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双十一苹果7降价多少: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6:47:44
借我一双慧眼
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文/罗学蓬
（讲演时神彩飞扬的沈志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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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笔者告白
——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1、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让那些出自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震聋发聩！耳目一新！
2、档案毁掉了他的锦绣前程
——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连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5、蒋氏中国代表团受辱莫斯科
——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人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礼。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6、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
7、斯大林逝世，铁托逃过一劫
——斯大林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曾采用过这种手段。
8、毛泽东不吃苏联人送来的死鱼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9、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铺路搭桥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现实的邓小平才好不容易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斯大林钦封的“亚洲革命负责人”的这顶红色高帽，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10、撩开毛泽东访苏的神秘面纱
——毛泽东激动得眼泪蓦然滚落，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这里，毛泽东眼圈发潮，蓦然哽咽起来。
11、西方媒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毛泽东大事没谈成，心里窝着一团火，哪儿也不愿去。他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大发了一通脾气，声色俱厉地说道：“我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到莫斯科只有三大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
12、斯大林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世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
13、巨人较劲，谁是最后赢家
——把真实的历史披露出来，肯定会让今天的中国人忍俊不住，啼笑皆非。因为故意扭曲这一段历史的动机，竟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所致。
14、金日成为何能脱颖而出
——沈志华在论文与专著中披露的涉及到苏、中、朝三国的秘密档案就有数百件之多，而且还有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
15、误会，还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
——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斯大林那时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
16、金日成拒绝中国介入他的战争
——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正在向南朝鲜大举进攻的北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勃然大怒的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17、 没有来得及举行的庆功会
——金日成如梦初醒，马上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感激涕零的电报：“斯大林同志，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18、毛泽东为何一天之内发出的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
——根据这份电稿，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认定：中国在1950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决定出兵参战……然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远没有这么简单。
19、中国为什么坚决否认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发动的
——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发动这一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
20、斯大林出尔反尔，突然变卦
——彭德怀一听斯大林出尔反尔，立即炸了，说没有空军，无异于让中国军人去白白送死，他决不能干这样的傻事，这志愿军总司令，他不干了，谁有能耐谁去！
21、入朝初战完全取决于彭德怀的应变能力与临场指挥
——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宋时轮指挥三个军也的确将美军的一个师包围在积雪复盖的盖马高原上……令他们惊讶的是，美军士兵并非他们的宣传材料上说的那样贪生怕死，他们的勇敢，一点儿也不亚于中国人。
22、美国人与苏联人心照不宣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
23、毛泽东逼着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
24、毛泽东两次与最佳停战时机擦肩而过
——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25、巳经到手的完胜最终变成了一场惨胜
——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26、“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蚊就出窝。”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27、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笼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原子弹爆炸，几十年来，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一种精神支柱。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可想而知。
28、波兰人对斯大林的深仇大恨从何而来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公理，但是所有的波兰人都深信卡庭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他们必须爱戴的斯大林，而不是千夫所指的大屠夫希特勒。
29、发生在布达佩斯机场的戏剧性一幕
——赫鲁晓夫的动作粗野得令所有的波共领导吃惊——挥舞着拳头恶狠狠嚷出一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阴谋绝对不能得逞！
30、苏波冲突看毛泽东的大国谋略
——赫鲁晓夫心中的千斤石头落了地，立刻喜形于色，挺起胸脯，不无幽默地回过头来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它可行吗？你支持我们吗？”
31、三起三落的纳吉
——20万人组成的悲愤的河流缓缓流淌，2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伊姆雷
32、30多万条嗓子齐呼“我们要纳吉！”
——这就恰似一盆油泼到了正在燃烧的火堆上，一下子就把布达佩斯闹了个天翻地覆……电台大厦四周巳经是人山人海，场面犹如汹涌澎湃的大浪……9点钟，响起了第一下枪声！
33、苏联人杀了个回马枪
——当动乱突然发生以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郝德青大使下令把大门锁上，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
34、纳吉和他的政府被苏联人劫持了
——当绞绳套上纳吉脖子的那一瞬间，纳吉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35、赫鲁晓夫搬掉了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石块
——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满怀激情地讲道：“是谁让我们认识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是谁让我们今天能够站起来理直气壮地批判斯大林呢？是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应该感谢他！”
36、毛泽东语惊四座
——在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的情绪也愈发激昂，用以加强语气的手势也挥动得更加有力。随后，他以全然不屑一顾地口气大声说道：“核大战没什么可怕的，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我还剩三亿。”
37、毛泽东忽悠赫鲁晓夫
——毛泽东笑着说：“没关系，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不但你要公开走，我们还要发表一个《中苏联合声明》。”……赫鲁晓夫被搞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在会谈中根本就没有和毛泽东谈什么重大国际问题
38、响尾蛇导弹事件与苏联人毁约
——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同小异，从亲密无间的兄弟变成你死我活的仇人，到今天可以客观地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其间必然包含着一个曲折的过程
39、赫鲁晓夫踩到了毛泽东的痛脚
——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因为他一直在等待着苏联老大哥认可他的这种试验，其他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早就巳经发表讲话，都对他搞的人民公社赞不绝口，你苏联人怎么就老装哑巴呢？
40、中苏分裂的深层原因
——这样的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一但到了国际场合，就必须维护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了。即便全党都知道毛泽东错了，也决不可能承认，承认毛的错误，那就意味着放弃了中国共产党正统马克恩主义的地位
后记：不能让历史学家承担政治家的责任
——凝聚着沈志华教授心智结晶的一部部专著的出版，对国人看世界、思考当代史、观察地缘政治变动等等，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因为，在他的书里，有着独立思考者最为宝贵的探索历史真实的勇气与智慧。
笔者告白
——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老话说：“人上一万，必有异者。”
此异者，或是身怀绝技，或具特异功能，或有卓绝天资，或演空手白狼一夜暴富，或谓翻云覆雨仕途飙升。
毫无疑问，在笔者心目中，沈志华教授就是一位光彩四溢的异者。不过，他之异，显属大异，与所有前面罗列的异者全然不属同一层次。他异在超凡绝伦，异在亮节高风，异在慧眼独具，异在胸中装有五湖四海寰球世界，异在具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坚韧，异在能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与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富翁浑然合为一体，更异在他竟然能以一介书生之力，倾其经商所获之巨额金钱，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件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义大德之举。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同龄人，笔者毫不掩饰对沈君的热爱景仰之情。笔者舞文弄墨20余年，出书十余本，也算是著作“半身”，一管笔下写过的英雄恶棍精英贪吏，不知巳有多少，却从来没有像此刻写沈君其人其事一样，心中充满如此亢奋激越之情！
笔者有幸聆听过沈志华两场惊世骇俗的学术演讲。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章近些年汗牛充栋，而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却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沈先生依据自费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诸国购回的解密档案，引经据典，台前幕后，紧鼓密锣，人影翩跹，纷至沓来，娓娓向我们讲了个一清二楚。讲坛上的沈教授身材魁梧，当过军人的他腰板挺直，国字脸上双眼炯炯，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传奇和悬念，象江河一般迭荡起伏。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铺陈中，他不断提出假设、分析，进行着精致的、富于灵性的思辩。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淅大、武大、中大，中国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很多国内名牌大学都回荡过他讲演的声音，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韩国的仁川大学、意大利的罗马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等国外名牌大学，也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
当掌声在中国和异国的一座座学术殿堂里无数次骤然响起的时候，笔者注意到——其实根本就无须注意——所有在场的莘莘学子、或风华正茂或白发苍然的专家学者加教授，眼中闪溢着的，均是与笔者绝无二样的眼神！
沈教授在同行们的眼中却分明多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妒忌。当然不是妒忌他所拥有的金钱与名声，而是妒忌他居然私人花费巨资，先下手为强，从美俄等国购回的宝贵档案。
对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档案更珍贵？
单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一掷140万。除此之外，他还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又花费了数百万元。
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并接受着听众掌声与景仰的演讲者，竟然两次被投进了共和国的深牢大狱，一次是因为反对“四人帮”，一次是被当成了美国中央情局的“特务”。出狱后，沈先生当过卖水果的小贩，当过替小老板提包的随从，然后自己先尝试做小打小闹的小老板，再把自己操练成个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就在他连数清楚自己巳经挣到手的金钱都成为一件难事的时候，这位刚刚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决然离开商场，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和股票，重新钻进巳经久违的书斋，独影孤灯，犹如苦行僧般潜心搞起了世界近代史研究。
圈内人说，在国内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像沈志华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五洲四海挖史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者，如果沈君不是唯一，也是几位当中的一个。
笔者不能不惊叹，造物主怎么会如此慷慨地把这么多反差极其强烈的色彩全都涂抹到了这个中国男人的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才为中华民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当代极为稀缺的精神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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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让那些出自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震聋发聩！耳目一新！
在商潮汹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当今中国社会，能够彻底超越金钱物质的羁绊，上升到追求形而上境界的大智大贤者，纯属凤毛麟角。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005年才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该校历史系博导的沈志华，算得一个。
最近十多年来，沈志华这个名字在中国史学界无人不知。被称为史学另类人物的沈先生，命运多舛，30岁前后曾两度入狱，也曾下海经商，从街头卖梨到开办工厂，炒股票，从涉猎进出口贸易到漫步图书市场，在资金积累上收获颇丰。
1990年，巳经挣了很多钱的沈志华认为“一个人如果把挣钱当成一生中最大的奋斗目标实在没有意思”。而且，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的沈志华太知道生意场上是怎么回事，中国最令人诱惑的金钱和最令人鄙视的品行往往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他害怕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也会被铜锈蒙住眼睛，掉进钱眼里爬不出来。尽管已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沈志华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经商的材料，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干点比挣钱更有意思的事情。而成为一名中国的历史学家，正是他多年以前的一个美梦。只不过这个美梦，在即将实现之际，被一场突入其来的塌天大祸给无情地毁掉了。于是沈志华果断跳出生意场，去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他毅然决定与中国商界“拜拜”时，还顺手做了一回“出版商”，一部《文白对照》曾风靡华夏大地，又让他收获数百万，然后彻底弃商从文，金盆洗手，重新操起了他酷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研究。
在不经意之间，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波澜不惊的史学界，也因为沈志华的出现，而变得风生水起，生动绚烂了许多。
回到老家北京后几年，沈志华先是独居上方山，潜心学习，又在南郊购置别墅，安营扎寨，一面创办了民间性质的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此后又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大笔金钱，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为了推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他不惜一掷上百万，采购搜集大量曾经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解密档案，因为他深深知道，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本钱。
沈志华曾在70年代末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商界转为学界，得到圈内人的承认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1993年他回京后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史学界的学术会议，参加此类会议的代表都是体制内吃皇粮的学者，有些还是史学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大家一开始全都不认识这个长得墩墩实实，皮肤黑得来像个铁匠般的外来人，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
如同中国老话说的“不鸣则巳，一鸣惊人”，沈志华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就把在场的专家学者镇住了！
沈志华讲口极好，这是先天后天的因素混合造就的，没办法。同样的史实，在别人口里讲出来干巴巴的，让听众浑浑欲睡，而一旦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泻出来，人物就鲜活了，故事就生动了，有主杆，有铺垫，起承转合，抑扬钝挫，讲起史实来犹如单田芳说评书，一忽儿杀机四伏，一忽儿铁马金戈，阴谋、奸诈、强横、妥协、貌恭实傲、笑里藏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心如铁石杀人如麻绝非反面人物的专利，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情有可原。国家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时，他能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旦进入蜜月期，又恰似阵阵清风扑面而来。
但，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常让那些久在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耳目一新！专家学者们不会不知道，能作出全新解读，靠的绝非仅仅是敢发不同之声的勇气，而是丰厚的知识积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独具慧眼的发现能力，以及以水滴石穿般的坚韧孜孜不倦探寻真相的持久耐力。
史学家钱镇曾在一篇《沈志华其人其书其事》的短文中说出了他自己受到沈志华讲演冲击时的复杂感受：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像沈志华这类重新回到学术界的家伙太具有杀伤力了。他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市场需求，更无需看上级领导的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什么想法可以谈，什么想法不能谈。他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利禄，恩想观念与一个长期厮混在学术圈里的专家学者大相径庭。他不畏惧说出格的话，别人对他的放胆也会格外宽容。他得以摆脱学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事纠葛，也用不着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熬更守夜地写出几个章节而该书出版后与自己全无关系，更不必违心地去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中国史学界的各种从业人员，无一律外都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而且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大都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怎么会有一个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职称、还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眼着眼睛往火坑里跳？这人的脑袋里进水了么？
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好奇地问他：“沈先生，你的发言有文稿吗？”
沈志华毕恭毕敬地回话：“我带来了刚写就的论文，如果您有时间，请你指教。”
这位老专家拿去看了，当天就在会上对沈志华的论文大加赞扬，认为观点新锐，论据充分，文风也尤为生动。会后，这篇经过修改的论文很快就在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从这以后，沈志华便作为“独立学者”经常出现在中国相关的历史学术会议上。
与所有史学界人不同的是，沈志华重新进入这个行当，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出色研究成果，独特的解读历史档案与资料的能力，还靠着他经商赚来的大笔金钱。
沈志华是货真价实的个体户，没有单位，没有一分钱工资，但是他却有钱。钱对他来说真是个好物儿，这让他刚刚重回史学界，就占据了一个极为主动有利的制高点。因为囊中颇丰，他可以慷慨地拿出钱来，自己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史学专题会议。
沈志华第一次尝式自费举办高层学术会议就大获成功。1994年，他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他特意把会址选定在当时在观念风气上相对于北京要开放宽松得多的深圳。因为中国人都知道，谈苏联解体不仅会涉及苏联共产党的种种错误，还必然要涉及到中苏关系，而中苏关系骨子里就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赫鲁晓夫为了各自的国家民族政党利益而结下的恩怨情仇，莫说涉及的人物、史实，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充满了最敏感的政治，想避也没法避。虽然中共中央早就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早巳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党中央都巳经向全世界承认的事，史学家要公开地、有根有据地来论证这位伟人犯下的错误，却成了一件犯讳的事。这样的会议倘若在北京召开，史学家们说得兴起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一个不留神，很可能会议还没结束，麻烦就上门了。
而当时的深圳，被北京的某些有头有脸的老人斥为“除了天上飘的国旗是红的，全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一部《血战台儿庄》演遍全国，唯独进不了北京城，为啥？老人们拄着拐杖拍着桌子咻咻叫：“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如今看着他们成英雄，感情上受不了！”
资本主义虽然腐朽没落，虽然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有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允许人说话，只要你不真刀真枪动真格儿的，即便话说得稍微出点格，警察也绝对不会前来封门问罪。所以沈志华决定把这个必然要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犯下的某些错误的会议，拿到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深圳去开。住宿、伙食、会议所需的资料，全由他独自操办承担不算，他还在邀请函里特意声明，凡专家学者的单位舍不得报销飞机票的，全拿到他这儿来报。
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议，组织重要课题的研究和对档案的翻译，做学术活动的赞助人、组织者，与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起来，其地位、效果与影响力，显然绝对不同。
重返史学界十几年，沈志华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民间“老大”。他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60余篇，出版了《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此外，他还有三百余万字已出版的著述。中国史学会理事的头衔落到他头上，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以及台、港、澳各所著名大学争相邀请他去讲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争相聘请他但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2005年，巳经55岁的沈志华最终受几位同行鼓动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界唯一的个体户，到老还是吃上了皇粮。
有朋友笑称，沈志华自在了大半辈子，老来到底被“招安”了。
沈志华却很认真地说：“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被‘招安’是个好事：第一，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如此才更有生命力；第二，一所大学能够接纳体制外的人员，说明当今社会的宽容和进步。无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把研究搞上去，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有益无害。”
2、档案毁掉了他的锦绣前程
——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连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沈志华的人生轨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衷荣辱的历史密不可分，他出自高干家庭，是个先天性的“红孩子”，在政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父亲1937年就到了延安，从事锄奸保卫工作，能干这一行的，全是经过精挑细选最忠诚的共产党人。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在八路军里就属凤毛麟角，能算知识分子了。母亲在“西安事变”时是西安学生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带领同学们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就有她的份，事变结束之后也和一大批同学们去了延安，分配到除奸保卫部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沈志华的父亲并喜结良缘。进城后，父亲当上了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跨过11级门槛，跻身于高干之列。母亲最初也在公安部当处长，后来却因为弟弟的事受到了牵连。沈志华的舅舅是国民党员，在西安警备区当过一个小排长。后来随部队起义了，按照政策应当算是起义人员。但因为部队要占沈志华姥姥家的房子做办公室——他们家是商人，结果舅舅坚持不给，说自己是起义人员，财产不能没收，镇反的时候就把他划成了反革命份子，还判了20年徒刑，发配到青海劳改去了。因为姐姐在公安部，他就总给姐姐写信发泄不满。姐姐也的确曾经为他奔走，还找罗瑞卿说过这事。结果反右倾的时候，有人反映她革命立场不坚定，不适合在公安部工作，于是就把她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了个系总支书记。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的第二年，沈志华诞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沈志华家教甚严，从小好学，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最著名的男四中。初中刚毕业，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他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高干子弟几乎共同的人生选择。18岁那年，沈志华也报名参军了，偏偏这时候母亲因为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幸亏父亲还在其位，所以这事没能毁了他的军人梦，他终于当上了一名海军航空兵。
