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3s打开开发者:延安大生产运动模范吴满有被国民党俘虏之后

 吴满有 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明星
“吴满有”？------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吴满有------”多一半的中年人也不熟悉这个名字，“好象跟毛岸英有什么关系？”，然后努力地搜索记忆。
“吴满有”！------所有的“老延安”一听就会瞪大眼睛，他们太熟悉太熟悉这个名字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如果有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名字，曾经在《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被提到多次；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被拍成故事片电影；被写成叙事长诗；被绘入画面；他的名字是延安时期一种香烟的牌子；他的相片和毛泽东的相片被挂在一起；而且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最后因为“被俘失节”而郁郁而死，这个人就是吴满有！
这是一个人物的传奇故事。我不想在写文章的时候埋什么“关子”。毕竟，许多“老延安”都依稀知道他后来的悲剧。不过这个完整的人生故事此前还没有人写过，所以我想大家会愿意看下去。
吴满有本是个普通的延安农民，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枣园。他本是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后来分得了土地，又会经营农活，日子过的渐渐红火，那个枣园也以“吴家”命名了。
吴满有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批“新富农”。１９４１年他共收粮食３４石，缴公粮１４石３斗，公草１千斤，购买了公债与盐代金８１５元。按北方农村的习惯，一石又叫一担，为100市斤。打下的粮食小一半缴了公粮，而且积极购买公债，这对一个陕北农民不是小事，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十分困窘的战时经济也是一个难得的榜样。于是，他被边区政府命名为“劳动英雄”。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报道吴满有事迹的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随后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号召全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这一年，包括毛泽东在内，边区政府的每个人都制定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种地；女同志在家纺线。 

说起来，吴满有也决不是一个只会种地的农民。1943年春节刚过，《解放日报》又发表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 ”

吴满有与毛泽东同庚，都是1893年年生人。毛泽东从此引以为座上客。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表率。当时，和吴满有齐名的是农具厂工人赵占魁，边区提出的口号是，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

1943年8月，边区召开庆祝军民大生产胜利庆功大会，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由林伯渠主持，参加的人有党中央领导，有高级将领，也有不少老百姓中的劳动模范。他们是：富县岔口乡陈家沟村的郎秀英，她积极发动群众纺线织布开荒种地，改变了妇女不出门、不下地的陈规陋习，成为妇女解放和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有安塞县真武洞镇马家沟的陈德发，他发起和领导了本村的大变工生产，粮食总产由41年的80石增长为42年的160石。 有甘泉县羊泉街的同万明，他身为区长，自己开荒10余亩，成为干部中的先进；有南泥湾农垦管理处主任杨正齐，他亲自领导了南泥湾军民大生产运动；有延安碾庄乡石家畔的杨步浩，当年打粮69石，交公粮12.5石；还有就是吴满有。这个会议上，当场有退伍老兵杨朝臣要和吴满有展开竞赛，凭一把老镢头，打粮30石。

在劳动英雄的激励下，富有边区特色的各种劳动竞赛，在个人、单位之间热火朝天地开展。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两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已经基本实现衣食的自给自足。吴满有也成为边区参议员，开会时照片和毛泽东的照片挂在一块。

吴满有 一个不可忘记的人物   吴满有的彰显是历史的产物。

陕北本来是个贫瘠的地方，无水少地，资源匮乏。1939年共产党进占延安以后，逐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到1941年已有军政人员20万。但一边是日寇的进逼，一边是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如果解决不了基本的衣食生计，中共的未来便无法预料。这也这正是当时包括远方的共产国际都担心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理解1936年冬红军的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理解1938年8月渡黄河东征就有了军事经济、战时补给的道理。

然而，除了东渡黄河以后在太行山区站住脚的八路军一部，分散了边区后勤补给压力外，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愈来愈面临极大的压力。正是在这个情况下，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生产运动，这一运动从陕甘宁边区开始，推广到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劳动生产运动的成功，不但缓解了边区的经济局面，而且成为共产党社会动员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有效途径，进而促进了边区的生产发展和乡村建设，为日后共产党开展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比较江西苏区的失利与陕甘宁边区的最终成功，也不失为研究中**史的一条重要思路。

