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刘少奇怎样取代洛甫的政治地位

[导读]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治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3，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5。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6。

尽管毛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7。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巳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8。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巳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9，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