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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

── 以《張文襄幕府紀聞》為例

陳堅

中國南京大學哲學博士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委會副主席

【提要】　在近代中國的西化浪潮中，中國傳統文化橫遭西方人的凌辱和國人的遺棄，在現實生活中被嚴重地邊緣化和垃圾化，斯文掃地。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作為當時一位學貫中西的傑出學者，辜鴻銘一方面憑著自己的出眾智慧在時人的不解和鄙視中處處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嚴，另一方面又憑著一顆真正的「中國良心」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和前途乃至為整個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和前途感到深深的憂患，並強烈地表現在他的《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在書中，他為禮教之寢廢而憂患，為民本思想之淪喪而憂患，為求學問之不誠而憂患……總之，他在為中華道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

【關鍵詞】 　尊嚴　憂患　怪誕　辜鴻銘　張文襄　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保衛主義

辜鴻銘（1857－1928）是中國近代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有「文化怪傑」之稱。雖然他由於在當時「西化」的大氣候下極力推崇和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而飽受國內知識分子的冷眼，但是在西方世界，辜鴻銘卻頗享盛譽，被歐洲人看作是比印度的泰戈爾還權威的東方文化聖哲和代言人。他的著作曾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當時歐、美大學哲學系的必讀書或參考書；日本人曾請他在全日本作有關政治與文化的巡迴演講；英國大作家毛姆還特地從英國跑到中國拜訪起初連正眼都不看他一下的辜鴻銘。

民國建立後，辜鴻銘還長衫長辮，一副孔乙己的外表，但就在這副被時人目為迂腐的外表下卻隱藏著孔子般的古道心腸和孔明般的無限智慧。他用自己的智慧處處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嚴，於是，人們多把他當作文化保守主義者。然而，他實際上並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儘管他曾受教於當時西方的文化保守主義大師卡萊爾和阿諾德。我們知道，文化保守主義[1]的本質特徵是反對甚至仇視現代化，主張回歸傳統，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可以說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義。辜鴻銘雖然極力稱頌中國傳統文化，但他不反對中國現代化，相反，他還在張之洞門下為中國現代化做過不少實際的工作；他宣揚傳統並不是想要牧歌式地回歸傳統，他只是渴望能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重新體現並張揚被西化浪潮所湮沒了的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不能給辜鴻銘扣一頂「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確切地說，辜鴻銘應該是文化保衛主義者，他簡直就像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樣地保衛中國傳統文化，容不得它受一丁點的損害，這是近代中國「保國保種保教」運動在文化上的表現。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辜鴻銘傷心地目睹了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歐風美雨」[2]的侵襲下一步步地從昂首報曉的東方雄雞變成斯文掃地的「落湯雞」。雖然他生在馬來西亞、長在西方、受的是正規的西方教育，但炎黃子孫的血統使得他幾乎以一種俠客的心態單槍匹馬地挺身保衛中國傳統文化，捍衛其尊嚴。他傲然地面對那些鄙視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人和對自己的民族傳統自暴自棄的中國人，並大聲疾呼：中國文化不容褻瀆，還我至尊！他近乎狂熱地宣傳中國文化至上論，以至於走向了極端：凡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他都要保存；凡是當時潮流所反對的，他偏要贊成；凡是當時潮流所贊成的，他偏要反對。由於反對民主、擁護帝制、贊成男人納妾、女人纏足等逆潮流而動的言論，他遭國人的嘲諷與冷落，被視為落伍而迂腐的「怪物」。實際上，將學貫中西、擁有數個西方大學博士學位的辜鴻銘簡單地看成孔乙己式的迂腐的人物是不妥的。辜鴻銘的反潮流言論並非是出於無知和迂腐，而是出於維護中國文化尊嚴的需要。心理學上有所謂的「自尊的理由」（reason for self-esteem）,指的是人們為了維護自尊而尋找理由為自己的言行作辯護，而他們又總是能找到這樣一些理由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為任何存在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縱觀辜鴻銘的整個文化學術活動，他實際上時時都在為中國傳統文化尋找「自尊的理由」。他並沒有夜郎自大地說中國傳統的東西什麼都優越、什麼都比西方的好[3]，他只是說，中國傳統的東西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雖然這些理由不見得都是客觀存在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他自己杜撰的，不足引以為據。比如，關於贊成男人納妾一事，他打了個經常被下人用來作笑料的比喻，說，男人好像是茶壺，一把茶壺完全可以配幾個茶杯，由此為納妾制度找理由。又如，他擁護女人纏足的理由是，女子深居閨中，足部發達與否無關宏旨。這些說法顯然有點強詞奪理，不能讓人信服，但強詞奪理中卻反映出他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尊嚴的良苦用心。這種「還我至尊」的保衛中國傳統文化的良苦用心，在他所著的《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則表現為一種憂患意識。

