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痴迷，在他的眼里，“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因此激烈反对那种把西方的“文明”强加给中国的做法(邓向阳《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36页)。20世纪一二十年代，当中国人追风建造大量不伦不类的“洋式门面”建筑的时候，西方的建筑师墨菲却将中国传统建筑“飞扬的曲面屋顶，配置的秩序，诚实的结构，华丽的色彩以及完美的比例”(屈德印《试析墨菲在中国的典型高校建筑》，张复合主编《近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36页)这五大元素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中。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深刻”的观察后也认为：“中国伟大建筑整体之形式是联合一种与大自然调和之谦德和一种诗意的幽情而成有组织的式样，为任何其他文化所不及。”(李约瑟《中国之科学和文明·土木及水利工程》，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24页)
20世纪20年代来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想法就更有意思，他在比较了租界与中国老城区后发表议论道：
租界的街道平坦，灯光明亮，房屋都是西式建筑，店铺里陈列着欧美的商品。而在租界旁边往往就是中国人住的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布置得喜气洋洋，空气中弥漫着中国特有的气味。穿过一道大门，眼前又冒出一道；在兴致勃勃地领略了老镇的凌乱美之后，欧洲的清洁和赴宴般的端庄毫无美感，给人一种奇怪而又爱恨交加的复杂感受。在租界里感觉安全、宽敞、卫生；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别有风情，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在对贫困和疾病的原因作了必要的推断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57页)
罗素是位思想奇特复杂的哲学家，他在简单地描述西方人治下的租界安全、宽敞和卫生以及华界拥挤不堪、疾病丛生后，笔锋一转，反而认为“欧洲的清洁和赴宴般的端庄”毫无美感，而华界的狭窄凌乱却有一种“凌乱美”，最后得出中国人的生活还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幸福得多的结论，与当时一般人的想法大异其趣，反映了他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深刻的思考。
馀论
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虽然只不过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枝节或侧面，远不比维新、革命、运动那样有深度，但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小视的，“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71页)。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维新、革命乃至改朝换代，也许都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影响，但如果在饮食、服饰或者风俗习惯方面只要稍微有点变化，可能就是惊世骇俗的，动辄就会引起轩然大波。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从东洋回到未庄，因为穿上了洋装，剪去了辫子，结果“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眼里．西方政治上的那一套民主制度，中国早在远古时期的尧、舜、周公时代就“古已有之”，未必不可接受。但如果在饮食、服饰或者风俗习惯等方面学习西方，则关系到是“用夷变夏”还是“用夏变夷”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万万不能做的。刘锡鸿加在郭嵩焘头上的十大罪状里，就有遮洋伞、披洋服、自学洋文、跟地位低的人握手、与外国人接触时左右错位或站立姿势不对、用西式餐具西式茶点招待客人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参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265—267页)。不久后，郭嵩焘果然因此而被撤去驻英公使一职，黯然回到国内。留美学童也是因为类似的罪状(“适异忘本”、“沾其恶习”)而被召回的。可见小节不小，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服食器用”这些日常生活的东西不仅仅是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的，而且还具有辨夷夏、等贵贱、别尊卑的伦理道德功能。“季路结缨于垂死”(许名奎、吴亮《忍经·劝忍百箴》)、苏武在匈奴十九年不改汉家衣冠、清初江南志士“宁可留发不留头、不可留头不留发”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事迹也都印证了这一点。据说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竟达到顶点。对满人说来，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537页)。看来，“辫子问题”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大有关系，康有为后来就对自己提出剪辫建议颇为后悔(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700页)。
人们经常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我们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前两者与中国近代化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在“文明开化”这一点上。日本“文明开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鼓励本国国民全方位地学习西方，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穿西装、吃牛肉、喝牛奶、吃西餐、住洋房、学习西方的娱乐方式和模仿西式的礼仪等，明治天皇和政府要员甚至还带头做示范(参见汪淼《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史学集刊》1987年第1期)。而中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生活中采用西方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也不鲜见，但作为政府的提倡则始终没有过——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始终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子，实际上，即使是在“用”上，吸收也是很有限的——虽然我们不会由此得出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而中国的近代化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前者实行了“文明开化”而后者没有的结论，但其间微妙的因果关系很耐人寻味。
尽管这样，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还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曾经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者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