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中没有bootcamp:从《世说新语》中阮籍\嵇康形象看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中阮籍\嵇康形象看魏晋风度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体小说,是一部反映魏晋风流的故事集。透过潇洒风流的名士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魏晋士人的狂狷、任诞等诸种骇俗之举,更是这其中浸渍的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悲哀、苦痛和血泪。阮籍和嵇康是当时魏晋名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体小说,是一部反映魏晋风流的故事集。透过潇洒风流的名士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魏晋士人的狂狷、任诞等诸种骇俗之举,更是这其中浸渍的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悲哀、苦痛和血泪。阮籍和嵇康是当时魏晋名士的代表。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是对“魏晋风度”的最好诠释。　　关键词:《世说新语》;阮籍;嵇康;魏晋风度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 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人士的狂傲任诞,落拓不羁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更是他们向假礼教和黑暗现实发出的愤激反抗。他们痛心于名教的堕落,从而对礼法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喊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响亮口号,转而追求情性之真。《世说新语·任诞》《简傲》等篇中多有记载。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优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任诞》2) 　　阮籍于居丧期间违背礼制,在司马昭的宴席上饮酒吃肉,何曾要求将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风调甚峻切。然而作为曹魏的臣子,何曾一心依附司马氏集团,助其篡夺,以谋名位,有何“风教”可论?所以鄙弃名教,任诞放纵的姿态,反倒成了不与之合流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司马氏提倡的礼法的蔑视行为,在阮籍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任诞》7)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任诞》8) 　　为嫂嫂送行,刘孝标注得其用心:“《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此正见得阮籍之举是故意越礼。爱美之心,人之天性,然而礼教却要加以扼杀。于是,阮籍任性而行,不顾男女之大防,做出了种种放诞之举。 　　相对于阮籍,嵇康的愤世嫉俗则表现的更为执著、激切。《世说新语》载: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栖逸》2) 　　“越名教而任自然”,可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例如,可以放纵,不受名教的约束,任情而行,而对于人间的是非,也不管不问,置之不理。例如刘伶和阮咸。但嵇康与他们不同,他太认真。他的人生宣言是认认真真地执行了的,分毫不差。“这样认真,这样执著,就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起来,就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处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上。”[2] 贵公子钟会访嵇康,嵇康却视而不见。(《简傲》3)得罪了钟会,这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山涛将要离开吏部之职,想举荐嵇康来代替,而嵇康却“与书告绝”,得罪了当权者。当时的朝廷上充满着一种虚伪风气,虽讲名教而其实不忠不孝。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执著存在,对于伪饰的名教中人实在是一种太大的刺激。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人士,他们自觉地通过这种“任诞”方式破毁名教否弃礼俗,将一切被神化的虚伪道德和一切抑制人性的伦常礼律统统否弃。鲁迅先生所言:“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3] 是极为中肯之言。  　　二、胸中块垒,须酒浇之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任诞》5) 　　阮籍自少有“酒痴”之号,被迫出任后,他既不能像山涛那样心安理得的随波逐流,为司马氏效命,也无法做到如嵇康一般慷慨赴死。生与死的抉择,全身与保节的冲突使他长陷于痛苦而不能自拔,只能带着哀怨和忧愤与世逶迤。酒是阮籍借以麻醉苦闷的心灵,保持内心最后一点节操和自由的媒介。“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任诞》51)而饮酒同样是魏晋风度的一个象征。“读魏晋之书,感觉到那个时代始终飘浮着酒的气息。”[4] 在酒的世界里,人可以求得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灵魂以自由的姿态恣肆飞扬。像魏晋时代那样,借酒放肆地倾泻内心的悲欢,表现自由的、纵情适意的生活态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酒把人的欲望与情感从理性的拘禁和社会规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命的状态于是变得活跃而热烈;但与此同时,酒也使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唤起对自身命运和社会现状的忧思与慨叹。《德行》15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当阮浑“欲作达”时,阮籍则坚决反对,告诫儿子:“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任诞》13)狂放与至慎的对立使阮籍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只看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栖逸》1,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正是他内心矛盾重重,走投无路,痛苦万分的一个恰好写照。嵇康也是如此,看他《家诫》一文中所写的关于饮酒之事,“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请勿逆也。见醉醺醺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与他自身风格完全相反。由此不难看出,魏晋士人狂放独立的人格背后隐藏的巨大痛苦。他们是一群清醒而痛哭的沉醉者,他们的风流实在是极其苦涩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5]三、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冯友兰先生在论魏晋风流时说过:“真风流底人,必有深情。” [6] 魏晋人士最看重的还有一个“情”字。他们追求超越名教,回归自我,使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情从伦理规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充分的满足和自由。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据说万子死时才19岁,王戎的悲不自胜无疑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样坚定而响亮的声音,正是整个时代的最强音。 　　魏晋乱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生命本身的短暂已属无奈,最令人忧惧的还有意外的灾难,生命瞬间化为一片乌有,肉体转眼变作一缕青烟。这是大自然突降于人的祸患,还是险恶的人事给人的惩罚,抑或二者兼有之。无论何者都令人难以为怀。而稽康的死,则为这种悲剧抹上了一笔高贵而庄严的色彩。 　　稽中散临行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2)　　关于稽康之死,《晋书》说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更带有文学的气氛。这是一个极其动人的场面,在中国历史上它永远引人追怀。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稽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一往情深。在稽康身上,至始至终有一种优雅与从容。嵇康死后,他的一位好友王戎在路过昔日的“黄公酒垆”时,怀念到:“吾昔与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稽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绊。今日视此虽近,渺若山河。”(《伤逝》2)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夭者因何而夭,亡者如何而亡,言辞所难尽;就是王睿冲本人,“着公服,乘轺车”,亦远非旧日垆头酣饮的模样。人生会发生多少变化,是人们原来所不能够知道的;被卷入险恶的政治风波,则生死存亡,荣辱穷通,更常出于意外。所以“视此虽近,渺若山河”。“这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不只是因为时间改变一切,更因为导致改变的力量人无从把握。昨日之我何以若彼,今日之我何以如此?历史中永远有这样的伤感。”[7]《世说新语》这种生命意识不是简单的人生苦短功业不遂的慨叹和无奈,而是进入了生命深层回荡在宇宙时空和心灵本体的一种人生感悟,在轻声地叹息和独自的感伤中,有着对人生意义与宇宙真谛的深刻体验。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没有如显微镜下的精微细节,但却意在言外,像石涛、八大山人的大写意,在混沌一团的简约中呈现出天地、人情、生活、心灵的浩渺无际。虽然1600多年的时光已经悄然流逝,但是,魏晋风度那种深沉、那种瑰丽,仍然带领我们在探求人生变换无常的命运,鼓励我们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启发我们寻求人生的欢乐。 　　 　　注释: 　　[1]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美从何处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 185。 　　[2]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09。 　　[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8。 　　[4]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1页。 　　[5]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美从何处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198—199。 　　[6] 冯友兰.论风流[A].三松堂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314。 　　[7]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8页。 　　 　　参考文献: 　　[1]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美从何处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 　　[7] 冯友兰.论风流[A].三松堂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8] 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 童强.嵇康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http://www.csscipaper.com/ 全文阅读链接：http://www.csscipaper.com/literature/literary-criticism/times-literary/1649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