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rime能量手环作用: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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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XZD200803022.htm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150b6601000bfq.htmlhttp://blog.163.com/hzh_9876/blog/static/504549132008113095642310/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一切皆空方是大彻大悟。最后贾宝玉遁入空门便是这种悲剧世界观最好的诠释。或者现实中作者看到社会上的丑恶太多了吧。他被这一切包围压迫着，美好的东西被摧残，被毁灭致使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因而产生了虚无厌世的悲剧思想，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悲剧的世界观，才创作出这样一部真正的悲剧。二，        规模宏大的悲剧框架。《红楼梦》这部作品仿佛一座摩天大楼，高大严谨，丝丝入扣。作者用前五回的序幕奠定了整部书的悲剧基调，营造了全书的悲剧氛围，它预示了这样一个轨迹家庭——社会——人，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走上毁灭和消亡。第六回起，作者便层层展开，步步推进，让悲剧的种子，萌发，生长，看似一幅繁华景象，实质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4）”。第十六至三十九回，悲剧事件频频发生已露出那下世的光景。直至八十回之后总爆发，在没有歌舞升平，只有险象环生，树倒猢狲散，达到了悲剧的顶峰。正像书中所说“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5）”在这恢宏的悲剧框架中更隐藏着众多人物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他的悲剧是第一位的。多少年来人们对此分析得最多，也最深入，成果也最大，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蕴含了品质最高的思想矿脏，可谓千个悲剧第一人。其次便是作者饱含深情，浓墨重彩表现的金陵十二钗，他们性格鲜明，个性各异却无一例外的归入“薄命司”，“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具有叛逆思想的林黛玉无需多说，纵使堪称封建妇德楷模的薛宝钗也难得善终。已走向封建社会至尊至贵的贾元春何尝有一日欢悦，炙手可热的管家王熙凤到头来却是“哭向金陵事更哀”，即使“无暇白玉”的妙玉依旧“风尘肮脏违心愿（6）”。总之在《红楼梦》中，绝大部分有名有姓的人物，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莫不走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毁灭和死亡，他们的生命之曲无论是怎样的音符，无疑不是悲哀的旋律。三，        包罗万象的悲剧冲突。主人公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腐朽思想的冲突无疑是一条主线，他藐视皇权，否定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倡导自由平等，是一位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他对自己的思想深信不疑，面对强大的压力，必然失败的命运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阵地，勇敢的对抗着冰时刻准备为之献身。然而在当时的年代，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的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除贾宝玉外，还有很多社会中下层的人，他们善良友爱，渴望自由与爱情，但由于家庭及种种社会因素被侮辱，被践踏，被伤害，甚至被逼上绝路。如水月庵的智能儿，她勇敢的与秦钟相爱，甚至私逃进城来找秦钟，最后却被无情的逐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们的日子也不想我们想象中的好过。“薛宝钗具有艳冠群芳的容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也有一流的艺术才能和封建思想道德(7)”。然而越是如此，他的人生路途越显得可悲之至。他得到了贾宝玉的婚姻，直落得独受空房，他以温柔贤惠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却成为协助顽固势力扼杀新思想的帮凶。她天生丽质最后以凄苦为伴，让人深感惋惜。在这种封建守旧的社会中，她以一位适时的人，生活在社会阶级的冲突，大家思想性格的矛盾中落的悲剧下场。四，        出神入化的悲剧美感。曹雪芹先生不仅写出了悲剧之悲，更写出了悲剧之美。林黛玉是书中重要悲剧人物之一，而她便是被愚昧的结合体。且看她的容貌“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8)”她多愁，多病，多泪。“黛玉葬花”令多少人寝食难安，如痴如醉。“伤心一首葬花词，似梦成真自不知(9)”委婉动人，荡气回肠的词章，不仅淋漓酣畅的抒发出她无限哀伤的情怀，更是她一生不幸的写照，其景其情，可谓将悲与美推到了极致。晴雯是《红楼梦》中有始有终的重要人物，她的一生也是悲与美结合的典型范例。抄检大观园前王夫人听信谗言召见晴雯时“病西施”的形态和她从容应对以及遭受侮辱后的悲愤情状；临终前宝玉探望她时她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送与宝玉的情景，令人同情，令人喝彩，令人愤慨。那动人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人们心灵深处，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情节在《红楼梦》中不胜枚举，正是这种美，成为《红楼梦》的最大亮点，是《红楼梦》成功的秘诀。《红楼梦》是一部万代传承而不朽的文学作品，其中每一个角色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悲剧色彩，综观古今中外，象《红楼梦》这样把悲剧的氛围营造的如此之浓厚者，也是非常少见的。正如王国维所说：“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 

展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关键词：《红楼梦》；时代；文化；人生悲剧前  言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不敢妄谈《红楼梦》，只怕难解其中味。”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希腊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蒲斯王》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红楼梦》的主题，描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写的虽然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间的生死毁灭。但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一切都发生在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之中。你的心在哭，人们却以为你在快活的笑；你坐立不安，寻寻觅觅，人们却以为你是无事瞎忙；你稍稍越出了常轨，人们就忙不迭的过来规劝你、劝导你，把你重新纳入正轨。这是一种缓慢的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这是一种因其平常，有时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毁灭。