張文襄即張之洞[4]，辜鴻銘曾在他的門下當過二十多年的幕僚。宣統二年（1910年），辜鴻銘追憶前一年去世的張之洞，用筆記體裁寫成了《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5]。此書是辜鴻銘用漢文寫成的唯一著作[6]，記述了他在當幕僚期間的所見所聞七十則。辜鴻銘自己後來又將其譯成英文，發表於1923年的《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季刊》上。

就內容而言，《張文襄幕府紀聞》無非是一些日常見聞加上作者對這些見聞的感想和評論，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思想和特別的學術價值[7]。沈來秋先生曾回憶道：「辜守庸[8]把他的父親所著《張文襄幕府紀聞》上下兩冊介紹給我們看。我們讀後覺得內容很平常，看不出著者有什麼驚人出眾的學問。直到十年以後，我赴德國留學，在那邊讀到辜氏一些德文版的著作，結合我一向對他所聞所見的，逐漸明白了為什麼很多外國人這樣崇拜他。」[9]任何初讀或只讀《張文襄幕府紀聞》的人都會有沈來秋先生的這種「此物不貴」的感覺。其實，《張文襄幕府紀聞》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它的內容，而在於體現在這些內容中的作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血脈斷落、斯文不再的深深的憂患。這種憂患反映了辜鴻銘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乃至對於中國本身、對於中國人本身的凝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表現出一顆真正的「中國良心」。因此，《張文襄幕府紀聞》雖然寫的是一些瑣碎的日常見聞，但作者絕不是抱著梁啟超所說的那種「百無聊賴以詩鳴」[10]的「玩文喪志」的心態來寫的。作者在書的弁言中清楚地交待了他的寫作心態：

去年文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閒，摭拾舊聞，隨事紀錄，便爾成帙，亦以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其間系慨當世之務，僭妄之罪固不敢辭。昔人謂漆園《南華》一書為憤世之言，余賦性疏野，動觸時諱，處茲時局，猶得苟全，亦自以為萬幸，又何憤焉？惟歷觀近十年來，時事滄桑，人道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于何極，是不能不摧愴於懷。古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識者亮之。宣統庚戌中秋，漢濱讀易者識。[11]

很顯然，辜鴻銘寫《張文襄幕府紀聞》並不是像漆園（莊子）作《南華》[12]那樣發一通憤世嫉俗之言，而是像作《易》者那樣表達一種憂患意識。而且，他還特別用「漢濱讀易者」來作這本並非易學著作的書的署名，其用意赫然可見一斑。那麼，辜鴻銘到底憂的是什麼、患的又是什麼呢？他「摧愴於懷」的憂患便是「時事滄桑，人道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于何極」。換言之，清末民初，滄海桑田，周風漢韻之中華古道或傳統文化不幸遭世變而被遺棄，斯文掃地，這便是辜鴻銘的憂患所在。可以說，辜鴻銘的文化憂患乃是中國近代社會內憂外患的一個共鳴。儘管辜鴻銘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寫得文句隨意輕鬆，語言幽默風趣，喜笑怒罵、諷刺撻伐近於魯智深拳打鎮關西那樣痛快淋漓，該書的筆記體還頗有點像宋代的笑話集《笑林廣記》，但任何人[13]看了也都難以笑將起來，因為體現在書中的濃郁的憂患意識會迅速地滲透到我們每一個讀者的心中，並會像強力粘膠一樣塗抹在我們的嘴角和臉頰，緊繃繃地使我們根本笑不起來。

從具體篇章上說，《張文襄幕府紀聞》共載七十則見聞，除了其中的三則[14]，其他六十七則雖然內容五花八門，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今日[15]之中國從個人的言行舉止到政府的治國經邦都不成體統，徹底背離了中華傳統精神，五千年的文明「龍種」產下了一隻不倫不類的「跳蚤」！這個主題，若用書中的話來說，便是今日中國行的都是「亡八蛋之道」：

