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舰c加速器:为何全球人都爱孔子，而有中国人却在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5:56:33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文化立国”与“孝子产业”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韩国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韩国仅在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的资金(约4.5亿美元)。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不久前，记者与一位韩国朋友聊天谈起电视剧。他说，有一次到中国出差，看了一部关于爱情的电视剧，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剧中出现的第三者，不仅没有破坏他人家庭的羞耻感，反而感到自豪。在书店里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些描写“一夜情”的书竟然排在前几位。他说，在韩国也有反映第三者的作品，但这种人受到社会的鄙视，根本不敢嚣张，“你们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颓废文化的入侵啊！”
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共同警备区》、《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在世界的占有率节节上升，其“天堂”、“传奇”、“千年”等游戏也处处可以看到儒教伦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韩国把这些出口创汇的文化产业均称为“孝子产业”。儒教的“孝”在韩国已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深受孔子影响的日本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一、现代日本文化仍是中华文化
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当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以后，经过改造后接受的。据记载，公元377年，汉代书籍传到日本，第二年有一个叫王仁的人带了10卷《论语》和《千字文》1卷东渡日本，献给应神天皇作为皇子的读书课本，并被聘为教师。由此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到公元6世纪中叶，儒家经典著作《礼》、《乐》、《书》、《孝经》等先后传到日本，中国儒家学说逐渐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l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二、日本对孔子学说的改造
以孔子为宗师的中国儒学，曾经给日本古代文以巨大影响。但是一种文化植入另一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然是同源的，然而，日本人因为其自身独有的“耻感文化”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同，而与中国人所推崇的儒学有所不同。具体表现
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
《菊与刀》一书中提到的大部分关于日本人行事的准则虽然在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但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却非常普通，比如说“面子”。然而，书中精确地指出，看似相似的中日道德伦理其实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让人非常震撼。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仁”。具体来说：中日都重视“忠”、“孝”，但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而日本儒学属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忠”。中国的儒学中的“仁”体现在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义灭亲。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由于追求无条件的“忠”、“孝”，导致日本从未改朝换代过，而直到现在，经常跳槽在日本也是难以被人接收的。一般企业都是实行终生雇佣制；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至今仍坚守中国五四前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日本对神社的问题，也许有些启发。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些战犯作为军人，一生尽“忠”职守，这就够了，值得敬奉，因为根本就没有“仁”的概念，所以他们一点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反人类的作为而不好意思，故此他们无法理解中韩刻骨铭心的反对观点。由于日本文化中“仁”的缺失，使得中日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每当中日关系又掀波澜，隐痛的现实与创伤的历史便狭路相逢。
三、儒家文化帮助日本经济腾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当然支持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是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主要精神是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其团队合作精神所凝聚则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把个人融入团体，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是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求生存，这样的创新体现在管理上，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南文瑛：孔子在西方的300年