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天博最新招聘信息:五十年代创业史：从单干户到人民公社

2010-07-30  摘编
核心提示：但是单干的暗流仍在潜行。柳青培养的先进干部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枝，父亲董吉明心疼自家下苦添置的大黑马。入社之后，晚上偷偷跑到饲养棚去给黑马倒料吃，后来索性将马牵到王曲乡上卖，在集市上被当场抓住。柳青命令老汉将黑马自行牵回皇甫牲口棚。“董吉明成了梁生宝的父亲梁老大的原型。”长安区作协成员肖建安介绍事情的结局。
半年后初级社转高级社，对单干户的处理不再这样具有艺术性。
1955年中，胜利社里姓宋和姓肖的两个农民，眼见5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高级社，自家的牲口家当离自己越来越远，联络一些人拉牛退社。“柳青下令说逮就逮，一绳子捆了几个送到县上。”虽然1953年辞去了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位的柳青仍有让李关信生畏的手腕。肖姓农民被关了一年，他们是《创业史》中姚世杰一类人身后的深重阴影。

1984年春节前夕，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左）欢迎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访问
皇甫村的电线和电杆是柳青用《创业史》的稿费拉的。王曲乡的医院和连接镐河两岸的南大桥建设资金，也来自于柳青的稿费。
作家柳青的墓园在长安县神禾塬高处，坟头鬼箭子和曼荼罗密合。他的一半骨灰留在北京八宝山，另一半却执意回到这里，守望着由塬下皇甫老村去塬上新村的道路。
上小学的孩子们走在这条路上，一个孩子知道墓园的主人“柳青”，说“是个书家”。
56年前，“书家”柳青从陕北来到这里，目标是体验生活，写作一部后来定名为《创业史》的小说。他挂职县委副书记，公开的政治使命是负责7个村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建，手中有步枪。他和“梁生宝”们两腿粘泥一起侍弄蛤蟆滩的高产田，也会沉下脸把破坏分子扭送法办。“我有点怕他。”曾在柳青指导下工作的原胜利社社长李关信回忆。
入社还是不入社
77岁的李关信，清晰地记得那声尖锐的枪响。
“砰地一声，青烟一冒，柳青一声惨叫，王家斌他们都惊呆了。”李关信回忆说。当时是1954年早春，《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胜利社正副社长王家斌和董炳汉在饲养室铡草，柳青肩背猎枪突然到来，厉声责问村长高孟喜为何不带头加入初级社。
董炳汉解释高孟喜家中有一头刚扎两对牙的红骡子，膘肥体壮，怕和少地没牲口的贫困户一起入社吃亏，需要等一等。柳青一听怒不可遏，将枪柄往地上狠狠一墩，说我一天也等不及！不料用力过猛，子弹从枪膛蹿出，正好射进柳青掌心。
柳青被送进医院，初级社取代互助组的进度却没有停下来。相比1953年建立全村互助组，加入合作社的步骤显然更重大，对富裕农民来说，这意味着骡马大车卖给公家却得不到现钱，和贫困户摊平了分红。
1953年皇甫村全面铺开互助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枚早扭的瓜。“穷户愿意，富户不愿意。穷户入组必须带个富户，不然就不行。”李关信说，富户加入互助组以至合作社后，生活实际上下降了。互助社里闹矛盾，出力多少，分红不均，自家的骡子舍不得别人用。柳青强力推动，用成立合作社来解决互助组的矛盾。
但是单干的暗流仍在潜行。柳青培养的先进干部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枝，父亲董吉明心疼自家下苦添置的大黑马。入社之后，晚上偷偷跑到饲养棚去给黑马倒料吃，后来索性将马牵到王曲乡上卖，在集市上被当场抓住。柳青命令老汉将黑马自行牵回皇甫牲口棚。“董吉明成了梁生宝的父亲梁老大的原型。”长安区作协成员肖建安介绍事情的结局。
半年后初级社转高级社，对单干户的处理不再这样具有艺术性。