學部侍郎喬君謂余曰：「君所發議論，皆是王道。其如不行於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16]

雖然《張文襄幕府紀聞》中的所有篇目之間都是並列的關係，但這則短短五十九字的《亡八蛋》卻完全可當作體現全書主題的張目之綱來讀，甚至還可將其當作當時中國的社會主題來理解。

那麼，在這個令人憂患的主題下都有哪些傳統為國人所背棄了呢？

據筆者統計，在這六十七則見聞中，有的一則見聞談一個傳統，有的則好幾則見聞同談一個傳統。這前一種情況所涉及到的傳統都是那些比較小的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特徵的傳統，我們不妨稱之為「非特徵性傳統」，比如文人的清高遠俗[17]；而後一種情況所涉及到的傳統都是那些比較大的能代表中國文化特徵而被多次提及的傳統，我們不妨稱之為「特徵性傳統」，比如中國的禮教，等等。那麼，辜鴻銘是如何申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幸命運的呢？[18]

一　禮教寢廢

周公制禮，孔子倡禮教，中華民族從此便以禮儀之邦著稱於世。辜鴻銘認為，孔子禮教的核心是一個「讓」字。

一日，余為西友延至其家宴會，華客唯余一人，故眾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間談及中西之教，主人問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處？君試言之。」余答曰：「頃間諸君推讓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謂爭競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勢必俟優勝劣敗決定後，然後舉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19]

辜鴻銘在這裡巧妙地借景發揮，以小說大，既維護了講禮讓的孔子之教，又諷刺了講競爭的西方之教，言雖詼諧不重，理卻雄辯千鈞，可謂一箭雙鵰。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在競爭心的驅使下每每以堅船利炮侮狎我中華禮教，最終把素講禮讓的中華民族也趕鴨子上架般地逼進了競爭的死胡同，硬著頭皮「師夷長技以制夷」地去與列強們競爭本來就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些東西。這就好比一介粗魯武夫，為了佔有秀才手中的東西，先打秀才一拳以激起他抗爭，等秀才怒而還擊，便正中其下懷，他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將秀才打倒在地，奪走東西。秀才為了保衛自己，就只有與武夫競爭，而他顯然又是競爭不過那武夫的，悲乎！辜鴻銘云：「忠信、篤敬，德也，此中國之所長也；大艦、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國之所長也。當甲申一役，清流黨諸賢但知德足以勝力，以為中國有此德必可以制勝於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敵大艦巨炮，而不知忠信篤敬乃無形之物也，大艦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無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奏效於疆場也，有是理乎？」[20]

　　誠然，在國門被西方炮火轟開以前，以德勝力在中國確是事實，但是，面對西方的炮火，在一種以力競爭的現實面前，德便顯得相形見絀，以德勝力也就成了昔日黃花、子虛神話。既然德已無用武之地，國人便放棄了培德之禮教，轉向學習西方器物制度，依樣畫葫蘆地辦洋務、搞新政、倡維新。然而，由於中國自古聖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製造器物皆遠遜西人。[21]至於風俗制度，辜鴻銘認為，那更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他舉例道：「余昔年至西洋，見各國都城皆有大戲園，其規模之壯麗，裝飾之輝煌，固不必說，但每演一劇，座客幾萬人，肅然無聲。今日中國所創開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規仿西制也，然每見園中觀劇座客，舉止囂張，語言龐雜，雖有佳劇妙音，幾為之奪。」[22]他曾用一個「成衣之喻」十分恰當地諷刺了當時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可笑之處：

猶憶中國乾嘉間，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當時又無西人為衣匠者，無已，招華成衣至，問：「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樣式即可代辦。」西人檢舊衣付之，成衣領去。越數日，將新製衣送來，西人展現，剪制一切均無差，惟衣背後剪去一塊，復又補綴一塊。西人駭然問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樣式做耳。」今中國銳意圖，事事傚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當然，與此西人所雇之成衣又何以異歟？噫！[23]