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孔子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人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伟大哲学家辈出的国度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耶稣比孔子晚5世纪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虽然孔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但国外却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西方不少儒学学者也往往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他们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但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
和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应受地域限制。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与“亚洲价值观”
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其原动力几乎近于枯竭。西方一些饱学之士，转而在东方哲学中寻求新的泉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一书，呼唤西方学者开拓新思路。亚洲经济的发展不符合韦伯所说的“只有新教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就不无道理。东南亚等国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促使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孔子学说进行重新解释。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在西方出现了一场争论。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亚洲价值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文章《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教训美国人应向亚洲学习。该文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泵拦嫉鞘槲荩≧andom）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有评论说，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孔子与现代管理
于是，不少东方和西方的学者都在探讨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孔子的“中庸之道”如何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就是一例。有人认为，从复杂变化的情势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合情、合理、合法”，即“中道管理”，也就是“合理化管理”。有人用M理论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M是“人”（man）“中庸”（medium）与“管理”（management）的字首。从字形看来，它左右均衡，切合“中”的特性。英文26个字母中，M也正好居中，也正合“中庸之道”。
当然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儒学持批评态度。杨振宁就认为，儒家“长幼有序”“谦虚是美德”等思想，妨碍了培养年轻人进取向上的精神，也就影响了亚洲社会发展的速度。
越南：学习和奉行儒家思想，人就会变好
儒家思想早在秦汉时期便传入越南。历史上越南出了不少大儒。我有个朋友何叔明教授，就是儒学研究的佼佼者。到越南后，我们首先到南方的胡志明市（原西贡）去拜访他。
年逾花甲的何叔明教授，体重只有48公斤，戴一付深度眼镜，虽不善谈吐，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俊秀的中国字。从1956年到1961年他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跟随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现在是越南胡志明政治学院的教授、著名的儒学家。走进何教授的家，室内全是书，其中有一半是中文书。他指着这些书说：“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这些儒学的线装书，不能中国学者送给我的哲学菱，特别是儒学著作。”说到这里，他马上送给我两本越文出版的、《前言》中提到我的名字的《中国哲学史》。他又说：“孔子思想两千年来陆续传到中国境外的一些地方，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在越南，从11世纪的李韩到以后的陈朝、黎朝等，无不提倡用孔子的“仁德”学说教化百姓。如果不读《四书》、《五经》，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街道用我们越南历代大儒的名字命名呢！例如你们住的黎贵#路、阮秉路，还有吴士连中学等。”更令人难忘的是何教授还领我参观了以孔子命名的该市五郡的孔子路及九郡的孔子大道。在繁华的孔子大道正中花坛中间，还矗立着孔子像，像下刻着对孔子的赞辞。其旁有华人街，街上有山东人开的孔府饭店。
当然，在越南尊孔崇儒的中心还是首都河内。河内孔庙也叫国子监，它也兼祭祀与教育两项功能。庙内的大成殿、奎文阁、东西庑及进士题名碑与中国相同。越南社会科学院的阮才书教授、政治学院的阮鹏教授也都是五、六十年代到中国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留过学的老研究生，他俩与何步明被称为越南三大儒。阮鹏翔教授告诉我们：“越南人把汉字称作儒字，平时交往用越文，但对祖先、神灵祭祀、求福等活动，必须用汉字写成祝文。”果然，我们在市场上看到许多“代写汉字”的摊店。他又说：“越南民间许多人信奉儒家思想，称作儒教，或良教。意思是学习和奉行儒家思想后，人就会变好。”阮教授更自豪地向我们说：“越南人依照孔子忠、义、仁协思想，培养了爱祖国、爱和平、爱自由、讲仁协的一代代人。我们能够长期抗法、抗日、抗美，就是凭着这股爱国主义思想。”他曾带我们到了河内东部海防省锦样县的茅田孔庙。这里原有的孔庙在公路东侧，战争中被摧毁。但战争一停，群众便集资在公路西侧建了一座茅田孔庙。在我们去的前五天，这里刚举行完祭孔典礼。
