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都在颤抖什么梗: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1

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卷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一章 捷足先登，十万大军奔赴东北(1)

历史的岔路口：和平还是战争？

　　1945年的7月17日，当和平的曙光刚刚铺上欧洲大地之时，位于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已经戒备森严。英、美、苏三大国的首脑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即将在此召开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走向尾声，漫布全球的战争阴云正在缓缓消散。意大利和德国已相继投降，只有已遭到重创的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英、美、苏三国为了解决德国、欧洲及其他问题，相约在7月17日这一天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由于此次会议涉及到战后的利益分配，英美两国与苏联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面对着刚刚和即将摆脱法西斯控制的广阔地区，谁都不愿在这块肥肉上少咬一口。会议因双方的斤斤计较与讨价还价一直拖到8月2日才缓缓落下帷幕，成了二战期间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三国间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不仅为战后处理欧洲问题而签署了《柏林会议议定书》，还特别讨论了对日作战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将其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归还中国。

　　会后，刚刚于当年4月取代罗斯福而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下令美军继续加强太平洋攻势和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并先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

　　在第一次原子弹袭击日本两天后，即8月8日，苏联也正式对日宣战。随后，苏联派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分别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兵分三路，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了向心突击。

　　8月9日凌晨，正当中国东北边境线上的日本关东军仍在酣睡之时，在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的重炮惊天动地地怒吼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东北大地颤抖起来，苏军的坦克集群隆隆轰鸣着向日军阵地猛扑而来。同时，天空中的苏军远程轰炸机也如黑云一般，呼啸云集。

　　半个小时后，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掺杂在一起，整个长春陷入混乱之中。

　　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留守在长春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惊慌失措，狂吼着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撤往长春郊外的南岭地下指挥所。

　　这个时候，天空正在飘着沥沥的细雨。这场雨已持续了数日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慌乱的日军人员你拥我挤，混乱不堪地冒雨冲过满路的难民人群，逃往郊外。

　　但南岭地下指挥所却已根本无法使用了，这个由防空洞构成的地下建筑此时已积水过膝，看来老天也不想再让这些日本侵略者有立足之地了。无奈，秦彦三郎只得又返回了原来的总部。

　　下午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风风火火地从大连乘飞机赶了回来。一到长春总部，他就下令：立即将关东军总部迁往通化，满洲国的首都也要迁到临江去。随后，他自己就乘飞机逃到南方去了。

　　关东军总部人员和他们控制的傀儡们别无选择，只得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向南方逃窜。

　　而此时的苏联军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路急推猛进，这些曾在欧洲久经征战的精锐部队来到远东后，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已令日军失去了还手之力。由于8月10日，日本政府已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留守在中国东北的日军虽然也有些许抵抗，但面对着大势已去的现实，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8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读了停战诏书。关东军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协调总部的意见。几天后，秦彦三郎总参谋长代表关东军前往晋见苏军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八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地吹遍中国的大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跳跃，奔跑狂叫。

　　而此时此刻，在同样处于狂喜之中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正观望着欢呼的人群，他那挂满了喜悦的面容上却隐隐地透着一丝忧虑。

　　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这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赢得的，更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和无数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

　　但如今，蒋介石却要独自霸占胜利的果实！

　　早在8月10日的下午，就在日本乞降的消息刚刚传来之时，蒋介石立即发出三道电令。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第三号，令第18集团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原地驻防待命”。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流着热血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就要来到了，你蒋介石却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什么道理？

(2)

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更让毛泽东气愤，国民党已在悄悄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8月11日，绥远的傅作义部强行侵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包头，并继续沿着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如今却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面对蒋介石的这副丑恶嘴脸，毛泽东于8月12日起，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随后，又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队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

　　你蒋介石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毛泽东义愤填膺。

　　8月13日，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了公开电，以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此时，蒋介石已是手忙脚乱，心绪颇为复杂。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红军100多万攻入东北，共产党军队近百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他先通过已经建立了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8月14日，蒋介石又命令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火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这个条约国民党已经同苏联谈判了一个多月。由于苏联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于是，国民党匆匆于14日与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

　　这样，不仅美国和英国将扶持的手撑在了蒋介石的背上，连苏联也必须直面而视这个“正统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目前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紧挨着敌占区，很容易控制那些地方。

　　怎么办呢？蒋介石沉思着，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自己赢得充分的时间。

　　几经思虑，蒋介石突生一计。于是，他于8月14日在重庆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就看穿了蒋介石的小算盘：现在蒋介石无非是想凭借眼下的政治优势向共产党施压，同时拖延时间，以便调动军队。

　　但是，如果共产党不接受邀请，蒋介石必将会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如果接受了，那么蒋介石绝不会答应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只能是白白地耗费时间，最终必然中了蒋介石的诡计。

　　浮云飘到了延安的上空，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一条分岔的林中小径，下一步该怎么走？

　　三天之后，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回电。电文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

　　得知毛泽东不肯赴邀，蒋介石暗暗高兴，接着趁热打铁又在8月20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对毛泽东“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至于“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俨然以最高统帅下达命令的口吻，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声称这是盟军的规定，同时又利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毛泽东施压。蒋介石这一老谋深算的计策的确在渴望和平的国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各界也跟着摇旗助威，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力促毛泽东赴邀。

(3)

“好计！蒋介石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确，不允许共产党受降；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自己又无法拒绝。

　　“我看我们还是派出一员大将，先捅捅蒋介石的窗户纸，也让民众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8月22日，毛泽东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重庆。

　　但蒋介石的目的就在于为难毛泽东，得知共产党将派周恩来出行的消息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三份邀请电：虽然得知毛泽东“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出马并不应战。

　　“这个蒋介石……”毛泽东满脸的气愤，话没说完，转身又道：“把这个情况告诉莫斯科，看看苏联有什么看法。”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确是非常希望苏联方面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支持。但斯大林连续发回的两封电报，立场都是站在蒋介石方面：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如若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难以理解了。

　　原来，斯大林刚刚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答应将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合营东满、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在国民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3个月内撤军。

　　所以，斯大林当然要站在国民党一边。如今，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有限的军队，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到底要何去何从？

　　延安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毛泽东走上黄土坡，迎着携带黄沙的劲风，衣衫猎猎，高大而孤独的身影在黄土坡上立了很久。

　　重庆的两双眼睛都在盯着东北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坐在主席位置上，一脸的刚毅：“在这个紧迫关头，苏联人帮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依靠苏联人的帮助。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共产党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胜利果实，没有斗争是难以取得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很可能会“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他让步”。所以，“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这是具有何等魄力的决定！

　　“蒋介石在重庆摆下了鸿门宴，我倒要去看看他都上了什么菜。”毛泽东说，“至于去的时机还是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吧。可以先让恩来同志去安排一下，然后我再去。等我出去后，暂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保证五个人在位”。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

　　毛泽东应邀赴渝令蒋介石手足无措，仓促展开谈判布置。美国大使赫尔利则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然有胆量、有气魄。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王若飞闻知后火速赶回延安，汇报重庆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看来目前重庆方面的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争取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防止蒋介石从中做手脚。蒋介石的流氓手段是人所共知的，不是搞途中暗杀，就是暗地扣留。周恩来等人经过多番讨论，最后认定重要的保护环节应该在途中。因为毛泽东此去重庆已是轰动中外，蒋介石断不敢私自扣押，而途中乘坐的飞机则是国民党最有可能做手脚的工具。

　　如何保证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安全？周恩来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那得看蒋介石最不敢得罪谁。美国人，对，就是美国人。

　　想到此，周恩来暗自一喜，就让美国人来陪送毛泽东一程！

　　8月25日，延安电告一直就急欲参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官员：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随后毛泽东及周恩来将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以应蒋委员长之约，共商一切大计。

　　赫尔利接到电报后喜形于色，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了促进中国两党合作的历史功臣。他手持电报跑到蒋介石那里要求派机前往。蒋介石看着这个执著的美国特使，面藏苦笑，只好同意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去了延安。

(4)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正式向全国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重庆派来的专程飞机。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而且是在历史的岔路口，一次前所未有的虎穴之行！

　　一阵隆隆的吼叫声后，飞机升入云天，直奔重庆九龙坡。

　　下午15时37分，飞机降落了。九龙坡飞机场上没有口号，没有鲜花，也没有仪仗队，但数百名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投来了热情的目光，善于抢先的美国记者像打仗一样，一马当先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时年52岁的毛泽东身着灰蓝色中山装，大踏步走下了扶梯。

　　“看报，看报，毛泽东亲临山城！”报童的呼叫声吸引了无数苦苦期待着和平的人们。他们天真地以为，国共两党展开谈判，中国的和平就会指日可待，可他们此时还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正面孔。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存在，中国就绝不会和平！

　　重庆谈判在蒋介石的手忙脚乱中开始了，这场马拉松式的对话立即陷入了无边的争执中。毛泽东的预测被证实了，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重庆根本就不需要和平，蒋介石摆开这个花架子，一面给外界的人士看他那副力争和平的假面孔，另一面却正在为自己争取调动兵力的时间。在美国军舰的全力支援下，大批国民党军队重返中原，直指东北。

　　毛泽东当然也不能让自己无端地丧失了这个关键时机，他白天参加会议、接待来客、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却不知疲劳地守在电台旁，或者听取延安方面的最新报告，或者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令。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较量之时，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已经展开了向东北进军的行动。

　　抗战结束后的重庆，浓雾正弥漫全城，两个主导中国历史的人物戏剧般地相聚在一起，虽然他们在谈判桌上较量着口舌，但他们的双眼却不约而同地盯住了数千里之外的那片土地——东北。

　　当时的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展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军侵华，首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苏军出兵，第一脚便踏上了东北的土地；蒋介石更是不惜出卖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也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这些事例绝非巧合，它们无一不是在说明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东北不仅是个大粮仓，同时也是战略咽喉。

　　那里拥有l3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800余万人口，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当时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而钢材产量则占全国的90％以上。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余公里，公路10万公里，分别占全国铁路、公路总长度的一半多。而且东北沃野千里，可耕面积达3,200多万公顷，其中已耕面积达55％，粮谷年产量达2,000多万吨。

　　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互望。由于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一旦东北落入国民党手中，不仅丰富的物产将拱手让与蒋介石，更严重的后果是，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将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极为不利。

　　所以，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预想在日本战败后，将八路军及新四军集中到东北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在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说到：今后的问题，要想得到有利条件，就得准备20～30个旅，15～20万人，脱离军区，开到东北去。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远赴重庆之前，毛泽东委派周恩来起草的六道命令中，第二号命令即提到：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8月28日，毛泽东在奔赴重庆的当天，特地找来朱德，说：“总司令啊，向来是朱毛不分家，可今天又要分开了。这可是个关键时期，东北万万不能落在蒋介石的手中啊。”

　　朱德郑重地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你就放心吧。”

　　当天，预定第一批开赴东北的延安干部们齐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中。朱德面色凝重地说道：“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他停了停，然后挥了一下手，说：“现在我们要派五万部队插进去，以后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一条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朱德望着眼前这些担负着我党重任的干部们，那目光仿佛正洞穿历史的长廊，望着已熠熠闪动的曙光。

(5)

第二天，中央的正式行动指示乘着电波飞速传到了晋察冀、山东分局：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方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苏联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他们。但不要勉强与他们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给予帮助。只要苏联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他们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苏联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军令如山！行动指示刚刚下达，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整装待发的部队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分头行动，大规模进军东北的行动迅速地展开了。

　　而在此时，最早行动的冀热辽军分区先遣部队已然越过了山海关，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沈阳突然冒出了中国军队

　　最早动身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是驻在河北一带的冀热辽军分区。

　　当时，担任冀热辽军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李运昌。他生于河北乐亭县，早年深受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影响，并由李大钊介绍，于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说来，李运昌和林彪还是同批的同学呢，只是学的专业不同，相互间没有什么来往。同一年，李运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

　　8月12日，即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李运昌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

　　8月中旬起，在“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有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计13,000多官兵和2,500名地方干部，兵分三路、悄无声息地开往了热河和东北。

　　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热河、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共2,800余人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和一支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李运昌的前方指挥所及军区第二梯队3个团、1个营共约3,000人，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

　　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高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留守在东北沿途的日军和伪军仍蹲在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三路北上部队目标明确，直奔指定地点，沿途也顺便攻打不肯让路之小股日伪部队，以便为以后的行动打通道路。

　　在这三路分队之中，西、中两路都顺利抵达指定地点，而前进最为艰辛、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数东路的16军分区所属部队了。

　　当日，曾克林、唐凯带领2,500余人一路北上，昼夜兼程，连续拿下海阳镇、双旺镇、台头营、张各庄、柳江、石门寨等小据点。8月28日晚，一道高高的城墙挡住了去路，曾克林乘着夜色举目而望，但见“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的大字。

　　原来已到了山海关。现在，他们与东北只有一墙之隔了。然而，山海关却并不好过。日伪军的旗帜仍然垂头丧气地插在城头。

　　“此处自古就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曾克林对身边人说道，“我们还是另找出口吧。”一行人只好绕往九门口一带，乘着夜色跨出万里长城，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此时，一轮明月斜挂半空，路旁的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唐凯忽然对曾克林说道：“既然山海关易守难攻，我们更应想办法夺下来。”

　　“可是我们装备不行，人员又少，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沈阳一带站住脚跟。”曾克林摇了摇头说。一行队伍在夜色中继续行进。

　　行至8月30日，大约上午9时许，忽见得山海关通往沈阳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两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带着三门大炮迎面而来。

　　曾克林心中一惊，在此关头，遇到敌兵可不是好事情！正犹豫间，对方已走到数百米之内，再一看，车上的士兵身材高大，个个手握钢枪，头戴五角星，原来是苏联红军。曾克林这才转惊为喜，忙走上前去，带头鼓掌，以示欢迎。不想那些苏军车辆嘎然停住，哗啦啦一阵响，苏联红军战士个个架起机关枪，近70名苏军人员对着曾克林的队伍怒目相视，如临大敌。

　　曾克林不敢马虎，忙喊话打手势解释，可苏军人员却毫不理睬。原来，这些人不懂汉语！

　　好在不一会儿，跟在后面的一名翻译走近了，得知对面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遂于两军间几番奔跑解释，苏军人员立即收起武器，跳下车来，满面笑容地与曾克林等人相拥在一起，欢呼声响成一片。中苏两国的马列主义军队就这样富有戏剧性地在长城脚下首次会师了。

(6)

欢聚之中，曾克林看着苏联红军的火炮，眼睛突然一亮：何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拿下山海关呢？苏军少校营长伊万诺夫得知曾克林的想法稍作犹豫就答应了。

　　8月30日下午17时，苏军炮火对着仅有2,000日伪军驻守却拒不投降的山海关一通轰炸，曾克林带着16军分区的官兵们冒着纷飞的弹雨，于晚上21时终于拿下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战略要地。

　　曾克林满怀喜悦，在山海关由卫戍部队接管防务后，长驱北上，于9月4日抵达锦州，随后改乘火车，直奔沈阳。

　　就在曾克林跨过山海关前后，另外还有两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已开始了在东北的活动。

　　一支是周保中、李兆麟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早在东北沦陷之初就已在那片黑土地上独立坚持着抗日斗争，曾涌现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后因在实力上与日军相距甚远，含恨退入中苏边境地区。苏联对日宣战后，他们又乘势而起，一部分人帮助苏军侦察敌情、担当向导，另一部分人则进入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地协同苏军参战。

　　还有一支则来自山东军区。8月26日，山东军区胶东区党委派出陈云涛等人先赴大连侦察形势，随后又派出吕其中、邹大鹏率一个营的兵力，从烟台渡海进入辽东半岛，并于30日攻占了庄河县城。

　　在东北活动的中共小分队经实地侦察，及时向中央报告了东北的形势：苏军只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我军完全可以进入东北农村立足和发展。苏军对中共部队在乡村开展的活动并不干涉。

　　中共中央此时也在谨慎地考虑进入东北的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几经研讨，中央决定不为苏联红军增加负担，尽量不去破坏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各项条款。8月29日，中央向各地下发了一份急电：“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军进入东北后，苏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所以，各个进入东北的分队应采用东北地方军或义勇军的名义，不要对外声张，要少说话多做工作，放手去控制广大农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尽量走小路，不要坐火车，也不要勉强与苏军正式接洽或请求帮助。只要苏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们的行动就好。

　　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曾克林却没有接到这份电报。他带着队伍光明正大地坐在火车上，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车厢上还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9月5日，这列火车载着第一支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抵达沈阳。

　　车刚停稳，驻在沈阳的苏军守卫部队一阵慌乱，马上进入戒备状态，随后他们带着紧张的表情将这列火车四周包围起来。苏联人不知道这一火车的中国军人是从哪来的，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们把住站台，死活不许曾克林的部队下车。

　　曾克林只好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前往会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耐着性子解释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来接收东北。但卡夫通一脸冷漠，断然拒绝了曾克林，因为苏军已接到命令，必须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

　　带着一路风尘赶到这里的曾克林，心中顿生凄凉之感，继而又愤怒起来：苏联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却要帮着国民党？

　　带着怒气，曾克林第二次又去了苏军司令部，但苏军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又把他们赶回了火车上。

　　唐凯见曾克林屡屡碰壁，也不禁动了怒。他一把拉起曾克林：“走，这次我跟你去！我就不信，苏联人为什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两人进了苏军司令部就与卡夫通将军争执起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激动之时，唐凯猛地卷起袖子，冲到卡夫通面前，指着自己在刚参加革命时刺在胳膊上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咱们都是共产党！”

　　看到唐凯胳膊上的图案，卡夫通深陷的蓝眼窝里闪出了晶莹的光，在两种不同语言的交锋中，经过翻译后传达的意思已大打折扣，而这个图案，在卡夫通这位自1919年就入了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心中，是如此的亲切和神圣！他的语气随着眼光一起变得温和起来了。最终同意曾克林率领这支队伍走下火车，但暂时只能驻扎在距沈阳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地区。

　　尽管曾克林对苏联红军的安排并不满意，但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他回到火车上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结队开往苏家屯。一路高唱着革命歌曲，声传十里之外。

　　当时正值傍晚时分，市民们得知八路军已来到了沈阳，不禁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欢声雷动，万人空巷。

