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7忘记密码怎么办:寻找重树民族信仰的支柱

一． 治世之道，不离道德

治世之道，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归根结蒂，不离道德二字，离则乱，守则安。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就是国魂，是民族立国之本，国魂后面所含的就是国家道德教育（国教）。

近几百年来，尤其是外族或者外来的思想入主中原以后，中国的道德国魂就逐步丢失。这个丢失可以说是三大块的惨重丢失，一个是外蒙古金国的入侵，主理中原，发生的国魂的丢失，全民尊道贵德的人文文化社会，退缩至观庙之内离尘而存在着，失去了唐宋时代的道德精神进入百姓家的局面。再一个就是清朝，满人入关以后，使中华加重了道德国魂的丢失。但是，如果详细分析一下，这些都还没有现代丢失的严重。我国近几十年疏忽了道德这个根本，唯以“有之以为利”的利字，制定国策，忘记了“无之以为用”，使整个社会精神领域出现极不乐观的现象，贪毒、黑毒、黄毒泛滥，难以根治。为什么整个国家社会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离道失德？非常值得深思，辨证出其中的病因。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祖先们早就论证过了。例如，法家的荀子，在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治乱的标准。他用义、利两个字，很简洁地区分治世与乱世：“义”战胜“利”就是治世，“利”压倒了“义”就是乱世。他提倡用义德的思想来治理由于“利”产生的乱世。荀子的境界其实还不算太高，离老子的用道德无为治世思想还相去甚远。将仁德、义德、礼德一齐抓住时，才接近老子的哲学思想观，才能实现德治和真正的大治。

老祖宗曾告诉世人和子孙：“不信自然无以明”。这个自“燃”（注：然的本义即燃），就是要教化每个人，用道德将人心点燃，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周围。不做到这一点，每个人的前途就没有光明可言，民族就没有光明可寄，社会就无光明可谈。教化民众用道德自燃人心，将私欲人心转化成奉献，这个治心的处方，才是根治一切病根的仙方良药，且万古千秋疗效不变。加强法制的这一观念虽然是必需，但心治是根本，刑治只能是辅助治心的工具，主次要分明。我国历史上，刑治严峻的朝代不可谓不多，但是一旦离开“心治”者，则无一例外地很快地崩溃，史实无情，大道的规律无移，本末倒置有害无益。国家要尽快地在目前这个“人治”的状态中转向为以“德治”为主导以刑治为辅助的状态，才能进入治世的良性循环之中。

当前急需的是将仁、义、礼三治尽快展开，全民性地推动。但是，什么叫仁治，什么叫义治，什么叫礼治？建议专家们都将蕴涵中国道德文化精髓的《道德经》中所阐释的治国之道深入系统地研究一下，这才对道德治世有益，才能顺利的让民族的道德精神传播和应用于世，而展开其中蕴涵的道德精神的全部内容。高层次的治世，就是用道德精神来治理社会。道德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如果都遵行道德，就能实现世风和人心的根本治理。大道不行，民众就会心生邪恶，人人为“利”而竞争奔忙，这样只会导致世风日下，而用道德教化百姓，保持民风淳朴，国家就容易进入长治久安，和平稳定。

二、对比分析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

在当代，世界各国密切交融，必然再也不能闭其关来各干各的，世界经济的融合，也推动了世界政治的甚至宗教的必然联系。然而又不能完全抛开本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唯物辩证的观点，也是祖先们的中道思想。那么什么是特殊的国情？这一点一定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要研究一下胡主席近期的讲话内容。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提到：“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 我们不妨放眼观察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体制结构状态。

整个西方世界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各国都在稳定地向前发展着？经过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管理，基本上都是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政党、宗教、经济三大支柱在法律的基石上共同运转，其中的政党专司国家的执政管理，宗教则专司民众灵魂的教化，经济科技独立发展，政府宏观协调平衡。这种三足鼎立的国家社会管理结构模式，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维护着整个西方世界各国的稳定和发展。

再以新加坡的国家体制为例考察一下，它是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民情稳定，而且几十年来同样是一党专政。其一党主政不变，但是社会却长期稳定，其中的原因在哪里？考察后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就是对宗教的开放态度。新加坡没有像世界上各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将精神领域的领导权强行管理起来毫不放松，而是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在法律的基础上各自发展，所留下的空间较为宽松，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各民族自己的宗教寄托和教化，当政者信与不信也沐浴在其中，规范着自己的灵魂，国民的道德精神面貌和素质普遍较高，这才是“高薪”能够养廉的基础。没有精神建设这个基础，再高的薪水也只能养贪。新加坡只是将宗教这一领域放宽，而其它政党和经济科技两大支柱，基本上还是总揽于一体，但是仅仅放了这一根社会支柱，对社会的稳定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知道对这个现象我国的学者是否注意到和将意见提出来。我国的道德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如何科学地善加利用，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大问题。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上有所不同，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政党、宗教、经济化为一体，总揽一切，由政党代替宗教向人们推行其哲学思想，完成对人们精神教化的任务。这种只认阳不认阴，而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宗教化的做法是非常不客观的，由于哲学思想并未包罗隐显，穿越阴阳，不具备洞穿隐显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也就不可能像其它真正的能称之为“经”思想那样，长期存在而引领人们的精神，当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大的三部经文，《圣经》、《道德经》、《古兰经》，都具有包罗隐显的特点。这些经文都具有引领民族精神，教化民心的无穷力量。但可惜的是，唯独诞生《道德经》的中国并没有运用《道德经》来教化民心，而是强行扩大哲学思想的作用力，以哲代教。这种方式自古迄今，尚无成功的经验，前苏联“以哲代教”失败的惨痛经验，充分说明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最终必然形成精神领域的失控。民族精神的食粮，应以真正的“经典”饲养，而不应单一化。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宗教与政党性质上的区别。哪一个能在精神领域发挥最大的功效，其中的利弊，值得历史地深刻考证。

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国家管理模式，其实并不是源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是完全源自于前苏联解读执行马克思主义时形成的糟粕，这一点我们可以深入地探讨和分析，翻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就不难找到症结所在。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错误解读长期得不到矫正，因此断送了前苏联和整个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对整个世界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下子就跌入了低谷。

三、前苏联体制的糟粕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及启发

我国类似前苏联的精神信仰危机，其实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邓小平时代迅速展开，在江时代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已。那么我国当前应当如何面对道德精神领域的建设，如何重树人民大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显然不可能废掉一个框架，重新找一个来，那样做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大敢地进行可控性的改革，是必需的过程，要建立并完善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的骨架，并且将其进行全面接轨，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平稳地给国家民族带来希望，保证其可持续性地发展。