阮教授说：“我们几个人研究儒学，势单力孤，国内有一个正规的研究机构：汉喃研究所。”当他陪同我们访问该所时，所长郑克孟、汉学专家黄火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向我们谈了许多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的认识。认为两千多年来儒学密切了中越关系，今后还会持续下去。他们带我们参观了藏有大量中国古籍的图书馆，看了一些汉学研究生的论文。在我们和越南汉学专家的接触中，更深刻地领会到胡志明主席所说的那名话：“中越友谊深，同志加兄弟”。
东南亚：“请出孔老夫子来，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36%，他们长期以来对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一直奉行着。吉隆坡有座尊孔中学，就已建校九十多年。笔者1998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儒商大会上，就接触到当地一些汉学家。他们学儒学、用儒学更加实际。在当地未把中国字、中国话当作官方文字、官方语言的情况下，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弟忘记故国，有些人自己拿出钱来办华文学校、编辑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成为人们景仰的儒商。在会上、会下我讲了一些道理，儒商陈春德、郭仁德等人却讲了些办学校、办刊物等更有实践意义的实际内容。吴德芳先生主持的中华学术大会堂，在全国13个州都设有分堂，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如何运用等问题。
在印尼、菲律宾同样是这样。例如印尼的林联兴先生是位企业家，但他却用大量时间宣传儒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更好领会儒家文化的精髓，他经常向中国学者请教。
新加坡原来是马来西亚最南面的一个省，1965年独立后，社会经济逐步发展。李光耀总理执政后，确定汉语、汉字与英语、英文共同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与文字。规定了“敬老周”、“礼貌周”，还组织一些国内外专家编写了《儒家伦理课本》，由中学三、四年级选用。许多学者经常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新加坡孔孟发展中心主持人杨瑞文教授是我多次会面的老朋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又特别钟情。说起新加坡的儒学教育时，他说：“新加坡八十年代推行的儒家伦理教育，第一个目的在于抗拒西方的文化侵略，请出孔老夫子来，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第二个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原因，中国人刻苦耐劳，学儒学可发挥他们的潜力，增加生产，促进社会进步。”
1994年世界颜氏宗亲会在新加坡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邀请我在会上作《颜子思想的社会价值》的学术报告，所接触到的大量颜子后裔，多是仁德诚信的谦谦君子。我们在那里只两周，当地的《联合早报》等报纸便报道了7次。许多颜姓人都为自己是圣贤后裔而自豪，新加坡的媒体更为圣贤后裔仍在该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予以高度重视。
港、澳、台地区：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连为一体
作为中国领土的香港、澳门、台湾，对弘扬以孔儒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更加重视。香港早在一、二十年代便已建立了弘扬儒学的孔教学院。七十多年来教学生学儒学、讲传统，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阵地。其第五任院长汤恩佳博士更到处传播传统文化，多次捐资，在国内十几处立了大型孔子铜像。香港孔圣堂也办起了中学和小学。香港中文大学专为儒学前辈钱穆先生建了图书馆。大学内有许多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专家。孔教学院等学术团体每年孔子诞辰都召开大会纪念，许多次都是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去年的“孔子思想与中华统一大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亚、欧、美、澳十几个国家的三、四百位学者参加，笔者除在会上与各学者研讨切磋外，又被推举作了大会学术总结发言。
澳门虽然被葡萄牙租借四百年，当地人民也从来没忘记中华文化传统。具有48年教龄的澳门中华教育会监理长刘羡冰女士说：“我从小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澳门有今天，和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文化有许多优秀部分，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责任感，人们谋求最适当的效果让人与自然达到和谐……”
宝岛台湾更重视传统文化，人们经常读到中华孔孟学会办的《孔孟学报》、《孔孟月刊》、《鹅湖》等等。我们的《孔子研究》也经常发表台湾学者的论文。在1997年春节前笔者应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之邀，到台湾讲学时，受到当地9个学术团体负责人热情的接待。他们说半月前刚在台湾开了海峡两岸中国哲学史研讨会。又迎来了孔子故里的研孔同道。和他们研讨切磋，获益良多。我们到了台北、台中、台南、彰化、日月潭等著名的孔庙，走过台北市最繁华的忠孝路，会见了旅居台湾的圣贤后裔，一次次地深切体会到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连为一体。今天通过传统文化这个纽带，能把海峡两岸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达到国家统一、兴旺、发达。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文化立国”与“孝子产业”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韩国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韩国仅在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的资金(约4.5亿美元)。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不久前，记者与一位韩国朋友聊天谈起电视剧。他说，有一次到中国出差，看了一部关于爱情的电视剧，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剧中出现的第三者，不仅没有破坏他人家庭的羞耻感，反而感到自豪。在书店里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些描写“一夜情”的书竟然排在前几位。他说，在韩国也有反映第三者的作品，但这种人受到社会的鄙视，根本不敢嚣张，“你们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颓废文化的入侵啊！”