　　卡夫通得知此情，异常感慨：这才真正是共产党的军队呀。他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安排似乎有些不当，于是急派两名上校军官追上曾克林，让他们不必出城了，直接驻扎到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去。

　　就在此时，莫斯科得知正有大批美军士兵已于9月5日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目标直指东北。斯大林也不禁心中恼怒，蒋介石这是明目张胆想让美国人来抢占苏联在东北的“胜利果实”。于是，他暗示驻沈苏军，可以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

(7)

9月7日，驻沈苏军邀请曾唐二人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谈工作。双方会谈融洽，苏军对八路军到东北来协同作战表示愿意合作，但由于已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建议八路军最好不要公开身份。

　　曾克林经向尚未到来的李运昌请示，将八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以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解除了市内的伪军、宪兵以及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武装。接下来，又兵分五路，向辽宁各地辐射，以同样方法对其他市县实行接管。

　　9月14日，李运昌带领的5,000多人的大队伍也抵达了沈阳，受到了曾克林部队和苏军部队的欢迎，但曾克林并没有前来。李运昌一问才知道，曾克林已陪同苏军代表去延安了。

　　原来，曾克林的队伍驻扎沈阳后，就热火朝天地在辽宁地区展开了动作，他们打开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仓库，四处招兵买马，部队迅速地壮大。跟随苏军重返东北的抗联部队也很快在周保中的带领下与曾克林取得了联系。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很快就给苏联红军引来了外交困难，美英各国纷纷指责苏联人不守信用，国民党也极其不满。

　　苏联红军面对困境，在东北抗联人员的建议下，驻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飞机送两名苏军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飞机于9月14日起飞，中途在多伦加油休整后，于15日抵达延安。下飞机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着伍修权正站在机场上招手致意。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苏方代表贝鲁罗索夫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第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第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第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第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宣读完正式文件，贝鲁罗索夫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表情，面含笑意地对朱德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意让我转达一条口信，元帅本人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都抱有深厚的同情之心。”

　　朱德连连点头：“谢谢元帅的关照，愿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友谊永在！”

　　这个时候，独闯沈阳的曾克林正在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上作报告。他见到刘少奇、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不禁热血沸腾。

　　临时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人立即做出了决定：第一，马上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陈、伍三人即刻动身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和煦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王家坪。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自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第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第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第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随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肩负着重任，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

　　当飞机抵临山海关机场时，飞行员通知大家：请小心坐好，飞机准备在这里降落加油。

　　大家不禁一阵兴奋，或许在这里还可以远眺一眼山海关的雄姿。正说笑间，突然飞机一阵剧烈的抖动，大家纷纷被甩出座位，陈云顺势向窗外一看，忙喊：“不好，飞机怎么开进稻田地里了？”话还没喊出来，自己已被飞机的惯性推进了驾驶室里，见到飞行员正在紧张地挽救着。

　　终于，飞机嘎然止住了，所有人又向前冲了一下。此时，机舱中已乱成一团，大家被摔得晕头转向。由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时，冲出了跑道。

　　飞机一停稳，驻守山海关的士兵迅速赶来救助了。经检查，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以及曾克林都受了轻伤，彭真轻度脑震荡，叶季壮因为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伤势较重一些，只有陈云最幸运，一点伤也没受着。

(8)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大家于次日改乘火车前往沈阳。

　　当日，火车如期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住进了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这一天正是9月18日。当年日本人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强占了东北，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东北的核心机关又在这一天驻进了沈阳。

　　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制造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巧合。

　　东北局在沈阳站住了脚跟，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全国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干部共计11万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速往东北。一支日后叱咤神州的英勇部队——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此破壳而出！

第二章 短兵相接，山海关前初受挫折(1)

毛泽东的急电：林彪在哪里？

　　东北局领导机关已经成功地越过山海关，在沈阳站住了脚！

　　此时正是重庆的深夜。国共谈判已进行了二十多天，可是仍然毫无进展。毛泽东收到这条有关东北工作的好消息，不禁心中高兴。他大踏步走到窗前，拉开紧闭着的帘幕，空中的浓雾已然渐渐散开，几颗耀眼的星斗分外夺目。

　　看来，在东北采取大动作的机会已经瓜熟蒂落了。毛泽东点燃了一枝香烟，在弥漫的烟雾中，他认真地在头脑中思忖着新的人事安排。

　　9月19日，延安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调动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肖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

　　刘少奇手持这份来自重庆的电报，也不禁心情激动起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立即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并于当日发出。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苏联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证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所以，现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华东新四军要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同时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党中央此令一出，全国上下，一片忙碌，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纷纷启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奔赴东北！

　　这些部队或走陆路，或走海路，各显其能，争先恐后。一队队人马火速奔往山海关外那片神奇的黑土地。

　　古时传说，中国的海外有三座仙山：方丈、瀛洲、蓬莱。共产党的军队把渡海出关的出发地恰恰选在了蓬莱。

　　第一批大规模从蓬莱渡海的部队是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支队”。他们于9月24日从山东蓬莱的滦家口分批登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劈涛斩浪，在当月底即陆续抵达东北。走上安东（即今天的丹东）地面，正遇到山东军区的肖华。原来，肖华早在9月初就带着1,000多人的先遣部队渡海到了沈阳，为了配合这次大规模渡海任务，10月初又返回丹东专程负责接待工作。但万毅率领的这支总共3,500余人的“东北挺进支队”没来得及多作停留，万毅拍了拍肖华的肩膀说：“大部队都还在后边呢，我们就先走一步了。”随后即于10月中旬向北推进到东北腹地磐石、海龙、四平一带。

　　万毅前脚刚走，山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率领的5师和6师也紧跟着于10月20日前全部乘船到达庄河。

　　山东的部队一批批地到了东北，谁来统一指挥他们？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10月24日，中央电令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率轻便指挥机关，月内去东北。”罗荣桓，这名当年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后在115师呕心沥血的老革命，此时正患着日益严重的肾病，接到命令后，丝毫未作犹疑，毅然接受了这项神圣的使命。

　　罗荣桓的肾病日益严重，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抗战一胜利，毛泽东就决定派林彪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好让罗荣桓安心地回到延安治病。但在此关键时刻，为了保卫东北，急需人才，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让他带病渡海北上。10月28日，中央第二份电报到达，要求山东第二批向东北进军的部队，要尽量抽足5万人，限于11月到达目的地。罗荣桓不敢怠慢，急匆匆地于11月5日抵达龙口，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正在这里等着迎送他。

　　罗荣桓紧握住许世友的双手，竟无语凝噎：也许，这将是一次长期的离别。过了好一会，罗荣桓才恢复了常态，他望着那匹已跟随自己多年的心爱战马对许世友说：“这匹马陪伴我多年啦，到了东北也不知还能不能用得上，如今就送给你吧！”

　　许世友满怀激动。他知道罗荣桓留恋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不舍得让自己的马离开这片热土，便顺手从腰间解下手枪，双手托着，回赠给老首长。二人含泪而别。

　　罗荣桓登上渡船，换作一身商人打扮，一路奔往大连方向。大海之上，涛声阵阵，波浪冲天。船至旅顺，忽然一艘苏联军舰迎面而来，苏军舰长站立舰头，要求停船检查。

　　罗荣桓见是苏联军人，分开众人，走到船头：“我是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那苏联舰长怀疑的看着面前这位朴实的“商人”：“你是八路军的司令员？我，不敢相信。”

　　罗荣桓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也不禁笑了起来，他随身一摸，正摸到一张与毛泽东的集体合影，忙拿了出来：“看，这个是毛泽东！”

(2)

那苏军舰长点了点头：“是的，我认识。”

　　罗荣桓又指了一下旁边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

　　那舰长仔细地看着照片上的那个人，又抬头看了看罗荣桓，突然笑了：“是的，这是你！能和毛泽东在一起合影，一定是大官！”说着，他收起笑容，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高声说道：“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罗荣桓明白，原来大连已被苏军控制，不允许任何船只靠航，于是马上命令改变方向，于11月6日抵达貔子窝，正式踏上了东北的土地。此后，山东滨海军区的2师和鲁中的3师和警3旅也紧随着渡海到了辽东。

　　山东军区的人马在罗荣桓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之下，先后有6万部队挺进到东北，其中45,000人是渡海北上的。而山东1师则是一个例外，他们因为别的原因改走了陆路。

　　带领山东1师北上的师长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威名四扬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是梁必业。他们原计划也是跟着罗荣桓走海路，但在10月5日正准备渡海之时，突接上级急电：国民党正派出三个军的力量奔袭邯郸，山东1师停止渡海，立即救援。

　　梁兴初接到命令马上折往西北，行至商河时，又接到电令：邯郸之危已经解除，山东1师原地待命。梁兴初在商河一等就是半个月，直到10月20日，上级命令再次抵达：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开出山海关，前往东北。梁兴初计算了一下，走陆路是最佳选择。于是，他们急行东北，从冷口出长城，开赴锦州方向。

　　山东1师刚刚从山东启程不久，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这可是一支大队伍，黄克诚这个师说是1个师，实际上比军还大，它下辖4个旅和3个团，总计有35,000人。

　　黄克诚是在9月23日于淮安接到北上命令的，遂于28日启程，10月中旬到达山东临沂，他匆匆地与自己的上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见了短短的一面，便火速向北挺进。11月5日到达冀东的玉田，经过锦州以西后，于11月26日抵达江家屯，与正在焦急地等着他的林彪相遇了。二人相互寒暄才得知，原来林彪也是历尽辛苦才曲折到此的。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当时他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山东，接替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于是，他与刚刚参加完延安会议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肖劲光、陈光等一行数十人搭乘美国运输机结伴抵达太行山根据地，随后又与肖劲光、陈毅同往山东。由于当时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几个人只得一路步行，离开太行山，走了20多天，还没有走出河南境内。

　　9月19日，烈日当头，热辣辣的阳光烤得人浑身无力。林彪等人正走到濮阳，忽接到濮阳军分区转来的加急电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

　　这样，林彪与肖劲光一行人只好与陈毅等新四军同志依依惜别，改道转向河北东部。

　　从濮阳前往冀东，路程遥远，且途中各种敌对力量众多。为此，濮阳军分区特地找了几匹马送给林彪。可林彪没舍得自己骑，此时，林彪的夫人叶群和不足两岁的爱女林豆豆也都一路随行，林彪便将马匹让给了她们，自己跟部下一起仍然安步当车。

　　这一天，林彪一行人正经过津浦铁路，突然，背后响起一片枪声。林彪以为中了日军的埋伏，深感不妙，经侦察后，得知原来只是当地的一伙伪军。林彪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便一面让压后人员还击掩护，一边继续前进。

　　没走多远，林彪突然发现身边的一名马夫和一匹马不见了，立即要求清查人数。一会儿，清查结果报了上来，林彪听到结果，马上面色铁青：放在马上驮篓里的林豆豆不见了！

　　闻知此事，跟在身后的叶群“哇”地哭了起来，林彪仍然一声不吭，随从人员知道情况紧急，立即回身寻找。每个人都心情焦急地沿着来路四处查看，直到天色擦黑，手下人终于在一片花生地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驮篓，豆豆正在那里不知事理地眨着小眼睛，林彪紧绷的脸上这才显出了一点淡淡的笑容。

　　林彪又走了半个多月，直到10月初才到了冀东的三河县。中央拟成立的冀热辽军区就将设在这一带。可林彪在三河县还没有喘过气来，就于10月16日接到毛泽东的加急电报：立即前往沈阳！

　　毛泽东自从与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即已从重庆回到了延安。他展开地图，仔细地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报，最后认为：现在蒋介石借助美国军舰已运送了大批的部队登陆到秦皇岛，一待国民党部署完毕，他们必将向山海关、锦州发起进攻，林彪不能留在冀东，必须马上赶往沈阳，协助陈云准备应战！

　　林彪接到命令后不敢耽搁，在当地找了几头毛驴，和叶群一行骑驴北上，于10月25日到达山海关。到达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

　　此时的东北已成了革命的漩涡，强大的吸引力将四面八方的文武将才大批地拉入到这片黑土地上。

　　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前夕由陕甘宁边区挺进江南的南下第2支队，即由第359旅参谋长刘转连和副政治委员晏福生率领的第359旅延安留守部队；以及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总共6,300人；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32团共计600人；由邓克明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21团共1,500人；由周桓率领的太岳支队600人；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该旅第2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计3,350人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1,000人；由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1,069人。此外，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冀中第31团、周仁杰率领的冀中第62、第71团以及冀东第15团都相继涌入东北。

(3)

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部队总计11万人，调入东北的军事、政治、技术和地方干部共2万余人。

　　继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到达东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以及时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二十多人也先后抵达。

　　这些领导人与从各方到来的十多万部队人员和地方干部组成了日后叱咤神州的第四野战军的核心骨干。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东北，已下了最大决心，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捷足先登，在战略上首先争得了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大批精锐部队不断海运北上。国民党抢夺东北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响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看着地图上标注在溏沽、葫芦岛等地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正在一日日地增强，不禁说道：“蒋介石马上要伸手喽，东北的部队可不能大意了。”

　　10月16日，毛泽东在命令林彪速往东北的同时，也电示彭真、陈云、程子华等：“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面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如能消灭蒋军先头部队，即可使其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万毅、吕正操、肖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10月19日，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彭真等接到命令后，紧急命令各地武装力量，尽最快速度集中，准备应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此时的东北已是冷风骤起、阴云飞渡。人民军队稍有大意，就可能被打个措手不及。毛泽东整日坐在地图前，监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调动。突然，他拿起铅笔，飞速地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儿：“大连！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在大连登陆！”

　　10月27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发出电报，请求苏军一定要阻止蒋介石进入大连。

　　当斯大林表示应允的回电送来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着东北军事指挥部的构成草图。10月31日，中共中央下令：进入东北的所有部队统一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肖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为副政委。11月2日，毛泽东再次电告东北局，补充周保中为第三副司令，肖劲光改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此外，新成立一个东北局北满分局，负责开辟东北后方工作，该局由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一切安排结束，毛泽东却找不到林彪了，10月30日，他急电彭真：“林彪等现在何处？”

　　这位新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一路转折，又没带电台，刚刚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还没有来得及歇息，就立即返回锦州去了。

　　因为山海关一带已经枪声四起，林彪得知情况，不敢停留，火速奔往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战争已在山海关拉开了序幕。

　　苏联人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唇枪舌剑的你来我往，国共双方终于在重庆的桂园签署了“双十协定”。虽然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避免内战，以及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但这些条款仍然在空中飘浮，没有一件可以落到地面上，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共产党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而且已经达成的协议，在付诸实践之前，也还只是一纸空文。

　　蒋介石本没有诚意要进行这次谈判，所以对于此次谈判的协议，就更没有诚意要去实现。就在国共谈判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枪弹仍然不断地在解放区内说着蒋介石的心里话。

　　10月11日，毛泽东决定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天清晨，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官邸宴请毛泽东共进早餐，这是毛蒋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在九龙坡走上C－47型运输机，与前来机场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他已经为中国人民点燃了和平之光，但蒋介石正抬起脚来，准备将这缕微弱的光源一脚踩灭。

　　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响声之后，飞机载着毛泽东等人刺破蓝天，径直向北方飞去……

　　此时，一群自由飞翔的鸟儿正在空中盘旋，随着飞机的响声，它们忽地振翅而去，转而不见了踪影。

　　送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的心情忽然变得沉重起来。不知毛泽东这一走之后，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阻碍。东北方面已不断有消息传来，共产党的军队和苏联红军“串通一气”，正在那里扩展自己的实力。

　　但苏联毕竟已经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量他们也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想到此，蒋介石立刻叫人传下命令：要熊式辉即刻做好准备，明早启程前往接收东北。

(4)

伸手一定要快，否则只能抓到一手灰！蒋介石这样想。

　　那么，熊式辉这次去东北会抓到什么呢？蒋介石没多想，但他认为，不管熊式辉能够抓到什么，他总不会比别的人抓到的东西少。

　　蒋介石之所以选定熊式辉去东北，是几经衡量和筛选的结果。要去东北，首先这个人得是在政界中可以对东北施加影响的人，其次，不，应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不仅要有资历和才干，还得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

　　而熊式辉恰恰符合这些条件。

　　熊式辉早在1911年就已是同盟会的会员，与蒋介石在保定军校时曾同窗共读，后又受到过孙中山的赏识，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在蒋介石的亲自提携下当上了江西省主席。

　　熊式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有他的理由。他数十年来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至极。特别是在1930年冯玉祥反蒋的时候，当时冯玉祥曾专门密遣特使策动熊式辉，而熊式辉不但坚决不肯，还发出拥蒋通电，声讨冯玉祥。仅此一事，就已让蒋介石感激难忘。

　　如今，担负起接收东北的重任，熊式辉又一次找到了一表忠心的好机会。经过几日的筹备，他把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拟定的关于接收东北的计划方案呈报给了蒋介石。

　　这个计划分为七个方面：第一，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第二，在东北地区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第三，抽调一部分精锐部队长期驻守东北；第四，对东北原有的地方伪军、杂牌人马一律收编整训；第五，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第六，对于东北的人事安排，应争取中间派和地方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第七，同时要加强与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

　　看了这份计划，蒋介石半晌未语，心中却在暗暗赞赏：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人。

　　1945年8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划原东北三省为九省二市。9月4日，蒋介石又任命了东北各省的主席和各市市长。随后，在熊式辉的推举下，蒋介石任命张家穰为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军打交道。

　　时时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拉在身边，正是熊式辉的圆滑体现。

　　事实上，熊式辉早在江西任省主席时，就第一个伸手把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拢到了自己的圈子里。这正应了蒋介石的想法：伸手一定要快，否则只能抓到一手灰！

　　这一次前去与苏联人打交道，熊式辉更是极力举荐，大有举贤不避亲的姿态。他极力突出蒋经国熟悉苏联、通晓俄语的事实，声称与苏联进行外交协商非蒋经国不能。当然，熊式辉私下里却正在拨弄着自己的小算盘：有蒋经国打头阵，苏联人应该看着点蒋介石的面子，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接收工作出了问题，因为蒋经国本人已经身在其中，恐怕蒋介石也就不好多加怪罪了。