1955年中，胜利社里姓宋和姓肖的两个农民，眼见5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高级社，自家的牲口家当离自己越来越远，联络一些人拉牛退社。“柳青下令说逮就逮，一绳子捆了几个送到县上。”虽然1953年辞去了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位的柳青仍有让李关信生畏的手腕。肖姓农民被关了一年，他们是《创业史》中姚世杰一类人身后的深重阴影。
胜利高级社成立之后，仍旧要分为10个生产队劳动，“有穷的有富的”。因此又开动马达向人民公社进化，长安县甚至提出了“全县成立一个人民公社”。此时，在中国农村整体由合作社向人民公社推进的传送带上，没有哪里的一小片泥土能够停顿。
完成了建社使命的柳青却开始淡出，专注于蛤蟆滩上的高产田实验。对于将皇甫村一手力推为胜利高级社的作家柳青来说，现实速度终究超出了他的操控。他对村民曾作出的预期是5年。
“以后晓得他是在写小说。”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村民李观洲说，柳青开始更多地呆在中宫庙的住所。
是草还是宝
1953年，吸引柳青迁到皇甫村中宫庙定居的，是梁生宝原型王家斌互助组的高产田。通过密植和远赴眉县买稻种，一亩六分田的产量达到997斤。据说，这个超出一般亩产百来斤的数字让柳青“眼睛一亮”。
重要的不在于数字，而是数字印证的互助相对于单干的优越性。高级社成立后，高产田依旧是验证合作化路线正确的硬道理。
小说中梁生宝们自发经营的高产田，现实中由柳青促动，实现了升级换代。
“他抓的一块田能高些，七八百斤的样子。”现任皇甫村村委会主任李波的父亲李观洲说。当时一般的田产量四五百斤，柳青的业绩，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化肥和进口种子的双重成果。
现实中的梁生宝们只能到眉县买稻种，而柳青帮助胜利合作社买到了日本的进口稻种。这是一种粳稻，稻秆很硬，不怕风吹，结的谷粒溜圆饱满。
但新种子靠农家肥不能满足，又黄又瘦，农民编排谚语“柳书记，真是好，外国买根草，家家户户能饿倒”。“压力之下，柳书记找到县技术干部曹大个子来看，调拨尿素上肥。”农民没用过这白色颗粒的化肥，等到稻苗起色丰收，又改谚语为“柳书记，真是好，外国买来宝，家家户户能吃饱。”
肖建安一直记得皇甫村那种源自日本的“桂花球”牌稻米，“种子好，香、圆，在周围都出名。”少年肖建安曾在1967年、1968年去皇甫村买稻米，见到过王家斌。
可是那时候尿素只能调拨得来，高产的幸运，就难以落到每块田的头上。高产田的实验存续了一年多，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很快落寞。高产田没有改变蛤蟆滩的命运，“那里的发展一直落后。”李关信说。而当时看来意义重大的高产，在今天已经平淡无奇。
今天的蛤蟆滩已经不种稻米，田里长着树木。
独坐南山下
“你一个人在这？”
“我是两个人。”
面对来访者，柳青常露出诡秘的神情，指着红布蒙住的神像底座。那底下藏着一条蛇，没人时会钻出来，有五尺来长。
在村民们看来，柳青是个怪人。“他提个枪到处打鸟，找人说话，后来书出来，知道他收集素材哩。”今天替他看守墓园的郭建军说。
曾与“梁生宝”一起多年在柳青手下干事的李关信，不敢轻易和他打交道，“叫你去，基本上是批评。”李曾经因为旧习气向社员耍威风而挨批。
皇甫村所在的王曲乡牙医张世刚，曾经为柳青的岳母和妻子镶牙。“柳青只是请我喝水，没有留下吃饭。”后来听说，柳青家的电灯曾经时好时坏，是电工嫌他不留吃饭，又总给半截烟卷让抽，故意不把线走好。
但皇甫村的电线和电杆是柳青用《创业史》的稿费拉的。王曲乡的医院和连接镐河两岸的南大桥，也来自于柳青的稿费。
今天，15孔的大桥下，镐水依旧流淌。
柳青自述，他的文学出发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希望创造出典型形象。来到皇甫之前，他没有构造出心目中的英雄典型。
皇甫村的现实生活与典型并非零距离。曾遍寻柳青轶事的长安县民间人士冯鹏程回忆，《创业史》写到姚世杰的父亲放高利贷，柳青需要了解富农放账的字据契约，但看过了一些并不满意，一定要找到极其苛刻的。乡干部孟维刚最后向柳青回忆了一张写有“米要清白细亮净，保吃保粜，黑头不要”的，柳青说还不起又如何？王家斌接口说“上房揭瓦，进槽拉马，去土刨木”，柳青高声赞叹王说得好。