刚入伍两个月，哥哥压着嗓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父亲也被抓起来了。
沈志华吓坏了，赶紧问：“爸爸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
哥哥说：“什么都不知道，既不告诉家属罪名，也不准探望。听爸爸的老战友说，是因为‘杨余傅事件’。”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觉得自己政治上低人一等，心里再苦，也不敢有丝毫的流露，整天只有拼着命学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技术培训后，他被分到连队，成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因为父亲进了大狱，沈志华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惧，夹着尾巴做人。可是，由于当时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他本是北京四中的初中毕业生，加之钻研起业务来又特别刻苦上心，就很容易显山露水。由于技术好，工作认真，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一次，师长走下飞机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那时候，沈志华心里就觉着一个词儿，爽！这么一来，他就成了全师赫赫有名的技术尖子，当上了代理机械师。机械师责任大着哩，战机要一头载下来，第一个被抓的肯定就是机械师。
那时候部队里政治学习抓得比每日三餐还重要，还得常常写思想汇报，沈志华嘴一张，笔一动，文化水平想掖也没法掖，谁都知道他是个口笔两厉的大能人。当兵第三年，沈志华便时来运转，领导找他单独谈话，内容让他心花怒放，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
没想命运太作弄人，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晴天霹雳！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心肝五脏被人突然掏空了一样。当兵三年，还是个白丁就被扒掉军装，这样的打击对沈志华来说太难以承受了。那时他还不到21岁啊！他心窝上像突然被插进了一把刀子，血汩汩流，人彻底傻了，丢魂丧魄地念叨着：“是不是念错了？怎么会是我？中队长，可不能让我复员啊！”
中队长念完名单，发出口令：“解散。”
战士们散去后，一直对他很器重的指导员让沈志华留下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将来到了地方上，像你这样又年轻聪明又肯干的人，一定会有前途的。但是，你要理解，部队的情况不一样。”
这样的思想工作，不仅没能起到一点安抚的作用，反倒让沈志华心中七上八下敲开了小鼓。“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啥意思啊？咋听起来简直都不像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心里烦啊。喝醉了就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理解，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却在窜红的当口上冷不防被列入了复员名单，而且还“没有前途了”。
后来大队长和副团长也都找到沈志华，对让他复员的事表示遗憾，平时也还算器重他的两位首长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沈志华太想问个明白，可涉及到组织纪律，又不敢开口。
沈志华离开部队的时候，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下任。这些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战友们还用得着。
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好在父亲的问题巳经得到落实，并且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沈志华成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检修钳工。报到后，沈志华十分消沉。老爸看出来了，说了一句让儿子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初中的数理化整个复习了一遍，还自学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1973年那次考试，他踌躇满志地报了清华大学，竟然让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个头名状元！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找他面谈了。正在沈志华得意之时，东三省那边突然又冒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儿，当年全国高校考式的成绩全让他给搅得来一风吹了，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考了第一名的沈志华反倒落榜了，开会还挨批呢：“你考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考了头名状元的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门槛，厂里送了一位4门功课加一块儿才考了15分的起重工去上清华！
沈志华气得含血喷天，一把火把数理化书本和作过的习题全烧了！改学社会科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那时就想整明白，这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了？他印像中不应当是这么副昏天黑地的样儿呐！以前，他对政治不大关心，文化大革命他是“逍遥派”，打着大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各地免费游山玩水。现在，他满门心思就想弄明白，父辈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今天？社会主义到今天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儿了？
这时他原先部队的副指导员到北京出差，老领导告诉他，当时之所以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对他来说很致命的文件——“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沈志华瞳孔大张，吓得魂飞魄散！
文革中的“联动”，都是被打倒的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因为沈志华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成了清查对像。因为要入党、提干，按照当时的规定，部队必须调查清楚培养对像的政治历史情况。负责外调的就是这位副指导员。
当时参加“联动”的干部子弟都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副指导员来到了监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沈志华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这位副指导员大惊，下了许多工夫，但是查无实据，只好回去向部队如实报告。部队首长也感到这事非同小可，虽然只有检举没有证据，但性质严重，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处理，按正常复员，把所有调查材料装进本人档案。
副指导员把这位举报者的名字告诉了沈志华，他一听怒不可遏，举报者居然是他哥哥的同学。
送走了好心的副指导员，他赶紧设法找到了那位多年未曾谋面的举报者。闯进家门，沈志华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
举报者端详了半天说：“不认识。”
沈志华咆哮如雷：“你他妈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我沈志华是联动份子，还说我还打死过人？”
举报者这下想起来了，猛地一拍额头，满脸惭愧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在监狱里被整怕了，就想立功，就想早一天出去……”
沈志华说：“你这家伙，害死我了！现在赶快给我写个材料，证明这事儿全是你胡说八道的，然后把材料寄到我们厂政治部。要不，我饶不了你！”
举报者老老实实写了材料，长时间压在沈志华头上的石头才被搬掉了。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后来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加之1975年全国学理论，厂里开批判大会时沈志华写了一个发言稿，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像，对沈志华挺器重，李书记就发了个话，把他从锅炉车间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坐办公室去了。一下子成了全厂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这让沈志华很是得意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政治空气特别恐怖，沈志华呢？越学理论越研究，对政治接触得越多，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他们不大满意，会上会下说了许多有失恭敬的话。看到北京的空气弄得特别紧张，厂领导对沈志华还是很关心的，对他说：“小沈，情况不太好，你出去躲一躲吧。”
那时正好开广交会，石景山发电厂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红旗单位，专门给了他们一个展位。领导就把他派到广州，一切文字材料，全部交给他来妙笔生花。
1976年3月初，沈志华到了广州，大概刚过半月突然接到厂里一个加急电报，通知他马上回北京。沈志华接到电话就知道出事了，想跑，又害怕牵连到老爸，老爸从大牢里放出来后，那会儿巳经是中共中央联合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了，沈志华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北京。
果然，一回北京就被抓起来了。什么罪名？当时能把人给吓瘫了，“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
而事实是，皇城根下的老百姓最关心紫禁城里的一举一动，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沈志华也跟着说了这事儿，让人举报了，就落下这么个罪名。
呆在号子里，让沈志华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
审讯时，追问他听谁说的，目的很清楚，铁了心要挖他的后台。
到了唐山大地震以后三天，审讯人员通知他：“你可以回去了，但这事儿没完，我们还会接着查下去。”
沈志华就这样回到工厂，宣传部自然是回不去了，于是把他下到磨煤班劳动。事情果真如审讯人员说的没完。“四人帮”倒台后，“四•五事件”都平反了，就没谁给他平反。那时李锡铭巳经调到水电部当副部长去了，厂里是造反派当家，谁也不理睬他这小工人的事儿。
沈志华去找公安局，公安局查了档案，不承认抓过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找不到你的档案，所以没法给你平反。”
“嘿！”沈志华哭笑不得，大叫起来，“你们说没抓我，这几个月我这个大活人上哪儿去了？”
因为公安机关找不到他的档案，所以他被关是白关。1977年高考，他也没有资格报名，政审不合格，第一关就把他挡在了大门外。
突然，1977年9月27号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江青四人帮线上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为什么成了重点案件呢？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因为沈志华的案子由刘传新直接掌握，下面的干警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公安机关就查不到沈志华的卷宗。
这篇文章披露说：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事情清楚了，到1977年底也给沈志华平了反，但厂领导的位子还被造反派占着，沈志华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那时候北京市电管局的局长是后来当上国家总理的李鹏。正好李鹏想办《北京电力报》，缺人，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沈志华，李鹏同意了，于是沈志华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他也没办过报，就现学，看排版，画版面，那时还是捡铅字呢。工作干得很是不错，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他们创办的《北京电力报》，李鹏对他们的工作也挺满意，还好几次在会上提出表扬。不过沈志华不大习惯机关工作的氛围，感到非常别扭。他这个人自小就大大咧咧，自由散漫，不愿受人拘束。
1978年，许多中央机关和中直机构纷纷登报在社会上招收各种人材，沈志华同时报考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优异，全考上了。对此，《北京日报》把他当做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老爸老妈好高兴，置办了好酒好菜，阖家庆贺。席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爸喝了几杯酒，赤眼潮潮地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张嘴，呆在那样的地方将来准还得出事！你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地做点儿学问吧。离政治远点，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1978年12月沈志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跟着张椿年办《世界史》杂志。办了没几个月，他又考研究生，成绩自然不错，专业考了个第二名，就等发录取通知了。
某一天，突然党委书记找到他，说：“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沈志华吓了一跳，赶紧问：“为什么？”
党委书记说：“力群同志对你有看法（当时邓力群是副院长）。”还问，“你最近是不是写过什么东西？”
沈志华说：“写过啊。”
书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给你透了风，你就赶紧去找找力群同志吧。”
沈志华想起来了，考研究生得交一篇东西，他就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并交给社科院，在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没想到后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下就把影响闹腾大了。
在文章中沈志华主要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主要就这个意思。
邓力群看到沈志华的文章后在全院大会上讲：“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沈志华这下明白了，正是因为邓力群的这个讲话，把他的性质弄严重了，他们才不敢给他发录取通知书。
沈志华急了，找到邓力群家，推门就进。
邓力群诧异地看着他，问：“你是谁啊？”
沈志华说“我是沈志华。”
“哈，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的文章哩。坐，你坐下。”
沈志华一看，邓力群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篇文章。
邓力群说：“小沈呐，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挺有才气的嘛，文章写得的确不错。不过你的观念很有问题啊，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沈志华说：“哎哟，力群同志，我可是没想到这些，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
邓力群说：“你说的嘛，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就是太简单了。你说你这个东西传到国际上，政治影响有多坏。”
沈志华赶紧做解释。
后来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干什么的啊？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
沈志华就把家庭背景讲述了一番，邓力群还没听完，脸色一下就和缓下来了，变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似地说：“哦，自家的娃嘛，那你就更不应该了！”
沈志华说：“正因为我是自家的娃，我才特别关心社会主义的问题，关心党的问题，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邓力群说：“哦，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读研究生那事儿。”
“这事呐，那你就回去等着吧”。
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中。后来他和邓力群的交往特别多，沈志华发现他挺在乎这个，出身、家庭、父母。只要是“自家的娃”，他就免不了有些偏心。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不仅在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王炳乾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个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下功夫，凭你现在这水平，十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叮嘱，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他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我这又惹着谁了？”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由于专业接近，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离境。
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沈志华等一干人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就成了国际事件，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巳，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监狱里。”
平白无故地被当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关在大牢里，百口莫辩，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冤假错案简直是多如牛毛，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写作，就巳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人说30而立，他现在巳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啥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三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革命者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著作，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巳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则埋头写自己的书稿。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就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人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就趴在被窝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他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成了个无业游民，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做生意。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曾在北京街头推车卖过水果，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旅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论出身，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十年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一个人钻故纸堆的高兴劲，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史学前辈和专家评审，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64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
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沈志华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华彩乐章就是一掷140万，去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
而此次重大行动的发韧，正源自于他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件，就如同厨师与粮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无非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包括影像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材料，古代史还要依赖出土文物和传说。其中，档案文件无疑是第一位的。文献记载的多是表面现象，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往往因记忆或是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存在相当误差，甚至会将后人引入歧途。历史学家要想尽职尽责，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功夫。
当时在北京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的档案，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中国史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凭空猜想，因为中国的学者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档案。苏联共产党长达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真相，就妄下结论，不都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吗？诚然，有一些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远远低于原始档案。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时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中国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搜集档案，在档案的基础上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沈志华的发言，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强烈共鸣，激起满堂掌声。
沈志华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巳，他还真有行动。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在大兴宾馆专门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证会，被他邀请来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就为了专门论证前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事，其实是他请来一帮高参为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出谋划策。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史学界的大家都来了。众人都说，于民于国于党，沈志华你这事都太应该做了。但也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完全靠沈志华个人运作，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而且众位大师还有句话没说出口，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政审，作为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你连护照都没法办，怎么可能去莫斯科？而且究竟要花多少钱？大师们心里谁也没底。
沈志华却打定主意，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会后，他送走了大专家大学者，马上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当时担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史学家的粮食，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国家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关键时刻，沈志华大言不惭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今天来找你，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就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代表团，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然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讲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的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好好地敲中国人一笔金钱，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睛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一行人还能干什么？
好在沈志华有过十年的经商生涯，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的价格高得来令人咋舌，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6张嘴巴，就吃掉了460美金！
送礼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去的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巳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便生拉活扯地拽来。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高兴极了，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上来。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酒过三巡，红霞涌脸，俄罗斯人全变成了中国的济公。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所在的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国学者马上“里通外国”，积极建议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就既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为了尽快地把档案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三名同伴在宾馆里呆了两个多月，每天在宾馆里自己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拿着中国人开的目录寻找档案轻车熟路。这批俄国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国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下的内容，俄国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行贿”所花，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他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拿到这批档案后不久，巳经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的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它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有完事，沈志华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整整干了7年，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私人花巨资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无疑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自我生成的这种个人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蓬勃活力。
