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仙诗圣诗鬼是谁:舒伯良：敢向苍天问不公

　　2012年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2013年又是仲公100年诞辰。——这两个日子正赶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和开局之年。我们缅怀、景仰仲公的伟大人格和普世理念，对于开拓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开国元勋

　　在“东方红”歌声里长大的年轻一代，许多人不知道中国除了“出了一个毛泽东”，还“出”过多少伟大人物；不读党史的人则可能连“习仲勋”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习仲勋是中共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卓越的領导人之一。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在一些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到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是“主席习仲勋”；在瓦窑堡与习仲勋见面时，毛泽东惊讶地喊出四个字：“这么年轻！”——这时习仲勋才22岁。

　　当年的习仲勋不是因为家境贫穷逼上梁山才参加革命的，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有志于“改变中国”的热血青年，并以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很快成为中国的职业政治家。1926年——他13岁读高小时就入团，两年后（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1月（17岁）就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3月（19岁）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之后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20岁）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当年站在毛泽东面前这个才22岁的陕北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以他数不胜数的战斗经历和卓越的領导才能，屡屡被毛泽东称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称贊他有“比诸葛亮还厉害”的政治智慧和“炉火纯青”的領导艺术。——他就是未来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未来的共和国副总理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人们都能唱耳熟能详的《春天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故事”里的“故事”。——早在1978年冬，习仲勋到广东主持工作的第一年，面对计划经济走到死胡同的僵局，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在中央全会上和省委一班人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予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和“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等要求；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又借着“亚洲四小龙”的话题向中央进谏：假如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广东就是“一大龙”。……

　　他说“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他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是习仲勋率先提出：想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希望中央允许他们这样做。——十多年之后，小平同志肯定了广东的经验，从此《春天的故事》唱响大江南北。

　　两度蒙冤

　　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的肃反事件，200多人被错杀，习仲勋、刘志丹等领导人也险遭杀害。当时粛反主持者使用诱捕手段，先让各地領导人通知部下前来“开会”——然后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逮捕杀害。当年22岁、时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的习仲勋也通知了大批同志前往。当他发觉自已身处险境时，原本有机会离开，也曾有战友劝他暂时离开躲此劫难，但他拒绝了，还明白表示愿意为此赴死。——理由是他要为以自已名义通知来“开会”因而遭到逮捕的同志证明清白，“我是领导人，他们是以我的名义通知来的，我走了，谁来为他们证明清白？”结果当然不出所料……正当肃反主持者挖好土坑准备活埋习仲勋等一批受冤的同志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及时制止了错误的肃反，习仲勋与刘志丹等100多位同志因而得救。

　　习仲勋第二次蒙冤，发生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祸从天降，突然被卷入“李建彤小说《刘志丹》”文字狱冤案。——纪实小说主人公“刘志丹”与习仲勋是战友，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領导人。小说描写革命初创时期領导人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被诬为“突出个人摆功劳”、“向党进攻，为高岗翻案”等等。当时毛泽东接受康生的挑唆，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并罗织了一个叫“习仲勋反党集团”的莫须有罪名。从此习仲勋失去职务、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单独关押，时间长达16年之久。——其中1965年，他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改造；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冬，他被红卫兵抓到西安等地和老家陕西富平批斗；1968年1月3日，他在北京被单独囚禁；至1975年春，他再次被流放到洛阳，直至平反。

　　十六年生不如死的冤狱生活，是习仲勋对中共权威体制的切身体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苦难经历，使他从一个开国元勋变成中国现代访民的先驱。

　　普世仲公

　　刚正不阿、不惜舍生取义、尊重人权和坚持法理——这是习仲勋伟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主要担负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的习仲勋，对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任意侵犯人权以及随便侵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极左偏向，就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发年。在土改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通行的潜规则是“对有钱人的斗争要狠，手段越狠越残忍就表示自已越革命”，一部分人的所谓“进步”、职务升迁就是以践踏另一部分人的人权为代价的。所以，对这种群众运动“提意见，泼冷水”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只有习仲勋不在乎这些。

　　——在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习仲勋直言陕甘宁边区土改的极左倾向；此后，他又在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上书毛泽东，再提反“左”，从而加深了毛泽东对基层土改发生严重左倾错误的认识。为此毛泽东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指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78年，习仲勋平反复出到广东主持工作，首先主持了对“彭湃”冤案、以及“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所谓“地方主义”冤案的平反。在平反“李一哲”政治冤案的过程中，出现了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对此习仲勋不是高高在上使用粗暴的镇压手段，而是以尊重民主权利和共同的法理原则为前提，通过亲自找当事人谈话沟通、倾听意见，从而与对方达成了共识，避免了社会动荡的发生。

　　1978至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群众“逃港风潮”，全省偷渡外逃多达12万人。在风潮初期，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偸渡人数最多的宝安县考察，他不是先听汇报，而是让当地干部陪着一起了解实情，分析群众外逃原因。在中英街，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他指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还对偷渡外逃事件的性质明确地定为“经济原因、生活动机”，并表态“责任由省委来负”。1979年下半年，深圳等地截获外逃偸渡者多达十万人，收容所人满为患。由于对偸渡人员仍存在政治歧视，收容遣送过程一般都采用手铐或綑绑等虐待手段。习仲勋知道后，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严肃批评说“：不能把他们（外逃群众）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

　　……1987年新年刚过，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对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拍桌子，厉声提出质问。……

　　……1990年，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非凡人格再次闪光，他在会上指名道姓，“敢向苍天问不公”……从此以后，习仲勋退出领导岗位，到深圳休养。

　　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仲公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