所以，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的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却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的大观园里，有谁能象宝黛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黛玉只能作“无声之泣”，有泪往心里流；宝玉只好着了魔似的把自己的“怪僻”形之于外，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而探春则有感于那些乌眼鸡似的亲骨肉，满腔悲愤地诉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的确，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种挥之不去的，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确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刻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读者心中升出情之美感。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 打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一、《红楼梦》的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言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子。二、《红楼梦》的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木石前盟”与“金玉因缘”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摔不碎的通灵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缘”来芥蒂两颗寻求共同的心灵，却更象是纽带，让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后清楚的探测到对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与玉琢契合一体的，却是那一根穿玉的丝绦。词叹葬花，暮春伤时的眼泪便隐有相思之意；诗会重阳，中秋抒情的吟咏更暗寓离恨别愁。直到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兆示着大观园的灾祸变迁，也兆示这段玫瑰色情感的横生变故。这一对在暗夜中相互依偎着的恋人，终于因惊世骇俗的一吻而面临被逐出乐园的惩罚。我们无法知道在永诀之前究竟有没有一次重大的误解而导致的心灵的挫折，但是命运那一把赌气的剪刀，却毫无疑问的将穿玉的穗带剪作了几截。“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命薄？”这泣血的控诉，便是他们最终的咏叹。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这些可敬可爱、美丽纯洁的女性，囚于那异常黑暗污浊的世界，在给了她们时间、空间、程度上极为有限的自由独立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反抗粗暴和亵渎的美蹂躏毁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总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公开上演。绛珠仙子终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泪尽天亡”，“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黛玉纯美的灵魂如水晶一样透明素丽，如冰山雪莲一样净洁孤傲，在那黑暗的世间哪里找得到天尽头的芳丘?只能是饮恨而去之时，发出那柔肠寸断之声：“宝玉、宝玉、你好意在言外，岂是一个“愁”字、“恨”字了得!黛玉的毁灭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总悲剧中的最强音，它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世世代代读者们同情的眼泪。史湘云、李纨青春寡居、独守凄凉；善良软弱的迎春被“作践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出嫁一年便香魂一缕含恨而去；妙玉欲洁不曾洁，想空未能空，沦落污泥浊淖；心比天高的晴雯被斥逐羞愤而死，金钏儿跳井而死；惜春、紫鹃落发为尼，自此长伴青灯古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些钟灵毓秀、姹紫嫣红的众女子，一如风流云散、雨打残红，霎时间全都玉殒香消，化作寒烟冷雾。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贾宝玉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三、《红楼梦》的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宝玉是情痴，黛玉是情种，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宝玉的爱是她生命所维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宝玉。正是他秉菩提心，具金刚胆，在那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石破天惊地宣布并践行他的“女清男浊”的人生哲学。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上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当人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甚或背道而驰时，他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悲剧的生活基础。宝玉的自由选择和被迫接受不一致，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惨结局。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作者的影子，也寄托了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就红楼梦而言，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这样的深刻洞察往往被浅薄的人斥为消极悲观——殊不知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鲜艳的花朵，往往在这样最荒凉的土地上盛开，因为这无边无垠的萧索与惨淡，又反而是不屈的人格精神最有力的衬托。宝黛的精神恋爱何以能让无数人伤心泣下——那纤细的生活剪影、日常的吵吵闹闹、平凡的唏嘘切问，那所有的最简单最朴素的关怀和爱恋，为什么能在我们的心扉上敲击出如此沉重的曲调，让眼睛变成不竭的清泉，正是因为雪芹先生在这一幅绚丽画卷的最深处已经设置了空洞而且悲凉的人生底色。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结  论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的也可能会是绝后的伟大悲剧作品。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展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关键词：《红楼梦》；时代；文化；人生悲剧前  言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不敢妄谈《红楼梦》，只怕难解其中味。”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希腊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蒲斯王》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红楼梦》的主题，描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写的虽然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间的生死毁灭。但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一切都发生在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之中。你的心在哭，人们却以为你在快活的笑；你坐立不安，寻寻觅觅，人们却以为你是无事瞎忙；你稍稍越出了常轨，人们就忙不迭的过来规劝你、劝导你，把你重新纳入正轨。