在辜鴻銘看來，如此東施效顰地學習西方，不但沒有增強中國在世界的競爭力，反而更使中國病入膏肓：

中國自鹹同以來，經粵匪擾亂，內虛外感，紛至迭乘，如一叢病之軀，幾難著手。當時，得一時髦郎中湘鄉曾姓者[24]，擬方名曰「洋務」清火湯，服若干劑未效。至甲午，症大變，有儒醫南皮張姓者[25]，另擬方曰「新政」補元湯，性燥烈，服之恐中變，因就原方略刪減，名曰「憲政」和平調胃湯。自服此劑後，非特未見轉機，而病乃益將加劇焉。[26]

厥後，文襄門下如康有為輩……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庚子之禍[27]，幾欲使我中國數千年來聲明文物一旦掃地淨盡[28]。時至今日，恐殆非別擬良方不可[29]。

辜鴻銘「別擬」的「良方」叫「日本模式」中和養腎湯，其中既有「西洋」參，又有「中華」鱉。他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唯一的強國，除了因為採用歐洲的文明利器，更是因為在根本上保留了中國傳統的禮教文明。他說：

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國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嘗聞日本國人，近日既習西人技藝，往往重西學而輕漢文經書，余私心竊疑焉。今得識松枝君咨詢底蘊，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習西人兵略航海之術，然尤好中國文學，故能荷其國家重任。余於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區區之智術技藝，實由其國存有我漢唐古風。[30]

1924－1925年，辜鴻銘應邀在日本作巡迴演講時曾一再重申，日本人並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真正的中國人，日本將會「給全體東方的人民帶來真正中國文明的復興」，這「是日本的神聖天職」，因為他們保留了唐朝時地道的中國文化。雖然辜鴻銘的這些言論十三年後被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居心利用，為其實施「大東亞文化建設」的侵略計劃服務[31]，但日本在其現代化過程中保存、利用並發揚了中國傳統禮教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辜鴻銘在談日本時滿面笑容，那麼他在談中國時則會一臉憂鬱，因為他清楚地看到，中國人學西方完全是邯鄲學步，不但沒學成西方的器物制度，反而把自己本有的傳統禮教也給忘了。結果是，教化寢廢，弊風熾盛，中國從禮義之邦變成了禮無之國。辜鴻銘引日本人岡千仞《觀光紀游》一書論當時中國弊風曰：「吏胥奴顏婢膝，奉迎為風，望門拜塵，欺己賣人，自為得計。商賈工匠，眼無一丁，妝貌衒價，濫造粗製，騙人財，此猶可以人理論者。其最下者，狗盜鼠竊，不知刑憲為何物，立門乞憐，不知穢污為何事。」[32]「凡行省商埠，無不有蘇班妓女展轉營業，托足其間。觀於此，今日中國尚謂有教養之道耶？」[33]甚至那些滿嘴禮義的讀書士人也不知天下羞恥事，「科場弊竇百出，買槍手，通關節，明目張膽，習以為常。」[34]「及其一博科第，致身顯貴，耽財賄，肥身家，喜得憂失，廉恥蕩然，不復知國家之為何物。」[35]總之，「其人輕躁擾雜，喧呼笑罵，此皆由風俗頹廢、教化不行者。嗚呼！政教掃地，一至此極……歐米[36]人之以未開國目之，抑亦有故也，」[37]中國文明五千年，開國亦較歐美為早，然而由於禮教廢棄、風氣敗壞而被歐美人視為「未開國」，真是奇恥大辱！辜鴻銘曰：「教之有無關乎人類之存滅。」[38]又曰：「今人有以除辮變服為當今救國急務者，余謂：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辮。」[39]他的意思很明顯，能亡我中華者不是西方人的堅船利炮，而是我們自己教之不講、德之不修。因此，他非常擁護當時清流黨人的保名教主張、張之洞為保名教而提出的「中體西用」思想。「蓋當時濟濟清流，猶似漢之賈長沙、董江都[40]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以此。」[41]

所謂「效西法圖富強以保名教」，指的是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的實質。然而，儘管有清流黨人及張之洞輩的保名教努力，儘管孔子早就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2]，儘管國人也已充分地認識到即使是嫖賭之類有傷風化的事也是「唯禮教可以已之，非刑罰所能治」[43]，禮教在中國還是江河日下，直至遭魯迅大罵：「禮教吃人！」哀哉！

二　民本為末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44]又曰：「親親，仁民，愛物。」[45]《尚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雖然辜鴻銘在四書、五經中看到的是「民斯為本」，但他在中國現實中看到的卻都是「民斯為末」。