吴满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边区的农民明星，成为今天我们不可忘记的人。【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练兵场】

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从吴满有谈到了边区生产增长的具体细节。毛泽东说：“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

“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这段话不仅涉及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而且把吴满有对边区经济的作用说得再明白不过。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有着一种对民情民瘼的细致入微的体察。《毛泽东年谱》记载，“1944年8月，他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

作为“新富农”典型的吴满有，还曾经涉及到党的建设上。1948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新式富农入党问题的电报稿上写的批语如下：

“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今天研究邓小平思想的专家，还会注意到邓1944年的一篇讲话。这次讲话也与吴满有有关。

1944年11月20日至12月7日，太行区政府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 “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战绩展览、生产展览联合大会”，史称“南委泉群英会”。

这次会议在太行根据地是规模空前的。从11月1日开始，太行区各分区的各方英模开始云集南委泉。沿途各村，都设有专门招待站。为防止日寇侵扰，保证会议安全，南委泉村周围五十华里以内设为警戒区，实行抗日戒严。会议期间，全区著名的剧团轮流到会演出。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在谈到生产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做到“耕三余一”和自给自足。能否达到这个标准在于我们能否做好三件事，一件是彻底贯彻减租工作。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就无法使广大的劳苦农民获得生产的条件。一件是更好地组织起来，发展更多的互助社、变工队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把一切劳动力都组织到生产里来，提高劳动效率。再一件是经验与科学的结合。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总合，我们把英雄们的创造整理起来，好的发扬、坏的去掉，就是很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讲话的最后，邓小平特别提出倡导“吴满有方向”，就是让贫的变富，富的更富。他说：“这个方向，我们各位劳动英雄了解得更好，真正懂得这个方向的正确，我相信经过各位的倡导，吴满有方向的普遍发展，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步是不成问题的”。有专家认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其中的许多观点与后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吴满有的名字被写进中共文献，则是在另一次重要会议上。

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了决议。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各项文件进行深入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过程中起到的纲领性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光是看看决议中说的“将这个文件联系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各项文件”，你就可以知道这次会议的意义。这些文件是：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就在这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决议中，专有一段关乎中共当时的农村政策。原文如下：

“新富农应区别于旧富农。在减租减息后提出吴满有方向，对于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平分土地以后应着重提倡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组织。在老解放区（例如陕北）尚须再一次分配土地时，对原有新富农（例如吴满有）应劝告他们拿出其多余的土地来平分，对其多余财产自动献出者表示欢迎，否则不应强迫征收而应让保存。”

在这里，吴满有已经不仅被视作边区劳动模范的代表，而且被视作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的代表；不仅以其证明“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而且提出要在政策上进行引导和保护。以一种负责的历史态度看，“吴满有”的名字在中国革命曾经起过的作用，实在是不能被忘记的。

吴满有 革命文艺塑造的“明星” 

在正本的中国电影史上，中共电影事业中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是1948年东北电影厂拍摄的《桥》。在搜集本文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不然。中共的第一部故事片应该是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泰斗钟惦斐先生作为延安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这部故事片的摄制；影片中吴满有的扮演者正是此后成为中国电影界著名性格导演的凌子风。凌子风1943年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奠定他在未来中国电影界的地位。然而鲜有人知的是，他出演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正是“吴满有”。

在正史和今日资料中踪迹难寻的，还有艾青的长篇叙事诗《吴满有》。

1941年，已经以《大堰河》、《雪落在中国土地上》在诗坛上享有卓著声誉的艾青来到了延安，他参加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撰写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诗歌。1943年初，他来到延安南区的吴家枣园，在吴满有家里住了半个月，不但访问，而且和吴满有成为朋友。据说他写一段给吴满有念一段。这首用用陕北通俗口语写成民歌体长诗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并得到了中共领袖的高度评价。诗歌中用“皱纹间也充满阳光”的词句歌颂吴满有，以这样的语言，写这样的题材，对艾青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可惜这首在中国新诗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歌因为后来的变故，除了今天在收藏市场上作为罕品，已经几乎无人提及。