除了俄罗斯，美国也是沈志华常去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档案是全世界最多，最开放的。威尔逊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他和李丹慧成了常客。单是1996年那一次，夫妻二人每天在那些档案馆里埋头苦干8个小时，一干20天，从早上9点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对付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美国的档案比俄罗斯便宜多了，复印一页只需两美分，有的甚至还免费。夫妻二人搜集购买了大量档案，精心作了分类，弄了八大行李箱回来，不知内情的中国人，看他们一人拖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还以为是跑国际单帮的夫妻档。
在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受到过不少“刺激”。
其中的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内。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国外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这样一个民间“三无学者”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中国学术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而在学术界名气远比郭大的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研究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有关方面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另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外。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通过学术界的朋友沈志华认识了他。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数小时的时间为沈志华解释档案原件中很多难以辨识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然而当沈志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想收集有关档案的时候，他非常慷慨地将他掌握的档案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美国学者威瑟斯比女士，曾多次赴俄国查找档案，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沈志华在美国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难处。在收集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因为是自己投资收集来的而将这些档案封锁起来，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做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穿流不息。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很多档案不再公开。他不仅免费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使用，对国外和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提供方便。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们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材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一位为沈志华拍摄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回忆说：“ 2001年1月中旬，我带着纪录片剧组到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冷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国际会议，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在与各方面精英打交道中，我见识到了沈老师的号召力。在众人中他一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颇现侠肝义胆。有时候正闲聊着，某位朋友打来电话，请他帮忙查询当代史中的某一数据，他马下停下一切，打开笔记本电脑很快帮忙搞掂。朋友在电话中表示感谢，这边厢沈老师有些骄傲了：‘咱这方面就是有点优势……’欣欣然如同天真的儿童。这使我部分明白了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沈志华“囤积”的档案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受到赞誉，就是在国际同行中也是名声显赫，去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为纪念中俄建交55周年举办的俄国档案、图片展览，就完全委托给了沈志华独自创办的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来操办。
沈志华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会存在于教科书中，这种现像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在他眼中，只有档案才是会说话的历史，从中，他看到了太多别人看不到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中国史学界后来给他冠上一个“异类”的名号，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中第一个掌握了这批档案，因而有资格常常独发异响的缘故。在一个又一个的史学研讨会上，他可以用看似轻松的语调，一句话便否定了半个世纪中国人业巳形成的固定观念和认识。比如说，波匈事件与中国的反右运动之间有着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为什么会被扣上“中国纳吉”的罪名？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高层决策会上，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片反对出兵的声音，后来连他自己也说：“在朝鲜战争出兵问题上，中国只有一个半主战派。”而当斯大林拒绝派出空军支援志愿军，连那被他当做“半个”的彭德怀也改变了态度时，毛泽东为何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对其它领导人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毛泽东雄才大略，遥居深山村舍指点百万大军，三大战役接连奏凯，为何偏偏在朝鲜战争中失误连连，两次与胜利失之交臂；朝鲜和中国的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究竟是宣传的结果，还是果真如此？有什么证据表明金日成掌握了朝鲜大权之后，对中国就只有利用而从未有过信任？中苏从密不可分到公开分裂，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罩上了层层迷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稳定与逐步开明，国防事业的强盛，中国逐渐揭去了往日神秘的面纱，也以更加自信更加透明的形像展现在国际大舞台上。
许多当年的参予者、知情人，纷纷撰写回忆录，回顾共和国历史上一桩桩令他们永生难忘的重大事件。可是，由于时间久远、感情倾向，意识立场，以及“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种种原因，往往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像。
而拥有第一手原始档案，并下足功夫的沈志华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的真知灼见，不仅常常令人惊叹不巳，还一次又一次在海内外史学界刮起了强劲的“沈旋风”，对许多早巳形成的传统定论，予以强烈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震撼。在他的重点研究方向上，诸如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风风雨雨、中苏朝三国领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内幕、波匈事件对中国政治生活造成的重大影响，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等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无不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近十余年来，不仅仅是中国以及港澳台，在亚洲各国大学里的历史专业课堂上，沈志华这个名字出现的频律也是最高的。他的著述并非官方教材，却在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借用沈志华一双慧眼，来洞穿重重迷雾，看一看这些经过他艰苦“拼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历史图画吧。
5、蒋氏中国代表团受辱莫斯科
——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人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礼。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呆了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那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创建的新中国刚刚诞生两个多月之后，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的工作强度决不为过。无庸置疑，作为新朝元首，他一个人在最不能离开的时候，能在另一国的首都撇下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呆上那么长的时间，必然是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依毛泽东刚烈的个性，遭受主人的冷遇而没有选择愤然拂袖而去，更表明所遇之事非同小可。
过去，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此次毛泽东来莫斯科主要是休息和养病，中国学者则认为，斯大林对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不甚清楚，双方在会谈中发生了误会，才导致毛泽东义愤填膺。
事实绝非如此，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和他谈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要废旧约立新约，推翻1945年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由毛代表成立刚两个多月的新中国，重新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
要捋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白1945年那个旧条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斯大林签订的？它的内容都有什么？毛泽东为何要煞费苦心地争取废弃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从美军攻占冲绳和琉璜两座岛屿的激战中感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顽强，国防部作出评估，如果以目前的战争形式，要夺占日本本岛，美军大约还需要付出100万人的代价。罗斯福被这份评估报告镇惊了，为了在以后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减少美军伤亡，他迫切希望巳经结束了西线战事的斯大林，马上出兵帮助攻打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斯大林则说，好哇，要我打日本人可以，但是我有政治条件。罗斯福问他的条什是什么？斯大林说，苏联必须收回收回俄国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失去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些权益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占有中长铁路的经营权；二，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除此之外，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而这些权益只有通过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才能得以实现。
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人的牺牲，居然不惜牺牲中国的重大利益，背着蒋介石政府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然后美苏两大强国一个来软的一个来硬的，逼着蒋介石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深知这次谈判是一个硬仗、苦仗，屈辱之仗，所以选派国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领衔，外交部长王世杰副之，还让蒋经国则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予其事。
宋子文一行飞抵莫斯科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公布雅尔塔协定。中国代表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件事，就是礼节性地对斯大林进行拜访。
斯大林态度还算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狰狞的面目一下就显露出来了，他拿出一份文件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问：“你看过这个东西吗？”
宋子文瞥了一眼，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强调说：“你们和我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文件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礼。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但是，弱国无外交，心里再气愤，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莫斯科，总还得忍气吞声和他谈下去。
斯大林恃强凌弱，最后提出了几个条件，对中国代表说：“如果贵国政府满足我的要求，第一，我可以马上把新疆的匪患给贵国彻底解决了；第二，苏联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正统的国家领袖，并说服中国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第三，苏联出兵东北三个月后马上撤军。如果贵国政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那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什么时候撤军，我就不知道了。”
所谓新疆匪患，就是大陆史书上说的“三区革命”，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怂恿和煽动的。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疆建立起与东北一样的苏联势力范围。“起义部队”，一直打到离乌鲁木齐只有六七十公里的地方。而蒋介石那时候既要忙着和日本人打仗，又要防范中共武装对他的政权的颠覆，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顾及遥远的新疆。
谈判过程中，双方为两个问题争执得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而临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给他们有过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一贯用语，中国人对这两个字尤为反感。”所以中国代表要求删去“租借”二字。第二、中国代表认为，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绝对不能谈判。
通过中国代表的奋力争取，斯大林也作了某些让步，比如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也都表示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咬定钢牙不松口，坚持决不退让。
如此重大的问题，宋子文也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一问题马上成为谈判的最大症结，谈判一下子被卡住了。
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中国代表团所处的内外环境变得来更加险恶。1945年8月9日，当中苏谈判正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由于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斯大林等不及中苏条约签字，便迫不及待地对日宣战了。面对苏联150万大军顷刻之间分三个方向杀入中国东北，并很快完全控制了东北的现状，本巳处在绝对弱势地位的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更加感到了斯大林咄咄逼人的巨大压力。
蒋经国在他的《自传》里写到：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望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了。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我说完之后，斯大林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我的忙，而是你要我帮你的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出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观点。” 他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正在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并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你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一旦统一起来，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就是害怕我们中国统一起来，强大起来。
接下去，斯大林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种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
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
他回答说：“当然！”
我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了斯大林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他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最大的敌人！
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才算数。
斯大林同意了。
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才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彻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宋子文非常清楚，谁签订这个条件，谁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可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骂名，他索性扔下王世杰，一个人飞回重庆辞职，坚决不干了，蒋介石拿他这舅子无奈，只好改由王世杰签字。王世杰签完字一回来，果然就在国民参政会上被国大代表们骂得狗血淋头，堂堂外交部长，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当时中共对这个条约态度鲜明地予以支持，理由很简单，那时候的政权是它最大的敌人蒋介石的，丧权辱国这笔大帐正好算到蒋介石头上，让他失去人民的支持，以便早一天垮台。
而且中共的国家主权意识与国家利益是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对于意识型态的考虑远远重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比如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大举越过中苏边境，打得中国军队落花流水，全国政党和人民都起来支持中国军队抗击苏联军队的侵略，唯有中共出于意识型态的考虑公开发表声明，赞扬苏联人打得好，而且公开在自己的报纸上号召全体中共党员起来保卫苏联，保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巳经下台的陈独秀坐不住了，以撒翁的笔名接连发表文章反对王明把持的党中央的做法，反而被认定为他顽固反对中央路线和共产国际的一条大罪，索性停发了他每月30块大洋的生活费，逼得陈独秀从此后只能靠卖文为生。
6、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作为远东地区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威望如日中天。面对战后中国的局势，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军事力量很不放心。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他这一宝完全押错了。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斯大林看到事情坏了，因为中共在整个内战战场上巳经彻底扭转了战局，对蒋介石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巳经是明摆着的事情。斯大林这下着急了，他很想尽快和毛泽东沟通，主动冰释前嫌。毛泽东呢？出于对未来新中国的诸多切身利益，也急于想去莫斯科直接和斯大林见面。
沈志华看到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三份电报。第一次毛泽东要求去，斯大林没同意；第二次毛又提出去，电报写得非常诚恳，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我要面见大老板，向你汇报中共全部的情况，以及将来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种种设想。不仅言辞谦恭，态度也十分急迫，说我怎么来，你定，海陆空都行。如果你既不派飞机也不派轮船，那我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斯大林没法再推，只好回电同意了。毛泽东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置好了新皮鞋、新大衣、新皮帽子，就等着斯大林通知他启程的电报。没想斯大林突然又变卦了，说毛同志你现在还不能来，理由是什么呢？荒唐透顶！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都下基层抓粮食征购去了。
毛泽东气得不行，他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更重要？
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但背后有强大的美国人撑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局势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如果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去莫斯科，让美国人知道了，会认为是苏联在背后支持中共，要是美国人也公开地插进来，就会使斯大林很被动。所以随便找了个理由，不让毛泽东去莫斯科。
但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型态考虑，斯大林又不能不对毛泽东客气一点，于是就在1949月1月底派米高扬到了毛泽东所在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米高扬此行密访毛泽东有两个目的：
第一，他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共领导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表明了对中共的看法，“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狭隘自私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还直接影响到了苏共中央的其他要员。1944年8月下旬，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说到延安领导集体时，竟这样讲道：“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自己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又在波茨坦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几次对罗斯福说，中共是假的，是冰激淋似的、奶油似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轻蔑地说毛泽东顶多就是个中国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是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枭雄——可是进入1949年以后，他没看上眼的中国的普加乔夫，竟然巳经快把蒋介石政权推翻了。所以，他急于了解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会不会加入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就涉及到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一旦执掌中国大权，会否定这个条约，收回实际上巳经独立的外蒙古。
外蒙古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和沙皇时代毫无区别，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所以斯大林在战后处理欧洲问题时，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只要外蒙古能从中国独立出来，中苏两大国之间就有一块广阔的缓冲地带。
实际上当时的外蒙古巳经被苏联人完全控制，因为在1921年苏联内战时期，与苏维埃为敌的白俄和哥萨克打败后纷纷逃到了外蒙古，苏联红军也追进了外蒙古。随后与外蒙古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扶植乔巴山等人夺取政权，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国家里实际上发号施令的，都是充斥在各个领域的苏联顾问。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当政，正和南方的革命党打得来炮火连天，连自己的命还顾不过来，谁还管得了荒凉得连阿屎都不生蛆的外蒙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斯大林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软硬兼施，逼着国民党政府派到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解决了外蒙古这块心病。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证：“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同时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当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斯大林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的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去，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地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为了鼓舞他的同志们的信心，毛甚至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美国方面的拒绝自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苏联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大失所望。此外，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逼着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结果，中共只得被迫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表明了苏共的对华政策，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大失所望，看完电报后满心悲愤地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在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痛定思痛的毛泽东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要靠外援。”
斯大林虽然以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条件迫使中国代表签了字，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他造成了未曾料及的麻烦。短短几年工夫，他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竟然率领土共打败了由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的军队，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当斯大林清楚他将来的合作对像巳经完全可能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时，这才意识到事情麻烦了。如果毛泽东不承认1945年那个中苏条约，想把外蒙古收回去，那他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其时正逢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方针，和斯大林翻了脸，这更使斯大林对中共今后的政策方向疑虑重重。铁托不可饶恕的问题是和他闹独立，而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延安发动大规模整风运动，将莫斯科派回去的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王明打倒，由自己取而代之，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毛的独立性比铁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共推行的是亚洲式的铁托主义。