　　10月12日，熊式辉持着蒋介石的命令，率领着400多人的东北行辕接收团，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春的苏军东北总部。

　　正值傍晚时分的长春，残阳斜照，整座城市镀上了一层充满破败之相的暗黄色的余光。城内乌烟瘴气、强人横行，由于已多日得不到有效的政府管理，长春已成了一座荒城。

　　熊式辉等人不敢在街头上多加停留，匆匆找到落住之处，便径直去了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

　　寒暄已毕，双方落座。熊式辉开门见山，要求自己手下的这些大员们前往各个大中城市正式接管。

　　马林诺夫斯基淡淡一笑，继而却摇起头来。这个时候，苏军早已收到消息，在9、10月间，美国出动大量运输机，帮助蒋介石向华东和华北的关键防区运送了3个军的庞大兵力。而且，大约有5万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已在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地登陆，帮助蒋介石保卫港口和机场。本来，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也是为了以后能够在中国保持更多的利益，而如今看来，蒋介石已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根本没给苏联留下一点余地。

　　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从会谈一开始就有意难为熊式辉，以各种理由反对国民党官员去接收城市。不想熊式辉也同样执著，不论苏联人说什么，自己就是要接收。最后，苏方代表诡秘地一笑，说：那好吧，请便！

　　熊式辉终于面露喜色，立即分遣各路大员前赴任所。不想两周不到，这些大员无一不是狼狈不堪地返了回来。原来各个城市早已被当地的权势人物占据，有的甚至武装完备，这些孤身的国民党大员根本无法立足。

　　无奈，熊式辉只好重进苏军统帅司令部，继续协商。蒋经国、熊式辉向苏方提出，国民党必须要派出军队前来保证接收的成功，他们将乘坐美国军舰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希望苏方根据中苏条约予以协助。

　　马林诺夫斯基马上给予否定：这样做不是根据中苏条约，而是违反了中苏条约，因为大连港将实行商业化，绝不允许军事登陆，至于营口、葫芦岛等地，苏军也无法保证国民党军登陆的安全，因为苏军至今也不了解那些港口的设备情况。所以，如果要听取苏联方面的建议，那么，国民党军队最好经陆路进入东北。

(5)

“苏联人真是岂有此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协商的进展情况，气得面色铁青。他要求蒋经国要坚决争取在大连登陆，同时，尽快整编伪满军队，任用伪满人员稳固东北局势。

　　要任用伪满人员？苏方一听这个条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马林诺夫斯基坦率地告诉蒋经国：伪满人员一贯反对苏军，苏军绝对不会容忍他们在东北执政。

　　经过多次会谈，熊蒋二人终于清楚了苏联人的立场：只要他们提出什么，苏联人就会反对什么。这个会谈已毫无继续的必要了。

　　带着满腔的愤怒，熊式辉和蒋经国无功而返。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更是气得拍案而起：想当初签订条约时，苏联一再保证支持自己的国民政府，将东北交给自己，还许诺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如今，熊式辉初赴东北就重重地碰了壁。看来，这些蛮横的苏联人不喜欢来文的，那我就派个武将去让他们见识见识！

　　10月22日，蒋介石令心腹将领杜聿明速至重庆受命。

　　杜聿明是蒋介石信任备至的国民党名将。他出生于陕西米脂，毕业于黄埔一期，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治军，早在北伐战争中就已初露锋芒。抗日战争中，曾任第5军军长。1939年11月，日军侵占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杜聿明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18天，围歼日军精锐部队第5师团第12旅团，打死日军4,000多人，威名远扬。1942年，他又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突破日军包围，勇抗美国将军史威迪的军令，征服野人山，将部队带回云南。后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无论在战功方面，还是在对蒋介石的忠诚方面，都深得蒋介石的认可。

　　所以，在熊式辉东北碰壁后，蒋介石决定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前往东北继续与苏军商谈接收事宜。

　　杜聿明一到重庆，蒋介石立即指示：“这次你到长春去，直接与苏军总部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杜聿明早已风闻共产党部队秘密进入东北，于是向蒋介石提出：“假如共军确已进入东北，苏军又不肯承担掩护我军接收的任务，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然后说：“你先到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根据条约规定，他们必须要承担起掩护我们接收的责任。”

　　10月28日，杜聿明乘飞机抵达长春。当天就去拜访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鉴于熊式辉和蒋经国所受的冷遇，杜聿明作好了应付各种刁难的准备。没想到这次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态度却是十分友好。初一相见就满面笑容地说：“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来，从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经过双方具体协商，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登陆，并向杜聿明提供了营口苏军位置图。

　　杜聿明喜出望外，急速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功。

　　蒋介石更是喜形于色。他告诉杜聿明：国民政府已经与美方商量好，用美军舰只先将国民党第13军和52军海运到营口登陆。现在13军已陆续到达秦皇岛，52军正由越南海防市启程北上。你应迅速去秦皇岛，乘美国军舰到营口指挥登陆。

　　杜聿明马上动身，直飞天津，拜访了美军第3陆战队司令洛克将军。请求美军协助维持天津至秦皇岛铁路的畅通和安全，洛克一口答应。

　　11月3日，杜聿明在秦皇岛登上了美国军舰“脱罗尔”号，在第7舰队司令巴布尔中将的亲自陪同下开往营口。

　　下午15时，“脱罗尔”号抵达营口港外海域。由于舰身过大，无法入港，杜聿明只好改乘一条小艇开向码头。

　　码头上有一名苏军中尉正等待在那里。杜聿明带一名翻译紧跟其后，登上了苏军吉普车，心中不禁有点紧张。

　　“我们现在是去哪里？”他通过翻译问那名苏军中尉。

　　那苏军中尉却淡淡地答道：“旅馆。”

　　“旅馆？为什么去旅馆？我们应该去司令部！”杜聿明有些吃惊了。

　　“这里早已没有了司令部。”中尉坦然地回答。

　　“那你是干什么的？”杜聿明着急地问。

　　“我是奉命到码头上来迎接你的。”中尉答。

　　“我问的是你的身份。”

　　“我是这里的留守司令。”

　　“那你有权力办理交涉事务吗？”

　　“那要看什么交涉。”

　　“比如中国军队在这里登陆的事。”杜聿明只好明说了。

　　“那要问这里的中国军队。”苏军中尉回答。

　　“这儿哪来的中国军队？我们还没有登陆。”杜聿明紧张地问。

　　“18集团军已经接管这里了，不过别人都习惯叫他们八路军。”苏军中尉不紧不慢地说。

　　“啊？他们已经接管了？可他们不是合法的军队，他们没有权利到东北。我要求立即去你们的司令部！”杜聿明真的急了。

　　“我刚才已说过了，这里早已没有苏军司令部了，只有一个留守司令，那就是我。”苏军中尉道。

　　杜聿明几乎气得说不出话。在旅馆停车后，杜聿明强压住怒火质问那名苏军中尉：“贵军为何不按条约办事？未等我军登陆就撤出？”

(6)

“我们是按条约规定的撤兵期限撤走的！”苏军中尉并不示弱，“是你们未按条约规定日期到达。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你们也不应该让共产党的军队进城。”杜聿明又紧逼一步。

　　“我们只负责把这里交给你们的军队，经核查，他们确实是你们的第18集团军。”苏军中尉回答。

　　杜聿明无言以对。那中尉紧接着说：“在这里，我只是负责迎送你进出码头，如有其他问题，你尽可以与当地驻守的中国军队联系，因为这里已经交接结束，我们无权再予以干涉！”

　　杜聿明气得绷紧了脸，没有进旅馆，掉头返回了码头。乘小艇登上了“脱罗尔”号美舰，打道回府。

　　在军舰上，杜聿明望着海面上翻腾的巨浪，心中苦涩。他想起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的表演，不禁怒火中烧：“俄国人真敢开国际玩笑！”

　　巴布尔也跟着摇了摇头，转而安慰杜聿明道：“俄国人从来就不讲信用，杜将军不必生气，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你可以指挥军队打进去！”

　　“看来只能使用武力了。”杜聿明握起拳头，咬牙切齿地说。

　　原来，苏军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杜聿明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早已暗中将营口、葫芦岛移交给了东北人民自治军。除了辽东半岛南部港口，苏军也把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辽西通道地区转交给了共产党的军队。

　　11月5日，杜聿明满怀惆怅地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接收营口的遭遇。蒋介石再一次气得脸色铁青，他先是大骂一通俄国人，然后对杜聿明说：“我们一定要打进东北！你有把握率国军武力接收东北主权吗？”

　　“给我10个军。我一定将东北共军全部消灭，恢复东北主权。”

　　“10个军？现在调动10个军还是有困难的。这样，你先带两个军从山海关打进去。”蒋介石道，“这是一件大事，你最好还是先去军令部，同他们研究一个方案。”

　　杜聿明当即去了军令部。听说杜聿明要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军令部的人纷纷摇头：根据情报判断，山海关附近共有共军将近10万人，两个军怎么能够奏效？

　　杜聿明立刻责问道：“哪来的情报？我刚从秦皇岛回来，据我亲自侦察，共军最多只有5万人。”

　　其实，当时山海关附近只驻有八路军李运昌部约3万人。

　　“我看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杜聿明说，“不过，必须增加后续部队，否则无法向东北腹地挺进。”

　　军令部不敢明确对杜聿明的意见作出答复，只好让他再去请示蒋介石。

　　“先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辕。”蒋介石权衡再三，的确抽不出更多的兵力，于是说：“你先指挥第13、第52和第94军首先攻下山海关。”

　　杜聿明领令，直飞北平，刚下飞机便接到何应钦的电报，令其率第13、第52、第92及第94军进攻热河，收复承德。

　　“胡来，我有要命在身！”杜聿明对何应钦的电令高声吼道，“委员长有令，拿下山海关！”

　　杜聿明调集部队，立志强攻山海关，一洗营口之耻，收回全东北。山海关，这个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再一次笼罩在烽烟之中。

　　山海关口，烽烟四起

　　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怒气冲冲地划破蓝天，留下漫天烟雾。

　　杜聿明乘着这架飞机离开北平，来到了秦皇岛。这是进攻东北最具战略意义的重要港口，为了占领秦皇岛，美国海军可谓是“功不可没”。早在1945年10月中旬，美国海军第7舰队就瞄准了这里，他们派出海军陆战队人员借口要解除日军武装和保护美侨财产，强行在此登陆。而此前就已占领了葫芦岛的冀东军分区沙克的部队由于未能及时发起进攻，无意之中却使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据点。

　　10月下旬，先后有20多艘美国军舰率先将国民党的13军三个师2万多人运送到秦皇岛。13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归汤恩伯指挥。在抗战中，一直从河南撤到贵州，没打过硬仗，实力保存完好。这时担任军长的石觉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是小有威名。石觉毕业于黄埔三期，留校后曾担任黄埔四期即林彪那一期学员的队长。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以及后来追击19路军时都曾充当了蒋介石的马前卒。抗战时期，先因在北平勇战南口而名声四扬，后又在台儿庄大捷中力夺关键的制高点崔家庄，被李宗仁感慨异常地称赞道：“天助我者，石觉也！”如今，石觉正担负着进攻东北的新任务，更想大显一番身手。

　　石觉的13军在秦皇岛立足刚稳，来自云南的52军2万多人又接踵而至。

　　国民党军队整军整军地不断北上秦皇岛的消息早已传至延安。毛泽东敏锐地感到：战争的脚步正在声声逼近，一场争夺东北的大战迫在眉睫。他及时地提醒罗荣桓等：“战争中心即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也给林彪、彭真发出了指示：“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次战略性决战的胜利。”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料，战争几乎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抵达秦皇岛同时发生的。从10月25日起，国民党小批军队就在美军的带领下，一次次前往山海关前耀武扬威。10月28日，他们终于要增大行动力度了。五名美军坐着吉普车带领几百名蒋军要求视察山海关。东北人民自治军二话没说，对着狂妄叫嚣的美军一阵扫射，吉普车像一只老乌龟一样被打翻在地，五名口吐狂言的美军一死二伤两投降。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美军不承认错误，别想领回俘虏和尸体。

(7)

美国佬强硬了半天，还是不得不放下架子，乖乖地道了歉。此后再也不敢张牙舞爪了。共产党让中国人在美国佬面前扬眉吐气！此事在国内引来一片欢呼声。

　　但国民党没有欢呼。特别是杜聿明前往营口接收碰壁后，明令秦皇岛的国民党军加强对山海关的挑衅。

　　11月4日，国民党军派人到山海关向驻守在那里的沙克部队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让出铁路线50公里，退出山海关。沙克抓起文书，抛在来人的脸上：我看你是没睡醒，还在做梦！

　　13军军长石觉大发雷霆：我现在清醒得很！11月5日，他率13军首先向山海关发起进攻。一时之间，山海关口，烽烟四起，一颗颗子弹嵌进了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古老城头。

　　石觉将主攻方向定在山海关城西北的娘娘庙、二郎庙等制高点。在炮火轰击下，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这些制高点，突进到离山海关城北门只有500米远的地方。但沙克率领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绝不示弱，经全力反击，又把石觉打回了5公里以外。

　　正在双方激战之时，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7师师长杨国夫带领7师三个团恰好赶到山海关前线。他们步行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这里，未想到没等出关，先遇到一场枪战。这7,000多人虽然在长途跋涉后正处于疲劳状态，一见战斗个个精神抖擞，迅速投入到战斗之中。杨国夫这位生于安徽霍丘、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革命战士更是身先士卒。

　　石觉正打得吃力，忽见自治军队伍中又多了一路人马，不敢恋战，急忙撤兵，不再发起新进攻，倒是全力地构筑起工事来了。

　　杨国夫正打得起劲，不想石觉突然撤出不打了，只好停了火，与沙克的部队欢聚一堂，略作休整。

　　可过了两天，石觉还是没动静，倒是把工事修得越来越坚固了。

　　这个石觉在搞什么名堂？杨国夫终于忍不住了。多年打游击战培养出来的机智在他的脑海里如一束火苗不停地跳跃。11月6日夜里，他派出两个营潜入石觉13军的89师阵地。这些擅长游击战的战士从中间地带深入敌军阵地内部，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弹射击声霎时响成一片，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人，两侧的轻重机枪向着中间阵地一齐发射，猛打了一夜，天亮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杨国夫的部队缴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早趁着黑夜从容撤回了。而不知情况的国民党军自相残杀了一整夜，此时已是伤亡惨重。石觉气急败坏：都给我撤回到秦皇岛去休整。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祸不单行。如今这句老话正应在石觉的身上。正在窝火的石觉刚一到秦皇岛就遇到也同样在窝火的杜聿明。这一天是11月8日，天空中一片阴沉，杜聿明走进司令部就怒吼：石觉情况不明，冒然进攻，现在必须派出多股部队，详细侦察山海关的情况。

　　两天后，情况大体查明：中共约有3万人驻守在山海关、角山寺、九门口和义院口一带，主力则集中在山海关和角山寺两地。这些部队装备不全，火力薄弱，基本上都是未打过正规仗的游击队。而主帅林彪所率的部队尚未到达山海关。

　　11月11日，杜聿明召见13军军长石觉中将再商进攻山海关之事。

　　石觉显然已被杨国夫打晕了头，一听杜聿明说要再次进攻山海关，立即反对：“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应加强工事，稳固防守，这才是上策。”

　　杜聿明大为光火，不想石觉的部下也同样不想再发起进攻。“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共军的实力我早已调查清楚，现在我就领你们这些胆小鬼去现场看看！”

　　11月13日，杜聿明亲率13军的团以上军官，前往13军遭到杨国夫夜袭的前线阵地视察。“你们自己看看，”杜聿明很平静地说，”共军根本没有炮火，所有的弹痕都是手榴弹留下的。”

　　返回后，他马上召集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共军”火力、战斗力并不像传说那样强大，“国军”在各方面都比“共军”强。为此，现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以13军主力4师、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主攻，以54师攻占九门口，52军的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总攻时间定在11月15日清晨。最后，他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胆敢作战不力、临阵脱逃者，必然严惩不贷，并将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

　　军令一下，各级军官唯唯听命，再也不敢怠慢。

　　11月15日早晨，杜聿明亲自到九门口督战，指挥国民党13军54师运动到九门口，率先发起总进攻。此时，担任迂回任务的25师则向义院口进攻，以策应54师。在杜聿明的亲自督促下，这次13军的攻势异常猛烈，动用了大批的重炮猛轰自治军的山头阵地。

　　炮声如雷，枪弹若雨。面对新一轮的猛烈进攻，杨国夫奋起反击。但因双方火力悬殊太大，到中午时，九门口已被54师攻占。这一最险要的关口失守后，其他各关口都受到了动摇。黄昏时候，义院口也被25师占领。

　　杨国夫的队伍在这个时候确实无法与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13军匹敌。他们一路从山东长途行军来到山海关，尚未休整就投入了战斗。部队中的战士们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手一支枪都达不到。时值11月，已是秋风萧瑟，这些战士们却仍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有的人甚至还打着赤脚。再由于初至辽西，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早已躲藏起来了，没有人送饭送水，甚至给伤员抬担架的人都找不到。当杨国夫在血战之中得知九门口、义院门均已失守的消息后，他立即感到自己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大军合围的危险。于是，杨国夫没有等待李运昌的命令，在11月16日早晨毅然下令撤出山海关，只留下少数人担任掩护。

(8)

16日早晨，13军向山海关正面阵地发起总攻。留守的自治军人员打了几枪也撤走了，杜聿明轻松获胜。当日下午，13军与52军的迂回部队在山海关以东会师，宣告国民党军已占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17日，毛泽东在延安通过新闻广播得知山海关失利，直接发电指示李运昌、沙克：必须死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时间至少三星期。

　　李运昌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急忙回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只有正规部队不到1万人，而且战斗力有限，恐怕难胜此任。

　　中央马上改变计划，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同时命令正在向东北赶来的黄克诚、梁兴初改变路线，绕过山海关，迅速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

　　毛泽东想打个快速反击，但杜聿明的速度更快。16日晚间他接到先头部队25师占领山海关的报告后，当即下令各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向绥中前进。17日早上，杜聿明乘吉普车亲临前线，监督l3军快速前进。

