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的成立，使这一天意义非凡。从那往后，直到1998年，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统领”全局，有几分像古代一度出现的枢密院，也有“小国务院”的称号。其实，这也不为过，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的机构。
 　　另起炉灶，组建体改委
 　　体改委成立时,赵*紫*阳总理说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2]历史证明，这个定位准确。那么由谁来执行这些使命？为什么体改委主任要由总理出任呢？
 　　当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自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改革的现实动力来自哪里？原来那套国务院职能部门怎么能自发改革？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也无法负担路阻且长的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务院机构来推动实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外，创建一个新机构，使其拥有至高地位，既了解各部委和地方情况，又与它们没有利益关系，既超越又涉及。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绝佳设计，就是创建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主任。
 　　体改委的五位副主任分别是：原国务院副总理，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08—2007，山西人）；国务院秘书长，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杜星垣（1914年生，福建人）；原六机部部长曾任高岗秘书的安志文（1919年生人，陕西人）；原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1914年生，江苏人）；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1918年生，福建人）。1982年7月，增加了体改委委员的设置，有廖季立（1915-1993）、陶力（1920-1989）、董峰、詹武（1921年生）等。他们不仅是老革命，参与了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只要留意，还会发现，他们的背景涉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在当时，找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知人善用，也是历史选择。三十年后，安志文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的历程：“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3]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是天命。
 　　刚成立的体改委有一室四组：总体规划组负责人，是杨启先、农合；协调组负责人，是宋一峰等；调研组负责人，是傅丰祥；理论研究组负责人空缺。到了1982年12月，机构调整成一室七组，总体规划组组长杨启先、农合；生产体制组组长翟乃文；流通体制组组长王桂五；分配体制组组长傅丰祥；综合试点组组长吴佩纶；调查研究组组长高尚全；理论研究和科教组负责人空缺。由此可见体改委成立之初，设计者的思路就已经很清晰和成熟了。当新生的体改委运转起来，更新换代就随之开始了。老一代为年轻一代铺路、让贤。1983年贺光辉（1929年生，陕西人）、鲍**彤（1932年生，浙江人）被任命为副主任；1985年高尚全（1929年生，上海人）被任命为副主任，洪虎（1940年生，安徽人）为党组成员。
 　　体改委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体改办的杨启先、徐景安等；机械委的傅丰祥、高尚全等；还有国家计委、建设部、商业部的一些处长、副处长。随着“文革”后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陆陆续续地增加年轻人，像石小敏、金立佐、宫著铭、郑洪庆、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等。
 　　1987年4月-1988年4月，体改委主任一度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1936年生，湖南人）担任，之后，又回到延续总理兼主任的惯例。1988年由李鹏兼主任，副主任是贺光辉、刘鸿儒（兼）、张彦宁、高尚全。在1989年的体改委委员中，已经有了周小川、宫著铭这样年轻的一代。
 　　三个里程碑
 　　八十年代改革实现了三个飞跃[4]：1978年底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里程碑1：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商品经济
 　　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有意推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为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之后新的高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体改委参加起草小组的有高尚全、杨启先、顾家麒。起草组内有不同意见。高尚全回忆说：“有人认为提商品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一度写入草稿的商品经济，被撤掉了。”7月28日，起草小组听了赵*紫*阳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的传达。赵*紫*阳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胡*耀*邦也对所写草稿不满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于是，阵前换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1922-2008，福建人）及研究室的林子力（1925-2005，福建人）、郑必坚（1932年生，四川人）加入起草小组，林涧青当负责人。显然，胡*耀*邦、赵*紫*阳都已心中有数，需要“秀才”们做出既与原有意识形态接轨，又有突破的文章来，让各方接受，使改革迈出决定性一步。这是一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完美合作。
 　　起草小组在第五稿时，把草稿发到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在体改委的意见中提到：“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时，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5]能不能把“商品经济”写进决议，始终是争论焦点；它的取舍，事关重大。赵*紫*阳和胡*耀*帮分别于8月29日和30日去玉泉山和起草小组座谈，争取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要想撼动“正统”还是很难。
 　　在起草小组内受到挫折的高尚全想争取外援。他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商量，他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名义，两家联合召集一次经济学者研讨会。于是，有了九月初，在当年的西苑旅社，后来的西苑饭店，20多位经济学家的聚会，讨论对商品经济的看法，蒋一苇、董辅礽等出席。大家达成了共识：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同计划经济也不是对立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他们把会上的意见以理论探讨成果的形式上报。赵*紫*阳将报告批转起草小组，同时写道：“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所指马洪的意见，是此前赵*紫*阳授意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总干事马洪组织写的一份意见书。赵*紫*阳对马洪说：中国还是要搞商品经济，你不是也有这种观点吗，不妨写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周叔莲、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后请吴敬琏参加修改。文章写好后，分送几位党内老人，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原因为好。王震也夸奖文章写得好，说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6]