其实，在米高扬访问前中共中央已经表示了对莫斯科国际路线的忠诚，7月10日通过决议，态度鲜明地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公开向斯大林表明中共中央的政治立场。
7、斯大林逝世，铁托逃过一劫
——斯大林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
斯大林与铁托从见面拥抱亲如兄弟的盟友，到后来准备派出剌客对铁托进行暗杀，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耐人寻味。足以证明英国人说的“国家与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警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成了紧随苏联之后在欧洲出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领导人中最得力、最可靠的盟友。1947年9月，在铁托等人的建议下，苏联拉上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一个情报局，其总部就设在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斯大林对铁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在冷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南斯拉夫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倾向遭到了斯大林的猜忌。1948年初，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苏南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公开冲突。当年6月，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开除出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谴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此后，苏南关系继续恶化。到1949年12月，情报局干脆宣布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斯大林开始是号召和鼓励南斯拉夫党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取铁托而代之，但由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威望和地位而未能如愿以偿。资料表明，斯大林甚至打算通过武装干涉或武力威慑迫使南斯拉夫就范，只是出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干预而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担心，苏联红军才没有动手。
斯大林于是只剩下最后一招了，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
1928年，显然是受到沙皇过去对付反对者的方式的影响，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斯大林决定把托洛茨基流放到偏远的阿拉木图。第二年，干脆又把他逐出苏联。但是，斯大林很快就发现，用这种传统的作法来惩治反对派人物是不合算的。因为，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能量，特别是他所创建和领导的“第四国际”，对苏联指挥下的第三国际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尽管托氏先后流亡到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最终也没能逃脱苏联国家安全部精心策划的、千里迢迢的追杀。1940年8月，托洛茨基终于在他那警卫森严的墨西哥住所被一名西班牙人用鹤头镐击杀。这位名叫梅尔卡德尔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精心设计下，假意 “追随”托洛茨基多年，通过与托洛茨基的秘书谈恋爱和为“第四国际”筹集经费等手段，最终找到了接近托洛茨基的机会。后来，梅尔卡德尔被墨西哥法院判处了20年徒刑。而当他在60年代回到苏联时，苏联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特地授予了他一枚“英雄”奖章。
这段历史说明，斯大林确实可能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对付铁托。
关于斯大林剌杀铁托，海内外史学界早有传闻。许多年来，沈志华也只是听到过暗杀铁托计划的传说，却没有看到过有关的历史文献。
2003年，沈志华作为访问学者赴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一次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涅仁斯基教授交谈时，他偶然提到这个问题。没想到涅仁斯基教授竟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当年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后来就被分配到我们这个研究所工作。我还亲耳听他说起过这件事。”
然而，当沈志华迫不及待地要求教授为他引见这位前特工时，遗憾地得知此人已于几年前去世了。尽管如此，沈志华已经可以大致确信，这件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后，他终于从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撰写的一篇文章，了解到这件事的全过程。该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国家安全部呈送给斯大林个人的请示报告。文章没有表明报告呈报的日期，但根据报告内容判断，这份被列为绝密等级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在斯大林去世前一个月之内起草并呈报斯大林的。
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所谓“非正式”特工，沈志华的理解就是那种无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的“编制外”特工人员。
这位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真实姓名叫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力耶维奇。他尽管是1950年才入党的苏共新党员，却在十年前就已经参与过刺杀托洛茨基的恐怖行动了。文章介绍说，格里古力耶维奇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从这一介绍中可以推断，档案文献中的这个特工无疑就是涅仁斯基教授向沈志华提起过的那位已经去世的俄国历史研究所的同事。
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马科斯在得到了暗杀行动的最初指令之后，就持哥斯达黎加护照先被派到意大利去了。到意大利的目的，是要让马科斯取得那里人们的信任，以便混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员以及知名的哥斯达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通过这种巧妙的迂回的手段，再加上苏联国家安全部神通广大的安排，几年功夫，马科斯便被哥斯达黎加政府任命为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了。在他任职以后，仅1952年下半年，他就已经两次成功地前往南斯拉夫，并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他甚至得到了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的权利。
于是，马科斯的上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报告称，马科斯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为此，1953年2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秘密地就如何对铁托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安全部负责人明确地向马科斯提出：以他目前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认为怎样做效果最佳？马科斯提供了几种对铁托个人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
作为维也纳秘密讨论的结果，国家安全部归纳了对铁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动的几种选择方案，呈报斯大林批准：
一、马科斯要求安排一次与铁托的私人会面，会见期间，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安全部确信，这种细菌肯定可以使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死亡。只是，报告称：“至于这种细菌的效能将不告知马科斯本人，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铁托预定的近期对伦敦进行访问的过程中，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的良好的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的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三、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由马科斯依照第二项计划的方法实施暗杀。
此外，国家安全部负责人还指示马科斯再设计一种更为可靠的办法，即安排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但暗藏毒气的盒子。当铁托打开珠宝盒时，就会吸入盒子夹层释放出来的可以即时致命的毒气。
参加秘密会晤的国家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进一步对这一暗杀行动做全面研究，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最后他们规定了今后进行联系的方法，并表示将给马科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令。
在给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中，国家安全部除了说明上述情况以外，还明确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当人选，因为“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适合于完成这样的任务”。报告请求斯大林批准采取行动。
安全部的这份报告呈上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也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生前确实批准了报告提出的行动计划，但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初步的准备工作早就已经开始，为此，格里古力耶维奇不得不给他的妻子写好了一封“诀别信”，一旦暗杀行动失败，便可以以此来掩人耳目，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
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斯大林尚未批准该计划时，国家安全部已经开始着手安排计划的实施了。
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次暗杀行动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就充分说明整个计划都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的，尽管他没有来的及签署最后一道执行命令。总之，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历史上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件令世界震惊、世人迷惑的暗杀事件，当然也会再次出现一个领取 “英雄”奖章的“梅尔卡德尔”。
8、毛泽东不吃苏联人送来的死鱼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在中国内战期间，莫斯科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成为它的邻居。其原因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既难于了解，更难以想像。若干年后中共领导人试图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犹疑态度，认为斯大林想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在中国划江而治，以保持和美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对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谅解，避免美苏冲突。即使是在这种事后分析中，中共领导人也没有窥探到苏方对一个共产党强邻的疑惧心理。
1948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种心理表露无遗。罗申承认莫斯科担忧中共会有铁托主义倾向，表示希望中国内战可以在国际调停下结束。罗申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显然，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凌晨，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了河北省的石家庄机场。
飞机上下来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陪同他的是联共布驻北平的代表兼中长铁路局的负责人科瓦廖夫——科瓦廖夫的秘密任务实际是负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以及苏联翻译、警卫员共4人。米高扬是奉斯大林的派遣，专门来中国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访问与商谈事情的。
毛泽东早已得到消息，这一天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俄语翻译师哲和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汪东兴带了一辆吉普车赶去石家庄迎接苏联客人。
米高扬等苏联客人一走下飞机，立即由师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坐吉普车向西柏坡疾驶。
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处门口时，穿了件旧棉军大衣的毛泽东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同米高扬亲切地握手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一边同毛泽东握手寒暄，一边说“司巴塞巴、司巴塞巴”。
师哲翻译说是“谢谢、谢谢”的意思，毛泽东这才热情地大笑起来。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普列些达节里毛”，还说“奥琴、普里亚特那”。
师哲翻译说是“毛主席，您好！非常高兴见到您！”
毛泽东爽朗地大声笑道：“米高扬同志好！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一律称同志，不要称我主席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随即改口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达瓦里西毛泽东！”
师哲又将米高扬的话翻译了：“毛泽东同志，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么！”
米高扬穿戴得很气派，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显得很神气。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都来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每个人身上穿的全都是旧棉军衣，毛泽东的棉大衣上还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块大补丁。大家随随便便地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中苏非正式会谈这就算开始了。
中方担任翻译的除了师哲，还临时加上了毛岸英。
米高扬通过苏联翻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并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代表他和苏联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客气地笑着，通过儿子翻译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继续说：“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专门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以后好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中国同志们的谅解。”
毛泽东挥着手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同斯大林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巳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了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其实，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来意估计并不完全准确，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到了毛泽东就此问题和他的一段谈话。毛说：“斯大林对我们不放心，派米高扬来，无非是想深入地摸一摸底，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巳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几句客气话过后，就让毛泽东再也愉快不起来了，米高扬一改刚才的亲切态度，也一改他刚才声明的只带耳朵的立场，像钦差大臣传达圣旨般对中共五大书记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南北分治。”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发号施令，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回忆当年国共内战时，曾以两人打架做比喻：“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刹了国民党的威风。”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太需要斯大林这个巨人站在自己的背后。
所以，吵归吵，事情还得接着往下谈。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因为蒋介石背后也有一个巨人美国撑着，中共也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最大程度地依靠世界上的另一个强国苏联。巳经解密的毛泽东与米高扬的几次谈话记录表明，毛再三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以苏联为榜样，一定会高举马克恩列宁主义的大旗。
米高扬听了非常高兴，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主人，说：“你们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我们可以把旅顺港还给你们。”
“我们不要旅顺港。”毛泽东马上把“礼物”扔了回去。他说的是实话，解放军那时别说军舰，连条商船也没有，旅顺港是个军港，捏个军港在手里，中看不中用。而且，到时候他要收回的岂止区区一个旅顺港，而是整个被沙皇时代被俄国夺去，如今又落到斯大林手中的整个东北的权益。
两人谈了整整三天，毛泽东始终不谈外蒙古问题，米高扬反倒沉不住气了，主动就外蒙古问题让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意见。
毛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好就这个蒋介石政府造成的历史问题急于表态，委婉地说：“米高扬同志啊，过去外蒙古独立，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因为那时候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嘛。可现在呢？情况起了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认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能让外蒙古合并进来呀？”
米高扬心中一跳，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说：“这可是雅尔塔协定确定的事情，罗斯福也签了字，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毛泽东见米高扬一触即跳，反应如此激烈，压住怒气说道：“好，好，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
你毛泽东可以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可米高扬却不能不谈，他此行来见毛泽东，弄清楚毛泽东对外蒙古的想法，正是他的两大目的之一。
当天晚上，米高扬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大事不好，毛泽东现在惦记着外蒙古，想把它拿回去。
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就回了个电报，口气如同当初对待蒋经国一样强硬，大意是：你明确地告诉毛泽东同志，蒙古问题中国人说了不算，苏联人说了也不算，必须得由蒙古人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毛同志硬要和我们谈蒙古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要把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
米高扬原原本本地把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心中极为愤怒，但又清楚在这样的时候和斯大林撕破脸皮是极不明智的负气之举。他沉默了很久，一连抽了两支烟，最后表示：“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谈中长路问题。在日俄战争以前，中长铁路由俄国人控制着经营权，后来被日本人夺去，苏联红军击溃关东军进入东北以后，马上把中长路从日本人手中夺了回来，并且在中长铁路两侧各五公里的范围内的企业厂矿全都挂上中长路的牌子，划定为苏联人的管理区域。后来，斯大林受波茨坦公约的约束，不得不下令苏军把东北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军队，这样一来，解放军和中共政权就被迫转移到了乡下。国民党接管中长铁路后，马上把苏联人的牌子全摘掉了，挂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牌子。再后来林彪把国民党军队打跑了，又把苏联人的中长路牌子挂了上去。
毛泽东跟米高扬说了很长的一番话，这段话在苏联档案里清楚地记载着，表达得很曲折，既不能剌激斯大林，又想拿回属于中国的利益，弯来绕去煞费苦心地说得很长。其实简而言之就是：现在东北的老百姓埋怨中国共产党有点向着苏联人，这让我们很为难。
米高扬同样把毛泽东这番报怨报告了斯大林，斯大米又来了个电报，说：“这件事不要着急，我们派人进行调查，等今后局势平定以后，该挂谁的牌子，就挂谁的牌子。”
在同米高扬长达三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明确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旅顺和新疆时，毛泽东只是借中国其他党派之口探测苏联意图。这种策略可以使急欲争取苏联支持的中共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发生碰撞，而视苏方反应决定自己的态度。
毕竟米高扬来者是客，虽然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但作为主人，总得要招待米高扬吃饭。五大书记一共宴请了米高扬等人三次。没想第三次宴请时竟然衍生出一则小插曲，让毛泽东梗梗于怀，以至于他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时，才寻着了“报仇雪恨”的机会。
米高扬他们带来了很多苏联生产的罐头食品，还有十几大箱“伏特加”酒，每次吃饭时都要拿出来摆满一桌子。西柏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什么好的吃食用来招待客人；只有现宰猪羊，还有鸡鸭，再就是让叶子龙组织村民去滹沱河上凿开冰面，捕来了新鲜的活鱼。
在酒席上，苏联人虽然不会用筷子，但却很能喝酒。米高扬用一只玻璃杯喝中国的汾酒，就像喝凉水似的，大半杯子酒一口气就灌进肚里去了。中共的五大书记中，只有周恩来有些酒量，此时却也不敢与端着玻璃杯“咕咚咕咚”直往肚里灌的米高扬比。毛泽东是历来沾酒就脸红的人，只能花拳绣腿地应酬一下。朱德正害着喉炎不能喝酒。刘少奇平时就喝不多，现在也只是用小酒盅喝那么一点点白酒。任弼时患有高血压，更是滴酒不能饮。
酒席上，整个气氛是很愉快的。可每次苏联人喝酒似乎都未能尽兴，对此未免有些遗憾。一盘盘的菜肴端上桌，客人都赞不绝口地夸奖说：“哈拉绍，奥琴哈拉绍！”
师哲翻译说，这是说“好，真的很好吃”。
米高扬夸赞说：“人们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中国学习做饭烧菜，增加西餐的花样。”
米高扬的话被师哲译成汉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哩！”
桌上摆上了一大盘红红的炒辣椒，油亮亮的很诱人。米高扬示意翻译问一问这是道什么菜？翻译问了，毛泽东先是用筷子夹一大口津津有味地嚼在嘴里，然后才说：“这在中国叫做炒辣椒，是我们湖南的家乡菜，好吃得很哩！”
说罢，毛泽东亲自动手用另一双筷子为米高扬夹了一大撮辣椒，并且打趣说：“在我们这里，不能吃辣椒就是不能革命哩！”
苏联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先是点头笑着将毛泽东夹给他的辣椒统统送进了口中，没等嚼上两口，便像被电打了似地尖叫起来，辣得他张大了嘴巴直哈气，连眼睛里都被辣出泪水来了。
毛泽东笑道：“你们能喝酒，比不过我们能吃辣椒，辣椒比酒味儿更浓更烈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成俄语后，米高扬略显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急忙缓和气氛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也有许多同志吃不了辣椒呢！在中国，只有湖南、四川两地的人，才敢像毛主席那样不怕辣；别的地方的人，很少有不怕辣的。”
米高扬听翻译解释后，连忙摇着头用俄语说：“涅特，涅特！
师哲翻译说是：“不，不！”
米高扬随即又说：“我们这下领教到毛同志的厉害了！”
当翻译将米高扬的这句话用汉语讲出后，在座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但紧接下来，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卫士李银桥把红烧鱼和熘鱼片端上桌时，毛泽东热情地举筷相邀：“来，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不料，米高扬用叉子往鱼头上戳戳，满脸狐疑地问：“这是河里新捞上来的活鱼吗？我们苏联人从来不吃死鱼的。”
毛泽东告诉他，这是让人去凿开冰面刚从河里抓上来的活鱼，米高扬居然不相信，还当着主人的面吩咐苏联翻译跑到旁边的厨房里问了大师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一者对米高扬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有气，二者也看不惯米高扬在饭桌上表现出的对主人极不信任的举动，这年年底他去莫斯科时，即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记住，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苏联人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了几条大鲤鱼，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厨师一检查，发现全都死了，遂遵照毛泽东的命令，说：“我们的毛主席只吃活鱼，从不吃死鱼，你们提回去吧。”
上校慌了，向翻译一问，才知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赶紧向中国客人保证，马上抓活鲤鱼送来。于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拒绝吃死鱼的真正原因是米高扬西柏坡之行在饭桌上的表现，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国内是从何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冲杀出来，莫说死鱼剩鱼，能入口的，他什么不吃？什么没吃过？进北京乃至此后的晚年中，他对生活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领袖也是人,同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毛泽东这样做，是大人物故意玩小心眼，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后来毛泽东再到莫斯科访问时，苏联方面早早就为他准备好了活鱼。
米高扬离开中国两个多月后，解放军就打过了长江，这时，巳经住进北平郊外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又收到一份斯大林的电报，电报对中共不听他的劝告，执意打过长江进行了严厉批评。
当晚，毛泽东气得浑身发抖，不吃不喝睡在床上，江青怎么劝说也不听，无奈之下只有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来到毛的住处，看到毛泽东和衣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周上前苦劝，毛愤愤地对周说：“过去，他明里支持我们，其实暗地里并没少帮他们（指国民党）。现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要成功了，他还在帮他们……”毛泽东话犹未毕,已经泪水涟涟，这是极少有过的场面。
米高扬回去汇报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甚感满意，于是发出指示，让苏共接待中共的代表。
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文/罗学蓬
（讲演时神彩飞扬的沈志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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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笔者告白