与长诗《吴满有》有关的，还有另一位中国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他就是蔡其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喜欢蔡其矫的诗，与艾青的“惠特曼风格”相比，蔡其矫的诗意象更浓密、清丽。1946年春天，蔡其矫被组织上从《晋察冀画报》调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任教。当时的院长是沙可夫，副院长竟是艾青。此前艾青到延安后创办了《诗刊》，成了蔡其矫向往的园地。尔后蔡其矫在《晋察冀画报》当文字编辑的时候，就为艾青编辑过一本诗歌合集，这部集子就是《吴满有》。从此，蔡其矫与艾青成为同事和朋友。

关于吴满有的“名人创作”还远没有结束。在美术界，古元是中国新版画的大家，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木刻新兵。不过，在围绕吴满有题材的创作中，古元也拿出了新作，并且在延安展出。辈份老古元一代的安娥看了画，专门著文评价说：“古元的进步真是惊人！从他的作品上看，无论在技术上取材上都有很显著的进步，不过《向吴满有看齐》一张，我不很同意。采取民族形式，借年画做宣传，都是很好的，但问题是我们不可以抄袭年画的幼稚部分，而该发挥它的优点。像吴满有的两只腿，虽则是穿棉裤显得臃肿，但更把它刻成两条“布娃娃”的腿总是不太好。” 人们可能知道安娥是《国歌》作者田汉的夫人，是著名的《渔光曲》的词作者，不过人们不很知道安娥还是上世纪初北京美术专科毕业，所以她有资格这样居高临下地对古元说。

“毛主席送子上劳动大学"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毛岸英愿意去。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毛岸英刚到吴家枣园，吴满有说：你是个洋学生，咱一个字也不识，学什么呀？毛岸英说：我是个小学生，啥事也不懂得，你不要客气，我爸爸让我来，向你学习。
吴满有就开始教了。第一课开荒，毛岸英跟上变工队，上山开荒。他看见变工队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开荒，他也同样去做。心想，连校长都开荒，学生更应当开荒。中午太阳正红的时候，他拼命地学开荒，白白的皮肤，被太阳晒的红红的，由红变黑，把皮也晒死了。过了两三天，他就学会开荒了。

毛岸英学了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开荒、上粪、除草、下种子、拢地。吴满有说：毛岸英和我们的变工队一样的会种庄稼了。”

这篇文章不大象是初小学生的作文，但署名“延安市九岁小学生张名哲写”，不过可见毛泽东送子务农的故事在当时就深入人心。
毛岸英是1946年春节刚过来到吴满有家的。有许多细节说明吴满有对于领袖的这种特殊知遇报以全身心的投入。毛岸英到了吴满有家，吴让岸英和自己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热炕上，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下。说是为两个后生在门口挡风，其实是为了岸英的安全。吴满有还建议毛岸英重新起个名字，可岸英没有同意，他认为：“在延安，边区人民这么好，我还怕什么？”
劳动时，毛岸英往场上背庄稼，每次他都要比吴仲贵背得多。山路蜿蜒，岸高畔陡，吴满有生怕横背着谷捆的岸英撞在窄溜溜的山路出事，几次要砍掉路旁的小树，岸英总是不让。吴满有怕早出晚归的岸英受寒，硬把王震送他的一顶崭新的毡帽戴在岸英头上，岸英则把自己从苏联穿回的那件军呢大衣送给了吴仲贵。夏日里，骄阳似火，岸英脊背和胳膊上晒起了一串串水泡，一扯一把皮，吴满有便用鸡蛋清和着香油制成膏，贴在岸英皮肤上，给他治疗。

毛岸英在延安生活了14个月，其中近7个月是在吴满有这里度过的。1949年毛岸英回到上海后，专门给自己的老师吴满有家寄来照片，尽管这时吴家已经荣辱翻覆了。

  
或许正是由于吴满有的人生翻覆，今日官方开辟的延安红色旅游的各个纪念游览地中，偏偏没有“毛泽东送子务农到吴家枣园”这一站。2002年倒是有吴满有的侄儿吴凌云与几个乡亲一起，自酬资金20多万元，开始动工修复“毛岸英旧居”。这地方从延安宝塔区柳林镇吴家枣园村口，向南走2·5公里土路，路边有一排土窑，就是当年毛岸英住过的地方。其实，与其说是毛岸英的故居，不如说是吴满有住过几乎一辈子的地 