前苏联国家机制基本架构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和执行，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诞生并成为社会发展支柱的宗教进行摧毁和扼杀，从而抛弃了民族地域精神文化这一灵魂基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高度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是国家的命脉，是几千年历史的见证和经验。其中蕴涵的文化精髓都是经历了世事沧桑检验和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之所以得到长期的延续和发展，必定有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然而前苏联不重视，东欧各国不重视，我国在前期也是全盘俄化，改革开放以来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西化的倾向，这使得民族文化的根柢被摇撼削弱，几存皮毛而已，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社会历史在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框架基础，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支柱，政党、宗教、经济科技这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是社会最稳定的基础架构，强行拆除其中任何一足，都是违背自然辩证法的愚蠢行为，社会必定无法长期稳定发展。

要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不再遭遇到像前苏联一样的恶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全面总结苏共他们的失败原因，分析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马克思是非常严谨的思想家，他早在1884年就注意到了东方和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可能和西欧不同，存在着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巴黎手稿》）。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规律，渗透着浓重的道德人文文化思想和理念，道儒释的思想深植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东方的传统道德文化社会发展史，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一点只要翻开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即不难发现其中的明显差异性和各自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将东方的发展规律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东方特色的社会发展规律命名，无疑是非常精准的科学论断。如果真正遵循马克思的论断，高度重视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东方社会发展特殊规律，注重这个民族地域的特色，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道德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斯大林将人类社会简单粗暴地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根本就未考虑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欧洲的不同。斯大林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我党的直接领导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指挥失误连篇累牍，造成党内和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连串的错误和失败，几乎全盘断送中国革命。直至这种直线联系中断（电台损坏），无法挥动指挥棒，毛泽东临危登上领导岗位，这才彻底改变，扭转了残局败势。这一惨痛的历史经历，说明斯大林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根本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之中。毛泽东虽然被他们戏称为“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但正是因为这个“山沟里”的特点使其精神中携带着“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特色。这种东方传统道德文化的精神灵魂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才诞生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世纪伟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结合，才顺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

但是，在建国执政以后，我党未能继续保持住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简单地将前苏联的执政模式移植进来，全盘接收只适宜于欧洲发展规律的，并且存在严重错误的模式。我们虽然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简单粗暴的家长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作风，却未能在国家机器体制上及时探索出有别于苏联的、适宜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备民族特色的国家机制和执政方略。前苏联国家机制的全盘移植，完全背离了“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扼杀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顺利走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以后，又重新陷入了前苏联构筑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国家机制的陷阱之中。我们的执政者虽然左冲右突，想从其中摆脱冲杀出来，但是，由于国家机器基本架构的完全承袭照搬，局限了视野的开拓，执政党也就难以在具体的执政行为中突破这些框架的根本性制约。

我党发展史和建国执政史的历史经验以及我们与前苏联关系的合与分，这其中的利弊得失都是极其深刻的教材。我们也不难从史实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抛弃脱离东方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灵魂的基石，再先进的思想和主义，也难以在东方产生和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难以造福于民族和人民。

四．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前苏联在马克思宗教论述方面的解读误区，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这样就有利于我们避开重蹈前苏联理论错误的覆辙。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的描述也不能作本质判断。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由此引申出来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参见潘岳《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马克思对世界各国的宗教，包括对《道德经》都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宗教的评价是中肯的。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和潘先生的对比解析中，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由解读的偏差所形成的理论误区带来的损失是何等的巨大。

我们应当注意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于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宗教”。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人类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一时期的法律、政治设施宗教的、哲学的观点都构成了上层的建筑。”即是说，宗教是上层建筑构成的部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完整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与宗教为敌，而应以宗教为镜，找到自己已致力于改革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应充分理解列宁对宗教态度的阶段性。十月革命时，俄国东正教会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强烈抵制革命（东正教是罗马灭亡时期最教条、最保守的一支派系的延续。——本文作者加注），所以列宁当时对宗教的描述，具有鲜明激昂的时代特征。而革命成功后，列宁的观点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的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宗教。”由此可见，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并不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而是随着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可以想象，如果列宁活的时间长，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他一定会阐发出更新更全面的宗教观。

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没有把握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提法，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五．国魂丢失，急需改革

当年，面临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上下内外都非常紧张，理论专家们分析研究，想从那个现象中提取教训。可惜，由于没有从根本上透彻全面地深刻分析病因，所以用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这剂药，由于这剂治标的处方基本对症，因而起到了明显的疗效，出现了一个二十年的物质文明复兴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热浪中，人们都有点飘飘然，以为苏联的教训已经远离我们，问题已经被“开放搞活”彻底解决。但是没有人想到，由于这个处方治标未治本，没有同时抓住用道德医治人的精神灵魂这个根本，一个“利”字，既没有仁德的制约，也没有义德调控，更没有礼德规范，在单纯一个利字的推动下，人性中的阴我私心欲望，登峰造级地扩张，智德无存。在利字面前，人们连最起码的理智都丧失了，信德这个做人的根基土地也在欲海的浊浪中飘浮起来，贪污腐败也就必然如洪水一般席卷所有的人心，犯罪率也急剧地攀升，动摇国之根本，物质文明的成果又怎能得到常保呢？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不难也看出，治国之本在治心，在于用道德医治心灵，一定要在仁德、义德、礼德这三种德性所构成的道德平台上进行治理，离开这个平台求什么发展都是空，都会昙花一现。这既是历朝历代的教训，也同时是现实世界的深刻教训。

精神这一上层建筑领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符合人们精神需求的东西主领，担负起精神导向作用这一工作，长期放任这种空白，精神混乱也就是必然现象。从潘岳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新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宗教的社会作用，即，在科学技术尚未高度发展，还不能解决人们精神问题的今天，仍然不能离开宗教而解决人们对于精神领域的需求。宗教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再回避的重要问题。然而，对于我国几十年形成的固化模式，任何对于它的改变必然会遇到强大的的阻碍力，如果稍一不慎，反而会适得其反。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宗教界经过几十年的严格管理，已经是教不成教，都深陷在利和名的泥潭中争夺不熄。无论是宗教界还是佛教道教协会，都没有理想的精神状态以及体制和人才。他们本身都急需改革，已经没有能力马上就承担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如果草率地承担起这副重任，一旦形成错误的格局，再想让其改变，进行根本上的改造也就非常困难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人民信仰的失落，各种民间和海外而来的异教纷起，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它们都趁着精神领域的真空在民间悄然兴起，动摇着国本。各地基层的派出所已经司空惯见，不以为然。将“抓、罚、放、判”作为一种创造经济收入的手段，闹大了的则动用绳之以法。这些所谓的传者和信者所信奉的，大都是一些神道产物，但口气却非常大，蛊惑人心的作用也不小。有的人自己称自己是上帝，甚至崇拜动物灵之类的“淫祀”教派都有出现，这些大多数的都是旁门左道。精神灵魂领域内的杂乱无章，其实孕含着巨大的危险性。

