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乱9年后谁帮毛泽东实现“天下大治”？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也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从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刘少奇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兼任任何职务（虽然新中国建立前，刘少奇也曾兼任过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笼罩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有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划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例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总理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5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1973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这种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着手纠正他自己意识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无论是以后的“批林批孔运动”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都一再强调，坚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重演，坚决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多次严厉地批评江青集团，等等。这反映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也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他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集体开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来抱病在医院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的国务院领导集体的分工问题。2月1日，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请邓小平将国务院各位副总理的分工列出，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由我来讲。

2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等副总理出席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由邓小平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得到圆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