壬寅年張文襄督鄂時，舉行孝欽皇太后萬壽，各衙署懸燈結綵，舖張揚厲，費資巨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席。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座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嘩然。[46]

辜鴻銘認為，當時「富強未見，天下之成餓殍」[47]，而各衙署卻舖張設筵，為皇太后祝壽，並高唱所謂《愛國歌》，「此蓋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48]，完全是本末倒置。辜鴻銘引《大學》道：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國，末也。一國之人之身皆窮而國能富者，未之有也。[49]

《大學》中的「本」原是講「人以身為本」，一個人只有先修身，然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身不修則家難齊、國難治、天下難平；辜鴻銘則借之申述「國以民為本」，要富國必先富民，民之不富，國何富之有？辜鴻銘的這個思想與中國古代的「藏富於民」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對洋務運動急功近利、只圖富國強邦而不關心百姓生計之做法的批判。在辜鴻銘看來，洋務運動只顧富國、不顧富民的結果是，不但國沒富起來，而且民還更見窮困。「今民之餓者，新政使之也。……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興辦者。」[50]他憐恤張之洞，說他「自甲申後亟力為國圖富強，及其身歿，後債纍纍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51]。可是，當時中國「幾無以為生」的人顯然還遠遠不止張之洞家八十餘口，而且比張之洞一家人境遇還要慘的也不計其數。其次，辜鴻銘還發現，當時的民眾除了生活沒有保障，人格也完全得不到尊重，橫遭塗炭。他仿孔子「君子有三畏」[52]說：「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53]更令他憤憤不平的是，某省辦新政，築成一條寬闊的西式公路，時人因行於其上快捷方便便稱其為「馬路」。

　　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馬路上馳馬，忽於人叢中衝倒一老媼，幾斃命，行路人皆為不平，道台之子停馬鞭指而罵曰：「撫台築此路，本要給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馬路，你們混帳百姓，敢佔了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懲辦已算你們造化，還敢同我理論呢！」有一鄉人應曰：「哎喲，大少爺！如此說來，如今中國惟有官同馬有路走，我們百姓都沒有路走了？」[54]

在這種固陋而蠻橫的「馬蹄」踐踏下，百姓確實無路可走。悲夫！

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除了受到上述兩種方式[55]的虐待外，還受到另一種特殊方式的糟踏。這種方式，我們或可稱之為「百姓的國權得不到保護」。

我們知道，從十六世紀初起，西方傳教士便開始陸續進入中國傳教。鴉片戰爭之前，傳教士們[56]總的說來還是善良友好的：他們尊重中國人及中國習慣，孜孜不倦地傳播基督福音，舉辦慈善事業，關心民間疾苦，研究學術文化，向中國介紹西方又向西方介紹中國，從而增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瞭解。然而，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武力進入中國，傳教士們就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謙謙君子了。他們狐假虎威，有特無恐，橫行城鄉，成了魔鬼。當時，中國各地不斷發生民眾和傳教士之間的民事或刑事糾紛，此即中國近代史上近謂的「教案」。這些大大小小的教案，其起因基本上都是傳教士們蠻橫無理所致：或租暴干涉當地民眾本有的信仰，或強佔當地百姓地產，或放高利貸敲詐當地百姓，等等。然而，在處理這些教案時，當時中國各級政府或迫於西方國家的壓力、或為討好他們，不管有理無理，幾乎一律偏袒傳教士，結果大都以傳教士勝訴而結案。[57]試想，中國民眾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遭受外國人的欺壓都得不到自己政府的保護，反而因起來與外國人抗爭而被扣罪，他們還有什麼國權可言？他們雖有中國籍卻沒有中國權！痛哉！痛哉！事實上，當時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由於西方人的蠻橫而引起的中國民眾與西方人的糾紛還遠不止這些教案，不過，在處理這些糾紛時，中國政府照例都是向著西方人、壓著中國人。辜鴻銘作為一個政府幕僚，對這一點看得十分清楚：「『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58]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內外袞袞諸公，莫不函電交馳，亟問曰：『傷羊乎？』不問民。噫！」[59]辜鴻銘以幽默照幽暗，讓我們看清了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如何無微不至地關懷西方人而對中國人卻漠然置之的。

