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a9spen健在那:走出“开放倒逼改革”的迷思

走出“开放倒逼改革”的迷思

　　十年前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这十年，从经济贸易增长的数据和国家崛起的速度来看，被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并不为过。然而，也是这十年，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环境破坏、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现象让人触目惊心。前者是开放的成就，后者是改革滞后的恶果。两者之间的落差说明，当时中国高层排除干扰，希望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策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改革为什么滞后？

　　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而言，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与拓展本身就是一项改革。但从根本上说，开放并不能替代改革，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改革之所以滞后于开放，与两个因素息息相关。首先，开放成就超出预期，深化改革的动力缺失。在加入WTO前后，中国社会上下曾一度担心对外开放的扩大将对国内众多领域的产业构成冲击。众所周知，原先担忧的各种状况并没有出现。相反，由于很好地利用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实业转移以及在信息通讯、交通运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革命等机会，中国以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极低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作为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劳动分工，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奠定了“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这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前提。

　　由于短平快的加工出口模式能在短时期内提高GDP，从而为地方官员的升迁提供最有力支持，中国“三高一低”的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由此进一步固化。中国总理温家宝几年前就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可持续、不平衡、不稳定的弊端和隐忧，但已然形成的经济发展路径积重难返，转型极为艰难。早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中央政府就确立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向，但收效甚微，以至于在今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这个发展方向。

　　其次，官僚制度惰性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弱小，深化改革的压力缺失。与历史上各朝各代推行的改革一样，当代中国改革走的也是“自上而下”的路径。三十多年来，当代中国虽然在农村和城市企业改革上充分发挥了广大民众的智慧，但社会力量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始终难以突破现行体制的“玻璃墙”。

　　改革的本质是对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其主要对象就是各种盘踞在食物链上游的利益集团。由于社会力量太小，集体行动能力低，官僚集团对社会大众改革需求的感知迟钝，甚至漠视，“自上而下”的路径决定了以官僚集团为核心的既得利益者很难推动以自身为对象的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过去十年国富民穷、国进民退格局日渐成型的根本原因。当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看话剧《商鞅》，因感推动改革之难而共鸣落泪。因此，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当今的现实都昭示，改革要深化，社会力量的制度性参与不可或缺。

中国深化改革的时间窗依然存在  　　2008年的金融危机阴影未散，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中美经贸和人民币汇率争端都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形势带来严峻挑战。从危中有机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中国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在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积累的基础之外，中国继续推动改革还存在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中央政府拥有强大而稳固的权威，这对中国未来改革的深化与推动非常重要。改革所需要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都有赖于一个拥有强大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存在。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准确地预测出晚清政权的存续期限，其重要依据就是清政府的中央权威已经严重丧失。44年后，辛亥革命之所以“意外成功”，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承诺了。

　　但今天的中国截然不同，中央政府依然是民众极度信赖的对象。近年来，为了优化政绩和获取升迁，地方政府官员轻视甚至漠视民众利益的现象屡屡出现。地方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对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央政府在民众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冲突中扮演着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地方官员对民众的伤害。北京多年来形成的“上访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期待。

　　第二，国家安全处于最好时期。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目前中国是国力最为强大的时期。从对外关系来说，加入WTO为中国加深与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促进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全面拓展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虽然面临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周边热点问题以及美国“重返亚太”等外交挑战，但这恰恰是中国崛起引发世界疑虑的结果。只要中国外交不发生战略性错误，内部改革所需要的和平环境是有保障的。

　　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占世界近五分之一、拥有几千年官僚制度、官本位文化深入骨髓的大国来说，改革是主，开放是辅，改革是根，开放是叶，两者相辅相成。历史经验和现实也均已证明，改革在本质上是内生的，开放不能替代改革，开放也逼不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十年，中国改革“非不能，乃不为也”。惟有从“不为”的状况中走出来，未来中国的希望与前途，才有乐观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