 　　9月9日，赵*紫*阳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7]，其中写道：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9月中旬，马洪再次上书，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决议。“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8]
 　　从中央到地方，多方面的努力汇聚在一起，最终，凝结成后来被邓小平评价为写出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仔细看，会发现这个中文句子提炼出的主谓宾语是：“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似乎逻辑上出了问题，实则是中文的绝妙，文字高手的巧用。
 　　里程碑2：“七五”建议改变了计划传统
 　　归根结底，怎么把文件变为实践？1985年，中央组织讨论“七五”计划建议。所谓“七五”，是指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9]，时间从1986年至1990年。制定五年计划，历来是国家计委的职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标志。然而，这次破例，由党中央先组织研究“七五计划建议”，再交国务院制定“七五”计划。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都是计划粮多少，钢多少，钱从哪里来等硬指标，也就是说，是以建设为目标的计划。而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不仅讲硬的方面，也讲软的方面；不仅讲增长，也讲发展，讲改革；不仅讲建设，也讲制度。
 　　赵*紫*阳在1985年9月18日作了一个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他说：“它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具体化。《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是这个文件的特征。”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高尚全解读七五计划建议的文章[10]。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是七五计划建议的基本指导原则。七五计划是改革的计划。对于“七五”的三项任务，他做了专论：第一，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基础；第二，为90年代的经济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第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重要的是，从此，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内含，发生了革命性的本质变化。
 　　里程碑3：十三大理清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
 　　1986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十三大决议起草组会议。中央领导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能有进一步突破。说到底，怎么转轨，还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十天前，10月中旬，中国计划学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全国宏观经济管理讨论会”，对于未来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是具体到国家、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则有不同考虑：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国家只辅助市场进行第二次调节；二是，计划机制市场化；三是，国家保留部分直接决策权，但在实施中尽量利用市场化方式。其实，这里说的国家，是政府。
 　　大家公认，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内有思想，有新意，有冲劲的人。从目前的文献看，他发表在1986年12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上的《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是最早论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这一体制模式的。与后来十三大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有“调控”与“调节”，“导向”与“引导”之差，但是，十分接近。他是这样写的：“形象地说就是形成‘笼子和鸟’或者‘牧场和羊群’的关系。计划管理是‘笼子’‘牧场’，而不是‘绳子’‘锁链’，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济活动场所，调节和控制经济活动的运行；企业是生动活泼的动物而不是被绳索捆绑的猎物”。
 　　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也讲到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接下来十三大报告草稿征求意见时，高尚全于8月20日写了一份意见书《希望在改革的理论上有新的重要突破---对十三大报告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点意见》，提出：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三，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意见书在体改委《快报》第20号发表后，赵*紫*阳在8月30日批示：“内中提到的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合同制，在报告中可提出来。”高尚全说：“提出按等价交换的原则，签订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是一个重大突破。”[11]
 　　经过反复讨论，理论上的创新已经呼之欲出了。1987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一行时说：“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2]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指出“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此，十三大奠定了中国长程的制度问题。
 　　中共党史上，承前启后的、对后来产生长期影响的党代会“七大”算一次，其影响延续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十三大，也算一次，影响到往后二十年改革。接下来的党代会，是在十三大基础上的成熟和发展。邓小平看得最明白，在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对外交流：四国五方会
 　　体改委是思想碰撞、交锋最激烈的地方，甚至是众矢之的；也是国内国际人士寄托了最大理想，期望最高，最感兴趣的地方。似乎中国的奇迹，将从这里发生。因此，体改委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打开大门，以开放的思维，在学习、借鉴中探索中国改革道路。它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政府和民间；与实业家和学者都有经常交往。其中有很多精彩事件，比如巴山轮会议。在此，要记载的是1987年的四国五方会。
 　　进入80年代中期，中国双重体制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直接管理方式和间接调控手段并存，纵向的组织机构和横向的经济组织并存。[13]计划和市场究竟怎么有机结合，实现顺利转轨，始终是个问题。
 　　1986年，世行驻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赵*紫*阳提出可以借鉴南朝鲜经验的建议。于是，赵*紫*阳指派国家体改委与南朝鲜接触。这项任务落在高尚全身上。高尚全，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曾在机械部、机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是学者型官员。此时，中国和南朝鲜尚未建交，过不去，进不来，怎么办？高尚全提议去第三国会谈。第三国，就选在泰国。首先是想出这个办法，其次是想出来被批准，足见当时的思想何等开放。