这是一种缓慢的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这是一种因其平常，有时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毁灭。所以，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的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却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的大观园里，有谁能象宝黛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黛玉只能作“无声之泣”，有泪往心里流；宝玉只好着了魔似的把自己的“怪僻”形之于外，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而探春则有感于那些乌眼鸡似的亲骨肉，满腔悲愤地诉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的确，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种挥之不去的，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确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刻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读者心中升出情之美感。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 打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一、《红楼梦》的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言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子。二、《红楼梦》的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木石前盟”与“金玉因缘”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摔不碎的通灵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缘”来芥蒂两颗寻求共同的心灵，却更象是纽带，让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后清楚的探测到对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与玉琢契合一体的，却是那一根穿玉的丝绦。词叹葬花，暮春伤时的眼泪便隐有相思之意；诗会重阳，中秋抒情的吟咏更暗寓离恨别愁。直到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兆示着大观园的灾祸变迁，也兆示这段玫瑰色情感的横生变故。这一对在暗夜中相互依偎着的恋人，终于因惊世骇俗的一吻而面临被逐出乐园的惩罚。我们无法知道在永诀之前究竟有没有一次重大的误解而导致的心灵的挫折，但是命运那一把赌气的剪刀，却毫无疑问的将穿玉的穗带剪作了几截。“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命薄？”这泣血的控诉，便是他们最终的咏叹。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这些可敬可爱、美丽纯洁的女性，囚于那异常黑暗污浊的世界，在给了她们时间、空间、程度上极为有限的自由独立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反抗粗暴和亵渎的美蹂躏毁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总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公开上演。绛珠仙子终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泪尽天亡”，“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黛玉纯美的灵魂如水晶一样透明素丽，如冰山雪莲一样净洁孤傲，在那黑暗的世间哪里找得到天尽头的芳丘?只能是饮恨而去之时，发出那柔肠寸断之声：“宝玉、宝玉、你好意在言外，岂是一个“愁”字、“恨”字了得!黛玉的毁灭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总悲剧中的最强音，它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世世代代读者们同情的眼泪。史湘云、李纨青春寡居、独守凄凉；善良软弱的迎春被“作践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出嫁一年便香魂一缕含恨而去；妙玉欲洁不曾洁，想空未能空，沦落污泥浊淖；心比天高的晴雯被斥逐羞愤而死，金钏儿跳井而死；惜春、紫鹃落发为尼，自此长伴青灯古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些钟灵毓秀、姹紫嫣红的众女子，一如风流云散、雨打残红，霎时间全都玉殒香消，化作寒烟冷雾。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贾宝玉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三、《红楼梦》的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宝玉是情痴，黛玉是情种，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宝玉的爱是她生命所维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宝玉。正是他秉菩提心，具金刚胆，在那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石破天惊地宣布并践行他的“女清男浊”的人生哲学。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上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当人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甚或背道而驰时，他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悲剧的生活基础。宝玉的自由选择和被迫接受不一致，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惨结局。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作者的影子，也寄托了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就红楼梦而言，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这样的深刻洞察往往被浅薄的人斥为消极悲观——殊不知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鲜艳的花朵，往往在这样最荒凉的土地上盛开，因为这无边无垠的萧索与惨淡，又反而是不屈的人格精神最有力的衬托。宝黛的精神恋爱何以能让无数人伤心泣下——那纤细的生活剪影、日常的吵吵闹闹、平凡的唏嘘切问，那所有的最简单最朴素的关怀和爱恋，为什么能在我们的心扉上敲击出如此沉重的曲调，让眼睛变成不竭的清泉，正是因为雪芹先生在这一幅绚丽画卷的最深处已经设置了空洞而且悲凉的人生底色。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结  论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的也可能会是绝后的伟大悲剧作品。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还有一篇，还是由于受字数限制，你可以自己上去看看http://iask.sina.com.cn/b/3106250.html 

