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未来几年将进入6%-7%的中速增长期

       —大小周期重合、全球经济重合、政经重合，经济已到“拐点”

       2011年12月13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政策重心将由控通胀转向稳增长？

　　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给出答案。进入四季度以来，物价稳步回落，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逐月下降，各先行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在明年或将进一步下滑。中国经济是否能重回高增长成为一些人的担忧，同时，如何在经济下行阶段，持续推进改革也成为另一些人的期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对当下经济增速回落性质的判断，需要从中长期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不仅是短期的周期性调整，而且很可能是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由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今后2至3年，最多3至5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

　　对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大可不必恐慌。刘世锦对本报指出，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即便未来几年降到6%-7%，从国际范围看，仍然是不低的速度。“但我们必须防止地方政府接受不了这种变化，还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这样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

　　刘世锦认为，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高度重视抑制泡沫和打破垄断，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不动摇，并用长期的制度性措施如房地产税代替一些短期措施；另一方面，在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上采取有效措施。

　　中国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

　　《21世纪》：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还是反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

　　刘世锦：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相比，某种意义上说更为严峻。区别在于，当时只是受到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内在增长动力是强劲的；而这一次遇到的是内在动力的减弱。最近1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指数PMI降到50%以下，预计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工业增长值降到13%以下，GDP降到9%以下。宏观经济先行指数显示，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可能在明年二季度。问题是，二季度以后即使有所回升，能够到达以往10%左右的增长率吗？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这就涉及到对这次经济增长下行性质的认识。除了短期周期性调整外，更重要的是有很大可能性已经进入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

　　《21世纪》：判断中国进入增长阶段的调整期，有什么依据？

　　刘世锦：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中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是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不是现价美元）左右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德国，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韩国等，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中国人均收入在2010年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今后几年也达到11000国际元水平，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对这个问题，我们最近作了一些研究，综合分析多方面情况，初步结论是，今后几年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6%-7%的中速增长仍是不低的速度

　　《21世纪》：回头看目前增长速度回落的性质，是不是这种增长速度阶段性变化已经开始？

　　刘世锦：今年以来的几个迹象很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2009年的31.2%降到今年的23%左右。在我国的总需求结构中，消费增长总体上是稳定的，进出口有较大波动，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在投资中，过去一些年，基础设施占比近30%，房地产占比25%左右，设备投资占比30%左右，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增长。现在基础设施投资下来了，房地产若没有保障房投资增加，也难以保持目前的增速，而设备投资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二是东南沿海的几个大省市，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它们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事实上，按现价美元，2010年，东部人均GDP达6693美元，北京、上海、天津都超过了10000美元；按国际元计算，已经超过了11000国际元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应先从东部地区开始。

　　三是近期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中长期投资回报潜力的担忧。当然，增长速度下移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对这样一个看法，还需要继续观察和研判。目前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态势，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从中长期发展背景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21世纪》： 应该如何认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刘世锦： 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事情。对这件事情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水平上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我们有时说的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不是说我们想让它高起来就能再高起来。

　　《21世纪》：在此背景下，你如何预判明年的经济形势？

　　刘世锦：从国际经验看，增长速度下台阶，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我们应当争取的是平缓回落，稳增长仍然是明年乃至今后几年重要的政策目标。这里需要避免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预期和思维定势，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这样做将会适得其反。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曾做过这样的努力，不仅没有提高速度，而且引发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此种教训需要汲取。另一种情况是，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加，有点内外冲击，就可能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引出新的风险。明年的增速比今年可能还会有所回落，但仍有可能保持8.5%的增长。根据我们的初步测算，明年投资增长会有所回落，进出口也会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上升2个百分点（主要是汽车消费的增加）。也就是说，有可能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出现“投资和出口下降，消费上升”的格局，使结构调整有一个明显进展。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明年的通胀压力？

　　刘世锦：明年的物价水平将会有所回落，但中期的通胀压力仍不能低估。因为目前通胀的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农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是趋势性的，也有合理性；受管制的能源价格等的改革，也需要一定空间。所以，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21世纪》：在通胀之外，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风险？

　　刘世锦： 明年，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防控风险。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的风险：一是明年地方融资平台进入集中还债期，集中还本付息期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三是增长放缓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近期钢铁等行业的情况值得关注；四是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五是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国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出口较大幅度回落后的态势需要继续观察。

　　需要认识到，当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末期或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后，不论是政府和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了，相应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大于过去三十多年。10年、20年前，增长空间大，看得也比较准，即使出现过度投资，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大都会被以后的高增长所吸收。过去讲经济不可持续，但事实上一直持续增长，是因为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风险的性质。当进入转换期后，一方面过去的风险可能包不住了，同时会出现新的风险。中国经济目前还是速度效益型的经济，尽管我们希望速度低一点，效益好一点，但在现有的企业盈利模式下，事实上是速度高，效益好，速度低，效益也变差。近几年我国税收增长很快，与速度高时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重点的税基更快扩张有关，相反，当速度降低，税基也可能相应收缩得较快。此外，土地等资产评估是以高增长为前提的，如果增长预期改变，资产评估体系将会相应调整，从而直接影响到地方税收和银行贷款质量。

　　高度重视抑制泡沫和打破垄断

　　《21世纪》：为了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你认为应当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

