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二手报价64g:张千帆：让参与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张千帆：让参与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中国最重要的话题是公民参与。百年前，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各路豪杰纷纷响应参与，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很快岌岌可危。今天，中国式参与却成了一个复杂乃至令人难堪的故事。广东佛山，两岁的小悦悦不幸遭人碾压趟在路边，18位过路行人竟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媒体一报，世界哗然，我在加拿大访问都听说学生在议论这件事情，国人情何以堪？时至今日，不行动、不作为、不参与似已成为国人的常态。当然，常态之下也有例外。今年地方人大选举揭开帷幕之后，主动独立参与竞选的参选人络绎不绝，和以前几届选举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这种势头能够持续下去，普通百姓积极参与下届人大选举，则中国改革就有了新的希望，也算是当代中国人对辛亥百年的一点交待。

　　盘点2011，自己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亲身参与。3月中旬，我刚回国就接到吉林老上访户李桂荣的电话，说她在“两会”期间上访时被打伤，已被遣送回辽源市中心医院治疗，当时无钱无助、生存困难，“坚持不下去了。”21日凌晨四点，我和记者冯军乘火车到了辽源。走前，一些朋友劝我别去。有的担心我的“安全”，对此我倒不认为是一个问题；其实之所以我自己去，而不是小冯一个人去或请我的学生代我去，正是因为这样更“安全”。有的则多少认为有点“不值”，因为李桂荣上访是一个很普遍（因而很普通）的个案，不具备制度价值；作为学者，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制度改善上，因为这样风险更小而影响更大。我同意这种看法，平时对制度也确实有所关注，但之所以还是选择去一次，实在是因为自己有诸多“无奈”。

　　我的无奈之一恰在于这是一个“普通”案件，至少在中国是一个极普通的案件；我自己在讲座中说过，如今中国诸如此类的事件太多，以至不死人就不算什么吸引眼球的大事。我认识李桂荣，是在三年前的一次讲座结束后；当时她拄着双拐来到讲台前，诉说她十多年上访的遭遇，并给了我一叠控告材料。作为学者，除了同情之外，我首先感到一种无奈或无力，因为自己并没有什么帮她解决问题的神通，于是转给了毕业后在中纪委工作的学生。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程序而已，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位学生也如是说，因为这类案件实在太多了。中国每年有多少上访？一个中纪委又怎能处理过来？不是不想帮，而是帮不了。果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结果。

　　同时，我也把材料转给了媒体的朋友，希望哪个见义勇为的记者能进一步调查，但是给了不止一家媒体，同样没有结果，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或不敢——我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在道义和胆识上是毫无问题的，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同样因为类似的事件实在太多了。事实上，正是出于媒体人的职业判断，李桂荣案件没有“新闻价值”。李桂荣既不是孙志刚或佘祥林，也不是唐福珍、邓玉娇或哪怕只是许霆；和绝大多数上访者一样，她的故事过于平淡，有悲情但是不够震撼，也不具备足以激发人们兴奋、幻想或雄性激素的戏剧性材料。我相信媒体朋友的判断是准确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个最需要得到关注的弱势人群因为数量太大而无法得到政府、媒体和我们普通人的关注，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无奈，也不只是记者们的无奈，而是这个体制造成的无奈，是整个中国的无奈。