　　下午15时，杨国夫师刚刚撤到绥中，还没喘口气，杜聿明尾随而至，立刻展开迂回包围。杨国夫站在高地上观察了几分钟形势，一阵摇头，自己根本没有阻击的能力，只得继续后撤。

　　此时天色近晚，国民党先头部队各自安营扎寨，正要休息。杜聿明火速赶到：“谁让你们休息了？全都起来，马上进军绥中城！”

　　当夜24时，天黑不见五指，只有寒风在野外号叫。国民党军长驱直入，进驻绥中。杜聿明直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下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整。

　　就在杜聿明连连取胜之时，林彪却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南下，奔往前线，从锦州指挥部一直跑到兴城、锦西一带才停住了脚。他无法再前进了，枪声已越来越近，而自己却没有可以指挥的部队。林彪无奈，自己来得太晚，只好在这里等着黄克诚和梁兴初的主力部队了。

　　刚在兴城落稳脚，一大批自治军部队就拥了过来。林彪以为是黄克诚或者梁兴初到了，再一细看，这群部队情绪低落，衣衫不整，原来正是退下来的杨国夫部。

　　“唉！”林彪暗叹了一口气。看来杨国夫部一时已难以再投入战斗了。林彪指示他们撤到后方，分散打土匪，休整部队，暂时不参加正规作战。

　　11月21日，山东军区1师8,000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终于赶到了兴城。这个师的前身是八路军115师的685和686团，是林彪的老部下。看到他们长途行军后疲劳不堪的样子，林彪不禁浓眉紧皱，忧心忡忡。现在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的作战条件都不具备。

　　于是，他立即给军委和沈阳的彭真、罗荣桓发电报：“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费用。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非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二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待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随后，林彪带着参谋人员前往锦西江家屯，准备在那里迎接黄克诚。可是，黄克诚尚未到达，杜聿明却气势汹汹地扑来了。

　　自在绥中稍作休整之后，杜聿明抓紧战机，强逼13军、52军长途奔袭，沿着大路径直北上。

　　11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到达兴城。正在这里休整的杨国夫师奉命主动撤离。占领兴城之后，杜聿明命令13军沿公路继续向前推进，52军2师则向锦西、葫芦岛进攻。守在葫芦岛沿岸的冀东31团见侧翼受到威胁，也不战而撤。于是，仅在11月22日这一天，国民党军便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要地。

　　11月24日，杜聿明乘胜赶到锦州城下，立即下令52军为右攻击兵团，向大凌河东岸进攻。13军为左攻击兵团，主力沿塔山、高桥向锦州进攻，另分出一部则沿大小虹螺山道向锦州西边进攻。

　　当时，防守锦州的兵力十分薄弱，西线是原359旅分出来组建的警1旅的两个团，由文年生指挥。另外还有沙克的特务团，共五个连布防在女儿河一线，锦州城内则是李运昌的19旅。

　　外线防御部队初一交战，便已力不从心。城内的李运昌只好组织人力抢运枪支物资，炸毁了无法开走的几架日本飞机后，一路撤往黑山、阜新方向。11月26日晨，杜聿明完全占领了锦州城。

　　可杜聿明在锦州城中还没坐稳，高桥和千家寨方向枪炮声忽然大作，13军89师告急：国民党军的后路被共产党军队突然截断，驻千家寨的89师主力已被击溃，阵地大多失守！

　　“什么？”杜聿明吓出一身冷汗，“马上令54师回头增援，后面的195师要星夜北上！”

(9)

但杜聿明的命令刚刚下达，“共军”却突然撤走了。他虽然长出一口气，但也深感一味地孤军深入恐怕有危险。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杜聿明决定在锦州休整二十几天，招兵买马补充正规军，以待进一步深入东北。

　　是谁在高桥和千家寨打响了突袭战呢？正是林彪。终于见到国民党军的林彪，现在已握有梁兴初的精兵，本想抓住机会给杜聿明点颜色看看。无奈电台功率太小，作战电报无法发出，所以打了一阵只好撤回了，继续等待黄克诚。

　　实际上，黄克诚恰恰在26日这一天带领着3师人马到达了锦西江家屯。但由于没有通讯工具联系，黄克诚找不到林彪。

　　与其在此无谓地着急，不如尽快投入战斗！黄克诚对属下说。于是，他带领各旅干部走上四处的高地，开始巡视战场，正观察着地形，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黄师长！”

　　黄克诚回头一看，正是林彪派来寻找自己的李天佑。原来，林彪就住在离他只有20里地的村子里。

　　“原来是近在咫尺，却未能相见！”黄克诚紧握住李天佑的手，大笑着说道。

　　当日，林黄二人相见，倍感亲切。两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一起商量起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下一步行动。二人一致认为我军远道疲劳，又无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与敌硬拼，应迅速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备将来与国民党军决战。林彪遂放弃原定在锦州侧面打击杜聿明的计划，带领部队后撤到义县、阜新一带。

　　时近12月，天气骤然变冷，林彪迎着寒风北上，心中自是别有一番滋味。他到了东北，一个胜仗还没打，就先丢了山海关，进而又放弃了整个辽西走廊。一路上，林彪仍然默默无语，正在盘算着如何向杜聿明报这一箭之仇。无奈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林彪一直撤到秀水河子，才得到机会给了杜聿明当头一棒。

第三章 反戈一击，秀水河子重现威勇(1)

斯大林全力支持蒋介石

　　林彪在山海关一路败北，已丢掉整个辽西，撤到了阜新一带！

　　毛泽东紧锁眉头，在延安王家坪那间幽静的办公室里，久久地站在地图前：看来我们在东北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跟蒋介石对抗。

　　“毛泽东在东北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说这句话的是斯大林。他站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大会议桌前，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吹过红场的寒风。“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也是共产党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蒋介石和美国人对我们很是不满。根据最新的消息，毛泽东在东北有多少部队？都分布在哪里？”斯大林一边往烟斗里加着烟丝，一边问道。

　　总参谋部的一名官员立即打开一份文件：“根据我们的军事侦察，到1945年11月，毛泽东的队伍在东北具体分布如下：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500人在吉林的盘石、海龙、西丰地区；肖华一部渗入到辑安、通化一带，肖华本人则带领山东军区机关到了安东地区；罗舜初率山东军区3师和鲁中军区警备3旅共9,000多人在辽阳、鞍山地区；吴克华、彭嘉庆率胶东军区第5、第6师8,000多人自辽南登陆后，留在营口、海城、盖县一带开辟根据地；程世才、曾克林、唐凯所部活动在沈阳、抚顺、本溪之间；周保中部约8,000人分布在吉林、敦化、五常和延吉地区，周保中本人作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则在长春市内开展工作；陈云、高岗受东北局委派，带200多干部，活动在哈尔滨；山东军区田松支队的1,000人自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北上到了牡丹江地区；359旅刘转连部于10月到达抚顺、辽阳后，又有部分人马越过吉林去了北满；刘锡五的部队共6,000人则分散在嫩江、洮安地区。毛泽东在东北的部队总人数约10万有余，但比较分散。”

　　“哦，”斯大林叼着烟斗，轻轻地吸了一口，便拿在了手里，“我看毛泽东这么少的部队根本就无法占据大城市，东北早晚还是要落到蒋介石的手中。现在蒋介石不断地给我们发外交照会，美国和英国也在全力地支持他，我们如果一味地支持毛泽东，恐怕最后不仅在中国将毫无所得，同时还可能被世界各国冠以没有国际信誉的恶名。”

　　斯大林敲了敲烟斗里余下的烟烬，头也没抬地说：“转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司令部，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扶助，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11月中旬的东北，天气骤然转变，气温急剧下降，寒风怒吼，枯叶乱飞。昨日还满脸笑容的苏联友军突然个个面若冰霜：“莫斯科有令，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撤出各大城市。”

　　东北局所在地沈阳成了第一个陷入混乱的城市。一队苏军士兵二话不说，闯入“大帅府”，把所有的办公物品摔得一片狼藉，然后在每一道门上都贴了封条。

　　彭真等人被莫名其妙地赶到了呼啸的寒风中。这一天正是11月26日。

　　有难临头，东北局的领导也无力他顾了，几人相互分别。彭真、林枫搀着重病在身的罗荣桓，带领东北局机关去了本溪；高岗、张闻天决定开往北满，与陈云会合；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临时成立了东北局西满分局去了抚顺；陶铸、邓华则带辽宁省委和军区就近去法库县开辟根据地。

　　沈阳异动，其他各大城市也相继异动。苏联人突然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东北引发了急剧的社会动荡，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原伪满人员纷纷脱下披在身上的羊皮，露出了狰狞嘴脸，大批共产党干部遭到袭击或暗杀，原来发展起来的当地力量也纷纷叛变，持着共产党发放的武器对抗共产党的武装。一时之间，东北各地，阴风阵阵。

　　此时的苏联红军一方面在努力恢复和维持各地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则派兵保护国民党官员接收各大城市。

　　“苏联人简直是丧心病狂，我们要以武力方式收复沈阳、长春！”

　　彭真愤怒地吼道。随后他将自己的意见直接上报给了中央军委。

　　林彪拿着彭真上报中央的电文复件，一声不吭地看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

　　“这是行不通的。”他淡淡地说。

　　12月25日，林彪电告中央：目前我武装力量尚不够强大，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根据地，我绝大部分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到边缘地区放手发动群众。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在延安那间远离硝烟却永久被硝烟所笼罩的办公室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林彪的电文：“林彪说得对呀，东北的斗争必须作长期的打算。不能凭一时的意气用事。”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名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没有与国民党“争风吃醋”，无疑让蒋介石兴奋了许久。这样，国民党在未受共产党武装干扰的情况下，大范围地展开了接收工作，并不断向沈阳和长春等地空运部队。

　　但蒋介石仍然心中无底，他担心苏军撤走后，若自己立足未稳，必遭共产党的打击，于是请求苏联延缓撤军。对此，斯大林求之不得，正愁如何找借口再在中国多捞点便宜，接到国民党的请求后，斯大林痛痛快快地答应暂时延缓一个月，到1946年1月再走。

　　苏联的延缓撤军，蒋介石高兴，斯大林也高兴。偏偏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却不高兴了。美国害怕中国内战不断，苏军乘机赖在东北，这样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

(2)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扩大政府基础。16日，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美苏相约：双方军队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将尽早撤出中国。

　　看来美国真的是急了，它不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中国要停止内战，更重要的是还专门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驻华特使，挥舞着橄榄枝，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中国。

　　欢迎和平，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延安率先呼应。

　　马歇尔飞抵重庆，国民党再次摊开谈判桌。

　　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亲临山城，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国共和谈重新开张。

　　蒋介石面带假笑：美国人真不会把握时机，现在我在东北节节得胜，苏联也将各大城市拱手相让，在这种前提下，还进行什么谈判？

　　私下里，他急令杜聿明：别管什么鬼谈判，加紧进攻至关重要。

　　12月24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秘令后，立即指挥52军主力冒着漫天大雪攻打北镇和黑山。当地自治军再次撤退。

　　12月28日，国民党13军主力乘胜北上，沿着铁路线攻到义县。正在那一带休整的林彪、梁兴初因准备不足，仓促中只抵抗了一天。13军继续前进，12月30日打到阜新。林彪只好带领梁兴初师和黄克诚部的彭明治旅撤退到彰武、法库，而黄克诚则率3师余部退向了通辽一带。这样，国民党军队一举控制了热河与沈阳间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随后，杜聿明下令兵分两路，52军南下进攻营口，13军则由阜新沿铁路向西进攻朝阳、热河。

　　东北漫天白雪，重庆却是青山翠竹。

　　马歇尔执意要求国共停战，蒋介石不得不做表面文章。

　　为了换取暂时的和平，尽快进行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同意不完全拒绝国民党进入东北，但要求民主和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军队也有驻东北权。蒋介石迫于马歇尔的压力，只得点头应允：可以同意，具体细节继续商量，争取在1月中旬达成停战协定。

　　蒋介石终于在大的原则上松了口。延安隐约感觉有一阵暖风吹来了。

　　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和平。延安方面认为。

　　1946年1月初，东北局在中央指示之下，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以体现国共同管东北的意愿。根据新的调整，在民主联军总部管辖下，建立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大军区。林彪将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老部队——山东1师（梁兴初部）和新四军3师7旅（彭明治部）划归总部直属，其他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分别置于军区领导之下。

　　北满军区由高岗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辖山东7师（杨国夫部）、陕甘宁359旅（刘转连部）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5个军区；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肖华，辖有第三纵队（吴克华部）、第四纵队（胡奇才部）及辽宁、安东、辽南3个军区；东满军区司令员是周保中，政委林枫，辖山东2师（陈光部）、第七纵队（万毅部）及通化、吉东、辽北3个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为吕正操（后为黄克诚）、政委李富春，辖新四军3师（黄克诚部）及嫩南、辽西两个军区。

　　为了抓住即将到来的和平机遇，中共中央明令上述部队纷纷散开，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前往各山村乡镇，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但蒋介石心里最清楚：哪来的和平机遇？他急促命令杜聿明：只要停战令未曾公布，就丝毫不能放弃进攻，力争尽早夺取热河，彻底切断关内共军统占区与东北的联系。

　　在此命令下，杜聿明指挥13军主力和52军195师迅速从义县出发，于1946年1月5日占领朝阳，9日占领叶柏寿，10日占领凌源，13日攻下平泉。

　　到平泉，杜聿明不动了。因为这一天，即1月13日，国共停战令正式生效。

　　马歇尔死盯盯地看着东北，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和平终于到来了！

　　但这是真的和平吗？

　　林彪第一个站出来向中央呼吁：“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方针。”“从目前所知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

　　他不等中央的回复，于1月15日向所属各部队连下两道命令：第一，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第二，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情况正如林彪所料。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借机大举向东北增兵。美国海军第7舰队集中所有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运送国民党新1军、新6军、第60军、71军、93军到秦皇岛、葫芦岛登陆。杜聿明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更是四处延展，1月15日，52军25师到达沈阳，1月26日，13军89师接收了新民和彰武。

　　国民党军依据中苏条约和国共停战协定，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占领了沈阳以西和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

(3)

所有的大中城市都被国民党军所占领，附近农村无一不受到威胁，民主联军还有多少根据地可开发？但中央依旧要求东北部队以和平为重。

　　步步后退的民主联军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刚刚占据通辽的黄克诚在得知杜聿明已开进新民和彰武后，再也忍不住了。他直接给中央发去电报：国民党军正在逼近通辽，而退出通辽，我们就只能走进蒙古大沙漠了。为求生存，我们决定在此拼死一战，即使苏军前来也坚决抵抗，全部战死在所不顾！

　　这是一声措词强硬却饱含着热血的呐喊。

　　这声呐喊让刘少奇深深地震惊了。他曾多次指示东北局：“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但接到黄克诚电报后，刘少奇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东北的局势：要让蒋介石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合法地位，看来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1月26日，刘少奇给东北局发出了新的指示：我军要“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可以力争打一两个大胜仗。”

　　第二天，即1月27日，刘少奇进一步指示：“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的条件下，可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激励士气，细心准备，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为此，林彪应设法到主战方面去指挥。”

　　彭真拿到刘少奇发来的电文后，一连看了好几遍，不禁长叹一口气：“我们终于不必一味地忍气吞声了。”

　　他一面命令立即将此电文发给林彪，一面打开房门，透一透空气。

　　他看见铺盖着厚厚白雪的北国大地，正在太阳的照射下泛起耀眼的亮光。

　　林彪要尝尝打胜仗的滋味

　　接到来自中央的电报时，林彪正带着梁兴初和彭明治驻扎在法库西面的秀水河子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呢。看到最新的指示，他不禁心中一振。自从进入东北以来，在杜聿明的紧逼进攻下，自己一路败退，虽然属下们见了面都呼一声“总司令”，但背地里，却有多少人讥称自己为只会撤退的司令呢。

　　林彪的确多次在无意中听到属下们的议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随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万里长征，22岁就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的军长，30岁那年指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败日军，名震中外。他能是一个只会撤退的司令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描写长征时的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1935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摆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如今，这位“灿烂的明星”正骑在战马上，缓缓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仔细地观察着秀水河子的地形，等待着战斗的时机。

　　自从平型关一战之后，林彪已整整八年没有尝到打胜仗的滋味了。他正在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而这个时机正悄然走来。

　　1946年2月9日，国民党新6军在廖耀湘的带领下顺利登陆秦皇岛，随后挺进到锦州。这是国民党一支著名的主力王牌军，杜聿明顿时欢欣鼓舞，下令兵分三路，沿铁路线发起新一轮进攻。于是，南路的新6军22师扑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地；中路52军第2师扑向新民以东地区；北路13军89师直奔公主屯、秀水河子、鹜欢池等地。

　　鱼已经游来了，是撒网的时候了。

　　13军89师有两个团的兵力，孤军冒进，向秀水河子方向扑来。林彪不禁心情激动，立即启动了战前部署。

　　2月10日，他在法库指挥部电令梁兴初和彭明治：“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察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做好联络，规定统一动作时间。一切布置好后，即行猛打。”

　　林彪很少这么罗嗦。

　　2月11日，13军89师266团踩着皑皑白雪，进至秀水河子，与265团会合，总共4个营的兵力。林彪立即命令梁兴初的1师和彭明治的7旅正式行动，要像包饺子一样先将这4个营紧紧包住。

　　到13日，所属各部先后回报：全部抵达预定位置。

　　“好！”林彪一拍桌子，“今夜22时发起总攻！”

　　东北的冬夜是漫长的，而且寒冷。夜幕降临以后，天地之间一片清寂。

　　22时整，信号弹闪着亮光升上半空，划破了死寂的夜幕。骤然之间，枪声四起。梁兴初带着1师全面开火，埋伏在另一面的彭明治率领7旅也及时打响了山炮。

　　国民党兵此时如梦方醒，原来自己早已被装进了死亡之网。无奈此时受到林彪的两面夹击，仓促之中不知如何应战，慌乱中已退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4)

民主联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步枪上的刺刀在冷夜中闪动着耀眼的寒光，短兵相接的巷战持续到14日凌晨。