唉！難怪當時上海的黃浦公園門口會掛著「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了。

三　學問荒疏

辜鴻銘自己是個大學問家，學貫中西，才思敏捷，真正做到了《大學》中的「致知格物」和《中庸》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現身說法地實踐了中國傳統的學問之道。然而，當他回看中國學界的浮躁膚淺時，並沒有卓然大家的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優越感，而只有那種「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60]的淒涼感。他痛心地看到，當時學界、知識界乃一筆糊塗帳：學國學的往往「知經不知權」，泥古不化[61]，如某君在學了天理、人欲之說後居然生不出兒子[62]；學西學的霧裡看花，不知就裡「余謂：今日慕歐化講新學家、好閱洋裝書，亦大率好其費解耳。如嚴復譯《天演論》，言優勝劣敗之理，人人以為中國數千年來所未發明之新理，其實即《中庸》所『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義云爾」[63]；搞翻譯的一知半解，彼此不通。對此，辜鴻銘記有如下軼事：

昔年陳立秋侍郎名蘭彬，出使美國。有隨員徐某夙，不諳西文，一日持西報展覽，頗入神，使館譯員見之訝然曰：「君何時已諳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諳」。「君既不諳西文，閱此奚為？」徐答曰：「余以為閱西文固不解，閱諸君之翻譯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閱西文之為愈也。」至今傳為笑柄。[64]

　　搞翻譯的如此沒水平，辦報紙的更是胡說八道。辜鴻銘說，當時報紙均是「處士橫議」，「余以為當日秦始皇所焚之書即今日之爛報紙，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爛報紙之主筆也，勢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65]至於那些教書的，更是等而下之，誤人子弟，「其被誤者，蓋已不知凡幾」[66]。面對如此的學問爛攤子，辜鴻銘無限感慨：「余謂今日中國不患讀書人之不多，而患無真讀書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開學堂，普及教育，為救時之策……且人人欲施教育而無人肯求學問，勢必至將來遍中國皆是教育之員而無一有學問之人，何堪設想！」[67]

那麼，什麼是辜鴻銘所說的「真讀書人」呢？或者說，在他看來，什麼是真正的求學問之道呢？

辜鴻銘所唯一認可的真正求學問之道或求真正學問之道可以概括為「一字兩原則」：「一字」即是《大學》中講的「誠」，這個「誠」又具體地表現為兩個方面，這就是「兩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學要為己」，這是孔子所教導的。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68]第二個原則是「學遠功利」，這是辜鴻銘從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中引申出來的。辜鴻銘是這樣闡述他的「一字兩原則」的學問之道的：

何謂學？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於學焉。當此求理之時，吾心只知有理，雖堯禹之功不暇計，況榮辱貧富貴賤乎！蓋凡事無所為而為則誠，有所為而為則不誠，不誠則偽矣。為學而不誠，焉得有學？……昔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知此則可以言學。[69]

《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則有功。吾人當求學之時，不可存有國家之念，猶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余則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則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可以得真學問。」[70]

辜鴻銘的「一字兩原則」的學問之道也是中國傳統的學問之道，其核心是誠，為己和遠功利是誠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誠的兩翼。

在辜鴻銘看來，當時中國之所以學問荒疏、書山童禿，其根本原因在於那些「經生學士」沒有按中國傳統的這個學問之道行事：他們務外而不為己，不求明道而只求功利，簡直是「不知士之所業何事」。

今之學者不特不講明，而亦並不知士之所業何事，不以國無學術、無人材、無風俗為憂，而齗齗以國無實業為急務，遂至經生負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將畢生精神注意於此。顧名思義，尚得謂讀書人邪？昔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71]

辜鴻銘提倡「為學問而學問」，強調求學問時要杜絕一切功利之想：不但要杜絕諸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之類的「斯為下」的「榮辱貧富貴賤」的私利之想，就是連那些動機高尚的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而求學問的公利之想亦要不得，所謂「堯禹之功不暇計」和「不可存有國家之念」。他引經據典為他那「去公利之想而求學問」的觀點作證說，孔子「罕言利」中的「利」乃指「公利」。又說：「《大學》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矣。』然則小人為長國家而務財用，豈非亦系言公利乎？」[72]