　　既然没人肯出马，我只好自己走一趟；我不去，记者不会主动下去。但是鉴于一个长期蜗居“象牙塔”的学者颇不谙国情，不知道去当地该找谁，所以必须和记者同去。其实，与其说是记者陪我，不如说是我陪记者；他负责采访，出什么事我可以担着。至于去这么一次能达到什么效果、解决多少问题，我并不乐观；许多因素未知或不在个人控制范围内，因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虽然选择去显然是出于对她个人遭遇的同情和关注，但是作为法律人，我当然不能偏信一面之词，去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多方了解真实情况，尤其是听听政府部门对其案情的处理和意见。事实上，我们要了解的真相不是什么敏感机密；在法治国家，一次公开和公正审判便足以掌握主要真相。但让我无奈的是，我们的审判没有此等可以信赖的公信力，判决结束后当事人照常上访。因此，如果自己不走一趟，李桂荣问题将永远是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沉重的问号。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理会这个问号；三年多来，她偶尔联系我寻求帮助，而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诉诸行动，也是因为自己作为理性的法律人在犹豫和权衡中——究竟能为她做什么？直到躺在开往辽源的火车上，我还在想，如果她的材料不真实怎么办？她会不会就是孙东东教授说的“精神偏执”的老上访户？会不会在“利用”我达到什么目的？我知道，这些问题很可能对她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一个不容易弄明白真相的国家，作为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之一，我情不自禁会问自己，我想任何理性的正常人也都会这么问。然而，和那18位路人一样选择性“失明”又不符合自己的一个基本信条。这个信条不是什么崇高的道德境界。它既不要求我们像耶稣教导的那样“热爱自己的仇敌”，也不要求我们像墨子那样“摩顶放踵”、为天下苍生奔走呼号。它只是申明了一个基本世界观，从中衍生出来的一点底线伦理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我曾为北大学生写过一篇课程结语——“我们都是朋友”，希望学生们能把每个人都当做朋友对待。这个世界人很多，中国人尤其多，我们确实不可能对每个“朋友”都做好事，但是即便对于素不相识的人，至少也应该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做到相互尊重、互不伤害（难以预见的事情除外，譬如谁都没有预见到日本强震或导致核电站泄漏）。对于那些因为生活、工作或各种机缘巧合而和自己走得更近的朋友，则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稍多做一点也是理所应当。我不了解李桂荣，但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数次找我求助，自己却以不了解、没时间、管不了等理由推脱，在别人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错，却通不过自己内心的审验。既然我有缘遇见了这位朋友，不妨赋予对一个朋友的基本信任。更何况如果我们不认同孙教授那个著名的“99%”论断的话，绝大多数上访户的冤情都不是空穴来风；退一步说，即便她反映情况属实的可能性只有50%，去的后果至多是“被利用”，而不去的后果则可能是将自己归为见死不救、麻木不仁之类“下三滥”的行列。这显然不是待友之道。即使在中国，也没有必要一定等到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再去关注吧。

　　“朋友”——这个称呼对于国人来说何其熟悉，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足够认真地考虑过这个称呼的含义，以至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一直异化为一种排斥法治的“关系文化”，交朋友的目的往往是便于“托人情”、“拉关系”，进而建立起一个个法律规则不能渗透的“小圈子”。一个圈子内的“朋友”相互勾结谋利，不把规则当回事；圈子之外则相互歧视甚至敌视，同样不把规则当回事。即使在高谈“法治”的法学院，我依然如此清晰地感觉到这种现象存在，以至不得不得出中国人不善于和陌生人交往的结论：我们或者是气味相投的好友，或者是死活都和自己无关的陌路人，殊不知在我们把一群人当“朋友”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做了其他人的敌人。狭隘的“朋友”观念让我们因偏私而远离法治，因漠视他人存在而欠缺公德，因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而无力形成集体行动，最后每个人都被一大堆的“无奈”包围着。

　　中国要实现法治，首先要恢复“朋友”的真义；只有当我们尊重每个人，把每个人都当做朋友对待，我们才可能尊重保护所有人的法律。一旦达到这个基本境界，许多“无奈”也就自动消失了。中国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上访，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某些政府官员太不把供养他们的人民当朋友了吗？中国儒家文化教导我们，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把别人当朋友，而是首先把自己当朋友。换言之，做事得首先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也就无怨无悔了。国家法治不彰，现实和理念之间反差巨大，或许令每个法律人都颇感无奈和困顿，但是只要尽力，没有必要过分自责；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良心的拷问，除非我们不把自己当回事。在我看来，即使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下，学者也还是有事可做的。我们成天把人权、法治这套“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但是如果这套东西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书写的字里行间，也未尝不是一种个人缺憾；如果每个人都能偶尔走出书斋，关心一点自己身边的事，兴许会发现法治状态的改良也不是那么难的。因此，当记者问起我对李桂荣案件的感受，我除了对她的遭遇感到同情、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无奈，个人倒并没有感觉太多“痛苦”；事实上，我正是为了避免内心的痛苦才去的。

　　辽源之行虽是一则个人故事，却牵扯出当今影响公民参与的诸多话题。假如当地官员能真正把李桂荣当朋友对待，这起让他们自己也头疼不已的陈年旧案本来不会发生；像她这样的寻常百姓也就没有必要耗费十几年青春，经受颠沛流离的上访之苦。假如那18位路人能把小悦悦当朋友对待，势必不会如此无动于衷，小生命或许就能得到及时抢救，至少他们不会引来全国人民的道德谴责并经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认真对待自己，把自己作为积极主动的公民而非消极被动的臣民，依法履行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至少在选举那天出来投一票，让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监督各级官员，那么李桂荣等成千上万的上访悲剧根本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寥寥无几，纪委当作重要案件一查就水落石出，媒体当作重大新闻一报就成众矢之的，事情自然不会拖到现在仍然悬而无解，芸芸大众也就不会面临那么多的苦闷和无奈了。一旦参与成为每个公民的习惯，中国社会的人格状态和生存环境会是完全另一种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