无论是什么伪道，它们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拼命地挣扎，他们拼命的活动也就形成了各据山头的势力，也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不易攻破的堡垒，那时要想一个个地攻克它，就会非常困难。从古至今，人们都总结出了疏导甚于防堵的治理之道。远到大禹治水，近至98年的抗洪，实际都体现了一个疏与泄。人的思想，人的灵魂内的东西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因为信仰是深入灵魂的事。我国行政凌法肃整气功的结果和经验，深刻的说明了这一点。最近外界传言要给**平反的问题，如果我国在精神领域没有强有力的，符合人们精神需求的内容主领，冒然这样做，就潜在着非常大的危险。但是如果采用“扶正劫邪”的方法，先立正而后引邪归正，那也就容易得多。正邪两道在社会中，历来存在着是匡正还是乱世两途，匡正则国家兴旺，民族繁荣，乱世则祸国殃民。

因此，在当前各种以杂充正、以旁代正，以及境外还有**法和西洋各教都伺机大规模涌入的前提下，即使开放宗教领域，也不能操之过急，而且目前暂时还缺乏这个基础，不能盲目地在长期左倾几十年的状态下，又过早地、没有详尽准备的情况下，又突然放任自流。在这其中应当居中而行，尽快扶植和建立本民族的精神灵魂框架，将国粹的道德精神确立起来，使其占领主导地位，形成主流性的上层意识形态的阵地，然后再逐步地全面开放宗教这一领域，那就不会导致混乱，如果过早过急则必然又会引起混乱，而且劳民伤财耗损国本。

那么如何医治民族精神的创伤，重树民族的信仰，凝聚民族的力量，以使党真正加强执政能力，使国家走向物质和精神的共同繁荣与文明？那么如何医治民族精神的创伤，重树民族的信仰，凝聚民族的力量，以使党真正加强执政能力，使国家走向物质和精神的共同繁荣与文明？如今过渡时期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一部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既超越于宗教又具备宗教能够引领人们精神的特点的精神宝典，用她作为我党在精神领域强有力的支柱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引领人民弘扬民族道德精神，加强我党的凝聚力，以德治国，真正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那么什么样的经典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可以说就是《道德经》。

在当前迫切的情况下，《道德经》可称之为灵丹妙药，此时服用，正当其时，不应当再次错过。弘扬道德的契机，不是我们人为地去产生的，而是时代的要求。国民的精神，人们的道德人生观已经凿丧，亟待挽救。百姓道德观念的提升，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国家的繁荣稳定是百姓之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重新确立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六、回顾历史看《道德经》及其作用

《道德经》著于2500多年以前，早于任何一个宗教的产生，它本身是超越一切宗教的自然大道学说，是人类传统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的祖先因为能够纵观阴阳，玄览隐显，跨越太极弦线的障碍，认识自然，掌握自然，顺应自然，因此对宇宙真理的认识要比现代人深刻得多。老子亲身实践了圣人之治的方法论，性命圆成，回归自然。他站在自然的高度撰写的《道德经》瑰集了远古祖先们对自然大道本质的真知灼见，因此《道德经》也就自然地成为人类道德论的鼻祖。

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无论是上古还是三皇五帝，不论是东周列国还是后来的历朝历代，一直到宋代，可以说是一个以道德为主导精神主理东方社会的过程，道德精神明显作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时期。《道德经》中所蕴涵和延续的道德文化长期滋养着中华民族。这种特性表现在两大块上，其一，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人文文化，道德民风自然吹拂，渗透在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人文文化大系统之中，潛移默化地根植在每個人的心灵深处，攜帶在炎黃子子孫孫的靈魂之中；另一个就是现实中人们能看得到的传统道家文化的宣传形式，用法、仪、教义、文字、语言，直接教化。

从汉代开始，由于帝王治国，早就已经从道治逐步下滑到了人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智治，下滑到了五德治世中的智治状态，这种治国的方式是仅以帝王个人的智识治国，这也就是“人治”历史时期。帝王智识用事，唯己唯欲取用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内容，从各方面扼杀道德文化的延续，这一现象发展到汉代后期，已经进入了极为典型的状态。此时，张道陵顺天应人，在东汉末年创立道教。他从显态构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防线，强化和巩固了《道德经》所蕴涵的道德文化精神。张道陵所创的天师道“正一教”随着历史的发展，终被人们所接受，被元代前的帝王们所认可，一度成为国教，从而产生了盛唐之治和早期宋朝的兴盛时期。使民族的道德精神在人文文化领域得以延续与发展。

中华道德传统文化，道德精神食粮，自从有了外族入侵统治中华以后，特别是宋朝的理学之风将道德精神虚化、将孔孟思想教条化以后，就逐步进入了匮乏的历史时期。从金国入侵建立元朝开始，道德精神日渐式微，人们的道德观念更加淡漠了。道随世变，此时产生了以王重阳、邱处机为开派的全真教。这一教派的“出家式”和“宫观式”，与正一道的全民式道教“居家式”相比较而言，粗看似乎是一种退步，不利于道德精神在全民中的传播。但是，实质上对道德精神在民族中的传播和延续，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更有利于在外族入主中原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更好地维系道德人文精神在民族中的延续与发展，使道德精神不至于在外来精神思想的冲击下，完全断灭与消失。历史发展到今天也证明，这一形式的变革，具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

道是永恒不变的，形式却在顺应自然变化之中不断地改变。“有之以为利”将始终在“无之以为用”为统帅的前提下，随时随势而变化。中华的历史，有道德则昌盛，离道德则动乱。不看历史，不用道德精神分析历史，我们就不会明白其中道理。任何集团、群体，“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这是自然法则，人力难为。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道德精神真正产生和发展的必然历史，从而在必然之中顺应其中的自然变化。

《道德经》在唐代的普及学习与实践是造就大唐鼎盛的根本动力源泉。唐代统治者就是较为正确地采用了老子的治世思想，虽然他们是在运用宗教同步的方略下运用《道德经》，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成功地运用国家执政的管理权力，推行全民道德教化，完成运用《道德经》进行国民精神建设的治国方略。唐朝统治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制令士庶均须家藏一本。开元二十九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奉行崇道德治国的政策。这些治国措施，使《道德经》家喻户晓，老吟幼颂，士庶皆尊，从而奠定了坚实的民族精神文明基础，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百业兴旺发达，诞生了百世流芳的“贞观之治”的鼎盛，曾经一度出现“监狱成空，吏同虚设”的奇观，谱写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历史上无比辉煌的一页。由此可见《道德经》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足以兴国家、旺民族。

