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逸灯光使用图解:公民尊严是国家兴旺之本

许忠明
【该文章阅读量：257次】【字号：大中小】
6月6日，身负中央政府总理兼抗震救灾总指挥的温家宝总理，再举赴四川灾区之行，在考察、指导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情况之暇，又亲入转移后的灾民中嘘疾问苦。时逢86岁的李发科老人戴着老花镜在写致解放军和志愿者的感谢信，温总见状要过老人手中的纸笔，当即郑重地书赠了他“尊严，刚强”四个大字，并亲切地对他和在场的人们感慨地讲道：“在这场大灾难中，我们的国家、人民、军队表现出了无比的尊严和刚强。”
看到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新闻，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高兴的是我们的百姓已经能够喝茶、下棋、打牌，感谢的是我们的总理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来到人民中间，尤其是总理题写的“尊严和刚强”引起了我的思考。确实，在这场大灾难中，人民、军队、政府官员的尊严和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尊严、什么样的刚强？如何来尊重人的尊严？如何来塑造人的刚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尊严和刚强的内涵进行说明，比如说尊严意味：不违背原则,不勉强自己,不伤害感情,不损害他人，给别人以尊重、宽容。刚强则意味着健旺鼎盛，《荀子·修身》中有言：“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汉，刘向在《说苑·敬慎》又告诫我们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老子》中则云：“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由此观之，我们需要尊严，也需要刚强，同时也要谨慎对待柔弱与刚强的关系。
要讲人的尊严，首先应该解决如何看待人的问题。西方文明在重视人性，尊重人性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经过漫长的中世纪长夜，人类经受了孤独、压迫、奴役的折磨，经过长久的积淀、思考和实践，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
在西方的语境中，最神圣的仍然属于上帝，因此，对人性的歌颂离不开上帝之口。西班牙人道主义者斐微斯在《关于人的寓言》中说，天神们在看完宇宙间的戏剧后评论那一个演员最好，一位最聪明的天神说，人这个演员最值得赞美。“人这个戏子，屡屡透过蒙住他的假皮的缝儿，隐隐约约地向外显露，几乎准备好突然显现出来，把自己显示为万物之灵。他的确是神一样的、很像天帝的，他分有一点天帝不朽的性格，分有一点他的智慧、精明、记忆力，他分有天帝的才能是那样的多，以至谁都很容易便知道，这些卓越的天赋是天帝从他的宝库，甚至于是从他自己身上取出来赐给人的。”人已经超越了低级天神，连第一等级的天神都把人类坐在自己身旁看作莫大的荣幸。
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蒙台涅说，人具有完美的内在品质，具有自制能力，他引证一首古代的诗歌赞美人说：“那随时可以自主的哲士——不怕贫困、锁链和死亡？能否不希冀外来的尊贵，抑制自己的热情和欲望？完全、自我集中，毫无惧心，去会生命的转变与顺逆——岂止，带着坚定的灵魂去抵抗命运最凶恶的打击。”
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更是充满了对人的理性与尊严的热情歌颂，在《暴风雨》中，他歌颂人的神奇，人的美丽。在《哈姆雷特》中，他借哈姆雷特的口赞美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要讲人的尊严，就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不能以特殊性来排斥一般性，以中国特色来反对普世价值；要用特殊性来贯彻一般性，要以中国特色来体现普世价值。重视人的尊严，应该保护和捍卫起码的人权。人的尊严需要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支持，自由主义者洛克早在17世纪就提出来了，而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那里。经过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不断补充和完善而发展到今天，它们从一种思想和价值追求已经变成和正在变成今天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成为宪政主义的基石。可以说，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资产阶级打起的旗号就是重视人的尊严，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人权代替官权，用民权取代皇权。
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有善有恶，善恶相伴。中国人对人性的诠释从2000多年就开始了。孔子提出了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千人万人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我们的人性到处闪耀着光芒。
——在汶川地震中，一位丈夫坚持妻子不能留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背着死去的妻子，送往太平间……，亲爱的，背着你去天堂，……
官兵看到情况屈膝跪在地上绝望且渴望的对着队长：“求求你！再让我救一个，我还能救一个！……”所有人的泪水都犹如泉水流了出来。
震灾后迄今反省思过职务最高（副厅级）的林强先生转让了火炬手的荣誉和观摩奥运会的资格，面对南方周末的记者，坦言：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西方以社会付诸个人的尊严换得公民的刚强，也就取得了民族强盛的钥匙，赢得了国家崛起的根本法宝。当西方人为民主、自由、人权而不懈奋斗并卓有成效的时候，我们大清国正处于落日的辉煌之中。马戛尔尼拒绝对康熙皇帝行跪礼，是西方人的尊严与中国礼教文化的冲突。英国使者在鸦片战争前出使中国，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大清王朝已经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与中国战争将使英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历史证明了英国使者的正确。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描述大清王朝与外国交战时记载：“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为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在一个专制国家，反正横竖都是奴才，人们对于是不是当“洋奴”并不十分在意，所以历史上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大清王朝在大败之后并没有痛定思痛，找出失败的根本原因，慈禧太后对于王公大臣仍然视其为奴才，仍然强使司机为其跪着开车，其漠视人性的顽固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大清王朝覆亡的深层次文化原因。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靠社会生活中每个具体的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品质的创造和努力才取得的。在一个人权被剥夺或人权被践踏的社会里，人的创造性被扼杀，整个社会死水一潭。如果每个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话，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权利才行。因此，确保每个人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模式的人权是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前提条件。故此，保障人权既是个人得以幸福的前提，也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前提。
只有让渡人民以应得的公民之权，尊严存于人人之中，才会肇致民族之刚强、国家之兴旺。因为民族的刚强和国家的兴旺要以人民的尊严为动力，要以人民的尊严为依归。只有人民有尊严才能捍卫民族之刚强和国家之兴旺，离开了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刚强就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它再也飞不了更远，再也飞不了更高。只有以人权和尊严作为基础和动力，刚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前苏联国家曾经在世界上喧嚣一时，形成世界一霸，挡者无不披靡，然人民群众所享无几，致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普京总统曾经总结说，“谁不为苏联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谁就没有头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基于此，当前应以救灾中置人命为天大之事，以此为切入点，革故鼎新，把以人为本做到实处，惟百姓人格尊严、人权为一切公务之首位，戒除与人民福祉无甚关联的弊政，惩治任何损害群众的恶行劣举，将民权取代空泛的政治，化屏蔽民主的公务痼癖，则尊严人人有之，民心如山，国家何不兴旺与强盛？民又何不依仗国家之力而堂堂为人？尊严既存，社会必然发达，民族岂不复兴而立世界强林？
尊严本由民有、民享，不可官授，只能保护之，善待之，否则无数轮回。多难不可兴邦，而兴邦在民。官员们当效温总理之作为，不然人心生厌，久之，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