　　對於辜鴻銘的這一似悖常情的怪誕之論，人們肯定會詰問：難道為國、為民而讀書、而學術、而科學研究有什麼不對嗎？

　　實際上，辜鴻銘的意思並不是說為國為民而求學問是不對的，他只是說，學者頭腦中若有為國為民而求學問的思想便不能有效地求得學問。在他看來，求學問是一件需要一門心思去幹的事，學者只有做到荀子所說「虛一而靜」，虛掉一切功利之想、一切旁鶩、一切雜念，心中唯存學問「一」事，才能安心「靜」意而不浮躁，真正地求得學問。從這個角度來看，為國、為民與為「黃金屋」、為「顏如玉」並沒有什麼差別，都是有礙求學問的旁鶩和雜念，都應除盡。然而，諸君切不可因此就認為辜鴻銘是那種「唱唱《後庭花》，不知亡國恨」的沒有民族良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一生都十分關心國計民生，他的大部分著作也都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利益而吶喊。他是用自己的學問為國家和民族服務的，而他之所以說一個人在求學問時切莫想著國家想著民族，乃是出於以下的考慮：一個人在求學問時若一心想著為國家為民族，那勢必求不到學問；若求不到學問，那為國家為民族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在辜鴻銘的理解中，求學問本身就是為國家為民族的，學問求成了，為國家為民族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不需再另立一個妨礙求學問的「為國家為民族」，這頗有點禪宗當下即是的味道。按照辜鴻銘的標準，一個為國為民而求學問的人即使是道德巨人，最終卻是學問侏儒，因而屬於「樊須小人」。

出於這種純粹的學問觀，辜鴻銘批評了主張「代國家效力」的「文襄之學」：

猶憶昔年張文襄貲遣鄂省學生出洋留學，瀕行，諸生來謁，文襄臨別贈言慰之曰「生到西洋宜努力求學，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戴紅頂，作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云云。……余謂：「文襄之學，……蓋為其務外自高，故未脫於功利之念也。」[73]

辜鴻銘認為，國家正處於危難之中，有政府的鼓動，莘莘學子都懷著為國家效力的想法而求學問，這其實是當時讀書人很多卻找不到有學問之人的最大原因。

對於辜鴻銘為學問而學問的純粹學問觀，筆者認為，它表面看來雖不是從為國家為民族，但其最終落腳點卻莫不是在國家和民族，這種直率真誠的學問觀要比那種口頭上高喊為國家為民族求學問而實際上卻是在借求學問呈一己之私的扭捏虛偽的學問觀更值得稱道。辜鴻銘並不是要人去做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冷漠「書蟲」，他所反覆強調的只是希望人們不要讓「窗外事」干擾了「讀聖賢書」，在讀書時不要老想著「窗外事」。這其實是董仲舒「三年不窺園」的心誠意篤的學問之道：三年不窺園，學成自為國。

四　結束語

如果把《張文襄幕府紀聞》中所描述的所有見聞都畫出來，然後再把這些畫拼組在一起，那麼我們就得到了一幅灰暗而怪誕的具有「達爾達主義」風格的「近代中國面貌圖」。這張圖充分展示了發生在近代中國的社稷傾側、萬家墨面、社會變形、文化扭曲、傳統斷裂、道德畸形、生命枯萎、人性走樣、理性凋零、價值混亂的現實，從而勾勒出一個怪誕的中國社會。

如果說辜鴻銘有點怪，那麼他正是要以自己之怪以毒攻毒地來對治社會之怪[74]。而且，辜鴻銘之怪並不同於鄭板橋之怪：鄭板橋之怪是美，是文人的浪漫主義之美；辜鴻銘之怪則是真，是《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敢於說出別人不敢說的令人憂患的真實情況的小女孩之真。

雖然辜鴻銘的觀點我們不一定都能接受[75]，但他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所表達出來的那種憂患意識卻一定能深深地感染我們。如果說作《易》者的憂患是對將要發生的事的憂患，亦即因不知其吉凶禍福而憂患[76]，那麼辜鴻銘的憂患則是對已經發生的事的憂患，這已經發生的事指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橫遭遺棄，包括「禮教寢廢」、「民本為末」和「學問荒疏」在內。如果董仲舒提出的「天不變，道亦不變」適合於封閉的封建帝國，那麼，國門被打開後，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辜鴻銘則是在主張「天可變，道不可變」。也就是說，中國要學西方搞現代化，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77]應保留不變，不能只顧追求現代化之花而將傳統文化之根遺棄。如果沒有傳統之根，現代化之花最終將枯萎。