——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1、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让那些出自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震聋发聩！耳目一新！
2、档案毁掉了他的锦绣前程
——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连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5、蒋氏中国代表团受辱莫斯科
——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人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礼。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6、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
7、斯大林逝世，铁托逃过一劫
——斯大林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曾采用过这种手段。
8、毛泽东不吃苏联人送来的死鱼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9、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铺路搭桥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现实的邓小平才好不容易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斯大林钦封的“亚洲革命负责人”的这顶红色高帽，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10、撩开毛泽东访苏的神秘面纱
——毛泽东激动得眼泪蓦然滚落，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这里，毛泽东眼圈发潮，蓦然哽咽起来。
11、西方媒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毛泽东大事没谈成，心里窝着一团火，哪儿也不愿去。他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大发了一通脾气，声色俱厉地说道：“我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到莫斯科只有三大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
12、斯大林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世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
13、巨人较劲，谁是最后赢家
——把真实的历史披露出来，肯定会让今天的中国人忍俊不住，啼笑皆非。因为故意扭曲这一段历史的动机，竟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所致。
14、金日成为何能脱颖而出
——沈志华在论文与专著中披露的涉及到苏、中、朝三国的秘密档案就有数百件之多，而且还有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
15、误会，还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
——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斯大林那时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
16、金日成拒绝中国介入他的战争
——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正在向南朝鲜大举进攻的北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勃然大怒的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17、 没有来得及举行的庆功会
——金日成如梦初醒，马上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感激涕零的电报：“斯大林同志，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18、毛泽东为何一天之内发出的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
——根据这份电稿，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认定：中国在1950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决定出兵参战……然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远没有这么简单。
19、中国为什么坚决否认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发动的
——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发动这一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
20、斯大林出尔反尔，突然变卦
——彭德怀一听斯大林出尔反尔，立即炸了，说没有空军，无异于让中国军人去白白送死，他决不能干这样的傻事，这志愿军总司令，他不干了，谁有能耐谁去！
21、入朝初战完全取决于彭德怀的应变能力与临场指挥
——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宋时轮指挥三个军也的确将美军的一个师包围在积雪复盖的盖马高原上……令他们惊讶的是，美军士兵并非他们的宣传材料上说的那样贪生怕死，他们的勇敢，一点儿也不亚于中国人。
22、美国人与苏联人心照不宣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
23、毛泽东逼着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
24、毛泽东两次与最佳停战时机擦肩而过
——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25、巳经到手的完胜最终变成了一场惨胜
——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26、“那边的风一吹，这边的蚂蚊就出窝。”
——有谁想得到，也曾步入舞池“潇洒走一回”的顾工，回去竟执笔告御状……这封密函直达“天庭”，引致天威震怒……这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导致无数文艺界人士“夕贬潮阳路八千”
27、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笼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原子弹爆炸，几十年来，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一种精神支柱。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可想而知。
28、波兰人对斯大林的深仇大恨从何而来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公理，但是所有的波兰人都深信卡庭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他们必须爱戴的斯大林，而不是千夫所指的大屠夫希特勒。
29、发生在布达佩斯机场的戏剧性一幕
——赫鲁晓夫的动作粗野得令所有的波共领导吃惊——挥舞着拳头恶狠狠嚷出一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阴谋绝对不能得逞！
30、苏波冲突看毛泽东的大国谋略
——赫鲁晓夫心中的千斤石头落了地，立刻喜形于色，挺起胸脯，不无幽默地回过头来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它可行吗？你支持我们吗？”
31、三起三落的纳吉
——20万人组成的悲愤的河流缓缓流淌，2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伊姆雷
32、30多万条嗓子齐呼“我们要纳吉！”
——这就恰似一盆油泼到了正在燃烧的火堆上，一下子就把布达佩斯闹了个天翻地覆……电台大厦四周巳经是人山人海，场面犹如汹涌澎湃的大浪……9点钟，响起了第一下枪声！
33、苏联人杀了个回马枪
——当动乱突然发生以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郝德青大使下令把大门锁上，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
34、纳吉和他的政府被苏联人劫持了
——当绞绳套上纳吉脖子的那一瞬间，纳吉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35、赫鲁晓夫搬掉了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石块
——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满怀激情地讲道：“是谁让我们认识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是谁让我们今天能够站起来理直气壮地批判斯大林呢？是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应该感谢他！”
36、毛泽东语惊四座
——在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的情绪也愈发激昂，用以加强语气的手势也挥动得更加有力。随后，他以全然不屑一顾地口气大声说道：“核大战没什么可怕的，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我还剩三亿。”
37、毛泽东忽悠赫鲁晓夫
——毛泽东笑着说：“没关系，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不但你要公开走，我们还要发表一个《中苏联合声明》。”……赫鲁晓夫被搞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在会谈中根本就没有和毛泽东谈什么重大国际问题
38、响尾蛇导弹事件与苏联人毁约
——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同小异，从亲密无间的兄弟变成你死我活的仇人，到今天可以客观地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其间必然包含着一个曲折的过程
39、赫鲁晓夫踩到了毛泽东的痛脚
——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因为他一直在等待着苏联老大哥认可他的这种试验，其他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早就巳经发表讲话，都对他搞的人民公社赞不绝口，你苏联人怎么就老装哑巴呢？
40、中苏分裂的深层原因
——这样的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一但到了国际场合，就必须维护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了。即便全党都知道毛泽东错了，也决不可能承认，承认毛的错误，那就意味着放弃了中国共产党正统马克恩主义的地位
后记：不能让历史学家承担政治家的责任
——凝聚着沈志华教授心智结晶的一部部专著的出版，对国人看世界、思考当代史、观察地缘政治变动等等，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因为，在他的书里，有着独立思考者最为宝贵的探索历史真实的勇气与智慧。
笔者告白
——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老话说：“人上一万，必有异者。”
此异者，或是身怀绝技，或具特异功能，或有卓绝天资，或演空手白狼一夜暴富，或谓翻云覆雨仕途飙升。
毫无疑问，在笔者心目中，沈志华教授就是一位光彩四溢的异者。不过，他之异，显属大异，与所有前面罗列的异者全然不属同一层次。他异在超凡绝伦，异在亮节高风，异在慧眼独具，异在胸中装有五湖四海寰球世界，异在具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坚韧，异在能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与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富翁浑然合为一体，更异在他竟然能以一介书生之力，倾其经商所获之巨额金钱，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件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义大德之举。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同龄人，笔者毫不掩饰对沈君的热爱景仰之情。笔者舞文弄墨20余年，出书十余本，也算是著作“半身”，一管笔下写过的英雄恶棍精英贪吏，不知巳有多少，却从来没有像此刻写沈君其人其事一样，心中充满如此亢奋激越之情！
笔者有幸聆听过沈志华两场惊世骇俗的学术演讲。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章近些年汗牛充栋，而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却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沈先生依据自费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诸国购回的解密档案，引经据典，台前幕后，紧鼓密锣，人影翩跹，纷至沓来，娓娓向我们讲了个一清二楚。讲坛上的沈教授身材魁梧，当过军人的他腰板挺直，国字脸上双眼炯炯，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传奇和悬念，象江河一般迭荡起伏。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铺陈中，他不断提出假设、分析，进行着精致的、富于灵性的思辩。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淅大、武大、中大，中国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很多国内名牌大学都回荡过他讲演的声音，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韩国的仁川大学、意大利的罗马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等国外名牌大学，也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
当掌声在中国和异国的一座座学术殿堂里无数次骤然响起的时候，笔者注意到——其实根本就无须注意——所有在场的莘莘学子、或风华正茂或白发苍然的专家学者加教授，眼中闪溢着的，均是与笔者绝无二样的眼神！
沈教授在同行们的眼中却分明多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妒忌。当然不是妒忌他所拥有的金钱与名声，而是妒忌他居然私人花费巨资，先下手为强，从美俄等国购回的宝贵档案。
对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档案更珍贵？
单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一掷140万。除此之外，他还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又花费了数百万元。
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并接受着听众掌声与景仰的演讲者，竟然两次被投进了共和国的深牢大狱，一次是因为反对“四人帮”，一次是被当成了美国中央情局的“特务”。出狱后，沈先生当过卖水果的小贩，当过替小老板提包的随从，然后自己先尝试做小打小闹的小老板，再把自己操练成个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就在他连数清楚自己巳经挣到手的金钱都成为一件难事的时候，这位刚刚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决然离开商场，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和股票，重新钻进巳经久违的书斋，独影孤灯，犹如苦行僧般潜心搞起了世界近代史研究。
圈内人说，在国内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像沈志华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五洲四海挖史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者，如果沈君不是唯一，也是几位当中的一个。
笔者不能不惊叹，造物主怎么会如此慷慨地把这么多反差极其强烈的色彩全都涂抹到了这个中国男人的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才为中华民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当代极为稀缺的精神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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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让那些出自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震聋发聩！耳目一新！
在商潮汹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当今中国社会，能够彻底超越金钱物质的羁绊，上升到追求形而上境界的大智大贤者，纯属凤毛麟角。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005年才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该校历史系博导的沈志华，算得一个。
最近十多年来，沈志华这个名字在中国史学界无人不知。被称为史学另类人物的沈先生，命运多舛，30岁前后曾两度入狱，也曾下海经商，从街头卖梨到开办工厂，炒股票，从涉猎进出口贸易到漫步图书市场，在资金积累上收获颇丰。
1990年，巳经挣了很多钱的沈志华认为“一个人如果把挣钱当成一生中最大的奋斗目标实在没有意思”。而且，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的沈志华太知道生意场上是怎么回事，中国最令人诱惑的金钱和最令人鄙视的品行往往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他害怕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也会被铜锈蒙住眼睛，掉进钱眼里爬不出来。尽管已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沈志华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经商的材料，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干点比挣钱更有意思的事情。而成为一名中国的历史学家，正是他多年以前的一个美梦。只不过这个美梦，在即将实现之际，被一场突入其来的塌天大祸给无情地毁掉了。于是沈志华果断跳出生意场，去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他毅然决定与中国商界“拜拜”时，还顺手做了一回“出版商”，一部《文白对照》曾风靡华夏大地，又让他收获数百万，然后彻底弃商从文，金盆洗手，重新操起了他酷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研究。
在不经意之间，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波澜不惊的史学界，也因为沈志华的出现，而变得风生水起，生动绚烂了许多。
回到老家北京后几年，沈志华先是独居上方山，潜心学习，又在南郊购置别墅，安营扎寨，一面创办了民间性质的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此后又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大笔金钱，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为了推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他不惜一掷上百万，采购搜集大量曾经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解密档案，因为他深深知道，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本钱。
沈志华曾在70年代末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商界转为学界，得到圈内人的承认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1993年他回京后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史学界的学术会议，参加此类会议的代表都是体制内吃皇粮的学者，有些还是史学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大家一开始全都不认识这个长得墩墩实实，皮肤黑得来像个铁匠般的外来人，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
如同中国老话说的“不鸣则巳，一鸣惊人”，沈志华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就把在场的专家学者镇住了！
沈志华讲口极好，这是先天后天的因素混合造就的，没办法。同样的史实，在别人口里讲出来干巴巴的，让听众浑浑欲睡，而一旦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泻出来，人物就鲜活了，故事就生动了，有主杆，有铺垫，起承转合，抑扬钝挫，讲起史实来犹如单田芳说评书，一忽儿杀机四伏，一忽儿铁马金戈，阴谋、奸诈、强横、妥协、貌恭实傲、笑里藏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心如铁石杀人如麻绝非反面人物的专利，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情有可原。国家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时，他能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旦进入蜜月期，又恰似阵阵清风扑面而来。
但，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常让那些久在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耳目一新！专家学者们不会不知道，能作出全新解读，靠的绝非仅仅是敢发不同之声的勇气，而是丰厚的知识积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独具慧眼的发现能力，以及以水滴石穿般的坚韧孜孜不倦探寻真相的持久耐力。
史学家钱镇曾在一篇《沈志华其人其书其事》的短文中说出了他自己受到沈志华讲演冲击时的复杂感受：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像沈志华这类重新回到学术界的家伙太具有杀伤力了。他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市场需求，更无需看上级领导的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什么想法可以谈，什么想法不能谈。他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利禄，恩想观念与一个长期厮混在学术圈里的专家学者大相径庭。他不畏惧说出格的话，别人对他的放胆也会格外宽容。他得以摆脱学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事纠葛，也用不着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熬更守夜地写出几个章节而该书出版后与自己全无关系，更不必违心地去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中国史学界的各种从业人员，无一律外都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而且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大都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怎么会有一个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职称、还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眼着眼睛往火坑里跳？这人的脑袋里进水了么？
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好奇地问他：“沈先生，你的发言有文稿吗？”
沈志华毕恭毕敬地回话：“我带来了刚写就的论文，如果您有时间，请你指教。”
这位老专家拿去看了，当天就在会上对沈志华的论文大加赞扬，认为观点新锐，论据充分，文风也尤为生动。会后，这篇经过修改的论文很快就在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从这以后，沈志华便作为“独立学者”经常出现在中国相关的历史学术会议上。
与所有史学界人不同的是，沈志华重新进入这个行当，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出色研究成果，独特的解读历史档案与资料的能力，还靠着他经商赚来的大笔金钱。
沈志华是货真价实的个体户，没有单位，没有一分钱工资，但是他却有钱。钱对他来说真是个好物儿，这让他刚刚重回史学界，就占据了一个极为主动有利的制高点。因为囊中颇丰，他可以慷慨地拿出钱来，自己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史学专题会议。
沈志华第一次尝式自费举办高层学术会议就大获成功。1994年，他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他特意把会址选定在当时在观念风气上相对于北京要开放宽松得多的深圳。因为中国人都知道，谈苏联解体不仅会涉及苏联共产党的种种错误，还必然要涉及到中苏关系，而中苏关系骨子里就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赫鲁晓夫为了各自的国家民族政党利益而结下的恩怨情仇，莫说涉及的人物、史实，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充满了最敏感的政治，想避也没法避。虽然中共中央早就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早巳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党中央都巳经向全世界承认的事，史学家要公开地、有根有据地来论证这位伟人犯下的错误，却成了一件犯讳的事。这样的会议倘若在北京召开，史学家们说得兴起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一个不留神，很可能会议还没结束，麻烦就上门了。
而当时的深圳，被北京的某些有头有脸的老人斥为“除了天上飘的国旗是红的，全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一部《血战台儿庄》演遍全国，唯独进不了北京城，为啥？老人们拄着拐杖拍着桌子咻咻叫：“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如今看着他们成英雄，感情上受不了！”
资本主义虽然腐朽没落，虽然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有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允许人说话，只要你不真刀真枪动真格儿的，即便话说得稍微出点格，警察也绝对不会前来封门问罪。所以沈志华决定把这个必然要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犯下的某些错误的会议，拿到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深圳去开。住宿、伙食、会议所需的资料，全由他独自操办承担不算，他还在邀请函里特意声明，凡专家学者的单位舍不得报销飞机票的，全拿到他这儿来报。
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议，组织重要课题的研究和对档案的翻译，做学术活动的赞助人、组织者，与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起来，其地位、效果与影响力，显然绝对不同。
重返史学界十几年，沈志华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民间“老大”。他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60余篇，出版了《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此外，他还有三百余万字已出版的著述。中国史学会理事的头衔落到他头上，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以及台、港、澳各所著名大学争相邀请他去讲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争相聘请他但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2005年，巳经55岁的沈志华最终受几位同行鼓动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界唯一的个体户，到老还是吃上了皇粮。
有朋友笑称，沈志华自在了大半辈子，老来到底被“招安”了。
沈志华却很认真地说：“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被‘招安’是个好事：第一，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如此才更有生命力；第二，一所大学能够接纳体制外的人员，说明当今社会的宽容和进步。无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把研究搞上去，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有益无害。”
2、档案毁掉了他的锦绣前程
——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连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沈志华的人生轨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衷荣辱的历史密不可分，他出自高干家庭，是个先天性的“红孩子”，在政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父亲1937年就到了延安，从事锄奸保卫工作，能干这一行的，全是经过精挑细选最忠诚的共产党人。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在八路军里就属凤毛麟角，能算知识分子了。母亲在“西安事变”时是西安学生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带领同学们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就有她的份，事变结束之后也和一大批同学们去了延安，分配到除奸保卫部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沈志华的父亲并喜结良缘。进城后，父亲当上了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跨过11级门槛，跻身于高干之列。母亲最初也在公安部当处长，后来却因为弟弟的事受到了牵连。沈志华的舅舅是国民党员，在西安警备区当过一个小排长。后来随部队起义了，按照政策应当算是起义人员。但因为部队要占沈志华姥姥家的房子做办公室——他们家是商人，结果舅舅坚持不给，说自己是起义人员，财产不能没收，镇反的时候就把他划成了反革命份子，还判了20年徒刑，发配到青海劳改去了。因为姐姐在公安部，他就总给姐姐写信发泄不满。姐姐也的确曾经为他奔走，还找罗瑞卿说过这事。结果反右倾的时候，有人反映她革命立场不坚定，不适合在公安部工作，于是就把她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了个系总支书记。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的第二年，沈志华诞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沈志华家教甚严，从小好学，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最著名的男四中。初中刚毕业，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他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高干子弟几乎共同的人生选择。18岁那年，沈志华也报名参军了，偏偏这时候母亲因为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幸亏父亲还在其位，所以这事没能毁了他的军人梦，他终于当上了一名海军航空兵。