　　天已破晓，秀水河子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是林彪自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个胜仗，以伤亡771人的代价共打死打伤国民党军500多人，俘获900多人，另缴获各种炮38门，轻重机枪98挺，步枪790支，弹药7万多发，汽车32辆，电台2部。还有被服等其他战利品。

　　国民党军整整4个营的兵力被歼灭于秀水河子。此时杜聿明正躺在锦州的病床上，他的痼疾肾病又犯了。但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沉思半晌，继续道，“我军控制现有地区已属不易，竟遭如此惨败，看来想接收整个东北，已是非调重兵不可了。”

　　杜聿明病恹恹地又躺倒了，未足两天，又接报告：新6军22师在沙岭地区遭到伏击，共伤亡674人。

　　“什么？那是我的王牌军！”杜聿明“腾”地坐了起来，良久未语，又缓缓地躺下了。只是轻声地丢下一句话：“这个林彪不可小看呀。”

　　杜聿明却不知道，此时的林彪比他还要痛心。

　　沙岭之战是林彪未曾想到的。这一战发生于2月16日，即秀水河子之战结束后的第三天。当时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国民党南路的新6军22师，从沟帮子、盘山一带开至沙岭。进入了辽东地区吴克华的活动范围。

　　吴克华得知敌军22师的66团和师教导营近3,000人已驻进沙岭村时，立即调动六个团的主力，拖着十几门山炮和野炮开进沙岭。实施包抄部署后，于当日黄昏发起进攻。怎奈廖耀湘的新6军乃是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军之一，号称“国内无敌”，拥有全套美械装备，大多数士兵都有三五年至七八年的军龄，抗战时曾参加过远征军，屡经沙场，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吴克华部与其初一交火，便落了下风。

　　随后，新6军一面利用优势火力顽强阻击，一面构筑防御工事，坚守不出，直打到19日清晨，从盘山方向增援的国民党部队逐渐逼近。吴克华见自己部下已打得筋疲力尽，无心再战，只好下令撤出。

　　这一仗，新6军共伤亡674人，而吴克华部伤亡却达2,159人，大伤元气。

　　林彪听到战斗结果后紧锁眉头，闷闷不乐。本来秀水河子之战也只能算是小胜，而沙岭之战却是实实在在的败仗。

　　但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同样重击在杜聿明的身上。

　　卧病不起的杜聿明不想再守在东北了。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他先是在秀水河子遭到林彪的伏击，犹如吃了当头一棒，随后又在沙岭被打了一记重拳，顿感浑身更加不适起来。

　　东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他听着窗外的风吼声默默地想。

　　几天来，杜聿明的肾病更加恶化了，必须到北平开刀手术才行。于是，他电告蒋介石：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远远不够，必须再度增兵，同时由于自己重病在身，故举荐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暂时代替自己的职务。

　　杜聿明抱病离开了东北。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新6军停留在盘山、辽中一带，52军在新民和沈阳西郊，而13军则去了热河地区的凌源、平泉一带。蒋介石急急忙忙地利用美国军舰继续从上海、广州、越南等港口运送新1军、第71军、第60军和第93军到秦皇岛，以备向东北大举进攻。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冬天里，东北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民主联军在休整，国民党军也在休整，而苏联士兵却是忙碌的。

　　2月已经过半。苏联军队不是说要在1月底撤走吗？怎么还没走？

　　老百姓在问，美英政府也在问。蒋介石坐不住了。

　　本来，蒋介石害怕苏联红军突然撤走，自己兵力不足，共产党军队乘机而入，所以恳请苏军延缓撤走。可现在自己的部队已不断到位，而苏军即使延期也已超过了期限。他们为什么还是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美英政府连续通电蒋介石：苏联正在利用延长驻军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将东北的工业原材料和各种工业设备以及日满政府的银行储备运回国内。再不阻止，东北将变成一片废墟，谁都将没有利益可得。现在必须想办法把苏联人赶走。

　　1946年2月11日，恰逢雅尔塔会议一周年之际，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文得以公开发表。这份秘密协议当年是规范美英苏三国瓜分世界的约定，如今却立即成了点燃中国人愤怒的火种。直到此时，根本就没有代表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才知道，协议中居然有“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的条文！

　　抗议，抗议，还是抗议。中国各地有良知的国民纷纷举旗呐喊。

　　国民党趁热打铁，接着公布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成员，1月7日在接收抚顺煤矿时因与苏联人发生矛盾，于16日返回沈阳途中在苏军的护送下遭到杀害。虽然凶手已成历史之谜，但当时许多人一致推测为苏联红军所为。所以各地要求苏军撤走的呼声再掀高潮。

　　2月22日，国民党官方出面，组织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反苏大游行。2月23日，西南联大的王力、朱自清、沈从文、余冠英、冯友兰、潘光旦等100多位知名教授发表了对东北问题的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同时强烈要求“苏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

(5)

面对中国人的万民怒目、千夫共指，斯大林无言以对，他不想以不惜抛开中国共产党而竭力树起的“国际信誉”因此而倒掉。在一片强烈的抗议和反对声中，苏军无可立足，遂于1946年3月初收拾起行装，开始撤出。

　　苏军的撤出也是带着满腔的怒气撤出的。他们知道，这一撤出，就再也捞不着东北的便宜了。所以，他们不与国民党合作，一言不发，迅速远离。3月12日撤出沈阳，13日已撤出四平。初到沈阳的郑洞国指挥各部加紧接收，但由于苏军步伐太快，而且没有事先通知，国民党的接收与苏军的撤出之间留下了巨大的时间空白。

　　这是民主联军难得的好机会。

　　早在3月6日至8日，中共东北局为了解决在东北的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在抚顺召开了一次领导人大会。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伍修权等都出席了会议。患着严重肾病的罗荣桓语重心长地在会上提出：不要高估和平的可能性，东北战争要做较长时期的准备。

　　和平？为什么罗荣桓此时还要提到和平问题？因为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展开新一轮的督促国共停战的工作。

　　3月4日，马歇尔亲临延安，大吹和平之风。但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对他的主张却不予理睬，甚至不惜破坏刚达成不久的政协决议，加紧增兵东北。毛泽东一气之下，将周恩来召回延安，决定共产党拒绝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以示抗议。为此，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必须采取行动缓解东北的战争危机，应迅速成立一个由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小组进入东北。

　　这就是罗荣桓提醒大家小心和平陷阱的原因。

　　事实亦是如此。蒋介石这一次连假笑都不给马歇尔了：东北已经是国民党的天下了，还跟共产党谈什么和平？

　　3月11日，马歇尔回天无力，“猪八戒摔耙子”，一甩手回国了。

　　“这个蒋介石，太嚣张！”毛泽东在延安背手而立，一支香烟正在他的指缝间咝咝地燃烧着，“告诉林彪，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敌立足未稳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部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此时，东北局正设在抚顺，林彪面壁三日，遂于3月26日向各部队下达了新的作战部署命令：西满军区主力先期开赴四平，届时将由自己亲自指挥；吉辽军区的罗华生、贺庆积、邓克明、曹里怀四个旅向长春集结，在周保中指挥下准备夺取长春；北满抽调杨国夫师南下到四平，359旅准备进攻哈尔滨；南满部队则重点配合沈阳以北的作战。望全党全军以最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随后，林彪离开抚顺，匆匆赶往四平。

　　本溪就像一根铁钉子

　　此时的东北正是初春时节，偶尔到来的暖风轻轻地吹开一层冻土，一两株迎着早春探出花蕾的杏树点缀在这片辽阔的松辽平原上。而四平恰恰位于松辽平原的中部，南接沈阳，北通长春，三条铁路交汇于此，是东北地区的交通纽带。

　　林彪抵达四平时已是4月4日。他弹落一路风尘，四下巡视一番，决定入住在四平西北郊梨树县的梨树镇。

　　早在林彪到来之前，四平已被东北民主联军所攻占。3月13日，四平苏军撤离的时候，驻在西满地区的黄克诚率3师主力迅速北上，由法库直逼四平，于3月15日攻占四平西郊飞机场，16日晚形成了东北西三面围城。l7日凌晨2时，攻城战打响，战斗持续到中午时分，除有200多名守军逃跑外，其余3,000多守军和政府官员全部被歼。蒋介石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及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皆被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四战四平”中的一战四平。

　　四平国民党军为何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呢？因为此时熊式辉、郑洞国等人及东北行辕、东北保安司令部正忙着从锦州进驻沈阳。直到3月18日，国民党各部才基本到位。

　　随后，新6军、第52军、新1军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攻势，分头齐下，于3月21日前先后拿下了辽阳、抚顺、铁岭这三个重镇。至此，在沈阳外围的重要城市中，只剩下本溪仍孤零零地控制在民主联军的手中。东北形势骤然紧张。

　　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国民党军在辽阳、抚顺等地巩固了地位后，则会派兵北上四平、长春，你们须及时将南满主力向北转移，同时要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近日美国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故美方已派专机接周恩来赴渝谈判，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两个大胜仗。

　　毛泽东想在谈判前打几个大胜仗，蒋介石也同样想要打胜仗。

　　只有用胜仗才能加强谈判者在谈判桌上的说话力度。

　　3月下旬，国民党集中新6军第22师、第14师，第71军第88师，第94军第5师，第52军第2师，第25师共6个师兵力，以沈阳为基地，展开了对南满的大举进攻。而新1军则向北扫荡，以待南满态势稳定后，力克四平。

　　要攻四平，必待南满平定；要南满平定，必待本溪攻克。因为在南满，只剩有一座孤城本溪尚控制在民主联军手中。

　　4月1日，国民党第25师、第14师分别由抚顺、辽阳方向同时向本溪进攻，成两路夹击之势。守卫在本溪的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以分头迎敌、各个击破的战略先于2日在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一带毙伤敌25师700余人，将其击退至山城子一线。随后，另一路民主联军则于铧子沟附近消灭了第14师1,000余人。尽管在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下，民主联军的阵地前沿几次受到威胁，最终国民党军仍然未能越过防线一步。正在僵持之机，民主联军的另一路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锋芒，突然对苏家屯之敌发动夜袭，敌军后方大乱，被迫撤退，第一次进攻本溪宣告失败。

(6)

进攻本溪失败，令熊式辉和郑洞国大跌眼镜。二人并没有把本溪看在眼里，以为马到即可功成，随后可全力进攻四平，不想初战即不利。熊式辉恼羞成怒，遂于4月7日再次下令：兵分三路再攻本溪，第52军军长赵公武亲赴前线指挥战斗。

　　8日，国民党军左路第52军第25师从抚顺西南直插本溪北端，在大田家屯东山和太平山北面与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两个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守在大田家屯东山的是民主联军三纵7旅的一个连，经过浴血奋战，最终以全连伤亡71人的代价迫使国民党25师只得改变方向，转而攻向太平山。

　　而在太平山之北防守的则是三纵第9旅的一个连。自战斗打响后，这个连反复打退了25师的八次冲锋，阵地变成一片焦土。连长和指导员都身负重伤，到下午时，阵地上连一个班都凑不起来了，但国民党部队仍然难以前进半步。

　　黄昏时分，民主联军三纵的大部队集中第7、第9两旅主力，经过长途迂回终于包围了敌第25师的一个团。经过勇猛冲杀，除一部集体投降外，该团全部被歼。在随后的追歼战中，国民党第25师师长刘世懋被打伤，另有1,800余敌军被消灭，52军军长赵公武差点被活捉。侥幸漏网后，赵公武不敢再战，仓皇带着余众逃出战区。

　　这个时候，正从右路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新6军第14师得知第25师被追击后，急速北进，企图迂回到民主联军侧后，为第25师解围。

　　得知此情后，三纵部队抢先埋伏在大英守屯地区。由于新6军14师一路急奔，抵大英守屯时已是疲惫不堪，当时正是黄昏时分，太阳刚刚落山，余霞穿过云层洒满大英守屯的北山坡上。

　　14师正欲休息，突然四处枪声大作，三纵主力从四面杀了出来。14师仓促应战，死伤惨重，只得慌忙溃逃。逃到长岭地区，再遭民主联军重创，14师师部及一个团先后被消灭，师长龙天武受伤，副师长以下共伤亡1,380多人，另有600多人被俘。

　　见到左右两路皆遭惨败，从中路进攻的国民党第60军182师推进到马家寨等地，不敢继续前进。民主联军获得了第二次保卫本溪的胜利。全部战斗共历时四昼夜，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致使新6军第14师损失1/3，第52军第25师损失近半。

　　而本溪，仍像一根铁钉一样，牢牢地钉在南满的大地上。

　　南边的战斗打响后，北边的战斗也打响了。

　　坐镇四平的林彪绝不会呆坐着等待新1军的进攻。他率先向稳步推进的新1军发起了进攻。

　　4月8日晚，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12个团的兵力在兴隆泉、柳条沟、兴隆岭一带盯住了新l军的新38师。在这个湿暖的南风徐徐吹起的月夜，林彪利用我军善于夜战的特点，聚歼了新38师的4个整连，使得一向以“天下第一军”自诩的新1军首遭重创。

　　林彪这里枪声未息，黄克诚带领部下在四平以南的泉头车站一带却是激战正酣。向泉头车站发起进攻的是国民党新1军的第50师，黄克诚于4月5日在那里投入战斗，面对来势汹汹的第50师，民主联军迎头痛击，直战了7天7夜才退出战斗。

　　新1军刚被林彪狠咬了几口后，陈明仁带着第71军就紧跟着冲了过来。

　　刚进入东北的陈明仁奉了郑洞国之命，想从侧面迂回到四平外围，以配合新1军攻城。一路上，该军所属的第87师、第91师顺利占领法库县城后，争先恐后向北开进，渐渐地拉开了距离。陈明仁未入东北就得知林彪不太好惹，不想一路北上，却连林彪的影子都没见到，不禁放松了警惕。

　　未料此时，林彪却正在暗中打量着他呢。

　　陈明仁的两个师一拉开距离，林彪就立即下令民主联军独立旅从金家屯地区开始，对87师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孤军深入的87师果然中计，带着胜利的喜悦，径直推进到大洼、金山堡地区。丝毫未曾察觉一张大网正悬在他们的头上。

　　4月15日下午17时，林彪一声令下，集中了14个团，由西北、东面、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金山堡一带发起了突击。黄昏时分，87师的一个先头团即被歼灭。随后，黄克诚一部赶赴大洼地区，拦住正在前来救援的91师，其余部队将87师陆续赶到的部队分割压制在大洼以南金山堡周围十余个村落之内，逐个歼击。经整夜激战，至4月16日上午7时，国民党军第87师主力所剩无几，师长黄炎落荒而逃。前来增援的第91师紧接着亦被击溃。

　　此一战，国民党军800余人被消灭，1,669人受伤，2,000余人被俘，刚进入东北的国民党第71军受此重创，陈明仁心痛不已，再也不敢大意。

　　郑洞国本想先取本溪，再克四平，不想反而兵力分散，两处作战。正在一筹莫展之时，长春又响起了震天的枪炮声。

　　彭真调动其余部队，乘国民党军队两处被牵之机，展开了夺取长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三城的战斗。

　　4月14日下午14时，在彭真的统一安排下，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指挥杨国夫、曹里怀、贺庆积三路人马共两万余人首先打响了夺取长春的战斗。经过4天的奋战，于18日晚19时胜利攻取了长春。共毙伤敌军2,000余人，俘获16,000人。长春解放后，民主联军于4月25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夺取了哈尔滨。

(7)

长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相继解放后，民主联军少了后顾之忧，主力部队纷纷奔赴四平。

　　小小四平城骤然成为东北的焦点所在，国共双方的兵力正在从四面八方聚来。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第四章 乍暖还寒，春风含恨败走四平(1)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烟花三月，江南草长。正是一年好光景。

　　可蒋介石却正对着这副好光景火冒三丈。

　　四平总攻迟迟不能开始，本溪又久攻不下，而长春却转而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熊式辉，无能！”他愤愤地骂道。

　　蒋介石不能不恼火。十几天前，他还大肆叫嚷：不拿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而如今却是两处受挫，这让他的老脸往何处搁？

　　“收拾东北，必须得有一个有才能的人。”他自言自语，“看来，还得杜聿明去。”想到此，蒋介石令手下人立即电告杜聿明：速回东北，收复主权。

　　在北平医院里，杜聿明正躺在病床上，等待着肾切除手术的痊愈。在这个寂寞的春天，他看着来自东北的战报，不禁自叹，不知自己是否还有机会重返东北。正在此时，忽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杜聿明欣喜若狂，一跃而起，早忘了身体尚未康复的现实，星夜北上，赶回沈阳。

　　杜聿明又回来了，犹如未熄的灰烬里加了一把柴，烽烟更浓了。

　　“立即进攻四平！”这是杜聿明的第一道命令。

　　军令如山倒。何况是杜聿明的军令？国民党军各部不敢怠慢，全力前进。4月18日，新1军率先推到了四平的西郊。

　　四平城内外的战火一触即发。

　　林彪站在四平城头，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部署，不禁眉头越皱越紧。虽然已调集梁兴初、黄克诚、万毅等向四平靠拢，但他仍觉得实力不足。走下城头，林彪只扔下一句话：“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

　　这个时候，陈明仁率领的第71军与由郑洞国暂时指挥的新1军已从西面和南面两侧对四平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

　　陈明仁因第71军已遭到林彪重创，不敢分散，一直紧跟在新1军左右。而新1军由于前一阵一直由东北保安副司令梁华盛指挥，连遭民主联军打击后，杜聿明对这个王牌军的表现极为不满。此时，原军长孙立人在英国尚未回来，杜聿明撤换梁华盛后，决定暂将该军交给郑洞国指挥。郑洞国接手后，正想凭借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展自己的雄风。所以，在杜聿明要求力克四平的命令下达后，新1军进攻速度最快。

　　就在4月18日这一天，郑洞国令新1军的新30师、新38师和第50师轮番轰炸四平外围的民主联军阵地。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国民党军首先对四平南郊展开重击。

　　炮弹如冰雹一样落在民主联军的阵地上，平均每分钟30多发，各种工事堑壕瞬间被夷为平地。到处弹痕累累，每五六米就有一个弹坑。国民党步兵紧跟其后，潮水一般冲入民主联军的阵地纵深之处，虽然各部民主联军奋力抵抗，但仍是占据下风。

