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弹指一挥间原句子:“民国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民国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于右任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创建者之一，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3年，但他对后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标准草书的推广及其高超的书法艺术。而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更让人扼腕长叹，40年后还被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

　　涉足政坛

　　于右任，1879年出生，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清光绪年间举人。1903年因出版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朝政遭到通缉，逃往上海，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

　　1905年，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教学，遭震旦学子反对，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于右任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作为校名。马相伯采纳了他的建议，创建复旦公学(注：现复旦大学前身)。

　　在协助马相伯办学期间，于右任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种报纸。

　　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不幸遭遇火灾，化为一片灰烬。1909年5月15日，他创立《民呼日报》，自任社长，在创刊启示中，于右任称：“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仅3个月时间，发行量即居上海群报之首。

此后，于右任因在《民呼日报》上揭露陕甘总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遭到打击报复，被关押月余。《民呼日报》也被迫“自行停刊”，只存在了92天。

　　两个月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于右任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可是，该报因报道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并称伊藤博文“死有余辜”而被逼停刊，前后存世仅48天。

　　天无绝人之路。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支持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创办《民立报》。该报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为主笔，于右任亲撰“发刊词”，提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

　　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鹤立鸡群。于右任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归国抵沪后首位拜访的客人就是于右任，他还送给于右任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于右任陪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并出任交通部次长，由报人涉足政坛。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1931年2月2日始，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直至去世。

被挟持去台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继续留任。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强迫于右任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他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前几日去了成都。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飞返台湾。这一走，他就再没有机会回大陆。在台湾继续做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

　　这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长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俞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俞鸿钧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的总裁公馆，公馆里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基本没有业务，还雇用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后，向俞提出质问，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

　　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介石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蒋厉声斥责：“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寄情于书法、诗词。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

“民国草圣”

　　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二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一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先生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说笑归说笑，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如今拍卖市场最高售价达200多万元一幅。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还要靠厨师张罗。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据《文史参考》 周涵/文)

【附录】于右任临终手势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11月10日晚，于右任去世。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注：“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于右任的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据《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