 
吴满有是个脑子灵光的农民，后来当了南枣园乡乡长。但是吴没有文化。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个知识分子当文书。这个替乡长写讲话稿的小文书，就是后来同袁静合著《新儿女英雄传》的作家孔厥。

还值得记一笔的是，吴满有的“品牌”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时解放区的烟厂曾专门生产过一种“吴满有牌”香烟。至今，石家庄烟厂还把它写进厂史。而在如今的烟标收藏市场上，一枚品相稍好的“吴满有牌”香烟已经价值千元！

60年前，由吴满有牵涉到的文化活动和人物沉浮还没有结束。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人物通讯是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发表的《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因为写了对吴满有的报道而深受重视，并因之受到过毛泽东三次接见。关于莫艾先生还应该提到的一笔是，他在1976年担任《光明日报》主要领导，并主持撰写、发表了那篇曾被视作“四人帮政变动员令”的社论《按既定方针办》。不过后来的审查证明，该文与“四人帮”并无直接联系。这是后话，当在别的文章里说了。
１９４８年９月，吴满有（右）与杨经曲（左）在南京国防部政工人员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交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吴满有神色凝重，这是吴满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照片中的吴满有神色黯然，不复延安风采。无论如何，这张脸庞曾经长年与延河的月夜、黄土高原的《东方红》的歌声、伟大祖国的呼唤等等诗人情怀相依为伴，以至于他后来的结局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１９４８年９月，被幽禁的吴满有，吸一口香烟，表情默然，延安风光的日子恍如隔世。

１９４８年９月，吴满有（左）、杨经曲（右）同住一间斗室，尽管此时解放军势不可挡，江山易帜在即，他们却只能低头不语。７个月后，解放军渡长江攻入南京，国民党军队撤出之前，并没有杀害或带走他们，而是把他们「交还」给共产党。

《老照片?第62辑》/冯克力 主编

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并与解放军在陕北地区征战年余,陕北战事以胡宗南部大败告终。不过,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却意外地俘虏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典型人物吴满有,逼迫他投降,替他写自白书,让他在南京记者会中公开认错,支持蒋介石。这位被塑造成完美形象的劳动模范的被俘与变节,曾引来世人的批判与唏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维

据史料记载,吴满有为陕西横山人,1928年来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棘园,因擅于农耕和经营,逐渐致富。他响应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积极购买公债。简单地说,吴满有的才干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勤奋苦干,从实际工作中累积生产知识,有效提高生产力;二是对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十分敏锐,善于营造有利于生产致富的外在环境,这意味着他不仅能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能缔造政策的实践典范。这两种才干经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让吴满有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人物。

1942年,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严重粮荒问题,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活动,为实现自给自足而努力。这段时期的农村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务实灵活的思想。其重点是,既然生产为首要任务,那么生产就应置于分配之前。应同意农民保留生产所得的财富,以奖励其生产意愿。这种富民政策等于是同意让

“一部分人先富来起”,在生产技能以及财富创造上起带头作用。更深一层看,这项政策等于是承认物质刺激对于生产的正面意义;哲学上来说,就是确认人性对财富的自然渴望。这项命题在今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对于当时提倡牺牲生命以实现大公无私社会的共产党人而言,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灵挣扎,并延伸为激烈无情的路线斗争。尤其在艰困的革命岁月中,为了将最小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人抱着献身的精神,过着极其简单的物质生活,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任何人经由生产将财富据为己有,显然与革命道德格格不入。

革命情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为革命实践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他从江西苏区时代就提出的一贯主张,当时曾遭到批判,一直到延安时期才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精髓在于,尽管在分田政策中对地主仍进行清算斗争,但不杀害对方;相反,对于积极配合,进而加入劳动队伍的地主给予鼓励。至于生产绩效高的富农,不仅同意其保留财富,甚至树为典型,发展入党,提拔为干部。种种鼓励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能。实践证明,陕北的农村建设不仅刺激了生产,也团结了人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成功。