刚入伍两个月，哥哥压着嗓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父亲也被抓起来了。
沈志华吓坏了，赶紧问：“爸爸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
哥哥说：“什么都不知道，既不告诉家属罪名，也不准探望。听爸爸的老战友说，是因为‘杨余傅事件’。”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觉得自己政治上低人一等，心里再苦，也不敢有丝毫的流露，整天只有拼着命学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技术培训后，他被分到连队，成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因为父亲进了大狱，沈志华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惧，夹着尾巴做人。可是，由于当时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他本是北京四中的初中毕业生，加之钻研起业务来又特别刻苦上心，就很容易显山露水。由于技术好，工作认真，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一次，师长走下飞机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那时候，沈志华心里就觉着一个词儿，爽！这么一来，他就成了全师赫赫有名的技术尖子，当上了代理机械师。机械师责任大着哩，战机要一头载下来，第一个被抓的肯定就是机械师。
那时候部队里政治学习抓得比每日三餐还重要，还得常常写思想汇报，沈志华嘴一张，笔一动，文化水平想掖也没法掖，谁都知道他是个口笔两厉的大能人。当兵第三年，沈志华便时来运转，领导找他单独谈话，内容让他心花怒放，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
没想命运太作弄人，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晴天霹雳！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心肝五脏被人突然掏空了一样。当兵三年，还是个白丁就被扒掉军装，这样的打击对沈志华来说太难以承受了。那时他还不到21岁啊！他心窝上像突然被插进了一把刀子，血汩汩流，人彻底傻了，丢魂丧魄地念叨着：“是不是念错了？怎么会是我？中队长，可不能让我复员啊！”
中队长念完名单，发出口令：“解散。”
战士们散去后，一直对他很器重的指导员让沈志华留下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将来到了地方上，像你这样又年轻聪明又肯干的人，一定会有前途的。但是，你要理解，部队的情况不一样。”
这样的思想工作，不仅没能起到一点安抚的作用，反倒让沈志华心中七上八下敲开了小鼓。“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啥意思啊？咋听起来简直都不像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心里烦啊。喝醉了就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理解，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却在窜红的当口上冷不防被列入了复员名单，而且还“没有前途了”。
后来大队长和副团长也都找到沈志华，对让他复员的事表示遗憾，平时也还算器重他的两位首长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沈志华太想问个明白，可涉及到组织纪律，又不敢开口。
沈志华离开部队的时候，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下任。这些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战友们还用得着。
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好在父亲的问题巳经得到落实，并且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沈志华成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检修钳工。报到后，沈志华十分消沉。老爸看出来了，说了一句让儿子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初中的数理化整个复习了一遍，还自学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1973年那次考试，他踌躇满志地报了清华大学，竟然让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个头名状元！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找他面谈了。正在沈志华得意之时，东三省那边突然又冒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儿，当年全国高校考式的成绩全让他给搅得来一风吹了，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考了第一名的沈志华反倒落榜了，开会还挨批呢：“你考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考了头名状元的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门槛，厂里送了一位4门功课加一块儿才考了15分的起重工去上清华！
沈志华气得含血喷天，一把火把数理化书本和作过的习题全烧了！改学社会科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那时就想整明白，这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了？他印像中不应当是这么副昏天黑地的样儿呐！以前，他对政治不大关心，文化大革命他是“逍遥派”，打着大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各地免费游山玩水。现在，他满门心思就想弄明白，父辈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今天？社会主义到今天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儿了？
这时他原先部队的副指导员到北京出差，老领导告诉他，当时之所以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对他来说很致命的文件——“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沈志华瞳孔大张，吓得魂飞魄散！
文革中的“联动”，都是被打倒的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因为沈志华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成了清查对像。因为要入党、提干，按照当时的规定，部队必须调查清楚培养对像的政治历史情况。负责外调的就是这位副指导员。
当时参加“联动”的干部子弟都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副指导员来到了监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沈志华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这位副指导员大惊，下了许多工夫，但是查无实据，只好回去向部队如实报告。部队首长也感到这事非同小可，虽然只有检举没有证据，但性质严重，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处理，按正常复员，把所有调查材料装进本人档案。
副指导员把这位举报者的名字告诉了沈志华，他一听怒不可遏，举报者居然是他哥哥的同学。
送走了好心的副指导员，他赶紧设法找到了那位多年未曾谋面的举报者。闯进家门，沈志华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
举报者端详了半天说：“不认识。”
沈志华咆哮如雷：“你他妈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我沈志华是联动份子，还说我还打死过人？”
举报者这下想起来了，猛地一拍额头，满脸惭愧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在监狱里被整怕了，就想立功，就想早一天出去……”
沈志华说：“你这家伙，害死我了！现在赶快给我写个材料，证明这事儿全是你胡说八道的，然后把材料寄到我们厂政治部。要不，我饶不了你！”
举报者老老实实写了材料，长时间压在沈志华头上的石头才被搬掉了。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后来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加之1975年全国学理论，厂里开批判大会时沈志华写了一个发言稿，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像，对沈志华挺器重，李书记就发了个话，把他从锅炉车间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坐办公室去了。一下子成了全厂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这让沈志华很是得意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政治空气特别恐怖，沈志华呢？越学理论越研究，对政治接触得越多，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他们不大满意，会上会下说了许多有失恭敬的话。看到北京的空气弄得特别紧张，厂领导对沈志华还是很关心的，对他说：“小沈，情况不太好，你出去躲一躲吧。”
那时正好开广交会，石景山发电厂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红旗单位，专门给了他们一个展位。领导就把他派到广州，一切文字材料，全部交给他来妙笔生花。
1976年3月初，沈志华到了广州，大概刚过半月突然接到厂里一个加急电报，通知他马上回北京。沈志华接到电话就知道出事了，想跑，又害怕牵连到老爸，老爸从大牢里放出来后，那会儿巳经是中共中央联合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了，沈志华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北京。
果然，一回北京就被抓起来了。什么罪名？当时能把人给吓瘫了，“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
而事实是，皇城根下的老百姓最关心紫禁城里的一举一动，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沈志华也跟着说了这事儿，让人举报了，就落下这么个罪名。
呆在号子里，让沈志华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
审讯时，追问他听谁说的，目的很清楚，铁了心要挖他的后台。
到了唐山大地震以后三天，审讯人员通知他：“你可以回去了，但这事儿没完，我们还会接着查下去。”
沈志华就这样回到工厂，宣传部自然是回不去了，于是把他下到磨煤班劳动。事情果真如审讯人员说的没完。“四人帮”倒台后，“四•五事件”都平反了，就没谁给他平反。那时李锡铭巳经调到水电部当副部长去了，厂里是造反派当家，谁也不理睬他这小工人的事儿。
沈志华去找公安局，公安局查了档案，不承认抓过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找不到你的档案，所以没法给你平反。”
“嘿！”沈志华哭笑不得，大叫起来，“你们说没抓我，这几个月我这个大活人上哪儿去了？”
因为公安机关找不到他的档案，所以他被关是白关。1977年高考，他也没有资格报名，政审不合格，第一关就把他挡在了大门外。
突然，1977年9月27号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江青四人帮线上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为什么成了重点案件呢？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因为沈志华的案子由刘传新直接掌握，下面的干警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公安机关就查不到沈志华的卷宗。
这篇文章披露说：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事情清楚了，到1977年底也给沈志华平了反，但厂领导的位子还被造反派占着，沈志华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那时候北京市电管局的局长是后来当上国家总理的李鹏。正好李鹏想办《北京电力报》，缺人，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沈志华，李鹏同意了，于是沈志华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他也没办过报，就现学，看排版，画版面，那时还是捡铅字呢。工作干得很是不错，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他们创办的《北京电力报》，李鹏对他们的工作也挺满意，还好几次在会上提出表扬。不过沈志华不大习惯机关工作的氛围，感到非常别扭。他这个人自小就大大咧咧，自由散漫，不愿受人拘束。
1978年，许多中央机关和中直机构纷纷登报在社会上招收各种人材，沈志华同时报考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优异，全考上了。对此，《北京日报》把他当做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老爸老妈好高兴，置办了好酒好菜，阖家庆贺。席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爸喝了几杯酒，赤眼潮潮地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张嘴，呆在那样的地方将来准还得出事！你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地做点儿学问吧。离政治远点，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1978年12月沈志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跟着张椿年办《世界史》杂志。办了没几个月，他又考研究生，成绩自然不错，专业考了个第二名，就等发录取通知了。
某一天，突然党委书记找到他，说：“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沈志华吓了一跳，赶紧问：“为什么？”
党委书记说：“力群同志对你有看法（当时邓力群是副院长）。”还问，“你最近是不是写过什么东西？”
沈志华说：“写过啊。”
书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给你透了风，你就赶紧去找找力群同志吧。”
沈志华想起来了，考研究生得交一篇东西，他就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并交给社科院，在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没想到后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下就把影响闹腾大了。
在文章中沈志华主要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主要就这个意思。
邓力群看到沈志华的文章后在全院大会上讲：“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沈志华这下明白了，正是因为邓力群的这个讲话，把他的性质弄严重了，他们才不敢给他发录取通知书。
沈志华急了，找到邓力群家，推门就进。
邓力群诧异地看着他，问：“你是谁啊？”
沈志华说“我是沈志华。”
“哈，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的文章哩。坐，你坐下。”
沈志华一看，邓力群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篇文章。
邓力群说：“小沈呐，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挺有才气的嘛，文章写得的确不错。不过你的观念很有问题啊，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沈志华说：“哎哟，力群同志，我可是没想到这些，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
邓力群说：“你说的嘛，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就是太简单了。你说你这个东西传到国际上，政治影响有多坏。”
沈志华赶紧做解释。
后来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干什么的啊？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
沈志华就把家庭背景讲述了一番，邓力群还没听完，脸色一下就和缓下来了，变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似地说：“哦，自家的娃嘛，那你就更不应该了！”
沈志华说：“正因为我是自家的娃，我才特别关心社会主义的问题，关心党的问题，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邓力群说：“哦，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读研究生那事儿。”
“这事呐，那你就回去等着吧”。
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中。后来他和邓力群的交往特别多，沈志华发现他挺在乎这个，出身、家庭、父母。只要是“自家的娃”，他就免不了有些偏心。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不仅在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王炳乾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个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下功夫，凭你现在这水平，十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叮嘱，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他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我这又惹着谁了？”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由于专业接近，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离境。
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沈志华等一干人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就成了国际事件，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巳，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监狱里。”
平白无故地被当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关在大牢里，百口莫辩，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冤假错案简直是多如牛毛，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写作，就巳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人说30而立，他现在巳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啥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三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革命者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著作，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巳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则埋头写自己的书稿。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就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人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就趴在被窝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他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成了个无业游民，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做生意。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曾在北京街头推车卖过水果，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旅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论出身，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十年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一个人钻故纸堆的高兴劲，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史学前辈和专家评审，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64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
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沈志华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华彩乐章就是一掷140万，去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
而此次重大行动的发韧，正源自于他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件，就如同厨师与粮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无非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包括影像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材料，古代史还要依赖出土文物和传说。其中，档案文件无疑是第一位的。文献记载的多是表面现象，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往往因记忆或是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存在相当误差，甚至会将后人引入歧途。历史学家要想尽职尽责，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功夫。
当时在北京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的档案，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中国史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凭空猜想，因为中国的学者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档案。苏联共产党长达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真相，就妄下结论，不都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吗？诚然，有一些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远远低于原始档案。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时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中国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搜集档案，在档案的基础上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沈志华的发言，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强烈共鸣，激起满堂掌声。
沈志华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巳，他还真有行动。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在大兴宾馆专门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证会，被他邀请来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就为了专门论证前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事，其实是他请来一帮高参为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出谋划策。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史学界的大家都来了。众人都说，于民于国于党，沈志华你这事都太应该做了。但也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完全靠沈志华个人运作，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而且众位大师还有句话没说出口，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政审，作为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你连护照都没法办，怎么可能去莫斯科？而且究竟要花多少钱？大师们心里谁也没底。
沈志华却打定主意，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会后，他送走了大专家大学者，马上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当时担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史学家的粮食，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国家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关键时刻，沈志华大言不惭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今天来找你，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就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代表团，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然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讲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的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好好地敲中国人一笔金钱，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睛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一行人还能干什么？
好在沈志华有过十年的经商生涯，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的价格高得来令人咋舌，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6张嘴巴，就吃掉了460美金！
送礼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去的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巳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便生拉活扯地拽来。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高兴极了，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上来。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酒过三巡，红霞涌脸，俄罗斯人全变成了中国的济公。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所在的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国学者马上“里通外国”，积极建议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就既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为了尽快地把档案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三名同伴在宾馆里呆了两个多月，每天在宾馆里自己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拿着中国人开的目录寻找档案轻车熟路。这批俄国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国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下的内容，俄国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行贿”所花，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他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拿到这批档案后不久，巳经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的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它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有完事，沈志华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整整干了7年，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私人花巨资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无疑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自我生成的这种个人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蓬勃活力。