　　到21日，新38师突然离开南郊，转而向四平西北的三道林子北山方向迂回，企图占领北山制高点，与新30师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必须死守三道林子！”林彪命令，“附近部队立即增援，丢了三道林子等于丢了四平。”原来这三道林子距四平城的中心四平街只有1公里，在地势上居高临下，可俯瞰大半个四平城，是关系到整个四平城安危的重要支撑点，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要攻，一个要守，三道林子立即成了四平之战的新焦点。双方兵力潮水一样迅速向三道林子涌去。枪炮声如暴风骤雨一般又急又密，山坡上的大小树木跳动着烈焰，嘎嘎作响。新38军连续四次冲锋，不到半天就抢去了民主联军的一块阵地。

　　守卫在这里的民主联军保1团知道此地关乎大局，据死力夺。牺牲一批，冲上一批，鲜血将山坡上的黑土染成一片殷红，最后终于夺回了失地。

　　危急关头，恰巧长春来的援军到了。杨国夫带着第7师赶在了第一批，见了林彪，林彪只回了四个字：立即战斗！

　　杨国夫转身就冲到三道林子最前线去了。

　　北线枪声不断，南线更是炮火隆隆。南线的新1军第50师于20日起狂击民主联军万毅纵队的第56团，与北线遥相呼应，在猛烈的炮火配合下，突破了56团的鸭湖泡阵地，直攻泊罗林子。

　　林彪立即调动刚刚赶来的王东保第7旅所属的21团前往支援。保1团的一部也速来救急。但敌50师炮火凶猛，最终民主联军被迫后撤到下一道防线。

　　从4月18日至26日这短短的九天时间里，国民党新1军先后向四平南郊、西郊、西北及东南各处阵地发起无数次进攻，双方你来我往，进进退退。阵地上已是尸积如山，却都没有大的进展。此时，双方皆有筋疲力尽之象，故转而开始大修工事，进入对峙阶段。

　　这是惨烈无比的一仗，国民党军受到重创，民主联军同样也元气大伤。

　　时远时近、时疏时密的枪声仍在阵阵传来。如血的残阳铺在如铁的阵地上，满面烟尘的民主联军战士静静地守在战壕里，准备着新一轮的厮杀。伤员越来越多，弹药越来越少。然而，这场战斗却远远没有结束。

　　黄克诚在战壕里走来走去，眼泛红光，他眼睁睁地看着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一个个倒入血泊中，急得连连跺脚：不能再这样打了，排一级的干部在短短九天内换了好几批，战前的排以下干部几乎全部阵亡了。他急匆匆地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四平城丢了，可以再来夺取；可我们的骨干力量倒下了，却再也起不来了。我们一定要拼光我们的所有主力吗？

(2)

看着黄克诚的电报，林彪无话可说。他也同样心急如焚呀。可是这一仗却不能停下来，毛泽东已多次下达命令，四平绝不能丢，因为东北战场的形势时时刻刻都在左右着国共双方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

　　马歇尔从美国返回重庆后，国共和谈继续进行，但谈判桌上的双方条件随时都在因为东北战局的结果而变化。1月10日东北停战令刚下时，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东北民主联军的存在；长春解放后，国民党转而同意共产党可在东北留有1个师；待到国民党军攻打本溪和四平毫无进展之时，双方开始争执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中以哪个城市作为东北共管的分界区。

　　所以，想要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必须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在谈判桌上同样不可能得到。

　　三道林子战斗刚刚结束，毛泽东电令林彪：要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可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10月，西班牙人民在那里为反对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乱，坚持了两年半的守卫战争，成为二战前最著名的保卫战。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包涵着多么沉重的使命！

　　林彪已觉得自己几乎难以负荷了：要死守四平，谈何容易？现在我军元气已伤，几仗之后，弹药短缺，地位日趋被动，四平前线的局势已是愈发严峻了。

　　战场上的林彪在着急，远离硝烟的罗荣桓同样在着急。

　　身患肾病的罗荣桓正在大连养病。他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北面的战事。得知四平军队弹药短缺，罗荣桓设法找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争取了足足八列火车的武器弹药和医药，经海路运到朝鲜，再由铁路转到梅河口。然而，此时适值东北局机关由梅河口向长春搬迁，辎重繁多，火车头紧缺。已装车厢的大批弹药只得暂时停留在站台上。

　　4月28日，国民党获知这个情况，派飞机轰炸了梅河口车站，有260多节车厢当即报废于火海之中。

　　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一言未发，目露凶气，愤恨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不知他在愤恨国民党的飞机，还是愤恨东北局机关的拖拉。但可以明确的是，他对四平的担忧之情又加深了一层。

　　当日，林彪急调南满地区第三纵队的主力两个旅由程世才率领迅速北上，开往四平右翼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工事，以阻止国民党为继续攻打四平即将增派的援兵。

　　杜聿明坐镇沈阳，心忧如火。四平久攻不下，必须增兵，然又恐增调南部兵力北上，南满的民主联军乘虚进攻。

　　正在此时，有情报称：南满共军第三纵队已奉命北上四平方向。

　　“好！”杜聿明喜形于色，令廖耀湘新6军和赵公武第52军于4月29日出发，兵分三路，攻取本溪。

　　由于当时三纵已经北上，守护本溪的只有肖华四纵的三个主力团，即27、30、31团。城大兵少，每个团的正面防线宽达10公里，所有人员只能一线摆开，却没有纵深和预备队。

　　5月2日，廖耀湘和赵公武带领5个师的兵力聚集于本溪城下，以师为单位，集中所有炮火，向四纵部队发起进攻。7架国民党飞机也在空中往来盘旋，轰炸扫射。

　　四纵部队死守不动，以3个团对5个师，不顾伤亡，拼死抗击，最后双方展开白刃战。

　　但肖华由于己方部队伤亡过大，所筑工事已在国民党的轰炸和炮轰中大部坍塌，附近又找不到任何军事支援，防线逐渐被突破，眼见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只得于5月4日凌晨含恨退出本溪。此后，肖华带领四纵转向凤城地区，在南满各地展开游击战争。

　　对杜聿明来说，夺下本溪即意味着南满地区的威胁基本解除。随后，他命令廖耀湘率新6军及留在南满地区跟随新6军作战的71军88师马上动身北上，开向四平。

　　林彪立即电令正在北上途中的程世才三纵速至昌图、开原一线阻止新6军进入四平。

　　东北战场风起云涌，双方人马在这片大平原上四处纵横。布局瞬息万变，战况阴晴难料。小小的四平城如同深渊漩窝一样，将越来越多的人马吸了进去。

　　本溪战役刚一结束，杜聿明便抽调了所有力量，集结6个军10个师的兵力，在坦克、重炮、飞机配合下，由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亲自指挥，分左、中、右三路于5月14日向四平发起了新一轮的全面进攻。

　　双方施展的战场之庞大，运用的火力之凶猛，连远离战斗数千里的蒋介石都感到了来自内心的震动。他害怕杜聿明有所闪失，更确切地说，他害怕输了这场战争，所以特别派出以足智多谋而著称的“小诸葛”白崇禧飞抵东北，督师助战。

　　四平地区再次硝烟弥漫。方圆数十里之内，炮声连连，震耳欲聋。四平近郊梨树村中的棵棵梨树前几天还花香四溢，迎风轻摇，这几天忽然变得抖颤起来，瓣瓣梨花随声而落。

　　林彪的指挥所里一片繁忙，电话声、发报声、跑步声、报告声交杂一片，沸沸扬扬。林彪坐在一张木椅上，死死地盯着作战地图，一言不发，头脑中在周密地计算着自己将采取的每一步策略，耳朵中却在不断地听取来自各方的战情汇报。

　　激烈的战斗已在左、中、右三条战线上同时打响，其中战报最频繁的则是右路。程世才的三纵与一路急速北上的廖耀湘新6军已在威远堡门一带展开厮杀。

(3)

程世才自本溪率三纵北上后，一路奔波，途中接到林彪电报转而向南回防，根本没有休整时间，正在疲惫不堪之时，其前面部队7旅一部忽与新6军新22师的先锋团65团相遇在威远堡门地区，双方立即进入战斗。

　　65团首先派出一个连冲锋，结果未遂，连长被打死。该团团长一怒之下，集中全团所有重炮、山炮，向民主联军狂轰不止。无奈三纵部队只有机枪步枪，还未来得及建立阵地，在国民党军强力冲锋下，只好北撤。

　　而在三纵未撤之前，廖耀湘为加快进军速度，已令65团竭力拖住民主联军。其余的大部队却悄悄地用600辆汽车装运，很快就冲破了三纵防线。

　　廖耀湘本人随后赶到威远堡门，巡视战场，在一名阵亡者身上发现一份文件，以为刚刚打跑的就是民主联军三纵的主力，不禁信心倍增，既然三纵主力连一个团的进攻都不能阻止，那么以新6军的实力，进攻四平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错误的判断立即给廖耀湘带来了嚣张狂妄的气焰。他下令新6军全力推进，夺取前方的叶赫和哈福。

　　新6军主力经过许久，三纵主力全部赶到威远堡门，程世才一声令下，奋起反攻，全歼新22师65团。待程世才登上山顶，举起望远镜远眺之时，新6军主力早已不见踪影。

　　林彪闻知战情，紧咬嘴唇，面无表情地说：“告359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必须将廖耀湘阻止在昌图、开原一线。事关全局。”

　　359旅得令后，长途急行，向林彪指定的地点飞奔，可刚出四平，即于16日与新6军主力相遇于叶赫车站。这支当年在陕北南泥湾曾因搞大生产闻名全国的359旅，由于仓促应战、实力相距甚远，只坚持了一天战斗，即被迫退出叶赫。

　　廖耀湘争分夺秒，率新6军于17日又推进到哈福屯，与从中路冲来的新1军第50师相会，两大国民党王牌军构成了对民主联军塔子山阵地的三面包围。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北方，距四平只有10余公里，是这一带的最高峰，站立山顶，可清楚地俯瞰四平东北的全部阵地，比三道林子更具战略意义。失去塔子山，则四平危在旦夕！

　　新6军速度之快，实出林彪的意料。一向冷静无言的林彪此时也显得沉不住气了。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请黄克诚派3师7旅轻装疾进，速至塔子山！”此时正是5月17日的黄昏。

　　然而，事情越是紧急越容易发生意外。民主联军的3师7旅未能如期抵达战场。当黄克诚星夜赶到辽河岸边时，因为只找到两只船，待全旅过河后，战机不再，塔子山的失守早成定局。

　　事后得知，当时的辽河根本不用船只，完全可以泅渡。

　　就在黄克诚焦急万分地渡河之时，新6军已集中兵力，用强大的炮火向塔子山方圆不过七八十米的山头展开暴雨般的轰击，几分钟内就倾泄下了500多发炮弹，炸得山上乱石横飞。随之而来的双方拼杀一波接一波，尸横遍野。

　　好在此时左路新1军在三道林子的进展不大，林彪得以集中精力指挥塔子山战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塔子山越来越不利，几乎走到了防线崩溃的边缘。

　　17日晚，林彪电令塔子山守军：“无论如何，要尽可能再支持一天。”

　　“我们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极度缺乏，恐难当重任。”塔子山守军迅速回电。

　　林彪枯坐无语，咬了咬牙，再次电令：“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电令发出了，但林彪心里清楚，塔子山的失守已成必然。一旦失守，廖耀湘将四面封城，到那时民主联军将被困四平，毫无出路。

　　18日天还没亮，林彪紧急向毛泽东请示：“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但未等毛泽东回电，塔子山失守的消息已经传来。林彪不能再犹豫了。他果断决定：“7师于三道林子北山、7旅于四平东南高地负责掩护，其余部队全线撤退。”

　　18日夜20时30分开始，各部队在黑夜的掩护下，穿过国民党未来得及封闭的缺口，分头撤向后方。由于组织严密，保密好，国民党军虽然近在眼前，却毫无察觉。

　　在这场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中，民主联军伤亡总数高达8,000人以上，部队元气大伤。其中包括数千名当初从井冈山走下来的红军老战士，他们历经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最终却过早地捐躯于东北这片黑土地上。

　　林彪满怀着战败的沮丧，越过公主岭，开往长春方向。脑子里反复思索着毛泽东得知四平失守后刚刚发来的电报：“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则应坚守长春，以利谈判。即使公主岭能守一星期，长春能守三星期，即对大局有利。”

　　他望着身后逶迤行进的部队，暗自摇头。这些元气大伤、弹尽粮绝的战士们，还有多大的能力守住公主岭、长春？现在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北撤，撤到一个敌军打不着的地方养精蓄锐，以图再起。

　　夜是黑暗的，但漫天的星斗仍在闪烁不停。林彪带着这支疲惫的部队，乘着夜风，一路奔走。

　　风萧萧兮江水寒

　　四平仿佛是一个大舞台，有人下台，也有人登台。

　　5月18日晚，就在林彪带着民主联军暗含泪水、悄无声息地撤出四平的时候，国民党军中却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将领来到了四平。这就是素有“东方隆美尔”之称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

(4)

孙立人刚从伦敦回来，怀中揣着英国女王的授勋，余温尚存，便一路来到了四平前线。

　　在蒋介石手下的众多将领中，孙立人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并非出身黄埔，而是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有着过硬的洋文凭。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又为何独得英国女王的青睐？

　　英国女王之所以授勋给孙立人，是因为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入缅甸之时，孙立人正在杜聿明手下担任38师师长，当得知英军被日军围于仁安羌城中危在旦夕之时，亲率部下不足千人的兵马，冒着炮火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日军，而且救出了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解了英军之围。此战当时即轰动全球，孙立人也因此扬名四海。后在中国远征军面临覆亡之险时，杜聿明力抗史威迪之令率众回国，而孙立人却坚决跟随英军，撤往印度，踏着尸骨穿过热带丛林，一路拼杀，深受英军的感激和赞赏。1945年7月，二战结束前夕，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请蒋介石组织一个三人军事考察组赴欧洲考察，指名要求孙立人必须参加。在孙立人游历欧洲之时，英国女王为感激孙立人对英军的帮助，亲自在伦敦为其授勋。孙立人更是名声大噪，无人比肩。

　　此时的孙立人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壮志凌云与天齐。

　　5月l9日清晨，天色微明。孙立人刚从郑洞国手中接过新1军的指挥权，便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率先向四平民主联军阵地冲去。

　　坦克编队轰隆隆山响，新1军的士兵蜂拥其后。孙立人要在四平再展雄风。

　　不想其结果却如同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孙立人未遇到任何抵抗。纵横交错的堑壕密如蛛网，却沉寂如水，空无一人。

　　孙立人顿感不妙，加大马力，一路飞奔，直入四平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正遇到带着71军从另一个方向冲进来的陈明仁。这才确定：林彪早已带着民主联军撤出了四平。

　　“国军攻占四平！”在孙立人和陈明仁相互庆祝之时，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孙陈二人相逢四平的照片也随着各种报纸走进无数人的视线。

　　此时，正在塔子山一带筹划下一步进攻计划的廖耀湘，闻知孙陈已进驻四平的消息后暴跳如雷。此次攻打四平，新6军无论伤亡和战功都是最大的，不想胜利果实却如此轻松地落到了孙陈两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那个傲气凌人的孙立人，连四平的一声枪响都没有听到过，居然也成了攻取四平的功臣！

　　“是可忍，孰不可忍！”廖耀湘狂吼道。

　　正在气愤之时，忽有报称：林彪总部高级官员王继芳前来投诚。

　　廖耀湘一愣，继而一喜：“赶快带进来！”

　　来人正是林彪总部的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随身还携带着一大批机密文件。

　　王继芳本是长征途中被大家轮流着背过雪山草地的红小鬼。在延安学习后来到东北，跟随林彪在指挥所中工作。不想，林彪入住梨花镇之后，王继芳在这个梨花飘香的早春，与镇上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女区队长相识并坠入爱河。民主联军撤出四平时，王继芳以为林彪大势已去，自己又无法忍受离别之苦，遂于撤退途中悄悄溜回投向了廖耀湘。

　　廖耀湘马上向杜聿明请功。杜聿明闻听后，同样喜形于色，传令以贵宾礼遇迎接王继芳。

　　王继芳感激涕零，将民主联军的所有机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杜聿明获益匪浅，当即提升王继芳为少将参议，推荐给沈醉、毛人凤等人继续为国民党效力。王继芳从此也死心塌地地跟随了蒋介石，直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在重庆被二野抓获，当四野知道此消息后，群情激愤，将其押解到武汉，经公开审判后枪毙。

　　杜聿明安排好了王继芳，顿觉心中开朗。

　　他面含微笑地找来了督战沈阳的“小诸葛”白崇禧：“现在林彪不知去向，你说我们是追呢，还是不追？”

　　白崇禧此时正在举棋不定，略作思考道：“攻下四平对蒋委员长已大有帮助，料共党在谈判桌上再不敢与我阔论。况且，我军四平一战，已损失严重。我想，暂不宜与共军再次对峙激战。”

　　杜聿明诡秘一笑：“现我已得到确切情报，我军损失严重，共军损失更为严重，根本无力与我再次对战。此外，共军去向，尽已在我掌握之中。此次，我军乘胜追击，可一举拿下长春。我可用生命担保。”

　　白崇禧又惊又喜：“真若如此，确可为之。若能攻下长春，估计委员长也不会不高兴吧！”

　　说到此，二人相对大笑。那笑声震得房顶仿佛也在颤抖。

　　笑罢，杜聿明道：“我现在马上令各军向长春挺进，为资鼓励，先入长春者可获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好！”白崇禧笑容未消，“攻克四平后，这里就没有我的事情了。至于长春，我就先回南京为你请功了，让委员长预先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兴奋过度呀！”

　　二人又是一阵暴笑。

　　白崇禧未曾想到，杜聿明怕错失战机，早已私令廖耀湘先行向长春追击了。为表示自己对白崇禧这位督战大员的尊重，杜聿明又正式向四平各军下了一次命令。各军因知有金元奖励，纷纷起身，同向长春拥去。

　　此时，撤出四平后的民主联军也同样拥拥挤挤地走在通往长春的大路上。

(5)