吴满有的典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树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几次公开谈话中,高度肯定吴满有,要求向吴满有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事迹作了长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诗人艾青则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边区还生产了“吴满有牌”香烟,拍了吴满有的电影……种种歌颂和宣传,将吴满有推向高峰。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超级明星”,毋宁说是为了革命的社会情境而形塑的结果。这一情境透过报道、公开表扬、诗歌、美术、戏剧、电影、口传等形式,使得一个个神话般的典型描绘凝结成的坚定信仰,充满了目标感与幸福感。其实,就吴满有本身而言,还牵涉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即自私的物质刺激与无私的精神奉献如何有机地结合,成为创造幸福社会的动力。

真实的人与革命想像的人

对中国人而言,这并非学术的课题,而是1949年后痛苦的摸索与实验,涉及了千千万万人的青春与身家性命。最极端的时候,富裕被当成罪恶,饥饿被说成快乐。直到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延安时期曾有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务实思想才又卷土重来,并实现了新的成就。

另一方面,尽管延安时期的农村经济建立在务实的思想上,但它毕竟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革命的目的。作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吴满有被宣传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替自己谋福利的本事,而更在于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联系上乌托邦情境,洋溢着幸福感,令人神往。这是真实的吴满有,还是革命者想像的吴满有呢?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并被任命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年余,不料在1948年5月陇东战役后遭国民党俘虏。后经由其他战俘指认,国民党确认这名战俘就是在延安红极一时的吴满有,如获至宝,立刻押送南京。到了9月间,吴满有与另一名在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的杨经曲(曾任新四军5师15旅旅长等职),一起被安排参加了由南京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吴满有还被安排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公开谈话。

国共战俘的悬殊比例

事实上,1948年国军已节节败退。吴满有被俘时,占领延安一年的胡宗南部,已被迫撤出了延安。而吴满有发表屈辱性的“自白”时,解放军已在孟良崮击毙国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洛阳俘虏国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在陇东击毙国军第76师师长徐保,在临汾俘虏了国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梁培璜,在襄阳俘虏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在济南俘虏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至于其他被俘或自动来归的国军旅级军官更是不计其数。相反地,国民党只能举出寥寥数名被俘旅团级的共军干部,他们大多不是因部队被歼而遭俘,而是在转移中因故跟不上队伍而落入敌人之手的。国共双方战俘军阶和人数的悬殊对比,反映的自然是战局的现状与大势。吴满有投降时,三大战役已开打在即,国军精锐顷刻尽失。当然,这些早已是今天的历史常识了。

因此,吴满有的被俘和自白,对于国共战争既无实质亦无象征作用。不过,这件事仍在许多人心中勾起了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是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象征,为何没有革命者理所当然的表现,例如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呢?然而,或许这盆冷水可以让后人稍为清醒一些。事实上,只要虚心面对历史,查阅多方数据,就可清楚发现一个事实。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过去曾多次被表彰的参议员、劳动英雄等人士,应国民党的要求公开讲几句应景话者,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的姓名、照片、谈话,都刊登在当年的主要报刊上。胡宗南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专访时说:“本地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他的统治方略是运用边区原有社会治理架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原来共产党所表彰的地方模范,一旦转变立场,自然也就成为胡宗南掌控和称许的地方模范。而且在占领延安一年内,胡宗南并不刻意去追查过去的事,所以这个架构也没有出大问题。严格说来,这跟毛泽东十三年前初抵延安时的社会治理思维十分相似,即尽量不更动本地的社会结构,以安抚人心,团结地方。历史上,中国执政者在权力更替时面对地方治理问题,有着相似的表现与智慧,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六十年后重现的珍贵影像