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共同警备区》、《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在世界的占有率节节上升，其“天堂”、“传奇”、“千年”等游戏也处处可以看到儒教伦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韩国把这些出口创汇的文化产业均称为“孝子产业”。儒教的“孝”在韩国已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深受孔子影响的日本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一、现代日本文化仍是中华文化
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当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以后，经过改造后接受的。据记载，公元377年，汉代书籍传到日本，第二年有一个叫王仁的人带了10卷《论语》和《千字文》1卷东渡日本，献给应神天皇作为皇子的读书课本，并被聘为教师。由此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到公元6世纪中叶，儒家经典著作《礼》、《乐》、《书》、《孝经》等先后传到日本，中国儒家学说逐渐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l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二、日本对孔子学说的改造
以孔子为宗师的中国儒学，曾经给日本古代文以巨大影响。但是一种文化植入另一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然是同源的，然而，日本人因为其自身独有的“耻感文化”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同，而与中国人所推崇的儒学有所不同。具体表现
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
《菊与刀》一书中提到的大部分关于日本人行事的准则虽然在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但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却非常普通，比如说“面子”。然而，书中精确地指出，看似相似的中日道德伦理其实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让人非常震撼。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仁”。具体来说：中日都重视“忠”、“孝”，但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而日本儒学属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忠”。中国的儒学中的“仁”体现在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义灭亲。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由于追求无条件的“忠”、“孝”，导致日本从未改朝换代过，而直到现在，经常跳槽在日本也是难以被人接收的。一般企业都是实行终生雇佣制；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至今仍坚守中国五四前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日本对神社的问题，也许有些启发。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些战犯作为军人，一生尽“忠”职守，这就够了，值得敬奉，因为根本就没有“仁”的概念，所以他们一点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反人类的作为而不好意思，故此他们无法理解中韩刻骨铭心的反对观点。由于日本文化中“仁”的缺失，使得中日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每当中日关系又掀波澜，隐痛的现实与创伤的历史便狭路相逢。
三、儒家文化帮助日本经济腾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当然支持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是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主要精神是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其团队合作精神所凝聚则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把个人融入团体，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是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求生存，这样的创新体现在管理上，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南文瑛：孔子在西方的300年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孔子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人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伟大哲学家辈出的国度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耶稣比孔子晚5世纪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虽然孔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但国外却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西方不少儒学学者也往往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他们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但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