在唐代，《道德经》曾经带给我们民族最鼎盛的辉煌，至今仍然被世界各地所钦佩敬仰。但是宋代以后人们一旦僵化道德精神，仅仅将她作为道教的专利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也就难显她治世的无穷力量，难以透发其中的光芒。古代的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七、《道德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

《道德经》中所蕴涵的道德精神和治国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最先进的思想，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道德经》她本身无任何宗教性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点上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道德经》同样是科学的，《道德经》哺育我中华子孙已经几千年，传统道德人文文化滋养着中华已经迈过了历史的长河，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她就是宇宙的真理，具有无穷的能量。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水融交融，相得益彰的。《道德经》所阐释的内容，在正确解读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与马列主义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囊括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双重宇宙，她自由地跨越太极图的黑白两界，人们曾把她称之为“包含玄学的治世之学”，是颇有道理的中肯评论。因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精华《道德经》的有机统一，而不直接地开门见山地提倡宗教，是当前唯一可行的治理方案。如果决策者在治国方略中暂时难以开放宗教这一根社会支柱，让它形成独立的一个社会支撑系统，那么大力提倡全民上下内外学习实践《道德经》这一方略，作为精神领域联接宗教的一个平稳过渡的桥梁，则不失为一个“用中”的最佳方略。这个有机的统一必将重树国人的信仰，将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同时延续发展起来，执政者在这个用“中”之内，则游刃有余，进退自如，而且必定会实现社会连续性稳定的发展。

真正的道德精神只导世以安，从不乱世。无愧于评论家们所说：道家思想就是医人治世的学说。只是需要求医者、治世者或者执政者知人善任而已。万事万物都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发展之中，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国内已经基本形成了弘扬道德的这个必然局势，例如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得到省里面的支持已经开始在部份学校中展开《道德经》的学习，也纳入了小学教育的轨道，中央的教育部，也把这个传统文化的内容纳入了计划。但是对这个《道德经》的学习，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并未摆在突出的位置，还暂时是实用主义的应用，还在犹豫不定之中，对《道德经》的学习推广，还未形成符合《道德经》本身特点的方案和方法，《道德经》的版本也存在杂乱的状态，甚至使用擅自篡改的版本，在哲学和人文学以及玄学方面，表现极不严肃，很难充分发挥《道德经》的作用力，急需矫正和统一。而且，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规划中，并未注意回避宋朝理学中的糟粕，这将可能将传统文化教育导入错误的领域，也是应当高度注意的环节，这些都是当前的一些特点和现象。

《道德经》的学习以及诵读之风，如果能够在符合人文学和玄學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出现普及兴起，那么这个群体的效应就会产生，社会效应就会出现，其影响也将会是异乎寻常的深远。因为这个道德的根是深深扎在中华民族人民的灵魂之中的，潜移默化，挥之不去，抹之不失，近年来只是由于利欲暂时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光泽。但是，一旦用有效的方法将之启动，重新回到《道德经》所引领的轨道上来，其功效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底蕴所在，潜力所在，魅力所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试点，在此就不作多论述。

道德教化人心民心，建立在信德的基础之上，人无信不立。早年人们对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可以说离不开群体效应，社会的效应。这个效应一旦产生了，人心的约束就会由它律很快扭转为自律，贪毒、黑毒、黄毒大多数就会不治自愈，再加上适当的法制，那么大治的局面也就不难看到。而且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必然会势如破竹，很快见到医国的奇效。需要的是方法上的正确把握，自古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运用《道德经》之所以会产生十分乐观的效果，全在于她适合当前的历史时空，与自然的大脉博能够和谐地吻合。

只要在“信”上超越和抛弃前苏联在解读马克思主义上的错误，清除那些阴影，真正遵循马克思的论断，高度重视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注重这个民族地域的特色，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道德传统文化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实现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反之，如果不提倡道德，不统一地运用《道德经》进行精神灵魂的拯救，那就会是百教纷起，特别是西方势力，由于有坚厚的经济实力和推行的丰富经验，许多异教就会乘隙而入，主导中华的精神领域，将中华道德的人文精神扫荡一空，使我们的主政者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要想快速治愈民族精神的创伤，树立民族的精神信仰，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在当前迫在眉睫的形势之下，唐代的史实经验值得我们分析和吸取。心乱之世，患入骨髓，必用猛药才能凑效。这剂猛药，应当是执政者全力以赴，开动国家一切可利用的机器，掀起全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经》的热潮，实践道德修养的全民教化运动。逐步通过行政命令推行的方式过渡到全民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的整体社会风气之中，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扶助人才，建立具有中华民族道德人文文化特色的宗教系统，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兼容多民族宗教，逐步实现真正的政教分离，让宗教在国家体制中完全独立，主司精神教化之职，则大治必然在这剂猛药之下顺利诞生。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孙宝根