　　刘世锦：我们应当加快形成与新的增长阶段相适应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重点是要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政策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上来。从国际经验看，资产泡沫和得到政府支持的大企业垄断是向创新驱动转型的两大威胁。日本的问题是资产泡沫，韩国的问题是大企业垄断。相比之下，德国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鉴，一方面，德国房价一直平稳，没有出现大泡沫，另一方面，德国始终重视制造业，除了几个知名的大公司外，有大量规模不大，但市场占有率高的被称为“隐性冠军”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德国经济依然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高度重视抑制泡沫和打破垄断。当前还是要讲两手，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不动摇，并用长期的制度性措施如房地产税代替一些短期措施；另一方面，要在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上采取一些措施，建议结合落实非公三十六条，重点放宽在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给社会资本更多的合理出口；把支持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点；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可以预见企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步子加快，应着手研究并出台新形势下促进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方式兼并重组、适应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金融改革和创新、与产业升级相配套的人力资本建设等政策措施。

　　《21世纪》：在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结构调整？

　　刘世锦：观察中国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能够清晰看到，消费增长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净出口增长有较大不确定性，决定增长速度的主要是投资比重，而投资比重又与工业比重密切相关。由于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中国确实存在着工业和投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但应当把这种“过高”与“正常的高”谨慎地区分开来。当“挤压式增长”结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后，工业和投资比重将会趋稳并逐步下降，相应地，服务业和消费比重将会上升。值得提出的是，这种“结构调整”是由工业和投资的增速降低而导致的相对变化，而非服务业和消费出现了较过去更快的增长，其结果是整体经济增速的下降。当高速增长潜力犹存时，为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人为压低投资比重和工业比重，并不会出现“结构合理、效益提高”，相反，将会出现增速下降、企业盈利和财政状况变差的情况。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这种状况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当年的情景极为相似。而当高速增长潜力耗尽后，随着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将水到渠成。

　　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未来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位置如何看、如何摆？我们认为，应当关注和吸取部分发达国家过度“去制造业”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力量减弱的经验教训。即使中国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不宜降幅过大，比如应保持在30%左右。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致力于包括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带动和促进制造业效率提高、产业升级。这里还有一个对未来全球范围内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展望问题。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只能在部分产业，有些国家是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的培养将比此前更为重要。然而，中国未来究竟哪些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上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更多地仍将体现于制造业。所以，中国有一个比重较高且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将是更长一个时期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评论：后富型发展将是中国经济主脉络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将基调勾勒出来：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并指出明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跟过去不同，过去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会有明确的优先项，比如“保增长”、或者“管理通胀预期”，这次基调较为模糊，既没有非常明显的保增长的含义，也没有视通胀为“大敌”。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改革开放后33年的增长期称之为“先富型发展”——这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要考虑到后面一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即“后富型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先富型发展”的着眼点是提供各种“激励”，比如“下海”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激励、让破产国企转制就是对企业产权的激励、鼓励人们买房就是对财产收益的激励、建立资本市场就是对企业和要素市场“证券化定价”的激励？当然，在“先富型发展”中，并非都是对企业家冒险精神的肯定，其中夹杂着一部分权力与市场的交易，使得这种发展模式现在需要改进。

　　“先富型发展”将GDP增长看得很重，甚至让其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并认为GDP增长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最终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上，无就业增长问题、大量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高通胀问题都是对其的残酷挑战。这让我们认识到，“先富型发展”的模式必须得到改善，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民生、关注包容性增长、关注机会平等、消除权力腐败以及促进政治透明。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即开启了“后富型发展”。

　　“后富型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是社会(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它已经不完全是GDP以及其带动多少就业。打个比方说，在“先富型发展”阶段，小型微型企业是不被看中的，但是在“后富型发展”阶段，它们是非常关键的，它是社会生态的基础力量，它们为那些没有权势的潜在企业家提供机会，所以就不能执行维持资产价格泡沫的货币政策，也不能执行高通胀的政策，因为鼓励人们自雇佣和创办小企业，需要一个可承受的企业要素门槛(比如房租)。再比如政府要投资大量民生项目，比如教育、医疗，它不一定有明显的投资乘数作用，它在拉动GDP方面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它增加了机会平等和社会平等，提高社会稳定，使经济发展更为和谐。

　　从“先富型发展”过渡到“后富型发展”，那么中国经济速度必然是下调的，这已经不能用所谓的“硬着陆软着陆”这样的名词来概括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已经是世界第二，如果进入6%以下的中速增长区域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先富型发展”过渡到“后富型发展”，那么资产价格破灭就是乐观其成的，因为资产泡沫是阻碍新企业生长的敌人。资产价格破灭会“消灭”一些总需求，使得一些“复制型”的新企业没机会，但是给那些以创造需求的新企业提供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轻易滥发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平等的要件之一。

　　由于在过去“先富型发展”期间，在一些领域内忽略了很多弱势者的正当机会，造成一些非议；而现在向“后富型发展”过渡的时候，则会让那些从过去政策中获利的富裕阶层感到不满，也造成一些非议，叠合在一起，使得对现在一些经济政策持有悲观情绪。但是，只要把握住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那么，对中国的悲观只不过是乌合之众的偏见。如果延续过去的思维路数，还是用老式经验语言，甚至被一些悲观所牵引慌了手脚，反复折腾，那么历史将发出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