19日，林彪来到了公主岭的范家屯，他一路思考着毛泽东关于坚守公主岭和长春的命令，正不知如何坚守。于是，他决定请彭真和罗荣桓同至范家屯，共商下一步的行动。

　　仍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心急如焚，拖着病体当夜赶到。

　　星光洒满范家屯，如重霜在地。罗荣桓经过民主联军战士宿营地时，见到许多缠着绷带、满面烟尘的士兵席地酣睡。他的忧虑又加深了一层。

　　东北局的紧急会议在暗淡的油灯下召开了。是守，还是走？林彪默然听着几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主张守的有守的理由，主张走的有走的理由。最后，罗荣桓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从对敌我情况的分析说起，最后认为：“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东北局通过了罗荣桓的意见：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天未亮，疲惫的民主联军再次上路，直奔松花江。

　　这是一次满怀伤痛的长途行军，不仅仅因为这是败退。由于王继芳的叛变，杜聿明很快就找到了林彪的位置，同时，国民党军更改了电台和电报的密码，民主联军无法侦获敌方情报。

　　敌强我弱，且敌在暗处我在明处。

　　松嫩平原上天昏昏，风萧萧。松花江水翻卷着寒气逼人的波浪，向很远的地方奔涌着。而林彪正带着民主联军向那里走去。四平失去了，长春也无法再守。

　　杜聿明知道林彪已无法再守长春。所以，他早就密令廖耀湘火速追击，以争先入长春之功。

　　廖耀湘正带着痛失四平之功的怒气，趁此机会率着新6军疯也似地疾奔。5月21日占领公主岭，次日占领范家屯，23日就进了长春。

　　“国军重新占领长春！”蒋介石在南京拊掌大笑。

　　这时，国共和谈仍在马歇尔的主持下进行着。周恩来根据东北形势的发展步步为营，最后坚决要求以长春为共管分界线，长春互不驻军，以北地区由共产党控制，以南归国民党管理。

　　长春共管是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的底线，无法再让了。

　　5月23日，蒋介石接到杜聿明已占长春的电报，马上趾高气扬：“还谈什么谈？”

　　他一甩手，当日便携着宋美龄乘飞机去了沈阳。

　　和平的大门砰然关闭

　　“蒋委员长亲临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奔走相告。

　　这些将领之所以如此兴奋，不仅仅是因为“蒋委员长亲临东北”，更重要的是因为“蒋委员长”在他们打了胜仗之际“亲临东北”。

　　沈阳一时成了各路将领聚集之处，他们纷纷当面向蒋介石表功，并力贬“共军之不堪一击”。

　　古人有诗：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蒋介石到沈阳不足半日，已被各路将领的自我吹嘘吹得头脑昏昏。5月24日，他措词强硬地给马歇尔发了一份有关国共和谈的新条件：中共必须同意政府军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并恢复交通。

　　言外之意是，共产党的军队已不被承认，国民党才是政府的代表，而且整个东北都已是国民党的，共产党不能有任何干预行为。

　　这哪是谈判的条件？这明摆着是宣布共产党非法的命令。看来蒋介石确实有些得意忘形了，民主联军应该让他清醒一下。

　　林彪带的民主联军退到松花江去了，可南满地区还有无数的民主联军呢。程子华、肖华指挥的四纵自从退出本溪后，一直在南满蓄锐待发。

　　就在蒋介石抵沈的当天，程子华、肖华趁着国民党主力全部在长春一带活动、各路将领又纷纷离队到沈阳请功之机，派出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总指挥，发起了鞍海战役，向防守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至营口一线的国民党60军184师发起猛烈进攻。

　　60军本是“云南王”龙云的旧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让龙云的主力部队前往越南负责受降工作，随后派杜聿明以5个师的兵力将龙云赶出昆明。后又将60军从越南调往东北，置于杜聿明的手下。所以，大多60军将领都对杜聿明心怀不满，杜聿明更不敢重用，只好派他们守在已基本平定的南满地区。

　　5月23日晚，天降大雨，四处漆黑。韩先楚连夜向鞍山一带推进，次日天未大亮，鞍山外围已经枪声四起。民主联军奇兵突现，只用半天时间就已将所有敌军打入城中，龟缩不出。

　　敌184师师长潘朔端紧急向杜聿明求援。

　　“什么？鞍山危急？”正在洋洋得意中的杜聿明大吃一惊，急忙调动数十列火车，令孙立人率新1军星夜南下。

　　没想到孙立人心中对杜聿明不满，正四处找借口准备发泄呢。这下可得了机会。

　　孙立人何来对杜聿明的不满？当日，孙立人初到四平，无意中抢了夺取四平的头功。他自己也心中发虚，准备在攻打长春时立下一个实实在在的战功。不想杜聿明却私下里密令廖耀湘先期出发，随后又假惺惺地说谁先攻下长春就给谁100万金元券，这不是明摆着的营私舞弊吗？

　　但孙立人表面却并不抗令。他乘着火车，一路紧急南下到了沈阳。可到沈阳后却没有找杜聿明，倒先去拜见了蒋介石。

(6)

蒋介石一见这员当日攻克四平的大功臣，不禁喜上眉梢，倍表关怀。孙立人乘机夸耀一番自己在四平的战绩，继而提出：“新1军自3月中旬即已北上四平，征战两月有余，在攻占四平、夺取长春中都立有不朽战功，如今将士疲乏，亟待休整，可否小憩三日，再行出战？”

　　蒋介石满面笑容，立刻答道：“应该，应该。”

　　孙立人心中暗喜，马上召集新1军大小官员：“委员长有令，全军将士原地休整三日！”上上下下，欢声雷动。

　　杜聿明闻知此事，大吃一惊，忙改派52军第2师的1个营去增援，可惜未到鞍山即被中途击退。

　　5月25日下午，韩先楚顺利攻下鞍山。然后挥师海城，于28日将海城完全包围。坐守城中的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本来就对蒋介石和杜聿明不满，如今又亲睹二人见死不救，自己却孤立无援，一气之下，率众起义。

　　海城起义使国民党军队上下震动。孙立人不敢再做推脱，闭口不提休整之事，急速发兵南下。韩先楚边打边走，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于6月2日攻下大石桥后率众撤出，转至草河口、通远堡一带休整，结束了鞍海战役。

　　整个鞍海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1,200余人，俘获团长以下人员2,104名，迫使潘朔端率184师的2,700余人起义，吸引了新1军新30师、新38师，60军82师，93军暂编20师及52军195师等部被迫回援，无疑为林彪北撤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但林彪所受的压力仍然很大。国民党新1军南下后，新6军、第7l军以及第52军的余部依然先后开出长春，沿路紧跟。地上车炮轰响，空中飞机低翔。

　　林彪带领民主联军分路退却，靠着两条腿和敌人的汽车轮子赛跑。有时行军一夜，走得人困马乏，刚刚宿营，敌人便乘车追至；有时一路奔走，忽见附近人马晃动，走到近前，却发现竟是敌军。由于两军多路交错平行，互相情况不明，一路之上有若干营、团单位落于敌后不知去向，沿途又不断发生逃亡、叛变，造成部队大量减员。渡过松花江后，沿路减员已近5千余人。

　　杜聿明见新6军沿途占领小丰满和永吉，已将林彪彻底赶过松花江，初步形成了划江对峙的局面，这才松了一口气。

　　6月3日，蒋介石喜气洋洋地来到了长春。登城远眺，手舞足蹈。

　　当日，在前线将领的战况汇报会上，蒋介石突然拿过作战地图，端详了半天，忽指着松花江北岸的拉法说：“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必须派一个加强团设防固守。”

　　杜聿明近前一看，暗吸一口气：拉法虽系战略要地，但位处江北，派兵驻守必成孤军，难以久留。固守拉法实在有失高明。

　　无奈的是，此命竟然是由蒋委员长亲自下达的，无法拒绝。

　　杜聿明只好让挺进到最北端的廖耀湘去部署。廖耀湘也早已看出了问题所在，忙摆出谦逊礼让之态，后见实在推不掉，转而心生一计，派仍受自己指挥的71军88师执行此命。

　　88师遂派263团于6月初占据了拉法，随后又推到了附近的新站。

　　此时的松花江北岸已经是民主联军的天下了。

　　6月6日，梁兴初带着山东1师渡过松花江，撤到胶河一带，远远地看到拉法地区有一支队伍正在构建工事，忙跑了过去。未到近前，大吃一惊，城头上插着的竟是国民党的军旗。

　　梁兴初立即向林彪报告。

　　杜聿明居然派兵渡过了松花江！林彪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一会看看梁兴初的这份电文，一会又看看中央军委刚刚发来的通知：国共双方协议在东北休战15天，6月7日起生效。

　　蒋介石占据松花江南岸后，谈判资本已牢牢在手，两个月来各军不断征战，急需休整。毛泽东获知林彪一路艰苦北行，撤退近千里，必定疲惫不堪，应该停战。国共双方代表借谈判之机一碰头，立即达成了停战协议。

　　林彪很清楚：此时自己处于劣势，如在停战协议生效之刻主动进攻，恐怕会引起国民党的继续追击，同时更担心进驻拉法的263团会有接应。

　　当晚，林彪回电梁兴初：绕开敌军，准备乘车去敦化。

　　电报发出了，林彪却没有停止继续思索此事。想自己一路被围阻追击，奔波近千里，一腔怒气难已发泄，杜聿明居然派兵渡江，这口气也要咽下吗？不能，一让再让，让到何时为止？林彪拍案而起，于6月7日清晨，再令梁兴初：原地不动，如探明敌方确是孤军深入，伺机将其歼灭。

　　梁兴初立即带人侦察，刚出发不久，正遇到从长春东北局机关里撤过来的陈光。陈光原是梁兴初在山东时的老上级，两人重逢，互问寒暖。真是不问不知道，陈光也是为了这263团而来的。

　　此前，陈光已令东满的周保中做了进一步的探明核实，这支国民党队伍的确是孤军深入。

　　“那还等什么？总司令已经指示，如探明敌方确是孤军深入，则伺机将其歼灭。”梁陈二人一拍即合，于7日黄昏向拉法发起进攻，4个小时即消灭守敌。9日凌晨，民主联军乘胜进攻新站，至10日拂晓大获全胜。

　　拉法、新站两次战斗中，民主联军共毙伤敌军1,000人，俘获263团团长韦耀东等900人，缴获火炮10门，轻重机枪70余挺，枪支1,200余。

(7)

虽然此战令林彪小小地解了一次气，但仍然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当他带着前指机关走到五常时，离哈尔滨只有100公里了，林彪拒绝再往前走。

　　林彪病倒了！

　　林彪要在五常养病。已迁到哈尔滨的东北局机关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派人迎接林彪前往。可林彪自称重病在身，不愿前往。

　　过了许久，大家才明白，林彪不是有病在身，而是有病在心。

　　毛泽东为保证与国民党和谈成功，一再令林彪守住四平、公主岭和长春，林彪却无力回天，一路北撤，败走千里，部队伤损15,000余人。不仅民主联军元气大伤，而且共产党在和谈中已失去了实力支撑。林彪自觉无颜见到别人的鄙视脸色，而且中央究竟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自己，也尚且不知。所以，林彪宁愿自己先留在五常。

　　实际上，林彪实在是过于低估毛泽东的魄力和眼光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蒋介石不想真正和谈的实质了，只是想通过征战催醒蒋介石共创和平，但自四平失守后，蒋介石马上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气焰，毛泽东已彻底对和平不抱希望了。

　　5月30日，蒋介石在巡视长春的当晚，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共同评估共产党的实力，众将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还是本溪的战役中，共军战术与当年江西时代一样，没有多大增进。

　　蒋介石由此推论：“林彪部乃江西残匪骨干，战力最强，经此次四平会战已十损七八，其他匪部实力远逊于彼，可见不难解决。由此可断定共党并无多大实力。”

　　会后，蒋介石转告马歇尔：“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

　　蒋介石“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已定。

　　6月6日，蒋介石借发表东北休战协议之机，公然调运两个军，准备送入东北，一举消灭林彪余部。

　　闻知此情，毛泽东拍案而起：“岂容蒋介石如此猖狂？令山东陈毅部狠狠咬住国民党，使其无力北上！”

　　6月7日，陈毅率山东主力向国民党发起大规模攻势，连克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歼敌3万。蒋介石惊恐万状，慌忙将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投入关内战场。

　　“现在的蒋介石是连和平的面具都不想戴了！”毛泽东说，他再也不想看蒋介石演任何和平戏了。“虽然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在实力装备上，与国民党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和平已经无望。我们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靠自己的奋斗去换取真正的和平。”

　　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得到这个消息，林彪的气色终于好转了，跟着亲自来到五常接请的高岗和谭政回到了哈尔滨。

　　6月17日，蒋介石在国共和谈中提出新的条件：“中共必须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周恩来当即愤怒地回答：“国方提出的条件如此苛刻，我方无考虑的可能！”

　　国共谈判彻底破裂。

　　6月26日，蒋介石向中原地区发起主动进攻，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和平的火光闪烁了几下，最终归于黑暗。任何想通过谈判重觅和平的愿望皆成泡影，只有枪和血才是换取和平的唯一出路！

第五章 花开两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1)

“千里驹”伏尸新开岭

　　1946年6月22日，蒋介石在中原地区发起了全面内战。一时之间，关内大地狼烟四起，烽火连天。

　　蒋介石直到战事再起才发现自己实在是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投入的兵力如同倒在沙地上的水，转眼就渗得不见踪影。东北地区已经无暇多顾，只得将那里的停战日期一延再延。这一延便是4个多月。

　　时间就是黄金。四平一战大伤元气的林彪更是这样认为。

　　夏日来临了，松花江中浪涛奔腾，太阳岛上鲜花盛开。

　　7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都出席了会议。7月7日，大会正式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即著名的《七七决议》。毛泽东对这项决议亲自进行了细致地修订。

　　《决议》确认东北当前的形势特点是敌强我弱，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要克服各种混乱思想，不可再寄希望于和平，走出城市、脱下皮鞋，到农村去广泛发动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明亮的阳光穿透云层，松花江北岸一片灿烂。

　　东北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新式整军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各部队中纷纷统一思想，精简成员；各级干部深入农民内部，大力进行土地改革。为清除国民党的暗藏势力，各地区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幅度的剿匪斗争，他们纵横林海，踏破雪原，先后扳倒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荣久等百姓恨之入骨的“四大旗杆”，其他大小土匪也随之纷纷覆灭。在剿匪战斗中，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威镇四方，被誉为剿匪专家；牡丹江军区侦察员杨子荣名留青史，被授予“特种侦察英雄”称号。

　　东北民主联军威名远扬，当地百姓弹冠相庆。林彪看着这支队伍生机重现、日益强大，虽口中不语，却是心内暗喜。

　　“林彪在江北搞得红红火火，我们的潜伏人员纷纷被捉！”杜聿明在沈阳大为恼火。他本以为林彪渡江之后将一蹶不振，未想到却是事与愿违。

　　几个月来，杜聿明一面休养恢复、招降抓丁，将国民党军总人数扩充到40多万，一面兵发西南，令第13军和第93军等进攻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部，先后于1946年8月29日占领热河首府承德，10月4日攻占赤峰。得知林彪在江北羽翼日丰，急令新1军和新6军开向四平、长春以北，同时将第60军由抚顺调往吉林，第53军由热河调往沈阳，在松花江南岸广征船只，修整桥梁，准备一举北上，攻打哈尔滨。

　　“发电传令南满三纵，主动打击杜聿明！”林彪得到情报后，静静地说。

　　1946年10月初，三纵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和参谋长谢方等人围坐在一间小小的指挥所里，几经讨论，将进攻地点圈定在西丰县城。

　　西丰地处四平东南，开原以东，梅河口以西，正在交通要道之上。当时城内驻有新6军的一个扩编团，大约1,300人。

　　10月2日，三纵一部人马冒着沥沥秋雨，潜至西丰城下。3日清晨发起进攻，战至4日上午8时，占领全城，共歼城中守敌及外部援敌3,000余人。

　　三纵如此背后一刀，正刺到了杜聿明的痛处。得知西丰失守，他二目圆睁、怒气冲天，调动新6军14师、22师,新1军新30师,52军195师,60军的182师马上南下，一路占领了山城镇、草市、英额边门、清原等地，却连三纵的影子也没见到。

　　正在迷惑之际，三纵突然出现在沈吉铁路以南，对一路奔波的敌军节节抗击。

　　三纵的活动完全扰乱了杜聿明的北上计划。他站在地图前狠狠地思索着对策。“南满之敌不除，北满进攻难以遂行！”杜聿明说道：“暂时放弃进攻哈尔滨，先南后北、南攻北守，必须彻底消灭南满之敌。”

　　1946年10月19日，杜聿明仅留新1军及60军的两个师守在松花江畔，召集其余所有可调动的兵力共计8个整师，十万之众，以铁路线为依托，由西至东，向安东、通化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正面进攻。

　　东北战事又起。林彪如同蜇居已久的老猫终于见到了老鼠的踪迹。他将哈尔滨的日常工作交给高岗，自己连夜南下，把指挥所迁到哈尔滨以南50公里处的双城。

　　次日，林彪致电辽东军区的肖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城市可以放弃，重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肖华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安东，转往东部山区，将四纵部署在南线，即沈阳至安东的公路和铁路沿线，三纵则进入北线，活动于新宾、通化之间。伺机歼敌。

　　部署刚刚完毕，国民党52军的195师孤军东进，掠过新宾。三纵司令员程世才抓住良机先期击溃该师一个团，随后联合胡奇才的四纵布下“口袋”，张网待鱼，准备将195师一举歼灭。

　　然而，195师的嗅觉似乎忽然灵敏了起来，小心谨慎，畏缩不前，直到其后援部队91师赶到，才缓缓推进。此时，刚刚占领了桓仁的暂编第2师也跟了上来。三纵已无力抗击敌军3个师，程世才叹了一口气，下令放弃进攻，各部后撤。

　　此后，三纵与各路进攻的国民党军多次交火，且打且退，于年底退到通化北部的临江地区七道江一带。四纵也分兵两处，副司令员韩先楚带领10师继续活动在新宾，司令员胡奇才则带领12师向11师的活动地区赛马集一带撤去。