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不敢妄谈《红楼梦》，只怕难解其中味。”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希腊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蒲斯王》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红楼梦》的主题，描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写的虽然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间的生死毁灭。但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一切都发生在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之中。你的心在哭，人们却以为你在快活的笑；你坐立不安，寻寻觅觅，人们却以为你是无事瞎忙；你稍稍越出了常轨，人们就忙不迭的过来规劝你、劝导你，把你重新纳入正轨。这是一种缓慢的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这是一种因其平常，有时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毁灭。所以，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的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却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的大观园里，有谁能象宝黛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黛玉只能作“无声之泣”，有泪往心里流；宝玉只好着了魔似的把自己的“怪僻”形之于外，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而探春则有感于那些乌眼鸡似的亲骨肉，满腔悲愤地诉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的确，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种挥之不去的，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确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刻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读者心中升出情之美感。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 打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一、《红楼梦》的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言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子。二、《红楼梦》的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木石前盟”与“金玉因缘”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摔不碎的通灵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缘”来芥蒂两颗寻求共同的心灵，却更象是纽带，让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后清楚的探测到对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与玉琢契合一体的，却是那一根穿玉的丝绦。词叹葬花，暮春伤时的眼泪便隐有相思之意；诗会重阳，中秋抒情的吟咏更暗寓离恨别愁。直到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兆示着大观园的灾祸变迁，也兆示这段玫瑰色情感的横生变故。这一对在暗夜中相互依偎着的恋人，终于因惊世骇俗的一吻而面临被逐出乐园的惩罚。我们无法知道在永诀之前究竟有没有一次重大的误解而导致的心灵的挫折，但是命运那一把赌气的剪刀，却毫无疑问的将穿玉的穗带剪作了几截。“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命薄？”这泣血的控诉，便是他们最终的咏叹。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这些可敬可爱、美丽纯洁的女性，囚于那异常黑暗污浊的世界，在给了她们时间、空间、程度上极为有限的自由独立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反抗粗暴和亵渎的美蹂躏毁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总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公开上演。绛珠仙子终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泪尽天亡”，“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黛玉纯美的灵魂如水晶一样透明素丽，如冰山雪莲一样净洁孤傲，在那黑暗的世间哪里找得到天尽头的芳丘?只能是饮恨而去之时，发出那柔肠寸断之声：“宝玉、宝玉、你好意在言外，岂是一个“愁”字、“恨”字了得!黛玉的毁灭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总悲剧中的最强音，它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世世代代读者们同情的眼泪。史湘云、李纨青春寡居、独守凄凉；善良软弱的迎春被“作践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出嫁一年便香魂一缕含恨而去；妙玉欲洁不曾洁，想空未能空，沦落污泥浊淖；心比天高的晴雯被斥逐羞愤而死，金钏儿跳井而死；惜春、紫鹃落发为尼，自此长伴青灯古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些钟灵毓秀、姹紫嫣红的众女子，一如风流云散、雨打残红，霎时间全都玉殒香消，化作寒烟冷雾。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贾宝玉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三、《红楼梦》的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宝玉是情痴，黛玉是情种，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宝玉的爱是她生命所维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宝玉。正是他秉菩提心，具金刚胆，在那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石破天惊地宣布并践行他的“女清男浊”的人生哲学。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上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当人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甚或背道而驰时，他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悲剧的生活基础。宝玉的自由选择和被迫接受不一致，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惨结局。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作者的影子，也寄托了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就红楼梦而言，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这样的深刻洞察往往被浅薄的人斥为消极悲观——殊不知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鲜艳的花朵，往往在这样最荒凉的土地上盛开，因为这无边无垠的萧索与惨淡，又反而是不屈的人格精神最有力的衬托。宝黛的精神恋爱何以能让无数人伤心泣下——那纤细的生活剪影、日常的吵吵闹闹、平凡的唏嘘切问，那所有的最简单最朴素的关怀和爱恋，为什么能在我们的心扉上敲击出如此沉重的曲调，让眼睛变成不竭的清泉，正是因为雪芹先生在这一幅绚丽画卷的最深处已经设置了空洞而且悲凉的人生底色。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结  论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的也可能会是绝后的伟大悲剧作品。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