2007-10-26 12:10:0

潘岳同志的《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发表于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区报》），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怎样与时俱进、在我国怎样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我们读后颇受启发。
      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这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发现，作者在文中援引马列文献原话并作出解说时，有失偏颇，不少处失真，所列举的史实也多错讹。这样，作者就把自己的某些论点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之上，因而会对读者起误导作用。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意见，同作者商榷。
      一、马克思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本意
      作者是从列宁引用马克思关于宗教问题的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谈起的。作者说列宁解释这句名言时，在其中加上了“麻醉”两字，改成了“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样，列宁就“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因而“意思也就全变了”。首先要说明的是，列宁在多篇关于宗教问题的文章中引用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其俄文均写为“Религия
      есть опиум народа”，其中并无“麻醉”一词。列宁的提法和马克思的德文原文“Sie ist das Opium des
      Volks”（代词“Sie”指“宗教”）完全一致。作者摘引列宁的话时使用的是旧的中译文。上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相关卷把这句话译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其中加了“麻醉”二字，那是中文译者的具体处理[i]。到80年代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时，这句话已改译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去掉了“麻醉”二字[ii]。因此，不能说“麻醉”一词是列宁加的。
      从翻译处理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名言即使加上了“麻醉”一词，也没有改变其内容实质。这一名言出自马克思1843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附带说一下，作者把这一篇名错写成《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导言》中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谈到宗教的麻醉作用，尽管未直接使用“麻醉”一词。在这句话之前，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附带说一下，作者引用了这句话，但引用的是旧译文，并把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用词“生灵”错写成“心灵”）马克思在这句话之后又称：“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iii]这都讲的是宗教的麻醉作用。1847年，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到世界性的大宗教———基督教———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iv]这把宗教的麻醉作用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恩格斯也多次揭露宗教的麻醉作用。1882年他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中说：“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v]1894年，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还说：“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vi]
      作者还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由于加进了“麻醉”一词，就使“宗教被视为'毒品’”。作者否认马克思当时用“鸦片”一词来形容宗教，正是取宗教乃“麻醉剂”、“毒品”之意。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甚至提出马克思并不把鸦片视为“麻醉剂”、“毒品”。作者说：“我们应当注意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作者这样讲，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了英、法帝国主义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第一次和1856-1860年的第二次），他们揭发和谴责英、法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关怀中国人民为此进行的斗争。这是见于他们亲手写下的文字的。现今收载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中的18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奥地利《新闻报》所写，其中绝大多数都谈论到鸦片战争。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鸦片叫做“麻醉剂”、“毒品”、“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马克思说，发动鸦片战争，是“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他称英国来华的鸦片商人为“毒品贩子”，称鸦片贸易为“毒品的买卖”，这种“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vii]恩格斯针对英国在其当时的殖民地印度种植罂粟、提炼鸦片、走私运来中国的行径说，“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viii]。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摘引的英国学者蒙哥马利·马丁将鸦片贸易同奴隶贸易进行对比的话。马丁认为：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要算是仁慈的；英国殖民者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英国殖民者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笔者按：指吸食鸦片的人）竞相向摩洛赫（笔者按：指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ix]以上清楚地说明了马恩对鸦片战争以及鸦片的态度。
      鸦片是麻醉剂、毒品，这是世界共识，从马恩时代到现在都如此，马恩对此也是认同的。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因此，不能说马克思对“鸦片”的理解同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二、列宁在宗教观上与马恩一致
      作者根据旧译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断言列宁对这句话的引用改变了马克思的意思，甚至改变了马克思的宗教观，并且列宁由此提出了宗教问题上的“鸦片麻醉论”（或简称“鸦片论”）。作者认为，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的描述也不能作为本质判断”；而列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则是说“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作者在此把列宁和马克思对立起来了。
      作者从这种“对立”出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映论’取代列宁的'鸦片麻醉论’。”我们认为，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这种“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重新回到正确轨道”的问题。
      作者还把所谓“鸦片麻醉论”同我国宗教政策的执行相联系。他认为，列宁的“鸦片麻醉论”已“成为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评估建国以来我国宗教政策的得失，不是本文的宗旨；对作者作这样的评估是否正确，我们在此也不想多谈。我们只想指出，我国宗教政策的得失要让列宁对马克思一句话的引用来负责，这显得有些牵强。
      基于这一认识，下面还要提一下作者关于列宁宗教观发展、变化的论述。作者认为列宁的宗教观有发展、变化，但他为这一发展、变化所划分的阶段却与史实相悖。他说，“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应充分理解列宁对宗教态度的阶段性”。在作者看来，十月革命成功以前，或者说，“共产党人发动革命初期”，“列宁当时对宗教的描述，具有鲜明激昂的时代特征”，“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这是一个阶段；“而革命成功后，列宁的观点又有了新的内容”，这是另一个阶段。
      为了证明革命成功后列宁观点的新内容，作者引用列宁的原话。作者说：“他（笔者按：指列宁）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在此，作者把列宁讲这些话的时间搞颠倒了。列宁的这几句话分别见于《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x]，前文写于1905年，后文写于1909年，都是在十月革命（1917年）以前，怎么会成为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新观点呢！
      还要指出，正是在这两文里，列宁都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并且正是在后文里，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xi]列宁对马克思宗教观的这一高度概括被作者视为极大的“不幸”而加以批判。我们认为，这样做是轻率的。
      三、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几个问题
      作者对所谓“鸦片麻醉论”的批判涉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少问题。我们认为，作者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1．有关无神论宣传的问题。作者把反对有神论、宣传无神论说成仅仅是共产党人发动革命初期“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说法有失偏颇。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方面，它与有神论相对立。列宁在提到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xii]列宁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坚持无神论的宣传。直到晚年（1922年）还专门写了宣传无神论的文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仍在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坚决防止宗教观念以及各种有神论侵蚀他们的世界观，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的正确观点。尽管如此，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观同一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加以区别。世界观、宗教观必须坚持；宗教政策却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灵活运用。列宁曾一再提到恩格斯在宗教政策上反“左”的事例。恩格斯多次谴责那种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xiii]。
      2．关于宗教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作者说，共产党人“花大力量去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利用宗教麻痹人民，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认为，作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如作者所言，“宗教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以前，人类的宗教观念即已产生。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与复杂的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有劳苦民众受到压迫又无力摆脱悲惨境遇而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面，也有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加强自己的统治的一面。马克思指出，基督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它“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它“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xiv]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阶级社会里宗教信仰的存在这一社会现象。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xv]还要指出一点，列宁说，同宗教的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xvi]，其历史背景是在争取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时期。这是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革命年代。在宗教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既要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宗教政策作斗争，也要同资产阶级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斗争。列宁揭露资产阶级“打算煽起宗教仇视，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使他们不去关心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xvii]。
      3．关于宗教消亡的问题。作者说：“列宁曾经断言：宗教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我们查阅了一下，列宁没有作过这种极端的“断言”。列宁不是说很快就要把宗教抛到垃圾箱里去，而只是说要把当时关于宗教问题谈论中的一些“次要的意见或呓语”抛到垃圾箱里去。[xviii]在此，我们来如实谈谈列宁对宗教消亡的看法。这得从马恩的观点谈起。
      马克思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xix]恩格斯也指出：“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xx]马恩的意思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教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将逐渐减少，宗教最终会消亡。对此，马克思主义强调两点：第一，宗教的消亡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不是眼前的事情；第二，宗教的消亡是一个自发过程（自行消亡），任何人为的强制和行政命令都无济于事。在宗教消亡问题上，列宁持上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特别举恩格斯批判杜林的事例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列宁说：恩格斯“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认为杜林“妄想做超革命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xxi]
      最后，要说明一下，我们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正本清源，还马恩列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以本来面目。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用科学态度，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用新的实践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　　
      
      （作者：中央编译局顾问、译审　　
      中央编译局编审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中央编译局译审）
      
      注　释：

      [i]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0卷第62页和第15卷第376、384、386、396页。
      [ii]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1页和第17卷第388、396、398、410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和无神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53、161、163、173页）。
      [iii]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页（《论宗教和无神论》第2页）。
      [iv]见《论宗教和无神论》第232页。
      [v]同上书，第221页。
      [vi]同上书，第272页。
      [vii]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37、49页。
      [viii]同上书，第143页。
      [ix]同上书，第62页。
      [x]见《论宗教和无神论》第151、160、157页。
      [xi]同上书，第153—154页。
      [xii]同上书，第153页。
      [xiii]同上书，第154页。
      [xiv]同上书，第231—232页。
      [xv]同上书，第151页。 
      [xvi]同上书，第158页。 
      [xvii]同上书，第152页。 
      [xviii]同上书，第152页。
      [xix]同上书，第215页。
      [xx]同上书，第221页。  
      [xxi]同上书，第154、155页。

