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识别为平板:凡是“兄弟们”的要求，中国有求必应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称，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中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这种并未真正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外交往，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一穷二白”，本 来还是急需外资、外援的国家，相反，却实行了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这严重脱离了国内经济实力，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建设。三年困难时期，国内正面临非常严重的 大饥荒，却仍在大量援助其他国家以粮食。1971年底，给巴基斯坦的援助增加至5亿元，严重影响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诚然，中国在国际上需要朋友，需要摆脱外交 上的孤立状态，中国的做法客观上有政治的和战略利益上的需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以这种让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甚至不惜代价交穷朋友、弱朋友的办法，是 一种最不经济的办法。而且，如果说对外援助最初还有既考虑意识形态、考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又考虑国家利益的因素，但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与升 级，随着与美对抗又与苏交恶，在国际关系上自恋、赌气的色彩愈来愈浓之后，对外援助政策的制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愈来愈低，出于意识形态狂热综合征发作 的因素越来越大。例如，对中南欧的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与对朝、对越的援助相比，地缘战略的因素就要微小得多，显然就极少有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的成分。而 即使是对近邻国家，中国的反应是否就是绝对必要、绝对正确呢？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中 国通过对外援助，获得了政治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回报，其中必然提到的一个最显著的政治回报，就是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客观上来看，把 联合国席位的争取，与牺牲数亿还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之间来做一权衡，其实是见仁见智的。其次，从安全利益方面来说，对外援助是支持了中国 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等国向我国索援最重要的筹码，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中苏之间的绝大多数争论是多么无谓！对于受援国来说，本 来是苏联给该国援助，现在没有了、不给了，反过来，把原来苏联向别国承担的或不愿承担的包揽过来，都需要由中国来援助。为了让一些国家不完全倒向苏联，中 国加大了援助。而且，苏联本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同盟者、支援者，吵来吵去之后，后来竟成了在边境陈兵百万、威胁巨大的敌对国，这又何尝是取得了国家的安全利 益？

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交领域与国内许多领域一样，同样是重灾区，如果没有后来的改弦更张，中国人民不知还要为之付出多少得不偿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