“去土刨木”这样的狠话，就此写进了姚富成放账的契约，而其源头其实是正面英雄梁生宝。这是现实中的姚富杰原型、农民宋某肖某等无法想象的文学塑造。
1958年，由于不敢在公社大会上“放卫星”，王家斌的高产田红旗已经变成了黑旗。长安县提出口号“深翻一丈五，亩产一万五”，农民私下说是挖墓呢，问柳青这能高产不，“柳青这人很稳，嘿嘿笑，只说我不知道。”柳青喜欢和村民孙凤琴的公公罗思忠聊天，那一年孙凤琴看到的柳青却往往无言。
王家斌随后又在社教运动中受批斗。柳青受命参加社教，结束后尚需进行文艺整风，《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变得极其艰难。柳青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整风）时间多长，尚难预料，听口气将是尖锐的、激烈的。这样，我的小说二部更没有时日了。”
“文革”中，柳青被囚禁，妻子马葳在邻乡投井自杀。1974年夏天，柳青独处离皇甫村不远的长宁宫，听着村外“挑灯夜战”的拖拉机耕地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咄咄复咄咄，长安夜机耕。独坐南山下，不眠念故人。
4年后，柳青的骨灰回到了神禾塬，墓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员著名作家”的头衔。
“梁生宝”身后事
10多年前冯鹏程开始搜集柳青故事，他去到已逝的王家斌家，只见到了王的女婿。
王家斌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先天智力发育不足，“招了个女婿也很老实”。王家斌尚在病中时，大女儿已去世，小女儿不知下落。提到王家斌，乡民通常的说法是“人能干哩，后人不行”。
也许是后人没落，梁生宝的原型去世时，竟无一个乡亲送行，棺木由拖拉机拉到坟地。
柳青居住的中宫庙，被村民取土挖塌，只剩下残缺的土堆，荆棘遮路。
由于村后的崖塬滑坡，从60年代起，皇甫村渐渐向塬上迁徙，而今塬顶公路旁的新村已成气候。事实上这个过程是由柳青开启的，注意到塬上土地施肥不方便，柳青捐钱带头在塬顶修了牲口棚，又在塬顶打井。
村长李波介绍说，眼下塬上新村人口占到了全村一半，交通方便，而且安上了自来水，而塬下的老村在塌方之外，河水污染，只有眷恋旧地的老人还愿意留守。一旦村里的小学迁上塬，老村就会趋于废弃。
环绕老村的镐河无复梁生宝买稻种过河的泛滥气象，残余的径流闪着黑光，被垃圾缠裹。村民介绍，西安市黑河引水工程修建之后，镐河的水量从上游被截走，河道中只是王曲乡排下来的污水。
镐河的落魄，导致两岸稻田失去水源，被迫改旱或者种树。神禾塬下已经看不到一束稻穗。
对比今昔，李观兴和郭建军都觉得，今天比合作化的年代好。“敢致富了，说实话，现在村里已经没有穷人了。”
在距皇甫村20里地的长安县王莽社里，94岁的老汉益燕邦和孙子益航却很怀念当初合作社的日子。栖身于一间小杂屋的益燕邦，当年是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不仅大家一起出力干活，益还动手仿制了邻组购买的脱粒机，用水做动力，被别的社请去讲解推广。仿制脱粒机的必要性，在于使用了柳青推广的粳米稻种，“谷子难脱粒。”
那是出身贫贱的益燕邦一生最光荣的日子。后来统购统销和吃萝卜度饥荒的岁月，在他记忆中已很模糊。至于人到中年的益航，他怀念的是幼时村里团结的气氛，“顶东头一家起火，全村都去救。现在你看看？”
在合作化运动中，长安县名声最大的并非王家斌的皇甫社，而是蒲忠智领导的王莽社，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社里至今塑着毛主席的题词。柳青起初体验生活的对象是王莽社，只是不满于现成的他，选择了与皇甫村的梁生宝们一起创业。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柳青和皇甫村里的梁生宝们一起亲手创业成功了。现实中一个让人有点心酸的事实却是，对合作社的怀念存在于他未曾参与的王莽社里。