和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应受地域限制。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与“亚洲价值观”
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其原动力几乎近于枯竭。西方一些饱学之士，转而在东方哲学中寻求新的泉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一书，呼唤西方学者开拓新思路。亚洲经济的发展不符合韦伯所说的“只有新教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就不无道理。东南亚等国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促使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孔子学说进行重新解释。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在西方出现了一场争论。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亚洲价值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文章《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教训美国人应向亚洲学习。该文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泵拦嫉鞘槲荩≧andom）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有评论说，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孔子与现代管理
于是，不少东方和西方的学者都在探讨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孔子的“中庸之道”如何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就是一例。有人认为，从复杂变化的情势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合情、合理、合法”，即“中道管理”，也就是“合理化管理”。有人用M理论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M是“人”（man）“中庸”（medium）与“管理”（management）的字首。从字形看来，它左右均衡，切合“中”的特性。英文26个字母中，M也正好居中，也正合“中庸之道”。
当然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儒学持批评态度。杨振宁就认为，儒家“长幼有序”“谦虚是美德”等思想，妨碍了培养年轻人进取向上的精神，也就影响了亚洲社会发展的速度。
越南：学习和奉行儒家思想，人就会变好儒家思想早在秦汉时期便传入越南。历史上越南出了不少大儒。我有个朋友何叔明教授，就是儒学研究的佼佼者。到越南后，我们首先到南方的胡志明市（原西贡）去拜访他。
年逾花甲的何叔明教授，体重只有48公斤，戴一付深度眼镜，虽不善谈吐，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俊秀的中国字。从1956年到1961年他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跟随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现在是越南胡志明政治学院的教授、著名的儒学家。走进何教授的家，室内全是书，其中有一半是中文书。他指着这些书说：“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这些儒学的线装书，不能中国学者送给我的哲学菱，特别是儒学著作。”说到这里，他马上送给我两本越文出版的、《前言》中提到我的名字的《中国哲学史》。他又说：“孔子思想两千年来陆续传到中国境外的一些地方，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在越南，从11世纪的李韩到以后的陈朝、黎朝等，无不提倡用孔子的“仁德”学说教化百姓。如果不读《四书》、《五经》，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街道用我们越南历代大儒的名字命名呢！例如你们住的黎贵#路、阮秉路，还有吴士连中学等。”更令人难忘的是何教授还领我参观了以孔子命名的该市五郡的孔子路及九郡的孔子大道。在繁华的孔子大道正中花坛中间，还矗立着孔子像，像下刻着对孔子的赞辞。其旁有华人街，街上有山东人开的孔府饭店。
当然，在越南尊孔崇儒的中心还是首都河内。河内孔庙也叫国子监，它也兼祭祀与教育两项功能。庙内的大成殿、奎文阁、东西庑及进士题名碑与中国相同。越南社会科学院的阮才书教授、政治学院的阮鹏教授也都是五、六十年代到中国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留过学的老研究生，他俩与何步明被称为越南三大儒。阮鹏翔教授告诉我们：“越南人把汉字称作儒字，平时交往用越文，但对祖先、神灵祭祀、求福等活动，必须用汉字写成祝文。”果然，我们在市场上看到许多“代写汉字”的摊店。他又说：“越南民间许多人信奉儒家思想，称作儒教，或良教。意思是学习和奉行儒家思想后，人就会变好。”阮教授更自豪地向我们说：“越南人依照孔子忠、义、仁协思想，培养了爱祖国、爱和平、爱自由、讲仁协的一代代人。我们能够长期抗法、抗日、抗美，就是凭着这股爱国主义思想。”他曾带我们到了河内东部海防省锦样县的茅田孔庙。这里原有的孔庙在公路东侧，战争中被摧毁。但战争一停，群众便集资在公路西侧建了一座茅田孔庙。在我们去的前五天，这里刚举行完祭孔典礼。
阮教授说：“我们几个人研究儒学，势单力孤，国内有一个正规的研究机构：汉喃研究所。”当他陪同我们访问该所时，所长郑克孟、汉学专家黄火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向我们谈了许多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的认识。认为两千多年来儒学密切了中越关系，今后还会持续下去。他们带我们参观了藏有大量中国古籍的图书馆，看了一些汉学研究生的论文。在我们和越南汉学专家的接触中，更深刻地领会到胡志明主席所说的那名话：“中越友谊深，同志加兄弟”。