除了俄罗斯，美国也是沈志华常去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档案是全世界最多，最开放的。威尔逊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他和李丹慧成了常客。单是1996年那一次，夫妻二人每天在那些档案馆里埋头苦干8个小时，一干20天，从早上9点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对付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美国的档案比俄罗斯便宜多了，复印一页只需两美分，有的甚至还免费。夫妻二人搜集购买了大量档案，精心作了分类，弄了八大行李箱回来，不知内情的中国人，看他们一人拖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还以为是跑国际单帮的夫妻档。
在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受到过不少“刺激”。
其中的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内。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国外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这样一个民间“三无学者”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中国学术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而在学术界名气远比郭大的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研究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有关方面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另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外。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通过学术界的朋友沈志华认识了他。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数小时的时间为沈志华解释档案原件中很多难以辨识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然而当沈志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想收集有关档案的时候，他非常慷慨地将他掌握的档案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美国学者威瑟斯比女士，曾多次赴俄国查找档案，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沈志华在美国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难处。在收集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因为是自己投资收集来的而将这些档案封锁起来，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做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穿流不息。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很多档案不再公开。他不仅免费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使用，对国外和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提供方便。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们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材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一位为沈志华拍摄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回忆说：“ 2001年1月中旬，我带着纪录片剧组到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冷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国际会议，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在与各方面精英打交道中，我见识到了沈老师的号召力。在众人中他一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颇现侠肝义胆。有时候正闲聊着，某位朋友打来电话，请他帮忙查询当代史中的某一数据，他马下停下一切，打开笔记本电脑很快帮忙搞掂。朋友在电话中表示感谢，这边厢沈老师有些骄傲了：‘咱这方面就是有点优势……’欣欣然如同天真的儿童。这使我部分明白了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沈志华“囤积”的档案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受到赞誉，就是在国际同行中也是名声显赫，去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为纪念中俄建交55周年举办的俄国档案、图片展览，就完全委托给了沈志华独自创办的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来操办。
沈志华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会存在于教科书中，这种现像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在他眼中，只有档案才是会说话的历史，从中，他看到了太多别人看不到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中国史学界后来给他冠上一个“异类”的名号，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中第一个掌握了这批档案，因而有资格常常独发异响的缘故。在一个又一个的史学研讨会上，他可以用看似轻松的语调，一句话便否定了半个世纪中国人业巳形成的固定观念和认识。比如说，波匈事件与中国的反右运动之间有着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为什么会被扣上“中国纳吉”的罪名？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高层决策会上，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片反对出兵的声音，后来连他自己也说：“在朝鲜战争出兵问题上，中国只有一个半主战派。”而当斯大林拒绝派出空军支援志愿军，连那被他当做“半个”的彭德怀也改变了态度时，毛泽东为何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对其它领导人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毛泽东雄才大略，遥居深山村舍指点百万大军，三大战役接连奏凯，为何偏偏在朝鲜战争中失误连连，两次与胜利失之交臂；朝鲜和中国的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究竟是宣传的结果，还是果真如此？有什么证据表明金日成掌握了朝鲜大权之后，对中国就只有利用而从未有过信任？中苏从密不可分到公开分裂，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罩上了层层迷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稳定与逐步开明，国防事业的强盛，中国逐渐揭去了往日神秘的面纱，也以更加自信更加透明的形像展现在国际大舞台上。
许多当年的参予者、知情人，纷纷撰写回忆录，回顾共和国历史上一桩桩令他们永生难忘的重大事件。可是，由于时间久远、感情倾向，意识立场，以及“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种种原因，往往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像。
而拥有第一手原始档案，并下足功夫的沈志华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的真知灼见，不仅常常令人惊叹不巳，还一次又一次在海内外史学界刮起了强劲的“沈旋风”，对许多早巳形成的传统定论，予以强烈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震撼。在他的重点研究方向上，诸如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风风雨雨、中苏朝三国领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内幕、波匈事件对中国政治生活造成的重大影响，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等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无不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近十余年来，不仅仅是中国以及港澳台，在亚洲各国大学里的历史专业课堂上，沈志华这个名字出现的频律也是最高的。他的著述并非官方教材，却在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借用沈志华一双慧眼，来洞穿重重迷雾，看一看这些经过他艰苦“拼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历史图画吧。
5、蒋氏中国代表团受辱莫斯科
——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人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礼。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呆了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那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创建的新中国刚刚诞生两个多月之后，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的工作强度决不为过。无庸置疑，作为新朝元首，他一个人在最不能离开的时候，能在另一国的首都撇下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呆上那么长的时间，必然是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依毛泽东刚烈的个性，遭受主人的冷遇而没有选择愤然拂袖而去，更表明所遇之事非同小可。
过去，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此次毛泽东来莫斯科主要是休息和养病，中国学者则认为，斯大林对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不甚清楚，双方在会谈中发生了误会，才导致毛泽东义愤填膺。
事实绝非如此，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和他谈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要废旧约立新约，推翻1945年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由毛代表成立刚两个多月的新中国，重新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
要捋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白1945年那个旧条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斯大林签订的？它的内容都有什么？毛泽东为何要煞费苦心地争取废弃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从美军攻占冲绳和琉璜两座岛屿的激战中感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顽强，国防部作出评估，如果以目前的战争形式，要夺占日本本岛，美军大约还需要付出100万人的代价。罗斯福被这份评估报告镇惊了，为了在以后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减少美军伤亡，他迫切希望巳经结束了西线战事的斯大林，马上出兵帮助攻打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斯大林则说，好哇，要我打日本人可以，但是我有政治条件。罗斯福问他的条什是什么？斯大林说，苏联必须收回收回俄国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失去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些权益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占有中长铁路的经营权；二，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除此之外，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而这些权益只有通过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才能得以实现。
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人的牺牲，居然不惜牺牲中国的重大利益，背着蒋介石政府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然后美苏两大强国一个来软的一个来硬的，逼着蒋介石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深知这次谈判是一个硬仗、苦仗，屈辱之仗，所以选派国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领衔，外交部长王世杰副之，还让蒋经国则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予其事。
宋子文一行飞抵莫斯科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公布雅尔塔协定。中国代表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件事，就是礼节性地对斯大林进行拜访。
斯大林态度还算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狰狞的面目一下就显露出来了，他拿出一份文件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问：“你看过这个东西吗？”
宋子文瞥了一眼，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强调说：“你们和我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文件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礼。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但是，弱国无外交，心里再气愤，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莫斯科，总还得忍气吞声和他谈下去。
斯大林恃强凌弱，最后提出了几个条件，对中国代表说：“如果贵国政府满足我的要求，第一，我可以马上把新疆的匪患给贵国彻底解决了；第二，苏联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正统的国家领袖，并说服中国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第三，苏联出兵东北三个月后马上撤军。如果贵国政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那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什么时候撤军，我就不知道了。”
所谓新疆匪患，就是大陆史书上说的“三区革命”，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怂恿和煽动的。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疆建立起与东北一样的苏联势力范围。“起义部队”，一直打到离乌鲁木齐只有六七十公里的地方。而蒋介石那时候既要忙着和日本人打仗，又要防范中共武装对他的政权的颠覆，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顾及遥远的新疆。
谈判过程中，双方为两个问题争执得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而临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给他们有过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一贯用语，中国人对这两个字尤为反感。”所以中国代表要求删去“租借”二字。第二、中国代表认为，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绝对不能谈判。
通过中国代表的奋力争取，斯大林也作了某些让步，比如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也都表示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咬定钢牙不松口，坚持决不退让。
如此重大的问题，宋子文也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一问题马上成为谈判的最大症结，谈判一下子被卡住了。
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中国代表团所处的内外环境变得来更加险恶。1945年8月9日，当中苏谈判正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由于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斯大林等不及中苏条约签字，便迫不及待地对日宣战了。面对苏联150万大军顷刻之间分三个方向杀入中国东北，并很快完全控制了东北的现状，本巳处在绝对弱势地位的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更加感到了斯大林咄咄逼人的巨大压力。
蒋经国在他的《自传》里写到：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望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了。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我说完之后，斯大林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我的忙，而是你要我帮你的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出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观点。” 他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正在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并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你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一旦统一起来，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就是害怕我们中国统一起来，强大起来。
接下去，斯大林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种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
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
他回答说：“当然！”
我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了斯大林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他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最大的敌人！
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才算数。
斯大林同意了。
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才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彻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宋子文非常清楚，谁签订这个条件，谁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可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骂名，他索性扔下王世杰，一个人飞回重庆辞职，坚决不干了，蒋介石拿他这舅子无奈，只好改由王世杰签字。王世杰签完字一回来，果然就在国民参政会上被国大代表们骂得狗血淋头，堂堂外交部长，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当时中共对这个条约态度鲜明地予以支持，理由很简单，那时候的政权是它最大的敌人蒋介石的，丧权辱国这笔大帐正好算到蒋介石头上，让他失去人民的支持，以便早一天垮台。
而且中共的国家主权意识与国家利益是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对于意识型态的考虑远远重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比如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大举越过中苏边境，打得中国军队落花流水，全国政党和人民都起来支持中国军队抗击苏联军队的侵略，唯有中共出于意识型态的考虑公开发表声明，赞扬苏联人打得好，而且公开在自己的报纸上号召全体中共党员起来保卫苏联，保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巳经下台的陈独秀坐不住了，以撒翁的笔名接连发表文章反对王明把持的党中央的做法，反而被认定为他顽固反对中央路线和共产国际的一条大罪，索性停发了他每月30块大洋的生活费，逼得陈独秀从此后只能靠卖文为生。
6、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作为远东地区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威望如日中天。面对战后中国的局势，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军事力量很不放心。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他这一宝完全押错了。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斯大林看到事情坏了，因为中共在整个内战战场上巳经彻底扭转了战局，对蒋介石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巳经是明摆着的事情。斯大林这下着急了，他很想尽快和毛泽东沟通，主动冰释前嫌。毛泽东呢？出于对未来新中国的诸多切身利益，也急于想去莫斯科直接和斯大林见面。
沈志华看到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三份电报。第一次毛泽东要求去，斯大林没同意；第二次毛又提出去，电报写得非常诚恳，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我要面见大老板，向你汇报中共全部的情况，以及将来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种种设想。不仅言辞谦恭，态度也十分急迫，说我怎么来，你定，海陆空都行。如果你既不派飞机也不派轮船，那我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斯大林没法再推，只好回电同意了。毛泽东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置好了新皮鞋、新大衣、新皮帽子，就等着斯大林通知他启程的电报。没想斯大林突然又变卦了，说毛同志你现在还不能来，理由是什么呢？荒唐透顶！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都下基层抓粮食征购去了。
毛泽东气得不行，他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更重要？
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但背后有强大的美国人撑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局势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如果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去莫斯科，让美国人知道了，会认为是苏联在背后支持中共，要是美国人也公开地插进来，就会使斯大林很被动。所以随便找了个理由，不让毛泽东去莫斯科。
但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型态考虑，斯大林又不能不对毛泽东客气一点，于是就在1949月1月底派米高扬到了毛泽东所在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米高扬此行密访毛泽东有两个目的：
第一，他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共领导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表明了对中共的看法，“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狭隘自私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还直接影响到了苏共中央的其他要员。1944年8月下旬，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说到延安领导集体时，竟这样讲道：“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自己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又在波茨坦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几次对罗斯福说，中共是假的，是冰激淋似的、奶油似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轻蔑地说毛泽东顶多就是个中国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是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枭雄——可是进入1949年以后，他没看上眼的中国的普加乔夫，竟然巳经快把蒋介石政权推翻了。所以，他急于了解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会不会加入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就涉及到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一旦执掌中国大权，会否定这个条约，收回实际上巳经独立的外蒙古。
外蒙古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和沙皇时代毫无区别，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所以斯大林在战后处理欧洲问题时，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只要外蒙古能从中国独立出来，中苏两大国之间就有一块广阔的缓冲地带。
实际上当时的外蒙古巳经被苏联人完全控制，因为在1921年苏联内战时期，与苏维埃为敌的白俄和哥萨克打败后纷纷逃到了外蒙古，苏联红军也追进了外蒙古。随后与外蒙古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扶植乔巴山等人夺取政权，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国家里实际上发号施令的，都是充斥在各个领域的苏联顾问。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当政，正和南方的革命党打得来炮火连天，连自己的命还顾不过来，谁还管得了荒凉得连阿屎都不生蛆的外蒙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斯大林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软硬兼施，逼着国民党政府派到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解决了外蒙古这块心病。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证：“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同时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当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斯大林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的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去，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地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为了鼓舞他的同志们的信心，毛甚至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美国方面的拒绝自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苏联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大失所望。此外，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逼着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结果，中共只得被迫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表明了苏共的对华政策，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大失所望，看完电报后满心悲愤地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在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痛定思痛的毛泽东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要靠外援。”
斯大林虽然以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条件迫使中国代表签了字，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他造成了未曾料及的麻烦。短短几年工夫，他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竟然率领土共打败了由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的军队，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当斯大林清楚他将来的合作对像巳经完全可能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时，这才意识到事情麻烦了。如果毛泽东不承认1945年那个中苏条约，想把外蒙古收回去，那他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其时正逢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方针，和斯大林翻了脸，这更使斯大林对中共今后的政策方向疑虑重重。铁托不可饶恕的问题是和他闹独立，而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延安发动大规模整风运动，将莫斯科派回去的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王明打倒，由自己取而代之，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毛的独立性比铁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共推行的是亚洲式的铁托主义。