再议“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2009-12-08 21:31

                                再议“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正确认识宗教

                                        天择修士/文

引言


    在我国，以前常听到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将宗教视为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每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为此遭受着沉重的精神打击，理性上不能接受，感情上受到了伤害。而且这样的看法是不客观的。本论文旨在说明宗教的实质以及对宗教的正视做一论述。



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的由来：

1、这句话的来源及错误引用：

    1844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提到：“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灵，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这使很多人被误导，甚至认为谈宗教而不说它是鸦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其实这决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整段话里存在着对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同情，在他的著作中只是一带而过，而且那还是在他大谈异化问题的青年时期。

    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是马克思的专利，在他之前几十年间有一些知识界的人物早已提出类似的说法、观点。②

（一）。P。H。D霍尔巴赫早在1761年的著作《揭穿了的基督教》中写到：“宗教是一个使人们被他们的热心所迷醉的艺术，为的是使他们不去对付他们的统治者在地上压迫他们的种种罪恶。有人用那不可见的威力威胁他们，强迫他们在静默中忍受强权加于他们的痛苦，因为据说，只要他们甘愿在现在吃苦，在来世就可以得到快乐。”　

（二）。歌德批评德国基督教布道家F·W·克伦玛许在1828年出版的《仁慈王国一瞥》讲道集，称这些为“麻醉性的讲章。”

（三）。费尔巴哈在1841年所《著基督的本质》一书中提到基督教语言的“麻醉性作用”。

（四）。海涅同路德维格·鲍乃进行讨论书稿第四卷中有他1840年所写的话：“正像有人在绝望中割断自己的动脉，以死摆脱凯撒的强暴，很多人投身出世主义和纳匝肋的宗教，用教堂的琴声和钟声麻痹自己发病的头脑，摆脱今世的苦难。”天堂是为那些从尘世得不到什么的人发明的。好啊这么一个发明；好啊这么一个用甜蜜的麻醉药，用精神的鸦片，用几滴信、望、爱滴入受难人民的苦杯的宗教！”

（五）。布鲁诺·鲍威尔1842年在《基督教国家和我们的时代》中说：“宗教以其鸦片迷雾讲述彼岸世界的新境界。”

    马克思只不过是将这些知识界人物的思想引用而已。可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德国歌德、海涅、费尔巴哈等人的专利。《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二卷《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引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时并无“麻醉”二字，这是在译成中文时，译者加上去的，译者却不知道多加了这两个字的份量有多重，这句多字的译文，进一步伤害已具伤痕的宗教信仰者们的感情。

2、“鸦片”一词的意义，作用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转型。

    众所周知，语词的含义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异。从语言学领域里来讲，不同的时代，经历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语含义会有不同的理解。“鸦片”：是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液制成的一种毒品。也叫阿芙蓉，通称大烟。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所讲的“鸦片”是一种医学上惯常使用的镇定剂，对于有痛苦的病人服用鸦片，有缓解痛苦的功效（现在医学上也仍视鸦片为一种镇定药物。）中国有过鸦片战争的惨痛历史，人们对鸦片格外憎恨，鸦片给中国带来了侵略，带来了奇耻大辱。鸦片是当时西方殖民主义用以毁灭中华民族之毒剂。后来人们对于宗教中所发生的某些不尽人意的事以点代面，不能正视问题，所以以致以后一直到现在，一提到宗教便给人一种守旧，愚昧无知的印象，中国人在这种国耻的背景下，自然宗教就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也就等于说宗教是毒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论述的宗教问题是把宗教比喻为一种镇痛剂；此处所用“鸦片”与后来中国人观念中的“鸦片”毒品是不同的。对马克思这种论述，应联系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更不可以加字，用一句话概括宗教。不论是有或无宗教信仰的人们，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同时不应该如同墙上的芦苇，应有自己的观点立场，特别辩清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


3、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④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以往一切宗教观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很清楚，我们不能单单一般地就宗教谈论人的本质。我们必须弄清楚宗教意识形态出现和存在的具体社会和政治条件以及其退化的后果对人所起的作用。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决定性的问题即是人的宗教的自我异化是如何发生的？那又该如何克服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头以一种几乎路德般的气势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以此来面对宗教异化的出现和克服。5                               

（一）、宗教异化如何发生呢？宗教异化不仅仅要从抽象的人的角度来解释，而且要从具体的社会条件中来解释。意味着人把宗教从自身投射出来这一事实得到解释、要基於颠倒了的社会世界来解释，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是颠倒了的世界，颠倒了的、不公正的、非人的社会产生了人的颠倒了的意识，即宗教。

    因此，宗教异化不仅需要一般的理性的批判，而且还要求对不公正的和非人的社会状况进行实践的批判。正是这种社会状况产生了宗教，反过来说，这种宗教通过它提供的慰藉认可、支持、辩护、维护了这种社会状况：“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其道德上的认可，是其庄严的补允，是慰藉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然而不能仅仅从消极的角度来考虑宗教，这一点常常在对马克思的解释中被忽视。它不仅是非人的社会状况的后果，而且也是对非人的社会状况的抗议。由此恩斯特布洛克试图发现贯彻整部圣经和整部教会史中抗议的“红线”。“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灵，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下的精神一样。”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抗议仍然是无效的和无助的，因为宗教把注意力从现存世界及其转变中转移出去，用来世的许诺来搪塞人们。宗教最终只具有镇静和麻醉的作用，以幻想来代替现实的快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警句常在马克思主义中被误解·同样的话在赫斯那里也可以找到。这句话把马克思作为一名意识形态批评家从朴素的理性主义者中区别出来。宗教不单是祭司成统治者欺诈的发明。宗教也是在其追求慰藉中对痛苦人性的表达。在同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宗教还被称作：、“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这来自费尔巴哈的启发，费尔巴哈在其关於祷告的章节中把上帝解释成“我们痛苦苦呼告的回音”、“灵魂发出的哀伤”、“隐匿深处流出的爱之泪，越过人类的不幸”，这与改革宗的神秘主义空想家巴斯蒂安· 弗兰克（Sebastian Frainck）的一句话有关：“上帝是不可表达的叹息，藏在心灵的深处。”

    （二）、宗教异化的消除又如何发生呢？这种消除也一定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在实践中。不可能单纯地剥夺人们的鸦片，却让那使止痛药成为必需的环境无变化地保持下去：“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心的现实的辛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什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从宗教批判开始，政治批判必定紧随其後，最终爆发实际的革命：“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以后，历史任务就是确立彼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捕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於是对大国的批判就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最後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抛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现在人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总之，其基本内容包含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所以主张“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因为他们认为