[1] 或者叫「文化守成主義」。

[2] 杜維明發明的專用語，意指傳入中國的浮面的西方物質文明。

[3] 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辜鴻銘的學識所不允許的。

[4] 「文襄」是其謚號。

[5] 共上、下兩冊，國內各大圖書館均收藏有當時刊行的鉛印本。

[6] 他的其它著作都是用英文寫的。

[7] 這與他的《尊王篇》和《清流傳》等著作不可同日而語。

[8] 辜鴻銘的兒子。

[9] 沈來秋、張鑫編《中華帝國的最後一個遺老辜鴻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頁）

[10] 這個詩句出自梁啟超1899年流亡日本時作的七言絕句《讀陸放翁集》，原詩是這樣的：「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11] 筆者所讀的《張文襄幕府紀聞》是現代輯本，載沈來秋、張鑫編《中華帝國的最後一個遺老辜鴻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78－130頁），此弁言見第78頁。

[12] 《莊子》

[13] 即使是生活於今日中華盛世的人也不例外。

[14] 《不解》、《自強不息》和《猶龍》。

[15] 指辜鴻銘生活的那個時代。

[16] 《張文襄幕府紀聞?亡八蛋》（註釋3輯本第98頁。以下凡出自《張文襄幕府紀聞》的引文，則只注篇名和它在註釋3輯本中的頁碼。）

[17] 《不拜客》（頁129－130）。文人的清高遠俗實際上在西方社會中也不鮮見。

[18] 為了避免記流水帳，本文將略去其中的「非特徵性傳統」而只涉及書中提到的那些「特徵性傳統」。

[19] 《孔子教》（頁86）

[20] 《權》（頁93）

[21] 《贈日本國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頁119）

[22] 《上流人物》（頁83）

[23] 《依樣葫蘆》（頁123）

[24] 指曾國藩。

[25] 指張之洞。

[26] 《政體》（頁126－127）

[27] 《清流黨》（頁86）

[28] 《踐跡》（頁89）

[29] 《政體》（頁127）

[30] 《贈日本國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頁120）

[31] 這當然是善良的辜鴻銘所沒有想到和不願看到的。

[32] 《自大》（頁122）

[33] 《賣窮》（頁117）

[34] 《風俗》（頁125）

[35] 《自大》（頁122）

[36] 即歐美。

[37] 《自大》（頁122－123）

[38] 《孔子教》（頁86）

[39] 《在德不在辮》（頁121）

[40] 指賈誼、董仲舒。

[41] 《清流黨》（頁85）

[42] 《論語?為政》

[43] 《禁嫖賭》（頁99）

[44] 《孟子?梁惠王上》

[45] 《孟子?公孫丑上》

[46] 《愛國歌》（頁94）

[47] 《廉吏不可為》（頁94）

[48] 《廉吏不可為》（頁94）

[49] 《廉吏不可為》（頁93）

[50] 《不問民》（頁106）

[51] 《廉吏不可為》（頁93）

[52] 《論語?季氏》

[53] 《大人有三待》（頁105）

[54] 《馬路》（頁105）

[55] 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人格得不到尊重。

[56] 諸如南懷仁、湯若望等。

[57] 中國近代的教案問題可參閱顧長聲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8] 《論語?鄉黨》

[59] 「羊」者，「洋」之諧音也。（頁106《不問民》）

[60] 這兩個詩句出自唐代劉長卿五言絕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原詩是這樣的：「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61] 《權》（頁92）

[62] 《生子》（頁90）

[63] 《費解》（頁112）

[64] 《不解》（頁113）

[65] 《爛報紙》（頁110）

[66] 《女子改良》（頁111）

[67] 《讀書人》頁110）

[68] 《論語?憲問》

[69] 《務外》（頁89－90）

[70] 《生子》（頁91）

[71] 《學術》（頁124）

[72] 《公利私利》（頁92）

[73] 《務外》（頁90）

[74] 應該說，近代中國比辜鴻銘本人還要怪。

[75] 這是正常現象。

[76] 所以要卜卦占問一下吉凶禍福。

[77] 即所謂的道統。

創辦人：

恆毓　博士

陳堅　博士

發行人：

恆毓　博士

編輯：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日期：

2000年3月

國際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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