东南亚：“请出孔老夫子来，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36%，他们长期以来对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一直奉行着。吉隆坡有座尊孔中学，就已建校九十多年。笔者1998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儒商大会上，就接触到当地一些汉学家。他们学儒学、用儒学更加实际。在当地未把中国字、中国话当作官方文字、官方语言的情况下，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弟忘记故国，有些人自己拿出钱来办华文学校、编辑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成为人们景仰的儒商。在会上、会下我讲了一些道理，儒商陈春德、郭仁德等人却讲了些办学校、办刊物等更有实践意义的实际内容。吴德芳先生主持的中华学术大会堂，在全国13个州都设有分堂，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如何运用等问题。
在印尼、菲律宾同样是这样。例如印尼的林联兴先生是位企业家，但他却用大量时间宣传儒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更好领会儒家文化的精髓，他经常向中国学者请教。
新加坡原来是马来西亚最南面的一个省，1965年独立后，社会经济逐步发展。李光耀总理执政后，确定汉语、汉字与英语、英文共同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与文字。规定了“敬老周”、“礼貌周”，还组织一些国内外专家编写了《儒家伦理课本》，由中学三、四年级选用。许多学者经常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新加坡孔孟发展中心主持人杨瑞文教授是我多次会面的老朋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又特别钟情。说起新加坡的儒学教育时，他说：“新加坡八十年代推行的儒家伦理教育，第一个目的在于抗拒西方的文化侵略，请出孔老夫子来，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第二个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原因，中国人刻苦耐劳，学儒学可发挥他们的潜力，增加生产，促进社会进步。”
1994年世界颜氏宗亲会在新加坡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邀请我在会上作《颜子思想的社会价值》的学术报告，所接触到的大量颜子后裔，多是仁德诚信的谦谦君子。我们在那里只两周，当地的《联合早报》等报纸便报道了7次。许多颜姓人都为自己是圣贤后裔而自豪，新加坡的媒体更为圣贤后裔仍在该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予以高度重视。
港、澳、台地区：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连为一体作为中国领土的香港、澳门、台湾，对弘扬以孔儒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更加重视。香港早在一、二十年代便已建立了弘扬儒学的孔教学院。七十多年来教学生学儒学、讲传统，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阵地。其第五任院长汤恩佳博士更到处传播传统文化，多次捐资，在国内十几处立了大型孔子铜像。香港孔圣堂也办起了中学和小学。香港中文大学专为儒学前辈钱穆先生建了图书馆。大学内有许多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专家。孔教学院等学术团体每年孔子诞辰都召开大会纪念，许多次都是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去年的“孔子思想与中华统一大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亚、欧、美、澳十几个国家的三、四百位学者参加，笔者除在会上与各学者研讨切磋外，又被推举作了大会学术总结发言。
澳门虽然被葡萄牙租借四百年，当地人民也从来没忘记中华文化传统。具有48年教龄的澳门中华教育会监理长刘羡冰女士说：“我从小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澳门有今天，和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文化有许多优秀部分，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责任感，人们谋求最适当的效果让人与自然达到和谐……”
宝岛台湾更重视传统文化，人们经常读到中华孔孟学会办的《孔孟学报》、《孔孟月刊》、《鹅湖》等等。我们的《孔子研究》也经常发表台湾学者的论文。在1997年春节前笔者应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之邀，到台湾讲学时，受到当地9个学术团体负责人热情的接待。他们说半月前刚在台湾开了海峡两岸中国哲学史研讨会。又迎来了孔子故里的研孔同道。和他们研讨切磋，获益良多。我们到了台北、台中、台南、彰化、日月潭等著名的孔庙，走过台北市最繁华的忠孝路，会见了旅居台湾的圣贤后裔，一次次地深切体会到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连为一体。今天通过传统文化这个纽带，能把海峡两岸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达到国家统一、兴旺、发达。
孔子思想对中国人有害处吗
电梯有设定好的关门时间，中国人却总是很着急的去关门。为何？
中国人为什么不让外国人过春节，而我们自己却在疯狂过圣诞？
为何豆浆更适合中国人体质而牛奶适合外国人？
为什么外国人没有户口本而中国人有?
为何下载的东西电脑上能显示。而在手机上却不能？
为何在别人电脑里EXE电子书显示不能打开,而我的却可以？
中国不产狮子却有“舞狮”传统，那么中国人在兴起舞狮前舞什么？
为何别人都会有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而我却没有呢？
孔子为何叫孔老二
孔子为何被称为“至圣”
为什么星星在晚上有,而白天却无影无踪
美国人拿一元当我们中国人八元用，而商品的售价在两个国家却是一样的，这样岂不非常不公平？
请问A变速器为何在XP中不能加速热血传奇,而在WIN98或2000中却可以?
为何我的金山毒霸在正常模式下,不能打开,而在安全模式却能打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多少中国人在做安利呢
中国人在加拿大有多少
在日本有多少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总是过外国人的节日？而真正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却越来越不重视了？
为何在C语言中的scanf()中要用到取地址符，而printf()中却不用？
为何豪杰音频通在WINDOWS2000系统下，能把WMA格式文件转换成MP3 ，而XP却不行呢？
自己用jbook maker 做出的java文件为何在手机上读不出来？而从网上下载的却可以 ？
可登录msn，并在msn上看到邮件，却不能在网站上登录查看，一开窗口即关闭，而浏览其他却无问题，为何？
为何部分香港人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