（一）、宗教使富人觉得有剥削穷人的权利，并助长了富人剥削穷人的信念。

（二）、宗教告诉穷人对富人有义务，巩固了富人的地位。

（三）、使人变得消极，阻止人改善生活，阻碍经济进步。

    这些马克思跟随者费尽心机加给宗教这些罪名，企图借为民除害的正义的恍子来扑灭宗教。许多不知原委者受到他们的欺骗，大唱反宗教的论调，无意中做了杀害无辜，毁灭真理的帮凶。

    一是：从理论上提示了宗教的本质和宗教产生、发展直到消亡的客观规律。分析了宗教的社会作用，论述了宗教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识宗教的本质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6同时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的最后深刻根源是社会根源，在阶级社会，宗教为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共麻醉人民的工具，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二是：表明了工作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强调宗教与科学社会主义进化观相对立。
    当我们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驳之前，声明一点，有少数人曾以宗教的名义来奴役人民，为了满足统治的野心。如苏俄的彼得大帝及法国的拿破仑便是最好的例子，对于这些人非法反道的作为，我们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条线上来指责他们。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只能说是败坏宗教而不能以点代面说宗教是败坏的。他们所责斥的更包括一切宗教，但实际上可以说是针对基督信仰。平心静气的反省一下宗教，宗教是针对富人的穷人宣讲福音日。不但从未告诉富人有权利剥削穷人的权利，而且利用各种方法使富人爱护穷人，为他们着想。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本来是富有的，但自愿成为贫穷的（格后8：）主耶稣斥责那些自私的富人，只顾自已生活无忧无虑，不管他人家中四壁皆空，食不果腹。这样的人进天国很难很难：“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更难。”（MT19：23）所以富人对穷人是负有责任的，应以爱为中心。但圣若望宗徒告诉我们：“爱不在空言，而在实行，应以事实来证明。”（JH1-3：17）。

    马克思主义者指控宗教劝穷人接受富人的剥削，不可否认，教会劝人忍耐及迁就恶劣的环境，但教会所宣讲的忍耐的精神与使人甘心成为统治者的牺牲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首先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与道德观迥然不同。天主教的人生观告诉人有一位至上神的存在，人是有灵之物，除了自然界生活外当有超自然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是为了精神生活，是为追求来世与神合一的永恒精神生活的道路及方法。这方法的好坏完全以所达到的目的为衡量的标准。天主教的人生观及道德观与儒家所说：“士同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及“朝闻道夕死可矣；士恶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的“精神第一，为善至上”主张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物质至上否认精神存在，只顾今生，不问来世。为共产主义实现所有的人都充当牛马，为阶级的斗争胜利而奋斗，牺牲，为过到目的，不分手段，诸如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奸淫抢掠都可利用。总之，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切道理都应付属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下，行为的善恶以此为依据及抉择。

    宗教所宣扬的忍耐是一种有益人生的美德。宗教中人是无法在现世找到幸福的，只有在来生，人对恶劣的环境除尽人力外，应忍耐迁就。不能自杀逃避和抢劫害人利已，人性天生即有倾向恶的一面，所以宗教所说的忍耐是要富人不剥削穷人，互相解难，彼此和平相处。同时宗教叫人积极改善环境，减少受物质贫乏的痛苦。圣保禄也肯定的告诉我们：“谁不工作，就不应吃饭。”完全是积极的象征及工作进步的原因。不但重视精神生活，也从未忽视物质的进步，人的福乐。主张进步，人的意志自由自主，肯定学问的进步是人自由行动的效果，人的行动是促进经济进步，物质增多的原因，这样的哲学绝对不含任何的消级性。
    相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才是人民的鸦片。正如胡适博士曾说的：“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连不说话的自由也被剥削的一干二净。”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叫人无条件服从，听从剥削，使人失去自由，并使人丧失思想，言论及行动的自由。党神圣不可侵犯，成为他们的侵略麻醉人民的工具。“反动”一词更是他们的防身法宝，常以残忍不仁手段剥削人民，还有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更可怜，更无权利的吗？这如尚不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鸦片”一词仍失去意义了。

二、正视宗教

1、宗教的定义：

    中文“宗教”一词在古书中找不到，是近代由日本人创译的。“宗”照说文解字从“宀”似示，“宀”谓室也，示谓神也。故“宗”是指事神的宗庙或尊祖庙。“教”有上施下效之意，使人服从自己对至上神无限的神圣“神明”，所有的崇拜及所执行的敬礼。7故宗教一词字面意义为“有所宗以为教者。”

    英文“宗教”原文及拉丁文的“Religio”是“联系”之意。即宗教主要指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多玛斯给宗教的定义为向唯一真神以唯一的理由奉上的敬礼，也是一群属神的人们所组成的信仰团体。所以宗教是在一种特殊信念领导下，遵守着一定的生活规范，并在一定的制度下举行特殊信念的礼仪，且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幸福的群体生活和信仰环境，以磨练和塑造圆满高尚的道德人格，使人对生命真谛及其价值有真切认识和追求。因为他们是一个相信现世生命结束后，有一超越的生命出现，这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因此宗教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有组织和纪律的特殊信仰团体。我们在理解宗教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宗教的特征和性质。


1、 宗教的特征及宗教的本性：

    北大的教授们对于宗教做出了一个总结，宗教是数万年的流传历史，遍及全球的分布范围，错综复杂的表现形式和丰富而精深的思想内容同时1958年中国共产党对宗教情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宗教具有“五性”的基本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问题，制定宗教工作方针政党的重要理论依据。9（一），群众性：中国有多种宗教并存，每种宗教都拥有相当多的信教群众。对于大多数群众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民族来说，随着民族人口增加，信教群众人数也将相应增加。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也很多，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二），民族性：主要指佛教，伊斯兰教在许多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信仰。全国有16个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信仰佛教，有10个少数民族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种方面有很深刻的影响。（三），国际性：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世界性的宗教，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众多信徒，其中有的宗教在一些国家中被奉为国教，如菲律宾替天主教为国教，且信教人数占97%。（四），复杂性：宗教是由共同的信仰、宗教感情、宗教道德，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宗教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同时宗教又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信仰，不定期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五）长期性：宗教是长期存在的，宗教是人的需要，属灵的渴求，不会因外在因素而消亡。相反会按自身的思想影响社会，影响人。宗教应是对当前社会中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那么做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人来讲，真正的宗教它的性质是什么呢？

    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们的思想认为信徒对于神和宗教信念全无客观的真理内容，一切有关神的思想都出于人的期望所产生的幻觉。是无客观真理的幻觉，这种思想是从外在看宗教。那么我们内在的看宗教，给宗教提出一个是教徒和反宗教者都可接受的见解，也是教徒可反对，而反宗教者可赞同的看法，宗教是一种绝不可忽略，不可疏于进行的义务。信仰宗教，要求严格，谨慎的遵守由习俗和法律所要求的一切。

