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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诞辰座谈会上大家赞誉华国锋政品-人品高尚

2011年2月12日下午，华国锋纪念网在北京骄城山饭店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诞辰90周年。首先，骄城山饭店名不见经传，而是华国锋家乡交城的山西古冶实业集团所办。显然，这个座谈会不是官方买单。对此，本博秦全耀很多感慨，打开电视这个纪念100年，那个纪念100年，可着全中国又有几个能比华国锋，不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

座谈会会场庄重温馨，华国锋的彩色画像矗立在主席台正中央。隆重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华国锋的亲属、原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年跟随华国锋的新华社摄影记者、警卫干部、老干部的亲属、原8341部队首长、家乡代表、生前好友和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并不隆重，佳宾中有山西前省委书记李立功、毛泽东侄女毛小青、汪东兴女儿汪延群、摄影师钱嗣杰、华国锋秘书曹万顺等。

尽管有些冷清低调，与会者中又没有什么更高级别的大员，但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于无声中听惊雷，一阵阵让人听到对历史的挑战。

挑战一：华国锋搞沒搞改革开放？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华国锋还有第二个贡献，就是促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我们编书，讲历史实际，有了历史实际，就能站住，三中全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前面有前人开的路！”

挑战二：华国锋有沒有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有关专家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

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别人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挑战三：华国锋压没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有关专家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很难看出华国锋“压制”了这场讨论，充其量是不太积极。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

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挑战四：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首功？

接着，他先后谈了几个问题，用充足的史料说明了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位研究员发言。他说：“粉碎'四人帮’不是像笼子里抓几只鸡那样简单，要知道是毛主席搞'文革’，用了'四人帮’啊，抓他们能没风险吗？”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挑战五：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了吗？

所谓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挑战六：华国锋不搞腐败子女不拼爹

如今物价飞涨，贫富悬殊，可领导干部们却容许亲友经商！看看华主席的孩子们吧！清一色的公务员，五十五岁退休族，这样的人，人民才会景仰！”

反“彭黄张周”的时候，华国锋没有揭发自己的老领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周小舟被下放劳动时还看望了他等等。

山西古冶集团股东会主席王见刚致辞后。有几位来自山西的同志问：“华国锋在山西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