这里不妨做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实假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有生产技能和生意头脑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一些更聪明的人掌握了大趋势,不仅创办名牌,也配合政府政策,捐助社会公益,支持各种爱国主义活动。然而,来自延安时期的吴满有注定只能留在那个时期,忠于那个时代的脚本,所以一旦真实的他现身时,就难免勾起了过多的叹息。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吴满有的故事津津乐道,不断努力地挖掘关于他的材料。唯一的缺憾是,吴满有的照片却几乎一张都没有了。原因是,过去延安经常可见的吴满有的照片,国民党来时清过了一遍。随着吴满有的投降,共产党回延安后又再清一遍,以至于曾经名满天下的吴满有,其形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1949年后,吴满有回到延安,于1959年抑郁而终。关于他最后的生命旅程,似乎没有留下正式的纪录,一切只剩下“据说”。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供1948年9月吴满有和杨经曲在南京举行记者会的几张照片。这可能是吴满有的面影消失六十年后的首度浮现,照片的珍贵性自是不言而喻。照片中被拘禁在斗室的吴满有神色黯然,不复延安时期的风采。无论如何,这张脸庞曾长年与延河的月夜、黄土高原《东方红》的歌声、伟大祖国的呼唤等等诗人情怀相依为伴,以至于他后来的结局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然而,历史仿佛总是抱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继续向前。

吴满有 “被俘失节”后的人生翻覆
关于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人生被抬到高处又转身滑坠的故事，我们都听过N次。吴满有则是又一个版本。
1947年，在国共内战中，胡宗南率20万国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占延安。毛泽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3万部队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沙家店、羊马河、青化砭三次战斗的胜利。
青化砭大捷后，边区政府在真武洞召开三万人祝捷大会。周恩来当场宣布毛主席还在陕北！全场一片欢腾。会场上当即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此刻，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吴满有代表儿子一起表态：要求参军打胡儿子！激动的王震当场接受吴满有从军。新兵吴满有是个名人，一入伍就破格任命为王震任司令员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

1948年4月，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乘胜进袭陇东宝鸡及胡宗南的后方基地。这一仗尽管袭取了宝鸡，但是对胡宗南和青海马家骑兵的积极战斗动作缺乏准备，随后的战斗打的十分紧张、被动。
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彭大将军对此役作过如下自述：

“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役的大批。当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噪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过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但是坦诚磊落的彭大将军却对陇东之役进行过如此严格的自责！

我在网上查到了网友“大嘴”对这次陇东之役的详细研究。根据“大嘴”对战事发展的详细推演，经过力战以及种种偶然，到5月8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已经成功地从胡马夹击包围的态势中脱身出来。然而，二纵的后勤系统由于监运着宝鸡缴获的物资，行动迟缓，被迅速穿插兜击的国军虏获了几百人。其中，二纵民运部副部长吴满有成为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干部。
关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日前有郝在今的最新著作《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十分可读。书中采访了大量中共情报系统的老同志，许多材料是第一次披露。对吴满有被俘细节，书中有当年边区保卫干部梁济的一段叙述：

“这老兄当了高级干部还是不改农民本色，作战胜利，乘马驮满了缴获的布匹，还不时下马拣拾战利品。部队突然撤退，别人跑得快，吴满有舍不得马背上的物资，结果被敌军俘虏了。”按梁济的版本，吴满有被俘之后开始并未暴露，后来在西安大雁塔的俘虏营里被其他俘虏认出来了。胡宗南当即视若奇珍，将吴空运南京，又让吴在国民中央电台讲话。
也有另一个版本：吴满有被俘后被押解南京，在敌人的折磨下，他还托人给林伯渠捎话：“如果我死不了，终有一天会是你们的人，如果我死了的话，我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几条根（他的儿子），还能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为我复仇。”
按梁济的版本，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又将吴满有送回延安，吴虽然当过干部，但毕竟只是个农民，党组织没有对其进行追究。吴最后郁郁不欢，患病而死。但另一版本说，跑回家乡的吴满有被宣布为延安最大的叛徒，取消称号，开除党籍。
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都不否认吴在南京电台讲话属于“被俘失节”。
王震将军是个情义中人，当年的郭小川、闻捷、王蒙等文化人不爽的时候，都曾在他主政的新疆避居。这里又有一个例子：吴满有跌落后，王震曾从新疆派人来接他，但是吴怎么也不去。
五十年代初农村成立高级社，七个村就吴一个人不入社。据说他将“冤枉事一肚子装着”，只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放着一群羊，等着中央的回信。１９５９年３月，没有等来回信、６６岁的吴满有郁郁死去。郁郁死去，也没有说昔日的朋友一个“不”字。
吴满有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我真想再说点什么。
累了，不说了。大家想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