其实，在米高扬访问前中共中央已经表示了对莫斯科国际路线的忠诚，7月10日通过决议，态度鲜明地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公开向斯大林表明中共中央的政治立场。
7、斯大林逝世，铁托逃过一劫
——斯大林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
斯大林与铁托从见面拥抱亲如兄弟的盟友，到后来准备派出剌客对铁托进行暗杀，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耐人寻味。足以证明英国人说的“国家与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警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成了紧随苏联之后在欧洲出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领导人中最得力、最可靠的盟友。1947年9月，在铁托等人的建议下，苏联拉上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一个情报局，其总部就设在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斯大林对铁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在冷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南斯拉夫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倾向遭到了斯大林的猜忌。1948年初，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苏南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公开冲突。当年6月，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开除出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谴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此后，苏南关系继续恶化。到1949年12月，情报局干脆宣布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斯大林开始是号召和鼓励南斯拉夫党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取铁托而代之，但由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威望和地位而未能如愿以偿。资料表明，斯大林甚至打算通过武装干涉或武力威慑迫使南斯拉夫就范，只是出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干预而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担心，苏联红军才没有动手。
斯大林于是只剩下最后一招了，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
1928年，显然是受到沙皇过去对付反对者的方式的影响，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斯大林决定把托洛茨基流放到偏远的阿拉木图。第二年，干脆又把他逐出苏联。但是，斯大林很快就发现，用这种传统的作法来惩治反对派人物是不合算的。因为，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能量，特别是他所创建和领导的“第四国际”，对苏联指挥下的第三国际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尽管托氏先后流亡到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最终也没能逃脱苏联国家安全部精心策划的、千里迢迢的追杀。1940年8月，托洛茨基终于在他那警卫森严的墨西哥住所被一名西班牙人用鹤头镐击杀。这位名叫梅尔卡德尔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精心设计下，假意 “追随”托洛茨基多年，通过与托洛茨基的秘书谈恋爱和为“第四国际”筹集经费等手段，最终找到了接近托洛茨基的机会。后来，梅尔卡德尔被墨西哥法院判处了20年徒刑。而当他在60年代回到苏联时，苏联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特地授予了他一枚“英雄”奖章。
这段历史说明，斯大林确实可能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对付铁托。
关于斯大林剌杀铁托，海内外史学界早有传闻。许多年来，沈志华也只是听到过暗杀铁托计划的传说，却没有看到过有关的历史文献。
2003年，沈志华作为访问学者赴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一次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涅仁斯基教授交谈时，他偶然提到这个问题。没想到涅仁斯基教授竟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当年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后来就被分配到我们这个研究所工作。我还亲耳听他说起过这件事。”
然而，当沈志华迫不及待地要求教授为他引见这位前特工时，遗憾地得知此人已于几年前去世了。尽管如此，沈志华已经可以大致确信，这件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后，他终于从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撰写的一篇文章，了解到这件事的全过程。该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国家安全部呈送给斯大林个人的请示报告。文章没有表明报告呈报的日期，但根据报告内容判断，这份被列为绝密等级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在斯大林去世前一个月之内起草并呈报斯大林的。
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所谓“非正式”特工，沈志华的理解就是那种无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的“编制外”特工人员。
这位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真实姓名叫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力耶维奇。他尽管是1950年才入党的苏共新党员，却在十年前就已经参与过刺杀托洛茨基的恐怖行动了。文章介绍说，格里古力耶维奇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从这一介绍中可以推断，档案文献中的这个特工无疑就是涅仁斯基教授向沈志华提起过的那位已经去世的俄国历史研究所的同事。
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马科斯在得到了暗杀行动的最初指令之后，就持哥斯达黎加护照先被派到意大利去了。到意大利的目的，是要让马科斯取得那里人们的信任，以便混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员以及知名的哥斯达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通过这种巧妙的迂回的手段，再加上苏联国家安全部神通广大的安排，几年功夫，马科斯便被哥斯达黎加政府任命为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了。在他任职以后，仅1952年下半年，他就已经两次成功地前往南斯拉夫，并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他甚至得到了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的权利。
于是，马科斯的上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报告称，马科斯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为此，1953年2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秘密地就如何对铁托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安全部负责人明确地向马科斯提出：以他目前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认为怎样做效果最佳？马科斯提供了几种对铁托个人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
作为维也纳秘密讨论的结果，国家安全部归纳了对铁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动的几种选择方案，呈报斯大林批准：
一、马科斯要求安排一次与铁托的私人会面，会见期间，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安全部确信，这种细菌肯定可以使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死亡。只是，报告称：“至于这种细菌的效能将不告知马科斯本人，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铁托预定的近期对伦敦进行访问的过程中，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的良好的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的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三、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由马科斯依照第二项计划的方法实施暗杀。
此外，国家安全部负责人还指示马科斯再设计一种更为可靠的办法，即安排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但暗藏毒气的盒子。当铁托打开珠宝盒时，就会吸入盒子夹层释放出来的可以即时致命的毒气。
参加秘密会晤的国家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进一步对这一暗杀行动做全面研究，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最后他们规定了今后进行联系的方法，并表示将给马科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令。
在给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中，国家安全部除了说明上述情况以外，还明确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当人选，因为“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适合于完成这样的任务”。报告请求斯大林批准采取行动。
安全部的这份报告呈上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也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生前确实批准了报告提出的行动计划，但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初步的准备工作早就已经开始，为此，格里古力耶维奇不得不给他的妻子写好了一封“诀别信”，一旦暗杀行动失败，便可以以此来掩人耳目，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
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斯大林尚未批准该计划时，国家安全部已经开始着手安排计划的实施了。
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次暗杀行动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就充分说明整个计划都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的，尽管他没有来的及签署最后一道执行命令。总之，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历史上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件令世界震惊、世人迷惑的暗杀事件，当然也会再次出现一个领取 “英雄”奖章的“梅尔卡德尔”。
8、毛泽东不吃苏联人送来的死鱼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在中国内战期间，莫斯科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成为它的邻居。其原因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既难于了解，更难以想像。若干年后中共领导人试图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犹疑态度，认为斯大林想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在中国划江而治，以保持和美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对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谅解，避免美苏冲突。即使是在这种事后分析中，中共领导人也没有窥探到苏方对一个共产党强邻的疑惧心理。
1948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种心理表露无遗。罗申承认莫斯科担忧中共会有铁托主义倾向，表示希望中国内战可以在国际调停下结束。罗申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显然，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凌晨，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了河北省的石家庄机场。
飞机上下来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陪同他的是联共布驻北平的代表兼中长铁路局的负责人科瓦廖夫——科瓦廖夫的秘密任务实际是负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以及苏联翻译、警卫员共4人。米高扬是奉斯大林的派遣，专门来中国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访问与商谈事情的。
毛泽东早已得到消息，这一天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俄语翻译师哲和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汪东兴带了一辆吉普车赶去石家庄迎接苏联客人。
米高扬等苏联客人一走下飞机，立即由师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坐吉普车向西柏坡疾驶。
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处门口时，穿了件旧棉军大衣的毛泽东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同米高扬亲切地握手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一边同毛泽东握手寒暄，一边说“司巴塞巴、司巴塞巴”。
师哲翻译说是“谢谢、谢谢”的意思，毛泽东这才热情地大笑起来。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普列些达节里毛”，还说“奥琴、普里亚特那”。
师哲翻译说是“毛主席，您好！非常高兴见到您！”
毛泽东爽朗地大声笑道：“米高扬同志好！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一律称同志，不要称我主席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随即改口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达瓦里西毛泽东！”
师哲又将米高扬的话翻译了：“毛泽东同志，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么！”
米高扬穿戴得很气派，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显得很神气。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都来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每个人身上穿的全都是旧棉军衣，毛泽东的棉大衣上还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块大补丁。大家随随便便地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中苏非正式会谈这就算开始了。
中方担任翻译的除了师哲，还临时加上了毛岸英。
米高扬通过苏联翻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并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代表他和苏联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客气地笑着，通过儿子翻译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继续说：“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专门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以后好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中国同志们的谅解。”
毛泽东挥着手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同斯大林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巳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了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其实，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来意估计并不完全准确，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到了毛泽东就此问题和他的一段谈话。毛说：“斯大林对我们不放心，派米高扬来，无非是想深入地摸一摸底，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巳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几句客气话过后，就让毛泽东再也愉快不起来了，米高扬一改刚才的亲切态度，也一改他刚才声明的只带耳朵的立场，像钦差大臣传达圣旨般对中共五大书记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南北分治。”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发号施令，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回忆当年国共内战时，曾以两人打架做比喻：“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刹了国民党的威风。”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太需要斯大林这个巨人站在自己的背后。
所以，吵归吵，事情还得接着往下谈。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因为蒋介石背后也有一个巨人美国撑着，中共也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最大程度地依靠世界上的另一个强国苏联。巳经解密的毛泽东与米高扬的几次谈话记录表明，毛再三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以苏联为榜样，一定会高举马克恩列宁主义的大旗。
米高扬听了非常高兴，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主人，说：“你们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我们可以把旅顺港还给你们。”
“我们不要旅顺港。”毛泽东马上把“礼物”扔了回去。他说的是实话，解放军那时别说军舰，连条商船也没有，旅顺港是个军港，捏个军港在手里，中看不中用。而且，到时候他要收回的岂止区区一个旅顺港，而是整个被沙皇时代被俄国夺去，如今又落到斯大林手中的整个东北的权益。
两人谈了整整三天，毛泽东始终不谈外蒙古问题，米高扬反倒沉不住气了，主动就外蒙古问题让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意见。
毛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好就这个蒋介石政府造成的历史问题急于表态，委婉地说：“米高扬同志啊，过去外蒙古独立，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因为那时候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嘛。可现在呢？情况起了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认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能让外蒙古合并进来呀？”
米高扬心中一跳，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说：“这可是雅尔塔协定确定的事情，罗斯福也签了字，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毛泽东见米高扬一触即跳，反应如此激烈，压住怒气说道：“好，好，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
你毛泽东可以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可米高扬却不能不谈，他此行来见毛泽东，弄清楚毛泽东对外蒙古的想法，正是他的两大目的之一。
当天晚上，米高扬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大事不好，毛泽东现在惦记着外蒙古，想把它拿回去。
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就回了个电报，口气如同当初对待蒋经国一样强硬，大意是：你明确地告诉毛泽东同志，蒙古问题中国人说了不算，苏联人说了也不算，必须得由蒙古人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毛同志硬要和我们谈蒙古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要把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
米高扬原原本本地把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心中极为愤怒，但又清楚在这样的时候和斯大林撕破脸皮是极不明智的负气之举。他沉默了很久，一连抽了两支烟，最后表示：“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谈中长路问题。在日俄战争以前，中长铁路由俄国人控制着经营权，后来被日本人夺去，苏联红军击溃关东军进入东北以后，马上把中长路从日本人手中夺了回来，并且在中长铁路两侧各五公里的范围内的企业厂矿全都挂上中长路的牌子，划定为苏联人的管理区域。后来，斯大林受波茨坦公约的约束，不得不下令苏军把东北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军队，这样一来，解放军和中共政权就被迫转移到了乡下。国民党接管中长铁路后，马上把苏联人的牌子全摘掉了，挂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牌子。再后来林彪把国民党军队打跑了，又把苏联人的中长路牌子挂了上去。
毛泽东跟米高扬说了很长的一番话，这段话在苏联档案里清楚地记载着，表达得很曲折，既不能剌激斯大林，又想拿回属于中国的利益，弯来绕去煞费苦心地说得很长。其实简而言之就是：现在东北的老百姓埋怨中国共产党有点向着苏联人，这让我们很为难。
米高扬同样把毛泽东这番报怨报告了斯大林，斯大米又来了个电报，说：“这件事不要着急，我们派人进行调查，等今后局势平定以后，该挂谁的牌子，就挂谁的牌子。”
在同米高扬长达三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明确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旅顺和新疆时，毛泽东只是借中国其他党派之口探测苏联意图。这种策略可以使急欲争取苏联支持的中共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发生碰撞，而视苏方反应决定自己的态度。
毕竟米高扬来者是客，虽然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但作为主人，总得要招待米高扬吃饭。五大书记一共宴请了米高扬等人三次。没想第三次宴请时竟然衍生出一则小插曲，让毛泽东梗梗于怀，以至于他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时，才寻着了“报仇雪恨”的机会。
米高扬他们带来了很多苏联生产的罐头食品，还有十几大箱“伏特加”酒，每次吃饭时都要拿出来摆满一桌子。西柏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什么好的吃食用来招待客人；只有现宰猪羊，还有鸡鸭，再就是让叶子龙组织村民去滹沱河上凿开冰面，捕来了新鲜的活鱼。
在酒席上，苏联人虽然不会用筷子，但却很能喝酒。米高扬用一只玻璃杯喝中国的汾酒，就像喝凉水似的，大半杯子酒一口气就灌进肚里去了。中共的五大书记中，只有周恩来有些酒量，此时却也不敢与端着玻璃杯“咕咚咕咚”直往肚里灌的米高扬比。毛泽东是历来沾酒就脸红的人，只能花拳绣腿地应酬一下。朱德正害着喉炎不能喝酒。刘少奇平时就喝不多，现在也只是用小酒盅喝那么一点点白酒。任弼时患有高血压，更是滴酒不能饮。
酒席上，整个气氛是很愉快的。可每次苏联人喝酒似乎都未能尽兴，对此未免有些遗憾。一盘盘的菜肴端上桌，客人都赞不绝口地夸奖说：“哈拉绍，奥琴哈拉绍！”
师哲翻译说，这是说“好，真的很好吃”。
米高扬夸赞说：“人们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中国学习做饭烧菜，增加西餐的花样。”
米高扬的话被师哲译成汉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哩！”
桌上摆上了一大盘红红的炒辣椒，油亮亮的很诱人。米高扬示意翻译问一问这是道什么菜？翻译问了，毛泽东先是用筷子夹一大口津津有味地嚼在嘴里，然后才说：“这在中国叫做炒辣椒，是我们湖南的家乡菜，好吃得很哩！”
说罢，毛泽东亲自动手用另一双筷子为米高扬夹了一大撮辣椒，并且打趣说：“在我们这里，不能吃辣椒就是不能革命哩！”
苏联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先是点头笑着将毛泽东夹给他的辣椒统统送进了口中，没等嚼上两口，便像被电打了似地尖叫起来，辣得他张大了嘴巴直哈气，连眼睛里都被辣出泪水来了。
毛泽东笑道：“你们能喝酒，比不过我们能吃辣椒，辣椒比酒味儿更浓更烈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成俄语后，米高扬略显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急忙缓和气氛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也有许多同志吃不了辣椒呢！在中国，只有湖南、四川两地的人，才敢像毛主席那样不怕辣；别的地方的人，很少有不怕辣的。”
米高扬听翻译解释后，连忙摇着头用俄语说：“涅特，涅特！
师哲翻译说是：“不，不！”
米高扬随即又说：“我们这下领教到毛同志的厉害了！”
当翻译将米高扬的这句话用汉语讲出后，在座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但紧接下来，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卫士李银桥把红烧鱼和熘鱼片端上桌时，毛泽东热情地举筷相邀：“来，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不料，米高扬用叉子往鱼头上戳戳，满脸狐疑地问：“这是河里新捞上来的活鱼吗？我们苏联人从来不吃死鱼的。”
毛泽东告诉他，这是让人去凿开冰面刚从河里抓上来的活鱼，米高扬居然不相信，还当着主人的面吩咐苏联翻译跑到旁边的厨房里问了大师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一者对米高扬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有气，二者也看不惯米高扬在饭桌上表现出的对主人极不信任的举动，这年年底他去莫斯科时，即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记住，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苏联人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了几条大鲤鱼，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厨师一检查，发现全都死了，遂遵照毛泽东的命令，说：“我们的毛主席只吃活鱼，从不吃死鱼，你们提回去吧。”
上校慌了，向翻译一问，才知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赶紧向中国客人保证，马上抓活鲤鱼送来。于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拒绝吃死鱼的真正原因是米高扬西柏坡之行在饭桌上的表现，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国内是从何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冲杀出来，莫说死鱼剩鱼，能入口的，他什么不吃？什么没吃过？进北京乃至此后的晚年中，他对生活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领袖也是人,同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毛泽东这样做，是大人物故意玩小心眼，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后来毛泽东再到莫斯科访问时，苏联方面早早就为他准备好了活鱼。
米高扬离开中国两个多月后，解放军就打过了长江，这时，巳经住进北平郊外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又收到一份斯大林的电报，电报对中共不听他的劝告，执意打过长江进行了严厉批评。
当晚，毛泽东气得浑身发抖，不吃不喝睡在床上，江青怎么劝说也不听，无奈之下只有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来到毛的住处，看到毛泽东和衣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周上前苦劝，毛愤愤地对周说：“过去，他明里支持我们，其实暗地里并没少帮他们（指国民党）。现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要成功了，他还在帮他们……”毛泽东话犹未毕,已经泪水涟涟，这是极少有过的场面。
米高扬回去汇报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甚感满意，于是发出指示，让苏共接待中共的代表。
借我一双慧眼,瞄准MM
借我一双慧眼吧---JM们帮我看看这几样化妆品
我该怎么样去用一双慧眼去选择一个能和我过一辈子的男人?
哪有李建民教授的＜国人眼中的食性/酸碱平衡与生命现象＞一书，要全文的．
哪有李建民教授的＜国人眼中的食性/酸碱平衡与生命现象＞一书，要全文的．
特聘教授、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兼职教授、荣誉教授与一般的教授有什么区别？
他眼中的“伪科学”对吗？
我眼中的中闽百汇
我眼中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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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社会主义
我眼中的河西
在他眼中是NO.1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