    宗教对于信徒是很重要的严肃的责任。不同的宗教对于哪些信念和规律是重要的，不一定有共识，即使在同一宗教是对信条和规律的重要性，常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教徒对个别问题立场如何，都一致肯定宗教常意味重要的事。反对宗教的人也不能否认宗教为信仰本身的重要性，信奉宗教能为人确立价值秩序。虽然很多人反对宗教的重要性，但仍可体会到宗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重要性。

    宗教是一种与一般生活领域不同的事实，宗教思想深深影响人际关系、经济、政治……生活。宗教意味着应以发展、加强人与神的关系为最终本有目的。赋予人的行动一个世界以外的终向。因为宗教不以神的权力和要求以及人谨慎进行一切属于敬拜神明的习俗和规律的义务为中心，宗教的核心是信仰，是人虎诚的把自己系于唯一真神的行为和关系。以神为自己的终向。所以宗教是人与神的关系应面对并回应神的临在。10


3、宗教的思想：

a，  宗教的思想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认识自身具有深刻的意义：

    生活中，人们意识到各种矛盾与困难，以及社会上各种虚伪，欺骗与无情，会在头脑里出现憎恶乐善之念。宗教对现实的世界和人生都提出了某些质疑，具有清醒人们头脑的作用，宗教的思想会使人们对世界、对人生有一种为善求真的态度。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与那些浑噩度日的人相比，有信仰的人的社会意识、人生态度更具有清醒的表现力。

    宗教信仰在人们的生命中，成为内心生活及全部生活的中心，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宗教的思想使信徒具有较强的身我意识，成为其为人处世的准则。宗教要求信徒的行为表现对真、善、美、圣的追求，弃恶行善、助人为乐、奉献爱心。在善恶对立的大天秤上，宗教总是以自己的教义去增加善的法码。

B，宗教的思想对教徒的社会实践具有积极作用：

    宗教使人正确面对现实生活中，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并不全采取一种忍耐，迁就或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从一些英杰人物可以看出，宗教思想对他们有很强的影响，加深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以及对现实社会中矛盾的认识，得到舍弃个人利益的启示，去追求社会进步的解放之路。如清末爱国政治家林则徐信奉佛教，受到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影响，忘我秉公，申明大义。不畏强权，于1837年销毁鸦片327万余斤；国父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遇难后，在《致区凤墀书》中写有他遇难时的昼夜祈求。终于“蒙神恩惠”之词；他在生活中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想念基督的赐佑。11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宣扬天主教教义，传授西方科学，研究中国文化，并将天主教思想与中国主张的孔孟之道相融合，当时曾任礼部教授尚书的大学士徐光启认为，天主教注意“下学”“实有”；信教为“上可以待天，下可以事人。”后来他皈依了天主教会。一生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真正践行了信仰。利玛窦介绍了天体知识，解释了日月食的原理，并且著有《乾坤体义》一书（由李之藻笔述）。又徐光启主持修改历法，聘请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参与，完成《崇祯历书》比明朝以往沿用的《大统历》和《回日历》准确。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六卷，介绍了曾经流行于欧洲的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系统理论，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这个译本所确定的点、线、角等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⑧民国初年，天主教爱国教育家马相伯老人，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学院（后为复旦大学），1925年与《大公报》创始人之一天主教教友英敛之先生联名上书天主教罗马教宗，得到批准与支持，于1927年建立由天主教主办的一年高等学府——北平辅仁大学。辅仁大学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欧科学，以表达对圣教之诚心；为中国接着更多具有高等文化素质，心怀远大思想的人才。

    综上所述，这些近代史上有宗教信仰的精英，宗教的思想教义在他们身上起着积极作用，使他们将宗教教义与探求自然，与人生思想与热情结合起来，成为积极与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宗教对社会的作用不是麻醉作用，更不是“鸦片”与“毒品”。


4、宗教思想的道德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的一致性。

    对于有宗教信仰的教徒来说，与社会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宗教所给予信徒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宗教的道德观。宗教吸收并总结了人类社会为维护群体生存，而在悠久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某些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成为信徒自我意识的美善观念、价值标准，成为信徒意识的一种美善的表现。宗教要求信徒诚信，但不是不分敌我；仁爱，但不是不去明辨是非；忍耐，也不是不去区别正义。宗教的道德观使信徒自控、自律、自省、自强，不依赖于外部力量，有别于社会法律对人外在对人的强制约束。这正是我国当前社会上所提倡的首先要求。
    对于虔诚的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宗教思想给予信徒的自然约束更为有效，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对善、恶、是、非更加敏感，他们可以不顾个人安危维护个人所追求的真、善、美、圣，个人的信仰。并在生活中为人正直、坚持正义；反对唯利是图、个人至上；关心社会公共福利、奉献爱心、服务人群、爱国守法、勤奋工作。这正与当今我国所提倡的社会道德，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不谋而合。
三、总结
  在生活中，人有物质的需要，但更有精神的需要。对一个人来说，物质与精神生活（宗教）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既是相对立的，又是相互依赖和互相影响的。精神生活在在不同程度上引导人物质生活的发展方向。宗教是人的需要。不论谁都如此，因此对持不同政见的人，或对宗教抱着不同观点立场的人应把信仰上的差异放在互相尊重的范围之内，虽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认同宗教同一的信仰，但至少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应随意诋毁宗教，更不能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无时不刻的在引领人类达至完美的真善境界，对社会也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成为世界的良心，引导人的伦理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建树社会。所以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应笃行自己的信仰，在生活与实践中践行信仰，用自己的善言善行向世界宣扬“宗教不是人民的鸦片。”

备注： 
1参《公教文摘精华》第一卷，P35。
2以下有关知识界的五个论点引自《丁光训文集》中“与教外友人谈鸦片问题“一文，P400。

3：参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P1438。

4：参曾仰如《宗教哲学》P257。

5；引自汉思孔《上帝存在吗》P362--364

6；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P300。

7：罗光，《公教教义》P3。

8：参《辞海》第二册。

9：参李迎春神父，《宗教哲学讲义》。

10：参：温保禄神父《信神的理由》光启辅大神学丛书P28-46、293-30

11参《中国古代史纲》（下）P386—388。

参考书目：



1、          曾仰如著《宗教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2、          张景峰神父主编《公教文摘精华》第一卷，《公教文摘》编辑部出版发行。



3、          吴倬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



4、          丁光训著《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



5、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2001年出版。



6、          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7、          《辞海》第二册，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天择2005-7-4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