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六任文革办事组组长唯一善始善终是李讷

向：江青不喜欢常住北京，喜欢到处走一走。

阎：是的，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向：这是为什么？

阎：当然是忙嘛。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她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扣得紧紧的。大概是1967年6月，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注意休息。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情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她到外地去，我也好借光乘乘飞机、坐坐专列到外地去看看。

向：江青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阎：听说过去江青喜欢叫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可她玩起来，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到强手，不让她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露出破绽，否则她就会发脾气。由汪东兴、张玉凤等任顾问的一本书中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应该是事实。

向：你陪她打过扑克吗？

阎：没有。她1967年整整一年都没打过扑克。

向：她还有别的兴趣吗？

阎：听说江青爱养猴子、养狗。她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她往往在广东买来，带到北京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但这些事我没见过。在1967年，江青除工作和开会外，就喜欢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有时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调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

向：她是否要人陪看？

阎：要。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的人一起请来。如果这些人都没来，就要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书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成“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江青1967年看的片子主要是国产片，其次是香港片子，看外国片子倒不是很多。

向：江青和毛泽东一起活动多不多？

阎：很少。“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

二

向：说江青是“旗手”，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你能谈谈江青“旗手”称号的由来吗？

阎：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于是有人称她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称号当时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报上，在中央党刊和《人民日报》上，我没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但他并没举出依据来。我认真反复地翻检《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想查一查到底是谁最早把“旗手”的桂冠戴到江青头上，可一直没有结果。到现在，这件事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还是一个谜。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就可称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杜近芳。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敬爱的”，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向：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吗？

阎：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还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当时我还为江青接受了我的建议而高兴。我这样做完全是从维护江青出发的，觉得这样对她有好处。

向：关锋当时还兼《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吗？

阎：是常务副总编辑，且分管中央宣传工作。我离开江青那里，立刻到钓鱼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文章也交给了他。关锋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关，请她放心好了。”后来文章在1967年第9期《红旗》杂志发表时，把“敬爱的”三字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

向：文章这样一改，就低调些了。

阎：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这场风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关锋、戚本禹也没有跟我说过，直到1990年代才听关锋说起这件事。你整理这篇稿子时，最好不要点出杜近芳的名字。

向：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