 　　1987年6月4日，高尚全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赴曼谷参加计划与市场国际研讨会。副团长是詹武。同行的有体改委彭森、陆涌华、耿亮，体改所高梁；国务院发展中心吴敬琏；社科院张卓元；上海的陈其伟。泰国接待方是朱拉隆宫大学。泰国财政部长，南朝鲜去刚卸任的副总理金满堤，南朝鲜发展研究院（KDI）领导，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现任印度总理)，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都参加了研讨。这是真正的四国五方会。各国介绍自己的经验教训。印度曾经效法苏联模式，强调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压抑市场作用，1987年正在放开，实行市场自由化；泰国，早期强调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忽视政府计划指导，后来也建立了计划机构。但不搞分钱分物的指令性计划，而是政策性的指导性计划，包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地区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合理化；南朝鲜，一开始学日本，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效果不错。金满堤说，从实物性计划到政策性计划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南朝鲜的中期计划也无实物性指标。
 　　他们还了解到南朝鲜有一套高效率的执行政策机构。最重要的是经济企划院。为了保证决策正确，充分依靠有学识和经验的专家。不仅听取经济专家的意见，也听取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各种商会、联合会代表的意见。 [14]此行，顺便考察了泰国，开展民间外交，一举多得。四国五方会谈的成果受到中央的重视。
 　　体改委的网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一个条条、块块的国家。体改委的触角和影响也体现在条条块块上。它一成立就迅速生出根来，发展网络，上情下达，有“胳膊”有“腿”。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设立了体改委，由省长、市长等行政第一把手兼任主任；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也设立体改司、体改办。有了一张横向纵向的网，中南海的政令一出，即可到达每个节点。通过宣传舆论和组织制度一齐推动，使体改委的改革思想、方案和政策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改革，从来不是口号，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实施。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体改委应运而生，履行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无从考证是谁先提出设立体改委，但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卓识远见显而易见。
 　　体改委自身也衍生出了一些机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4年12月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首任所长是高尚全。体改所一度叱咤风云，它由一批优秀青年组成，其释放的能量，对历史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影响，都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篇章。1990年，体改所被合并到经济管理研究所，改造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原体改所的大部分成员后来各奔东西。
 　　1983年2月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直延续至今。除了做研究，有些场合，体改委作为政府机构不方便出面时，就由体改研究会牵头，比如，巴山轮会议虽是体改委主办，但是由体改研究会出名义。谁也没有想到，它有这么长的生命力，成为体改委元老们散发余热的场所，和发出声音的阵地。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影响，体改研究会被人们所尊敬。现在，91岁的安志文、81岁的高尚全都是名誉会长，83岁的杨启先是副会长。他们每天还到办公室去，看资料，写文章，参加会，发言。安志文越来越多地谈政治体制改革，忧心忡忡：“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15]“两件事都没做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了人；市场经济的现在，我们让贫富差距拉大。” “在与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没想到却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16]高尚全是体改委老人中至今保持旺盛工作力，最为活跃的人，继续为改革鼓与呼。
 　　1986年1月，体改委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编辑部，陈贤经任总编辑，出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回想80年代在体改委的岁月，原宏观司司长许美征（1930年生）说：“虽然在中南海里上班，但是，大家的生活很清苦，住房条件差，一门心思干活，是拿出干革命的劲头来工作的，有志向，有意思。”高尚全说：八十年代是改革的黄金年代，也是我最繁忙的年代。
 　　从1982年到1988年，与体改委同时存在的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计划，宏观调控；国家经济委员会，主管工交，维持运行；体改委，推动体制转轨。那时，中国经济的运行得力于这三个支点。三个委员会在工作上有重合、有矛盾、有争论，又相互依存。很多年过去了，三委都不存在了，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思考。因为，中国是从这样的体制走过来的。而体改委的历史遗产，还需要时间和空间让我们再认识。
 　　（连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6月21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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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写作本文采访了高尚全先生、许美征女士。主要参考文献：
 　　（1） 高尚全：《强国之路》，改革出版社，1991年
 　　（2） 高尚全：《改革访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3） 高尚全等：《改革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2] 谢明干：“经济体制改革是如何启动的”，《百年潮》2009年11-12期。
 　　[3]卓成华：“安志文：中国改革的思考者”，《中国老年》2010年3月上半月版。
 　　[4]杨启先：“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8年6月），载经济科学出版社，773页。
 　　[5] 高尚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载高尚全等著《改革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6] 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89页。
 　　[7] 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1984年9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8] 马洪小传，载《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丛书---马洪专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
 　　[9]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1949年到1952年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除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每一个五年都会产生一个计划。
 　　[10] 高尚全：“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人民日报》1985年9月30日
 　　[11]高尚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高尚全等著《改革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206页
 　　[13]高尚全：“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1986年《红旗》第1期
 　　[14] 1990年3月31日高尚全在中央党校的讲演，《强国之路》229页。
 　　[15]原中顾委委员安志文：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2008年6月12日
 　　[16]卓成华：“安志文：中国改革的思考者”，《中国老年》2010年3月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