(2)

胡奇才刚刚越过摩天岭，却遇到正从赛马集退出来的11师。

　　“出什么事了？”胡奇才大吃一惊。

　　“国民党52军的25师在师长李正谊的带领下闯入赛马集！”11师报告。

　　这52军的25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曾远征缅甸，因善于远征作战而号称“千里驹”。该师师长李正谊建功心切，孤军直下，于10月21日黄昏攻下赛马集，随后留下两个营的兵力，稍事休整，10月24日继续南进，奔袭凤城。

　　“夺回失地！”胡奇才一声令下，11师和12师合兵共进，于25日拂晓重占赛马集。

　　52军军长赵公武见事不妙，急令奔向凤城的李正谊回师救援。李正谊怀疑赛马集一带是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遂沿途召集各团向师部聚拢，以整师兵力北上。

　　胡奇才见李正谊全师回援，忙撤往新开岭，并急令韩先楚率10师立即从新宾地区返回。

　　李正谊重占赛马集，洋洋得意，立即回报军长赵公武：“这里不过是共军的11师而已，现已查明他们的去向，现在我不如全歼该师，以永绝后患。”

　　10月30日，得意忘形的李正谊分兵两路，贸然向宽甸地区进犯。胡奇才将计就计，节节抗击，引诱李正谊进入了新开岭东部的险峻山区。

　　新开岭地处宽甸以西约35公里，西起新开岭，东至■阳边门，有一条将近15公里的狭长谷地。该谷地北面有746高地（又称“老爷岭”），南面有404高地，两峰对峙，高耸入云，山势险峻。谷地中间正是赛马集至宽甸的公路。

　　10月30日上午，四纵11师顺利将李正谊牵入谷地，并死死锁住新开岭。而12师此时正埋伏在谷地两侧，韩先楚带领的10师冒着初冬的雨雪，忍饥耐渴，爬山越岭，连日疾行，当夜也已赶到新开岭东北部，埋伏完毕。

　　四纵的全部力量齐聚新开岭，只待一声令下，即可共啃李正谊这块硬骨头。

　　31日清晨，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为新开岭诸峰镶上一道金边。三枚红色信号弹忽然升入半空。谷地里顿时枪声大作，四纵对李正谊的25师发起了总攻。

　　李正谊此时方感不妙，意欲掉头，不想四纵早已将其四面包围。25师现在已别无出路，“千里驹”在谷地中央辗转四顾，只能凭借优势装备，苦求突破。

　　“千里驹”的炮火威力的确有着明显的优势。绝望的李正谊声嘶力竭地怒吼督战，老爷岭和404高地这两个战略制高点很快就落入了国民党军的手中。激烈而残酷的山地争夺战由此展开了。

　　10师以一个团的兵力猛攻404高地，其他部队则强力逼近老爷岭，李正谊无法兼顾两地，遂将404高地置于防御地位，将主要进攻地点转到老爷岭一带。

　　负责主攻的10师28团对老爷岭屡次冲锋，怎奈老爷岭地势险要，只能从北面进攻。李正谊则依靠以前日军在这里构筑的永久性大地堡，顽强死守。28团连续组织9次进攻，伤亡惨重，却未奏效。

　　如此僵持，民主联军的损伤正在逐步加大。此时，国民党的三路大军也正在齐头并进地杀过来。南路以新6军14师为主力，业已攻占庄河与大孤山，封闭了民主联军与大连同山东的海上联系；北路以新1军30师为主力，与52军195师、60军182师分路逼近通化城下，切断了辽东军区部队与东满和北满的联系；中路的52军第2师也已经在赵公武的直接指挥下从安东北攻宽甸，兵临城下，正在向新开岭靠近。而紧急赶来增援25师的新6军22师竟已赶到双岭子地区，距离新开岭只有一天多的路程！

　　现在，新开岭之战因老爷岭久攻不下，民主联军已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军中思想出现动摇。

　　11月1日深夜，四纵政委彭嘉庆紧急召开党委常委会议。

　　会议一开始，韩先楚副司令员即起身说道：“我们目前是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难处，而忽略敌人的难处。从两天多的战斗来看，我们虽然伤亡很大，但敌人比我们伤亡更大，我们有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只要我们振奋士气，调整部署，组织好炮火，咬牙坚持到最后，老爷岭一定能攻下。在此之时，我们绝不可动摇决心，功亏一篑。我主张：坚决打！”

　　胡奇才见韩先楚跟自己观点一致，也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已经是骑在老虎背上了。正所谓‘骑虎难下’，撤出战斗太危险，势必会造成今后的被动局面。既然难下，我看那咱们就不下了。现在我们的关键在于必须拿下老爷岭。”

　　“好！”参谋长李福泽应声道，“大家意见一致了就好，我建议把所有的炮兵连夜集中起来，准备明天拂晓猛攻老爷岭。”

　　彭嘉庆听后，兴奋地说道：“这一仗必须打，而且要必须打胜。只有胜利，才能挫败敌人的锐气，打乱它的进攻计划。现在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打。”

　　谈到打法，似乎各师师长要更活跃一些。几经商讨，最后大家都觉得10师师长杜光华提出的“腹内开花”的打法比较好。

　　杜光华建议：四纵应该集中主力，直插敌人集中点黄家堡子，这样就不必与敌人在山头上纠缠了，可以速战速决。

　　见大家一致赞同，韩先楚没有说话。他沉思了一会，然后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两个小情况，请大家考虑一下。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老爷岭后山，所以我观察到，今天白天的时候，敌人在老爷岭后山还只有约1个营的兵力，而天黑后，那里却已增添了不少人，经判断，这是敌人的总预备队。由此可见，敌人是要全力防守的。另外一个情况，在黄家堡子周围，敌人一直在层层构筑工事，显然，敌人对我们的腹内开花是存有戒备的。”

(3)

韩先楚提出了这两个“小情况”，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辩。逐渐地，众人感到了“腹内开花”确实危险性太大。

　　韩先楚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据我看，地形不好，敌人的工事和火力很强，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我们的炮火零打碎敲，部队随到随上，这种战术不利于进攻。”

　　“必须把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以所有的榴弹炮和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人预备队；以所有的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的敌人，掩护强大的突击队，强攻老爷岭。这样，老爷岭势在必夺。”韩先楚坚定地说道。

　　“就这样决定吧。”胡奇才做了总结，“回去大家统一思想，做好准备，天一亮就强攻老爷岭。”

　　会后，胡奇才和彭嘉庆亲自去了10师阵地，现场协调战斗安排。韩先楚则负责集中起所有的炮火，他亲自指挥将这些大炮转移到最佳位置，并调配了各炮组的炮弹供应。

　　11月2日凌晨7时整，老爷岭进攻战重新开始，一时间群炮齐射，雷鸣电闪，敌军碉堡相继被炸塌。

　　10师28团见此情景，军心振奋，一阵呐喊，勇猛直冲，冒着敌军炮火，前仆后继。于上午8时30分，终于拿下了这个制高点。

　　李正谊见失了老爷岭，心中不甘，又集中全师的残余部队2,000余人发起反攻，他们摆开阵势，端起刺刀，沿着南坡蜂拥而上。

　　韩先楚见此情景，急令炮团集中全部大炮向敌群猛烈轰击。400余发炮弹如冰雹一般从天而降，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死伤遍地，溃败而去。

　　“所有炮群转移目标，轰击李正谊的指挥部。”韩先楚临阵高喊。又是一阵炮火，25师的指挥部被炸成一片平地。惊散的敌军四处乱窜，一会冲上404高地，一会又冲向山谷出口，但无一不被四纵火力压了回来。

　　此时，胡奇才一声令下，民主联军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地冲了下来，李正谊部无处可逃，被困在黄家堡子附近的河滩上，纷纷投降。

　　11月2日上午10时，新开岭战斗全部结束。李正谊，这个“千里驹”师的师长自己剃光了头，化装成伙夫，企图寻机逃跑，最后却无法逃脱，带着腿伤走进了俘虏营。

　　此一战，民主联军四纵共毙伤敌军1,190余人，俘虏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黄建墉及以下共8,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10余门、轻重机枪225挺、各种枪支4,670支。

　　四纵以8个团的兵力，全歼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整师！

　　专程前来增援的新6军22师在走到距新开岭只有15公里的地方时，得知25师已被全部歼灭，吓得原地徘徊三日，未敢前进半步。

　　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惊诧良久。几天后，他在对新1军新38师校以上军官训话时说：“今天我们应切戒骄傲，对共军战斗力万不可存轻视心理。这次25师疏忽冒进，以致被全部消灭。25师这样好的部队，如此下场真令人痛心至极。如果大家今后都像25师，就会亡党亡国！”

　　说到这，杜聿明那只一直挥舞着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了几下。

　　看杜聿明还怎么先南后北

　　杜聿明是不甘认输的。“千里驹”的被歼气得他七窍生烟，但同时也加强了他要“先南后北”的决心。

　　“南满共军必须全部根除！”1946年11月，杜聿明下令出动所有兵力，荡平南满。

　　国民党军皆以李正谊为鉴，步步为营，稳健推进。民主联军在南满的根据地迅速缩小。到12月，仅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和两道大山沟。这一带地势狭长，人口稀少，相当贫穷。

　　四纵在胡奇才的带领下，冒着酷寒，长途跋涉，于12月初赶到了临江地区的七道江，与程世才三纵会师。三四万的部队和机关干部同聚在如此狭窄的地区，吃住困难，行动不便。再加上正值寒冬，天气恶劣，三、四纵缺乏后方物资接济，生活十分困苦。

　　“三、四纵的困境必须尽快解决。”林彪在双城急得四下走动，“我看可以考虑让他们渡江北上。”

　　想到此，林彪初步地算了算，“我们现在已经有12万人的兵力。北满地区可以仿效南满编成三个纵队。这样一来，第一纵队由万毅任司令员，辖1、2、3师；第二纵队由刘震任司令员，辖4、5、6师；另外先加一个第六纵队，由陈光任司令员，辖16、17、18师；南满保持原有编制，第三纵队由程世才任司令，辖7、8、9师；第四纵队由胡奇才任司令，辖10、11、12师。此外，北满的359旅可设为独立旅，南满原有的辽南独立师和南满独立第2师、第3师也可继续保留。”

　　林彪叫来身边的参谋：“公布新的编制调整，另外召集会议，讨论一下，准备让三、四纵渡江北上。”

　　东北局领导干部会议在林彪的主持下召开了。与会人员大多不同意南满部队北上。正在主持北满土改的陈云主动请求去南满开展工作，而在大连搞军工生产恰巧来东北局汇报工作的肖劲光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林彪略作思考，即在会上拍板，同意二人的要求。

　　1946年10月27日，东北大地白雪皑皑，寒风刺骨。陈云、肖劲光肩负重任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去了临江。

(4)

二人一路上虽然没遇到国民党军，却险些在火车站送了命。当他们的火车开到宁安县境内斗沟子车站时，正值深夜，车刚停稳，一辆货车在前方爬坡时因燃料缺乏，动力不足，忽然从坡上滑了下来，径直向陈云乘坐的火车冲来。眼看就要与陈云的列车相撞，一位扳道工在关键时刻奋力扳开道岔，货车翻倒一边，铁轨也因此损坏。陈云和肖劲光只能等待铁路修好再前进。当他们从平壤绕了一大圈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已经是11月27日了。

　　此时的临江似乎比北满更为寒冷，怒吼的北风夹着雪屑恣意地扑打着门窗。茫茫的山沟里，只听风啸，不闻人语。陈云、肖劲光的到来好像更给这里添加了一层寒意。

　　南满的部队领导已得到风声，正在准备放弃南满，渡江北上。当陈云宣布要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坚守不动时，临江地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一些部队领导强烈要求离开。陈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即以不欢而散告终。

　　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陈云、肖劲光分头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12月11日，肖劲光召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提出新的军事行动方针：“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肖劲光说：“从目前来看，南满的严重情况已经到来，而且可能发展。但这绝不能改变我们坚守南满的决心。”

　　不想，肖劲光慷慨激昂的讲话立即引起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临江地区地形狭窄，大部队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不足，撤过松花江，则可保存力量，日后反攻。”这是主流意见。

　　正在临江活动的陈云听知此事，于12月13日晚顶着风雪来到七道江，同大家谈了一夜。第二天的会议上，陈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南满的形势确实很严重。但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躲避起来和空喊“坚持”都是不对的，而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开展斗争。为什么要坚持南满斗争？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条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捉住了牛尾巴，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捉牛尾巴是关键。

　　陈云讲话利落干脆，掷地有声。一番话后，肖华立即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在他的带动下，大多领导也纷纷同意，会议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陈云趁热打铁，马上进行了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的研究。会议决定以“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根据地”为战略指导思想，在任务分配上，由四纵挺进敌后，牵制敌人，破坏交通线；三纵则负责巩固现有根据地，集中兵力顶住敌人进攻。

　　这样，南满终于坚持下来了。陈云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员。萧条的临江地区重新泛起生机。根据地的建设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陈云笑了，杜聿明却火了。

　　杜聿明高嚷着要把南满的民主联军“赶到长白山上啃树皮，挤下鸭绿江里喝凉水”，眼见得他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不想一个月未到，他们居然在临江再次干得热火朝天起来，遂下令各路大军：整兵出发，直捣临江！

　　12月27日，郑洞国亲自出马，统率新6军、第60军、第52军、第71军的91师，烟尘四起，直扑临江。

　　“杜聿明又红眼了，”肖劲光道，“电令胡奇才，带着四纵在背后狠狠地打他几拳。”

　　此时的四纵正活动在新宾一带，接到电令后，全面出击，开进新开岭，进攻本溪县，四处打击国民党军的后方守敌，并在本溪以东开辟了一片纵横70多公里的山区根据地。

　　杜聿明一日连接多次告急电，不得不将进攻临江的部分兵力回调，郑洞国军心动摇。

　　“机会来了！”守在临江的程世才率领三纵越过红土崖，逼向通化，从1947年1月3日起，主动向进至六道江的敌195师发起攻击。战至13日，195师逃回通化方向。

　　此时，临江周围的国民党部队仍然蠢蠢欲动的只剩辑安城中的52军2师，见195师撤退，2师决定单独推进，并于1月16日攻入临江地区。

　　不想，深入敌后的四纵正等着它出动呢。2师刚出辑安，胡奇才便乘虚而至，吓得2师立即退出临江，缩回老巢。临江的三纵则紧跟其后，一路追击。

　　敌2师再也不敢出来了，临江解除了被围之险。这就是历时一个多月的一保临江战役。

　　得知南满部队已经开始战斗，林彪就开始计划着如何在北边展开战斗，杜聿明不是想“南攻北守”吗，那么民主联军就来个“南打北拉”。

　　1947年1月5日，就在郑洞国率兵进攻临江之时，林彪看到南满的国民党部队已经都被三纵和四纵牵制住了，马上致电万毅、李天佑、梁兴初、刘震、吴法宪、陈光、杨国夫等人：带领部队，跨过松花江，进攻其塔木。

　　哈尔滨的积雪已经没膝，松花江的坚冰几近三尺。

　　一纵部队一马当先，踏过冰河，兵分三路。1师在其塔木西南的张麻子沟一带负责阻击来自九台方向的敌军援兵，2师在其塔木以南的张家屯一带阻击来自乌拉街方向的敌军援兵，3师主攻其塔木。

(5)

1月6日中午，其塔木突然被来自松花江北岸的东北民主联军团团围住。

　　其塔木，虽然只是位于德惠东南的一个小镇，却是国民党王牌新1军据守吉林、长春的重要外围据点。新1军38师在这里留守了一个营及后勤部队约700人。他们在镇子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街心大碉堡是守军指挥中心，镇子外围设置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地堡，这些地堡环绕着小镇，首尾相接，各地堡之间有堑壕相连，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防御体系。由于当时正值隆冬，积雪把所有的明堡暗堡全都覆盖了起来，与大地连为一体，难以分辨。

　　1月6日17时，一纵3师率先向其塔木展开攻击。但拿下这座覆盖着厚厚冰雪的白色小镇却远不是他们想像得那样容易，等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后，他们才发现，镇子里处处是暗堡，并且防守着的都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国民党老兵。

　　枪声连连，硝烟弥漫。打到1月8日，国民党守敌突然一片混乱。九台和德惠等方向赶来的援兵都已陷入民主联军的包围，其塔木已经孤立无援。几阵乱枪之后，国民党兵分散溃逃了。

　　3师在整整三天的浴血奋战中，以伤亡603人的惨重代价，共毙伤敌人550余，最终夺得了其塔木。而其塔木的攻取恰恰是由于九台和德惠方向的胜利。

　　九台方向的战斗集中在一个叫张麻子沟的地方。一纵的1师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1月6日，1师得到情报，新1军38师的113团及九台保安团的两个中队即将开出九台，增援其塔木。他们迅速在张麻子沟布下口袋，守株待兔。

　　时间在等待中缓缓地流动。1月7日中午，113团援兵终于乘坐着卡车若无其事地进入了包围圈。

　　几声清脆的枪响，伏击战展开了。1师各部生龙活虎，疏散队形迅速冲向敌军。113团在前面开路的两个连国民党兵还没有下车就当了俘虏。后面敌人见势不好，纷纷夺路溃逃，想找附近的房屋掩护。1师战士根本不给他们机会，一路冲锋，连续攻占十余所房屋。113团团长在勤务兵掩护下企图逃走，被1师战士当场击毙。见到团长被打死，国民党军立刻乱成一堆，队形完全打乱了，1师战士乘胜追击。仅用3个小时，战斗圆满结束。1师共毙伤敌军240人，俘获868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13门、机枪64挺、汽车12辆及大批弹药。

　　张麻子沟凯旋之时，陈光、杨国夫率领六纵正苦战在焦家岭。

　　六纵是在一纵出发后才启程的，其主要任务是策应进攻其塔木的一纵。6日中午，当陈光等人朝焦家岭行进时，忽听到前方枪声不断。正在猜测，一纵的侦察员跑了过来：一纵在焦家岭与敌军交火，那里共有新1军的两个连和一个保安队，约七八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